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倍倍尔 -> 《我的一生》（1911）
我的国会活动的开始
在北德意志的制宪国会里
我一接到我选入国会的正式通知，就怀着有点激动的心情在一八六七年三月五日启程前往柏林。议会已于二月二十四日开幕。我面临一个完全新的政治活动。在此以前，我对国会生活一直是完全陌生的；我也不认织一个能指示我这种生活的人。施拉普斯律师和我是同一个党选举出来的，他所知道的议会生活同我一般多。然而就下了水。当我到了国会的会场莱比锡大街旧贵族院刚要推门时，门由里面开了，弗里德里希·查理亲王走出来，他也是议会议员。我当时想，最高层社会的人在这里遇见了最低层的人。我到办公室报到后，就往沙夫拉特律师和维加尔特教授的住宅去打听一下国会里的情形。我带有罗斯梅斯勒教授给他们的介绍信，但我却不认识他们。他们两人都埋怨他们的普鲁士同志们（进步党人），即使是他们中间最好的人也不能把自己提高到真正自由、民主的立场。还有分立主义的克森，枢密参议冯·韦希特尔及其伙伴也已被俾斯麦弄得惊惶失措，不敢再主张他们的立宪观点了。
我想说明一下，当时保守主义的萨克森、汉诺威诸邦已经有过一段比普鲁士长得多的宪法生活，它们拥护甚至自由主义的普鲁士也不敢主张的立宪观点并且在它们国内已经实现。
我被分配在第一组。对不明内情的人要说明，国会议员是用抽签方法分为七组，在当时他们还要经过最后的选举审查，并且像现今那样选出专门委员会。由于这个原因，委员会委员的名额必须是用七除得尽的数目。
三月八日，我写信给我妻说，施拉普斯和我构成了最左翼，我们坐在相应的地方。再向左去就被墙挡住了，我们却不愿用头碰壁。
议员中间当时有北德意志政治家的精华和议会的权威人物。在那里我又看到冯·本尼格森，他去年主持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议员会议；还有卡尔·布劳恩博士（威斯巴登），他是国会中的滑稽家，又据说是国会中最精于品酒的人；红色贝克尔，我与他重叙一八六三年的友谊；麦克斯·邓克尔，他以自己的狮发自豪；冯·傅尔肯柏克，他后来是辛孙的继任人，是国会中从来偏见最深的议长；古斯达夫·夫赖塔格，著名的小说家；鲁道尔夫·格奈斯特，后来有一天陆军部长冯·隆恩在全院面前恭维他，说他是一个能够证明一切的人；短小的拉斯克尔，当他匆匆上讲坛时，两条短腿常常像鼬鼠那样跑；共产主义者同盟前盟员米凯尔，一个头脑精细的人和演说家；普兰克博士，后来是民法法典的主要编辑和注解人；欧仁·李希特尔，他看起来还是同一八六三年我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认识他时那样冷淡；辛孙博士，曾任法兰克福议会议长，现在在国会里仍任这个职务；因为他在主持会议摇铃时，那种威风凛凛的样子，大家戏呼他为雷神；石威林（普查尔），曾当过“自由主义时代”的内阁大臣，他后来实行了国会每星期指定一天（照例是星期三）讨论议员的提案；所以至今在国会隐语中称这一天为石威林日。舒尔采—德里奇（特维斯登），他因为同冯·曼托伊费尔先生决斗而特别出名；冯·翁鲁，一个自由主义的反动分子；瓦尔德克，进步党原来的领导人；梅克林堡的维格尔斯兄弟，两个以往的革命家，其中一个属于民族自由党，另一个属于进步党。联邦立宪派中除了温德荷斯特以外，马林克罗特最为突出，他是后来中央党中头脑最精细的人。中央党团当时是由老自由主义者组成的，其中有乔治·冯·文克，是国会中讲话最快的人，为速记员所惧怕。最后，站在极右派而且是它真正的领袖的高级枢密参议海尔曼·瓦格纳，一个又瘦又长的官僚形象，他的面孔精瘦无情，他的声音招人厌恶。
一个重要人物，卡尔·麦耶尔·冯·罗特希尔德，是由被合并的法兰克福以《法兰克福报》的支持而进入国会的。他是一个矮胖而宽肩的人，漆黑的头发和胡须理得非常整齐；他在相当大的肚子前面佩着一条重金链并且服装总是非常考究。以往我从没有见过他的照片，可是见一面我就认得他了。我在下届国会遇见施韦泽时也是这样。国会里还有孚格尔·冯·法尔肯施太因和冯·施坦因麦茨两位将军，他们是因为去年的战绩而当选的。
但是比上述所有这些人更使我感兴趣的是以前我没有见过的俾斯麦。当时他出席国会，几乎总是穿着黑色礼服、黑背心和枢密参议式的黑领带，露着白色的硬领角。他还剩下的几根头发和剪得很短的胡子也都是黑色。所有漫画家都把他那三根头发画在光光的秃顶上，好像广阔的原野上长着三棵白杨树，我倒是没有看出来。这也许仅是存在于画家的幻想中，或者是在制宪斗争中成为他敌人手中的战利品了。我急于想听他讲话，但是这个大人物站起来，不发出狮吼或宏大的声音，却尖声尖气地向议院讲话，令人大为失望。他的语句又长又很复杂，有时稍带口吃，但讲得始终引人入胜，并且井井有条。
俾斯麦固然已同大多数自由主义者，特别是民族自由党人言归于好，但他总还是不相信他们，并且害怕他们可能又陷于渴望议会权力的错误，又要为他惹麻烦。所以他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拟定宪法草案，但是这个草案如果不作一些比较大的修改，即使十分安分的自由派也是不肯接受的。最后他对他们作了相当的让步，但在主要的两点上，即铁的军事预算和拒绝议员日俸，他们对他让步了。关于日俸，他后来曾一度承认，如果在第一次表决时以大多数票通过日俸的自由派加以坚持，他也一定会准许的。但是早在那时，特别是民族自由党人，就已经习惯于变节。不可想象，如俾斯麦所威胁的，如果宪法中存在议员日俸，他就把宪法付之流水。他不能当着全世界出这种丑。此外，在立宪国会中，除普鲁士、梅克林堡和南略斯各邦的议员外，其余诸邦的议员都支领日俸，例如我们萨克森的议员是由邦金库每天付给四塔勒。
