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自由报》编辑部（摘录）（1872年10月5日）

致《自由报》编辑部（摘录）

1872年10月5日

　　编辑先生们！
　　你们发表了马克思主义者在海牙代表大会上所作出的关于开除我的决议，可以预料，你们认为发表我的回答也是公正的。我的回答如下：
　　公民马克思和他的信徒们获得了完全胜利。马克思主义者相信自己占多数（这个多数是早就处心积虑地准备和组织起来的，他们不大尊重道德、真理和正义的原则，虽然他们常常口头上宣布，但事实上很少兑现），便抛弃了假面具，就象贪权的人们所必然要做的那样，在人民的统治的名义下（人民的统治至今是所有妄图统治群众的人的支点），勇敢地宣布了人民对国际的奴隶般的依附。
　　如果国际不是那样富有生气，如果国际仅仅以组织领导中心为基础，一一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而不是以文明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真正愿望的现实团结为基础，不是以各个支部和联合会不要任何领导监护而实行自由和自行联合为基础，——这个倒霉的海牙代表大会的决定（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特别顺从和确切的体现）就会把国际引向灭亡，引向死亡。这些决定会把这个美好的协会变成一种既可笑又可恶的东西，我很乐意指出，马克思先生最积极和最明智地参加了这个协会的创建工作。
　　国家、政府、全世界专政！这是格雷哥里七世、博尼法齐乌斯八世、查理五世和拿破仑们的幻想以新的形式（但具有同样的野心）在社会民主党营垒中的表现！
　　难道能想象比这更荒唐、更可恶的事情吗？
　　断言一批人，哪怕是最理智、具有最良好的意愿的人，能够成为一切国家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经济组织的头脑、灵魂、指导和联合的意志，——这是反对健康思想和历史经验的邪说，这不禁使人要问，象马克思先生这样一个有洞察力的人怎么能够落到这样的地步呢？
　　教皇们起码有一个替自己辩解的根据，即他们手中具有圣灵赐予他们的真理，而他们似乎是信仰这种真理的。马克思先生并没有这种根据，我不想推断说他用科学方法发明了一种类似绝对真理的东西，从而使他感到委屈。但是，既然不存在绝对的东西，那末对于国际说来，既不可能有绝对无误的教条，从而也不可能有官方的政治或经济理论，因此，我们的代表大会绝不应当妄求起宗教会议的作用，宣布一切教徒必须遵循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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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为，政治，无产阶级必须实行的革命政治，应当把破坏国家作为自己的唯一的和直接的目标。我们不了解，如果想要保存国家，怎么谈得上国际团结呢？难道可以幻想建立世界国家即世界奴役吗？这是大皇帝和教皇们的幻想。因为，国家按其本质来说是这种团结的敌人，因而也是战争的永久的最初的根源。我们不认为在国家中或者在国家的帮助下，能够谈得上无产阶级的自由和群众的真正解放。国家意味着统治，而任何统治都是以奴役群众，也就是说以剥削群众而为少数统治者谋利益为前提的。
　　哪怕在过渡性的革命时代也一样，我们也不能设想国民公会、立宪议会、临时政府、所谓的革命专政等等；因为我们深信，只有在群众中革命才是纯洁的、真诚的和现实的，如果革命集中在几个领导人的手中，那末它必然立即会成为反动。这就是我们的信念，我不准备在这里发挥这些思想。
　　马克思派完全持另一种观点。就象善良的德国人一样，他们是权力和国家的崇拜者，因此是政治和社会学说的宣扬者，是历来以普选和群众统治的名义从上面建立的秩序的维护者，而群众则命定有幸和有福服从领袖、服从他们的被选出来的老爷。马克思派除了期待他们的所谓人民国家会带来解放外，根本不考虑别的解放。他们很少敌视爱国主义，甚至他们的国际本身也常常涂有泛日耳曼主义的色彩。当然，在俾斯麦的政策和马克思派的政策之间有一条看得出的界限；但是在马克思派和我们之间则有一道深渊。他们是国家主义者，我们毕竟是无政府主义者。
　　这就是现在把国际分为两个阵营的两种基本倾向。一方面，严格地说，只有德国，另一方面，在不同程度上，有意大利、西班牙、瑞士的汝拉山区、法国大部分地区、比利时、荷兰，而在不久之后将有各斯拉夫民族。这两种倾向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冲突，由于马克思先生极端狡猾，由于他的最近这次代表大会是完全人为地组织起来的，德国倾向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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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王冠的和不戴王冠的独裁者都可能幻想世界统治，这无论如何我是了解的；可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朋友、一个革命者，断言他热烈追求群众的解放，同时却以任何国家发生的一切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和最高仲裁者自居，竟敢于幻想使所有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服从他自己头脑中产生的一种唯一的思想，对这样的人该怎么说呢！
　　我认为马克思是一个很严肃的、虽然并非始终是完全真诚的革命者，是一个真正希望群众站起来的人；我不禁问自己，他怎么看不到，建立世界专政，——不管是集体专政或个人专政，这种专政需要一个某种形式的世界革命的总工程师象开机器那样来领导和指挥一切国家的群众的解放运动，——建立这样的专政足以扼杀革命、使一切人民运动瘫痪，偷换一切人民运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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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代表大会似乎是为了上述革命的利益，建议整个文明世界的无产阶级接受一个享有专政权力的政府，这个政府具有宗教裁判所的、祭司长的权利，它可以开除地方联合会，为了一种似乎是官方的而实际上是马克思先生自己发明的原则，强迫整个整个的民族接受教皇禁令，而马克思发明的原则被用人为多数的表决变成了绝对真理，对于这个代表大会该怎么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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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这绝不是国际的代表大会，而是总委员会的代表大会；总委员会的马克思派和布朗基派大约占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一。他们拉着由德国人组成的受过严格训练的队伍和一些受骗的法国人来到了海牙，其目的不是为了严肃地讨论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而是为了确立自己在国际中的独占统治。
