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巴枯宁 -> 巴枯宁言论
致卢比康[1]及其余所有朋友（摘录）
1872年1月23日
亲爱的兄弟和朋友！
我非常高兴地读到了你们的最近一封来信。可以看出，在一切重要问题上，我们是一致的和完全融洽的。这太好了，现在我们可以深信，今后我们可以始终肩并肩地行进。只是在涉及国际的实践的最后一个问题上，我们必需商量商量。问题在于如何明确区分国际一切支部务必遵循的和不一定遵循的东西。
你们的、我的和意大利内外的我们的许多亲近朋友们的思想——我们的思想——无疑是国际中所提出的一切体系中最先进的体系，因为我们的思想不满足于渺小的东西，而是要在经济、宗教、形而上学、政治、法律和民事方面彻底地坚决地破坏现代社会世界。破坏的结果必然是用新秩序代替现存的机构，这种新秩序是从实证科学和自治的协作社的自主的、绝对自由的运动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我们全都深信，我们的思想无疑是对国际纲领的最后的、最正确的、最彻底的和最好的表述和说明；但是它们不管是对于国际的各个成员，或者是对于它的支部和联合会，都绝不是务必遵循的。
亲爱的朋友，请你相信，国际没有一种务必遵循的学说，不象马志尼的共和主义同盟那样，在那里，每个成员都应当无条件地赞同它的导师的宗教的、形而上学的、政治的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纲领。
国际不管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组织方面，都赋予自己一切支部最广泛的自由。……
……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共同章程和各次代表大会批准的条例赋予总委员会的权利。
根据我们共同章程的精神，总委员会只能是一切国家的联合会和支部的通讯和统计的中央局，而不是政府，不是有权决定什么事情的权力机关。
……
为了这个目的，1868年10月在日内瓦组织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支部。它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一个能够同日内瓦资产者的沽名钓誉的阴谋相对抗的建筑工人组织。它的纲领在无产阶级的国际政治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的民族的爱国主义的政治之间，掘下了一条鸿沟。根据同一理由，它的条例把国际的代表者、总委员会的权威提得很高，用它的权威来对抗日内瓦联合会内狭隘民族的和反动的倾向。――这些考虑可以解释，起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开脱我们的错误。我们谁也没有想到，总委员会除了维护国际的原则，反对一切狭隘的、民族的和资产阶级的侵害以外，还会利用这个权威来作别的事情，谁也没有想到，它为了满足自己一些领导人的虚荣心，为了变成一个统治机关，会向日内瓦的反动势力伸出手来。
不出所料，在经过时间不长的事先谈判后，总委员会一致批准了新的同盟支部的章程；我们手中有通知我们的信件，其中说，总委员会委员完全承认这个团体提出的原则。但是，受日内瓦人的反动派别领导的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无论如何不同意接受这个支部加入罗曼语区联合会。现在正在纽沙特尔起草的汝拉联合会的备忘录中将详细叙述这些事实，以便一劳永逸地结束过去和现在一直对我们散播的一切下流言论和诽谤。
这样，在1869年9月，我出席了巴塞尔代表大会，当时我担心受阴谋家和反动分子派别领导的地方联合会可能利用自己的权力来干坏事；我想在总委员会的权威中找到同这相对抗的力量。但是比利时人在代表大会上完全持另一种观点；而且，他们对总委员会一些委员，特别是对在这个委员会中占优势的马克思的秘密的、非常权威的意向，比我们知道得更清楚；马克思此人是一个很了不起、很聪明和很有学问的人，他对国际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他的罪过就在于他企图成为独裁者，他的这种罪过也许比他的朋友们要小一些，他们想把他变成国际的教皇。比利时人坚决否定总委员会的任何权力。他们的代表安斯和我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大会让我们商谈并提出一个共同的决议案。我们这样做了，决议案被接受了。巴塞尔代表大会的行政决定的第四、五、六、七项所表述的就是这个决议案，内容如下：
……
