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奥格斯特·倍倍尔

Sozialdemokratie und Antisemitismus

社会民主党与反犹主义

1893年在科隆党代会上的讲话
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

克拉夫托 译



　　同志们！党的执行委员会把“反犹主义与社会民主党”这个主题列入当时计划在柏林召开的党代会议程时，特别是反犹主义媒体，满意地注意到这一事实。他们指出，现在连社会民主党也要在党代会上正式处理这一问题，这证明了，反犹主义政党和运动在德国已经变得多么重要。
　　当然，德国反犹主义运动必然要取得一定重要性，社会民主党才会决定对它表明态度。但是，如果反犹主义的先生们事先就已经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认为我们特别关注这一运动，那他们就一定是搞错了，我希望今天的讨论将会证明这一点。我们把这个问题列入议程，不过是我们在面对社会经济领域出现的、具有某种重要性的新现象时，做了社会民主党必须做的事情。没有一个政党比社会民主党更不愿意在进入公众视野的事情面前闭上眼睛；相反，社会民主党在任何时候，并且在将来，都会继续这样做：批评那些对公共生活而言值得给予某种关注的事件并审查其价值，把这种批评和审查工作视为自己的义务和任务。
　　党现在来处理“反犹主义与社会民主党”这个问题，当然是出于一个特殊原因。但我必须首先在这里做出一个小小的解释。我谈论的是一种新现象，那就是反犹主义。这种说法既对也不对。如果说，反犹主义意味着企图制造对犹太人的敌意，其最终目标是消灭犹太人，至少把他们赶出国门或挖空他们的社会生存空间，那么，反犹主义就已经存在超过一千五百年了。但是，今天我们谈论的反犹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新现象，因为对犹太人的敌意已经体现在一个特定的政党里面，这个政党参与公共生活，因此必然被所有其他政党注意到。此外，这也是我们要处理这个问题的特别理由：我们自己队伍对这个运动的意义缺乏明确认识。几天前，我在柏林一次党会议上谈到我们现在党代会的会议议程，也提请大家注意我们现在要处理的这个问题，并对此发表了一些意见。在随后的讨论中——那是在柏林第六选区——有一位同志认为，大家高估反犹主义了，它实际上不过是口号的产物。那次会议上一些与会者的热烈掌声向我表明，为数不少的同志并不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出于这个理由，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正式讨论就是必要的。如果反犹主义真的只是口号的产物，只是某些鼓动家活动发挥的作用，那么我们就不必与之打交道了（赞成）；那么它的实际存在的运动就不可想象了。（非常正确！）想用这样的判断来对付反犹主义，跟几十年来以为可以对付我们的那些对手一样，正好处于同一个水平。（非常正确！）也有人说：社会民主党不过是某些人鼓动工作的产物；如果能够让这些人闭嘴，社会民主党就会在公共视野中消失。长期以来，我们的敌人一直抱着这种信念：社会民主党是一种暂时产物，或者说，就像一位德高望重的人所形容的那样，是“一种暂时现象”，直到我们的对手终于因为我们党的支持者越来越多、分布越来越广，因为他们的其他经验，从而认识到、理解到，他们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同志们，一种倾向在某些地方出现，尽管从一开始是由鼓动者诱发的，它在群众中得到更大的回应，就不能被忽视为无关紧要的东西。无论现存的、产生影响力的倾向是否让我们满意，我们都必须客观地、一视同仁地考察它们；我们必须研究产生这些倾向和使它们得以发展起来的原因。一旦我们研究这些问题并且认识到，必须消除我们研究的这些现象，我们就必须研究能够消除这些现象的方法。
　　就后者而言，我们对反犹主义运动的立场与对我们自己的运动不同。我们能够从一开始就宣称，一旦其根源被消除，反犹主义运动将会而且必定会永远消失，不留痕迹。但是，消除其根源，不是通过消除反犹主义，而是通过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造成反犹主义运动的那些社会弊病。（非常正确！）
　　我曾经说过，仇视、敌视犹太人的反犹主义是历史中一个非常古老的现象。从古老的犹太王国灭亡时起，耶路撒冷被毁，仅有的几百万民众被驱散，有些人被迫流亡；当犹太人在已知的旧文化世界中蔓延开来时，某种反犹主义浪潮就出现了。我们在塔西佗的《年谱》中已经可以看到，这位罗马作家用最敌视犹太人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如果从那时起，经过短暂的中断，直到今天，历史上针对犹太人的同样浪潮一再重演，那一定是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不能被简单忽视。