相反地，俾斯麦在三月二十八日会议上讨论将来的国会的选举法时，却须为这种选举法进行辩护。民族自由党右派议员冯·西培尔、格隆勃莱希特（哈尔堡）和迈耶尔博士（托伦）以及各种右派的发言人说出了对这种选举法的顾虑。西培尔认为这就是“民主的独裁”。俾斯麦对这解释说：“普选法有几分是我们致力于德意志统一而得到的一份遗产；这在法兰克福所草拟的德意志国家宪法中就曾有过；我们在一八六三年曾用这来对抗奥地利当时在法兰克福的企图，我只能说：至少我不知道还有比这更好的选举法。”
然后他阐述如何在这个行将建立的二十一邦的同盟中，完全不可能找到一个选举法的其他共同基础。难道人们还想要三级选举制吗？“是的，谁要仔细观察一下三级选举制在国内所起的作用和造成的状况，谁就必定说，在任何国家里再也想不出一个比这更坏的、更不合理的选举法了。”他对这选举法任意和苛刻地加以指责说，如果它的发明人能想象它的实际效用，就决不会制作它。他自然也感觉到，一个人若被这种选举法列在低级的选民阶层里，就会把自己看成公奴，看成政治上的死亡。
我的第一件议会行动是使国会做了一桩不合法的事。因为这件事没有记入史册，在这里略加叙述。当我第一次参加小组会议时，适逢议程上列着莱比锡议员冯·韦希特尔教授的选举问题。韦希特尔在复选中以五千四百三十四对四千四百零三票当选。但是莱比锡市参议会犯了个大错，该会不是照选举章程第七条所规定的那样，把选区划为若干选举组，每组居民不得超过三千五百人，而是把全市选民按照名字的字母排列，分为八个位于市中心的选举地点。所以一个人的当选不是以选举组而定，而是以选民姓名的字母次序而定。报告人贝图苏—胡克伯爵述说了这个情况，据他了解，这情况是很严重的。在讨论选举是否有效的时候，我也发言说，我居住在莱比锡已经六年，对该市的政治情况认识得很清楚，可以肯定地说，即使按照法律规定来划分选区，选举结果也不会两样。我这个完全不顾法律规定的理解竟被通过。委员会以十四对十一票决议选举有效，全体会议未经辩论即一致同意这个建议。
如果选举被宣布为无效，莱比锡市参议会就会大大出丑，我这样就使它免于出丑了。但是我也拯救了该市的代表，因为国会在四月十七日就要闭幕，如另订选举名单重新选举，时间就来不及了。不过这种决定，当然也只有在不稳定的情况下，像新国会开第一大会议期间，才有可能。
我在上文曾提到贝图苏—胡克伯爵的名字。这位先生是那时期的一个肤浅而多言的人，并且特别喜欢讲些荒唐话。例如，有一天他这样说，“人们必须把时间的河流缚在前额头发上”；又一次，他谈到议员时说，“他们满心渴望，想回家到他们的父亲的耕牛那里”，一句话惹得全议院哄堂大笑。
既然当上了国会议员，我有必要在全体会议上作个长篇的发言。在我的选区里，人们也渴望这个发言并向我提出了相应的质问。但是讨论终结时的建议非常频繁，并且在宪法草案的总辩论中我的发言又被打断。我终于在第十四条，南德意志诸邦对北德意志同盟的关系上，获得了发言机会。我讲道：
我确信，普鲁士在创设北德意志同盟时决不是为了德意志的统一（右翼激烈反对），相反地，人们所注目的只是普鲁士的特殊利益，霍亨索伦王室权力的加强。（右翼激烈反对。议长要求安静下来，说人们应当在我发言后再来反驳我。）细看一看同盟，就可见其余诸邦陷于对普鲁士完全不正常的关系中。同盟只是一个由附属国围绕着的大普鲁士，而各邦的政府不过是普鲁士王治下的各省总督而已。（右翼激烈反对。）
我继续讲道：
如果普鲁士愿意把南德意志诸邦收进同盟中去，这本来是能够办到的。有人说法国会反对，我以为不然，因为由于同南德意志诸邦的军事协定，在战时德意志的军事力量就统一在普鲁士的手里。因此，法国将注意避免声明反对北德意志同盟吸收南德意志诸邦。法国方面如果干涉德国内政，结果将使全德国一致起来反对法国。
如果可以说布拉格和约只是一个国际订立的南北德意志之间的联合，那么，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普鲁士对这问题如何想法，因为普鲁士强定了布拉格和约，如果普鲁士政府发现和约对他有害，就要毫不迟延地把它撕毁。（右边：啊！啊！）我也确信，一旦奥地利能够洗雪去年的失败和耻辱时，也会照样做的。普鲁士政府所以不愿吸收南德意志诸邦入北德意志同盟，是因为害怕被多数票所压倒。普鲁士通过军事协定把军事力量抓在手里就满意了，此外是力求通过关税条约在存在着的鸿沟上架个桥，但是并不把它填平了。我们不支持这样的政策。我反对把这样的政策叫做德意志政策，我反对这种不是宣布德国统一而是宣布德国分裂的同盟，我反对这种把德国变成一个巨大的军营（激烈反对）而把自由和民权的最后残余毁灭净尽的同盟。
民族自由党议员魏柏尔（斯塔特）认为我的讲话会使会议发生不和，但是他希望，把这些不和讲出来，可以提供解决这些不和而归于和的机会。
议员米凯尔也反驳我，说我惋惜北德意志同盟强夺了小公侯的权利而使他们处于总督的可怜地位。这是对我的话的曲解，我只是想用譬喻说明，北德意志同盟是个怎样特殊的产物。即使当时所有的中小诸邦全被吞并了，我也会袖手旁观。米凯尔另一句格言是：普鲁士邦不是军事国家而是个文化国家……奇怪的是，那些敌人用怎么样的联合来反对这个新的国家形式。一方面是最坚决的民主主义者，他们的倾向却不过是对于小公侯们的威权特别感到兴趣，与他们联合的是（如果要公开说）那认为我们的祖国不在别处而在罗马的山南党。