但是，一—我再次强调，——不管是曾提出建议的我，还是批准了上述决定的巴塞尔代表大会，都不可能想象到，在此之前一直非常理智地持克制和小心谨慎态度的总委员会，有朝一日会丧失理智，想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统治机关。谁也不担心会发生这种情况，因为在国际中对总委员会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看法：它是公仆，而不是老爷和教师，是简单的通讯局而不是政府，所以此后在三年中相继举行的三次代表大会，即洛桑代表大会、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巴塞尔代表大会毫无顾虑地仍然把原来的那些人，原来的那个班子选进了总委员会。
……
对国际来说幸运的是，在伦敦找到了一批非常忠实于伟大的协会的人，他们是协会的真正创始人和发起人。我指的是以卡尔·马克思为首的一小批德国人。这些可敬的人们把我看成敌人，他们竭力随时随地把我当作敌人看待。他们大错而特错了。我根本不是他们的敌人，相反地，当我能给他们以应有的评价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满意。我常常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不管是从智慧和知识方面说，或者是从他们无限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这种忠实已经受了二十年工作的考验）方面说，我认为他们都是真正了不起的和值得尊敬的人。
马克思是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我生平遇到过许多学者，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见有一个人象他那样有学问和造诣深。现在的意大利和西班牙书记恩格斯是马克思的学生和朋友，他也是一个非常卓越的有智慧的人物。还在1846年至1848年，他们就一起建立了德国共产党，从那时以来他们就没有停止过在这方面的工作。马克思制定了共同章程的非常深刻和出色的基本原理，在1863年至1864年阐述了国际的思想并建议成立了国际，从而使几乎是欧洲一切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友好的本能意向得到了具体体现。
亲爱的朋友，你们看，所有这些都是伟大的和卓越的功绩。如果我们不重视这些功绩的意义，那末从我们方面来说会是一种忘恩负义行为。
我的朋友和我，我们同马克思和他的朋友的分歧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
有以下两种原因：
首先，我们的理论是不同的，甚至可以说是截然对立的。
马克思是一个崇尚权威、主张集中制的共产主义者。他所希望的同我们所希望的一样：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的彻底胜利，——但是他想在国家中和依靠国家政权、依靠非常强有力的、可以说是专制的临时政府的专政，即通过否定自由来实现这种平等。他的经济理想是：国家充当土地和一切形式的资本的唯一占有者，由国家利用农业协作社来耕种土地，而农业协作社得到很好的报酬并受工程师领导，它们给所有的工业协作社和商业协作社提供资金。
我们想通过消灭国家和消灭一切叫做法律权利而从我们的观点看来是对人类权利的不断否定的东西，来实现经济的和社会的平等。我们不想自上而下地、通过某种权威、依靠社会主义的官僚、工程师和其他官方的学者的帮助来改造社会和联合人类；我们想自下而上地、通过摆脱了国家压迫的各种工人协作社的自由联合来进行这种改造。
你们看到，很难想象还有比我们的两种理论更加相互对立的了。但是，这一次在我们之间还有一种纯粹个人性质的分歧。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们宣传一种和我们完全不同的学说，我们对这一点毫不奇怪，毫不懊丧，毫不悲伤。我们是一切专制制度，学理上的和实践中的专制制度的敌人，我们不尊重我们不能认为是真正的理论的理论，但是我们尊重每一个人遵循自己的理论和宣传自己的理论的权利。我们贪婪地阅读马克思发表的一切东西，因为我们常常可以在其中找到许多很有教益的东西。
马克思的想法正相反。他在自己的理论中就象他在实践中一样，只要他能够做到的话，总是专制的；他的真正杰出的智慧同两个可恶的缺点交织在一起：他爱好虚荣和忌妒。他仇视蒲鲁东，只是因为这个伟大的名字及其应得的荣誉刺激了他。凡是卑鄙龌龊的话，他没有不用在蒲鲁东身上的。马克思搞自我中心主义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他说：我的思想，而不想了解，思想是不属于任何人的，只要好好地看一下，常常会发现，最好的和最伟大的思想正好是一切人本能工作的结果；单个的个人只是表达它们，赋予它们以形式而已。马克思不想了解，甚至他自己表达的思想，从它被别人理解和接受的时候起，就同样地成为别人的财产了，就象它是他的财产一样。
