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亚当·沙夫
异化和社会行动
﹝波兰﹞沙夫
1983年
原载波兰《辩证法与人道主义》杂志1983年3期。英译者A.罗德金斯卡 。孟庆时摘译。
“异化”现在是个时髦名词，而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认为异化“可疑”的主要理由。有些人对这个词抱“防范”态度，他们认为与异化相联系的内容在实践中是危险的，还有些人愿尽力保持他们认为值得维护的状况，而对“异化”一词有反感。这些嫌恶的反应来自具有不同思想倾向和实际立场的人：从那些自命以消除词句意义不清为己任的学者，到与“失望哲学”的悲观主义做斗争的人，都有。我们发现，在反对异化概念的人们中，既有囿于新实证主义传统压力和辞句的语义学分析原理不能自拔的人们，也有天主教徒甚至更奇怪的还有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从历史上考虑这一问题，这不仅是“异化”一词而且是与此有关的理论概念现在流行的主要原因。
异化的理论概念达到今天这种情况，是通过两个互相联系但又不同的途径。第一是这一概念的直接来源黑格尔主义，它不断地尤其对德国人本主义倾向影响较大；第二就是马克思主义。当然就其起源说，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主义有着有机联系，但经马克思主义修改过的异化概念具有不同的特点，而正因为这样，在二十世纪不仅引起这一理论的复兴，而且在现时代简直导致了一种“爆炸性”的发展。
文化领域中一时的时髦，可能多多少少包含一种赶势头的因素，但社会实践中的时髦却不能简单地也归咎于赶势头。社会实践中的时髦，通常是由于社会需要对某些事实加以解释，因此对某些思想或观点也重新产生从理论上进行研究的兴趣，这就是为什么应该从心理学和社会学上对“时髦”的异化理论彻底加以分析的缘故。另一方面，看到平常使用这一词汇时意义含糊不清，我们深感有必要借助于语义学分析方法，给以比较准确的解释。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比较清楚地了解这种词句和概念所以“时髦”的背景，更重要的是，这样才能打开人们认识这些词句和概念的实际价值之视野。本文主要涉及的就是问题的这一方面，文章题目就表明了这种打算。
一、首先比较准确地说明我们研究的基本概念的意义。方法是：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和我的用法对术语加以定义。考虑到异化问题至少可追溯到中世纪哲学的长期历史以及异化一词解释相当纷繁不清的情况，除此以外，恐怕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我对考察异化一词的历史，并不感兴趣，故本文略而不谈。但可以说，我的任何陈述都能引起读者对其进行历史背景研究的兴致。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我的定义就和历史上已知的其他定义一样，甚而整个概念结构和由此得出的实际结论与过去已有的任何解释或形式没有什么不同。对于马克思的概念，也可以这样说，我是直接以他的概念为基础的，但是我的概念就与他的主导思想来说，才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的概念，由于年轻时的观点的演变以及对社会看法的成熟，是有变化的；此外，马克思以后社会关系的发展，尤其是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各种经验，都使人们不得不进行某些反思，而这些反思在马克思思想中不是不成熟，就是根本没有发生过。让我们从区别对象化和异化开始。
人们在生活过程中通过他们多种多样物质和精神的产品彼此发生联系。人为了生活，改变物质现实，制造复杂多样的物质产品满足人一定的需要。人也创造精神产品，以满足社会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具体需要。人也创造社会本身，进入一定的社会关系；他创造与他人交往的手段。换言之，人为生存而行动，但也是在行动中生存。人只有通过他的一切产品才能为他人而生存，在他人看来，人就是他所完成的一切“成就”（最广义的“成就”）。但是每个人的行动和每个人劳动的产品一样，都是人向外界的投射或延伸，因为人的行动是有思想的，这也许是区别人和动物的主要特点之一。人为了一定目标而努力，把思想变成行动，变为客观的产物，即变为外在于一切人的精神并独立于精神的某物。