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波兰〕亚当·沙夫 -> 困惑者纪事（1995）
4．波兰“现实社会主义”安魂曲
波兰的社会主义是进口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波兰实行的社会主义是从国外进口的。在此之前，对波兰国情有充分了解的波兰共产党人早就提出过警告。但是，这种警告被只管眼前利益的苏联所不齿。这样，当这个新生儿在波兰诞生之日，死亡之神已经同它在襁褓中接吻。
我写下这些话的目的，是要说明战后在波兰实行的社会主义是在违背健康的理智和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从国外引进的。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波兰这个国家要实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既不具备客观条件，也不具备主观条件。当时，斯大林也是知道这一点的，他曾同丘吉尔开玩笑说：“要在波兰实行社会主义比给奶牛套上鞍子还要困难。”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实行社会主义，这个责任不能由波兰共产党人来承担。我要根据事实对这个论点进行阐述，因为这对波兰工人运动至关重要。
我们波兰人有一种自大狂，这是我们痛苦的历史决定的。几百年来我们受奴役和被人欺负的历史，使我们养成了自作镇静的样子来弥补民族的自尊心。这就容易导致民族的好高骛远。别人把意志强加给我们，任何一个正直的波兰人都不会服服贴贴地接受。过去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遗憾的是，我们虽然曾经为赢得独立而欢欣鼓舞，但始终摆脱不了被人当成客体来对待的境地。特别是在国际问题上，波兰始终是客体，从来就不是主体。这样的例子多得很。过去，我们的前辈曾经一再努力想把我们的国家搞得越来越好，结果总是以失败告终。二战以来的情况也是如此。我知道，把造成这种状况的责任推到斯大林和俄国身上，对于每一个正直的波兰人来说是比较容易接受的说法。但这样做并不公平，我们不能把脑袋埋到沙子中去。把波兰交到斯大林手中去的人是罗斯福和丘吉尔，是他们同斯大林一起重新划分了世界。他们不但知道而且也同意，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苏联想要怎么干就怎么干。波兰人和波兰共产党人只能在一旁观看，而且，我认为，他们甚至不能完全理解苏联所干的事。波兰人即使想干点什么事也不行，也根本不可能。波兰是政治游戏中的客体而不是主体。对此不能抱有任何幻想，否则就是掩盖事实。
波兰共产党人中那些精英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和波兰的具体条件，在当时的形势下坚决反对实行社会主义。证据就是阿尔弗莱德·兰普所谓的《政治遗嘱》。为了使读者理解《政治遗嘱》的内容，我想首先介绍一点他立下《政治遗嘱》的背景情况：
为了真实了解历史，我一直反对把国家杰出领导人重要文件掩盖起来的做法。我这里首先指的是，为了效忠苏联及其政策，把兰普的《政治遗嘱》掩盖起来。须知，这不仅抹煞了我们的历史，而且也掩盖今天的现实，而现实与历史却是不可绝对割断的。
波兰读者不会知道，1938年在波兰共产党被解散时，党的高级领导人都被斯大林消灭，有的是从西班牙前线专门调到莫斯科后消灭的。30年代被杀害的，包括居住在苏联的波兰籍共产党积极分子，总共有两万多人，他们虽然是共产党员，但因为是波兰人，所以属于“次等人”。对共产党人的屠杀是早有预谋的。因为在苏联人看来，存在一个“地下的”共产党，一旦爆发战争，维护波兰利益的爱国主义者可能同德国勾结来反对苏联。斯大林认为，波兰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对苏联十分有害，必须把他们彻底根除，斩尽杀绝。
在波兰共产党老的领导人中，由于国内萨那西政权（即毕苏茨基的镇压政策——译注）的残暴统治，有些人被投入了监狱。这些被监禁的领导人，恰恰得以幸免。在这种情况下活过来的波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唯一一位委员阿尔弗莱德·兰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无疑是波兰共产主义运动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后来的领导人，以及波兰人民共和国领导人，最多只能算三等人物这也是后来波兰党力量虚弱的原因之一。兰普于1943年因心脏病发作，在莫斯科逝世。在此之前，他已开始起草党的活动纲领。他的去世打断了这一工作。他通过秘密途径保存下来的文件就是他的《政治遗嘱》。当时知道有这个《政治遗嘱》的只有少数几个人。然而它的存在引起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部的高度重视。兰普去世后，这个《政治遗嘱》通过秘密途径传到了波兰。