请看，在我们的议会生活刚开始的时候就已出现诬蔑，我们成了当时在北德意志国会中还没有有组织的代表的山南党的同盟者。这样，米凯尔就是他的同志至今还用来对待我们的诬蔑的创始人。此外，他也表示希望，普鲁士国王将不再与倍倍尔这类的敌人打交道。这个希望至今尚未如愿，还有三十年后所说的：社会民主党只是一时的现象，也是如此。
议会的保姆拉斯克尔对于我的发言自然也难安缄默。他见第一个发言人（我）就这样激烈攻击我们的政治领袖，很感惊讶。据他所知，我所隶属的那个党，在爱北斐特—巴门会有力地支持了首相的选举。（他意指俾斯麦的选举。）此外，他一定要我承认，我是把在酒吧间里常说的闲话照样在这里反映出来了。这时议长打断他的话，说他（拉斯克尔）无权对同事的发言作这样的批评。在一次私人谈话中我回答拉斯克尔说：由于他的攻击使我能够把我的党的态度解释一下，倒是很合我意。我并不属于在巴门—爱北斐特帮助俾斯麦伯爵当选的那个党，那个党名叫拉萨尔党。他（拉斯克尔）从我在这里反对俾斯麦伯的政策这个事实，就可以了解这一点了。我不属于拉萨尔党，而是属于激进民主党，或者如果愿意，也称为人民党。关于他对个人的攻击，议长既对他斥责过，我就没有必要重提了。
我的发言也在院外引起重大的轰动，特别是我的选举人感到非常满意。相反地，自由派的《格劳绍日报》发泄它的怒气写道：“莱比锡的年轻旋工师傅倍倍尔幸运地发表了他学得烂熟的处女演说词，因此猪肉跌价三分。”次日，在也是格劳绍出版的《顺堡公报》的一个广告上对这回答说：“所期望的猪肉跌价没有实现，但因东普鲁士的牛（暗指作者）大批涌到，所以牛肉大概要大跌价了。”
关于我的处女演说还有两个余波。《凉亭》杂志那时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文章中谈论到国会里出色人物的姿态。我也荣幸地被列在文章里。作者描述，当我发言时，好像是革命的海燕在会场中飕飕飞过。这种称赞，在《凉亭》出版人艾恩斯特·恺尔看来（我以前同他曾为政治事件会晤过多次）太过份了。该期的印刷因而临时停止，并且修改了那句话。
几星期后，我又回到家里，有一天两位仪表轩昂的先生到我的作坊里来，我正站在作坊虎钳床前锯牛角。其中一位先生探问旋工师傅倍倍尔。我回答说：“就是我。”发问的人有点惊愕地看着我，并且说：“我说的是国会议员倍倍尔。”我有点愤怒地答道：“是的，是的，就是我！”他惊讶地把我从头看到脚，然后自我介绍说，他是罗塔的冯·弗里森男爵。他是部长的兄弟。他读了我的国会发言，喜欢其中某些章节。我以鞠躬来答谢他的恭维。接着他问，谁是约翰·雅可比博士，他在普鲁士邦议会中作了那么好的发言反对吞并和反对俾斯麦所要求的赔款。我向他作了他所希望的说明。然后两人离去。
在那时代我们的分立主义者对俾斯麦怀着极大的怨恨；他们为了消灭他，不惜与魔鬼结盟。国会开会期间，大部分萨克森议员住在贵族院对面的莱比锡花园。我们与店主商定，每天在开会后为我们准备午时会餐。有一天我坐在议员哈柏康旁边，他是齐滔的市长和萨克森下议院的议长。在谈话中间也谈到俾斯麦，俾斯麦在当天上午会议上又作了激烈的发言。哈柏康对此还是非常激动，他用最激烈的言语来反对他。
会期将终时，国王邀请全体国会议员到宫中赴宴。我和另外几个议员没有参加这次宴会。次日午前，在国会遇到与我已成好朋友的红色贝克尔。贝克尔还带着酒意，大片外露的衬衫胸部还带着酒渍。当时他还是个光棍。“喂，贝克尔”，我问他，“昨天在威廉那里怎么样？”于是他得意洋洋地站在我的面前，双手放在我的肩上轻轻摇着回答说：“小倍倍尔，真了不起呀，威廉有美酒儿呀”，说着他还啧啧咋舌，“我背后还站着一个人，我的酒杯一塞，他马上斟上。”我笑着问他：“那么今后您是宫中有请必到啦！”他也笑着回答说：“我的亲爱的，这是您可以料到的。”
贝克尔和米凯尔是北德意志国会中两个从前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各人以自己的方式发迹。贝克尔当过多特蒙德的市长，后来是科伦市长，由于这个资格也成为贵族院议员。米凯尔爬得还高几级。他起先是欧斯纳布鲁克的市长，以后是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市长，逝世前是有名的受封为贵族、领恩俸退休的普鲁士财政部长和农业党的红人。
先前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若干盟员一般都有了特殊的发展。除了贝克尔和米凯尔之外，有以往的排字工人瓦劳，他逝世时是美因茨的市长，还有柏尔格，曾长期担任《莱茵报》的主编，在立法时期当过一任德意志国会议员。他和当时的贝克尔同属于进步觉。
