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倍倍尔 -> 《我的一生》第三卷（1911）
创办非法的党报
在国外出版的报纸，从反社会党人法立场看来是非法的，不合规定的；在外国是合法的，合规定的。在德国的社会主义报纸被消灭后，我们国外的党员同志首先感到需要一家社会民主主义的报纸，因为在公布反社会党人法后仍在出版的报纸丝毫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德国社会主义者在国外各大城市和比较大的城市：伦敦、巴黎、布鲁塞尔、苏黎世、巴塞尔、日内瓦等以及在美国的人数，那时非常之多。自从一八七四年起的经济恐慌，以及在反社会党人法统治下的迫害，使成千上万的我党同志无以为生而被赶到国外。单只流亡海外的人达到何等惊人的程度，可见于下列数字：一八七九年由德意志帝国迁出的是五万一千七百六十三人，一八八〇年十四万九千七百六十九人，一八八一年二十四万七千三百三十二人，一八八二年二十三万一千九百四十三人，一八八三年二十万一千三百一十四人。那些流亡者中间究竟有几千社会党人，无从确定，但他们为数众多，而且有增无已。这不仅是由于戒严地区的被逐者人数增长，而其余地区也是如此。社会主义者到处都是警察的高等猎物，并且每个打算得到嘉奖和升级或者希望上级宽容他曾犯的恶行的警察流氓（他们人数众多）都知道，充当社会党人的迫害者是值得的。若把当年警察的胡作非为和无耻行径搜集起来，可以汇成巨册。
经过这些迫害往往被赶到国外，国外到处充满了德国社会主义者协会的干部。这些协会在那些年中间成为党的主要支柱，在这期间它们推销非法报刊和著作，并为党在国内要实现的各种目的而募捐。
就是在德国，在非常法令有效期间，一个坚持原则的报纸也是日益需要。没有这种报纸就不能过下去。首先为了作原则上的解释，国内出版的两家报纸是不能胜任的，也是不被许可的。再者，为了对警察和法庭的行为进行批判。第三，为了说明显得必要的应遵守的策略。最后第四，为的是使党员同志接到在当前情况下别无他法使他们接到的通告和建议。
在国外出版的第一家报纸，在这种情形下可以说是小报，是由卡尔·希尔施发行的《灯笼》。它的尺寸是十厘米长，七厘米宽，打算用当时常用的信封来寄发。卡尔·希尔施从一八七四年起住在巴黎，由那里被赶出来以后，往比利时的布来达，在这里出版《灯笼》。就内容来说，这小报不仅内容简陋，即其风格也不适合于读者的需要。在一八七九年五月十一日的一期上，希尔施反对所谓在德国流行的镇定态度。“只是为了阻止同志们支持国外报纸，甚至阻止阅读国外报纸，就往德国各地到处写信，到处窃窃私语，到处旅行联系。”
这是悲观论调。我对于这些煽动毫无所知。他因麦克斯·凯泽尔在国会中的一次发言曾以很不好看的、侮辱的方式批评他，对此我们大家都很不赞成，尽管我们之中大部分并不同意凯泽尔那个被批评的发言。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攻击该报的理由。至于我们的支持，当然也是没有的，因为它以目前的形式并不能适应需要。
莫斯特于一八七八年十二月底在伦敦出第一期的《自由》报纸，情形就不同了。
