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奥艾尔！
　　答谢新年祝贺，虽然稍微有点晚了。我的家眷一直到星期一下午，都在这里（德累斯顿），并且人们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到这里来。随后我出外一趟，昨夜刚回来。一八八二年对我们也将是没有什么可喜的，然而不管将发生什么事，我们总要坚持下去，总有一天受压迫的会抬起头来，到那时我们就要报复了…
　　卡尔（赫希柏格）也写给我一封与此论调相同的长信，我已详细答复了他，并坚决保护《社会民主党人报》。卡尔是个单纯的博爱主义者，他从未了解运动，不能想像现代社会的阶级性。他相信，世界可以通过博爱主义改变过来，只需要少数几个有权威的人的善意，就万事大吉了。由这种观点就容易了解，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大胆尝试具有不平凡的意义，并且差不多把诺言和谣言都当作行动。
　　我回答他说，只要那一方面没有改变策略，我们就没有理由来改变我们的策略。那里的人一直没有超出空洞词句和虚伪尝试，只有那里的人不再说空话而表现出真诚的行动，我们认真考察的时机才到来。那方面的人只要能郑重地改革，就再好没有了，这就会迫使我们表示态度，如果我们真正不理睬好人，那么也许就能使我们分裂，至少使我们受到严重的损害等等。
　　我不相信，我的讲解会有什么益处，他的整个天性反对较深入的理解，他会像往常那样，如果不能再回答，就停止笔战。
　　他每次觉得身体好了一点，就恢复他所作的不断后退和冲淡的尝试，这使我有一点生气。在B.地的St.一定是被他邀去帮忙的，这个人做这事，当然较为灵巧。
　　我确也认为，只要一有可能我们就设法在这一年有更多的人来聚会一下。不是为了防止分裂，因为如果事情首先继续发展下去，分裂终究还是要来的。我认为没有疑义，我们的一部分领导人久已倦于斗争了，这一部分人以前就已被违心地推动前进，进到按他们的本性和他们的理解所不愿进到的地步，而今天所以还在表面上与我们的事业保持联系，或者是因为他不明白思想上的矛盾，或者认为他难以取得群众的同意，因而会丧失他一向的地位。
　　分歧点并不在于是否五年内要爆发革命。关于这可能有争执，但不是分裂的原因，要把这作为分裂的原因，那至少是大大的蠢事。宁可说分歧点在于把运动完全理解为阶级运动，它具有而且必须具有伟大的、改造世界的目的，所以不能与统治阶级妥协，它如果这样妥协，就干脆陷于灭亡，或者以新的形象并摆脱迄今的领导而再生。
　　所以妥协派和苟安派在我们中间已找不到信徒，因为不管是俾斯麦或者任何政党都连一个勉强可以接受的改革方案也不能提出。一切这些事情仍只是尝试，即使稍有成就，也只是片面的东西，这个片面东西更唤起对于整个工作（现今的当权者所不能做的工作）的需要。
　　我所以希望有一个较大的集会，是想人们能真正彻底而又无拘束地谈一谈事业的当前情况和可能的前途，这些都是可以说得明白，这些在基本观点上是意见一致的。我只怕在这样的集会上，那些持另一种见解而不愿承认的人缺席或缄默。但这自然不是放弃集会的理由。
　　关于所提到的法令的延长，我认为是毫无疑问的，除非此后一个抱着幻想的首相掌握大权（我不知那个幻想者应该是谁）或者在王位更替，第一阵热情高涨之际，与以往作为标准的国法大不相同的和解心情占了上风。这些情况都是几乎不可想像的。唯一也许会有的让步是撤消戒严，其他一切照旧，结果是搞出一个德意志帝国的结社集会法和可能把刑法加重到使非常法令成为多余的程度。但是这也难以得到多数票，因为这样不仅恶化了我们的处境，也恶化了其他一切政党的处境，这样自取惩罚，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一切党派没有例外地（除个别人以外）都乐意有这个对付我们的法令存在，大家都用真正害怕的眼光等待着我们再自由地登上舞台的时刻；大家都知道，到那时候，我们的信徒就会以排山倒海之势增加起来，因为展望将来，我们的经济情况可能继续恶化而不得改善，最多也不过是很暂时的、难以普遍觉到的改善。