这就是我理解的“对象化”一词的意思。因此对象化是指人的思想在行动中变为物质的和精神的产物的过程，这些产物不依赖于意志和人的意识而客观独立地存在。这种对象化过程，无论就满足人之不同需要和彼此交往来说，或者就以之达到人类共存的目的来说，乃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基础和条件。只有把“对象化”解释为一种过程，解释为人类行动和产物的重要总和，才可能解释“异化”的范畴。为此，在这里观察人们社会生活领域中经验事实，仍然是我们的出发点。请看我们面前五花八门的人类活动的产物吧!这些是个体的人们的产物，因为只有有生命的、具体的人类个体才以生物方式生存。但是人虽然作为具体的生物个体而存在，却永远是社会的个体，因为他既是一定社会的产物（从肉体和精神两方面说），又能靠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的复杂机制，在社会中生存和生活。人类活动从这种意义上说也是社会性的，即人的产品也起着社会的作用。这种作用的运行方式随决定它的社会条件而变化。通过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可以看到，虽然人们仅仅为了满足某些人类需要才创造物质的和精神的产品，但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人类活动的产品不仅自发地即独立于创造者原来的意志和愿望而起作用，甚且违反他们的意志和愿望，这样或那样地妨碍他们，威胁他们。这就是我所说的异化。因此可以说，异化就是指这样一种作用过程，在那里，由于现存的社会关系，人的物质的或精神的产品独立于产品创造者的意志和设计自发地起作用，阻碍人们实现自己的意图和目的，几至危及他们的生存。所以异化或外化就是指人的产品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所起的一定的作用，这种作用的运行方式或力量不受个人或社会的控制和监督，在某种程度上有危及其目的甚至生存的可能。有一个关于巫师的学徒的寓言故事可以极形象地描述这一范畴的内容；学徒学会了念咒语使魔力行动起来，但却不会念咒语约束这种魔力的活动。现在可以把关于对象化和异化两者关系的意见概括如下：对象化是人类生活过程必然的征象。没有这种意义上的对象化，人们就不能够生存（物质的和精神的生产不过是对象化的特殊规定形式），也不能够共处（如交往的问题）。另一方面，异化则不是人类生活过程之必然的征象（虽然人的一切产品永远是对象性的存在，但并不是所有的人的产品都起异化作用），而仅仅是可能的征象，这要视如何使对象化的人类产品起作用的社会条件而定。在一定条件下，对象化变自身为异化，而在其他条件下，对象化并显示不出异化特性（或者适当改变那些条件时就失掉这种特性），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一般的结论，即：种种异化过程是社会关系总和的一种作用，根据这些关系的整个结构变化，这种作用能够发生，也能够消失。当然这一陈述对一切自觉地以塑造人类关系为宗旨的一切社会行动来说，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为了更明确地理解抽象的“异化”范畴的意义，我们应举例说明之。先谈人的物质产品的异化。在这里我们涉及马克思特别注意的资本主义市场。在资本主义市场，商品发挥着作用，商品根据其固定的价值和价格进行交换。商品就是那些用以满足人的一定需要的物质产品——人创造的产品——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受建立在私有制关系基础上的一定社会关系支配，人的劳动的产品改变了其原来性质，成为商品在市场上活动着。人创造产品之满足人的需要的作用不再是主要的了，更主要的却是交换和创造资本的作用。在资本主义市场机构内，人的产品不仅自发地独立于生产者的意志和意愿作用着（如价格的形成；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货物与需要这种货物以满足需要的人的分离，如一方面有人饥饿而死，另一方面又把大量食物毁掉），而且简直就与生产者的目的和意图对立起来，威胁他们的生存（如失业、生产过剩危机）。这就是所谓人的物质产品的异化的典型例子。