莫斯特于一八七八年十二月九日由普劳岑湖被释放出来，这时就是反社会党人法生效后一个半月，柏林小戒严已十一天。所以他不能停留在柏林。他首先到不伦瑞克，白拉克在他的政治性机关报《不伦瑞克人民之友》被封闭后创办了他那非政冶性的消闲报，莫斯特以为白拉克正在为这个报物色一位编辑。莫斯特一看，位置已被人占了。他于是又到汉堡，这里自十一月十日起出版《裁判报》代替被封闭的《人民报》。但是这里既有奥艾尔、布洛斯等任事，他也同样找不到安身之处。于是他决定追随别人的先例，迁到美国去。路过伦敦时，他在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被他的友人弗兰茨·艾尔哈特决定留在那里。弗兰茨·艾尔哈特也就是在《普法尔茨日历》报上倡议出版一家报纸的那个人，这个建议得到莫斯特和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的赞同。于是产生《自由》报。
报出版了，并没有把计划告诉我们一个字，没有征求我们的同意和请求协助。至于我们允许与否，自然是另一回事。或许提出这种条件，报纸应由我们监督而我们对于它的态度予以一定的影响。不实行这个条件，我们就既不推荐该报，也不会对它负任何责任。这是伦敦的人们也知道的。所以他们就独自进行此事。报纸在开始时编辑得还差强人意。但是如果莫斯特能长期保持理智和判断力，则莫斯特也不成其为莫斯特了。他缺乏任何责任感，天生的乖僻成性，越来越为来自德国的关于官厅的日新月异的暴行的消息所激怒，他遂走到越来越激烈的迷途。
不久他也用盲目的狂热对党作斗争，特别是对那些他不了解其策略的党领导人作斗争。对他说来，没有任何事情不需要吵架一番。于是他开始在他的报上把小争执和口角大肆夸张，这种小争执在反社会党人法统治下各处较往常更易发生，因为正规化的讨论的可能性没有了。他无批判地把每句滥言闲话，特别是针对着在德国的领导人的时候，热心于整栏地登载在他的报纸上，并设法通过恶意中伤的注释来恶化事端。这样，早在一八八〇年二月中旬，《社会民主党人报》就指责他说，他的报除在开始时一个短时期外，它所专心从事的敌视党和损害党远远多于进攻党的敌人。当他体会到了，党内著名和有威信的同志，起初曾祝贺他这个报纸的开办，为它撰稿并努力为它推销，而自从《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办后，他们越来越离开他，他就更加漫无限制地运用他那可恨的斗争方法。最后，他感到自己孤立了，并且逐渐成为他左右那些恭维他的自负并把他的激进主义煽动到最高限度的人们的牺牲品。从现在起，在激进的夸张方面简直是没有止境了。党的领导人在他心目中尽都堕落为正式的愚人，都可能进行一切对党的叛卖。特别是奥艾尔、李卜克内西和瓦尔特希都尝到了他这漫无节制的仇恨，他把对他们的仇恨由大陆渡海带到英国去了。他仇恨奥艾尔，是因为奥艾尔时常约束他在《柏林自由报》编辑部时的激进主义并使他感到奥艾尔精神上的压力；他仇恨李卜克内西，是因为据他看来李卜克内西爱用轻薄的嘲笑对待他那多幻想的计划，并对他不够尊重；最后他仇恨瓦尔特希，是因为还从他在开姆尼茨时期起多年以来就认为瓦尔特希是自己的敌人，使他不能得势。就是我也不免受到激烈的攻击，但是比较起来，我在他手里还是待遇最好的。他在一八七九年秋季揭发我，说我在春季走遍德国作了个秘密的鼓动旅行，我为此给他相应的谴责，他又用遁辞道歉说，有关的新闻是在他业务忙迫时发出去的。但是此后不久，他不再觉得他对党所扮演的可悲角色。因为他从来就不长于知人，他很容易接近谄媚之徒，他的报纸的编辑部和发行所为柏林警察局的代理人所盘踞，他们诱他做尽一切疯狂愚昧的事情。他对公侯帝王的谩骂带有病态性质；他开始发表制造炸弹和炸药的方法并且提倡以行动为宣传，说行动同议会里的空谈比较起来，是唯一无二的适当办法。从一八八三年秋季起，他完全陷于嗜血狂；他煽惑、鼓励行刺，他的信徒若在什么地方作了这类事，他就高声喝采，誉行刺者为人类的救星。如果他的助手之一被揭露是秘密警察，像他在伦敦活动期间所常常发生的，他也只把这作为偶尔遭到的倒霉事，但这却不能唤起他的注意。在那些年代《自由》报所犯的下流无耻行为，可能有一大部分也主要是这些警探做的。