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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是社会问题和哲学问题
〔波兰〕亚当·沙夫
1981
张伯霖 摘译 公直 校
原文原载于法国《人与社会》杂志。中译文来自《哲学译丛》1981年第4期。
一、异化现象及其定义
我们先不谈理论，而先阐述具体的社会现象，然后再进行理论概括。
不同的人（大小不等的团体中的人或单个的人）生产不同的物品，以满足人的各种需要，如桌子、椅子、衣服、食品和房屋等等。他们生产一些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但这些物品并不直接送到消费者手里，而要经过商业网（市场）这个中间环节。因此，可以说，人们是为了市场（为了陌生的消费者）而生产，这些物品在市场上以商品的形式而出现。在市场上以商品形式出现的有用物品便开始了自己特有的、由供求规律支配的存在。这一现象在一定条件下引起的混乱可以产生范围更广的社会混乱：经济危机以及受经济危机影响的各生产部门中的工人失业等等。旨在满足人的需求而创造的人类劳动的物质产品，却离开生产者的意图和目的独立地作为商品而起作用。在某种情况下，由于市场的作用，这些产品甚至与人的意图和目的相违背，威胁生产者的利益，而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则完全破坏生产者的利益。
另一种情况是：科学家们，（就世界范围而言，至少有两代科学家）努力在揭示和掌握原子能。今天，我们都知道这些努力经历了一段动人心弦的历史，因为它们是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命运和历史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已经取得的成果无疑是人在认识宇宙奥秘的道路上的一次飞跃。当科学家们在世界范围内齐心协力地为自己确定这项具体的科学任务时，他们肯定首先是想更好地认识物质的结构，并为人类获得取之不尽的新能源。后来，战争发展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希特勒威胁:要使用他著名的“神奇的武器”，那时候一个由费尔米领导的并得到爱因斯坦帮助的科学家小组才把原子能用于军事的和破坏性目的的任务付诸实现。那么，全世界整整几代科学家的这些努力产生了什么后果呢？原子能的秘密被发现了，从此，人类取得了以往所不知道的能源。新的发展前景展现在人类的面前，人类已具有了古代上帝的威力。与此同时，一把灭绝人类的利剑便高悬在人类的头上，世界的毁灭已成了现实的威胁，这并非因为有人希望如此——除了疯子，任何人都不想在一场全面战争中死去——，而是因为人类面对自己的发明而感到无能为力。这个典型例子正好说明，在一定的条件下，人所创造的产品可以成为一个不再以创造者的意志为转移、而反过来反对创造者的独立存在物。这种情况同下面这个著名的故事十分相似：一个初学巫术的人学会了念一种能产生巨大力量的咒语，却不会念用以随意控制和操纵这些力量的咒语，结果弄得不可收拾。
现在，我们再来谈谈社会生活中的另一个领域——社会机构。社会机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们是人的思想和劳动的特有产物。显然，这里起作用的是历史，因为这种产物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社会产物。社会机构的情况因此十分复杂，但这并不影响它具有我们以上谈到的那些特点。说到这里，我们就来考察国家这个特殊的社会机构。我们首先关心的是国家的两种职能，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对人的统治”和“对物的管理”。第一种职能是指国家借助警察、法庭、军队等强制手段履行的压迫职能。第二种职能指的是国家以官僚机构为形式而履行的行政职能。然而，正如国家的历史（包括当代的国家在内）所证明的，国家是人和社会的产物，但它凌驾于人之上，有时还反过来反对人。它从开始活动之日起，便不服从其创造者的意志，并且（根据当时的情况和社会形态）变成创造者的咄咄逼人的对手，乃至可怕的敌人。关于这种状况，具体的事例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的各种警察（尤其是秘密警察）的历史上几乎比比皆是。最突出的例子可以在战争史中找到。在战争期间，国家的战争机器具有最高程度的自主性。在日常生活里，国家行政机构的异化表现得不太明显，但也许更令人难以忍受，因为这种异化以官僚主义的形式而出现，它同社会生活的每一种表现都密切相联系。
最后，我们研究一下人的思想领域。各种思想体系，包括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在内，都是人的劳动的产物，因为精神活动是劳动的一种形式。精神活动的产物也遭受着同物质活动的产物一样的命运。历史证明，按照人的一定意图而建立的思想体系，都随着时间的推移使自己获得解放，使自己制度化，并在一定的条件下开始背离创始人自己的既定原则而行事，有时转过来反对创始人自己的或重申他们的理想的人。在历史上，宣扬爱人如爱己的意识形态有多少次被变成了仇恨和迫害的工具！宣扬社会平等的意识形态又有多少次成了建立不平等社会机构的工具！我再说一遍：这一切都是背离意识形态创造者的意图和设想的。因此，现在我们可以给异化下如下的定义：所谓异化，就是指能动的人（创造者、生产者）同自己活动的产物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在这一关系中，这种社会化了的、对象化了的并被纳入到一定社会体制中的产物不仅独立地（即不顾其创造者的意志）起作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同创造者的意志和愿望相对立，甚至威胁创造者的利益和存在。
