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倍倍尔 -> 《我的一生》（1911）
各个德意志工人协会的联合大会
工人协会的数目大量增加，在萨克森尤其如此。除了我们之外，在莱比锡从事于这项工作的还有尤利岛斯·莫特勒，他是我在一几六三年在莱比锡职工教育协会成立纪念会上认识的；还有克里米朝的威廉·司滔莱，以及还没有变为拉萨尔分子的铜匠福尔斯台林、德累斯吨的鞋匠克瑙菲尔、弗兰肯堡的纺织工人皮尔斯、格劳绍的纺织工人李波特和弗兰茨、里希登斯坦一卡尔恩堡的订书工人魏尔纳、荷亨斯坦一艾恩斯塔尔的纺织工人包奈等。我们的影响还扩大到屠林根。在厄尔士山脉深处，在编工和织工居民中间成立了几十个工人读书会，会里弥漫着活泼的精神生活。德国其他各地也有这种现象。特别是在符腾堡成立了许多工人协会，它们在一八六五年就巳合幷为一个全州的组织，幷且以后不久就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在巴登和汉诺威王国也产生了许多工人组织，大多数是教育协会。
拉萨尔分子一方工作的勤勉与一致，也引起对方联合的必要。但是这种联合只能是松弛的联合，因为像拉萨尔分子所有的那种共同的固定目的，并为此目的而斗争的热情和牺牲精神，是各协会所没有的。我们唯一同心一致的，是对拉萨尔派的敌意，而且表面上协会是不愿过问政治的。但事实上，大多数协会的领导人或者幕后人，都设法争取他们所影响的协会来拥护他们的党派政策。在这些协会中，当时各色各样的资产阶级政党，自共和派民主主义者到右翼民族联盟分子，都有代表。后来（一八六七年）民族自由党便是从民族联盟中形成的；而倾向大德意志派的激进分子在一八六五年脱离了民族联盟，另组织民主主义的人民党，它的机关报是埃克哈特教授在曼海姆出版的《德意志周刊》。
人们暂时在各协会也尽量和好相处。政治形势还没有逼人采取鲜明的决定，因为对普鲁士俾斯麦内阁的宪法斗争有至体一致行动的必要。与民族联盟对峙建立起来的德意志改革协会，主张在德意志帝国中保持全部奥地利，它是一个由南德意志分离主义者和奥地利分子所组成的混合体，幷带有拥护罗马教皇的强烈臭味。它对工人运动无关重要。它支持奥地利的同盟改革（主要由各邦议会选举产生一个德意志议会），没有在任何地方引起民众的同情。总之，在工人协会中人们对于德意志问题没有表示明白的态度，对于从一八六四年起就十分尖锐化的什列斯维希一霍尔斯坦问题也是这样。
工人运动也在德国西部，特别是在美因郜取得了基地。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在一八六二年五月二十九日由法兰克福工人教育协会召开的工人协会会议上，关于工人的政治态度发生激烈的辩论。约·巴·冯·施韦泽律师（他后来在运动中担任重要角色）主张工人应有一个特别的政治组织，这显然是受了拉萨尔《论日前历史时期同工人等级思想的特殊联系》演讲的影响。自此以后，在美因郜意见上的冲突也迄未停止。拉萨尔的复信的发表更是火上加油。在法兰克福，现在伯恩哈特·贝克尔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许多年后，我认识了他这个资质平庸而自命不凡的人物，他在演讲上也是笨拙的。路易·毕希钠教授在雷台尔海姆工人会议上（一八六三年四月十九日）作了有关拉萨尔政纲的演讲，想通过一个反对拉萨尔的声明，但这个企图失败了。反之，拉萨尔于五月十七日亲自来到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为他自已的事业作辩护。舒尔采-德里奇同样接到邀请，但他因工作繁忙，谢绝参加。他这样做是好的。如我后来对舒尔朵一德里奇本人所认识的，在拉萨尔面前，他在任何方面都会处于劣势。宗纳曼售在拉萨尔面前发言，就遭到了这样的命运。
