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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意义
〔波兰〕亚当·沙夫
1996年3月
柴方国 编译
本文译自德国《马克思主义革新杂志》1996年3月，略有删节，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1期。责任编辑：薛晓源
最近，有位朋友在同我讨论《忏悔时代》一书时，提出了一个令人发窘的问题：为什么你在新的形势下还需要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由于我觉得这是个重要问题，我愿意在这里谈谈我个人的一些想法。这些想法主要不是针对是否还需要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答案是简单明了的：社会主义是近代工业革命的结果，它不是由某种社会观念，而是由没有社会主义就无法生存的整个社会造就的必然性。社会主义的名称倒无关紧要。现在的问题不是考虑社会主义是否必要，实际上社会主义已经出现。
相反，问题的第二部分却需要仔细斟酌。我再说一遍，从预言社会生活中会出现一个社会主义这一点而言，暂时未必需要马克思主义。只要了解事实，能够理性地思考，就足以看到这一点。假如事情真是如此（对此我深信不疑），那么我为什么还需要马克思主义？人们究竟为什么还要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一个合理的问题。如果不想让人怀疑仅仅是在怀旧或者是出于“革命者”的态度而人云亦云，就要认真回答它。
我要说的还不是这些。首先，我可能出于一些与预言社会制度无关的、别的原因需要马克思主义。其次，即使真的不依赖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能认识到现在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然性，那么，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则能更容易地、通过对形势的更深刻理解得出上述结论。这一点并非无关紧要。我想，就我而言，掌握了科学依据以后，处理疑难问题就自信一些。同样，在反对低估理论以及以理论为依据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观点时也是如此，低估理论的观点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程度的表现，造成了随现实社会主义解体而来的重大理论危机。
那么，我为什么在理论和实践中需要马克思主义？
或者，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在今天还有什么样的实用价值？这样的表述克服了看问题时的个人主观色彩，因为它不仅涉及到如何观察问题，也涉及到（从旨在实现左翼目标的实际斗争要求的立场看）这些问题在客观上是怎么一回事。
没有哲学不行
我们先来看看世界观意义上的和公理形式的自然规律，它们虽然只是间接地与人的活动有关，但没有它们人便无法活动。活动的主体通常意识不到它们的作用，主体是在特定环境中通过教育强制性地获得动机的，而环境往往是主体所信仰的宗教。如果主体是有一定知识的人，那么环境的影响会因主体自觉地接受某种世界观和它所包含的价值体系而削弱。知识水平越高，这个过程发生得就越自觉。这种情况同样与科学理论和个人所选择接受的宗教信仰有关。否则，在这种智力水平上，人的自觉活动是不可能的。
我个人以为哲学家并非太多，我作为这个领域的专家这样说时也非常清楚，他们过分地沉溺于空洞的言论。持这种观点的不只我一个人，著名的波兰哲学家卡茨米尔茨·阿杜基维茨不断重复道（并非开玩笑），哲学的历史是人类愚蠢的历史。但是，如果没有某种哲学，无论是有意或无意地接受它，没有人能够行得通（只要想想象莫里哀喜剧中茹尔丹先生那样的外行就够了，他说了一辈子散文，自己却不知道）。为了弄清自己生存在什么样的世界，为达到所期望的目标应该怎样活动，人必须拥有一种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能告诉人们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在活动中应该追求什么和避免什么。
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些都是陈词滥调，用不着再表白一番。但是，如果深入思考一下，就会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即使智力发达的人也要受到一些价值观念的约束，因为它们便是如“以太”哲学所说的所谓人的结构的组成部分（即便它们在形式上表现为由教育灌输的宗教）。实际上，任何人，即使是最原始的人，都是不自觉的哲学家，正如上面提到的茹尔丹先生说散文一样。
我也算是一个在行动时（或好或坏地）进行哲学思考的人，而且作为这个领域的行家我还知道，在这个领域有许多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了解这些办法，很长时间以来就熟悉它们，并且必须在它们中间作出选择。在这里想说出什么比它们更新的东西，只能是幻想。
就我而言，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决定选择马克思主义。我认为它提供了最好的解决办法。人们可能对此提出异议，但是内行的人很清楚，在这个领域期待一个明确的决断是徒劳的。我们再来看看“以太”哲学，从这种哲学观念来看，最终答案只能是接近争论的焦点，然后是参与争论者各走自己的路。其他的答案是不可能的。任何一方都没有说服另一方的最终论据，正如信徒同非信徒争论上帝是否存在一样。但是人们必须作出选择，之所以这样，正是因为人们必须活动。任何人都知道，作出这种决定往往要以残酷的斗争为代价。