不过，异化领域并不限于物质产品。宗教就是精神产品领域的异化的典型例子。在这里我们涉及青年马克思和他的同时代人所关心的问题。如果我们反对神秘主义意识，这种意识认为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那么我们必须接受费尔巴哈的理论，即人以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上帝。根据宗教科学的比较研究，很容易证明这是唯一合理的理论。人创造宗教，有了宗教以后人的境遇和他作为物品生产者的处境是差不多少的。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人的幻想的对象化的产物不仅获得独立于人的存在，而且这种存在简直威胁他的生存：它们变成了歧视或不公平待遇、宗教裁判所和火刑。看来不需要思想特别敏锐就可以对这种问题做出一般概括；在既定条件下，一切意识形态都显示一种宗教的特点，从各方面威胁人类的幸福和自由。杜克尔姆认为，每一意识形态均履行宗教的功能，因为意识形态是以信仰而不是以科学地可证实的知识为基础，充当集团统一一致的融合剂。他这样说是正确的。当马克思和他的同时代人为了人道主义进行战斗而抨击宗教异化时，他们也是正确的。只要我们处于人类命运无权自主的地位，即只要人类命运由非人的和超人的因素支配，只要我们不始终坚持由自己掌握人类命运的论点（即人类前途是为了人而且是由人决定的），那么，就谈不到实现持久的人道主义。
这种情况我们试举现代使原子分裂和自动化的科学发明为例加以说明。这些科技发展预示人类发展新时代的到来，其前景一定会超越所谓的工业革命的社会成果。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正确掌握它们，本来会带来传奇似的人间天堂的发明发现，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却会构成全面毁灭人类的严重威胁。这是个很好的异化例子，今天大家都已知道这种威胁了。个人也好，社会也好，都不想被毁灭，所以我们提出这一前提是明智的，即每个人都想避免这一场大破坏。虽然如此，人类却执拗地朝悬崖边沿走去。人类从来没有象今天这么清楚而悲惨地感到自己在扮演巫师的学徒的角色。这正是我所说的异化境遇。叫什么名字，我并不在意（因为我尚未找到比这个传统的名字更好的名字），我关注的是某些客观的社会情况，对它们要加以承认、加以治疗诊断分析，以利于采取适当的社会防卫行动。
用这种方法理解“异化”一词，其功用甚为广泛。“异化”是指一切这样的社会过程，在那里，人的物质和精神的产品受由一定社会关系决定的社会机械力量支配，起着不仅独立于人而且与他的社会目标对立、甚而有时威胁他的社会生存的作用。可以说这是对“异化”含意既广泛而又深入的解释；但这种解释并没有把异化与一切对象化等同起来，也没有与被描述为社会罪恶的异化等同起来。比方说，道路交通标志系统不依赖于某个人的意愿而强使他按规定的办法横过马路，那么这不是异化；同样，社会上一致承认的重量、度量体系和交通方向等，也不是异化，因为这里没有反对人们从社会出发建立的目标的因素。不应把异化与社会罪恶完全等同起来，道理也是一样。当然，异化是社会罪恶（如果对“社会罪恶”一词有既定的解释的话），但并不是每一社会罪恶或弊病均为异化。例如流行病、单恋引起的自杀等。上述社会罪恶和异化两范畴乃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而不是全等的关系。
三、人们称之为“自我异化”的问题在异化领域中是个特殊问题，需要单独说明。在某些受存在主义影响的文学中，简单地把异化和自我异化等同起来，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这就证明我们对此加以解释是多么必要。
“异化”是一种过程的名称，在这一过程中，人的产品“本身异化”，即独立于人，违反人的意志和意图而作用着。是人的产品而不是人本身处于一种“相离相异”或“异化”的关系之中。所以谈论人的异化就要给这一词汇以某种特殊的意义。现在我们考察一下在专题文献中哪些情况和关系是称为“自我异化”的。在这一领域中过去最古老的直观知识是与对宗教异化的分析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异化的机制力量，不管怎么说，乃在于这一事实：人把他自己的某些特性提高到绝对的水平，并将其转移到一种超自然的存在物身上，而这种存在物是他自己创造的。这样，诸如善、智、爱等特性就变成为（当提高到绝对时）神的特性了，而与此同时，人却似乎被剥夺了这些特性。异化一词就有了双重含意。一方面，人的特性变得与人相离“相异”，成为人的精神产品中独立于人而起作用的那一部分。另一方面，正因为人把这些特性转移到他自身以外去了，他变得“更贫穷”了，“更一无所有”了。始创于费尔巴哈著作中的这种概念，可以看作是自我异化观念的基本形式。