对于美因郜上述情况的回答是五月十九日的通告，邀请德意志的各工人协会于一八六三年六月七日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开会。在这个通告上签名的是美因郜工人中央委员会，柏林、卡塞尔、开姆尼茨和纽伦堡各地的工人协会，杜塞尔多夫的手艺工人协会。
在通告中，把工人代表大会长久不能召开的过错归咎于莱比锡中央委员会。但运动本身却具有一个这样重要的、有益的思想，其长远意义在于为我们全体人民和祖国的幸辐打下和平的、有利的发展基础，决不应因个别人的错误而妨碍共健康进程。凡是关心这个事业的人，都有责任以至力防范，不要使一个应由个别人负责的错误尝试的结局成为整个运动的不幸的四分五裂的开端。”
但是这种分裂业已存在，如我后来所认识到的，那是一种内在的必然性。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联合会议上，有来自四十八个城市的五十四个协会和一个自由的工人集会（莱比锡）的共一百一十个代表参加。会议的召开若不是手忙脚乱地像举行奇袭似的，如同预备会上对召集人所指责的那样，则参加者会更加踊跃。菜比锡职工教育协会以一百二十七票中的一百一十二票选我为该会代表。此外，在菜比锡工人集会上罗斯梅斯勒教授和比特尔工长也当选为代表。
我到法兰克福后，在预备会上被介绍给当地委员会主席奥古斯特·勒克尔，他向我招呼说：“你们萨克森人到底睡醒了没有？是时候了！”我颇为不快地回答道：“我们比许多人要起得早些！”勒克尔笑了，他说他并无恶意。
代表中有海尔曼·贝克尔，绰号红色贝克尔，他曾在科伦的共产党人审判案中被制处长期监禁；欧仁·李希特尔，他不久以前因为当陪审官的政治活动而受了责罚；此外还有由慕尼黑来的尤利岛斯·克瑙尔，他是《慕尼黑最新消息报》的主人，该报当时是-一个小型报，但是给它的主人赚来一份大财产。
红色贝克尔的绰号是来自他那硕大头部上仅有的稀稀儿根红发和他那剪得短短的红量，还是来自他早年的红色思想，我不得而知。具克尔是一位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兴高采烈的先生，从他脸上可以看出他是享受美酒佳佳肴的快乐的。他也是个爱说话的健谈的人，与欧仁·李希特尔相反，李希特尔的冷酷、科持的神情当时巳合我惊讶；他给我的印象是好像他是至尊，没有把我们大家放在眼里。偶有一次在午饭后休息时间，我同贝克尔、欧仁·李希特尔和另外几位代表在市内人行道上闲逛，于是谈到拉萨尔。贝克尔表示，拉萨尔只因进步党没有推他为领袖，没有给他一张邦议会委任状，触伤了他的虚荣心，所以他才宣布反对它。照基多·威斯的话，老瓦尔德克会说过，对拉萨尔加以排斥，是一个错误。此外，具克尔还暗示说：拉萨尔也曾因种种男女关系问题在进步党中引起“道德上的顾虑”，但就“道德过失”而论，当时进步党的其他领袖也曾犯过，这样说有点象是伪善。我要着重指出，具克尔的谈话对拉萨尔并不含有敌意，他从来不让自已卷入对过去本党同志的攻击，米凯尔就与他相反，这个人后来竟赞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公推商业学校校长吕里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为第一主席，狄特曼（柏林）为第二主席。议事日程第一项是罗斯梅斯勒的提案，差不多全体一致通过，其内容如下：
“德意志工人协会和工人教育协会的第一次联合大会把下列声明摆在讨论和决议的首位：它认为出席大会的和所有的工人协会以至全体工人等级的第一个责任，就在于为努力争取工人等级的精神的、政治的、公民的和经济的提高而团结一致，同所有为德意志祖国的自由和强大而努力的人们团结一致，同所有致力于提高人类品质的人们团结--致并互相合作。”