四月十六日，举行对北德意志同盟宪法的记名投票。出席议员二百八十三人（国会议员合计二百九十七人），赞成者二百三十票，反对者五十三票。反对者除施拉普斯和我之外，还有全体进步党、波兰人、温德荷斯特、韦希特尔、哈柏康和若干汉诺威人。根据当时进步党的见解，北德意志同盟宪法中没有包含着制宪议会必须由它批准的权利。没有基本民权、没有认可捐税权、没有部长责任制、没有议员日俸。而代之者却是铁定的军事预算和同盟首相的巨大权势。从一八七一年起，同盟首相称为帝国首相。国会在四月十七日闭会；共举行会议三十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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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期将近结束时我叫我妻来柏林游览一下。那时的柏林不能同今天相比。又长又直的大街上没有装饰的屋面，使柏林显得单调乏味。房屋像一队兵士整齐地排列着，毫无使人兴奋的色彩。交通比今天也差得多。有时两匹乏马拖着一辆公用马车在石块路面上来往颠簸。出租马车很少，那时柏林人还嫌它太贵。唯一现代的交通工具是有轨马车，由铜穴到沙罗登堡。卫生情况恶劣。还没有下水道。各家的污水汇聚在沿着人行道的水沟里，热天臭气熏人。街道和广场中没有公用厕所。外乡人，尤其是妇女，有需要时，毫无办法。就是在屋里面，这类设备也简陋不堪。有一天晚间，我同我妻往王室剧院，当我在两幕间休息时进入男小便处时，吃了一惊。里面正中间放个大桶，沿着墙放几十个便壶，用过后自己提起倒入大桶里。这真是舒适并且完全民主的。实际上柏林这个大城市到一八七〇年以后才由野蛮状况进入文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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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养成了习惯，每大国会会期过后到我的选区去旅行，并在主要地点举行几次选民大会，会上我作关于国会辩论和我的活动的报告。因为我们到处都有大会场可供使用，估计听众必然踊跃，并且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从我开始鼓动起，妇女就占到会人数的一大部分，后来她们竟成了我们热心的女鼓动者。因为我们没有印刷厂，在选区内所散发的几张党报只有少数人可以看到，而敌人的报界却不断地特别反对我，所以这些集会是有必要的。我与我的选举人渐渐形成融洽无间的信任关系。敌人在各种选举中曾力图使我下台，终属徒劳。十年后（一八七七年），我因在两个地方当选而放弃这个选区时，我的心情非常沉重；如果不这样做，党就要把新赢得的选区（旧城——德累斯顿）又失去了。
在北德意志国会和关税议会中
第一立法时期的北德意志国会在一八六七年九月十日开幕。新当选的议员中特别突出的是冯·霍维尔柏克男、弗兰茨·齐格勒尔和冯·奇尔希曼。三个人都属于进步党！奇尔希曼同齐格勒尔一样也经历了一段较长的民主主义的活动时期。他在一八四八年普鲁士国民大会中是属于抗税派的。他也是受迫害最多的普鲁士法官之一，反动派对他不惜釆取卑鄙的手段。最后他被撤去拉提布上诉法院副院长的职务而无退休金，因为他作了一个关于自然界的共产主义的演讲。他在演讲中主张限制人口增加，以求文化的更高发展和取消经济的不平等。他对听众说：“人类在幸福和健康方面逐渐平等的理想，深藏在每个人的胸怀，所以人们用不着灰心。您可以确信，向这个目标的移动和接近是规定了的。即使要用四千年之久才仅仅赢得高度的平等权利，我们也不要气馁，因为财富的平等，这个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在两世代内是不能达到的。”这个演讲竟被认为“不道德”，而且这样不道德的高级法官是普鲁士这个一贯虔信宗教和讲道德的国家所不能任用的。奇尔希曼诚然是国会中最具有哲学修养的人，无论如何他在修养和学识方面远远超过那些撤去他职位的法院官员。除了上述三人以外，议员中还有毛奇元帅。此外，议院里还有后来声名狼藉的史特鲁斯贝克，他极善于拉拢许多普鲁士高等贵族人士做他那投机公司的诱饵，他们的签名也光耀着他的计划书。可是史特鲁斯贝克的外表即已给人以极为可厌的暴发户的印象，所以这种现象就更令人难于理解了。他是以自夸豪富的面貌出现。他所举办的宴会，在那时的柏林轰动一时。柏林报界为此刊载了长篇的报道。像他那样的挥霍无度，在柏林私人方面是空前未有的。大资本主义的纪元由史特鲁斯贝克开始了。贵族和财阀结成了亲眷。
我在这次会期中的第一次发言是对九月二十四日关于请愿的讨论。我对这提出异议，因为国会向同盟首领（即普鲁士国王）请愿，自称为德意志民族代表。议长打断我的话说，并没有其他的民族代表。我对此回答说，国会只代表民族的一部分。人们遗弃了一千八百万德意志人（一千万德意志—奥地利人，八百万南德意志人），还有卢森堡也被排斥在同盟之外。此外，根据布拉格和约第四条也会有一天把北什列斯维希地区转让给丹麦的危险。这不是民族政策。
俾斯麦为此发言。他不是反对我个人（他说时稍带恶意），而是因为我成为广泛流行的错误的喇叭筒。卢森堡并未被遗弃，他企图用一连串的诡辩来作证明。难道我希望因卢森堡而掀起战争？这当然是我绝未想到的，我只想证实，该邦同德意志的老关系将因俾斯麦的“民族”政策而被解除，而且是由于拿破仑的要求。卢森堡以前是德意志同盟各邦之一，在法兰克福的同盟会议中有席位和表决权，并且卢森堡城是德意志同盟的要塞，且因卢森堡大公是荷兰国王，所以荷兰的利益也是同德国利益高度相结合的，这在国际纠纷中是有利的。