不过，对这一范畴也可以更加简单地解释如下。“异化”是一种过程的名称，在这一过程中人的产品本身与其创造者处于一定的关系之中。这样一种关系也可能在一个人的天才、能力和见解中出现，或者，按通常说法，这种关系可能在（代表人的天才、见解等等整体的）人的个性或人格以及具体的个人（具有天才、见解等特性的人）二者之间出现。当人进入市场经济领域，他和他的人格也变成商品而受那种经济规律和价值法则支配时，这种关系情况就要发生。这种市场经济决定了劳动和自由创造的差别，决定了为挣工资劳动和为满足人的需要而活动的差别。在实际生活和专门文献中，对此都有不同的称谓，如文化的商品化，把感情和艺术的科学的创造等等变为商品。专门文献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充满了对这种市场经济造成的情景的批判，在那里，人的一切都是为了卖，为了出售，因此他就必须适应购买者的要求，因而他就不再是他自己了，不能自主了。就是从这种意义上说，他自己异化了。马克思的“普遍的人”的理想的含义之一就是：创造种种条件，使人能按照他的需要和爱好活动，这样他就是创造，而不是单纯地干活劳动。只有联系到这些具体情况，人们才能懂得为什么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一种异化和“不人道的”活动，而创造性活动则不仅必要而且也是典型地“人道的”。根据这些反思，就可以进一步理解影响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很深的典型黑格尔的“真正的人”和“现实的人”的分别。当前存在的现实的人，显示着与他的“类本质”相异化特点，而“真正的人”则否。但“真正的人”是一个理想，一种模型。以上我们考察了“人和人的个性”关系方面的自我异化问题。不过，讨论异化问题时往往还有对自我异化的不同解释。在这里我关心的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的异化，这种异化现象是与个人不参与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哲学的和纯文艺中的“失望哲学”的文献丰富多采，都带有人的孤独感、在群众和社会中茫然若失、丧失生活意义（即公认的生活目的）等倾向。这些文献陷于对精神不健全的人的心理分析，充满了自命清高不凡的“夸张”、颓废思想甚至许多鄙视现实的复古主义论调。但是这些文献也确实提出了一些人们不应忽视的真正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和那些新的、消极的、名之为“自我异化”最为适当的社会现象联系在一起的。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一方面出现了庞大的城市密集体，带来所谓大众社会的所有积极的和消极的特性，另一方面，从家庭直到职业的、邻里的、宗教的等等不同群体或集团的传统联系纽带迅速地遭到破坏，过去是这样的群体以一种传统的、自然的方式决定个人参与社会的。大城市以及随之而来的大众社会的大众文化，破坏了传统的旧纽带，创造了新的、更强大的、在许多方面更有力量的纽带，如工会、运动俱乐部、文化协会、政党组织等，还有人们通过大众文化创造出来的报纸、广播、电视等纽带加强联系交流。置身于这一庞大机构中的个人，以比过去多得多的纽带和社会发生联系。而且这些纽带的力量之大，无论就其对个人个性的制约和教育影响来说，或者就个人生活与整个社会结构息息相关、根本不能超越、不能不依赖这种结构来说，是传统的旧纽带无法比拟的。这就显然产生了一种社会的结构化作用，把个人与社会至少在某些方面比以往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可是同时，社会结构本身也分崩离析，引起了个人的自我异化，而这正是我们最感兴趣的这一词汇的含义。有时候一篇小说，当然是质量高的小说，比几十篇科学论文还写得意味隽永深刻。为了说明我的意思，我今举 J.斯坦贝克著的《愤怒的葡萄》为例。作者以异常生动华丽的笔触，描写前一世纪美国人向西部移民在休戚与共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一种所谓非正式的集团或群体，在这种群体结构中，每个人既可指望别人的帮助，同时也关心别人的困难。