当时在国内的领导人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份《政治遗嘱》，波兰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也只是听别人说过有这么一份“绝密”文件。由于它提出了“通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这一与苏联路线格格不入的激进主张，而且当时党的领导对苏联采取俯首听命的态度，这份《遗嘱》根本不可能公开发表，一直存放在党中央档案馆内，只有极少数几个人知道。直到70年代，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档案馆馆长莱昂·查因让我把手写稿打印出来——才见到了这份《遗嘱》。这份文件太重要了，我是不能把它隐瞒下来的，因为文件的内容雄辩地说明，波兰共产党的领导是反对后来波兰实行的那种政策的。
现在，我想摘录兰普《政治遗嘱》（1943年8月12日）中的片段，用来说明波兰共产党对战后波兰发展道路的主张。兰普集中分析了波兰战后的力量对比。他写道：
“另一方面，令人怀疑的是，波兰工人党在目前这种状况下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来领导波兰进行激进的变革。1938-1942年间波兰没有共产党，后来在德国同苏联开战后于1942年成立的波兰工人党作为波兰共产党的继承者，是一个完全依赖苏联的党，而波兰共产党人传统的宗派主义，缺乏伟大的抱负和杰出的活动家这一切，同乐观主义的想象相反，不能指望波兰工人党在改造波兰方面发挥重大影响和起决定性作用。”（兰普手稿第3页）
不知为什么哥穆尔卡不喜欢这一段话。须知，这段话包含了哥穆尔卡内心一直追求“通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的思想。当我问哥穆尔卡原因时，他回答说，兰普不在国内，他对国内情况不了解。然而我认为，恐怕兰普说的是对的。兰普在《政治遗嘱》中就波兰周边国家的情况说：“有人希望外部干涉波兰。一切外部干涉都会在波兰引起强烈的反对、反抗和抵制，这就迫使外部力量进一步扩大干涉。由于基础十分薄弱，用干涉的方法来解决波兰问题，无论对苏联还是对波兰本国的正常发展，都是不可取的。”（同上）
兰普在另外一段话中提出：“如果我们从红军手中接管政权，那么波兰的社会主义事业将被推迟3—4代人的时间。”
我认为，兰普的这几句话非常具有远见。
兰普在分析战后波兰的社会形势时提出：“在这种条件下，波兰可以实行下面的社会政治改造计划：4/.为波兰的发展闯出一条新的道路，既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也不同于1917年以后苏联所走的道路；5/.摒弃党的老做法，老的政治方针，老的教义和老的主张，创造波兰新的上层政治建筑；6/.实行新型的政治民主。”（手稿第6页）
在手稿第9页上，关于战后波兰重建问题，兰普提出了要走自己发展道路的主张，并以此来反对苏联道路。他说：“……b/.波兰没有面临社会革命的任务。德国人对波兰在经济方面和人口方面造成的严重破坏，不是要我们发动内战，而是要我们把一切力量团结起来重建国家。1917年俄国所走的道路不能成为1943年波兰应当走的道路。c/.波兰需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不是照抄西方，也不是照抄东方……民族复兴的首要条件是自由地确立自己的发展道路。”（手稿第10页）
他的《政治遗嘱》注明的日期是1943年8月12日。
事态的发展完全相反。特别是1948年之后，当地平线上出现了新战争的危险时，苏联根本不考虑其他任何方案，努力在自己领土的周围构筑起防护带。把所谓人民民主国家，即原来根本没有把它们叫社会主义的国家，按照苏联模式改造成为特殊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干了那些根据马克思主义和健康的理智禁止干的事，尽管表面上还是在叫喊遵循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就对新建立的制度宣判了死刑。兰普预言，这样的做法会使波兰的社会主义事业推迟3-4代人时间。他的话可以说现在已经得到了证实。在当时，我们波兰共产党人，面对丘吉尔、罗斯福拱手把波兰交给斯大林，使之变成苏联的势力范围时，我们只能在一旁眨眼睛，叹息。然而，我们完全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当时波兰选择的余地并不多，要么成为苏联的第17个加盟共和国，要么成立波兰人民共和国。虽然两种做法都有严重后果，但作为单独的一个国家，尽管主权有限，毕竟是一个单独的国家。要知道，除了民族自杀外，当时并没有别的选择。如果你对战后的安排有意见，那么请你向西方大国提出吧，他们是罪魁祸首！毕竟我们挽救了民族，挽救了波兰人！我们当时能够发挥的作用，最多只能当一条连接东西方的桥梁。假如我们不是一个单独的国家，那么连这一点作用也不可能发挥。
红衣主教与团结工会