　　犹太人在自己故乡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和工商业民族，直到他们作为一个独立民族被消灭。农业构成了他们生存的基础，此外，在少数几个相对不起眼的城市里还发展起来一系列手工业，这些手工业与所有民族的国家处于同样的文化水平。不同于腓尼基人、提利安人和迦太基人这些血缘亲近的部落，犹太人在独立时期并不是作为一个实际上从事商业贸易的民族。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不适合经商，它并不靠海，从那里进行贸易是很困难的。但典型的是，从犹太人分散到其他国家的那一刻起，他们大多数人就转向贸易。然而，在旧文化世界，奴隶劳动是生产方式的基础。这种生产方式使得被排除在国家的社会之外的边缘分子很难得到适合的生存状态。因此，如果想在异族中生活，犹太人必须转而从事一种能使他们生存下来的行业。这首先就是贸易。不可否认，商业精神在闪族人那里——像傅里叶所说那样——是高度发达的，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尤其证明了这一点。因此，这种自然素质很容易说明，凡是犹太人出现在异族的地方，尤其是当他们以孤立或小团体形式出现时，他们首先表现为商业贸易因素。另一方面，当代也表明了，在犹太人以封闭式聚居的地方，他们主要不是从事贸易，而是从事手工业和农业，其中也有大量雇佣劳动者——农业或工业工人。[1]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在那些欧洲国家中看到这种情况，在这些国家中，他们集体地生活在一起；在波兰、加利西亚、匈牙利、俄国部分地区，总之，在东欧国家。在那里，他们数千数万地生活在城市里，占据人口相当一部分。商人在那里也只占了犹太人人口小部分，其他部分是手工业者和工人。犹太资本家和企业家对犹太种族和宗教同道的剥削，与基督教资本家对基督教工人的剥削完全一样，而且往往更加无耻。犹太人更为零散地居住在异族中的那些地方就不一样了，比如在德国，近五千万居民中约有五十万犹太人，因此不是百分之一。这里的现象是：他们最主要从事的职业是商业。
　　但是，犹太人历史的发展、他们将近两千年里在欧洲文化国家中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环境，使得他们天生的贸易倾向和能力得到最充分的促进和发展。除了中欧和西欧历史上的一个例外，即穆罕默德-阿拉伯帝国统治西南欧和西西里亚时期——从10世纪到13世纪——，犹太人在欧洲没有一个时期不是被统治权力系统地、强行地排除在除贸易以外的所有其他行业之外。只有在阿拉伯人建立的帝国里，犹太人才得到完全的平等权利。他们有机会在自由活动中发展自我，他们能够通过他们内在的智慧和奋发精神获得最高的国家职位，甚至是成为总理大臣。他们作为医生、解剖学家、生理学家和数学家，作为诗人和思想家，在哈里发帝国各个科学领域都发挥了杰出作用。基督教文化世界从一开始就与之不同。犹太教实际上是基督教的摇篮；但是，基督教马上就与从中成长起来的犹太教相敌对。另一方面，犹太人对基督徒怀有深仇大恨，因为最早的基督徒中有一部分人是犹太人，犹太人将这些背叛者视为癞皮羊并加以迫害。如果我们根据基督教会的陈述，认为对基督的迫害和十字架死刑是犹太人造成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除了物质因素，宗教因素从中世纪到现在也一直主导着群众，一定会引起对犹太人的最大敌意。除此以外，不同种族的人与人之间几乎普遍存在着厌恶感，这种厌恶感在文化水平较低的人那里尤为突出。我们看到，即便是在今天的欧洲，到处得到资产阶级喜爱的民族仇恨是如何被煽动起来的。毕竟，直到不久前，如果人们想与所谓的世仇进行商业合作，尽管只是为了做生意和从中获利，在德国和法国也会被视为某种程度上的叛国行为。但是，如果就像在这里那样，尽管过了两千多年的共同生活，群众在禀赋和整个生活上依然保持着高度的差异，那么，群众的厌恶感就能够得到更容易的解释。如果，犹太人不幸由于外表而引人注意，以至于人们能从鼻子就看出他是犹太人（大笑），他在敌人的眼中就已经被打上天然的烙印，那么，在这一点上又会成为导致仇恨和敌意的另一个因素。
　　反犹主义对犹太人的一个主要指责似乎是正确的：如果犹太人不是一个在各个方面都很特殊的种族，与日耳曼人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异，并且希望继续保持这些根本差异，那么，他们怎么可能至今仍然能够在基督教-日耳曼社会内部保持住他们的独特性呢？那些这样说的人忘记了，或者不知道，直到最近，特别是在德国，犹太人被迫与其他的人口隔离开来，除非放弃信仰。一项法律贯彻了整个中世纪，虽然在细节上有所变化，但在整体上保持一致，这项法律对犹太人进行全方位压迫，正好迫使他们在孤立无援的境况中与他们的教友和同胞一起生活在最紧密的圈子里。然而，这种持续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压力当然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促成了犹太人之间的团结情感和他们与其他人口的隔离状态。如果一个种族在漫长世代中遭受迫害和排挤，如果它被环境所迫不得不独善其身，那么，根据达尔文的适应和继承法则，这个种族特有的秉性很自然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发展和完善。迫害给这种发展烙下特殊印记，于是犹太人就变成今天的样子。中世纪法律从一开始就对犹太人犯下严重罪行，迫使他们自我封闭。当然，另一方面，这也助长了所有那些现在被高度归咎为犹太人的现象。客观地说，这样的指责是错的，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不仅是在上千年的立法活动中，特别是在德国，人们以最敌视的方式反对犹太人，以暴力手段镇压犹太人；特别是在十二世纪到十四世纪期间，德国发生一系列针对犹太人的极严重的迫害，这必然会打断犹太民族的发展。从1198年到1331年，在这133年间，德国发生了不下52起对犹太人的严重迫害，当时所有大城市无一例外都参与其中，如科隆、美因茨、斯特拉斯堡、纽伦堡、奥格斯堡等。特别是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也就是犹太人至今仍然发挥重要作用的城市。而且这些都不是我们所熟知的迫害，如社会党人法的迫害，而是最残酷、最暴力的迫害。犹太人因为他们的种族、信仰，尤其是因为他们的财富而被驱逐出家园和农场，经常遭受残忍的虐待和杀害。曾发生过迫害犹太人的事件，受害者超过一万人。我不禁对这样一个种族产生某种钦佩之情，它尽管遭受这些迫害、强奸，却仍然以自己的方式继续发展和挺下来。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分散居住在外族中，虽历经千年仍能完全保持自己纯洁性的民族，只有两例。那就是犹太人和吉普赛人。（欢呼。）据我所知，在地球上，再也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种族，人们可以对其说类似的话。