这是一个使所谓大众社会自然而然地削弱、解体的因素：个人是社会之一粟，在许多方面需要依靠社会，没有社会就不能生存；同时个人又似乎是渺小如草芥尘埃，没有它，社会还会照样维持下去。这就是个人和社会重大差别之所在。这也就是为什么个人这一环节一方面是有机而极强有力、而另一方面却非常松弛无力的缘故。这也是为什么一个人除特殊组织如革命的集团以外不能指望别人的帮助和关怀的缘故（革命集团对其成员的关系情况并不能代表整个社会的特征）。最后，这就是为什么说“交个朋友容易、找个知心难”的缘故；美国社会就是这方面的典型。由于这种现象来自于高度工业化社会之更为深刻的危机，而无论如何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结果，个人不仅成了这样一种社会崩溃的受害对象，而且也是社会崩溃解体的主体，换句话说，个人丧失了参与社会事务的愿望，越来越把自己关闭在个人狭隘利益的小圈子里。这是在任何事例中都存在的一种基本倾向。当然这并不是说，参与社会事务的倾向已普遍地从高度工业化社会成员的生活中消失了，这种倾向还是由具有特殊宗旨的团体（如革命或宗教的团体）表示了出来，但这不过是一种例外，并不能改变基本的倾向，再如，当涉及保卫民族利益问题时，我们看到社会成员对此关心和参与的倾向则以一种相当广泛的社会规模极明显地表示出来。但这一事件并不能说明是克服社会解体的趋向，而只表明同一个社会内部互相对立趋势有所克服。以上情况并无损于或抹杀自我异化主题的正确性。
这就是论述人的孤独和虚无感等等哲学的“合理内核”，论述形式一般有两方面：一方面论述一定的社会解体现象，在那里，社会把个人当作异己物对待，个人也把社会当作陌生物，这个社会不要求个人参与或至少不热情希望他参与社会的事务；另一方面，论述这样与社会分离的个人产生了近乎无政府主义的极端个人主义，与此同时，受大众社会和大众文化羁绊的个人的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出现的单一化，有毁灭人的个性的危险，正如查米亚京、赫胥黎和奥威尔等人的小说中所幻想的那种可怕的个性毁灭。就是这些复杂的成堆的问题构成为特殊的自我异化问题，对此，应该仔细加以考察，不应抱一种防御架式轻易拒绝。
然而，根据上述意见，第一，我们不应把异化和自我异化的问题等同起来，有些人企图把异化问题归结为社会中人的异化，他们根本不理解异化问题的全部，至少他们不理解马克思传统中异化的意义。第二，根据以上反思，自我异化问题至少有以上两个方面；平常对它所作的简单解释无异是各种概念的大杂烩，只能使当代社会极重要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不清，难以理解。
四、当谈到“异化”时，我们指的是个人（那些感到“孤独”、“迷惘”、“丧失了生活目标”等等的人）的主观状态呢，或者是影响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之一定的客观过程呢？根据我上述论点来看，这个问题似乎是多余的，本可不必回答，但有人提出这一问题还是对的，因为根据对此论题的种种著述来看，问题并未解释清楚。
“异化”是指一定的客观过程，在这些过程中，人的产品与产品的创造者保持一定的关系。根据我们解释，自我异化也是指一定的客观过程，由于这些过程的结果，个人才发觉他自己与自己的个性、他人以及社会的关系处于一定的状况之中，自然，这些客观过程会在那些感到迷惘、孤独、茫然不知所向等等人们的意识中得到其本身的特殊反映。但是这种感情来自于产生这种情感的种种客观过程。换句话说，人是异化的，不是因为他感到异化（意指自我异化），而是相反，因为他发觉他自己处于一种称为“自我异化”的客观情况之中，他才体验到那些与这种情况相应的上述种种感情。
这种情况可以按 S.佐尔吉也夫斯基等人建议，用结构主义理论的语言加以解释，根据决定个人生存的社会关系结构加以分析。但我们也可用另一种方法，例如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的传统语言加以解释。我个人认为第二个方法比较合适，因为我感到什么都用结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目前仅在语义学方面取得影响较为深远的结果，获得充分承认）解释是不合理的，这是要赶时髦而不是从实际研究需要出发的。二十年代在新实证主义影响下，类似的崇尚形式化语言的风气曾流行一时。但时髦一时并站不住脚，时髦需要实际研究的检验。结构主义的解释并未能改变我们已提出的问题的本质，即异化过程的客观性问题。
五、以上对我们深感兴趣和我们研究中必然使用的各种概念，做了浅显解释。现在应提出这样一个重要问题：那些概念有任何实际的重要意义吗？或者说，这样一种充满争论的异化范畴对指导社会行动能有用吗？如果真是有用的话，那么这些用处又是什么呢？我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我至少可以把关于异化范畴的实际意义之一般理论，具体从四方面说明。
