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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诬我者书

巴金

(1928年4月3日)


说明〕本文最初发表于《平等》第1卷第10期,1928年5月,署名:芾甘。


  读了《民锋》月刊第二卷第六期吕千的文章与梅梅的杂感,使我感到深深的愤怒。一个人的意见本来不一定就是对的,他人的批评乃是我们的良师,而且是应该欢迎的。然而像那样不在理论上讨论,但拿些含有恶意的语句来诬陷三个同志——三个纯洁的同志(我自己敢这样说)的所谓批评,却使人不能明白其用意之所在了。

  我自己敢声明我从来不曾为着生活的问题与任何人妥协过一次,我与一切的政党都没有发生过关系。我除了向家里要钱或译书卖钱外,不曾拿过任何人一个钱。我的行为自信是光明磊落的,没有口里所说如彼而实际所行如此的事。所以我对于梅梅所骂我(所诬我的话)的话,敢恭恭敬敬的璧还。

  我与惠林、君毅所作的三篇讨论实际的文章的由来,我现在在此地来说一说。这已是一年前的旧事了。那时我为了研究无政府主义运动史的缘故来法国,离开了正发生革命的中国,这时候我心里的苦痛在一个真实无政府主义者是容易明白的。这种心情就引起了我的讨论实际问题的兴味,我和惠林、君毅长期讨论的结果,就产生了三篇文章。惠林的一篇和君毅的一篇、意见是正反对的;君毅赞成名义上加入国民党去做解放民众的工作(并不做国民党的工作),惠林极反对,他只主张加入中国革命运动去宣传无政府主义。我呢,我主张中国革命运动是民众的,而非国民党的,不过国民党是领袖着民众运动罢了,我们无政府主义者应该加入一切民众运动中,把它引到无政府主义的路上,不应该站在旁边乱骂,让国民党(这所谓国民党并包含着共产党在内)去包办民众运动。我又声明加入国民党的主张我不赞成,我并主张在理论上反对国民党。我们的文章做好,又经旅法的各同志看过并且讨论修改过几次后,就与《民钟》月刊寄去了。不知过了若干的时候都没有得着中国的消息,忽然在一天下午中国的信来了:《民钟》月刊的编辑震天,放下了《民钟》,去做当时新出版的《革命》周刊的编辑去了,而且中国同志加入国民党的倒也不少。

  我们当初寄稿的时候,本来就去信说明若此文登出易引起人的误解,不登亦可。这个意外的消息之来,就使得我们决定去信叫上海同志不要发表我们的文章,而且我个人读了《革命》周刊第一期后,就在《平等》上发表几篇反对的短评(因为我记起吕千他们曾责我不应该用一个名字在《民钟》上发表许多文章,所以这些短评的署名是不同的)。君毅在国民党大杀共产党的时候也做了一篇文章,说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国民党的,此时若不脱离便是罪恶,这时候《民锋》第二卷第三期上发现了“就只是在这一点我们无政府主义者,是可以去参加(指国民革命)的”。至此我们坚确的相信我们的文章绝对不与世人相见(我在一封给钟时的信上也说过这件事)。

  至于我们的文章之被印为小册子,直到读了《民锋》六期上吕千与梅梅的文章后,我才知道。前一期《民锋》上黑囚批评我的文章(他的态度很好,只是不明白这些文章写成于何时,故不免有误解的地方)我虽然早看到了,但我以为他是看了我们的原稿而写的。至于在我们自己主张不发表此文之后面不通知我们,居然就私自印成小册子,这种举动无非是想利用我们的文章来图私利罢了。我借此机会声明我反对这本小册子之出版。

  从以上的叙述,就可知道吕千与梅梅的话是全无根据的了。我既从不曾主张加入过国民党,从不曾与任何政党发生关系,哪里还会有刊小册子来骗你们的心思。我一生只帮助弱者。在国民党未得势以前,我不愿漫骂它(理论上的反对是可以的),在它成了升官发财的党以后的今日,我自己也已经在攻击它了。……我反对骂共产党为卢布党徒者也因此。

  我自己相信我的文章内没有一点违反无政府主义的地方,我自己虽反对此文之发表,然而我至今还相信我是不错的。你就杀了我的头,我也相信我和自巴枯宁以来直到高德曼诸伟大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并不相反的。我将在我所计划写的一系列的无政府主义者详细评传(巴枯宁、邵可侣、克鲁泡特金、奠斯特、马拉铁斯达、梅晓若、高德曼等等,各一二册不等)中发挥出来。现在呢,我希望吕千及梅梅指出我在哪一点违反无政府主义的地方。我特别求吕千君告诉我在哪一点“枪毙无政府主义”,更希望他把无政府主义运动史研究一下,以便知道谁“阻碍了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发展”(我并且还要说我写此文的动机还是深受着高德曼的信函的影响,这也可证明我的动机是纯洁的)。

  总之,吕千及梅梅都不曾在理论上纠正我的错误,只不过拿几句诬陷的话来把“妥协”与“投机”的罪名加在这三个纯洁的无政府主义者身上,要抹杀他们的过去的一切,使人相信他们是已经变节到国民党里去了。事实上假若我们的生平行事能证实我们是什么样的人,那么“无的放矢”的诬陷又有什么益处呢?

  至于黑囚的批评中只有一处论到我的文章,然而他如果知道我此文写成于什么时候,他就知道他所说的话与我的文章没有什么关系了。国民党未得势的时候,我可以说“我恨国民党,但我更恨北洋军阀”……,然而我从未有说过帮助国民党的话。我只说俄国同志马哈诺(即吕千所说的“旅法俄国无政府团”的重要同志)想来中国帮国民党带兵打北洋军阀、我虽不曾反对,但我个人的意见是不赞同的。

  无政府主义是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假若我一生中有一点安慰,这就是我至爱的无政府主义。在我的苦痛与绝望的生活中,在这残酷的世界里,鼓励着我的勇气使我不时向前进的,也是我所至爱的,能够体现出无政府主义之美的无政府主义的先驱者们。对于我,这美丽的无政府主义理想就是我的唯一光明,为了它,我虽然受尽一切的人间的痛苦,受尽世人的侮辱我也甘愿的。然而你要说这个人“枪毙了无政府主义”,说这个人“要妥协”,说这个人“真是投机性重的很”,那却不能,你真正把你自己也侮辱了。

  于此,我再慎重宣言:我永远反对国民党,我不但在过去,在现今,不曾卖掉过我的主义与任何人、任何党派妥协,在将来我也决不会的。从八年前我做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时候一直到我将来死的时候,没有一时一刻我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我不仅反对一切政党,反对李石曾、吴稚晖,连《革命》周报派的震天(即碧波)我也反对的。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一个巴枯宁主义者,一个克鲁泡特金主义者,不但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永远是如此。至于惠林、君毅两同志,我相信他们也是如此的。

一九二八年四月三日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