　　但是，一方面，群众对犹太人的仇恨和暴力行为往往是在精神和世俗当局的批准和支持下进行的，另一方面，高层也常常倾向于特别优待犹太人。这种情况尤其是发生在一些德国皇帝身上。由于犹太人不属于任何德意志部落，即是说在当时没有真正的居住权，因此他们要受到皇帝的庇护。当然，这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众所周知，德国皇帝往往只有形式上的权力，他们往往很难站出来对抗诸侯、更高级的精神和世俗统治者的权力。犹太人被视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内侍”，正如他们被成为“内侍”那样，因为他们受到皇帝的直接保护，所以他们必须每年缴纳一定保护费。个别皇帝利用犹太人的这一地位和增加保护费，以提高收入，因此他们允许犹太人从贷出的钱中抽取双倍利息。
　　在中世纪，教会严禁高利贷。不过，高利贷并不是像今天那样收取异常高的利息，而是指收取利息。收取利息是被禁止的；这是非基督教的。在教会看来，债务人在逐步分期偿还本金时，就是在履行自己的义务。但是，禁止收息与资本的本性处于尖锐矛盾中，因此，无论精神和世俗统治者在这方面做了多少努力，禁令都没有什么效果。但是，当教会自己终于取得大量财富和资金并开始索要租金和利息时，它自己就加入了放贷者的行列。所以，它的行为违背自己的禁令。它现在不再禁止支付利息本身，而是允许为利息制定一个最高利率。任何人不得收取高于一个固定比率的利息，只有这样，违反规定者才会遭到处罚。这些在当时制定的利率限制持续到最近的时代。直到1868年，北德意志帝国议会才提出废除利率限制的议案并得到通过，今天反犹主义者再次要求重新实行旧日的利率限制，以对抗所谓的高利贷。例如，在中世纪，皇帝多次颁布法令，根据这些法令，比如，基督徒必须满足于收取6%的利息，而犹太人则允许收取高达12%的利息。犹太人缴纳保护费也与之相应地做出了规定。因此，基督教皇帝自己也赞成犹太人的高利贷。
　　为了结束我对中世纪的历史描述，应该指出，当时犹太人主要是在这样的特殊状况下生活，其中很多状况直到现在依然如此：1.他们不允许获得或拥有任何财产。因此，他们是在土地作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时代被排除在土地所有权之外。2.他们不允许任何手工业；他们因此只得将贸易当作自己的活动领域。3.他们没有资格行使政治权利。4.他们要缴纳特别税。5.他们被迫居住在特定城区或村庄——即众所周知的隔都，这些强制措施直到几十年前在教皇的教皇国首都——基督教罗马中依然生效。6.他们被迫穿戴外部标志，富有特色的鼻子是不够的。（大笑。）他们必须在自己身上打上特殊标记，以便人们从远处就认出他们是犹太人。7.他们不允许与基督徒结婚。因此，如果不想成为基督徒，犹太人就不得不留在犹太教中。不改变信仰就不可能接近基督教世界。8. 遭受惩罚时，基督徒被允许使用优秀的犹太医生——正是在医学领域，犹太人一直做得很出色。9.禁止基督教助产士帮助分娩的犹太妇女。订立所有这些规定，因此都是为了使犹太人与其余的整个世界隔离开来。因此，国家已经给他们打上了非法者印记，民众很容易就把这种侮辱强加到他们头上。
　　在各处有所差异、但又基本一致的这些限制持续到最近时代。直到1812年，随着1805-1807年普鲁士战败以后开启的施泰因-哈登堡-沙恩霍斯特新时代的到来，普鲁士才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从现在起，犹太人被准许从事a）市民行业，b）高等教职，c）服兵役并有晋升权利。他们还允许从事农业和购买土地，对犹太人征收的特别税也被废除。但是，尽管这些规定拥有法律效力，数十年后犹太人的实际处境也没有什么不同。1833年，普鲁士政府向各省等级问询1812年法令对犹太人状况产生什么影响。从柏林八个旧省份驻中央办事处那里收到的意见中可以看到，各等级一致认为，尽管颁布了法令，1812年以来犹太人状况并没有发生实质变化。与此同时，由于其彻底的保守性，各省代表一致同意取消过去给予的自由和实施新的限制。除此以外，他们要求禁止犹太人做小买卖；禁止他们雇佣基督教仆人；让他们极难定居下来，尤其是，必须重新禁止他们购置房产和地产，同时禁止他们担任名誉职务。个别等级要求完全剥夺他们获得国家和地区公民身份的权利。禁止他们从事餐馆和酒吧生意，或者把他们这类生意限制在自己教友内部。对于当时的条件而言，典型的是，在1812-1833年的22年中，柏林市代表或议会中没有一个犹太人，众所周知，这种状况对于我们的反犹主义者来说至今仍然是他们的理想。但是，这完全没有穷尽将犹太人纳入新的特别规定的企图。诚然，1848年给德国带来巨大变革，也让犹太人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大为改善。不仅是在改革工作中，而且包括革命年代，犹太作家和犹太人很自然都出色地参与到运动中去。从他们作为犹太人、作为国家中被压迫种族的受压迫地位出发，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但是，革命刚被镇压，保守势力刚刚重掌政权，普鲁士上议院就在1851年提出动议，要求修改宪法第12条，该项条文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并且宣布享受国家公民权利与宗教信仰无关。