（一）首先说明这一范畴的分类的和认识的价值。有了这一范畴本身和异化的一般理论，我们就能够把那些符合我们所说异化境遇特点的相应社会情境加以分类鉴别。而且有了这一范畴本身和异化理论也能够提高我们认识和分析诊断可能发生的社会活动的能力。
（二）正是这种诊断作用对实践十分重要。我们根据一般异化理论知道，对象化的产物只有存在适当的社会条件时，才具有异化过程的一些特点。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结论，即适当改变社会关系能导致异化的克服。当一种情境失去异化特点时，那么人的产品，不论物质的或精神的，就将丧失其自发性特点，按照其创造者的意志和欲望而发挥作用。这里举出几个例子。资本主义市场的商品具有异化的人的产品的一切特征。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商品是在建立于既定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一定社会关系中作用着。因此，为了克服这种不仅带来危机、无政府主义生产而且因此而造成的失业、贫困、饥馑以及直接危害人类生存的帝国主义战争威胁之异化，我们必须变革那些导致这些异化现象的社会条件，尤其是所有制条件。这也是马克思的基本思想之一；这一思想的实际结果为我们今天仍生活于其中的整整一个时代，指出了发展方向。国家就其作为一种物质的强制组织（“武装人员的集团”——列宁这样说过——与其相应的组织有军队、警察、监狱、法庭等）来说，情况也是如此。这是一种异化形式，其起源与职能是与一定的社会关系分不开的：建立在私人所有制基础上的社会敌对阶级。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通向克服这种异化（同时要广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道路就是要改变形成这种异化的社会关系，即社会之分为对立的阶级，而消灭阶级就要以消灭产生阶级的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为前提条件。也可以从古典马克思主义中举出宗教异化，但这种异化十分明显，我不再赘述其特点，径直谈谈实际的结论：克服宗教异化需要适当变革社会关系，尤其是如果我们关心去克服广大群众中存在的这种现象的话，也要在文化和教育的领域进行改革，但因为这是一种相当复杂的心理现象，不能都一律归结为社会关系，也不能保证随着社会关系的改变，宗教信仰就一定会彻底、全部消亡。从许多实例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每一异化均能克服（显然，异化的克服是个长期过程），如果人们能够认识其社会形成条件，愿意适当地变革使异化能起作用的诸种人的关系。
（三）在上一陈述中我们不仅看到异化范畴之实际价值的本质，而且也认识到其动员社会行动之力量，这种力量也就是马克思人道主义之所以是乐观的根据。如果我们说过，异化是一种社会邪恶或弊端，那么同时也可以说，在社会上活动着的人总会有机会克服那种弊端或邪恶的。这是一种动员人们行动起来的乐观主义意识，与那把任何邪恶均视为不可克服的灾难的形而上学观点截然相反，甚至也与某些例如萨特尔等人的存在主义变种迥然不同，它们认为，不管人们采取什么措施，胜利必然是属于邪恶的。
（四）当我们充分意识到不论政治制度如何，异化乃是永恒的社会问题时，异化范畴这种动员力量就具有更大的作用。异化终究是与对象化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而这种对象化又是人类一切生活过程中永久有的必然现象。本来是为对象化而产生的适当的社会条件，总有一些会逐渐起异化作用。是否有某种概括变化的永恒公式呢？我们是否知道什么社会关系会促使产生异化过程呢？我相信没有这样的公式，因此也没有反对异化过程的万应灵药。由此我们至少可得出两个重要而实际的结论。第一，反对异化的斗争是个长期的、无尽的过程，其目的永远是克服具体的异化而不是从总的方面克服异化，因为要克服后者是一种乌托邦幻想。克服异化的活动不仅是具体的，而且由于能丰富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对社会来说也是重要的，虽然我们深知，反对异化的斗争与计算夜空繁星或恒河沙数一样，是永无止境的。