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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西还是马基雅维利？
阿尔都塞
1978年
zfllosa 译自《怎么办？》文集
正是在这里，葛兰西对马基雅维利真正无条件的崇拜并获得了它的全部意义[1]。马基雅维利做了什么呢？他是第一个谈到活跃的市民阶级（资产阶级）与闲散的高利贷贵族的统治阶级之间进行阶级斗争的人。他指出生产性资产阶级只需要一种确定的政治形式，即“一人”的君主专制[2]，他们依靠的是资产阶级而不是贵族的支持，以便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并通过美德和诡计来统治人民。通过服从的能力，才能保证生产性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道德）诡计和伪装的美德（甚至是最坏的背叛和残忍的方法）。[3]
这种在马基雅维利身上具有独特的，不可翻译能力的名字叫virtù（意大利文，法文为vertu（德性），意大利语中予有“英勇”“能力”“优点”的意思）。一切都已在他身上显现了：国家理论和它的两个时刻，即“兽性”（力量）和人性（共识）[4]。然而，在其身上的东西远超于葛兰西，因为，在马基雅维利那里，兽性分为两种，因为它同时是狮子（暴力）和狐狸（诡计和佯攻）[5]，因为在狐狸这里，就是这样的，最终，且是单独的使用威德，按照紧急关头的要求（“机遇”，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好运”）或随意地利用力量和达成共识的能力（霸权）。[6]然而，在马基雅维利身上，还有比这更多的东西，因为诡计的能力最终归结为伪装的能力，到伪装的力量（当一个人无德的时候显得有道德，最重要的是，当一个人有德的时候显得有道德要更困难得多）。[7]
因此，在这一点上，马基雅维利比葛兰西走得更远。他展示了意识形态是所有国家权力的构成性部分（最重要的是，是“君主形象”的意识形态表现，在这种意识形态表现中，它是统一的。作为我们所看到的由君主“代表”的国家意识形态，加冕着他威望的光环，从字面上说，关于他的形象，戴着他的“形象”的光环，这显然超出了任何可以观察到他的特征的东西，姿态或手势，只为那个“形象”服务[8]）且是所有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并以宗教的形式完成，这都是为了建立最好的共识，无论如何，共识最适合维持一支统一的军队[9]，但同时也最适合于一个民族，因为它产生了最好的和最可靠的，只因为其是最稳定的，并在人民群众中形成共识。于是遍采取了军事联合的形式，把人民群众中的所有男子都动员到军队中，把步兵（平民，首先是农民）优先于骑兵（贵族的传统兵团，他们拥有马匹），这不仅是军事原则，也是在公民—士兵中产生意识形态改造效果的一种手段，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治学校，它在实践中教导他们自愿接受纪律的统一，同时也教导他们对待骑在马上的贵族，因为他们应该被对待：作为真正士兵的助手，而不是领导者，是有生产力的公民。[10]
人们很容易看出，与他的老师相比，高举马基雅维利的葛兰西是多么贫穷。因为葛兰西从来像马基雅维利那样，肯定力量（军队）的“时刻”高于国家的“霸权”。武力在马基雅维利中公开出现，而在葛兰西中出现只是为了给它在作为霸权的国家概念中的纯粹简单的消失铺路。此外，当葛兰西真的使用力量时，他从不认为力量是其他的，只是野蛮的、赤裸裸的武力（马基雅维利式的“狮子”形象，纯粹是肌肉，在耳朵之间没有任何东西）。葛兰西从未怀疑过武力可能会奏效，且富饶的，非常适合在产生霸权效应的战略中取代（通过军队中的合并对公民进行政治教育）。葛兰西从不怀疑兽性可能是“武力”以外的东西（狮子）：也就是说，即诡计，狐狸，是比“人”（它代表了对道德美德和善的认可）聪明得要多的一种独特的动物，因为它的原因完全在于伪装的能力。但葛兰西不明白佯装与国家是同质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与君主的政治策略有关，而它的最重要的效果是生产同质的，假象的效果首先是为了人民的消费而产生君主的代表或“形象”，没有君主就没有国家权力；因为要存在，这种权力必须得到人民的承认，只有承认自己在其中，才能承认国家权力——准确地说，就是承认自己在意识形态上的“形象”，即君主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在这种形象下是无可争辩的。