然而，我们也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理解和解释这种现象。为此，我们所注意的就不是对立面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互为补充的关系。这里涉及的是在社会发展中的自觉成分和自发成分的关系问题。因为，如果说人类直接从事的事业始终是自觉的，那么人类活动的结果以及由这些行动产生的全过程却可能是自发的，这不是从事这些活动的人所希望的。这种自发性成分，恰恰与上面谈到的异化关系相联系：在一定的体系结构中，人生产的东西不能发挥预期的作用，因为社会过程自发地、同能动主体原来的意图背道而驰地发展，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就是异化。对上述的进程的消极后果作出反应，这意味着对异化和对社会过程的自发性作出反应。这并不能证明异化现象同自发性具有同一性，而仅仅能证明它们之间具有有机的联系：凡在异化现象出现的地方，那里的社会过程就将自发地进行。在这里，异化是原因，社会过程的自发性是结果，但是，如果把二者颠倒过来，那就错了。
至此，我们已把异化现象理解为能动的人与自己活动的产物之间的一种客观的社会关系；当人类活动的产物作为客观的存在不按生产者的意图在社会上发挥其作用时，这些产物便发生了异化。但是，我们还知道，生产者自己即能动的人本身是否也发生异化？
当然是会发生异化的，这有双重的含意。
第一，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人作为劳动力已成为一种商品，因此人也受商品异化一般规律的支配。这个问题——尤其是人的劳动的异化问题（包括劳动过程和劳动成果的异化在内）——早已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详细分析的对象。
第二，与人类活动的产物的异化相反，人的异化被认为是一种自我异化，这就从一个新的方面即主观方面扩大了异化这个命题。我们已经强调指出，这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囚为它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因为，如果说我们以上研究了人类活动的产物不服从或违背生产者的意志而进行异化的客观过程，那么我们现在探讨的自我异化问题就涉及到被异化了的人的主观情感和经验，这就属于主观的领域，虽然异化现象的原因具有客观的性质。这也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异化问题之所以在战后重新提出，这恰恰是同法国的存在主义从主观方面提出自我异化的问题密切相联系的。
什么是“自我异化”？由于问题涉及到人的本身，而不是人的产物，这种异化显然是指人与某物相对而言的（即与某物相对比）。在认识这个问题的许多可能性中，我们选出两种可能性进行考察，因为我们认为这两种可能性最为重要。
首先，是指个人对于社会的异化，是指个人面对社会问题感到与己无关，是指个人不能参与和决定社会事物，也就是说，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对立。在犯罪现象中（尤其在少年犯罪现象中），在各种否定社会的倾向中以及在诸如嬉皮士运动这类青年运动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种异化情况。例如，在以《芸芸众生中之孤独者》、《人生在世莫不为己》和《无政府主义》为题的轰动一时并引起强烈反响的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情节实际上可归结为一个简单的问题，尽管这是现代社会中（尤其是高度发达国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和根深蒂固的问题。问题的实质在于这些社会是“群众性的社会”，这个用语的特定含义就是，随着工业化而造成人口大量集中，社会突出地表现出以下两个特点：（a）个人同他生活的集体（家庭，左邻右舍、手工业行会等等）之间的传统联系松弛了或者完全断绝了；（b）个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他本身也是其中一员的社会组织。新的组织形式（某些具有保持内部团结的特殊形式的政治团体和宗教团体除外）不能代替旧形式中保持团结的传统联系和集体感情。因此，这种令人心碎的孤独感决不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的发明，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虽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种心理已达到了极端的程度。但是，这种十分突出的“孤独感”毕竟只是一种内在现象的外部表现，其根源在于“生活的意义”发生了危机，这种危机实际上是同现存的精神价值体系发生动摇、同要人用行动去争取的和为社会所接受的目标发生危机相联系的。这里，问题并不在于有没有合适的社会纲领和意识形态，而完全在于这些纲领和意识形态是否确实为社会所接受，用哲学术语换言来说，也就是它们是否真正由人们予以“内在化”。由此可见，这里涉及到一系列十分复杂和十分重要的社会问题，并且无论如何我们也无权仅仅由于这些问题有时会引起一些过激的见解和行动而贬低它们的价值。问题本身无可辩驳地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因此它就变得“时髦”起来，不仅为文学和哲学感兴趣，而且为新的经验科学所重视。