虽然如此，这一无止境过程中每一具体阶段实际上对人类却很重要，这正象人为了保持健康有病就治那么重要，绝不能因为人总不免病死就不治这个病了。第二，如果没有一个普遍的说明异化起源的公式，那么我们就不能排除出现新的、迄今未有的能产生异化新形式的社会状况和关系之可能性。因此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充分认识对象化和异化之间最普遍的联系，意识到异化是对社会有害的现象，而只有认识到其由以产生的社会关系并妥善地加以变革，才能克服。这并非灵丹妙药，但无疑对实际行动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六、根据刚才讲的两点思想，我们研究一下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异化问题。如果既定的社会关系总会引起对象化之退化为异化，那么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是否也受这一规律支配呢？根据前述理论，对这个问题应能作出正确答案。但在青年马克思著作中有这样的思想，他认为在经济异化消失以后，其他形式的异化会自动消失。对此有不同解释，有人认为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是私人所有制度中发生的异化，将随私有制之消灭而消灭；也有人认为马克思在这里实际表示的是对异化论题的一般信念，而以后就承认他错了。不管怎么解释，从马克思成熟时期著作来看，我们怀疑是否后来他坚持青年时期那种显然是乌托邦的思想观念。
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下异化问题时，我们按照马克思的先例，应区分为低级阶段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共产主义这样两个阶段。两个阶段基本的区别在于其与资本主义的固有的联系，即是与私人所有制和阶级联系在一起的。根据马克思的思想，谁都知道社会主义无论从定义上或事实上终未克服任何已知的异化，甚至经济的异化。人们姑且不提根据马克思主义，从定义上说，国家和官僚制是异化的形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些都还存在，而且必然存在），以及有目共睹现在仍然存在的阶级区别、体力和脑力劳动之间、城乡劳动之间的差别等问题。即使我们只涉及基础的基础即经济的异化，甚至在这里问题仍未解决。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消灭私有制不仅仅是消极地要求代之以国有化就够了，也许更重要的是积极地要求社会化，把所有公民变成为共同管理者，否则用马克思自己的术语来说，就根本不能进入作为“自由生产者同盟”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阶段异化过程的长期性，从马克思理论观点看来十分容易理解。如果现实中情况就是如此，我们就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在新情况下某些异化现象（如官僚制或国家的物质强制作用的自发化）可能暂时变得尖锐起来，甚而会出现新的、迄今从未有过的异化形式。这在理论上是驳不倒的，从事实来看就更是如此。
纵然过去某个时期种种共产主义幻想和错觉甚嚣尘上，但我们确实认识到，目前我们距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还有一个漫长路程。我们应该回到马克思理论上来，即共产主义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才能取得胜利，只有那时至少在理论上才能彻底消灭国家和武装冲突，创造适当物质基础，以便过渡到“按需分配”。马克思认为，没有这种物质基础。“陈腐东西”就会有以新面貌出现的危险。不管对这些隐藏于未来的引人入胜的题目说些什么，这些话都可算作科幻领域内的了。还是让我们对此保持沉默吧！不过对异化问题的生命力要保持高度警惕。以上我们所做的讨论中，有一件事具有决定性意义，即：异化范畴在将来也必保持其实践的价值。不考虑人的行动中与此有关联的种种问题，人们就不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或者在建立之后，也不能维持和发展。
感谢 螂群领袖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