本来就自尊心很强的马克思，完全被他的学生们的崇拜给败坏了，他们把马克思变成了一个学理主义的教皇似的东西；对于一个甚至是最聪明的人的心理和精神健康来说，没有比把他崇拜和尊奉为一贯正确更为致命的了。——所有这些更加加深了马克思的自我中心主义，因此他开始仇视不想在他面前卑躬屈节的任何人。
这就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仇视我们的主要原因。还要补充一点，他们只要仇视谁，就认为对他采取任何卑鄙下流的行为都是可以允许的。他们在自己的私人谈话中和私人信件中，以及在报刊上，对于他们所仇视的人散布种种卑鄙龌龊的话、种种诽谤和谣言。这就是一切德国人，特别是德国的犹太人同自己的敌人进行斗争的方法。马克思是一个德国犹太人，就象德国那个党的其他许多主要的和二流的领袖是犹太人一样；顺便指出，马志尼分子在这方面也在开始仿效马克思主义者。我是说，一切权威主义者的做法都是一个样。
我觉得，我上面所说的一切已足以向你们说明我们的分歧的原因了。现在我回过头来谈总委员会。
从总委员会建立之日起，马克思一直是它的真正的领导者。一些德国人、他的学生围绕着他结成了一个小集团；他们都是总委员会的委员。老实说，总委员会就是由他们组成的。杜邦在总委员会中代表法国，同时担任意大利和西班牙书记的职务，而这两个国家在1869年以前连一个国际会员也没有；其次有一批英国人，他们专门处理英国和美国的事务。
确切些说，在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年9月）以前，总委员会仅仅在这两个国家里有直接的和有效的活动，或许还有一个德国。对于比利时、法国、瑞士、意大利和西班牙来说，这种活动等于零。这对于事业一点也没有坏处，相反地，这种充分的自由，即没有任何所谓官方干涉的情况，促进了各个支部、地方团体和民族团体的自主发展、组织和自行联合。从1868年9月起，即仅仅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以后，国际才开始在比利时、法国和瑞士真正广泛地发展；两个意大利人（两个都是日内瓦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支部的成员）在意大利（特别是在那不勒斯）和西班牙建立了国际的第一批支部。
总委员会被迫无所作为，被迫是双重的，因为，一方面，人们不承认它有权进行更加强有力的干涉，另一方面，它没有足够的经费来进行这种干涉，这种无所作为不仅没有使拉丁民族各支部感到惊奇和悲伤，相反地，它们认为这种状况是理所当然的，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和有益的。总委员会在所有人的观念中，仅仅是使一切支部记住自己的国际性质的一面旗帜，仅仅是字母i上面的那一个点。谁也不把它看作是具有某种权力的统治机关。
如果人们把它看作是一种权力，那末人们就不会容忍这样一种状况：它从1866年到1869年这三年中由同一些人组成，这些人如果认为需要，就有权更新和补充自己的班子；巴塞尔代表大会也不会允许把这种状况保持到第四年；要知道，这就意味着建立真正的独裁，而独裁比什么都更加与国际的精神相矛盾。但是，由于在所有人的眼中，总委员会并不是一个政府，所以让它把原来的成员再保持一年，谁也不认为这是坏事情或危险的事情。
由于这些原因，我才提出了得到巴塞尔代表大会批准的上面提到的第四、五、六、七等项。
我们所有的人都认为，总委员会站在一切民族的和地方的差别之上，不插手可能在各地方支部和民族团体中引起分裂的一切问题，在发生任何冲突的时候能很好地捍卫国际正义的伟大原则。
我们所有的人都被欺骗了。伦敦的总委员会，或者更正确些说，它的德国人集团、支配它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宗派，热衷于种种沽名钓誉的计划；在这以前在总委员会中占据多数的英国人，一部分是马克思的拥护者，他们主要是（这一点几乎可以绝对肯定）对大陆上的事情的兴趣很淡薄；他们的思想和工作都集中在英国工人运动的范围内。奥哲尔和克里默都是优秀的人物、共产主义者、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伟大的英国社会主义者慈善家欧文的间接的学生，但是他们没有超越于英国人之上，而且作为英国人，他们很少，几乎是根本不考虑大陆上的革命运动。这样一来，总委员会的全部领导权实际上便落到了马克思的手中。这个领导权现在仍然掌握在他手中，因为，虽有许多法国的公社社员被吸收进了总委员会，但这欺骗不了我们。他们是被精心挑选出来的。你可以很容易地了解，在组成巴黎公社的那一大批人中，有很多是微不足道的；可惜，他们之中大多数与其说是社会主义者，不如说是雅各宾党人，而你们知道，所有雅各宾党人（他们是罗伯斯比尔型的纯政治革命家）的幻想，就是建立强有力的政权，迷信权威。在整个这一旧的、如今已受到了谴责的学派中，只有一个可观的人物一—甘必大。还有另外一个人——德勒克吕兹这个很好的老人；但是，他在事实的逻辑的启发下，完全站在社会主义少数派方面，这个少数派成员中现在活在人间的为数很少，其中占首要地位的无疑是我们的朋友瓦尔兰。
