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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马克思主义者，不做教条主义者
〔波兰〕亚当·沙夫
（1999年3月14日）
译者：曾天
原文载于波兰《论坛报》1999年3月14日。中译文来自《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9年第2期（总第60期）。责任编辑：王建民
当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而这种变化又同生产方式的变化和随之而来的社会阶级结构和社会观念的变化密切相关时，那么这一时期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这一观点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可以这样说，这是马克思主义观察社会生活的方法。这同时也是一个思维健全的正常人理智地思考问题的方式。我的这种表达方式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且它十分简洁，十分贴切。这种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变成我们学术思想的灵魂与肉体，变成普遍有用的价值。这样的思维方式也绝对不为马克思主义所垄断，尽管它首先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然而，问题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因此，我在提出这一看法时，心里是有些担忧的，因为这样的观点会直接涉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纲领主张。
我曾经指出，新左派的社会主义纲领主张必须为那些思考未来的人指明前进的道路。与此同时，也必须克服对已经过了时的陈旧观念的怀念，因为这些陈旧观念已经被生活实践所抛弃。
这又是不言而喻的事。为什么？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是，那些标榜已经更新了观念的人依然采用旧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事实上他们对事物的理解生吞活剥，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变化。这还不算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当旧有的教条一旦复活，问题就不仅仅是观念上的混乱，而且在实践上妨碍着社会前进的步伐！
修改社会主义纲领主张
由于社会生活发生了变化，关于社会主义的纲领主张也势必发生变化。如果理解了当前社会形势发生的变化，那么对社会主义一系列传统要求也必须进行修改，包括甚至是那些构成社会主义制度最本质的内容。这样，抵制这种修改的势力就会立即冒头，甚至可以听到已经多年没有听到的陈词滥调：“修正主义”，我这样说，并不是害怕那些“正统派”（注：60年代沙夫教授曾被批判为修正主义者），我过去曾同他们打过多年交道，曾经受到营垒对面那些正统派法官不止一次的判决。我现在担心的是，那些不能摆脱陈旧观念束缚的好人，因此而裹足不前，从而妨碍社会主义事业，所以我上面的这些话首先是说给这些人听的，希望他们有所警觉。
我想对那些与马克思主义休戚与共的人说几句话。我十分尊敬他们，但我不能不提醒他们历史的教训，对那些对马克思主义有着不同解释的人，动辄就给扣上所谓“修正主义”的帽子，说他们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是斯大林主义的老问题，老毛病。
要当马克思主义者，就不能当教条主义者。教条主义者不能理解的是，当现实的实际生活发生了变化，理论观点也必须发生相应的变化。理论观点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是现实生活的概括。为谨慎起见，我再重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话，他们认为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人们行动的指南。我想在此也请读者记住马克思本人当年说过的话。他曾经对那些把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看成教条的热情支持者说：“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听起来有点荒唐，但最确切不过地反映了马克思对事物的思维方式。
我们应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记住古人的劝告：柏拉图是朋友，而真理是更为重要的朋友。马克思肯定理解他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宣布反教条声明的重要意义。
让我们还是回到正题上来。不要为可能会遭到歪曲社会主义经典纲领主张的指责而担心。这是已经发生变化的现实生活向我们提出的要求。让我们用明白无误的语言，说出我们真正的内心话：我们必须在新的条件下改变或者抛弃那些已经过了时的，那些曾经被当成是社会主义思想最核心的理论。大家都知道，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它必然会遇到不理解，遇到抵制，因为那些习惯于用旧方式来思考这类问题的人不出来抵制，那才是令人费解的。
那么，我们具体要做些什么呢？在诸多问题中，我试图选择其中若干项。
几个核心问题
社会主义作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未来社会制度，它的经典理论的传统思想支柱是社会公正原则和人们团结相处原则——由于同其他人文主义理论有着亲缘关系，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核心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具体解释：在生产资料方面消灭私有制；消灭作为暴力机关的国家；实行实实在在的民主；消灭商品市场，实行计划经济。
从上面所列举的几项核心内容看，我认为除了其中某些成分依然发挥一定作用外，绝大多数内容都必须予以修改。对于许多一直坚持社会主义正统理论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剂难以下咽的苦药。可是，我们在这方面的回旋余地又实在不多。
