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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共产党人”
倍倍尔
胡文建 梁建华 译
原文原载于《人民国家报》1874年3月13日和3月20日。中译文来自《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辑。
原编者注：《一个新的“共产党人”》是倍倍尔1874年3月13日和3月20日在《人民国家报》上匿名发表的一篇评论杜林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一书的文章。当时倍倍尔正在胡贝尔茨堡坐牢，伯恩施坦到监狱探望他时把杜林的这本书推荐给他。倍倍尔当时没有识破杜林著作的假激进、真反动的实质，在伯恩施坦的建议下写了这篇推崇杜林的文章。像倍倍尔这样一个杰出的德国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也一度受杜林的假革命词句的迷惑，这说明杜林的冒牌社会主义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
录入者注：本文的基本论点是不正确的，反映了杜林思潮已经迷惑了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故仅供研究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时参考阅读。
我们党的同志看到这个标题，一定感到惊讶。怎么，难道一个共产党人就这样稀罕，必须在党的机关报上为他写篇文章？这要看情况了。我们党天天在壮大并赢得新的拥护者，如果要为每个人写篇文章，我们的篇幅就不够了。但是如果党的壮大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时代的标志，能够证明一个最严格的科学人士，尽管按其地位属于社会的所谓“上层”阶级，但从科学信念出发可以站到与工人阶级追求的最远大目标相同的立场上来，那么，这种壮大就须要给以较大的重视。
社会民主党在柏林大学私人讲师欧·杜林博士这个人身上获得了这样一种精神力量和科学力量的壮大。欧·杜林先生大量的学术著作迄今很少超出有科学教养人士的狭窄圈子（他的名字只是由于他同声名狼藉的枢密顾问瓦盖纳打过笔墨官司才为广大公众所熟悉，瓦盖纳竭力仿效自己的主子和大师在兼并方面的才能，竟至侵占了这位柏林学者的精神财产，因而遭到这位学者的严厉惩罚），他现在出版了一本最新著作《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兼论财政政策基本原则》[1]，值得引起我们极大的关注。
这位作者在自己过去的经济学著作中是凯里观点的坚决拥护者，而在自己的最新著作中已经转变，站到社会主义者左翼一边来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大家知道，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学派惯用的斗争手段是：对每一个人，即使他表示赞成社会主义或者只是赞成传播社会主义是出于纯粹科学的动机也罢，都要用沉默加以扼杀，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给他加上党派的偏袒、“不科学”或图谋私利的罪名。
这后一种罪名，就曾经有人把它加到马克思和拉萨尔的头上。我们的所谓的国民经济学家，只要他们不是由于愚蠢而诚实的话，都毫无例外地从商业观点来看待自己的“科学”，自然也就把每一个持不同观点的人看成是同他们自己一样，是一个卑鄙下贱和卖身投靠的人。虽然全世界人人知道，一个献身于实现社会主义原则的人，从一开始就必然放弃物质上的报酬和成果，但是，用谗言诬告的手段把剥削和滥用劳动阶级这一罪名加到这样的人头上，仍然被今天那些制造和控制着社会舆论的怯懦的利禄之徒看作是有效的方法。
但是用这种手腕来对付杜林博士（且不说已经用过了这种手腕，就比较困难了。这是一位几乎完全失明、与一切党派活动无关的学者，他只是在自己的书斋，通过研究和观察达到他今天的立场。这样，用沉默加以扼杀这一惯用手法，便被用作摆脱这位麻烦的对手的一种最得心应手并且常常是最有效的手法。