这样一来，马基雅维利就回应了葛兰西关于什么使“霸权机器”运行原因的沉默。以其回应了葛兰西对意识形态方面的黯然无语，考虑其的主要功能与政治功能。因此，马基雅维利不仅提出了意识形态理论，而且认识到如果一个国家要行使其霸权，就必须承认国家意识形态的有机性，从而承认霸权是以意识形态作为〔基础〕的，仅仅以霸权效应来界定霸权是不够的（这仅是一个同义词），因为霸权是不可能的，更确切地说，必须由它的“发动机”（motor）来定义的，即与国家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形态。
就这样，马基雅维利把我们带上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样一个概念的轨道上来，这个概念对于理解国家的运作作为一个整体方面以及意识形态的政治、物质地位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当涉及到意识形态问题时，马基雅维利——显然，他没有使用这个词——并不满足于这个词（或其等价物），也不满足于描述这个词所指的事物，就像葛兰西总是做的那样；相反，他实际上开始了具体的研究，从而得出了一个可能的意识形态理论。他不仅通过他关于假象的条件和形式的理论，这种假象产生了君主“形象”的意识形态，而且，最重要的是，通过他的武力理论，这种理论非常适合产生意识形态效果，这种意识形态效果不仅不是暴力效果，而且不只是共识效应，但也影响了意识形态的转变，即所有公民的人民聚集在军队中与骑马贵族降到二级“贵族”
正如福柯所说的那样，力是生产性的。在这一点上，他有可能有兴趣重读马基雅维利，以便在他的研究中取得进展，而不会迷失在于在所有狮子都是灰色的概括中。不管怎样，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理论都直接涉及到武力可以产生意识形态的观点，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表达方式，我们试图在500多年后【原文如此】和在马克思100年后再说一遍：如果不考虑意识形态不是“思想”，而是某种物质性，即实现它的“装置”的事实，我们就永远不能指望建立一种意识形态理论；而且，一旦当我们开始谈论物质性和工具性时，我们变得非常清楚，就像马基雅维利一样，我们谈论的是力量。
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力量不是狮子的，而是狐狸的，狐狸的力量在于知道如何明智地利用狮子的力量，以便产生武力威胁的效果或假装的效果（或表示，正如克劳德·莱福特（Claude Lefort）理由充分的说到；在意识形态之中，我会说，但这里没有理由去喋喋不休：我们都同意）[11]。事实上，马基雅维里认为国家权力的双重能力就像“野兽”一样，一方面是通过狮子的形象，另一方面是通过狐狸的形象,这在理论上是最重要的。因此，他将这些政治能力完全置于君主个人的主体性之外，以便将它们视为狮子和狐狸的非心理概念，这一事实是，他完全从君主个人那里抽象出来，他真诚地希望，君主个人将建立一个意大利民族国家，事实上，这种抽象化是王子降临的政治条件之一（这一定是，而不是可能是，一个不知名的人，突然从意大利的某个不可预测的角落涌上来，没有合法的政治权威来辩护——这意味着绝对没有什么可期待的，就建立民族国家而言，任何现存的君主或政权，特别是任何现存的共和国，都属于必须推翻的旧封建世界，其国家形式必须被摧毁，以便在一个新的建筑下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这一切都证明了马基雅维利是一个政治家，也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知道，作为一个在“人道主义”支配下思考的人，政治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战略、路线的问题，以及实现这一战略的正确手段。
尽管所有的表像，强加在对有利益关系的浅显读者这种解读中,体现了君主美德和罪恶的个人的持续存在，马基雅维利知道并说，如果国家权力的形式必须采取个人的形式，因为政治条件要求这种国家形态是解决封建国家灭亡问题的唯一可能的办法。事实上，这个单独的君主是如此小的“人”，以至于马基雅维利谈到了“奇怪的冒险”，[12]对于普通人来说，成为君主，也就是说，为了成为一个闻所未闻的生物，人—狮—狐，没有中心、没有“自我”的三位一体或地形，以统一这三个“时刻”或“实例”。换句话说，这个生物从来不是一个“人”，也就是说，一个道德主体，除非它看起来是一个（此外，如果恰好是一个人，那就更好了；但这是一个巨大的危险，因为巨大的困难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同一个“人”必须在任何情况需要时绝对能够不再成为“人”——在有必要的时候，必须“学会能够不做好人”。严苛，把所有的道德美德都踩在脚下[13]）