其次，人们可以把人与“人性”（人性对确定人的定义是至关重要的）相对比。由此，人们就可以认为自我异化是“现实的人”（即与被认为普遍地、超历史地存在的“人性”相对的、在一定环境里经验地生活着的人）的异化。从理论上说，这个观点比前一个观点更加危险，因为它为形而上学的思辨打开绿灯，因为它至少需要有两个前提：（a）存在着普遍的和超历史的“人性”（除开人的生物特性以外，有无普遍的和超历史的“人，性”至少还是个问题）；（b）具有足够的人本学知识，以说明异化据以产生的“人性”是什么。因此，尽管把“真正的人”当作“真实的人”的模特儿是个令人神往的设想，但如果人们决定釆取经验的立场，那还是抛弃自我异化的概念为好。显然，自我异化的观点还有其他的表现形式」例如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观，根据这一观点，一旦把人的性质加以绝对化，化为神的本质，人就丧失人的性质。但是，同以上列举的关于自我异化的基本典型相比，这些形形色色的异化观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我们之所以接受第一个典型，因为它符合科学理论所提出的标准。
二、异化理论的历史由来
根据我们以上进行的论述，似乎异化理论纯粹是我们研究的成果和建立在这些成果基础上的概括。为了阐明一种理论，这种方式是切实可行的，从论证的角度看，这种方式甚至是正确的。但是，阐述这些精神活动的成果的实际尝试是一回事，通往这些成果的现实途径却是另一回事。显而易见，我们对经验材料的分析和介绍是建立在先存在异化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在这种情况下，理论自然也先于对现实的陈述和经验明究。
异化理论的历史由来既长又丰富，但是，我这里不想专门谈这个问题，而只想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围内来研究异化理论的沿革。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异化问题在内），不是凭空产生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渊源，只要举出卢梭、特别是黑格尔的大名就够了。
在《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劳动》这一章里，我们看到：“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像同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一样。[……]劳动者把自己外化在他的产品中，这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还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着，并成为与他相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贯注到对象中去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异己的力量同他相对抗”。[1]
在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这部对于理解马克思后来的思想演变极为重要的著作中，还谈到了劳动者的异化，虽然整个论述谈的是劳动者的异化，虽然整个论述谈的是劳动者的产品的异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异化问题被阐述得一清二楚。关于这部著作的意义，即使那些认为它是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与成年马克思思想的一次彻底决裂的人也没有表示过怀疑。“异化”一词曾是青年黑格尔派使用的术语，而青年黑格尔派在这部著作中也受到了批判，当马克思在用这个词的时候，他多少流露出一点消极的语气（因此把这个词加上了引号）。但是，他对异化现象所下的定义却没有任何含糊。在分析劳动的分工对于社会的自发形态所产生的影响时，马克思写道："…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末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控制的、与我们愿望背道而驰的并且把我们过去打算化为乌有的物质力量，这是过去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2]
马克思在把异化当作人的活动产物同人的一种既定关系的同时，还强调自我异化即生产者本身亦即人的异化这个概念的特殊性和独立性。