上议院要求把该项条文修改为：只有得到承认的基督教教会信徒才能成为两院成员、担任司法和所有行政职务，包括担任名誉职务。这样的动议是由普鲁士第一议会提出并商讨的，当时封建党首脑施塔尔（Stahl）本身就出身于犹太教，不过已经受洗了。（大笑。）但这个动议都还没得到上议院的通过就落空。毕竟，北德意志联邦和德意志帝国成立后出台的社会和行业法规都废除了当时对犹太人仍然存在的所有限制。例如，在50年代，萨克森王国只有德累斯顿和莱比锡允许犹太人居住。通过制定特殊法对迫害和压迫犹太人延续到我们的时代。但是，如果上述提及的所有这些镇压措施以交替形式持续了将近一个半世纪，仍然无法达到它们所要达到的目的，那么，仅凭这一点就足以向犹太人的敌人证明，他们的企图是不可行的，也必然要失败，哪怕他们在难以想象的情况下也曾取得过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在德意志帝国存在头十年，没有人注意到反犹主义浪潮发展成更大规模。不可否认，总有一些人不喜欢犹太人，不管出于什么理由，他们都憎恨犹太人，但不能说这种敌对情绪以一种具体的、反犹的组织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在七十年代末才发生的。直到1877年，这一运动才公开成为一种政治现象。尤其是，所谓的基督教宫廷教士施托克尔（Stöcker）成为这场运动的代言人，他组织了这场运动，至今仍为自己的事迹感到骄傲，一有机会就吹嘘自己。为什么会这样？这是1874年德国经济大崩溃的自然作用和后果。（非常正确！）大崩溃带来全面萧条，彻底粉碎了经济在1871-1874年间持续的大好形势。经济繁荣时期在最多样化的工业领域中建立起来的各类大企业，由于其生产规模庞大，给手工业阶层带来激烈竞争。现在，中小企业阶层第一次普遍地感受到他们在走下坡路。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后的头几年出现了一个我们从未有过而且无法再次出现的繁荣时期，这个时期向社会掩盖了事物的真正本性。但是，随着这个时代的没落，大危机爆发了，连大企业也往往无法招架，竞争特别是使得社会的中产阶层感到如此紧迫，他们不仅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了岌岌可危的经济境地，而且也提出了问题：这能怪谁，这从何而来？现在，犹太人——我提醒大家，在我说到犹太人时，我总是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各个方面获得完全平等、社会制定贸易条例、迁徙和定居自由的法律以及贸易和关税法以后，无可争议地走到了我们经济发展的前头。这些法令是由北德意志联邦和德意志帝国制定的，它们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新道路并取得了梦寐以求的成功。在为数不少的大金融家（银行家和银行机构的董事）中，犹太人算得上处于核心地位，他们到处以十分可疑的方式活跃在诞生于1871-1874年的无数基金会的前台。他们在过去和现在都走在各个领域商贸企业的前头。贸易也被所谓的基督徒视为一门赚钱生意，因此所有人都挤在贸易后面。大家再也不知道如何过自给自足的生活，都开始做生意。然而，由于前面提到的原因，犹太人中大多数人从事贸易，他们在这方面被视为财雄势大、技术高超、精明能干的人，有着非常重要的发言权。犹太人在贸易中异乎寻常的代表性，在这方面通常表现得比所谓的基督徒更有优势，这一事实给他们招来人们的敌意和嫉妒。他们的竞争是一种危险的竞争，他们往往采取那些打垮不太灵活的对手的伎俩。马克思在四十年代的一篇论犹太人问题的文章中是这样说的：

　　“犹太教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
　　犹太人的世俗礼拜是什么呢？经商牟利。
　　他们的世俗的神是什么呢？金钱。
　　那好吧！从经商牟利和金钱中解放出来——因而从实际的、实在的犹太教中解放出来——就会是现代的自我解放了。……
　　犹太人的解放，就其终极意义来说，就是人类从犹太精神中解放出来。”[2]

　　所以马克思说：我们整个社会都是经商牟利和追逐金钱，因此人人成为犹太人的犹太化社会是我们资产阶级社会的本性，因为人人都是犹太人。如果我们想把犹太人从这些独特的性格特征中解放出来，那么，我们只能通过把社会从这些性格特征中解放出来才能办到。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垮台，犹太人特有的本质也会走向消亡。
　　无疑，所谓的经商牟利足以突显大部分犹太人。众所周知，我们把经商牟利或多或少地理解为交易，即是说，理解为图谋蝇头小利的买卖，买卖的通常是别人不要的东西，是在别人看来不起眼、不值钱、甚至是被轻视的东西。经商牟利者满足于最低的利润。如有必要，我们可以看到，拥有最知足常乐的优点，这就足以描述大部分犹太商人的突出特征，这证明他们要比别人更懂得计算。他们早就认识到，“积小成多”也是资本积累的一条道路。许多处于资本势力顶端的犹太人，要么通过自己的经商牟利，要么通过上一辈先祖的经商牟利攀登上这最后的阶梯。现在犹太人尽管在总体人数上比日耳曼人或雅利安人少，但主要作为商人，他们相比起其他商人，构成了较大的比例，因此也引起了不愉快的竞争。因此，反犹主义特别是在商人的圈子里找到强大的追随者。在犹太人很大程度上起到决定作用的商业界，他们在数量上和风格上都对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在广义的制成品交易市场上，犹太人是权威；对于农产品买卖，他们无疑是决定性的。在德国的广袤土地上，如黑森两州、拿骚、法尔茨、阿尔萨斯-洛林、巴登和符腾堡、巴伐利亚州的大部分地区、图林根等地，犹太人完全或接近完全地掌握着整个农产品贸易。