例如一八八〇年年初，《自由》报告发我们柏林的同志亨利希·孚格尔，说他收到由苏黎世寄给他的一箱《社会民主党人报》。孚格尔因此被驱逐出境，他的兴盛的药材店也因而垮台。对孚格尔所提起的控诉，没有一句是实话。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自然就要在国外出版党报。除了已说过的理由外，还可以希望在必要时，对抗莫斯特的造谣取利。在党团内，当我和李卜克内西首先提出这问题时，起初意见很不一致。党团内有不少人始终赞成敷衍因循，他们害怕由于创设这样一个报纸，官厅对党作更加严厉的处置，而他们所抱的不久撤消非常法的希望又成泡影。李卜克内西和我坚决反对这种理解。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尝试一下。报纸应在苏黎世出版，这是从这样一个假定出发，即我们在苏黎世居住的同志们，有由柏林被逐出的保险业稽查施拉姆、卡尔·赫希柏格和他的秘书伯恩施坦，他们会支持这件事的。瑞士的同志中没有可以托付办理此事的，就是苏黎世的德意志协会中的同志也没有这种力量。但上述那些苏黎世的同志不满意这个建议。这些同志产生了特别消沉的情绪。早在一八七九年三月十五日，伯恩施坦就已写信给莫斯特说：“.以你的写作方式，你对于我们的事业正像那时的《人民国家报》那样不会有大的益处。我早就确信，它对我们损害多而且很多，因为它给我们树立些不必要的敌人，并使我们自己的人学会那种愚昧自负的作风，觉得自己完美无缺，高于一切，对于一切不加审视，肆意谩骂。在最近几年这种情形幸而减轻，如果你想再提倡这种作风，那么，你至少必须允许我提出反对它的抗议……”在同一日期，赫希柏格显然是答复莫斯特的一封信里说：“关于息事宁人的事情，今天我所做的不过是以往我所常做的；我相信，您还记得，我们报纸的风格，特别是莱比锡的‘中央机关报’的风格，常常使我非常不满，谁知道，在报纸和鼓动中所常常显示出的夸大，是否对反社会党人法必须负一部分责任。”这些议论幸而以后被别的议论掩盖起来（关于这我以后还要谈及），没有公开，否则将惹起党内同志的愤怒而供敌人以武器。
苏黎世的人们对我们的建议的回答是个反建议：发行一种用胶版复印的通讯。最后，人们声明同意我们的建议，但不大热心于实行这个建议。李卜克内西的意思是请卡尔·希尔施担任编辑，他的《灯笼》报已没有继续存在的希望，我开始也赞成这办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希尔施这人选也同意，但希望报纸在伦敦出版，在伦敦，报纸的存在有最大的保障；而在瑞士则不然。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显然怀疑苏黎世的三人团：伯恩施坦、赫希柏格、施拉姆，害怕他们对报纸的态度发生不利的影响。希尔施愿意担任编辑，但要求知道是否也具有必要的基金，以保证报纸的出版。李卜克内西始终很偏爱伦敦和英国，倾向于把报纸移到那里。我则坚决反对；我们不仅要想同办报纸的人员保持通信联系，而且也要亲自往来，如此，则在苏黎世比在伦敦容易多了。此外，苏黎世是个说德语的城市，并且瑞士与南德意志各邦毗连，对于同我们同志往来有不可否认的好处。再说，由瑞士往外私运，也比由英国运出容易组织些。至于希尔施要求报纸的持续存在有个经济保证，也很使我讨厌。我们以往在创办报纸时从未提到过这样一个问题，人们非常信任党的号召力，都没有注意这问题。所以我最后赞成以福尔马尔任编辑，我认为他是较合适的人选，并已同他函商。关于这件事的情形我在一八七九年七月十七日写信给他说道：
