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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思潮的结构主义
〔波兰〕沙夫
1978年
结构主义已经变成一种思想时尚，这种时尚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思潮中，其流行程度不尽相同，但毋庸置疑，这一现象是普遍存在的。结构概念的思想意义是如此重大，不仅化学、生物学、心理学及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曾因利用这一概念而取得显著成就，而且三十年代时，波兰哲学家、自然科学方法论者J.麦塔尔曼所作的一般哲学评价，使这一概念本身也得到了确立。他在当时的一次演讲中对这一概念作了如下表述:“最近几十年我们目睹了一种不寻常的现象。一个十九世纪上半叶才应用的概念，逐渐而有系统地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被采纳了。开始在自然科学中，后来又在人文科学以至社会科学中应用。结构这一概念，过去在化学中只起非常普通的作用，但如今已变得如此重要，它所包含的现象范围已如此广泛，以致它所日益增长的重大意义足以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进化论相媲美。”[1]他的结论是:“结构这一概念看来注定要成为当代思想的焦点之一，并在科学和哲学中发挥巨大作用。”[2]
什么是结构主义
对这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最明显的要求则是先得给这一术语下个定义，而麻烦也就接踵而至。
事实上，与这个问题有关的为数众多的各种理论，或者是在各自的名称上明确强调了与结构主义的关系（如结构语言学、结构人类学等等），或者是在这一术语的某个意义上应用结构方法，尽管它们没有被冠以结构的名称。然而，这种努力注定要失败，因为它们的理论差别太大。它们之间的差别不仅在于各研究领域的自身性质（例如贝塔朗菲的生物体学说与意洛普的寓言理论，数理逻辑中的模型理论与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理论），而且还在于同一研究领域中使用的不同方法，例如结构语言学中的各个流派。涉及到这一问题的各个学派（它们至少有五个：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不列颠学派、美国及苏联学派）很难同享一个结构主义名称。结构主义由于无类可归而招来了猛烈批评。例如A.马丁内就指责结构主义这一术语几乎已变成语言学中反传统倾向的标志；E.本维尼斯特也附合马丁内，说结构一词经常被用来掩盖更为深刻的意见分歧。乔姆斯基学派则避免谈论结构主义，而且只是勉强地认可了他们同结构主义的千丝万缕的关系。毫不奇怪，这种情况由于所牵涉的各研究领域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很大差距而日趋严重地复杂化了。除此以外，还有另一个原因也造成了这种复杂的情况，即在各种既定理论中，“结构”的概念再使用一次都会出现不同含义。
列维·斯特劳斯引用美国人类学家A.L.克鲁伯的说法，再清楚不过地指出了它的消极面：“‘结构’概念极像一种对时尚的妥协……任何事物，只要不是完全没有形体，都会具有结构……但使用‘结构’这一表达方式，除了能在我们的头脑中产生一种令人愉快的想象之外，不能带来任何东西。”因此，在这里对结构一词的多重意义作一些说明，看来是非常恰当的。
结构的本意指的是“事物的构成形式”，意思是说“事物是以这种方式构成的”，或是“一个既定整体各部分之间存在的关系”。结构的这种含义还关系到它的辞源学的意义：在拉丁语中，结构源于struere（构成）一词。既然如此，今天我们就必须在一个体系和它的结构之间作出明确区分。体系一词是用来指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所包含的各部分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一个部分位置上的变化，势必引起其他部分的位置变化。这些部分在一个既定体系中相互联系的方式，即它们的关系之和，叫做这个体系的结构。因此，这两个术语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它们有着非常特殊的联系方式：一个体系如果不去求助于构成方式，那就谈不到有什么结构，而如果没有一种适当的结构，也就无所谓体系了。然而，这种有机的联系并不等于它们之间存在着同一性，恰恰相反，我们必须按照这两个术语的不同意义加以区别对待，这样，既不会把它们等量齐观，也不致将它们混为一谈。
值得注意的是，开结构主义时尚之先的那个学派的奠基人，即结构音位学布拉格学派的奠基者们，也十分清楚这一点，并在他们的著作中十分明确而清晰地作出了恰当的术语区别。这也关系到他们这一派的理论根据，这些理论根据可以归结为两个基本概念：一种语言的体系和这种体系的结构。后者主要是建立在音素的二项对立（binary oppositions）基础上的。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没有使用结构这一术语，而只是用了体系（虽然他被认为是结构语言学的精神之父）。布拉格学派也只是在一种语言体系的各部分、即各个音素（严格地说是每一对音素）之间关系的意义上才使用结构一词。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是从体系的结构这一意义上使用结构一词的。例如结构音位学的奠基人之一N.特鲁别茨柯伊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结构一词的。他在《结构音位学》（1933年）中就提到了体系的结构，并强调了结构主义和原子论在对待传统的方法论问题上的不同。然而，除了事物的构成方式这一基本含义之外，结构一词还具有体系的同义词的作用，从而表示事物有一种特殊结构的意义。