我们这里再回到上面已经引注过的《手稿》的有关段落。马克思在论述异化这个论题时继续写道：
“以上我们只是从一个方面，亦即从劳动者从他的劳动产品这一方面，考察了劳动者的异化、外化。但异化不仅表现在生产的结果上，也表现在生产行为本身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那么劳动者怎么能像对待某种异己的东西那样同自己的活动的产物相对立呢？”
[3] “那么，劳动的外化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首先，对劳动者说来，劳动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是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到摧残。因此，劳动者只是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由自在，而在劳动之内则感到爽然若失。”
[4] “结果，人（劳动者）只是在执行自己的动物机能时，亦即在饮食男女时，至多还在居家打扮等等时，才觉得自己是自由地活动的；而在执行自己的人类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
[5] “这种关系是劳动者同他自己的活动——某种异己的、不属于他的活动——的关系。在这里，活动就是受动；力量就是虚弱；生殖就是去势；劳动者自巨的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他个人的生活（因为，，如果生活不是活动，那又是什么呢？），就是掉转头来反对他自身的、不依赖于他的，不属于他的活动。这就是正像上面所谈的是物的异化一样。”
[6]
现在，我想进行一次重建（可是，每次重建势必都是一次新的建设）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尝试。
每一种生产活动（物质的或精神的），都导致对象化（物化），也就是说，这种活动的产品作为客体而存在——即在一切认识主体之外并独立于认识主体而存在。因此，对象化是人类生活、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必然的现象。
人的活动的产品的对象化具有双重含义：（a）产品作为客体而存在；（b）作为人的一切自觉活动基础的人的思想具有物化的形式。然而，由既定目标体现的自觉愿望虽然始终是一切生产活动的基础，但最后的产品并不总是按照这种愿望和这种愿望所确定的目标发挥作用。
产品（物质的或精神的）既然不依创造者的意志和愿望为转移，个人既然都在社会中生活和劳动，产品就同社会关系的现有体系交织在一起，并根据这些关系的特定规律而起作用。所以，在一个发达的社会里，人的活动的产品摆脱了生产者的意志和愿望，不依赖于他们的意志和愿望而发挥作用，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同它们相对立。这种状况适用于人的活动的一切产品，而不单单是市场上的商品，尽管马克思（在当时的思想和活动的背景下，这是可以理解的）首先感兴趣的是商品和生产这些商品的人的劳动的异化现象。这并不影响我们可以对马克思的有关分析加以推广，因为马克思自己也在商品关系（就这个词的狭义而言）范围以外的领域中作过类似的分析。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说对象化（物化）必然伴随着人的一切活动，那么反过来，对象化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会转变为异化。因此，对象化是一种与社会生活相联系的潜在性，而不是一种必然性。这样就产生了两个实际的结论：如果人们改造使特定的对象化转变成为（毋宁说是退化为）异化的社会环境，人们可以消除异化，或者预防异化的发生；（b）从社会角度看，异化是个不断的威胁，因为每一个对象化都可能退化为异化，不论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情况是多么千差万别，也不论人的活动的产品是何等多种多样，只要具备了适当的条件，总会产生这种结局。
还有必要提请读者注意上述分析的另一个方面：异化问题同（马克思所强调的）发展的自发性问题有着有机的联系。这是很明显的。既然异化的实质乃是人的劳动的产品不依赖于生产者的愿望、甚至同这些愿望相对立地发挥作用.那么社会发展显然就不遵循人的自觉愿望所确定的路线，而是违背这些愿望自发地进行。
我们以上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两个基本范畴：对象化范畴和异化范畴。在这种情况下，为便于大家对问题有全面的了解（尽管这小问题值得作深入的研究），我们还必须引出同异化理论有着密切联系的另外两个：物化和商品拜物教范畴。
物化、商品拜物教都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的条件下表现为物与物（商品）之间的关系，并且被这种物化的关系所掩盖，这就使社会关系的真正结构带上了神秘的色彩。因此，物化和商品拜物教是两个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现象：前者和后者都是人的劳动的异化结果，唯一的不同在于物化是一个范围更为广泛的理论范畴，因为这个现象的产生不仅涉及到市场上的商品（就像商品拜物教的情况一样），而且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关系。
