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工业再思考（特奥多·阿多诺，1967年）

文化工业再思考

特奥多·阿多诺

（1967年）
夏凡译

　　“文化工业”这个术语可能是霍克海默和我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最早使用的，该书1947年出版于阿姆斯特丹。在草稿里，我们用的是“大众文化”一语。我们之所以用“文化工业”替换了“大众文化”，为的是从一开始就排除与大众文化的鼓吹者相一致的解释：它是一种大众自发产生的文化，是通俗艺术的当代形式。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把文化工业与通俗艺术区别开来。文化工业把古老的东西和熟悉的东西熔铸为一种新的质。在文化工业的所有部门中，那些特意为大众的消费而度身定做、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那种消费的性质的产品，或多或少是按照计划加工出来的。各个部门的结构是类似的，或者说至少是彼此配合的，从而使自身构成了一个天衣无缝的制度系统。文化工业之所以可能，既是由于当代的技术能力，也是由于经济的集中和行政管理的集中。文化工业居高临下，有意识地容纳其消费者。它把分离了数千年的高雅艺术和低俗艺术领域强行聚合在一起，结果双方都深受其害。高雅艺术的严肃性在对其效益的斤斤计较中毁灭；而低俗艺术早在社会控制尚未达到总体化的时期便一直固有的反叛性抵抗遭到了文明的围追堵截，它的严肃性也随之灰飞烟灭。因此，尽管不能否认：文化工业一直在绞尽脑汁地盘算着它所针对的千百万意识和无意识的状态，但大众决不是首要的，而是次要的，他们是计算的对象，是机器的附属物。文化工业想要让我们相信消费者是上帝，但事实并非如此，消费者不是文化工业的主体，而是它的客体。“大众媒介”这个词语是为文化工业特别打造出来的，它已经把问题的要害转移到了无害的领域。而问题的要害既不是优先关注大众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大众传播的技术的问题，而是向大众灌输的精神的问题，是他们的主宰者的声音的问题。文化工业假设大众的心智是既定的、不可改变的，并错误地把它对大众的关注用于复制、巩固、强化他们的这种心智。如何改变这种心智的问题完全被置之不理。虽然文化工业如果不适应大众就基本上不可能存在，但大众并不是文化工业的衡量尺度，而是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
　　如布莱希特和苏尔康30年之前所述，文化工业的产品是由价值的实现法则统治的，而不是由其自身的特殊内容与和谐形式决定的。文化工业的全部实践就在于把赤裸裸的盈利动机嫁接到各种文化形式上。自从这些文化形式开始作为市场上的商品，成为其创作者的谋生手段的那时候起，它们就已经部分拥有了这种性质。但那会儿它们只是间接地追求利润，仍不失其自律的本质。而文化工业带来的新东西是，在它最有代表性的产品中，对效用的精确彻底的计算被直截了当地、毫不掩饰地放在首要位置。艺术作品的自律——当然，过去即使在完全纯粹的形式中，自律也很少占主导作用，而且总是被一系列对效果的考虑所渗透——被文化工业大势所趋般地清洗掉了，不论掌管者是有意还是无意。掌管者既包括那些拥有权力的人，也包括那些奉命行事的人。用经济学的话说，他们在经济最发达的那些国家里寻找到了或寻求着实现资本的新机会。使文化工业成了无所不在的现象的那种集中化过程，和文化工业一起，使得原有的机会越来越不牢靠。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从来没有使它自己单纯地适应人类；反之，它总是能够对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石化关系提出抗议，并用这样的方式向它们致敬。现在，既然文化完全被这种石化关系同化了，吸收了，容纳了，整合了，那么可以说：人类又一次被贬黜了。文化工业的典型存在物不再“也是商品”，而就是彻头彻尾的商品。这一量变是如此之大，以致它引发了全新的景象。最终，文化工业甚至不再需要处处直接追求利润——它曾经是从直接追求利润起家的。利润的旨趣已经在它的意识形态里对象化了，甚至已经使它们自身能够超然于出售文化商品的压力之外——不管怎么样，那些压力是必须咽下的。文化工业转化成了公共关系，转化成了仅仅是“友好关系”本身的制造，而不涉及特定的公司或可销售的对象。“购买以占有”是一个普遍的、未受批评的共识，是为世界制作的广告，于是，文化工业的每一件产品都变成了它自己的广告。