　　所有的政党都会本能地感觉到这一点，所以大家都为我们将来要变成的那种样子吓得要命，因此，到一八八四年^[1]就一定有多数派赞成继续延长法令效力，并受到反对派的默默感激。
　　我们的策略决不因敌人的策略而有丝毫改变。也许为了起一点作用，我们必须誓绝一切，否认一切，毁灭我们的机关报，阉割在国会和邦议会中的发言，简单说来，我们必须放弃甚至使我们敌人有丝毫不合意的一切。而如果我们做了这一切，人们的要求还是越来越多，并且最后一一仍不相信我们，而且宣布说，这一切都是企图骗人的伪善，现在才必须十分小心了。于是我们丢尽脸面。
　　文化斗争可作我们的鉴戒。如果说有人能对上面让步并且能提供非常合意的帮助，那就是天主教会，尽管归根到底双方十分互相需要，他们却多么谨慎从事，多么互相猜忌。
　　我们唯一能做的而且必须做的是，不做无用的发动并保持冷静，虽然在对我们不断进行的卑鄙行为的情况下，这是困难万分的，而且无论如何我们没有一个人能照办的。每个人都需要有个机会发泄一下他的愤怒和憎恨，因而就会发生许多足以使冷静的人也暴躁起来的事情。在我们所处的地位，错误或者被看作错误的态度，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最后别无他法，只有容忍不可避免的事情，或者退出党去。
　　我们只好大家一齐努力，尽可能避免错误，但我们不能完全避免错误，如果我们不愿在精神上和道德上把自己阉割的话。此外，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的错误是我们敌人的错误；我们没有推动，我们是被推动的。所以如果我们不愿否认我们的原则，我们的策略，受我们的敌人规定的远多于我们能为自己规定的。
　　春季会议大概不会举行，因此我们不能寄以希望，宁可期望在大家可能早一点集会的秋天来举行会议。
　　如果由你们一一你和Gr.办理所约定的事项，我劝你们在信件里要特别小心；实在糟糕，我们一部分人多么不能适应情况。关于附条，我可以供应你们较大部分。
　　向你和你的合家致以敬礼。

你的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比锡附近包斯多尔夫，一八八二年十月一日。

亲爱的恩格斯！
　　你两月以前写的那封信一一目前我把它放在莱比锡，没有在手边一一以及上月二十三日的信我都收到了。我非常引以为荣，我的所谓死亡消息在你们那里以及在我党同志方面引起这样多的恐慌和同情。由此可见，朋友和同志是多么器重我，这就使我负有一种责任，今后更要生活和尽我的责任。我暂时同死神订了再活四十年的合同；我想，这时间不仅足够阅历到旧东西的崩溃，而且可以享受一大段的新东西。
　　究竟是谁把我死的消息散布出去，直到现在我还找不出来；我简直不知道，消息起初发生在哪里。我只是由我妻当我患病期间在莱比锡收到的各种刊物中看见，报刊上登载着各式各样病危的消息。至于说我死去的消息，是我已经迁居到这里以后，由于巴黎的我党同志给我妻的一份慰唁电报才知道的。
　　这个电报使我那可怜的妻子吃惊不小，起初她以为巴黎人知道我的事比她知道的还多，也许是出于爱护之意，人们把这消息瞒着她。
　　总之，消息是出于捏造，我们大家也就满意于它是假的。我现在和李卜克内西一同住在离莱比锡几小时路程的包斯多尔夫。一个苦村子，有几百居民，位于一个像盘子似的平原上。好处只是，这里是莱比锡——一里沙一一德累斯顿和莱比锡—一多贝尔恩一—德累斯顿各铁路线的中心点，所以往莱比锡的铁路交通很便利，我们的家属来往方便。李卜克内西和我共住一座房子，每人都有足够的房间，家属偶尔也能在此过夜。
　　今后我希望我写信能及时些，写作方面勤快些。多年以来这两方面我几乎无能为力。
　　我听说，一开始你猜想《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关于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两篇‘文章’是我写的。这一段时间内你已知道，并非如此。文章写得好并且原则上正确，但策略上错误。如果我们说福尔马尔所建议的那种语言，我们就会在四个星期以内按我们的刑法法典的第八〇、八一、一二八、一二九各条全体坐牢，判上五至十年的徒刑；如果报纸也要用同样的风格来写，则每个推广报纸而被抓到的人都会受到同样处分。