物化和商品拜物教虽然都同异化有关系，但是这两个范畴都不等于是异化，也不像某些作者所说的那样能够取代异化范畴。这不仅因为异化关系涉及到人的活动的一切产品（不仅仅是物），而且因为，以异化为一方，以物化和商品拜物教为另一方，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是对称的：异化是产生物化和商品拜物教的原因，而反过来讲就不能成立。卢卡奇在一段时间里即（在他发表《历史与阶级意识》那个时期）曾把物化提到代替异化范畴的最高原则的高度；后来，在他的晚年（在1967年他为此书写再版前言时），他承认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最后，为了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回顾告一段落，我们再简略地谈谈自我异化问题。
如上所述，马克思从《1844年手稿》起就对异化和自我异化作了明确的区分。在马克思著作里，自我异化是作为与异化相对而言的派生范畴，作为异化在人的主观情感和经验领域中的结果而起作用的。不能因此认为马克思低估自我异化现象的重要性，即使马克思是从与“人的本质”即“人性”相对而言这个狭义上来解释自我异化的。诚然，马克思没有把自我异化同社会联系起来。由于当时社会关系发展的程度和性质，马克思未能掌握所需要的材料。今天，我们不仅完全可以把这一分析引伸到社会问题上来，而且如果我们想把马克思的方法运用于新的社会环境，我们必须这样做。
根据我们的理解，自我异化也是异化的派生物：在一个使人与人的关系带上物化形式的、人的产品被异化的世界里，在一个超脱了社会的自觉控制、个人与社会的传统关系发生松弛甚至完全断裂的世界里，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变得极其复杂，其地位也日趋低下。所以，虽然自我异化命题具有派生的性质，但它毕竟是个现实的命题。应该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以便克服自我异化现象，并尽可能地预防这些现象的萌芽和滋长。
三、对异化理论的抵制从何而来？
异化理论近来已成了一种时髦的理论，但它同时也招致了强烈的对立和异议。由于异化理论揭示了社会弊病的根源，并为改变现状提供了理由，它必然受到保守派的反对和敌视。确实，我们所阐述的异化理论首先是针对着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阶级社会的，它恰恰认为阶级社会是产生消极的异化现象的主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由于切身利害关系而反对异化理论，这也是人之常情，我们对此就不必再去分析了。
可是，某些公然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也抵制和反对异化理论，问题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在某种情况下，异化现象具有社会问题的重要性，因而它既不是无关紧要的，也不是一眼就能看清楚的。为此，我们应该注重异化问题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
某些维护马克思主义“正统性”的人说（他们有时当真这样相信），异化理论是同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如果对这个理论感兴趣，就是陷入了修正主义的泥坑，就是证明马克思主义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受到了时髦的存在主义和人格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潮的腐蚀。他们还认为，虽然马克思著作里有这一理论，这也只是马克思青年时代的产物，当时他尚未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则已彻底与这一理论划清了界限，并且不再使用“异化”一词，也不再探讨这个名词所提出的命题了。所有上述见解与“正统性”毫无共同之处，而且显然是错误的。在对这类观点产生的根源及原因——这正是我们最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分析以前，我要就这些有争议的观点的实质作扼要的说明。
第一，说那些超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观点、从更加广泛的范围分析异化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受到了存在主义者的影响和堕入“时髦”思潮的陷阱，这是不对的。但是，说法国存在主义的功绩是他们在战后普及了异化命题，从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这并没有什么不对，萨特尔等作家也诚实地承认了这一点。从时间顺序看，马克思主义比存在主义先研究了异化理论，只有无知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