可见，马克思主义者只允许某些无足轻重的公社社员参加总委员会，而现在的法国书记赛拉叶则是他们中间最无足轻重的人；马克思主义者事先从公社社员那里取得了庄重的保证：他们将在马克思的权威主义的领导下行动。一一可能，这里也有两三个独立的法国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相信，他们必然会退出总委员会，曾经不止一次地有人退出或者拒绝参加总委员会。
我可以满有把握地向你们保证，尽管他们大力挣扎和大肆叫嚣，他们在法国的影响仍然等于零。
实际影响现在完全操在法国社会主义宣传和行动支部的手中（这个支部是在日内瓦建立的，属于汝拉联合会），以及比利时联合会手中。前者包括整个法国南部；后者包括北部；两者在巴黎兄弟般地汇合在一起。
现在已看得十分清楚，目前仍然统治着总委员会的德国犹太人集团或者马克思主义者集团，始终热衷于一个爱好虚荣的想法：要把国际变成一个特殊的具有完备的规章制度和良好的纪律的国家，这个国家服从一个统一的政府，这个政府的全部权力将集中在马克思手中。
如果说这种倾向在1869年9月以前还没有表现出来，那是由于下面这种状况：在这之前还没有充分的经费来保证它获得胜利。马克思主义者既没有钱，又没有在代表大会上占据多数，因为代表大会上的多数、绝对多数，是由各拉丁民族国家的代表——比利时人、法国人、瑞士罗曼语区人构成的，而这些代表从来不愿屈从德国鞭子的专政。
为数众多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德语区的代表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初次出现，他们组织得非常严密，此外，他们都是爱国主义的、泛日耳曼主义的统一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
德国的和瑞士德语区的代表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指使下，服从极严格的纪律，向巴塞尔代表大会提出了一个新的政治纲领；如果这个纲领被批准，它就会动摇国际的真正纲领的基础，就会把国际变成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工具。他们的草案得到了总委员会所有德国代表和英国代表的热烈支持。幸而，拉丁民族的代表在这一次仍占据多数，于是德国人的草案被否决了。从此便产生了愤恨。
德国领袖们在这一次遭到了失败，他们约定要向下一次代表大会派出更多的德国代表。但是这次代表大会未能举行。注定要以法国被粉碎而告终的可怕的战争在1870年8月爆发了。
因此，召开代表大会已经不可能了。
必须承认，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这个战争期间的表现是英勇的。当一切政治色彩的德国资产阶级陶醉于空前的胜利，对本国的无数军队蹂躏法国的兽行鼓掌欢呼的时候，只有他们有勇气提出抗议。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举行起义，不可能做任何别的事情，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做得漂亮，值得尊敬的。他们的许多领袖被关进监牢，但是仍然没有停止在自己的会议上和自己的报纸上发表反爱国主义的、尤其是合乎人性的抗议。
从他们方面来说，这是很好的；但是他们不太好的一点是，他们利用了这个普遍混乱的时期来为自己谋利益；当我们大家都在全力以赴地想方设法通过伟大的人民起义来拯救法国的时候，他们却利用这种情况为自己谋利益，以便更坚决地搞自己的沽名钓誉的阴谋并且以最卑鄙的手段诽谤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制服和战胜了他们的人。
正是在这时候，总委员会，或者确切些说，操纵它的马克思主义核心，同当时在日内瓦联合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反动集团签订了攻守同盟。总委员会同时还把自己的代理人派到意大利和西班牙去，也是为了追求同一个目的。总委员会在德国的正式机关报《人民国家报》大声宣称，“在德国军队胜利和法国失败以后，社会主义运动的首倡权应当从法国转到德国”。