“您的信没有在柏林接到，今天才接到。关于您的职位，我可以奉告如下：我们决定，要在苏黎世（假定人们同意设在那里）出版的新报纸，预计请卡尔·希尔施或您担任编辑。所以请卡尔·希尔施，是因为他要把他的《灯笼》报停刊，在这种情况下请他担任这暂时不能有特殊待遇的编辑职位，似乎是礼节上的要求。我希望，我愿意他拒绝，因为他在巴黎生活较好（希尔施的被逐出法国的命令在这期间已撤消）；事情在最近十四天内可决定。李卜克内西先往汉堡，为了在那里商得对计划的同意，而后写信到巴黎。我从另一方面叫人写信告诉卡尔·希尔施，他应当不接受。暂时还不能说确定的话。这报纸如果没有意外障碍，最迟应在八月中旬出版。如果我告诉您，瓦尔特希原想在这星期开业并且已接受我应寄给他的钱，昨天却匆匆忙忙地往不来梅去了，因为赫希柏格声明说，若是瓦尔特希来作经理，他愿意保持那里的生意，这样您就会觉得在波希米亚（福尔马尔那时在台泼利茨）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会晤是不可能的了。瓦尔特希想由不来梅往汉堡，他什么时候由那里回来，我不能预料。李卜克内西明天往布勒斯劳，再从那里往汉堡，星期一才回未。凯泽尔打算这星期往夫赖堡和区里去，但在本月十八日复选时在布勒斯劳，此后何在，那我就不知道了；维麦尔在南德意志游历，我星期一要离开这里约十六天，如此则议会党团只剩弗里茨舍一人，据我所知，他是在这里的。所以要想商定或办理点任何共同的事情是完全不可能的。
被监视的事情，您的确必须向公众发表，再者，这同我们在柏林的经历有些相似之处，我们在那里一直到最后一分钟仍被监视。
此致
衷心的敬礼
奥·倍倍尔。
您的徒刑一旦开始，请即函知这里〔福尔马尔还要服刑三星期）。”
一八七九年春天，我们得悉，莫斯特为了给他的报纸作宣传，写了一封信给一位苏黎世的同志，其中说道：“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我已屡次作数小时之久的拜访。那些人在《自由》报开始之前固然是因为他们以往曾有类似尝试而物质牺牲过大，所以不以为然，但是现在他们已完全同意了——他们对于报纸的态度（包括笔调）也同意，这尤其爱德（伯恩施坦）会注意到的。与来自莱比锡和加斯达纽拉（赫希柏格和伯恩施坦一八七九年初曾在那里停留）的那两次想劝阻我的尝试不同，那些老瑞典人和另外几百个从德国来信鼓舞我的同志是同意的。那些人绝不想对关于莱曼及其伙伴指责什么，他们答应我为新攻势尽可能多供资料，因为必须经常刺激反动派，否则他们就恢复常态，因而就没有使他们永久处于狂怒那么好的结果。”这自然无损于远离马德里的伦敦同志。我认为，莫斯特在这里所写的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是合乎实情的。人们必须牢记，那封信的日期是一八七九年二月三日，也就是写于《自由》报编辑得较为合理的时期。但莫斯特却设法过分地并且相当夸大地永久为自己利用二老的同意。这种大话渐渐也吹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耳朵里，使他们，如下列信件所示，向白拉克询问这事的内情如何。白拉克转来问我，我于是以下面的信回答恩格斯说：
“莱比锡，一八七九年七月十九日。
亲爱的恩格斯！
上月二十八日尊函已由白拉克寄来，您信里要求把莫斯特所说的有关您和马克思对《自由》报的态度加以说明。
就我记忆所及，我的消息来自苏黎世的伯恩施坦，所以与另一达到您那里的通知是同一来源。
我现在可以建议您，暂时不必声明反对莫斯特，相反地，把您和马克思的意见用别的方法公之于世。