第二，异化命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并不是次要的，它同马克思“青年时代的错误”毫无关系。它是个带根本性的命题，并且同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亦即同旨在克服自发性、以利于社会有意识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必要的条件——的斗争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正是由于这样的理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每个其他问题（无论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和组织的）都必然具有历史的和过渡的性质，而争取社会有计划发展（反对自发性）的斗争问题却具有不变的性质，并且在每一种社会形态里都具有其价值。正如我们在上面看到的，异化理论同社会发展的自发性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这个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是从不同的方面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凡在人的活动的产品背离生产者的意愿而发挥作用的时候，即凡有异化存在的地方，自发性就会出现。
第三，根据阿尔都塞著名的“认识论断裂”的论点，存在着两个不同的马克思——他们之间横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那些不喜欢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人和那些打着维持“正统性”的人都根据各自的目的来利用这个信口胡诌的论点：前者只承认马克思青年时代的著作，因而使马克思“脱离”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后者否定青年马克思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与全部人本学命题相割裂。这里，我不打算详细探讨这场引人入胜的争论。我们只想提请大家注意一个平凡的事实，即：伟大思想家在其思想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虽然存在着差异，但思想家毕竟构成一个整体，只有对他的思想进行全面的研究，才能更好地理解他的思想：借助后来的成果来解释思想发展的前阶段，人们可以掌握和理解著作一开始就具有的十分宝贵和丰富的论点，反过来，用最初的论点来分析成熟时期的著作，有时可以使我们理解其内在的涵义、目的、以及阐述这样一个命题（而不是别的命题）的原因。总之，断言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同未完成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异化命题已经决裂，这只能证明自己的无知。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资本论》的初稿，并且无疑是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即使认为马克思思想演变中存在“断裂”的人也乐于引证这部著作），人们只要研究一下这部著作，就会认识到，所谓“断裂”的论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因此，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来探讨异化的命题，而不必担心被指责为“修正主义”（事实并非如此），也不必担心被指责为受了“资产阶级哲学家”的影响（事实也并非如此）。
然而，我们重视的既不是这些指责，也不是对指责的批驳。我们所感兴趣的问题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命题为出发点的、从它出现后就同这一命题联系在一起的、矛头针对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何以会遭到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抵制？何以会在所谓“正统性”的幌子下遭到否定？
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对异化问题持否定态度，这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不足和对探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异化问题有反感。