80年代初团结工会在波兰兴起后，苏共中央政治局一再给波兰统一工人党来信，要求以雅鲁泽尔斯基为首的波兰领导人对这个工会采取果断措施。当它在80年代末成为波兰的执政势力后，很快成为一具政治僵尸，尽管这个法西斯主义的工会名称不变。然而，我想谈的是团结工会在最近10年来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
要谈团结工会的作用，首先就要涉及到教会。波兰天主教会尽管把维辛斯基红衣主教称作“千年大主教”，至今却把他非常有份量的讲话锁在抽屉里，不肯拿出来。我要把他的讲话公布出来，因为我感到他的讲话非常令人深思，看了这篇讲话，使我对他更加崇敬。
维辛斯基的《呼吁书》是怎么写的呢？
经过他亲自审定的原稿是这样的：“正像各位所知道的那样，在比得哥煦市发生的冲突正在使形势变得复杂化，而且将波及全国。我们都是波兰人，是这块土地上的公民，我们要对这块土地负责，既要集体负责，也要个人负责。我已经对将军（雅鲁泽尔斯基）说过，如果由于我们方面的某种疏忽或轻率行动而导致哪怕死一个人，我也绝对不会饶恕自己的。我是这样想的，我相信你们也是这样想的。因此，我在考虑波兰的形势时，我向自己发问：为了实现最良好的愿望和要求，难道今天情愿牺牲我们的自由，我们领土的完整，我们兄弟姐妹的生命吗？更好的办法，难道不是先取得某些可以取得的东西，其他东西慢慢再说，虽然我们不放弃这些要求，但我们知道今天要全部实现是做不到的。我们要把经济要求同政治要求区分开来。政治上的要求，要根据可能提出来，不一定就必须立即做到，而是要一步一步来实现。如果我们在人事问题上不断提出要求来，那他们怎么工作呢？什么时候他们来处理你们要求办的事情呢？总理已经要求有90天的安宁日子（指雅鲁泽尔斯基担任总理时向反对派呼吁译注）。我一下子想到，这个期限太短了。要想在90天里使波兰摆脱经济危机的局面，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应当有点现实主义态度。我知道事情没有那么简单。问题要一个一个解决，即使是家庭问题也是如此，更何况3500万人的一个国家呢……特别是关于人事问题，可以先放一放，以后再处理。你们要知道你们现在已经得到了许多了，但想要得到的东西太多，那么可能会失去得更多。我知道，团结工会运动是一个强大的运动，今天大家都承认团结工会是一个相当成熟的组织。你们已经得到了这么多东西，却连一滴血也没有流过。这在别的地方是很难找到类似情况的，你们给政府一点时间吧！你们不要发动代价高昂的总罢工！发动罢工是容易的，但要结束罢工就困难了。难道你们没有考虑到会造成什么后果吗？我们暂时还呆在家里，同家人在一起，但谁能保证这种状况能维持多久？我们有责任保护我们的家庭，保护我们的祖国，保护我们安宁的生活。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波兰是一个依附别国的国家，一个同别国结盟的国家，有条约，有协议。我们必须明白，那些人是会出来捍卫这些条约和协议的，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会牺牲我们波兰人的利益。只要能保住他们的集团利益和民族利益，波兰的利益算得了什么！亲爱的兄弟姐妹们！这个问题是不容争辩的，不容讨论的。我们要为波兰的民族命运负责。现在的形势是严峻的，危险的。所以我想，假如我们把弦绷得太紧，我们有可能对波兰造成后悔莫及的严重后果。圣父（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给我们拍来电报要求我们负责任，要有耐心。有些问题要等一等，要让他们（当局）有时间开会，讨论分阶段来实现我们的要求……我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对形势进行详细分析后，才向你们提出上述呼吁的。”
波兰实行军管（1981年12月13日）时，我恰好在维也纳，奥地利电视台请我到电视台直播间参加关于波兰形势的讨论，我冒着丢脑袋的风险，参加这次讨论。因为我深知国内情况，我说是波兰军队挽救了我们的国家，假如华沙条约缔约国派出军队对波兰进行干预，那么后果就不可想象。经过一个小时的电视讨论，大家得出的一致结论是，应当向雅鲁泽尔斯基颁发诺贝尔和平奖，而不是给瓦文萨。
就在这次讨论会上我结识了德国《世界报》驻梵蒂冈的记者汉斯亚克·斯泰勒。他推荐给我看一本罗马出版的新书，里面有波兰红衣主教“千年大主教”维辛斯基生前发表的最后一次讲话，时间是1981年3月28日，讲话经维辛斯基审定后冠以这样的标题：《呼吁团结工会的责任性和耐心》。维辛斯基在这篇讲话中以坚定的语调着重谈到了他不同意团结工会的政策，努力说服团结工会不要采取轻率的措施，否则，“我们将会对这些措施给波兰带来的后果后悔莫及”。这是一位行将死去的教会领导人具有预见性的讲话。实际上，他在1980年8月也发表过类似的讲话，可是这两次忠告都毫无效果。
团结工会把这名红衣主教吹到了天上，称他为“千年大主教”。他的威望当然是毋庸置疑的，可是把他如此重要的讲话压下来不予公布，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这是因为维辛斯基对团结工会的政策持完全反对的立场。把他的讲话隐瞒下来，这同当年波兰党对兰普《政治遗嘱》的做法是类似的，可以说，既有相同的原因，又有相同的后果。