这个决议把会议的立场表现得比长篇大论还要清楚。虽然这个决议同联合会议整个讨论--样，是针对着拉萨尔主义的，但就我的记忆所及，拉萨尔的名字只有一个演讲的人提到过。这种回避并非预先商定；这可以认为是人们还不相信拉萨尔所倡导的运动的前途，或者也因为人们不愿提起他的名字来提高他的声誉。关于议事日程第二项“工人数育协会的本质和目的"，由大会的左派艾希尔斯多夫尔（曼海姆）报告。我也参加辩论。值得注意的是，狄特曼要求协会设法延请讲授国民经济学和各种立法知识的教师的修正案，竟以二十五票对二十五票否决了。对今天的工人说，这种落后性是几乎不可想象的。
议事日程的另一项由狄特曼报告，是要求排除劳动自由的障碍。他的议案要求营业自由、迁徙自由和消除结婚的困难。议程的再下一项是工人对于储蓄和信贷协会、消费和生产合作社的态度。会议提倡工人建立这样的合作社。同样，会议还提倡设立合作社，以便共同使用有动力的作坊，认为这是促进工人的全国福利和公民独立性的最好方法。在这个决议中特别指出，这议切都应该按照舒尔朵一德里奇的建议去执行。这样的合作社的建立，还应该由工人和屋主共同促进——这种观念只有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会议才能赞同。最后，会议表示同意创设老年和残废保险金审，这可以“至少部分地解除许多优虑”。这里至少对于这种金审没有估计过高。在组织问题上，建议设立专区联合会，按月召集代表会议，以便促进新协会的建立和保持现有协会开的联系。对于这一项，我第二次发言，反对准许自由的工人集会的代表参加组织。根据我当时的经验，我说明这样的集会一直没有使我佩服的地方。在协会中做得到的有准备的教育工作，参加自由集会的人是得不到的，因而他们就会跟着一个熟练演说家所唤起的一时印象跑。我当时并不畏惧结社法的圈套，至少在萨克森对我们一直是放任的，但某种反动还可能到来。专区联合会我认为是有用的。这些话使我的莱比锡对头比特尔走上讲坛，他对我的关于工人集会的估价提出抗议。他说，自由集会要比我所形容的好得多，并且考虑到人们有用结社法再来严厉反对我们的可能，我们就必须借自由的工人集会来掩护我们的代表机关。
最后通过的制度是：
一、应定期举行德意志工人协会代表的自由联席会议，寻常每年一次，以便通过活泼泼的亲自交换意见和经验，在工人中间扩大对于他们真正利益的理解，并使这种认识在日益扩大的范围内取得承认。
二、一切对于劳动阶级福利发生影响的事项都是讨论的对象。
三、德意志工人协会的代表在联合大会上以全权委任状证明身份，始得参加会议。但自由工人集会的代表，如取得负责审查代表资格的常务委员会的许可，也可以例外准许参加。如果常务委员会不准许参加，则可以向联合大会提出申诉。每一协会可派一至五个代表参加，但在表决时只有一个表决权。每一代表只准代表一个协会。凡参加过一次联合大会的协会，在每次开会时都应得到书面的邀请。同时，邀请启事要在尽量多的报纸上刊登，无论如何必须在科堡的《德意志工人总汇报》和法兰克福的《雇主报》上公布。每一个出席联合大会的协会，每次须纳费二塔勒。未派代表但仍愿索阅各项报告和印刷品的协会，亦应照缴费用。
四、每次联合大会选举十二个会员组成常务委员会，处理下列各项事务：1．下次联合大会的地点和时间，如未经上次集会明白决定，委员会应予规定，并在会议地点作必要的准备。2．公布请柬和通知，办理登记，备妥入场券，收支款项幷登记账目。3．提出临时议程幷根据议程约定报告人，在联合大会批准或修改决议的条件下组成审查小粗。4．负责在下次会议以前促进联合大会的目的和实行联合大会的决议。5．推举委员会主席并将业务分配给各委员提出收支报告，请联合大会审查和核准。委员会会议限在该届主席居住地举行。对全体会员发出邀请，至少有委员七人出席会议并由简单多数通过，决议方为有效。议案也可以书面表决。如果有了空缺由委员会来补足，如果委员会不足法定人数，由主席决定。
五、联合大会的议事规程由联合大会自行规定。
六、委员会主席主持联合大会的讨论，至联合大会会讥选出它的主席为止。
七、联合大会的开会是公开的。