应当承认，我已经看到了问题之所在，但由于缺乏时间和实践，我提不出解决的方法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决这些总是要靠未来的人，当他们掌握了一切必要的条件后才能提出解决方案来。我们不必因为提不出解决办法而自暴自弃。我们记得，当有人问马克思关于未来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时，马克思回答说，我不是预言家，而是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学者。他说，这个未来社会中的人，肯定不会比我们更愚蠢。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提出的关于未来社会的预言，至今仍然证据有限。
第一，关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问题。对于当代社会主义思想的各种流派来讲，一个明白无误的问题是：消灭私有制是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条件之一，因为它决定了消灭人剥削人的基础。在以往的时代，所谓生产资料，首先是指物质化的东西，例如工具、原料等，它们构成了私人资本的拥有形式，没有这些东西就无法组织生产。
今天，形势发生了变化。今天主要的生产资料不再是物质化的东西，而是以信息为形式的人们的思想，亦即非物质化信息。要想把非物质化的东西“理性化”是极其困难的，如果有人试图这样做，那就要冒窒息人们创造性地进行思维的危险（因为人总归是人），这就有导致破坏社会进步的危险。那么，难道就不要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了吗？问题可不那么简单。
首先，物质化的生产资料今天毕竟仍然存在，工具和原料仍然是组织生产必不可少的手段。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是，难道应当让一项普通发明所创造的巨额收入无节制地落入个人私囊？而这种发明毕竟也只是思维活动的成果。也许这正是发明家的重要意义所在。拥有成亿万美元的富翁，难道只应当把他“多余”的一点钱贡献给社会？
也许我是一个蠢人。但不管怎么说，我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与此同时，我也不希望人们急于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在提出问题的同时坚定地认为，原来的社会主义理论不能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但愿马克思所说的后人不会比我们愚蠢的话能够得到印证。但愿后人不但不比我们愚蠢，而且要比我们聪明得多。我们只好把这些问题作为“遗产”留给后人。我并不担心有人会出来说我：既然你不知道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那么你岂非枉为社会主义的支持者？因为我深刻理解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消灭资本主义后，社会必将继续发展下去。我理解了这一点，已经心满意足了。
关于第一点，我说得已经够多了，我之所以还要这样说，是因为它原来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标志。
第二，关于国家消亡问题。消灭作为暴力机构的国家，这一理论也必须予以修改。必须指出，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否定过国家作为行政机构的作用；它只是要求消灭（而且是自动消亡）作为制裁人的暴力机构的职能。在当前，当人类文明发展到要求作为行政机构的国家大大加大对社会生活的干预时，首先是收取税收并作出合理分配，如果没有国家的职能机构，这是无法想象的。此外，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前途，以及世界上各国人民之间和和平平过日子的形势（根据已有的经验，可以认为这只是空想），如果是可能达到的，也只是遥远的事。所以，对此可以暂不予理会，留给我们的后人去思考吧。把这样的问题留给未来社会主义者去处理，肯定不算是教条。
第三，关于市场和计划经济问题。我们都了解以往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毫无例外地摈弃市场思想（曼彻斯特资本主义）并提倡计划经济的原因，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错误地实践计划经济带来的痛苦教训。在这方面，关于当前阶段的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可以这样说，在社会经济中把市场的作用完全摈弃是错误的。同时我们也知道，现在全世界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包括左派经济学家都承认，新自由主义思想已经破产。根据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观察，我们不能否定市场的经济作用，我们否定的只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神话。
这样，经典社会主义的纲领主张中又一个支柱倒下去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实现这一“历史性妥协”。我们又得把它当成一种“遗产”留给我们的后人去解决。
我们明确宣布，在纠正（或者叫修改）以往社会主义者提出的纲领主张的同时，我们并不摈弃社会主义；我们在看到问题的同时，也承认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只是社会主义者，而不是什么预言家，也不想成为预言家。
第四，关于民主问题。根据我们不太久远的经验，民主问题是社会主义各项理论中最简单明了的一条。我始终维护它在社会主义中的地位，摈弃一切对它的怀疑。在当前阶段，除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士之间可以继续争论外，要确切说出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确切用意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本人对此本来就论述不多。应当记住的一点是，恩格斯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更加明确，须知在他的晚年提到社会主义的民主问题时，曾经说是“议会民主”。我摈弃列宁对民主这个概念的解释。我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同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应当拥有更高的民主。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主，是实实在在的民主，而不是形式上的民主。其他任何形式都是不允许的。
上面这些，在我看来，是当代左派的社会主义纲领中必须包含的内容。但是，要具体实施，看来尚需时日。
感谢 佐仓绫奈 收集；佐仓绫奈、加特林涅夫 录入并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