　　这种话简直是不可能说的，即使原则上很正确；我们会因此自招毁灭，所以这话决不准说。
　　当福尔马尔本人在充分估计到我们的境遇的情况下，一到国会会期将结束时就照例离开德国，而在下次开会之前是不踏德国土地的，这时我更难了解福尔马尔的这种话。这事的原因是，他以往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活动，德国警察知道得很清楚。据我看，福尔马尔有理由害怕，人们一旦能在国会会期之外抓住他，就会把他逮捕并提起公诉。他现在却向处在狼群中的我们推荐一种使我们必然成为牺牲品的策略。但是你们在国外完全想不到我们的处境，并且不知道我们如何随机应变，以免触犯人们早已为我们准备好了的那些刑法条款。我认为毫无疑义，人们会有一天对我们试用有关秘密和非法组织的第一二八和一二九条，人们会把我们捉起来，关上几年。难道我们还可以把自己公之于众而自行告发吗？
　　我要写反对该文的文章。我也不认为，取消非常法令和加重普通法令对我们是一种损害并会把我们的党同资产阶级反对派混淆起来。
　　资产阶级对我们的经济情况已有很大的不满，如果再加上政治上的敌对，这对我们真正是件好事；因为二者合在一起就加速了灾难的到来，灾难一旦发生，资产阶级的口头上的英雄们就必须退出舞台，我们的影响和我们的领导就成为决定性的了……
　　李卜克内西和我都很愉快地看到你想勤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写稿；我们尤其非常赞同你关于俾斯麦的社会主义和拉萨尔的口号的文章。今天党内最热心的拉萨尔分子的态度是，他们容许对拉萨尔的批评，只是批评不准用敌对的口吻，这你自己就会避免。那末只管努力干吧，越多越好。因为李卜克内西在这月中旬就要开始服刑，所以你的文章加倍受欢迎，因为按现今的监狱规则，秘密投稿（公开投稿从来就不行）更加困难了。因为李卜克内西要受两起不同的刑法，这两起刑法要通过由最高法院根据他同我一样提出的已实现的上诉而做出的最后判决〔可能还会减轻。——编者），才能宣判，所以他能在国会开幕时出狱。
　　我有意在十一月一日开始服刑。我若是通过上诉不能把那八条判决总计五个月的徒刑有所减少的话（这是很难想像的，因为最高法院非常反动并且在某些方面它的权限也很受限制），我就希望最后判决能把五个月减为四个月，那末我在三月间就可以把我的处罚课题完卷了。
　　承你介绍各书，多谢^[2]；我将想方设法把它们搞到手。
　　如果写信给马克思，请代致候；我还请向杜西问好。
　　再来信时请仍用该通信地址。李卜克内西嘱代致意。
　　你著作上需用的俾斯麦的社会法令草案，我们当代为设法。这人的做事方法拙笨已极；像《地方通讯》所造成的这种过失是不该发生的。还有他之所以放弃国家意外事故保险银行的旧计划（这是他迄今唯一合理的意见），是因为他为沙夫莱甘言所诱，须由你给他以应得的教训。
　　沙夫莱的小册子《强迫互助数济基金》（杜宾根，一八八二年，H.劳卜斯出版社）我最近阅读过了。其目的是为最近的法令草案和俾斯麦的《社会改革》作宣传，并且拥护一个纯粹制造混乱的组织。如果你连带着给沙夫莱先生严厉批评，也不妨事。
　　敬礼和握手。

你的奥·倍倍尔。”

“亲爱的恩格斯！
　　你的信正在关门以前收到……因为我现在有机会偷偷地给你写几行字，想尽可能答复你最近的一封信，那封信自然不在手边。
　　我把福尔马尔的文章是否看得过于严重，暂且不谈。《社会民主党人报》现在对于我们的人有极大的影响，因为他们绝得不到其他东西来阅读，也听不到其他的东西。如果不驳斥像福尔马尔那样的意见，那就是承认它普遍适用，结果是，人们也将要求根据它来行动。所以现在比从前更必须避免散布那些不可能容许的意见。简单说来，这就是我所以严肃对待这件事的理由。至于说我因此会得到菲勒克的赞扬，这在我既不感愉快，菲勒克也没有赞扬我的理由；他正从这里面努力为自己谋利益，却不懂或者不想懂这在半官方出版物上是怎么一回事，这些出版物以开玩笑的口吻喊叫分裂，于是非常愚蠢地造成分裂。福尔马尔一旦身在瑞士，就太容易忘掉我们这里的情形；如果他在德国，他就会讲道理得多，这由他那关于专卖的发言可以证明。