虽然这只是附带一提，但我认为非常重要。对这种看法表示赞同的作者如R.保东就曾指出，我们不能因为一种理论使用结构这一术语便称它为结构主义理论，因为这个术语是多个多义集合体，它的每一个意义在每一种理论中、甚至在每一位作者的笔下几乎都有不同的含义。既然这样，那就没有根据非要给结构主义倾向作出一个一成不变的定义。
现在我们转到开始时提出的问题。前面说过，结构主义在科学史的晚近时期成为大势所趋，根本不能仅仅用所谓时尚加以解释，恰恰相反，结构主义“出现”这一事实本身就应当给予解释并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那么使结构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和一种方法得以传播的原因是什么呢？所涉及的诸因素仅仅是主观产物呢，还是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
结构主义倾向之本体论的与认识论的基础
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是，在本体论上我们持唯物主义立场，在认识论上我们持认识的实在论立场。这样，我们把现实看作是物质的，因而是一种客观存在，由此将它作为处于永恒变化和运动状态中的整体对待。
今天，我们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中所看到的正是这个普遍原则的范例：遗传学和历史学方法占显著优势的时期正被越来越重要的结构研究所代替。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两种方法是相互补充的，那我们就不能认为这是排除或否定遗传学与历史学方法的合理性，而是强调了认识的结构方面的周期性变化。这就是说，对研究中广泛使用的结构方法加以评论，并不是去否定它的合理性，而是把目前对它的讨论置于恰当的背景和认识之中。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提问来结束这一节：作为一种思潮的结构主义是否开辟了新的研究前景？我认为根据前述，回答应当是肯定的。这种新事物并不像某些结构主义者声称的那样要否定遗传学与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否则的话我们将会亲眼看到一种断然排斥了动态研究方法而热衷于静态（共时）方法的反历史主义的胜利。一旦认识到这个问题，那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严肃的科学学派会反对研究方法上的这种承前启后的转变，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排斥一种方法的补充作用，而只会增进对世界的结构的认识；相反，每一学派都会以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利用这种转变，对马克思主义学派来说同样如此。
结构主义时尚的主观因素
我试图指出结构主义时尚的客观条件，不是为了贬低这一现象的主观条件，而是为了避免由于过分强调主观因素而忽视结构主义倾向中合理的与进步的因素。
我们先来谈一个一般的问题，因为它比任何其影响被限制在一个狭小范围中的因素都更为重要：在结构主义成为一种时尚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中面对一种特定的思潮。至于自然科学中的结构规律和共存规律的研究，我们知道已是毫无新意了。最近几十年中，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已经引进了结构主义研究方法，这一事实已获得了普遍关心并被称为革命性的。再一次提到这一点并不是说结构主义是个全新的问题：二十世纪初，格式塔心理学就已采用了一种特殊的结构主义，甚至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初就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中使用了类似的方法。结构主义的流行，事实上开始于布拉格学派的结构语言学成就。这里有几个特殊的原因。
布拉格音位学派发展起来的结构主义在三十年代成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种模式，这不仅是由于采取这一新的研究方法有可能获得令人感兴趣的有意义的成果，而主要是因为它在事实上使人文科学的这个分支具有了一个精密学科的形式，使它在结构研究方面足以同自然科学相媲美，从而造成了这一分支的根本性变化。不要忘了，这同人文学家与社会科学家表现出来的自卑感以及他们渴望在研究成果的精确性与客观性上同严密的自然科学平起平坐有关系。的确，尽管他们在不同的认识程度上经常断言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有其特殊性,,但又总是抱着这些特殊性能被克服的一线希望——例如逻辑实证主义者致力于把数理逻辑语言及数学方法用于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使之数学化，就是这种希望的表现。因此，一种新的结构主义倾向由于迎合了科学发展的客观需要应运而生，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这样一种时尚的出现，即结构主义作为更受欢迎的研究方法被学术界真正接受，其中必有同时存在的诸多因素发挥作用。除了上述科学发展的客观需要以及人文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迫切要求着自然科学的那种精确性和经验主义方法以外，还要考虑到地理上的因素，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一种思潮有时会不可抗拒地风靡某些国家，而对另一些国家却毫无影响。逻辑实证主义者所惯用的科学语言的逻辑分析就是这样：一段时间内它曾完全支配了波兰，而法国却对它毫无兴趣。反过来，1945年以后存在主义支配了法国，在波兰却备遭冷遇，直到它在法国的影响行将消失的时候，才只是作为无足轻重的舶来品而引起了波兰哲学家的关心。