这是我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第一点。我知道，有些人的决定与我的决定完全相反，我也知道，我无法说服对手，让他们信服我为什么作出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决定。我作出这种选择的原因在于，这种选择能使我比对手更好地理解环境，并按照自己的目标对环境施加影响。虽然在这里选择马克思主义与我的活动没有直接关系，但它对实现自己的意图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也有实用价值。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我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譬如说）康德主义者，尽管我推崇康德对分析认识过程的贡献。我也没有成为黑格尔主义者或新实证主义者，或是别的流派的信徒，尽管我尊重所有这些流派对解决一般哲学问题的贡献，并试图把它们当中的一些内容融入我的世界观。我之所以倾向于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它为我提供了比这些流派更好的世界图景，并且开辟了更广阔的活动可能性和活动范围。
谈到马克思主义的实用功能时，我要提到另一项哲学内容：克思主义关于个人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的自治人道主义。这两个概念很少为人所知或承认，在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那里更无立足之地。但我认为，它们不仅具有理论意义，也不乏实践—政治意义。假如不了解这两个概念，就很难理解我为什么会同“解放神学”领域中的天主教徒合作研究基督教人道主义的问题。
能够“部分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吗？
由于我提到了同激进派基督教思想家代表人物的合作，我便想趁机回想一下对“马克思主义者”这个名称的解释，我认为这是个重要问题。我必须指出，我那些（宗教意义上的）信徒朋友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密切的，对它的态度是真诚的，他们当中许多人既是公开的、积极的天主教徒，同时又是共产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政党的成员，这在我们听起来有点儿像童话。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同它的理论体系的关系问题上，多年以来我同他们的观点一直不同。在规定社会活动目标的意识形态方面，问题则相对简单一些，人们可以把为意识形态提供活动依据的价值体系的起源打上括号（借用胡塞尔现象学的术语），换句话说，可以暂时不去讨论它。
否定哲学在马克思主义整个体系中的作用，在基督教思想家那里是可以理解的。信徒，尤其是笃信教义的人，无法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和结论，如价值的观点、个人观点、自治人道主义观点（把人视为人在历史中的自我创造），因此，他们虽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观点，却把它的哲学内容分离出去。事实上，人们可以只是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某些内容（与社会活动的要求有关）并在这个范围内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然而，如果人们否定哲学内容的合法性和根据部分接受或完全接受去评价它，又不想承认这只是部分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时，那么事情就要复杂得多。我觉得应该列出这样或那样的相关流派来说明这个问题。
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关于“马克思主义者”名称的表面上的争论（在像波兰这样的国家，连马克思主义本身都受到攻击，它的信仰者还在为争夺“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争论，听起来真有点儿像童话故事）人们应深入思考争论的真正意义。
就我而言，我不赞同上面所说的部分接受的立场。我只接受一种世界观或价值体系，从它的功能来看，它除了完全来自人的社会活动以外，没有别的来源。
同时我内心又是宽容的，因此，我不仅乐于同教徒合作，也非常坦率地评价教徒和他们的积极动机。当然，教徒们在某些方面的处境要好得多。对他们来说，真理来自天启，他们不必像我这样绞尽脑汁去思索真理的来源。像我这样的人必须仔细思考知识的起源，而教徒们则直接用天启来解释。也正是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帮助我们有意识地活动。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包括哲学内容的，没有割裂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这里也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实用价值的因素对我们是重要的。
个人、自治人道主义、异化
现在继续讨论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关于自治人道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部分，而且是不仅具有现实意义，也具有重大实践意义的部分。
我当然不想讨论这个问题的全部细节，只想谈谈它的主要内容，它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个人是对社会问题进行任何恰当的分析所不可缺少的出发点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其次，个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和产物的观点（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第三，人是其社会现实的创造者的观点。从这种观点看，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是自治人道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和文化观点，它把拥有多方面利益要求的人放在中心地位），它使任何非人力量的干预成为多余的东西。与它相反，他治的人道主义，尤其是以宗教信仰为依据的人道主义，完全以来自非人（超人）力量的戒律、戒条为基础。