当时一位同志在《前进报》上发表了一篇《论反犹主义的起源》的文章，就海森的问题发表了我以前反复提到过的观点：“无论在哪里，犹太人都是以买方和卖方的身份面对农民，对农民来说，资本家就是犹太人，犹太人和资本家对农民来说是同一个概念。”然而，农业领域的资本主义发展，特别是从遥远的世界各地输入农作物、肉类等，证明了，为了所谓的保护农民阶层而制定的保护关税对他们来说几乎没用。当他们看到对他们的要求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紧迫时，他们就意识到，几十年来保守派、教权主义者和民族自由党人对他们做出的美好承诺并没有帮助他们。然而，他们的物质状况的确变差了。于是，他们投向那些站出来并向他们如此布道的人的怀抱：“到目前为止，答应给你们的一切都是错的；快把吸干你们血的犹太人赶走！如果你们能做到这一点，你们和平和幸福的日子就会重新到来。”这是反犹主义已经准备好了的一个非常简单的配方，它的追随者作为煽动家，拿着这个配方用最卑劣的方式诱捕农民。（很对！）小农、小商贩默默无声，没有倾向，没有反抗，没有寻求帮助，在这一场发展的斗争中堕落。他们捉住救命稻草。什么原因使得我们在这些阶层的宣传如此困难？我们是诚实的人，不得不告诉这些阶级：我们没有任何补救措施，能够使你们作为手艺人、小农、小商贩，在当今社会内长久地得到拯救！（很对！）如果我们有能说会道的本领，我们的支持者在这样的环境下首先是相对弱势的。卡岑斯坦（Katzenstein）同志说：我们还没有为我们的党赢得一个农民。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我们毕竟已经赢得了农民。这几天，我们这里甚至有来自科隆郊区真正的、货真价实的农民，他们来找到我。他们是真正的农民，他们说要追随我们。我们在其他地方还有许多这样的农民。我提醒大家留意一下梅克伦堡、霍斯坦等地方。正如汉诺威党代会的代表所揭示的那样，我们的队伍中甚至有少数大地主，特别是在东普鲁士，在那里，甚至连自由派的大地主都几乎绝迹了。许多农民也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愚蠢。如果有一位聪明的鼓动家，他知道要告诉农民他们鞋子哪里夹脚，同时又能向他们证明——在我看来，没有比这更容易证明的了——，只有在社会主义的统治下，土地关系才能如此组织起来，农民会成为真正的自由人，一个真正有文化的人，那样就能赢得睿智的农民。我们必须注意，针砭时弊之外还要探讨我们立场所要求的政治性补救措施，但这些措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能够实现。因此，我们的立场并不轻松，因为这需要反思和一定程度的理想主义。反犹主义者则不同。他们不会问自己，他们建议的、在现实中采取的补救措施能否贯彻下去。他们不会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否则他们就根本不会提出他们的一系列要求。（很对！）对他们而言，他们的要求能否贯彻到底和有所帮助，那是次要的，他们知道自己永远不会成为起决定性的力量因素。但是，如果像1892年7月帝国议会他们的12名代表真的掌握了决定权那样，那么，他们总是宣布自己支持反动。他们这次投票赞成伟大的军事法案，下次又会投票赞成另一项卑劣的措施，他们总是依照其本性，即彻底的反动，站出来支持反动。（很对！）所以，我们不要犯错误：如果我们不想做最卑鄙的煽动家，我们就必须面对农民、小手工业者和小商贩，并且提出我们的要求，而这些要求我们必须承认，它们无法消除这些阶级的困苦。我们不会那样做，因为我们不能、无法也不会做那些我们深信是不可行的或者说无济于事的虚假措施。（热烈赞同。）
　　鼓动家的煽动在农民那里助长了反犹主义。有很多现象，如弗桑格尔（Fusangel）在一个纯粹的农民选区中击败当权的中央党当选，所谓的农民集团在巴伐利亚州对抗中央党和其他党派，尽管他们都很虔诚且信奉天主教。这些现象除了证明农民认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之外，同时也证明了，中央党在经济领域没有尽到预期的责任。根据其历史，中央党是一个在新教国家中首先代表天主教教会利益的政党。这是它在1870年成立的缘由。但是，如果中央党想要成为一个大党，它就必须照顾到它所代表的人民阶层的物质利益。首先是农民的利益，但也有工人的利益，后者往往跟前者发生冲突。因此，它不得不始终保持言行不一的本性和小心翼翼地行事。在德国各个地区，农民与容克之间现在是什么关系？农民卖掉自己的土豆、农作物、酒、啤酒花、油菜，一般来说谁是买家？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以外，是犹太人。谁把资本借贷给农民，让他们买卖自己的牲畜？几乎无一例外是犹太人。柏林牲畜市场的所有商人都是犹太人。整个牲畜贸易，以及批发贸易，几乎都掌握在犹太人手中。因此，很容易理解，所有这些情况，以及我所说的关于犹太人的发展和性格，造成了反犹主义。
　　特别是在最近还几乎完全是由小手工业者占据的领域，犹太资本家正在日益成为竞争者。如制鞋业、裁缝业、洗衣业等。谁在买卖新旧衣服？犹太人。买卖鞋子的主要商人是犹太人；制鞋厂的老板大多是犹太人。犹太人到处以商人、资本家的身份出现，即以劳动力的剥削者出现。犹太人作为企业家，雇佣大量人力进行小手工行业生产，如鞋匠、裁缝、织布者、木匠、小铁匠等，同时也在小手工业者的圈子里引起了反犹主义。在这里，资本家一词也常常与犹太人重叠在一起。如果有人像农民一样向他们喊道：赶走犹太人，你们的处境就会不一样了！那么，这些小手工业者就会纷纷导向反犹主义。我们的小手工业者、农民对经济和政治生活的一切都非常无知；他们对自己狭隘的社会环境没有任何洞察力。他们的理想在过去而不在未来。因此，他们支持一切根据其短视的观点能把过去的理想带到未来的东西。