十月十七日，在讨论有关兵役义务的草案时，我第二次发言。这个法律草案所要求的只是表面上的普遍兵役义务，因为这样长的服役期限，不可能让所有适龄的人都来服兵役。但是一切适龄的人受军事训练，却是一件公正的举动和对国家有益的事情。这只有施行由于襄霍斯特和格奈塞瑙的军事改编而在一八〇九年到一八一三年在普鲁士所施行的那种国防制度，才有可能。较短的兵役期限也同样能提供善战的士兵，一八六六年在绝大多数士兵从军不过九个月的萨克森证明了这一点。普鲁士现行的一年志愿军制度也证明了这一点。
非常反对我的汉斯·布鲁姆对我大发雷霆。说我哪里有脸作这种发言？（议长斥责。）在私人谈话中我答复布鲁姆说，他的父亲曾有脸在一八四八年法兰克福议会中作与我类似的要求，我的脸就从他那里得来。李卜克内西和我对这个法律草案的发言，在外面引起震惊。我们收到三十多封赞成信，几乎全是由普鲁士各城市发出的。莱比锡的同志们送给我们一只九磅重的火腿作为表扬，这是我们这些现在还无薪给的议员们深为欢迎的。
在讨论护照法时，李卜克内西和我提出一个建议，说警察无权把人驱逐出境。关于迁徙自由法，我们建议，警察不得给任何人以居留限制，这种限制只能根据法院的判决。这条法令一发生效力，以往实行的一切驱逐处分，应一律取消。李卜克内西在申述建议的发言中提到了他一八六五年被逐出普鲁士，并在一八六六年秋天又因违反禁例而被判处的那些事件。这些建议当然被拒绝了。
会议早在十一月二十六日即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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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六八年春季三月二十三日开幕的国会集会被中断；在耶稣复活节后，四月二十七日，在柏林召开关税议会。会议是在普鲁士邦议会的会场（当时在端侯夫广场）举行，因为贵族院的会场容纳不下一百人左右的议员。筹办人在分配席次时曾稍怀恶意地把罗特希尔德的座位放在李卜克内西的旁边。全场都笑了。但是这位法兰克福的世界银行家不久就不能忍耐这个危险的邻居，他让人给他安排另一个座位。
在南德意志关税议会的议员中间，不少人已经在政治上起过作用，例如路易·班伯格、法律教授布隆赤里、天主教的社会政治家约尔格、统计学家科尔伯博士、霍亨卢恩侯爵（希令斯福斯特，他后来任首相）、马夸特森教授、麦茨—达姆斯塔德的律师摩里茨·冯·莫尔、律师奥斯特伦（斯图加特）、前部长冯·罗根巴赫、沙夫莱教授、塞浦教授、斯陶芬堡男爵、塔弗尔博士（斯图加特）、冯·汪比勒尔部长、律师斐尔克（春天的百灵）等等。
我因为参加了关税议会的开幕会议，所以我同议员汉斯·布鲁姆、冯·瓦茨多尔夫和图比阿斯一起作年轻的秘书。那时国会的办事细则中还规定着，在会议开幕时由出席的最年轻的四个议员会同高龄的议长组成临时办公室。人们怀恨于这样使社会民主党人得以进入办公室，后来就把办事细则改变了。现在是由高龄的议长选拔临时办公室的四个秘书。对于反对派，国会总是不乏斤斤计较小节的。
南德意志的议员中同李卜克内西和我结成较亲密的关系的也有几个：阿迈尔弥勒、弗赖斯勒本、科尔伯、奥斯特伦、沙夫莱、塔弗尔等。其中许多是属于民主党的，例如科尔伯和塔弗尔。大多数南德意志议员在新秩序之下只觉得很为难。关税议会是两年前进行的内战的后果，在南德意志还是创痍未复。人们总觉得自己是战败者。加之，关税议会也是个政治上不得已的办法，非驴非马，是一个应急的产物。自由派以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代表人的身份，想把关税议会造成一个完满的议会；这不仅是俾斯麦考虑到对法国的政治关系和南德意志的情绪而加以反对，就是南德意志那些看不到北德意志同盟及其宪法和组织中有政治理想的一切其他政党的代表，也都反对。另外，那时候南北德意志的人民在思想上还存在着特别尖锐的对立；因此，南德意志人对于维也纳和巴黎比对于柏林还熟悉些，那时期南德意志人很少去访问柏林，所以人们了解到，一有相当的机会，双方的精神就冲突得很厉害。在这里却也表现出，南德意志人在坚韧性方面不及北德意志人。李卜克内西和我时常为和我们接近的一部分南德意志议员竭力撑腰。
民族自由党人想通过致普鲁士国王的请愿书的尝试在热烈辩论后以一百八十六票对一百五十票失败了，这使建议人完全莫名其妙。在这大会议期间我作了两次较长的发言。第一次是反对征收烟叶税的法律草案，第二次是关于关税同盟和奥地利之间的关税条约。在这个辩论中，我同议员拉斯克尔发生了猛烈的冲突。他又一次以各种各样迂腐论调反对我们，并且以夸张的口吻攻击各小邦中的情况。我有力地反驳他那迂腐论调，并且说，我听得由他嘴里攻击小邦，更觉惊奇，因为他原是由一个小邦（迈宁根）得到他的委托的，由于这一点，胜利属于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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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四日，由柏林的民主主义者和党员同志们在音乐大厦召开民众大会，参加委员会的有书商琼纳斯（他后来因为营业失败而移居美国，在那里合伙创办了《纽约人民报》，他任主任编辑）、路德维希·勒维、保尔·辛格尔、弗·斯台法尼、铁尔德等。南德意志议员有弗赖斯勒本、科尔伯、奥斯特伦、沙夫莱和塔弗尔，此外还有李卜克内西、莱因克博士（他是由伦内普—麦特曼区的全德工人联合会选举出来的）和我出席。李卜克内西猛烈攻击进步党的政策，尤其激烈攻击瓦尔德克及其伙伴而且他是那么尖锐地反对北德意志同盟，致使委员会中部分委员惶恐不安。我发言说，现在在德意志统一的形式下所着手的东西绝不是也永不是统一的德意志。我们希望有一个由全体人民的意志支持的德国，领导它的是个由人民自由意志所产生的政府，只有在这么一个德国，才能期望为人民，尤其是为劳动人民，谋求属正的福利。我并且批评北德意志同盟的军国主义发展的情况说：结果不是减轻负担而是加重负担。