那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团结工会说成是反革命组织，企图把他它搞掉。当然不能如此评价团结工会，因为这不是事实。但这样评价了，后来不得不付出巨大代价。现在，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出这一切，因为我当时就批评了这种观点。而我自己曾经在1980年参加了团结工会，时间为一年。我当时参加这个组织，同百万党员一样，把它看成是一个真正的工会组织。但是后来我同它脱离了关系，因为它变成了一个政治组织，对此我是不能同意的。当团结工会变成政治组织后，仍然是群众性反对扭曲社会主义的运动，它的成员有着十分复杂的成分，政治观点差别很大，但它可以完成重要的历史使命，而且具有超出波兰一国的意义。可是因为它操之过急，正象红衣主教维辛斯基批评的那样，结果失败了（指波兰当局宣布军管，取缔了团结工会译注）。我认为，团结工会遭到失败的原因是团结工会的领导过分自信。正是同样的原因，后来当它成为执政势力后，1993年的议会大选中再次遭到失败，这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次失败是最终的失败，尽管团结工会的残余仍然是一个大运动，它依然不甘心失败，但它的威信已经难以恢复到原有的水平。
波兰“现实社会主义”安魂曲
波兰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我曾经写过《波兰的教训》一书，那只是对1989年以前情况的分析。那么1989年以后发生了什么呢？
1989年的变革初期，反共人士以兴高采烈的姿态对这种变革大写而特写。后来，从当年的秋天开始，这种情绪大大降温。令人惊异的是，他们兴高采烈的情绪逐渐消失后，出现不愿写，甚至害怕写东西的现象。我们如何理解出现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呢？老实说，不是每一个参加者都能予以理解的，更不用说身处国外的旁观者了。我是《波兰的教训》一书的作者，所以我对波兰目前发生的实践具有浓厚的兴趣。让我们先来看看发生的事实：
第一，1989年6月政府在大选中遭惨败，它宣告现实社会主义在波兰寿终正寝，从而打开了和平的、真正的制度革命道路。
第二，这一事件给在波兰占统治地位的那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以致命的打击，为在现实社会主义制度内部推行政治多元化开辟了道路。
以上两个事实，已经远远超出了波兰一国的范围；波兰已经成为整个现实社会主义体系中渐进式变革的伟大试验场。因此，它具有全局性意义。
那么发生这些事实的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当然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正是这两方面的原因使波兰发生的特殊事件具有全局性意义。
首先谈客观原因。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现实社会主义在波兰垮台了（其经济危机已经持续好几年——原注）。任何一位社会学家或政治学家，不管其信仰如何，都承认这是一种非常的现象，它的原因肯定是十分深刻的。这原因就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被从外部强加给波兰。这是战后波兰的历史犯下的“原罪”，并对整个事件的发展始终起着作用。
这一“原罪”具有全局性意义。我认为这是波兰教训的主要内容，而这个教训是任何社会主义的实行者都应认真研究并加以吸取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多次谈到，现在看来，我的论断取得了胜利，然而这种胜利的滋味却是苦涩的，令人痛苦的。今天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当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主客观条件之时，社会主义是不能随便实行的。不光是马克思本人当年曾经提出过警告，后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被批判为修正主义者）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也都强调过。
我们知道，每一种社会政治制度都是一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产物，并为这种关系的发展服务。社会主义当然也不例外。不但不是例外，而且要求更加严格。马克思本人深知这一点。他在1847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提出过警告。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前言中明确提出：不能超越历史发展阶段。列宁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不仅理解了这一点，而且也公开肯定了马克思的观点。但有关列宁的这一观点，我们是在1980年后从斯大林的私人秘书巴然诺夫的书中才了解到的。