当选的常务委员会中有：宗纳曼、麦克斯·维尔特（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艾希尔斯多夫尔（曼海姆）、狄特曼（柏林）等。新机构的灵魂是宗衲曼，他担任书配工作和实际上的领导。
组织方面拨给委员会的经费为数极少，甚至每年二塔勒的区区会费，有许多协会也不缴纳。为一个共同目标而栖牲，是那时候反社会主义的工人协会不赞成的，这也是它与拉萨尔分子中开很不利的差别。由于缺乏经费，委员会在当年夏季向民族联盟商洽，得到五百塔勒，以后二年也仍照给。宗纳曼私人也向一系列的大企业家请求。但是在那时候，我们的资产者就已经本能地憎恶以工人协会命名的一切，所以由这方面来的捐助是非常有限的
在这里我想谈一件事情，这件事虽是在两年后（一八六五年夏季）才发生的，可是四十年后有人在《科伦日报》上试图以不利于我的方式加以利用。
在萨克森，反对拉萨尔党徒的斗争特别激烈。那时萨克森高度发展的工业状况似乎给社会主义思想提供适当的园地。但是要进行反鼓动，我们却缺少经费。不管我们筹集多少鼓动费，总是不够用，虽则演讲人的报酬异常菲薄。于是有一天艾拉斯博士和著作家魏特曼（一个过着流浪生活的符腾堡人）坐下来，共同写了一封非常稳当的信给民族联盟的理事会，请求资助反对拉萨尔分子的鼓动费。他们写好信以后才告诉我，我也就应他们的请求签了名，此外艾拉斯和魏特曼也签了名。（科伦日报》把这封信和我收到二百塔勒（不是像它所说的三百塔勒）的一封谢面在前几年发表了，推测说三个签署都是由我而来的。对于这个诬蔑我必须坚决自卫。在谢函中我曾提到，打算为协会购买书籍，请民族联盟的理事会在这方面运用它的威信商请书商以廉价售给。理事会给了支持，这表明，它对于运动的兴趣并不像各方面所指责它的那样缺乏。在这期间，这笔款项特别用于鼓动旅行，但是花得非常节省，至一-八六六年底和一八六七年初为北德意志议会选举作鼓动时，那二百塔勒还存有一百二十塔勒，供当时使用。这项使用确实是预计不到的。但从一八六五年到一八六六年，局势恰好改变，到处都发生了迅速的思想转变，只有极少数还站在旧有的立场上。民族联盟在这次转变中所遭受的损失最大，从那时起很快地趋于解散，但实际上在一八六七年秋季正式解散以前早已死亡了。我们收到那二百塔勒，惹得许多人生气。尤共汉斯·布鲁姆博士怒不可遏。他认为特别有责任在选举鼓动中反对我，并且指责我们接受那笔款项。但是，他必然会发现，他那一切想陷害我的努力都是枉费心机。
借这机会，我可以确认，我从未如入们屡次断言的那样，是民族联盟会员。那时我虽没有对它表示敌意，但除了我当时在工人运动中的地位和活动所负担的大量物质牺牲之外，如果再加上民族联盟的盟费，对于我来说就过份了，因为我的收入是很少的。引用舒尔朵一德里奇的话，我满足于充当民族联盟的“精神上的名誉盟员”。
在莱比锡感到一种需要，作为对抗拉萨尔的登场和他的追随者的鼓动，要进行一个大反击。因此，我受委托与舒尔朵一德里奇联系，来商定一个集会。关于这事，他表示愿意。在他的回信中，他给我分析说，我们在萨克森必须特别小心，因为萨克森的工人早在一八四八年和一八四九年就已倾向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一八六四年一月间，舒尔朵一德里奇来到莱比锡。
大家一致同意，我以欢迎舒尔朵一德里奇作为大会开幕词，随后可以当选为主席。但我运气不好。大会参加者约有四、五千人，我在致开幕词（我已背诵得很熟）时，到中间不幸讲不下去了。我的热情把我的思想带走了。我羞得恨不能钻入地下。其结果，不是我而是道尔格当选为主席。从此以后，我誓不再背诵讲词，于是经过良好。舒尔朵—德里奇嗓音不好，他的演讲也枯燥无味，其内容不适于鼓舞热情。许多人都为他感到失望。他没有阻止住向左的发展。