不，君主不是一个普通人，不是一个具有自然或理性的个体。君主是一个实例系统，缺乏将实现其客观功能的综合的主观统一性。既然君主没有这个实例系统的战略利用，没有它们的战略动员，它就什么都不是，我们不妨说君主是一个政治策略，因此，是一个“没有主体的过程”[14]，因为他所做的只是在他的战略中代表了生产性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国家的斗争战略，而封建国家必须被摧毁并被新的国家所取代。
这么说，就是再一次讲意识形态，不断地谈论意识形态。除非自立的民族（productive people）在其中认识到自己，并承认民族是属于自己的，否则这个战略是不可能实现的。马基雅维利对此没有任何乌托邦色彩。[15]他不会在坐在办公桌前“进行独白”时为人民想出一个战略（乔治·马歇—第6任法共总书记），也就是说，在他安静的住所里。[16]到了极限，马基雅维利会说——他的文本中的某些口音，以及他们的写作和未出版的条件，都证实了这种印象——甚至不是他想的那样，独特的—主体的马基雅维利。他自己说，整个政治历史都在他身上思考，我们只需要看看就知道这是真的：罗马和法兰西王国在他的作品中高声思考，意大利的政治“苦难”（misère），它的空虚和虚无在这里说话，而可悲的呼吁，从意大利的各个方面升起。悲惨的呼吁，从意大利人民中升起的可悲呼吁。呼吁结束这些封建国家的结束以建立法国和西班牙成功建立的东西：一个民族国家。
然而，这还不足以说明，不是马基雅维利思考了他的关键问题，但是，恰恰相反，而是意大利历史和意大利人民。提出的策略（我们可以说：马基雅维利的策略和君主的策略一样重要）必须得到大众的接受，他们必须在其中认识到自己。[17]因此，这一战略本身必须以一种意识形态的形式出现，产生这些共识和信念的效果，以便使大众团结起来，形成一种思想，即团结在一个完全不为人所知的君主周围，只是他必须实现这一战略，才能成为这个君主。
因此，意识形态不仅对国家的存在和运作至关重要，而且对向人民展示这一战略——对其民众的代表性也至关重要。一种霸权必须在新的国家形成之前产生：这一战略理念的霸权。它必须在新国家出现之前，争取到群众的支持，否则，新国家就不能成立。即使一个技艺高超的人致力于这项任务，即使在他命令和召唤中，并拥有世界上所有的好运，只要人们不承认他是一个有能力实现这一战略的人—换句话说，只要人们不被灌输这一战略的思想以判断君主——这就是事业将是失败的事业。
当必须在新的国家被创造之前产生意识形态的影响以便它能够被创造出来时，我们如何能够预见只有新的国家才能产生意识形态的影响呢？这是葛兰西关于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前实现霸权的论断所解决的一个问题。撇开他的论题的有效性问题不谈，葛兰西至少有表面上支持他的迹象——圈子缺席的迹象，因为他在一个新国家成立之前就处置了建立这种霸权的手段：共产党。葛兰西说党是“现代君主”，但他错了。
首先，党不是君主。是我并不是说它不是“一个人”。我的意思是，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战略：不是破坏封建国家的资产阶级以建立一个新的剥削的民族国家的战略，而是消灭资产阶级国家和建立革命国家的战略，即废除剥削和压迫。第二，葛兰西玩弄文字；他假设——在马基雅维利的一系列表达中为他的假设找到支持，他从字面上理解，任何知道它们是狐性的人，都应该尽可能谨慎地对待它们——君主的突然出现使他的到来成为可能的意识形态。简而言之，在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中，他消除了他自己提出的问题的每一个痕迹：霸权（或某种类型的霸权）必须事先实现，君主才能成为可能。
事实上，作为一个有意识的政治家，马基雅维利非常真实地接受了这种矛盾。他用唯一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就像他是一个政治家一样，他只依赖真实。他的解决办法是制定一个君主的策略，因此，表现得像人—狮子—狐狸（man-lion-fox）的生物。