他们这样为自己准备好了基础以后，便认为有力量实行决定性的打击了。他们不敢象理应做的那样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因为他们的所有敌人必然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出现，―一而他们不无根据地担心，他们完全在阴暗角落里搞的阴谋勾当一定会暴露在社会舆论的光天化日之下，而社会舆论对于阴谋勾当始终能够起置之死地的作用。因此，他们仅仅把自己的所有的朋友，或者他们认为已经充分培养好了能够接受他们的友谊（恕我说错，应改为他们的权威）的人集合起来，召开了秘密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是不合法的，因此不享有代表会议的合法权利，因而它的结果也是无效的和虚假的。
在1871年9月在伦敦举行的这次代表会议上，他们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结果怎样呢？这些建议遭到了比利时、法国和西班牙代表的一致否决。我认为，那里没有意大利人，起码没有代表意大利的意大利人。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者随心所欲地让许多不代表任何人的德国人，以及一个可鄙的阴谋家、俄国的犹太人和一些英国人有可能出席代表会议，他们在代表会议上占据了多数；这个多数派投票赞成他们的全部建议，这些建议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赋予总委员会以独裁的权力；除了其他全权以外，还赋予总委员会以下权利：对国际的一切报纸进行最高检查的权利，它可以利用这些报纸来公布自己的指示和命令；向一切国家派遣拥有特殊全权的代表的权利，允许这些代表出席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委员会的一切会议；授予一些人以绝对全权建立国际支部，授予另一些人以绝对全权拒绝接收加入支部，一一即拒绝根据共同章程毫无例外地属于一切愿意享有这种权利的人的权利。最后，代表会议还对一些秘密规定进行了投票表决，这些规定只能向各联合会委员会宣布……（删节号是原有的。——编者注）
总而言之，这里涉及的问题是要把国际完全变成用划一的纪律来进行统治的国家，是要把总委员会变成一个专制政府。这是对国际宣判死刑。
这些难以想象的、真正荒谬的、没有意义的指令，在法国、瑞士部分地区、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引起了愤慨、不满和普遍的抗议。
我们的汝拉联合会中的朋友们是受日内瓦和德国两方面的阴谋直接伤害的人，他们首先起来说话了。你们已经读到了法语区——汝拉代表大会一致提出的坚决抗议书，并对它表示赞同，把它寄给了《工人同盟报》。
紧接着瑞士汝拉人之后，比利时人也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在欧洲所有的国际组织中，比利时组织，——我不必去解释在各方面都是最理智、热情、积极、庄重和卓越的组织。西班牙联合会仅次于它而居于第二位，它的第一个幼芽是由一个意大利朋友于1868年在西班牙培育起来的。比利时联合会完全是独自产生的。
所有这些使得最近一次比利时代表大会作出的决定具有很大的分量，这些决定对即将召开的全体代表大会的决议将起重大的影响。这些决定你们可能已经读过了，但是我担心你们没有读到，所以我把它们抄录在这里。
比利时工人代表大会
“比利时联合会在1871年12月24日和25日举行的代表大会上，
鉴于反动的报刊每天都在散布荒唐的诽谤，力图把国际描绘成一个专制团体，它服从来自上面的、按照教阶制的路线传达于其一切成员的纪律和指令，
注意到，相反的是为反对专制主义和集中化而斗争的国际一贯认为必须使自己的组织同自己的原则协调一致，
它断然声明：国际不外是各个完全自治的联合会的联盟，而具从来就是如此；总委员会是简单的通讯统计局，而且从来就是如此。
比利时联合会邀请所有地方联合会（根据它的术语，这是指全国性的联合会）发表类似的宣言，以便迫使那些认为我们是一些人手中的工具的人沉默。
另一方面，注意到在组织协会时期形成的、在每次代表大会上都作了一定程度补充的共同章程，对于联合会的权利规定得不够明确，不能充分满足现代实践的需要，——
它声明，迫切需要对章程作认真的修改。
因此，
比利时联合会委托比利时委员会起草新的章程草案并加以公布，以便在各支部中和即将召开的比利时代表大会（它将在6月底召开，因为比利时联合会每年召开两次代表大会，其间相隔六个月）上加以讨论。在取得比利时联合会的赞同后，草案应提交即将举行的国际代表大会。
比利时联合会邀请其他地方的（全国性的）联合会仿效它的榜样，以便即将举行的国际代表大会能制订出最终的联邦条约。