　　然而，在这一过程里依旧留存着当初文学向商品的转变中的那些标志性特征。文化工业比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更加拥有它自己的本体论，一种僵化保守的基本范畴的构架，这些范畴可以从（比方说）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的商业性英语小说中撷取。所谓文化工业的进步，文化工业不断提供的所谓新东西，始终是永恒的同一性的伪装；在每一个地方，变化的外衣都遮住了一个骨架，而这个骨架几乎一直没有什么改变，就像追求利润的动机本身自从它第一次压倒了文化一样以来就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一样。
　　因此，不能过分地从字面上去理解“工业”一语。它指事物本身的标准化（如每一个电影迷都熟知的西部片的标准化）以及流通技术的理性化，而不是严格限定在生产过程的标准化上。在电影这一文化工业的核心部门中，尽管生产过程在广泛的分工、机器的使用、劳动力和生产工具的分离（表现在活跃在文化工业中的艺术家与文化工业的掌管者之间的恒久冲突之中）等方面非常类似于技术的操作模式，但仍旧保持着个性化的生产方式。每一产品都装作很有个性的样子；这种个性本身是为强化意识形态服务的，而既然幻象是魔法般召唤出来的，那么完全物化了和中介化了的东西就是直接性和现实生活的避难所。现在，文化工业一如既往地作为第三人称的“服务”而存在，保持着与资本衰退的流通过程的密切联系，保持着与使它得以形成的商业的密切联系。首先，它移植了个性化的艺术及其商业开发中的明星制，并为其意识形态所用。它的操作方法和内容越是缺少人性，文化工业就越是努力地、卓有成效地宣传假设出来的伟大人格，就越是令人怦然心动地运作着。说它是工业，更多地是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在它合并了工业的诸多组织形式的意义上（即使它像办公室工作的理性化那样，什么也不生产），而不是在技术合理性实际上真正生产的东西的意义上。与此相应，文化工业的错误投资是相当可观的，被新技术淘汰了的那些部门陷入到危机之中，这些危机几乎不会好转。
　　文化工业中的技术概念和艺术作品中的技术概念，只是字面上相同。对于后者，技术与对象本身的内在组织有关，与它的内在逻辑有关。与此相反，文化工业的技术从一开始就是流通的技术和机械复制的技术，所以总是外在于它的对象。文化工业寻找意识形态的支撑，正是为了小心翼翼地抵御着其产品中包含的技术的全部潜力。它寄生于外在于艺术的、商品的物质生产技术之中，而不考虑其客观性所寓示的它对内在的艺术整体的义务，也不考虑审美自律所要求的形式法则。文化工业的面相学造成的结果，实质上就是两方面的混合物：一方面是流水线型的、摄影术般的严格精准，另一方面是个性的剩余物、多愁善感、已经被理性处理并改编过了的浪漫主义。本雅明通过灵韵这个概念表达了对于传统艺术品的看法，如果采用他的思路，那么可以这样定义文化工业：它并不提出一个原则与灵韵的原则针锋相对，而是保持着一层已经消逝的灵韵的薄雾。文化工业由此泄漏了其意识形态的天机。
　　在文化官员和社会学家中，最近有一种时髦的论调：警告我们不要低估文化工业在促进其消费者的意识发展方面的极度重要性。要严肃地对待文化工业，而不要用文化的势利眼看它。实际上，作为当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要素，文化工业是重要的。不论是谁，如果因为对它塞给人民的东西持怀疑态度就忽视它的影响，都是幼稚的。然而，那些要严肃对待它的告诫，散发着一种欺骗性的光芒。因为它的社会角色问题、它的质量问题、它的真实性和虚假性问题、文化工业发售物的美学水准问题等等困扰人的问题被推后了，至少，被排除在所谓的“传播社会学”之外了。批评家被指控拿着傲慢的深奥做挡箭牌。所以先指出渐渐得势而无人觉察的“重要性的双重意义”，将是不无裨益的。即使某物接触着无数人民的生活，它的功能并不会因此就保证了它特殊的品质。美学与它遗留下来的传播方面的混合，并不导致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艺术走向与所谓“艺术势利眼”相对立的正确位置，而是导致艺术以多种多样的方式为它有害的社会后果辩护。不论文化工业在构造大众精神方面多么重要，它都没有为反思其客观合法性、反思其本质的存在留下任何地盘，哪怕是提供一门自认为是注重实际效益的科学。毋宁说，恰恰是由于这个原因，反思已经变得必不可少了。严肃地对待文化工业——像它那未经质疑的社会作用所要求的那样——意味着严肃地批评它，而不是在它的垄断特性面前畏葸不前。