　　如果你能不那末玄妙地说明一下，我们如何能够差不多、也许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地摆脱这个法令，那我就会感到愉快了。我只能想到其中的两种状况，我要试一试能否猜中你的意思。
　　或者我们不久又遭到一次商业和工业危机，这将由北美洲开始，反冲到欧洲来而使它陷于混乱，或者欧洲大战爆发，于是其作用之一无疑是欧洲革命。我想不出第三种状况。
　　我认为欧洲战争，至少是在可以预见的期间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确信所有欧洲各国的内阁都完全认清并且害怕大战的后果。人们不会徒劳无益地去设法草草结束埃及问题^[3]，虽则确信英国的势力将因此大大巩固起来。俾斯麦显然想避免一切足以引起外部冲突的事情，他知道得很清楚，德国无论从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看都最不需要战争。赢不到什么，因而只会受损失，内部的局势是这样，除了工人阶级的愤怒外，资产阶级由于宣战也必有四分之三宣告破产，这就是说，这个制度完蛋了。我看，除了不缺乏最好的愿望的俄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现在希望欧洲混乱，但是俄国由于内部弱点并不能利用这种混乱。
　　所以我认为在最近大战是不可能的，但不应由此就说缺乏战争的原因。导火线到处都很多，偶然事件就能引起爆发。但是偶然事件不是人们所想望的因素。
　　另一种可能是一次大规模的经济恐慌：我觉得，我多年来向我们的人指出的美国危机现在很临近了。我最近几年的流浪生活使我不能对于这个发展作更详细的探讨，但近几个月的美国贸易决算所呈示的总额，我觉得很足以说明经济恐慌不久就要发生，于是欧洲的出口工业就完了。于是，特别在英国，革命的时刻就到了。
　　德国近一年半来我们所觉到的那一点点兴隆气象（如果人们要这样称呼）全是靠着出口的增加才能存在。它如果有个漏洞，我们就会发生比一八七四年的恐慌更厉害的恐慌，因为我们还没有从那次恐慌中恢复过来。我们的铜铁工业又已发生严重的动摇；事实上交易所市价表上的标价是骗局，而是以低得很多的价格出卖的。钢铁生产者的同业公约，如所预料，早已破坏，又在竭力进行过剩生产。纺织工业看来也好不了多少；这方面也是以出口为主，如果出口遭到反冲，则两个主要工业部门都将陷于瘫痪，而且瘫痪还要扩大。总之，美国的危机在作为欧洲革命的警钟方面，有比欧洲战争大得多的可能性。
　　我很高兴能有机会听一听你和马克思关于我的看法的意见。我希望，在耶稣圣诞节能暂释出狱。
　　如来信，请不要提这封信的日期，以免使他人受累。
　　马克思健康恢复，至为欣慰。我谨向他和杜西致以衷心的问候。鲁·梅耶尔在发表洛贝尔图斯的信件和文章的后记中写道：‘很可能，马克思还能活到用他的体系作尝试的时候。’虽然他写这话只是为了使俾斯麦生气，他说得却可能是对的，那才是好极了。
　　你们读到梅耶尔的那些书吗？我在监狱里读过了。梅耶尔非常颂扬你们二人并且对于你们所给与的好的招待显然感到非常荣幸；自然这个荣誉你们须与给他以同样尊敬的五个红衣主教平分。因为马克思既已常被他的好朋友——那些敌人称为社会主义的教皇，那末他也会容忍这一伙人的。
　　洛贝尔图斯是我从这些信件和文章中才认识的。他无论如何远远超出我们的所谓国民经济学者的一般水平。这人有判断力，有思想，但作为保守的社会主义者，自己本身有极其严重的矛盾。
　　他也竟想‘反驳’马克思的《资本论》；他的遗著却像是不要发表的，这样对他本人倒是最有利的办法。

你的奥·倍倍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