我们谈到结构主义时尚的时候，必须加以注意的是结构主义的和有关时尚的类型。毫无疑问，语言学的结构主义在全世界都获得了胜利，而且无疑它的影响会经久不衰。如果向波兰的一个人文主义者提出结构主义在波兰科学中的地位问题，他肯定会把结构主义同结构语言学联系起来，他的评价也会是肯定的。但这同我们在法国所看到的结构主义时尚却极少相同之处。即使我们在波兰能够发现那种时尚的某些迹象，但是如果再到英国去找，却会一无所获。为了说明这一事实，我们有必要诉诸上面提到过的那些地理因素。因此，由于结构主义是在法国形成，然后波及到其他国家的，我们就要特别看一下结构主义流行于法国的条件，尽管这样做是肤浅的。
在法国，对于结构主义者来说，在很大程度上直到今天（虽然结构主义这种时尚同所有其他时尚一样度过了它的鼎盛时期，现在已日趋衰落）也仍然意味着要履行他的思想义务，否则他将被认为是守旧的、过时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沙龙习气的。这一点可以从名目繁多的结构主义变种不断在法国涌现的情形中看出来。
法国人在精神上总是极易接受外界的影响，又总是极易对其失去兴趣。这是跪拜于时尚的典型表现。社会心理学的透彻研究，也许能够揭示在这个以素居时尚之首著称的国家中，这两种事实间的联系。概念在思想生活中是摇摆不定的，因为在1954年后一个较短的时期中，法国曾经促进了一种思想时尚——这至少是第二次了；最初是存在主义，后来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结构主义。它们都不是滥觞于法国，而是像“被人推销出去的二手货”那样传进了法国。这就引起了关于这两种倾向的真正发源地的异议。这肯定是令人感兴趣的社会心理现象。因此我们应当反躬自问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
这个问题虽然由于那些明显的事实而特别突出，但似乎并未引起有关的法国学者们的注意，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唯一引人注目的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我仅发现了F.弗雷特的论文《法国人和结构主义》。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一书的“导言”也可看作有助于我间接反映这一问题的补充材料。他们两人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和我的看法是一致的。
思想激进的法国知识分子在1945年以后曾被两种变得意识形态化和方法论化的哲学倾向即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所支配，这两种倾向由于处在特定的相互影响和相互美联的情形中，并未导致冲突和对立。这种相互影响和关联的复杂脉络，在萨特尔和加罗蒂那里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存在主义影响的危机明显地是由于它作为思想时尚的吸引力已日渐消失。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变种忽视了、甚至否定了人的个性、人的自由和人在历史上的创造性作用，而存在主义正是通过强调这些问题而吸引了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存在主义也有它本身的主观主义弱点，这使激进派的理想难以得到满足。由于这两个原因，在五十年代出现了危机。这就造成了一个不断扩大的思想真空，而真空是需要填补的（对各种思潮来说也是如此），为此目的，便有了寻求一种新倾向的努力。这就为一种新倾向的出现奠定了心理基础。
法国的结构主义道路，并非如托洛贝兹克与贾克布森在他们的著作中描绘的那样，是由结构语言学的材料敷设的，而是由斯特劳斯引荐过来的；甚至也不是在斯特劳斯的《宗族关系的基本结构》一书中提出的（他在该书中试图将结构音位学的方法用于血缘关系的研究），而是在他更富哲学意义的著作《结构人类学》和《悲伤的热带》中提出来的（《神话学》是后来才出版的）。
裂缝已得到弥补，结构主义已被接受——但是事与愿违，是作为一种哲学和意识形态被接受的。这种思潮在法国有许多变种，并且互不相同。斯特劳斯、福柯、巴尔特以及阿尔都塞的观点都有各自的特点。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阿尔都塞及其“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学派可能最令人感兴趣，不过那需要另辟专文了。
（原载《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书英文版，1978）
[1] J.麦塔尔曼《结构问题以及它在当代科学中的支配地位》,见波兰《哲学研究》1933年11卷4期
[2] J.麦塔尔曼《结构问题以及它在当代科学中的支配地位》,见波兰《哲学研究》1933年11卷4期
感谢 螂群领袖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