……
鉴于问题发生了新的变化，我想向意大利的一切支部和联合会提出以下建议：
一、由于比利时代表大会已经向所有的地方的即全国性的联合会发出了邀请，我觉得，意大利的所有支部和联合会从思想上把汝拉代表大会和比利时代表大会的基本原则完全相同的建议结合为一个整体，并立即向汝拉委员会（其地址是：……）和比利时委员会（其地址是：…）表示完全赞同，这是正确的、有益的和适当的。
二、让它们立即在一切意大利的和西班牙的社会主义报纸上宣布自己完全赞同。
三、让意大利的一切支部和联合会立即开始互相通信，目的是就手段和途径问题进行协商，以便对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的讨论进行充分准备——因为这种讨论应该决定国际未来的整个命运——；另一个目的是为了让意大利支部的代表在即将举行的全协会代表大会上发言时能充分地了解到，他们在那里应该提出什么见解，应当做什么和说什么。
四、让意大利的所有支部和联合会把比利时委员会根据比利时代表大会的决定即将起草好并加以公布的新的章程草案作为各个支部讨论与修改章程有关问题时的共同基础。
如果意大利的支部和联合会决定这样做，那末在我看来他们的行动是极其明智的。你们的所有支部都是国际中的新手，不知道国际以往的习惯和传统，不知道它的现在处境和状况。如果你们在起草新的章程草案时，把我们的旧章程作为基础，你们就可能会向全协会代表大会提出一个同别的联合会的一致意见如此格格不入的修改草案，以致你们的整个工作就会白费，这样一来，你们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应起的影响就会缩小。另一方面，根据上面列举的原因，我可以事先大胆地向你们保证，在向代表大会提出的一切草案中，比利时的草案（不过关于它我暂时还一无所知）会是最全面、最合理、最符合目前要求的草案。同时，你们把这一草案作为你们工作的基础，绝不是放弃你们自己的独立判断和思想自由。你们只是把一个共同的基准线作为一切意大利支部进行研究的基础，然后，你们让每一个支部有权按照自己的意见修改比利时的草案。
我深信这种行动方式是有益的，所以建议我们在汝拉山区的朋友以及法国人和西班牙人也采取这种方式。
五、在各个支部研究了这个草案并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后，它们的代表可以向你们准备在春天举行的全意大利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报告一下所获得的结果；其次，你们自己可以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起草一个体现全意大利联合会的共同思想的草案，——总之，你们可以去做比利时人要求作的事情。
亲爱的朋友们，我的建议就是如此。我很希望，在即将举行的国际全体代表大会（它很可能在9月初就召开）上，意大利将充分地、合理地得到代表。为此就必须派大批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并发给他们准确的指示和限权委托书（起码在最主要问题上），要使代表们能够胜任，使他们充分了解我们伟大的国际协会的原则、义务、状况和生活条件。
只有这样，意大利才能在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上说出自己的有分量的话，才能够对改造国际的伟大事业作出应有的积极贡献。但是，为了使意大利代表能够被允许作为具有全权的成员出席代表大会，他们所代表的各意大利支部务必履行共同章程和条例向任何新的支部或联合会提出的一切条件。
你们应当准确而迅速地履行所有这些要求（一共有五个要求，我在这封信中详细列举过），不仅你们的整个罗曼语区联合会，而且每一个支部都应当履行，否则你们可以充分相信，你们的代表将不被允许出席代表大会。
这是我们的法律，总委员会绝不会忘记利用这个法律来反对你们，你们刚刚加入伟大的国际大家庭，竟敢作为不听话的孩子（你们现在还是这样的孩子）来愤慨地反对它的家长权威。
我坚请你们，不要给总委员会提供这个很好的借口；要用数学家的准确性和学者般的迂腐性来履行我们的基本法律为各个新支部所规定的一切义务，连一天时间也不要丧失。尽管难以想象，但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甚至你们认真地履行了一切义务，总委员会由于不满意你们同情汝拉代表大会而提出的抗议，仍然会非常粗暴和愚蠢地拒绝接纳你们。
但是，这样它就会把武器送到你们手中。毫无疑问，你们已经把你们伟大的罗曼语区工人协会产生的消息通知给在西西里、那不勒斯、罗马、里沃诺、佛洛伦萨、米兰、都灵和热那亚等地的意大利的所有国际协会了，并且已立即同所有这些意大利支部和联合会建立了兄弟般的密切的联系，以便使它们成为迅速组织你们意大利联合会的基础。如果你们听从我的建议，那末你们对于比利时、汝拉和西班牙的联合会，以及对新成立的日内瓦法国人宣传支部（它现在把法国南部的全部工作集中起来）也应这么办。