麦克斯·希尔施博士带着他的党徒参加会议，意欲引起吵闹；我们之间早已绝交。这是很早的事了。他那吵闹的党徒被斥责得安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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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月间的一个星期天，柏林裁缝协会邀请李卜克内西和我参加宴会。我们照他们的意思邀了奥斯特伦、沙夫莱和塔弗尔诸议员同往参加。在跳舞会上来了个所谓女士邀舞的节目。女士们一齐冲向我们五个人。每人都要同我们跳舞。但是四位同事声明不会跳舞。于是她们都向我这倒霉的进攻。四次舞都顺利地过去，到第五次，我的头和胃都不好过。我病了，只好逃到庭园里去。次日午前，有个妇女代表团到我的寓所来慰问。我请她们放心，这点艰苦我是可以克服的。当我们那天夜晚回家时，沙夫莱对于舞会的美好风格和全部情调极为惊讶，认为是不能再好了。他认为，在南德意志的工人舞会中不可能这样好，在那里会演成斗殴。我反对他这种理解。我固然还没有参加过南德意志工人舞会，但我确信，在一个有组织的工人的宴会上不会发生那样的事。
五月二十日，柏林商界宴请关税议会的议员，每份餐费计二十五塔勒。我没有参加。有些赴宴的同事第二天向我断言，宴会布置得非常不好，以至相当多的客人简直都没有能吃饱。
南德意志人大半都以他们在柏林参加了四个星期无薪给的会议后得重返家乡而感到高兴。再说，会议大多很少人参加，致使柏林人有一句笑话，说关税议会等于空虚议会。中断的国会会议的闭幕会，我没有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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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德意志国会的下次会议于一八六九年三月四日开始。会议的主要讨论事项是工商业管理条例草案。我于第十次会议时才出席，并立即参加条例草案的总辩论发言。我同别人一起驳斥枢密参议瓦格纳，由于他在讨论中的行动，我称他为普鲁士王室的宫廷社会主义者。此外，我反对那激烈攻击我们的施杜姆男爵。我为我们的鼓动和组织辩护。他会指责工人们的组织是国际性的，面对资本主义的国际性，这是必然的结果。对议员米凯尔，我也同样应战，他认为我们德国的社会事业比英国和法国进步。我回答说，无论如何，在英国和法国再不会像我们这样为了营业自由和迁移自由争吵几个星期之久。此外我还说，议员瓦格纳曾对议员舒尔采—德里奇说，他（舒尔采）所要求的，因为由此得出导致反动的经济制度的最后结论，所以适合他（瓦格纳）的意思。我认为，他（瓦格纳）把结论弄错了，最后不是反动而是革命到来，而且必然到来。
我在发言中声明反对由委员会讨论该项草案，因为议院没有选我们一个人入委员会。这话起了作用，我被选派到委员会去。
我想在这里夹叙一下，出席国会和关税议会对于李卜克内西和我是巨大的牺牲。我们的选区，尤其是我的选区，固然尽力在经济方面接济我们。但是我们俩对选民的经济接济感到痛心，因为他们都是德国最穷的人。当时还没有党的津贴，又没有钱来发议员生活日俸。由党发给生活日俸是一八七四年才开始的，不过也够菲薄的。我们往来柏林的旅费也必须自己掏腰包。这样，我们就常常缺席，甚至在为了我们党的利益应该出席的时候。施韦泽及其伙伴在这方面就好些。他们住在柏林，只有莱因克例外，但是他在一八六八年即已辞职，由弗里茨舍接替；他们不必费力，也用不着较大牺牲，即可参加每次的重要会议。但是时常缺席的并不仅是我们。大多数的法律都是由不足法定人数的会议来通过的。大家知道，这情形一直持续到一九〇六年春季实行日俸制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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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讨论工商业条例时我们提出了一批建议，但其中只有个别的侥幸通过。我们建议作一些规定，据这些规定凡有关预告期限等的争执应转交劳资仲裁机关处理；此外，我们要求禁止实物工资制；所有超过十个工人的企业有义务订立工厂规则，拟订时应听取工人意见；我们还建议规定学艺合同的条款，取消工作簿，禁止十四岁以下的儿童在工厂做工。另外，我们还要求禁止星期天工作，超过十个工资工人的企业每个标准工作日为十小时，职工组织有完全的联合自由，实行工厂监督。施韦泽及其伙伴的建议大半与此相同。