如果有人公开向反犹主义的煽动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你相信能够重新回到手工业拥有“黄金土地”的十五、十六世纪的状态吗？那么，他们必然会说不可能，但他们的所有向往都只有在那个环境下才能够实现。但是，他们不向追随者说明这一点，他们不会这样做。在渴望救赎的、不惜一切代价的冲动下，追随者们盲目地跟着这些口号：“只给我们投票，选择我们，情况就会改变。”实际上，有人厚颜无耻、傲慢无礼地出现在选民面前，向他们喊道：只选择我，你们会看到，一旦我进入国会，情况就会不同。反犹主义煽动者就是这个样子的。（热烈赞同。）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不会也不能这样说，如果他这样说，他就会被自己党内同志用扫帚扫出大会。（大笑。）继续。帝国、国家、城镇为它们的目的分得大量物资；它们当然会认为它们很容易就得到这些物资。谁能够廉价地、大批量地供应物资？只有那些能够大量因而价格便宜地购买原材料的人，他们能够利用大批生产的好处，因为他们有资本可供支配！这些人又主要地是犹太人。所以，军队、国家、社区的物资供应常常落在犹太人手中。犹太人再向手工业者施压，因为他们能够以低价承担物资供应，这个事实，再加上因种族和宗教而对各个民族部落的厌恶，只怕会把对犹太人的仇恨和敌视普遍地推向高潮。所谓的基督教资本家的所作所为通常没什么不同，但“日耳曼的”手工业者对他们却忍住了倾泻到犹太人头上的愤怒之情。
　　但是，反犹主义不仅在农民、手艺人和商人的阶层中找到众多追随者。对犹太人的敌意扩散到更远的地方。我们公职人员中有许多也是反犹的。如何说明这种现象？似乎这是没有理由的，犹太人跟他们之间当然没有竞争。当然不是这个理由。但是，我们公职人员中很大一部分工资很低，并且由于低工资，加上所谓体面的生活方式，或者说他们所认为的那种生活方式，他们就变得负债累累。因为没什么资产能够做担保，他们就不得不找高利贷，找放债人。谁会借钱给公职人员，并且冒着收不回资金的风险？因为法律规定，金额到达一定水平就不得起诉。因此，放贷人要靠他们对公职人员的信任。在不少情况下，公职人员让债权人栽跟头，或者更正确地说，公职人员不得不让债权人栽跟头，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务。高利贷按照当前的经济规律行事：“风险越高利润越大”。一方的收益不仅弥补另一方的损失，而且剧增的风险也会带来风险溢价的增长。继法国和英国的经济学家之后，这个理论不是由一个犹太人，而是由已故的赫尔曼-舒尔策-德利奇（Hermann Schulze-Delitsch）提出并在德国宣扬的。那么，大多数高利贷又是些什么人呢？不可否认，是犹太人。犹太人被认为是懦弱的。我持相反观点。没有人比犹太人冒更大的风险，他们比大多数雅利安竞争者冒的风险更大，因此他们喜欢做这种生意。我们现在在汉诺威看到越来越多类似的场面：犹太人成为主要的被告人——毕竟，经营这种最堕落的生意的人，绝不能被称作有高贵的人格。所以，我们就能理解，在公职人员中，往往是那些负债累累的公职人员中，存在着反犹主义的土壤。还有一点：在反犹主义的旗号下，公职人员能够搞他们本来不被允许的政治活动，他们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能够向政府提出一些反对意见；这是警察国家所允许的反对意见，是公职人员除此以外不能提出的反对意见。（很对！）否则，公职人员就只能参加保守派的集会，在那里发言；但是，由于那些集会大多无聊得很，而反犹主义的集会则往往喧闹激动，习惯于服从和守口如瓶的公职人员鲜有参加前者集会的兴趣，他们更愿意参加后者的集会，特别是，他们在那里也不必强迫自己表现得忠君爱国。（大笑。）此外，反犹主义在军官的圈子里也有追随者，原因跟在公职人员那里一样。很多封建贵族也是反犹的。我们容克贵族或是由于挥霍无度，或是出于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不得不产生的开支，被迫落入高利贷手中。他们的子弟大多成为军官，需要大额津贴才能显得“合乎身份”。但是，不偷窃的话，怎样弄到这笔钱呢？这时，犹太人大多成为救星。犹太人提供金钱贷款和按揭，之后成为庄园的买家。他们甚至成了庄园主。这就有足够理由让封建地主加入反犹主义阵营。当然，这也不妨碍我们一部分贵族捞取一两条犹太金鱼，用他们的钱来为古老的贵族重新镀金和挽救脆弱的生活。（大笑。）读过布什（Busch）回忆录《俾斯麦亲王和他的下属》的人，都会记得俾斯麦对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婚姻说过的一些言辞激烈的话。为了顾及体面，我就不在这里重复那些话了。（大笑，很对！）
　　除了上述这些，我们还必须提及一个反犹因素，这一因素甚至在反犹主义运动中也有一定影响力：学生。今天大部分学生是反犹的。但是，他们不可能出于物质原因而支持反犹？然而，事实就是如此。在目前各个物质生产领域日趋激烈的竞争以及弱肉强食，在学者的领域、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内部也起着决定作用。我已在拙著《妇女》的第一版中解释过：我们不仅苦于商品的生产过剩，而且也苦于知识分子的生产过剩。现在的发展越是进步，中产阶层的父母就越是不可能在物质上保证自己的子弟作为手艺人、农民等等的生活。这一关系迫使许多家庭把子弟送入高等学府，用最后力气让他们能够在那里学习，以便得到国家或地方行政单位的工作职位和照料。到我们工商业圈子里转转吧！我们手工业者不想让自己的子弟成为手艺人；他们很清楚，如果他们的子弟靠手工业或小买卖谋生，那是毫无前途、白费力气的。他们像对待婴儿一样服侍自己的子弟，把他们送上大学。年轻人毕业后，会谋求一份公职，或者成为高等教师，或者是记者、医生，或者是在大企业里成为建筑师、工程师、化学家、电工等等，在那里得到一份没有资本也能保证体面生活的职位。