一个人：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我们从他所有的论据、严谨的论据和他大量的、不可质疑的文件中都能看出这一点，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发现他犯了错误。一个人：他是一个人，因为他对共同利益的热情，对意大利的拯救。一个人：他是一个人，因为他对所有折磨他国家不幸的人民有着感人的同情：入侵、持久的战争、外国统治、苛求、犯罪、贵族剥削生产性的市民和富有的市民剥削梳毛工（Ciompi）[18]。一个人：他是一个人，因为他的激情，无论是被控制的还是被释放的，这种非凡的激情，在君主的结尾和他作品中的其他十几段中，激发了他向他的国家的所有人呼吁团结起来投身于这项事业，这样，他们认识到可以拯救他们的战略，并最终团结起来。[19]
狮子：他是一头狮子，因为他把他的力量为战斗服务。一支弱小的力量，说实话，几乎没有：政治的实际经验，公共事务中的责任，尽管是次要的，即使他和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伟人打过交道，和一些有权势的人有一些关系，然而，消失了（无论是什么人际关系还是他者），而且是和一个真正符合自己心意的人一起，恺撒·博尔吉亚（Cesare Borgia），但他错过了机会，原因很简单，[20]因为他本该在罗马的时候，却在拉文纳（Ravenna）的沼泽里发烧，神志不清，他还和一些出身高贵、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交上了朋友，直到最后，他还在一座花园的树下款待他们。总之，什么都没有，或者几乎没有。
狐狸：这里的情况完全不同！与“人”一起，这构成了马基雅维利真正的力量，伟大的力量。狐狸：作为人—君主必须“有能力做坏事”，狐狸，本质上，是假装的，必须有不假装的能力，这就是马基雅维利的全部力量，他的王牌，他从不停止发挥。在一个由诡计和伪装统治的世界里，很明显，考虑到程序或结果的不完善，每个人都在伪装，“公众舆论”，因此伪装，统治世界[21]，伪装的统治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种统治和压迫人的方法，马基雅维利的伪装在于不伪装。
这显然是一种假象，因为每一个接受这种怀疑的人都会说，马基雅维利只是“假装”说出真相，以便,在现实中,说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当他真正的意图是向人们讲述他自己和他们谈论“自由”的时候,他“假装”向王子讲话，以便与他谈论“暴政”。这是18世纪和文艺复兴时大多数作家所说的话。对他们来说，马基雅维利假装向君主传授政府的原则，只是为了启发让人们了解他们的做法。马基雅维利“假装”是君主主义者（在君主中），但只是为了支持共和国（在论说中）。
然而，在马基雅维利身上根本就没有任何伪装，而这恰恰是他的伪装。他几乎没有伪装，并对每一个案子进行了检查（君主）。为了不遗漏任何一个例子，他并没有像笛卡尔后来所做的那样，通过“如此完整的列举”来确定没有什么被遗忘（因为一个人必须确定所有的例子都被集合起来了）。[22]他使用了一种不同的方法，我建议称之为“极端思维”。[23]因此，马基雅维利通过研究可能的极限情况，通过假设它们是真实的，并通过研究它们来进行推理。
因此，我们有一个极限假设，为了统治他们，“君主必须假设所有的人都是邪恶的”[24]，马基雅维利对此肯定没有提供一个具体的例子（他在其他地方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然而，正是根据这个极限假设来思考，一个人才能确保思考最坏的可能的情况，如果一个人解决了这个极限问题，那么所有其他的问题都将是较小的问题，而且很容易解决。这样，我们就有了个体—君主的极限情况：马基雅维利认为，在一个匿名的，完全不知名的个体的极限情况下，没有力量或权力，因此没有国家，一个没有人知道谁的后裔，突然从没有人知道何时从哪里涌出。所有人对他的要求都是他有一种美德，也就是说，一种强大的政治本能，使他把自己投入到出现的场合，以便“抓住”它；而且，如果这个场合是“幸运的”[25]，换言之，是幸运的，这种本能会激励他做任何他必须做的事情来抓住它（“你想拿什么就拿什么一个女人。[26]那么，如果美德和好运持续存在，或者，至少，如果美德在一个人身上持续存在，当好运让他陷入困境时，一个可能的未来将在他面前打开，直到他为一个“持久”的国家奠定基础[27]，赋予它确保其持续的法律。
我认为我们不需要再寻找马基雅维利的狐狸了。他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现了一种绝对史无前例的伪装，即，一种产生史无前例的意识形态效果的话语形式：它包括在任何事情上都不伪装。诚然，他有机会掩饰自己的思想，以防万一，但掩饰并不等于假装：马基雅维利从不假装。已知现实的意识形态呈现在他身上，以一种简单呈现已知现实的形式自相矛盾的呈现出来。他满足于“说事实上发生的事”[28]，不是在先验地陈述事实的法律意义上，也就是说，定义法律事实的法律意义上，而是在政治意义上，阶级斗争是由与国家意识形态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国家权力所制约的[29]