那么，战后的波兰，如果要使引进的社会主义革命获得成功，究竟缺少什么条件呢？缺少所有条件！既缺少客观条件（战前波兰十分落后，而且阶级结构因德国占领而遭到破坏，经济在战争中又遭到十分严重的摧残原注），也缺少主观条件。波兰人民不但根本没有葛兰西提出的关于实行社会主义的“全民共识”，而且普遍反对实行这一制度。在1947年举行的全民公决中，只有7%的人投了赞成票！很清楚，当时的波兰社会根本不要共产主义。所以，波兰后来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不受欢迎的革命，况且这一革命来自一个150多年来一直瓜分波兰、奴役波兰的国家。战后40多年中，波兰的经济形势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困境之中，使波兰的民族仇恨发泄到社会制度上。毫不奇怪，这颗定时炸弹肯定会在适当的时候爆炸。令人奇怪的倒是，那些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却以无比的热情否定这些事实。这使我一度陷入了困惑。不错，我也参与了那种理论的制造，也犯过错误，但我仍然为我自己有着共产主义的履历而感到光荣，因为我犯了错误后在努力改正它。从1931年起，我就积极投身于意识形态工作，而且非常具有献身精神，因为当时要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斗争，要做牺牲的思想准备。要说犯了什么错误，我要说，当形势发生了变化，我们还依然死守原来的信条。这就是重要的错误。后来我意识到问题之所在，就写了好几本书，阐述我的观点，其中之一是30年前的《马克思主义与人的个体》。
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带来的恶果是，靠武力向波兰引进的社会主义注定了它必然灭亡的命运。我在《处在十字路口的共产主义运动》（1982）（中译本书名为《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和《当代社会主义的前途》（1988）两书中，已经作了详细阐述。在这里我只想强调一点：引进社会主义是同马克思本人及波兰一些共产党人的主张背道而驰的。波兰共产党人兰普甚至对此明确警告过：从苏联红军手中接管政权，必将使波兰的社会主义事业延误3—4代人的时间。但是由于当时的军事需要和帝国需要，恰恰真的这样做了。实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给波兰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无穷的后患。因为违背民意，甚至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对下实行这一模式，新政权不得不加强镇压手段。为了维持这个政权，只能采用恐怖手段，必须建立强大的机构，形成了官僚社会主义。然而，靠恐怖手段可以在短时间内压制社会的反抗，要想彻底排除这种反抗却是无法做到的。相反，这种反抗会转入地下，使人民的反抗变成对制度的仇恨，一有风吹草动，就很容易演变成深刻的、大范围的社会政治危机。如果再加上民族问题，就会在波兰形成反对莫斯科及其代理人的社会斗争。战后波兰发生的一系列政治社会事件，已经无可争辩地说明了这一过程。而官僚社会主义必然导致腐败，其苦果就是党丧失了政权。
要实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波兰统一工人党必然要成为新型政党，即所谓列宁的党。这是波兰和进口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一起所获得的又一份礼物。谁要是反对接受这份礼物，谁就会有被消灭的危险。当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试图提出什么“异端邪说”（指提出“通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理论译注）时，就采取强烈的措施予以处理（指解职和监禁哥氏译注）。后来的领导人谁还敢起来抵制呢？这样，采用行政手段就能很容易地实行统治（只有像葛兰西那样的空想主义者才会想出通过所谓“思想领导”来实行领导——原注）。因为在强加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实际上并没有别的选择用别的主张来代替专政，就会发生灾难，导致丢失政权。
至于新型革命政党的活动方式，列宁曾强调了当时俄罗斯沙皇实行警察恐怖的特殊条件。正是根据这种特殊条件，列宁提出了与议会民主条件下活动的不同主张，列宁的主张是根据不同的条件提出来的。因此，把特殊条件下提出的方式套用到正常条件中去，显然违背列宁的原则。换句话说，党已经夺取了政权并正在实行议会民主（波兰在建立人民政权后曾实行议会民主译注），如果再采用特殊条件下不得不采用的活动方式，是不符合列宁思想的。被作为义务而接受的特殊理解的民主集中制，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那么波兰党是否要为这种失败承担责任呢？当然必须承担它在受到客观条件制约而在一定范围内所制订的错误政策承担完全的责任。毫无疑问，一个按照宪法规定发挥领导作用的政党，在它执政期间所发生的一切，不管是正确的、好的，还是错误的、坏的，党都必须承担责任。