但是，即使是在这些领域，过量的涌入也造成人力的供过于求，以至于今天高等智识活动的所有分支都与需求处于极不相称的状态中。对于这种发展趋势，一种现象特别典型。在所谓的文化斗争处于高潮的七十年代，对教会的斗争也加剧了对神职人员这种所谓高等阶层的子弟的厌恶之情。不仅在新教徒中，而且在天主教徒中，从事神学研究的意愿在下降，因此许多甚至是高薪的牧师职位多年来一直空缺。直到八十年代，所有其他领域，如法律、机械、矿业、林业、高校等人力竞争变得非常普遍，以至于年轻人必须等待多年才能获得一份固定职位，国家和地方当局因此不得不公开警告不要从事最多样化的职业研究，这时，人们才“再次服从需要而非自己的兴趣”，重新研究神学，所以今天所有牧师职位都被占了。顺便说一句，这证明了甚至是宗教的官方代表也是如何从物质上理解宗教的。还要加上另一种情况，这种情况不仅适用于大学，而且也适用于物质和精神活动的所有其他分支。不可否认，犹太人的特点是坚毅、有能力和头脑清醒。（呼喊声：喔！）是的，施恩兰克（Schoenlank）同志，的确如此！（大笑。）我们手艺人、商人、商贩常常认为，上午不喝上几小时酒，日子就白过了。犹太生意人不这么认为，他待在自己的店里。就享受烈酒而言，犹太人甚至可以算得上是我们禁酒主义者的典范。（大笑。）犹太学生作为学生也学习，但所谓的日耳曼学生则把大部分时间花在酒吧、击剑场或其他我不想点名的地方虚度光阴。（大笑。）米尔巴赫（Mirbach）伯爵几年前曾在一份报纸上公开发出警告。大学生联谊会特别是波恩的“波卢西亚（Borussia）”成员的奢靡之风，必须停止。除去初生时的费用，子弟每年花费不超过4000马克的话，人们还可以接受，但超出这个范围，许多父亲就无力承担了。相反，犹太人大多很勤奋，他们努力学习，在考试中常常打败日耳曼同学，后者如所说的那样，浪费了大量时间。如果所有学生都能像大部分犹太人那样工作和学习，那么，普鲁士文化部长博瑟（Bosse）博士就没有理由在几年前就对攻读法学的学生缺乏热情、法学考生法学知识贫乏这些问题发表讲话了。他当时指出，年轻律师中掌握基础知识的人越来越少，他们另一方面是试图用良好愿望来补充自己知识和性格缺陷的虚荣者。如果宪法和法律没有规定犹太人不得从事国家、法官、教授、行政事业等所有公职，那么，我们受过教育的日耳曼人就会发现无情的事实——留给他们的位置是多么的少。那么，我们就能够理解，我们日耳曼学生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看到犹太人这个让人非常讨厌的对手，因此狂热地向反犹主义表达敬意。
　　我在此讨论了一些主要原因，我认为这些原因完全推动了反犹主义在今天演变而成的这种现象。
　　总的来说，反犹主义在最近一次国会选举中，尤其是在萨克森州快速增长，令人震惊。我们可以注意到，这种增长正好发生在犹太人相对较少的地方，反犹主义在那里找到如此肥沃的土壤。但是，在今天的社会组织中，犹太人本身是否存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是否或如何把他们当作竞争者。然而，他们到处都被视为竞争者。被视为买卖人、大商人、给小商人和小贩造成相当大损失的旅客。此外，如果说某个地方的保守派普遍具有特别缺乏个性和卑躬屈膝的特点，那么，这一定是指萨克森的保守派。这也是选民对其前任代表不满的进一步原因，这个原因导致反犹主义煽动家的成功。一方面，这些煽动家奉承小中产阶层落后的志向和愿望，另一方面又提出貌似激进的政治要求，从而引起国内具有民主思想的小资产者的同情。但是，反犹主义能否长期盘踞萨克森州，我表示怀疑。
　　为什么资产阶级民主派（不包括反犹主义者）在今天的德国已不再可能？为什么他们不断退却，甚至在他们曾经产生一定作用的地方也是如此？因为小手工业者和农民阶层越来越缺乏重要性。中世纪城镇公社民主的基石是自由农，他们依据其本性是小资产阶级。今天，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自由主义代替了民主，资产阶级在经历了自己的社会黑夜后，迫使小资产者、农民和工人成为自己的仆从。资产阶级领导下解放出来的分子现在部分地跟随反犹主义，后者承诺要让他们从社会苦难中解放出来。现在这些阶层的生存斗争越是困难，他们越是感觉到自己迅速滑向灭亡，这些阶层内部就有越多人支持反犹主义运动。对此我们没有搞错。所以，我们目前在这些圈子的宣传鼓动无法取得什么成就。但是，一旦反犹主义破产，我们就有机会。只要这些阶层通过痛苦的经验，尤其是通过他们反犹主义领袖在国会中的行为认识到，他们也被愚弄了，我们收获的时刻就到来了。（赞同。）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充分说明反犹主义会变成它在最近一次选举中变成的那样，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它在下届选举的某些地区还会增长；但是，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它不必违背和超越自己的意愿和目标。这种观点的正确性已经得到证明，特别通过阿尔瓦尔特（Ahlwardt）对他的农民和小资产者选民的态度来证实。阿尔瓦尔特与容克携手参战并当选。然而，渐渐地，他的大多数选民发出声音迫使他提出口号：反对犹太人和容克！这样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反犹主义不再满足于反对犹太人，而且不得不站在反对资本的前线——它在反对犹太资本家的斗争中自发提出这一点；黑森州的运动已经是如此了——那时，我们的观点就能够并且将会获得肥沃的土壤。然后，我们就会赢得我目前还在徒劳争取的支持者。（赞同。）