这些论点看似简单，但其含义是深刻的。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法国存在主义者出色地看到这些内容，并公开讲述它们。遗憾的是，某些官方的马克思主义者无法理解这些观点，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作非人的解释，把这些论点视为禁忌。
我要强调，如果没有上述论点作为理论前提，我的社会研究工作和活动就不会取得任何进展。我相信，我比没有这种理论前提的竞争对手处境优越。在实践中也是如此，理论总是与实践密切相关的。这一点，正是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实用功能。
谈论马克思主义的实用功能时，还要提一提“异化理论”的观点。
异化理论曾被错误地认为只是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实际上它在马克思主义体系当中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尤其是在政治方面。我在《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一书中指出，马克思自始至终坚持异化理论的观点。由于这种理论作为批判分析的工具可以不加限制地应用社会主义制度，它便引起一些人的恐惧，他们把它说成是理论偏差。
然而，在另一方面，异化理论不仅在存在主义者和一些社会学、社会分析学派代表人物那里得到认同，而且被善意地收进天主教的正式文献。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第一个通喻《人的救赎者》中，在分析社会时很大程度上以异化理论为依据。此外，通喻还谈到主、客体异化的重要区别。
阶级、阶级斗争、社会革命
我们再讨论一些能说明马克思主义实用价值的概念。我现在要说的题目，在行家看来是不言而喻的，并且可能指望我把它们排在首位。这个题目就是“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成堆的著作论及这个题目，它的地位可见一斑。虽然也有人试图否认马克思主义这些内容的意义，但那是出于知识贫乏，对此不必在意。
为说明这种情况的怪异之处，我想谈一个正常人都知道的事实。那就是，这些内容的确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正如马克思在致魏德迈的信中所说，他只是以特有的方式进一步发展了复辟时期法国历史学家，特别是梯也尔、梯叶里和基佐的理论。那些今天否认阶级、阶级斗争这些科学概念的价值的人，是想把社会科学不仅扯回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水平，而且想使它落后于法国革命后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所达到的水平。这种损害科学的政治图谋甚至在非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学者那里也遭到反对。
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之际，法国《世界报》发表了几年前去世的法国历史学泰斗斐迪南·布罗代尔写的一篇文章。布罗代尔（我得再说一遍，布罗代尔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该文中写道，如果不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工具，他在历史研究中就不会取得成就。
我建议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从现在起重新探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所引起的动荡不仅使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有了现实意义，也有助于消除强加于它的责难。最后，我还要提到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即作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
我希望那些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工具视为社会科学中不言而喻的事情的人，那些与这个工具密不可分的人，不要忘记或排斥这种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来源。对一种科学理论来说，能够被当作平常的东西运用，以致人们忘记了它的起源，应该说是一种极大的荣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取消它的起源及其意义。难道还有人怀疑万有引力规律在某些领域是科学实践的常理吗？难道能因此忘记它是出自牛顿的理论吗？诸如此类的事例不胜枚举。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
限于篇幅，在这里无法说出更新、更有意义的内容。我只想说明，对社会科学来说，马克思主义更具有实用价值，它能（比其他流派更好地）促进解决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实践密切相关的热点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同样，也必须明确指出，在马克思逝世以后的上百年间，马克思主义经历了多次转变。对一种科学理论来说，这是完全正常的。
正如社会现实发生了变化一样，有些部分自然而然地变得陈旧，成为历史。对不是作为宗教信条，而是作为科学思想的观念来说，这也是通常的命运。人们必须把这一点视为称道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不是证明它的弱点的理由。现代工业革命导致了马克思主义雇佣劳动意义上劳动的消亡和无产阶级的消亡，与这个过程相联系，还将发生许多类似的变化。事情必然是这样——按照马克思、恩格斯一再表示的观点，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