　　马克思先生比他的盟友布朗基派更机灵、更狡猾，他利用他们取得了胜利，同在他之前俾斯麦利用帝国和法兰西共和国的外交家取得了胜利完全一样。
　　显而易见，布朗基派参加代表大会时抱着这样一种希望（可以设想，这是被马克思先生自己鼓舞起来的），即他们在总委员会的帮助下可以保证自己对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他们不怀疑他们仍将在委员会内保持有影响的地位。马克思先生是不愿意和别人分享权力的，但很可能的是，他不惜向法国同事们许了一些肯定的愿，因为没有他们的支持，他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就不可能获得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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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马克思连头发根都充满了在俾斯麦胜利后德国非常盛行的泛日耳曼主义情绪，那末布朗基主义者首先是法国的爱国主义者。他们就象真正的法国人理所当然地那样不了解和鄙视德国，他们可以轻易地让马克思先生把操纵德国党事务的无限权力抓在自己手里，但是他们绝对不会同意把法国的领导权让给马克思，不言而喻，他们要保留自己在法国的权力。而在法国实行独裁这是马克思先生作为一个真正的德国人最迫切追求的东西，甚至比追求在德国实行独裁还要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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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先生并不满足于他的无疑是非常严肃的和深刻的经济学识，以及不可辩驳的和出色的搞政治阴谋的才能。为了高踞于自己的同胞之上并且驾驭他们，他在自己的弓上经常装有两根弦，一根是法国的，另一根是英国的。第一根弦是他对法国精神的效果不佳的摹拟，第二根弦是他对英国的实际理智的较成功的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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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马克思先生和英国委员之间似乎有一个默契，根据这种默契，马克思先生不应当干涉英国本身的事务，或者更确切些说，对它的干涉不应多于英国人所允许的程度；英国人则把对于国际在大陆上的活动的领导完全交给马克思照管，他们很少过问。应当指出，这些公民是值得赞扬的，他们深信马克思先生的忠实和公正。
　　现在我们知道，马克思先生滥用这种信任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我们知道，国际的一切事务，更正确些说，以总委员会的名义在我们伟大协会内散布和培植的一切阴谋，是由一个几乎全由德国人组成的狭隘的马克思集团制造和领导的，这个集团起着一种执行委员会的职能：它了解一切、决定一切、执行一切。而构成总委员会的大多数的其他成员则反而什么都不知道。这个集团对他们是那样关心，甚至不烦劳他们去签署总委员会的通告，而由这个集团的成员代他们签字，因此直到最后一分钟，他们对于应由他们负责的一切卑鄙事情一无所知。
　　很容易想象，马克思先生和他的朋友这样一些人怎样顺利地利用了良好形势；他们都是很有经验的政治家，能够毫无良心地采取行动。我认为没有必要在这里详细叙述这个大阴谋的目的。这个阴谋的目的就是依靠国际的帮助在欧洲确立马克思先生的革命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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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先生从1869年，特别是从1871年开始进行公开的斗争。在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年9月）以前，他把自己的计划隐蔽起来了。
　　但是，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激起了他的仇恨和恐惧，于是他命令自己的走狗们对于他从此以后极端仇视的人展开疯狂的总进攻，把他们看作是同他的原则和他的独裁势不两立的敌人。首先在巴黎，然后在莱比锡和纽约，最后在日内瓦，对我和我的朋友（首先是对我）开了火。马克思的炮手们打过来的不是炮弹，而是污秽的东西。这是接连不断的卑鄙的和肮脏的诽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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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之间的决定性的公开斗争是从1871年9月即从著名的伦敦代表会议开始的，斗争是在马克思先生及其信徒这些极富政府精神和小心谨慎的人所可能做到的程度上公开进行的。
　　法国的崩溃显然在马克思先生的心中激起了热烈的希望，同时俾斯麦先生（在我面前放着的一封半官方的信中，马克思先生的“第二个我”和密友恩格斯先生把俾斯麦称作社会革命的很有益的仆人）的胜利，引起了马克思的极强烈的嫉妒心。当然，作为一个德国人，马克思以俾斯麦的胜利而自豪，而作为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他和恩格斯一起却以这样一种希望而自慰，即归根到底，普鲁士王朝的这种胜利早晚会变成以他为首的伟大的共和主义人民国家的胜利。马克思本人则感到非常泄气，因为那个大出风头和显赫一时的，是别人而不是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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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先生在社会主义世界，在欧洲无产阶级中间尽力做的，正是俾斯麦先生在政治界和资产阶级世界中做过的事情，这就是：用德国的主动性和统治来代替法国的主动性，因为照他和他的学生们的意见，他自己的思想是最先进的德国思想，于是他决定，他的思想在国际内的理论和实践上胜利的时刻已经到来。这就是他在1871年9月召开的伦敦代表会议的唯一目的。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出版和公布的德国共产主义者的臭名昭彰的宣言中，对马克思派的这种思想作了清楚的叙述。这就是无产阶级解放和国家组织劳动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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