　　一些知识分子急于使自己与这种现象调和，渴望找到一个万能公式，既能表达他们反对它的态度，也能表达他们对其力量的尊重。除非他们已经从强加的退步中创造了20世纪的新神话，他们当中只会盛行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容忍论调。首先，这些知识分子还在坚持，每个人都知道袖珍小说、当红电影、成批生产的系列的家庭电视节目、流行歌曲、给失恋者的建议和占星术栏目都是什么货色。无论如何，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无害的，甚至是——按照他们的说法——民主的，因为他们是对某种需要的回应，尽管该需要是人为刺激下产生的。他们指出，它也带来各种有教益的好东西，比方说，通过传播信息、给出咨询意见和强调简化的行为模式。当然，正如每一项基本的社会学调查研究（例如，测量公众对政治信息的知晓度）已经证实的，信息是极其贫乏的，是无关痛痒的。何况，从文化工业的产物中获得的咨询意见是空洞的、陈腐的乃至更糟，而行为模式则不知羞耻地劝人循规蹈矩。
　　与文化工业的关系中所具有的双面讽刺并不只限于奴性的知识分子们。也许还可以认为，消费者自身的意识被撕成两半，一半是文化工业提供的指定愉悦，另一半是对它提供的教益不加掩饰的怀疑。“这个世界想要的是被骗”这个短语已经始料未及地变得非常真实了。正如常言所说，人民不仅为诈骗而倾倒；而且，只要保证给他们哪怕是最虚无飘渺的满足，他们就会渴望一种欺骗，即使他们已经看穿这是欺骗。他们以一种自我安慰的方式强迫自己紧闭双眼，强迫自己对别人别有用心地给予的东西发出赞成的声音——因为他们完全知道它被生产出来的目的。要是不接纳它，一旦他们不再依附于实际上什么也不是的那种满足，他们就会觉得，他们的生活是根本不堪忍受的。
　　今天，对文化工业最野心勃勃的辩护是赞美文化工业的精神（嗯，把它叫做意识形态一点也没问题）是稳定秩序的因素。据说，在这个所谓“无秩序”的世界里，文化工业为人类提供了某种取向的标准，这本身似乎就值得肯定。然而，在文化工业的辩护者的头脑中误以为它所保持的东西，实际上恰好是被文化工业更加彻底摧毁的东西。彩色电影摧毁了亲切的老酒馆，破坏程度比炸弹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电影连它的意象也斩草除根了。没有谁的祖国可以幸存于歌颂它的胶片中，这些胶片把祖国的特性——这正是它赖以繁荣昌盛的基础——转变为一种可交易的同一性。
　　作为苦难和矛盾的一种表达，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文化的东西总是试图理解美好生活的理念。文化既不可能表达那些仅仅存在着的东西，也不可能表达那些习以为常的、不再有约束力的秩序范畴——而文化工业利用这些东西遮蔽了关于美好生活的理念，仿佛现存的现实世界就是美好生活了，仿佛那些范畴就是衡量美好生活的真实标准了。如果文化工业的代表们回答说，它根本就没在传播艺术，那么它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借此逃避社会责任而只做它的生意。这样的解释从来没有改正过任何罪恶。
　　对秩序本身的诉求如果没有具体内容，就是无效的；呼吁人们遵守的规范，如果不曾在现实中或者意识面前证明过它们自己，同样是无效的。因为人民太缺乏它而兜售给人民的“有客观约束力的秩序”概念，如果它既没有内在地证明它自己，也没有在人类的诘问前证明他自己，那么它就没有权力提出任何要求。然而这恰恰是文化工业的所有产品都不会干的事情。灌输给人类的秩序概念总是现状的概念。它们仍旧未加质疑、未加分析、未经辩证思考，即使它们对那些接受它们的人也不再具有任何实质意义。与康德的理论相反，文化工业的绝对命令不再和自由有任何共同之处。它公布的是：你应该服从，即使没人告诉你服从什么；应该和任何现存的东西保持一致，应该像其他任何人那样想——这是它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反映。文化工业的威力是如此之大，以致服从已经取代了思考。它带来的秩序绝对不是它宣称的那个样子，也绝对不符合人类的真正利益。