我的取消工作簿的建议获得意外的成功。这是这样来的。莱比锡警察局公布一个规定，各旅馆主人，遇有漫游的艺徒到来，应在他们到达后立即索阅他们的漫游身份证，并把它送交旅客事务所。但如有艺徒不肯出示漫游身份证时，应把他带到旅客事务所，不得延误。此外，旅馆主人应注意，凡是迁移来此的或者失业的艺徒不经警察的许可不得在莱比锡停留二十四小时以上。
这个规定同护照法有尖锐的矛盾，护照法已经取消了国内的身份证限制。于是我发言说，萨克森的工商业条例中有关工作簿的规定，将因护照法而失其效用。拉斯克尔支持我的建议，因而建议得以通过。十年后保守党山南派的多数派审查工商业条例时，又对二十一岁以下的人们实施工作簿。
我那取消工作簿建议的被通过，激怒了独立经营的手工业者。我提这个建议时所用的所谓全部诡计，C. 罗设尔博士（已故的著名国民经济学家、马克思和拉萨尔都讨厌的W. 罗设尔的儿子）在一篇题名为：《德意志工商界怎样失去工作簿。一部社会小说的未完稿》的文章中作了叙述。根据C. 罗设尔的说法（他现今还在萨克森政府的一个高级机关中工作），我的诡计是我同我的“朋友突比克”（这人诚然从来没有过）搞起来的；有一天晚上当他到“我的凄凉的房间里”来找我时，我正在为我的建议起草一篇（附带说）很短的发言。于是我（都按照罗设尔的说法）在同突比克的倾谈中把我明天将在国会中如何愚弄别人的打算详细地告诉他，以博取他对我的建议的赞同。我读着罗设尔硬加在我身上的欺骗尊敬的同事们的狡计，不无骄傲之感。这个行动自然是完全如同我所计划的那样成功了。当议长宣布建议获得多数票时，有人听到在讲坛上有忍耐住的窃笑声。那就是我的朋友突比克，他为我的计划成功而暗自欢喜。我确信，有些人读到了这个描写会信以为真并且自言自语说：“这个倍倍尔原来是个混账东西！”但是这个描写并没有历史的真实性。而历史常常就是这样造成的。
我的第二个得到通过的建议价值较小，就是把条例上凡是用“闲暇”一词的地方改为“休息”。政府自己也看到“闲暇”一词不适宜，遂接受我的建议。此外，我们的其他一切建议均遭拒绝。
在这次会议中也规定了国会的选举法。施韦泽和哈森克莱维尔提议把二十五岁改为二十岁，并规定选举日必须是星期日。我提议在整个同盟范围内在同一天选举，选举日必须是星期日或假日。此外，我要求删去凡现在或在选举前一年曾接受公共团体或者地方团体的济贫金的人丧失选举权的规定。
不用说，我们虽费尽言词，这些建议还是被否决了。而今现役军人也失去现在的选举权。热烈拥护这点的是民族自由党人。各邦政府并没有提出这些要求。
在讨论预算案时（四月二十四日），议员冯·霍维尔贝克主张裁减军备。我对此回答说，我认为，像现今欧洲的情况，到处是专制政治当权的时候，竟真以裁军为可能，那就是愚蠢。我们的专制君主们每个都在伺机袭击别人和打倒别人，会想到赞成裁减哪怕一点点的军备，我认为也是不可能的。这里就正像寓言中所说的两头狮子相扑，相吃得只剩下尾巴。这对于我们只能有好处。
五月十三日我发言，反对公侯们免付邮资的特权。我的发言一再被猛烈地打断。我的讲话伤害了部分议员的“忠义感”。但是我却得到选民的纷纷赞成。
六月三日，关税议会又开幕了，但在六月二十二日即行闭幕。我没有参加讨论，因为那些辩论对我不甚重要；再说，我的营业也需要我回莱比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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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〇年北德意志国会春季会议的主要讨论题目是北德意志同盟的刑法草案。在这个讨论中我只发言一次，那是在关于死刑的第三读讨论的时候。在第二读时，国会的大多数表示反对死刑（在一八六八年公布的萨克森刑法中取消了死刑，在巴登也同样取消了），而现在在俾斯麦的威逼之下又以一二七票对一一〇票赞成死刑。萨克森议员中唯一赞成死刑的是汉斯·布鲁姆博士，即一八四八年秋季在维也纳附近的布利基特瑙被枪毙的罗伯特·布鲁姆的儿子。当布鲁姆表示赞成死刑时，我们在最左翼大声嘘他。
汉斯·布鲁姆是社会民主党的最卑鄙最阴险的敌人；为了同我们斗争，他不惜采用任何手段。不言而喻，他是俾斯麦的热烈崇拜者，俾斯麦也厚待他。但他却无法挽救他的可耻的没落。布鲁姆因为无耻行为而被撤销律师职务。以后他到瑞士开设了一个雪茄烟工厂。他作为一个富翁，死于一九〇九年。
我在一八七〇年春季会议中的第二次发言是附议拉斯克尔的建议，他要求修正军事刑法。建议以一一七票对七十三票通过。
一八七〇年关税议会的会期还是很短，仅约三星期。会议开始时议员科尔伯博士（巴伐利亚）辞去关税议会的委任。关税议会是个只为普鲁士的权力地位服务的欺骗机构。值得注意的是民主资产阶级如何厌恶斗争。可是这样一来，就无法维持党的生命，更不用说加强党的力量了。在当时聪明人就已经看出，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中，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是没有前途的。日益增长的阶级对立越来越加剧精神的分歧。