诚然，本节所谈的客观因素限制了党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但活动原则和纲领是由党制定的。党是由人、由党员组成的，担任职务越高，对制订政策的影响越大，因而应当承担的责任也就越大——这已经属于主观因素的范畴了。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客观因素所带来的后果：第一，在全党、全国范围内取消了民主机制，用特殊解释的无产阶级专政取而代之。尽管这种专政用的是无产阶级的名义，却是由党政机关和特别强大的暴力工具来代理执行。在党内，用那种特殊理解的民主集中制取代党内民主，使权力集中在少数领导人手中，窒息了自下而上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神，从而为党的官僚主义政权奠定了基础；第二，没有民主，也就没有自由。按照罗莎·卢森堡的名言，这样做就意味着在政治上把自由交给了持另一种思维方式的人。它导致社会的政治异化，并窒息了革新精神；第三，在培训社会主义新人的口号下，人的社会特性发生扭曲，产生了与宣传所要达到的目的相反的效果。
参加这个进程的是活生生的人，他们在各种不同的客观条件下有着不同的表现。而决定一个人在特定的条件下的行为，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即主观因素。
现在我来谈波兰发生危机的主观原因。
我认为主观原因可以有4个方面：波兰的社会特性，爱国主义及其传统，对天主教的宗教信仰以及执政党的错误政策。每个波兰人都知道，他生活的最重要价值是上帝、尊严和祖国。许多波兰人都懂得，波兰的民族特性是封建时期的价值观对现代波兰人的影响。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较好地理解波兰危机的主观原因。
关于波兰人社会特性的表现，我要说，一些在其他国家能够相对平静地进行的事件，在波兰很容易具有革命性质。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几百年来为民族独立斗争的历史造就了波兰人的造反派性格和个人主义特性，这种性格和特性很容易发展到无政府主义的边缘，再加上从骑士文化中接受了尊严感，构成了波兰民族的显明社会特性，它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波兰现代著名诗人诺尔维德对波兰民族曾经有过这样的评价：“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世界上最糟糕的社会”。他毫不犹豫地把波兰人看成是欧洲“伟大的民族旗帜”。毕苏茨基元帅（1867—1935）却无所顾忌地把自己的同胞称作“一帮白痴”。如果要我说，我情愿这样来评价波兰民族：从为了尊严而情愿集体去死的角度来说，它的确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从要好好地集体生存下去的角度来说，它却是最糟糕的民族之一。
波兰人的个人主义和造反精神，就是基于它的尊严感。再加上爱国主义精神和对传统的尊重，波兰人具有一种非凡的战斗精神。波兰民族特性的形成，天主教会的作用实在是功不可没。特别是在波兰18世纪至19世纪被瓜分时期，天主教会简直就是波兰的地下政府，它维系着时刻受到威胁的波兰民族精神。天主教会以大无畏的姿态捍卫波兰民族精神，神职人员的子女同贵族子女一起，带头参加了反抗外族统治的斗争，为波兰民族的其他阶层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正因为如此，同知识分子一样，神职人员在波兰社会受到特别的尊重。我介绍这些是为了理解最近一段时间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脱离波兰的民族特性，就很难予以理解。
主观原因的最后一个方面是党的错误政策及其对波兰危机的影响。
正如前面所述，波兰党是一个斯大林主义政党。波兰工人党成立之初尤其缺乏干部。这是因为苏联大清洗时期和斯大林在1938年解散波兰共产党时，波兰党的大批干部从肉体上被消灭了。波兰工人党的许多领导干部是后来从苏联回国的，因此党不可能摆脱斯大林主义的影响。1956年哥穆尔卡的“波兰十月”革新创举，曾经是战后最有声势的革新运动，最后也只能是昙花一现。1968年的“三月事件”之后，又在1970年发生了“12月流血事件”。到了1980年，在团结工会兴起后，一个有几百万党员的党，好像一夜之间在地平线上消失了这是不足为怪的。
概括起来看，迄今为止的“现实社会主义”在波兰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今后怎么办？社会主义在波兰还会有前途吗？这是另一篇文章要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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