各方面都提出要求，说我们十分需要一份国外报纸，它可以自由地并且主要地以社会主义观点来写文章。一方面，为了能够保持更好的联系，其次，特别是为了对于如策略问题那样的原则问题，能够毫无拘束地加以讨论。报纸将在下月按照以前的《人民国家报》的篇幅和风格在苏黎世出版，这个地方，在审慎考虑之后，认为是条件最好的地方。卡尔·希尔施应该并且愿意把《灯笼》报停刊，则由他任编辑，或者由福尔马尔充任。我们全都愿意为之写稿，并且也应尽可能为报纸组织推销。
有了这个报纸，我们也就有了对付莫斯特的适当武器（虽然我们已决定，对《自由》报要多用不理的态度而少用直接攻击的办法以使其不能有何作用），并且在这报纸上您可以在伦敦通讯栏中谈所认为必要的东西，我们所盼望而且也作此打算的是，您和马克思都要做报纸的撰稿人。
为了使报纸不因德意志政府方面的干涉而难以存在，报纸就应具有一种国际性质并且在德国人编辑之外设一位瑞士籍编辑。
我毫不怀疑，这计划会顺利完成，并且也可以得到您和马克思的赞同……
请您和马克思原谅我这样疏于通信，但我实在是过于忙碌；经常改头换面，一时是商人和跑街，随后又是党人，对于二者都要尽量尝到其无味的一面，使我经常处于愤慨和过劳之中。谨向您和马克思敬以
最衷心的敬礼
您的奥·倍倍尔。”
一八七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我由莱比锡写信给福尔马尔：
“在百忙中，只写几行，因为我明晨即须起程，尽是工作，不知如何下手。
不要想李卜克内西迁居苏黎世；像您所想的那种情形，把重心完全移到国外去，我们没有想到过。况且李卜克内西不能带着家眷到那里去，从那里来参加国会，而其余的时间都住在国外，这会引起过多的奔忙。
我们认为每星期出版一次就完全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今天由伦敦来信，他们竟认为十四天出版一次也就够了。谁来筹措出版多次的费用？这完全不可设想，因为每星期出版一次，每季的订费就已经要三至四马克，因为发行费用很贵。照信件寄发，每期邮费二十分尼。编辑同原已在苏黎世的施拉姆、赫希柏格和伯恩施坦共同工作，足够一个委员会了。而且主要作品当然是由德国供给。关于名称，卡尔·希尔施所建议的同您一样。我们反对，因为这将给德国政府以实行干涉的第一个理由而使我们在瑞士的事业成为不可能。
关于时间，苏黎世的人们好像过于迟缓，他们想在十月一日才开始，我们反对。九月一日一定必须开始，但如果苏黎世的人们声明不能提前，我们自然不能相强。我打算在旅途中给伯恩施坦写封信，并将尽可能快些写。
如果您愿意并认为适当，那末最好能把您那三个星期了结了。我若处在您的地位也要如此做，因为这样一来，您就能随时为德国活动。
关于编辑，苏黎世还无任何决定，已先写信给卡尔·希尔施了。苏黎世的人们询问，您如在国外生活，是否会失掉养老金。
恩格斯和马克思声明对于我们的计划大体同意。草此。
您的奥·倍倍尔。”
“我昨晚旅行归来，在旅程中我非常忽忙，以至无暇通信。我目前所知道的与三星期前相差无几。苏黎世的人们好像很疲沓和动摇不定，这样来办事，我自然感到十分不满。
由于伯恩施坦写给希尔施的和希尔施写到伦敦的那些信，恩格斯和马克思辞去撰稿人的职务，这是我由今天看到的恩格斯的一封信里发见的。原因是态度疲软松懈，据那封信说，这是恩格斯和马克思所忧虑的。
至于说报纸要有理性并且要适合其目的，这由我们来负责；关于编辑部的事情，要像您理当希望的那样迅速解决，在目前我还不能再有作为。所以我请您在接到苏黎世复信后再作决定，我对这不能负什么责任。也请把决定通知我，以使我明了情况。