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由国家权力和国家意识形态（君主的官方形象+宗教+军队合并的影响）来调节，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假装”，根本不是出于恶意或邪恶，而是因为国家权力和国家意识形态强加给每个人的是法律，马基雅维利有意识地选择占据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地方。他“选择”不假装。他选择拒绝支配所有人的法律，包括君主——事实上，首先是君主。这意味着他不愿意把自己定位在对手的地盘上，甚至是现存社会的地盘上；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意味着他不仅不愿意把自己定位在现存社会的地盘上，因为现存社会是他的对手。他“改变立场”（‘shifts ground’）（借用了Themistocles（地米斯托克利）的一个术语，这个术语后来会在无意识的层面上有力地对马克思说话）[30]，故意把自己定位在其他地方，另一个地形上。
为了描绘出高山，应当侧身于平原，就像一个人必须在平原上思考山脉的威严一样，“人们必须要认识王子”。在另一个地形上：平原上。和人民在一起，或者更确切地说，成为人民。这个“另一个地形”是唯一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从中你可以“认识王子”。因此，人民的土地也是知识的土地。马基雅维利也正是从真知灼见出发，期待着意识形态的效果，这是他权力范围内的唯一效果，这是为民众准备新王子战略所必需的。[31]
真相〔真实〕（〔la vérité〕）将令人不安；它将使人们从昏昏欲睡中振作起来，使他们陷入困惑和矛盾之中。但在阶级斗争中，矛盾已经存在了。马基雅维利并没有发明它，他依靠它，以有利于资产阶级斗争的方式来指导和影响它。如果他说的是事实〔真实〕（〔la vérité〕），那是因为事实已经存在。一旦被告知，真相将在它通过干预而强化的矛盾中开辟道路。如果一个拥有美德（virtù）的人出现了〔满足〕，一个知道如何开始这个策略的人，因为他已经理解了这个策略，或者他只是凭直觉开始了这个策略，如果他得到了好运的青睐，那么——谁知道呢？——新的国家可能开始出现……
再一次，作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马基雅维利拒绝表现得像一个“没有武装的先知”，像萨伏那洛拉（Savonarola）一样，向崇高的大众宣扬乌托邦[32]。他不想成为先知；他痛恨任何类似上帝、他的教会、他的牧师和他的幻想家的东西，因为宗教或理想主义的政治观念总是以暴政和/或屠杀而达到顶峰。他对自己手中的武器不抱任何幻想：他几乎没有武器，只剩下一只胳膊，只有一只：知道如何拒绝在任何时候装模作样，简单地说实话。他不相信真理一旦说出，就会像启蒙思想的理论家那样，独自占据世界，把错误的阴影赶回到真理的光明面前。他知道说真话是他所能做的一切，他也很清楚这不会走得很远，因为要使真理深入群众，还需要许多其他条件：政治条件，一个孤立的知识分子不可能认为他能带来政治条件。马基雅维利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即使他选择不伪装地说出真相，他也从不屈服于无所不能思想的疯狂。
然而，如果马基雅维利，正如我们刚才看到的，在几点上远远领先于葛兰西，在另一点上，他和葛兰西的立场完全相同。马基雅维利，如果他非常好地讨论政治，他只讨论政治。如果他指的是那些工作的人和那些闲散的人（贵族），如果他指的是那些条件比工作的人更悲惨的人（按劳动人口来说，他指的是生产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制造商、商人、店主、生产性的土地所有者、农民等等）[33]，那么Ciompi（梳毛工），羊毛工人，即使在这个早期，他们也是意大利资本主义生产岛屿之一的工资工人[34]，马基雅维利从不提及俗称的东西【原文难以辨认】批评。以及【原文难以辨认】批评意见【原文难以辨认】对于这个漏洞，以免我们陷入对他进行追溯审判的荒谬之中）[35]对他关于阶级斗争的概念并非没有影响，在马基雅维里，阶级斗争反对两种“幽默”，即“胖”和“瘦”。[36]剥削的概念被排除在这个概念之外。马基雅维利通过参照解释阶级斗争时，并不是剥削，而是指所有权，因此，富人欲望拥有更多，穷人想要拥有更多。由于他把自己局限于所有权的法律概念，在没有超越所有权概念界限的前提下，所有权与非所有权的关系成为所有权与非所有权的解释。这种关系是一种“欲望”关系[37]。