法兰克福联合大会决议从事建立专区联合会，我们企图在萨克森加以实行。但因碍于现行法律，我们向博伊斯特内阁请求批谁。在一八六四年夏季由我主持的地方集会上宣读了冯·博伊斯特先生的来信，说：大臣可以批准专区联合会，如果协会约定不从事政治的和社会的以及一切公开的事。我为此建议下列议案，由全体一致通过：“萨克森工人协会成谢冯·博伊斯特先生的恩赐，宁愿放弃专区联合会的建立。”第二个议案是：“出席的代表要求萨克森工人以至付精力来废除现行的结社法”，监视的警官认为这是政治性行为，不准付表决。我因此同他发生激烈的争论，但当他以解散会议相威胁时，我只好在抗议条件下顺从了。
一八六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斐迪南·拉萨尔在日内瓦因与人决斗而逝世的消息由电报传遍世界。这个消息所引起的印象是深刻的。他的绝大部分敌人都松一口气，如释重负；希望拉萨尔所发起的运动就此完秸。事实上，起初也象是这样。不但他那联合会尽管费了他九牛二虎之力在他死时却只有区区几千会员，而且这些会员还立刻陷于互相争吵。拉萨尔莫明其妙地推荐著作家伯恩哈特·具克尔为他在联合会主席团中的继任人，他所选择的这个人是在各方面都不能胜任的。
拉萨尔有许多敌人对于他的重要性持公平的论调，这有一八六二年底制刊的科堡《工人总汇报》上的一篇文章为证，这报是由律师史特莱特博土（科堡民族联盟的事务主任）创办的。这家报纸一向攻击拉萨尔，虽则是很有分寸地攻击，但这并不妨碍它献给他一篇推崇备至的悼词，在结尾时说道：
“一部分自由党和自由主义报纸，就是攻击他最凶而最没有权利攻击他的一部分，也正是最应该受他打击的那一部分，现在将因他的死亡而暗自欢喜。我们悲悼一个敌人的死亡，只有不公平和褊狭性才准许用寻常的标准来衡量这个人。”
大家知道，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拉萨尔多年的亲密女友，为了对友人的遗体表示隆重的崇敬，要想运遣体通过德意志全境来举行追悼会，这个计划因拉萨尔的亲属的干涉，被官方打消了。听到拉萨尔的灵柩经过曼海姆的消息，艾希尔斯多夫尔写给宗纳曼一封信，我引用他的下列一段，因为它表明了我们这方面个别人已经对于这种情况抱怎样的看法。
信上说：
“亲爱的朋友宗纳曼！
顷接赖谢由日内瓦来电，说拉萨尔的灵柩将于星期五抵此并转运到汽船上。在他生前我们虽然与他对立，但大体上我们还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拯救我们的人民群众。我相信，我们在这期间业已认识到，如果没有普选权和由此导致的现今国家情势的转变，就不能期望有彻底的补救法。现今或许就是适当的时机，由我们这方面来做点什么，以便使两股潮流在一个相应的纲领的基础上汇合为一，并以此为巳成过去的战斗作一纪念。对方稍加节制而我方稍加果断，这事就能办到，并且对于事业只会有益，因为现在居于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的庸俗性，如果它要向目标前进，就必须加以推动。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应当告诉你并愿听取你的见解，以便随后或可促使我们的朋友采取一个有时会有远大后果的步骤，另一力面也不至有什么害处。
我也模糊地感觉到，我们在莱比锡
[1]将导致有力的决议，因为一切如果一下子遇到原则上，我们就不便反对。冷淡和暧昧都亳无用处，也不足以作出正确的解决……我不能逃避为拉萨尔途葬的义务。有几个朋友也将这样做。我不知道我应否邀请联合会参加，因为这会引起误会，因为许多人并不懂得，更多的人也不愿懂得，对于拉萨尔，虽则不能同他完全一致行动，也可以佩服他。”最后他请宗纳曼把意见告诉他。
他在附言上写道：“难道你到这里来向敌人致敬，与你作为工人协会主席的身份不合适吗？如果你愿这样办，请来电告知，随后我一知道灵柩到达的时间，即刻告诉你。”
宗钠曼对这封信如何答复，我不知道，不过艾希尔斯多夫尔的建议没有受到考虑。必须再经过许多事变，像艾希尔斯多夫尔那样的关望才能得到满足。