明天将写信给伯恩施坦，我的信将是十分坚决的；此外，我现在只须再等不多几天，就有时在家，我就要尽力来解决这件事。还要提及的是，根据恩格斯来信，希尔施决定拒绝，那末，只要苏黎世的人们不愿独断独行，他们就必须接受我们关于您的建议。否则将使我们这方面深感不愉快并导致分歧。草此。
您的奥·倍倍尔。”
为此我在八月二十日写信给恩格斯：
“亲爱的恩格斯！
您对于新近要创办的报纸的理解是不对的，如果说卡尔·希尔施由于伯恩施坦信里的几句话也抱同样的理解，那末当他由李卜克内西那里得到了足够的解释后，这就更不可解了。李卜克内西谈到卡尔·希尔施，非常不满，指责他说，他之所以不接受编辑职位，完全不是由于他所说的那种动机。
我可以向您保证，我们所以容忍报纸的编辑部，除了由于我写信告诉您的意思以外，决没有其他意思，至于说赫希柏格有决定性影响，那是根本谈不到的。对于这，因希尔施辞谢而担任编辑的福尔马尔，也将予以注意的。我们预料，福尔马尔的作风宁可是太激烈、太强硬，而不是相反，而且福尔马尔自从参加运动以来，也始终是极其热心地从事于国际运动，所以他在这方面也不生疏。此外，福尔马尔（他目前还要服徒刑三星期）到苏黎世去之前，还要在这里同我们有一次较长的彻底的谈话，这样他就详细知道我们的意图。
所以我希望您和马克思仍照前约为报纸撰稿，由此可以使它真正成为一个德意志—国际的报纸。
请您原谅我这样迟迟奉复，我作了许多星期的业务旅行，在星期六才回来。我在旅行中所得到的关于人民情绪的印象，完全符合于您先前信里关于德国关税政策的作用所说的话。尽管有反社会党人法，我们还是很满意于事情的进行。
敬候您和马克思安好。
您的奥·倍倍尔。
附言：即使赫希柏格也用物资接济报纸（我目前还绝不知有此事），我们却绝不是单靠他来维持的。我们已可望由许多方面得到总数八百马克，如有需要，还可更多。此外，我希望，津贴不需要很多，报纸不久即可自给。最后我必须说明，赫希柏格迄今没有作过任何取得不正当影响的尝试。这个人要为自己作的事已经很多，身体患很重的病，不能作这个了。担任《未来》报编辑的时候，他自然尽可能给他的观点以活动的余地。他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部并不比任何其他著名的我党同志的票数多，他与我们相反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贯彻。”
“莱比锡，一八七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亲爱的朋友！
我很高兴，编辑问题，因而主要问题终于解决了。您和我们之间的会晤自然是很值得盼望的，并且最好能在这里举行，因为这样您往苏黎世就不要绕路了。在那时以前让一切特殊问题置而不论，因为当面谈，一切即可很快解决。
看来对苏黎世施加向左的压力，是非常适当的，而且现在这压力就应该并且将要从这里实现。那里的第一批布置得不到我们的同意，因为它们显然有软弱无力的毛病。可见如果关系到以爱好松懈为特征的人们，感觉和精力多么容易丧失掉。
路费将由我负责。来时，请费神把我的书带来。您写给莫斯特的信不会有多大效果。莫斯特若听到这个计划，他还会更恼火，因为这在他不仅有关生存问题，而且也关系着一个对党的影响问题，他将又一次把反对他的最恶毒的动机转嫁到我们身上。我没有发表过一行反对莫斯特的文章，而他却对我发动同对别人一样盲目的攻击。
已给在伦敦的恩格斯和马克思写了信，我想，他们虽有点轻易地受了希尔施的影响，现在却要改弦易辙。
希望您服刑的时间不长并且一切如意。祝好。
您的奥·倍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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