因此，欲望是阶级斗争的根源：一方面渴望拥有更多，渴望支配更多，另一方面渴望拥有东西，而不是被支配。[38]这与一种引人注目的观点是一致的，即富人和伟人的欲望是欲望分裂的原因，因而是阶级斗争的内因，[39]在阶级斗争中，支配阶级的阶级斗争是整个阶级斗争的动力，被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包括这一事实，直到马克思才被重新发现。然而，事实是，在所有权的表面之下，因此在“欲望”的表面之下，什么都没有说。事实上，每件事都是以“事情就是这样”的方式呈现的，葛兰西所珍视的经验主义方式。事实上，在一个“社会”中发生的一切都纯粹地和政治有关，就像葛兰西一样。
我认为，这种分析是必要的，以便能够做到 以了解葛兰西的深层原因 于自发地在马基雅维利身上认识到自己。（在葛兰西看来，马基雅维利显然是他唯一的前辈，在他的思想模式中——马基雅维利，而不是马克思）[40]
【原文难以辨认】他是一个政治家，不仅仅是因为他承认'政治的自主性'[41]相对于（vis-à-vis）道德和宗教的自主性，不仅仅因为他打开了“政治科学”的可能性，资产阶级的“纪律”几乎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葛兰西珍视的东西，但也因为，就像葛兰西一样，把一切都归结为政治。因为，对他来说，一切都是政治的，这意味着：说白了，政治之外没有什么值得认真关注的，首先是当一个人想参与政治的时候。
马基雅维利在他的著作中实事求是地（而不是理论上）坚持这一论点，为葛兰西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找到自己的父亲，他唯一的父亲[42]，同时，不合时宜地跳过了马克思。因为我们不能责怪马基雅维利的工作（œuvre），因为他把自己的全部作品建立在一个巨大的空白（基础设施、生产关系、再生产等等）之上。然而，葛兰西创作了整个工作（œuvre），在马基雅维利之后三百年[43]，也在马克思之后的七十年，在其基础上，也有同样巨大的空白，这毕竟是一件相当奇怪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记住，葛兰西声称自己也是马克思的追随者（尽管根据不同的理由，而不是根据“政治理论”）。很明显，葛兰西的巨大空白，他以马克思和列宁为后盾，并声称是他们的追随者，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与三百年前马基雅维利工作（œuvre）中的空白有同样的意义。马基雅维利所不能看到和理解的东西实际上被葛兰西简单地抹去和删除了。由于没有任何事情是偶然发生的，特别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说它是被故意抹去和删除的。要达到什么目的？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一旦他遗漏了（足以产生）这个巨大的空白，并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最后一个例子中，它决定了他所讨论的一切——“他的‘公民社会’、‘霸权机器’、‘两个时刻的国家（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两冲程’引擎）、‘他的‘阶级专政’，政治和每一个阶级斗争策略，葛兰西可以告诉我们他喜欢的任何东西。可以在“你想要的例子？”中描述和比较历史上的例子。在这里，你去‘模式’（一个将不得不 的完整列举），可以得出历史的“道德”或给历史以道德教训〔从故事中提取“道德”或教给他〕。可以结合他对国家的小方程式，以准备他的[44]【原文难以辨认】
【原文难以辨认】
这些都是虚空中的诸多组合和猜测。每个社会都有一个基础；否则，它就是无效的。每一个演示都必须通过思想的方式，掌握它所讨论的“基础”；否则，它是无效的。