无论如何，秩序本身并不见得就是好的。只有好的秩序才是好的。文化工业对此是健忘的，并且只会抽象地赞颂秩序。这一事实证实了它所传递的信息的无用性和虚假性。当它宣称引导着陷入困惑的人们的时候，它是在用虚假的冲突同他们自己的冲突来交换，就这样欺骗他们。表面上，它为他们排忧解难，实际上几乎不可能解决任何他们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在文化工业的产品中，人类只是在他们可以毫发无损地获救的前提下才会陷入麻烦，拯救他们的通常是一个善意的集体代表；然后，在空洞的和谐中，他们达成了与普遍性的和解，而实际上，他们事先已经体验到普遍性的要求与他们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为了这个目的，文化工业已经发展出许多套路，他们现在甚至已经触及像轻音乐娱乐节目这样的非观念领域。个人在这里也会陷入困境，陷入节奏上的麻烦，但随着基本节拍的凯旋，这些问题立刻迎刃而解了。
　　柏拉图阐明，如果一个东西在客观上是虚假的，内在地是虚假的，那么它在主观上也不可能是善的，对人类来说也不可能是真的。即使是文化工业的卫道士们也很难公然反对柏拉图的观点。文化工业的编造物既不是幸福生活的指南，也不是有道德责任的新艺术，毋宁说，是准备起跑的命令，而在起跑线后面的是最强大的利益。它宣传的“共识”强化了盲目的、不透明的权威。如果不是用文化工业的本质和逻辑来衡量它，而是用它的效益、它在现实中的角色和它外在的伪装来衡量它，如果严肃关注的焦点是它始终追求的效益，那么它可能的效果就倍增了。这种可能性存在于“脆弱的自我”的促成和利用之中——随着现代社会权力的集中，它无能为力的成员被人指责为“脆弱的自我”。他们的意识越来越退化了。这和一位犬儒主义的美国电影制片人所说的话并不是一回事，据说，他们的影片必须考虑11岁的智力水平。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大概很乐意把成年人变成11岁吧。
　　目前确实还没有彻底的研究能够提供严密的个案证明文化工业的特定产品造成人们心智退化的结果。毫无疑问，设计一个想象实验要比那些令强大的财政利益放心的实验更能获得这一结果。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毫不犹豫地相信水滴石穿。既然包围着大众的文化工业体系几乎不容忍任何偏离，并持续不断地操练着同样的行为模式，情况就更是如此。只有大众无意识深处的不信任，艺术与经验现实之间的差异在大众的精神构成中的这最后一点点残留物，才解释了为什么大众个人没有按照文化工业长期建构的那个样子去认识这个世界、接受这个世界。就算文化工业的信息像它们假装的那样无害（在无数例子中，信息显然不是无害的，比如有些电影与当前流行的怨恨同流合污，通过常见的刻版成见描写知识分子，掀起了一个反对他们的运动），但它唤起的态度绝对不是无害的。如果某一天一个占星家提醒他的读者谨慎驾驶，这当然不会伤害任何人；然而他们肯定会被麻木所伤害——造成这种麻木的原因是：每天都同样有效的、因而是白痴一般的忠告，需要天上星星的赞同。
　　人的依赖性和奴役状态——文化工业的尽头——不可能比一个美国访谈对象说得更直白了。他的观点是，如果人民都只是追随杰出人物，现时代的困境就会结束。既然文化工业激起歌舞升平的情绪，说这个世界恰恰处在文化工业倡导的秩序之中，那么它为人类准备的替代性满足欺骗了人们，人们甚至被排除在它用谎言编织的那种幸福之外。文化工业的总体效果是一种反启蒙，在这一反启蒙效果中，正如霍克海默和我指出的，启蒙作为对自然的技术统治的不断进步，变成了对大众的欺骗，转变成束缚意识的镣铐。它妨碍了自觉地为自己下判断做决定的独立自主的个人的发展。而这些都应该是一个民主的社会的前提条件，为了维持和发展一个民主社会，社会需要心智成熟的成年人。如果大众不公正地被趾高气扬的声音辱骂为大众，那么文化工业难辞其咎：文化工业先把人们变成大众，再蔑视他们，从而阻止了人类的解放程度达到如他们时代的生产力所处的那种顶峰状态。

　　原载Ohne Leitbild（1967）
　　英译文首次刊登在《新德国评论》Vol.6（1975秋），pp.12-19.
　　译自 "The Culture Industry: 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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