一八七〇年的春季会议是关税议会的末次会议，因为数月后大悲剧开始，德国的政治情况也起了巨大变化，使关税议会成为多余的了。
策略上的分歧
在我叙述德法战争的悲剧之前，必须先简单谈一下李卜克内西和我之间因为我们对议会的态度而形成的策略上的分歧。
早在讨论俾斯麦的同盟改组建议时（一八六六年春季），李卜克内西就已经在曼海姆的《德意志周刊》上表示反对选举一个这样的国会。但是这个刊物在我们党内几乎全未看到，而且因为（就我记忆所及）李卜克内西既没有在莱比锡工人教育协会，也没有在民主协会，也没有在其他集会中想提出他的否定立场，所以也没有进行对于这种立场的辩论。后来在一八六六年圣诞节当我们在格劳绍的邦集会上毫无异议地认为当然参加选举，并且推举李卜克内西（他那时正在柏林市警察局受三个月的监禁）为萨克森第十九选区的候选人的时候，他也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个提名。一八六七年盛夏在他第二次候选时，他也当选了。起初他自己还提出了对法律草案的建议，但是不久，他反对议会制度的老毛病又发作了，并且我们之间在关于应在国会中采取什么策略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据李卜克内西看来，北德意志同盟是我们必须用一切手段把它斗到消灭为止的结构。依照他的意见，参加同盟的议会，如果不是表示否定和抗议，就是放弃革命立场。因此，绝不妥协，绝不和解，也就是说绝不企图以我们的意见来影响立法。
这样来理解我们的革命立场，我不能同意。在适当的场合，首先在反对一切恶劣的和有害的东西时，要抗议和否定，然而同时也要作有积极意义的鼓动，我们对各个法律草案都要提出我们的建议，借以表明我们对于事物的看法。由于我们提出了这些建议并作了对此有利的发言，这些言论即使被割裂删节，因为登在报上为千万人所阅读，我们就发挥了最高度的鼓动宣传作用。
我们之间的这些意见分歧最突出的表现是，在我对工商业条例和其他法律草案提出许多建议时，李卜克内西仅仅勉强地投了他的一张票。最后他认为应当作一次演说来说明他的不同立场，一八六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他在柏林民主工人协会中就这样作了。后来这个演说印成小册子，题名是《论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立场，特别是对国会的政治立场。》
李卜克内西在演说中说：社会运动是一个革命的改革过程，不是在一两天内就能完成的……但是，新社会和旧国家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新社会的首要意图是谋求消灭旧国家……为了社会实践，社会民主党必须先创设国家基础……国会中的斗争只是一种假斗争，只是一幕滑稽剧……只有在有共同基础的地方，才能进行协商……原则是不可分割的，必须整个地保持或者整个地牺牲……面对着国会中几乎是唯一代表的统治阶级，社会主义就不再是理论问题，而简直是实力问题了，它同其他实力问题一样，不能在国会中，而只有在大街上、在战场上来解决……一切认为国会中发言有价值的话，都是站不住的。难道人们会相信谈话能够把国会感化过来吗？这种谈话是无用的，说无用的话，乃是愚人的一种消遣。
他接着反对过份重视专制国家里的选举权，没有公民自由、没有出版自由、没有结社自由，则普遍选举权不过是专制主义的玩物和工具而已。
国会也没有实力；即使我们在那里占了多数，一连军队就可以把这多数赶出神殿……革命不会是取得高级主管当局同意后进行的；社会主义思想不会在现代的国家内实现；要实现社会主义思想，必须推翻这个国家。“同现代国家决不和平相处。”
李卜克内西的这种纯粹否定的态度，尽管他屡次争取使它在党内成为准则，却没有成功。不过当八十年代在反社会党人法统制之下，无政府主义在德国各地得到发展的时候，无政府主义者当然要利用李卜克内西的小册子，把我们当作“议会党”来斗争。党的第一领导人的言论经常被利用来反对党的活动，这种情况是不能任其持久下去的。关于这，在八十年代中叶的一次议会党团会议上我提请他注意。李卜克内西立刻同意我的意见，于是在再版时加上个序言，说明他在小册子中的立场只是指帝国建立之前那时期而言。后来，李卜克内西又在圣加勒代表大会上（一八八七年十月）公开不讳地声明说：现在他才看到在议会中的实际活动对党是必要的和很有益的。因此我们之间在议会策略上的意见分歧消除了。
李卜克内西的言论还在司法上有个余波。柏林市法院因为他传讯不到而缺席判决他诽谤当局的规定，判了他三个月的监禁。柏林市法院根据法院互助条例要求引渡李卜克内西到案。人们抓住这一点：当时还没有共同的刑法和共同的诉讼程序。萨克森法院拒绝引渡，因为根据萨克森新刑法，没有李卜克内西在柏林所被判决的那种罪名。现在普鲁士政府又要求萨克森政府以诽谤同盟制度罪迫害李卜克内西。萨克森政府也做出了应允要求的姿态。事情却长期拖延下去，后来李卜克内西在柏林的言论和我在普劳恩的言论一样，都被当作珍贵的公诉资料，列入我们将来的叛国案文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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