马克思主义者即使发现葛兰西超凡的智慧，他对细节和细微差别的感觉，以及他的反教条主义和反精神主义，自然地具有吸引力和说服力，也无法理解的是，如果有人遗漏了马克思主义的“最后决定因素”，那么他绝对不可能接受这个“结论”，正如葛兰西在他的所有推理中所做的那样：即剥削、剥削的条件、再生产及其不可估量的后果？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记住，这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塑造了一个概念性的大厦，尽管它很有独创性，但始终是模棱两可或相互矛盾的，结果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又一次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两个或三个基本真理，仅仅因为一个纯粹的“个人”表述而不同？最重要的是，他抛弃了“最后的决定因素”，捏造了整个个人制度，以便为工人运动提出一个“替代”战略？我们能认真对待工人运动的策略吗，哪怕只是一小会儿，它如此轻松地从“最后的决定因素”中抽象出来？那是业余的。这可能是冒险主义。
我知道一个人在阅读葛兰西时会感到非常愉快，就像他在监狱的恐怖中给自己带来的快乐一样：直接“看”事物的快乐，为了快乐而增加它们的历史例子的快乐，正是葛兰西在不幸中被剥夺的快乐[45]。【原文难以辨认】通过他们的存在，我们可以立刻享受到【原文空缺】所有东西的乐趣：消费对象，也就是说，历史，也就是说，政治，就像一道美味佳肴。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美味，它就在桌上；我们看到它是美味的；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伸出手来，品尝它。狄德罗在谈到伯克利时说，他是一位主教，他们给他带来了现成的晚餐，因为伯克利从来没有进过厨房，做过脏兮兮的饭菜。葛兰西有这样一点：事情已经准备好了，你只需要看到它们就可以理解它们。不需要去厨房，去剥削现场，在那里准备菜肴。正如有人所说，或者说可以这样做：一个人可以把任何东西都做成精致的东西，甚至是业余爱好者的一种策略——但不是工人运动的策略。
如果你怀疑这一点，我告诉你：因为，归根结底，从群众的立场来看，只有群众把自己的心放在这一点上，是没有用的，这才是区别一切理论的唯一理由。看看“实践标准”，我很确定你会告诉我什么。而这一切在“欧洲共产党”的世界里刚刚起步。保罗·劳伦特的祝福一定会给他们一个新的希望，那就是由于征服“公民社会”的结果，他们能够克服所有的小“困难”。
[1] .Cf.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Notebook 13, §20–§21, pp. 133–6, esp. p. 136; pp. 147–8.
[2] .Nicolò Machiavelli, Discourses on Livy, trans. Harvey C. Mansfield and Nathan Tarcov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p. 29, 36.
[3] .Niccolò Machiavelli, The Prince, 2d ed., eds. Quentin Skinner and Russell Price, trans. Pr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26, 29–33, 56–8, 75.
[4] .Ibid., pp. 59–60.
[5] .Ibid., pp. 60, 67.
[6] .Ibid., pp. 21–2, translation modified to reflect Althusser’s.
[7] .Ibid., pp. 60–1.
[8] .Ibid., pp. 61, 62, 77.
[9] .Machiavelli, Discourses on Livy, pp. 34–5, 41–4, 285–7
[10] .Niccolò Machiavelli, The Art of War, in The Essential Writings of Machiavelli, ed. and trans. Peter Constantine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2007), pp. 296–305.
[11] .Claude Lefort, Le travail de l’œuvre: Machiavel (Paris: Gallimard, 1986 [1972]), pp. 725ff.
[12] .Machiavelli, The Prince, p. 19, translation modified to reflect Althusser’s. The Italian is ‘questo evento di diventare di privato principe’.
[13] .Ibid., pp. 53, 66; Discourses on Livy, pp. 214–15.