在常务委员会根据菜比锡职工教育协会的建议决定在莱比锡召开下一次联合大会以后，科堡《工人总汇报》加以反对。要在博伊斯特先生所管辖的萨克森举行一个联合大会是不可能的，该报对于这项决议展开争论。唯一赞成科堡《工人总汇报》的是巴登的一些协会，在它们的联合大会上就是按这意思表决的。对于在萨克森举行会议抱着一定的顾虑，是有理由的，因为会议的举行是根据萨克森的结社法，而这个法律完全操在能够翻云复雨的冯·博伊斯特先生之手。
为了不致下雨，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适应环境，就是说，常务委员会已应我们的请求，声明把作为一个特别的政治性问题的国防问题不列入联合大会的议程。办理筹备事宜的当地委员会是由前进社、职工教育协会和印书业的进修协会的会员各二人，此外还有比得曼数授和工艺学会委员会委员一人组成的。主席由我担任。冯·博伊斯特先生对于我们的申请迟迟不作决定，最后还是批准了。会议于是订在十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召开，规定议程如下：1．迁徙自由。2．合作社制度，就是：（甲）消费合作社，（乙）生产合作社。3．教育协会的税--教学计划。4．流动工补助基金，这是应各协会中很多青年工人的要求而设立的。5．老年保险。6．人寿保险。7．劳工市场的调节，即工作介绍。8．工人住宿。9．选举常务委员会。
这是供两天讨论很丰富的议程，要完成这个议程，只有由报告人预先发表意见和议案井缩短报告和演讲，才有可能。但是这两者通常都做得不够彻底。
出席的有四十七个协会，其中单是莱比锡的就有八个，另有巴登高地、符腾堡和美因郜等三个专区联合会。当时菜比锡除印刷工人专业协会外，还有一个泥水匠和木匠专业协会。此外，拉萨尔派在弗里茨舍倾导下迅速成立另外三个专业协会，即卷烟工人、裁缝和锻工协会。在代表中第一次看到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博士（杜伊斯堡消费合作社的代表）和马格德堡工人教育协会代表麦克斯·希尔施博土。还有抱合作社思想的保守派代表胡贝尔数授以来宾身份参加。
会议选举班多（柏林）为第--主席，选道尔格和我为他的代理人。市长科赫博士以全市名义向会议致贺。在讨论议程第一项迁徙自由时，就和弗里茨舍发生争论，并由他那强硬地占据会场（射击大厦）讲坛的党徒大闹一场。弗里茨舍用拉萨尔思想宣称，关于迁徙自由，不要再加讨论，只要加以规定，相反地，必须要求普选权。他的讲话极尽挑掇之能事，并引起他的追随者的示威性的喝朵=采。对于这种方式，代表们提出强烈的抗议。这时我佩服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的居间调解的天才。他取得了效果。我这方面以当地委员会主席身份的有力干涉，使楼上也安静下来。次日，当讨论巳告结束的时候，弗里茨含又要求发言，于是又出现了一次激烈的场面。当他的发言不起作用后，他抗议说会议为恐怖主义所控制，幷放弃代表权。会议的决议没有多么大的重要性。弗·阿尔伯特·朗格作了关于消费合作社的报告，表现为一个出色的演说家。当选常务委员会委员的有：班多、倍倍尔、希尔施博土、拉赫曼（欧芬巴赫）、朗格、马尔顿斯（汉堡，原先的魏特林分子，但是他的共产主义已经无迹可寻了）、赖恩哈特（科堡，以前梅克林堡的国会议员）、宗钠曼、斯陶丁格尔（纽伦堡）、史图特曼（吕色斯海姆）、魏特曼（斯图加特）和麦克斯·维尔特（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
[1] 莱比锡已决定为下次联合大会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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