总之，杜林博士先生并不是一位党员，他甚至在自己的著作中竭力避免能使人产生这类怀疑的一切东西。在这方面他甚至走得这样远，竟给同极其深刻的社会主义相类似的概念创造了他自己的术语。对于我们在标题中加给他的党的称号，没有人会比他更加感到惊讶。但是他的观点同科学共产主义理解的概念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选择了这个称号。
杜林先生把这里要讨论的著作叫作《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这就指明这一著作是要使那些还不熟悉经济情况的人能够全面熟悉，教导他们认识社会的运动规律及其后果。虽然这一著作由于它的严谨的科学形式而只有那些对科学著作比较习惯的读者才能读懂，它的价格也只有较少的读者能出得起，但是仍然值得向所有能出得起这笔款的人推荐购买这一著作，尤其值得向各团体和协会推荐为自己的图书馆购买这一著作。
在这一著作的第一编中，作者论述了生产和分配的基本概念和普遍规律，他得出了这样的观点：目前的经济学基本原理是毫无根据的，在今天的社会组织的范围内试图或建议实行的一切手段是完全行不通的。
作者在这里作出了毁灭性的批判。在这一结果的基础上，他宣布赞成一种原则上与今天完全不同的社会形式，他称之为“共同社会”的形式，一种与纯粹共产主义毫无差别的形式。杜林先生无疑相信能够在他的共同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划出差别来，因为根据他的观点，共产主义社会很少考虑产品的真正分配。这种观点是不对的。诚然，并不存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或者，根据今天对这个字的理解换一个说法，即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详细拟定的体系（杜林先生本人在他的书的另一个地方也着重指出过这一点），但是，所有社会主义者一致认为，分配也必然是与社会生产携手并进的。
当杜林博士先生说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社会的发展为了达到如意的境界而必然要选择的方向时（在这方面，他把整个国家制度的某种变革的必然性设想为主要条件，而认为某种暴力变革是可能的），他得出以下的基本观点。
对土地这一社会主要赖以生存的劳动手段的私人占有必须予以废除。与此相应，实行居民完全分散和普遍组织经济公社，换句话说就是：消灭城乡对立。与此相仿：在经济公社内部的合作社里进行工业生产。公社和国家也负责产品分配。一切运输工具必须是国家财产。今天存在着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是不自然的，必须消灭，办法之一是国家使每个人都可以获得最高的教育，然后通过每个人为整体进行有益的劳动而获得完全平等的地位。所谓的精神财产以后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也像其他私有财产一样不再存在和有意义。
一切学校和整个教育事业都是国家的事情，入学自由，人人皆可。促进保健，提供医疗，同样是国家的事情。
随着废除目前形式的财产，继承权显然也将不复存在。社会变革的一个进一步的后果是两性权利完全平等，以及废除目前形式的与资产阶级所有制极密切地联系着的婚姻。对于法国某些老共产党人所宣扬的和我们的敌人也硬加给现代社会主义的那些侮辱爱人和妻子的所谓共妻的说法，杜林先生在他的著作的第369页上作了中肯的驳斥。
同整个现存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实行的这种方式的决裂，自然而然地也延伸到宗教。他证实了宗教对于社会主义来说是虚伪的和违背自然的。我们希望，特别是我们党内认为应该赞助不伦不类的德意志天主教团体和自由信仰的团体的那一部分人，要学习一下有关的章节。
这里所强调的各点，杜林先生大都论证得十分深刻。
值得引起重视的还有他对现代社会主义各个政党的评价。对于圣西门、傅立叶、蒲鲁东等人宣扬的空想社会主义或者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他只不过顺便提及一下，并没有加以认真对待。与此相反，他详细阐述了路易·勃朗和拉萨尔的体系以及在德国由社会民主工党所代表的国际社会主义。杜林博士先生把国际社会主义称之为极其深刻的和极其坚定的社会主义。
一位具有这样观点的人，在今天国家的价值、议会制度的本质、国家权力的党派特性、巴黎公社等问题上同我们的看法也完全一致，这就不必赘述了。