[14] .Althusser, ‘The Humanist Controversy’, pp. 238ff;
Althusser, ‘Marx’s Relation to Hegel’, trans. Ben Brewster,
in Althusser, Politics and History: Montesquieu, Rousseau,
Hegel, Marx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2), pp. 182ff;
Althusser, Reply to John Lewis, pp. 94–9; Althusser, ‘Book
on Imperialism’, pp. 117–20; Althusser, ‘Marx and History’,
in ibid., pp. 147–8.
[15] .Machiavelli, The Prince, p. 53.
[16] .
4 月 24 日至 27 日，阿尔都塞在世界报 （Le Monde)（4 月 25、26、27 和 28 日的问题）上发表了一篇由四部分组成的文章，高度批评法国共产党（“Ce qui ne peut plus durer dans le Parti commonste français”， 翻译中文为“党内必须改变什么”）。 在 1978 年 4 月 27 日向党中央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乔治·马尔凯以他的方式注意到了这一批评，以及它出现在非党报刊上的事实：“这是故意忽视党中央的集体辩论吗？ 党不作证是害怕看到他的个人政治立场在自由讨论后被多数人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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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Machiavelli, The Prince, pp. 35–6, 61.
[18] .See p. 71 and n. 34 below.
[19] .Machiavelli, The Prince, pp. 85–8.
[20] .Ibid., pp. 23, 26–9.
[21] .Ibid., pp. 60–1.
[22] .René Descartes, A Discourse on Method, in A Discourse on Method, Meditations on the First Philosophy, Principles of Philosophy, trans. John Veitch (London: Dent, 1975), p. 16.
[23] .Althusser, ‘Is it Simple to Be a Marxist in Philosophy?’, p. 170; Althusser, Machiavelli and Us, ed. François Matheron, trans. Gregory Elliott (London: Verso, 1999), pp. 29, 56, 99.
[24] .Machiavelli, Discourses on Livy, p. 15.
[25] .Machiavelli, The Prince, p. 20.
[26] .Ibid., p. 85, translation modified to reflect Althusser’s.
[27] .Machiavelli, Discourses on Livy, p. 13; Machiavelli, The Prince, p. 18.
[28] .Ibid., p. 53, translation modified to reflect Althusser’s.
[29] .See Althusser, On the Reproduction of Capitalism, pp. 77–8, 138–9, 155–7.
[30] .Karl Marx, ‘Notebooks on Epicurean Philosophy’, MECW 1, p. 492; Marx and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p. 28.
[31] .Machiavelli, The Prince, p. 4, translation modified to reflect Althusser’s.
[32] .Ibid., p. 21.
[33] .Ibid., p. 77.
[34] .Nicolò Machiavelli, The History of Florence, in The History of Florence and Other Selections, ed. Myron P.Gilmore, trans. Judith A. Rawson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70), pp. 137ff.
[35] .Here at least one line is missing at the top of a poorly
photocopied page.
在这张复印得很差的纸上面至少少了一行
[36] .Machiavelli, The History of Florence, Book 3, chap. 12; Machiavelli, Discourses on Livy, pp. 16, 18.
[37] .Ibid., pp. 19, 78; Machiavelli, The Prince, p. 34.
[38] .Ibid.
[39] .Machiavelli, Discourses on Livy, pp. 18–19.
[40] .Here at least one line is missing at the top of a poorly photocopied page.
此处，复印效果不佳的页面顶部至少缺少一行。
[41]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Notebook 13, §20, p. 134.
[42] See Althusser, ‘The Humanist Controversy’, p. 296.
[43] .Cf. Louis Althusser, ‘Machiavelli’s Solitude’ (1977), trans. Ben Brewster, in Althusser, Machiavelli and Us, p. 118: ‘The Prince and the Discourses, now 350 years old’. As Althusser himself points out, Machiavelli ‘signed off’ The Prince in 1513 (ibid., p. 21).
[44] .Here at least one line is missing at the top of a poorly photocopied page.
此处，复印效果不佳的页面顶部至少缺少一行
[45] .Three illegible words in Althusser’s handwriting appear opposite this sentence in the margin of the manuscript.
阿尔都塞的笔迹中有三个难以辨认的字出现在手稿的空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