还有些部分经受不住现实的检验，被证明是错误的（比如关于中产阶级消失的预言，对市场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估计，对人的活动中宗教信仰的估计，等等）。对这些内容人们不必感到不好意思，也不必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掩盖和抹掉它们。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人，是学者，不要要求其学说正确无误如某种宗教信仰的预言家。虽然他们都是有天才的人，但也会有失误。与宗教信条不同，没有任何理论是绝对真理，而宗教信条是立足于彼岸的。
此外，还有一些内容，没有导向合乎逻辑的结论，在概念上不够准确或意义杂多，尤其是在我们所关注的一些问题上，如国家、民主，等等。我想，马克思的逝世中断了《资本论》第3卷的工作，而那个时候，恰好是马克思致力于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正是在这里，有时甚至在基本的思想上，向追随马克思足迹的人敞开了误解和不同观点的大门。面对这类情况，马克思曾经说过，我所唯一知道的是，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人们在今天应该经常回顾这句话，尤其在面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对他的观点所做的解释时。
然而，同时也要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整体不仅依然具有生命力和现实意义，而且它还是解决许多严峻问题不可缺少的工具，这些问题是今天左翼在理论领域面临的问题，解决它们对于左翼的实践至关重要。
在这些问题中，有些可以说是传统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它们在今天看来已发生了变化，如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问题在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大规模应用的时代，剩余价值问题（在《资本论》所定义的意义上）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现在的问题已是剩余产品的问题；充分就业的社会让位于激励社会成员积极性的社会，或者说市场和计划在经济中的作用问题；还有在今天具有重要意义的贫困化理论的问题（尤其是在少数发达工业国家同多数不发达的、并因此受剥削的国家的关系上）。
新的要求
还有一些问题是些新问题。传统的社会主义不可能把握到它们，因为它们在19世纪尚未出现或刚见萌芽。马克思不止一次说过，他不是预言家，而是分析现实的学者。正因为这些问题是新出现的问题，它们对今天的左翼来说尤其重要。譬如，向信息社会的过渡所引起的，与（传统意义上）劳动消亡和无产阶级消亡相关的社会后果。这一点，特别使一些迫于其成员压力的传统工会感到震惊，但是，如果这些工会阻挡这种无法阻挡的社会发展趋势，恐怕又会削弱自己的影响，失去传统的社会力量（值得说一句，在实践中能够看到这种现象，它的结果是非常反动的，左翼对此必须注意并认真对付。）
然而，对新左派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即与新工业革命引起的结构转变和文明转变相关的问题，在于重新分析资本主义及其垄断政治倾向的影响（不同于新自由主义者为贫困者写的童话），重新分析跨国资本和集团的影响。在这些问题当中，最迫切的（同时也是最模糊的）问题是当代资本主义金融资本超越国界的影响。
不做这些工作，新左派在理论和实践中就行不通，尽管在论证向后资本主义（或用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术语说，向这样或那样的社会主义）过渡时，在今天已不像以前那样需要这类复杂的思想和说明，甚至也不需要马克思主义。但是那只是就察觉过渡的事实而言的，它还没有解决以什么样的途径实现目标的问题。这个过程的速度和能否在过渡中尽可能地避免冲突，对社会发展而言不是无关紧要的。因此，新左派需要为其实践准备合适的理论基础，就是说，解决上面说的问题。
任何拥有足够的知识、了解社会斗争迹象的人都会明白这些内容，并且知道这里所说的无疑是一些很快就能看清其意义的情况。但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却能拥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条件。这一点与前面所说不一定必须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认识到资本主义结构性转变的观点不相矛盾。然而，如前所述，现在的问题不仅在于预言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且在于决定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这已经是另外的问题了，在这个问题上，仅靠了解事实和直觉是不够的。这里可以举一个众所周知、今天已习以为常的观点为例，那就是生产方式的转变不可避免地引起整个社会上层建筑的转变，如果把“上层建筑”解释得宽泛一些，它也就意味着整个文明的转变。实际上，这种观点也有助于解决其他问题。
可以这样说，这种看似平常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显示出它真正革命的力量。以往在这个领域的预言往往带有革命急躁情绪的色彩，这种情况甚至在像马克思这样的人那里也发生过。现在形势不同了。现实的变化快于理论预测。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在今天可以凭借其实用功能以新的形态、作为理论和意识形态焕发出生命力。而这一点，需要新左派在目前条件下的实践中去实现。即使这种新左派因成分不同相互有区别，即使其中有人并不尊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力量也不但会成为重要的力量，而且会给整个发展定调。马克思主义即使不为所有左翼力量接受，也将在所有的人那里成为争取新社会制度的斗争的象征。
这就是我对为什么我直到今天还倾向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于我有什么理论和实践意义这个问题的回答。
感谢 佐仓绫奈 收集；佐仓绫奈、加特林涅夫 录入并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