与此相反，在若干确实是次要的问题上，我们同作者先生存在着意见分歧。在这里我们首先指的是：他对运动的国际努力的重要性看得太微不足道了；他对社会主义思想有可能同时在最先进的文明国家里加以实现抱有很少的希望。对此他说道：“虽然国际主义相信，社会经济改革只能同时在所有主要文明国家进行，而不会是其他样子，但是，完全相反的设想也可以在历史形态最重要的法则中找到某一法则来替自己作证。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为向某一较好的社会制度过渡铺平了道路的国家，会比其他国家较早地经历一场变革，其他国家则必将不计方式地防范外来情况。”尽管杜林绝对不想主张现今的国家同时向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过渡，他阐述的意见却恰好证明了这种很可能同时进行改革的必然性。我们欧洲最先进的文明国家：英国、法国、德国和一些较小的国家，如比利时、荷兰和瑞士都处在一种相当近似的发展阶段。虽然还必须承认，英国在所有这些国家中是经济上和政治上发展最快的先进国家，然而，无庸置疑，英国工人阶级具有坚忍不拔、却又进步缓慢的特点，它尽管有较好的组织，它要求社会主义改革的愿望却比法国或德国工人阶级要小得多。法德两国人民在社会发展方面比英国尚有欠缺的地方，国民的性格和运动的原则性深化可以用以弥补。一个被其他国家封锁或者自己可以有效地进行自卫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绝对不能想象的，这并不是因为像杜林先生所担心的那样，邻近各国要用腐化堕落来影响它的国内制度，而是因为其他所有国家都把它看作一个坏样板和本国动乱的根源，把它看作自己的死敌而誓与之血战到底，直至把它消灭。巴黎公社给我们显示了一个缩影。国际在力求所有文明国家均等发展的同时，正切切实实地为实现它的原则而工作着。国际所遭受的无穷迫害，也证明了它的敌人是知道它这种努力的价值的。
我们还必须对杜林先生在他的著作中的第379页上关于卡尔·马克思的评论提出异议。他说马克思在其关于资本的本质所作的批判性的探讨中－“无一处得出积极的东西”，“第一卷”已经表明出来的东西，使他推测，马克思“只是在这个组织（即国际）的鼓动的发展过程中出于实际的需要，才被要补充其以往科学著作所缺少的东西”。显然，杜林先生对卡尔·马克思在国际成立前的早期著作和宣传活动并不熟悉，否则他不会作出这种评论。我们在读杜林的书时常常乐于认为，例如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他是熟悉的，因为我们在杜林的书中发现过同这本书相类似的许多东西。但引证的有关马克思的地方告诉我们，并不是这么回事。对于作者来说，如果他补读一下《共产党宣言》的话，就更有趣了。这篇宣言可以在《莱比锡叛国案》第三册中找到。那样，他就会发现，他打算在“共同社会”的社会组织中实现的所有要求，在马克思这篇二月革命前就公布的宣言中都已经有明确而深刻的阐述。因此，他对卡尔·马克思的评论是不公正的。
有趣的是，我们看到像杜林这样的一个人，在他多年持另外的观点之后，最终同广大的社会主义者在目标上完全取得了一致。这是一个新的证据，证明任何一个诚实的人，只要对社会状况进行认真的考察，都会走向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当作唯一的拯救办法。杜林先生还强调指出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尚缺乏一种十分明确的体系，尽管他认为这并不是什么坏事，因为党将被经验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缺乏这样一种体系，或者说缺乏激进的纲领，正如杜林先生认为的那样，这并不是缺乏认识，而只是一个实践问题。一个鼓动和战斗的政党与一本科学著作不同，它将受到国家暴力方面的另样对待。譬如说，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大家都承认是有许多缺点的，但是却招致了莱比锡叛国案和许多其他迫害。人们不能总是选择最好的道路，而往往只能选择可能的道路。
我们对杜林著作提出的这些异议并不涉及他的基本观点。他的基本观点是出色的，我们完全赞同。因此，我们毫不犹豫地宣布：继马克思的《资本论》之后，杜林的最新著作属于经济学领域最近出现的优秀著作之列。所以，我们赶紧推荐研究他这本书。
感谢 佐仓绫奈 整理、录入和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