第一种原因是不难解释的。这是因为根据意识形态的任务而决定“社会要求”的目前这一代政治活动家是在异化问题处于无声无息的年代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的。必须指出，论述异化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从三十年代起才开始发表的，人们只是在战后才把这些问题作为进一步探讨的对象。在上述这一代政治活动家看来，马克思主义只是和经济问题和阶级斗争问题等等相联系，因此，关于人、异化和自我异化等问题，对他们来说，则是马克思主义中的新东西。他们对这些新东西产生怀疑，是可以理解的。让他们相信这个命题是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是“从外界”生搬进来的，这真是再也简单不过的事了。当然，有关的专业人员或许对异化问题知道得多一些，可是，第一，现实并非始终如此，第二，对来自“上层”的和受到社会心理因素影响的“社会要求”，我们不能低估它的压力。
我们在这里才触及到问题的实质：对扰乱安定局面的异化命题感到讨厌。因为，一旦大家普遍地承认异化这一命题，那就很难在涉及社会主义时把它取消。当然，人们可以从定义上承认，问题仅仅涉及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因此，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铲除，异化问题也会解决。持这种观点的确实大有人在（他们也引证青年马克思的著作，同时又否认这些著作是马克思主义），但是这种推理是经不住批判的。从马克思的青年时代起直至他的晚年，他始终认为异化范畴在向更广的方面扩展。例如，它包括着国家机构、宗教意识形态等等。可是，对这些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也存在的异化产物又该作何解释呢？此外，如果我们扩大异化的范畴（这正是我们所做的），我们就不可避免地会推理出以下的逻辑结论：每一种对象化，在一定条件下，都会转变为异化。于是，随着整个制度的改变，难道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就不会产生出使异化的某些形式得到加强或有利于产生新的异化形式的结构吗？我可以举一些社会现象为例。随着监督手段日益集中到国家的手里，国家“对物进行管理”的职能（即使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学说也没有提到这种职能的消亡）面对新的需要和新的管理形式（包括共产主义在内）在不断地和有力地扩大，人们不禁会问，这些职能难道就不会蜕变为国家政权的传统形式吗？这个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足以证明，社会主义中的异化问题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因此，不应该为了“死要面子”而顽固地否认事实，或像果戈里笔下的那个著名的官僚主义者那样，为了避开别人向他提出的问题，而企图“把美洲藏起来”。这种做法不会带来任何结果，因为我们的时代已不是果戈里笔下那个人物所生活的时代了。既然是现实问题，就应该清醒地承认问题，只有抓住这些向题的实质并尽力去加以克服，才能当它们在社会生活舞台上出现时予以纠正。这正是我们在社会问题中的实践性活动。
四、异化理论的实践意义
异化理论的卓著成果不仅在于它阐明了人的产物由于违背了人的意志而发挥作用所带来的消极社会后果，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解释了产生这种作用的原因，指出了改善这一状况的可能性。这恰恰说明，异化理论的实践意义（就社会活动而言），正是它指出了克服这种危险现状和预防其产生的途径。
异化理论指出了什么途径呢？研究特定的对象化在什么条件下（在什么体制结构下）转变为异化；改变现存的条件（体制结构），以便克服特定的异化；或釆取预防措施使这些条件不能发展。我们应该知道，现有的系统分析方法和借助典型进行模拟的方法可以不太费力地揭示出相应的规律。真正的困难在于社会对于为克服异化和阻止异化出现而必须进行的体制结构改革有阻力。
这里特别应该强调指出，我们始终说的是某种特定的异化和产生异化的各种特定形式，而不是说一般的异化。“一般的”异化是不能消除的，因为这种异化并不存在于现实中，而只存在于抽象的思想领域里。这里所谓的“存在”，严格地说，是指我们称之为“异化”的社会关系的具体形式的存在。但是，消除异化的一个特定形式，并不妨碍新的异化形式的产生。既然不能产生新的异化形式，我们反对异化具体形式的斗争又有什么用处？这就像是为一个患感冒的病人进行治疗一样，我们知道病人还可以染上其他的疾病。治好一种病可以使病人少一种病，虽然我们知道病还会复发。况且，复发只是一种可能，人们还可以进行预防。
异化理论不但有助于我们弄清楚异化这种社会弊病的原因和根源，而且向我们提供了同这种弊病作斗争并治愈这种弊病的宝贵武器。仅仅由于这种武器不能为我们绝对地治好病而予以抛弃，这是不负责任的。为了不可告人的理由（即为了高踞于社会利益之上的集团的利益）而抛弃这件武器，这更是为社会所不可饶恕的。不要忘记，这些不可告人的理由——不仅在资本主义社会——无非是用这种或那种“正统”的神话为手段来美化现实和掩盖丑恶。
注释：
[1] 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5页。
[2]
[3]
[4]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版第1卷第37—38页，第47—48页。
[6] 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8页。
感谢 佐仓绫奈 收集；佐仓绫奈、加特林涅夫 录入并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