……
为了向所有这些外国的联合会声明你们的联合会已经产生，请你们利用机会赞同（要用最审慎、最亲切的词句）它们对伦敦的独断专行行为提出的抗议，同时通知它们，你们完全赞成在汝拉和比利时作出的决议。
你们采取这种方法，就可以在总委员会还没有来得及批准或者拒绝接受你们以前，就在国际内牢牢地站稳脚跟和安顿下来，并且获得自治的地方联合会的一切权利。如果总委员会批准你们（我希望如此），那更好。如果它做蠢事，在你们不论是对自己或对它都履行了我们条例规定的一切义务以后，拒绝接纳你们，那末只要你们把这种愚蠢的和独断专行的拒绝告诉意大利和上述其他国家的一切联合起来了的支部和联合会，就足以从四面八方掀起对总委员会的强烈抗议；那末你们在还没有开始会战以前就赢得了一次战役。
但是，我再重复一遍，总委员会不大可能拒绝接受你们。当然，它很不乐意，但终究会被迫接纳你们。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必须同伦敦的总委员会特别是同它的负责意大利事务的书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建立经常的联系……。你们必须把一切通知书、贺信和你们的其他的东西，以及你们寄给总委员会的钱，首先寄给他。
他会给你们写信，他无疑首先会企图向你们证明，你们对总委员会的意图和计划的理解是错误的。正因为这样，我认为有必要给你们写这封长信，把所有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你们，以便你们能够内行地回答他，但是我坚请你们，绝对不要提到我。如果你们难以回答他提出的这个或那个问题，我时刻准备为你们效劳。
请你们履行我们的共同章程和条例规定你们对总委员会必须履行的一切义务，以及历次代表大会所做的补充规定，――如此而已。最近一次代表会议的决议没有法定效力，它们是无效的。如果根据这些代表会议的决定要求你们做什么事情，你们可以回答说，你们同比利时、汝拉、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合会都不承认这些决定并反对它们。
例如，如果总委员会把公报寄给你们，并指示在你们的报纸上发表，那末，如果你们满意它的内容，你们就发表，并附带说明，你们发表它，仅仅是因为你们对它感到满意，——如果你们觉得它不合己意，那就不要发表。
如果总委员会派特命全权代表到你们那里去，你们要给他以兄弟的接待，就象你们无疑地要接待国际的任何其他成员一样，——但是不要把它作为特命代表来接待，因为在国际中是没有政府的。
根据我们的共同章程和条例，总委员会无权把自己的总督派给和强加给各自治的联合会和支部；这是独断专行的代表会议的独断专行的发明。
最后，如果总委员会竟然给你们发什么指示，那你们向它回答说，对你们说来，它无非是一个通讯和统计中央局，它是国际的仆人而不是老爷。
亲爱的朋友们，我还有最后一个建议。
……要尽可能地避免在你们的报纸上同总委员会进行公开论战。不应当象最近一号《工人同盟报》那样，说总委员会是受泛日耳曼主义思想支配的。在我们的谈话中，在我们的秘密通信中可以这样谈，但是在这样的通信中所谈的事情，不是全都可以公布的。我们可以仿效比利时人的榜样：在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他们坚决地攻击总委员会的独断专行的措施和行为，特别是攻击在它内部居统治地位的德国集团的这种行为，——但是在代表大会做出的决议和在自己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中，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非常注意，不要实际上把总委员会拖入同自己的论战中，而经常停留在原则的高度范围内。
甚至在你们确实不得不反对总委员会的情况下，你们也应当使自己的言行具有兄弟般的和克制的形式。
我已经说出了我所要说的一切。如果你们愿意花工夫仔细地读完这封信，那末你们对目前状况的了解，对我们伟大的协会现在所关心的内部组织的一切问题的了解，就不会比我少。我认为我必须作这样一次最后的详尽的解释，难道不对吗？我向你们保证，以后不再写这样长的信了，因为，你们很可能没有时间读；而我自己呢，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不得不放下其他非常要紧的事情，挤出时间来写这样的长信。
……
西里维奥[2]
[1]卢比康（Rubicon） 是纳布鲁齐的化名。——编者注
[2]巴枯宁的化名。——编者注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