　　我将提出一些观点，给大家证明，反犹主义者由于其矛盾的社会地位而在其纲领中处于怎样的矛盾中。出于其充满矛盾的本性，反犹主义提出了极具矛盾的要求，一方面是极端反动或保守的，另一方是完全民主、与我们的纲领部分重合的。第一点，“维护强大的皇权；尊重联邦王公的权利；人民参与国家立法和控制国家行政”，这对于反犹主义者来说是理所当然的。第二点，“由各行业代表组成人民代表”是一个极为保守、倒退到中世纪的要求。在今天重组古老的行业是不可能的事情。只要反犹主义者试图确定各个行业的界限，他们就会发现，每个人都会提出彼此不同的意见。但是，只要这些行业未被重建起来，反犹主义者就得同意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权，甚至想要吃上饭。（大笑。）因此，这些先生们此时最积极地与废除普选权的动议作斗争，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可能在国会中存在。第三，他们要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但在提出这些民主要求的同时，又要求“严厉管控新闻、文学和艺术中伤风败俗的作品”，这一要求无论在法律上如何表述，都将为最坏的反动行径打开大门。如何理解“伤风败俗的作品”，莱克斯·海因泽（Lex Heinze）已经给出了充分证明。他们还要求保持学校的基督性、民族性，这是一个极为保守的要求，同时，“公费教育贫穷、优秀、有资质的学生”，则又几乎与我们的纲领相同，并且绝不会得到保守派的同意。他们还要求“组建强大的军事力量以维护国内外和平”。这种军事力量在国内用于对付谁，我就不用跟大家说了。（大笑。）在税制改革中，他们极民主地要求征收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以及军事税，这又首先涉及到穷人；但另一方面，他们主张以征收粮食税的形式征收间接税，要求在农民遇到困难的地方征收“足够的保护关税”。以行业、收入水平为基础进行社会重组的要求又是纯粹中世纪的，“限制职业自由，实行法定资格证书，建立具有荣誉法庭权威的手工业者协会”也是如此。这些都是反动要求。然后是“住宅法、严禁毁坏农场和对地产征收重利、地租国有化”等要求。在这里我必须做一个简短的理论分析。地租以及信贷国有化——《共产党宣言》也提出了这一要求，目前由我们德国议会的同志提出。乍一看，反犹主义者、农民集团跟我们同时提出这样的要求，似乎很奇妙。但是，这些表面上相同的要求彼此间没有共同之处。《共产党宣言》对此的理解与反犹主义者或农民集团完全不同。《共产党宣言》提出这一要求的前提是，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领导下，在“信贷国有化”的过渡时期对所有土地财产实行国有化。这就是说，如果我们社会党人不能立即剥夺资本家阶级的土地，我们就暂且满足于把狗尾巴剁成碎块。（大笑。）所以，如果信贷利率平均为5厘或4厘半，我们承认它有效，把利率拉低到2厘半或2厘，甚至更低。《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很清楚，这意义不大，但在过渡时期却可能是必要的。但是，向稳固的保守政府和强大的农民阶层提出信贷国有化，从而让农民缴纳更低的信贷利息，这就是一项极端保守的措施。（很对！）这意味着向一个阶级倾斜。如果国家下调信贷利率，那么，不但是小农，而且大地主也会获利；利率下降伴随着土地价值和承载能力的增加，能够背负更多债务。（很对！）比如说，如果国家规定信贷利率为3厘，而它自己却要为借贷支付3厘半的利息，那么，国家必须向资本家补偿那几十亿信贷的利率差额——半厘，就只得从其他税源中筹集。国家从资本家那里获得用于信贷的资金，资本家却不会亲自支付利息差额，反而是其他人，首先是工人阶级不得不以某种形式支付这笔差额。社会民主党不愿意人为维持社会状态，这种状态通过社会关系的发展不断被削弱和消解。
　　反犹主义纲领在贸易领域提出要求：“加强破产法，限制小贩买卖，禁止倾销、欺骗性买卖和分期支付买卖，对虚假广告实行刑事管制”，这些要求都不过是反犹主义者蛊惑人心的有趣证据。如果没有最严重的损害和滥用，这些要求都无法实行。在上一次萨克森州议会的选举活动中，一位反犹主义鼓动家怒吼犹太人是剥削者、反对倾销等等；任何基督徒都不许在犹太人那里购买东西。但是，当这位先生在集会上脱下大衣时，我们一位同志发现他衣袖上有一个犹太商标！（哄堂大笑。）有人告诉我说，这位先生负债累累，他的基督教同道都没有借东西给他。但犹太人借了。（再次大笑。）此外，反犹主义纲领要求对虚假标价采取刑事管制，限制消费者协会，实施有力的、有目的的殖民政策和海外监狱殖民地，促进内部殖民开拓。简直是名副其实的漫天要价。我大概不需要告诉大家，首先要把什么人送到监狱殖民地去。（大笑。）最后，谈到犹太人问题条文、取消解放犹太人、把犹太人置于外国人管治法下，以及禁止国外犹太人移民，这些都相差无几。这些要求毫无意义，以至于必须从根本上把国家根基改变成中世纪。犹太人有一点是很有优势的，他们至今一直受到祖宗戒律的诅咒：要像海中的沙子一样，多生多长！（哄堂大笑。）
　　同志们！你们看，构成这个纲领的混合成份（Mixtum compositum）完全符合反犹主义反动-革命的矛盾性质。这个纲领的大多数要求都行不通，因为它不是对犹太人，而是对整个资本主义都要加以限制，这些限制违背资本主义本性，因此反犹主义必须动用它能掌握的全部权力与之斗争。但是，在国家中，拥有权力的不是小农和小手工业者，而是资本家的刊物，它控制着政府、议会、报刊和全部经济生活。即使是反犹的容克也整个地落入资本主义手中，不时违背自己的意愿充当它最杰出的支持者。
　　相信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容克的支持下会认真对待它的纲领要求，这是自欺欺人。把所有犹太人都驱逐到德国境外，我们的社会基础不会有丝毫改变。我们反犹的中产阶层的敌人不是犹太人，而是资本主义。不管是犹太人手中的资本还是基督徒手中的资本，资本主义都是一样的。今天赶走了犹太人，明天所谓的基督徒就会取而代之，他们像犹太人那样出色地处理好资本主义的剥削过程。衰落的中产阶层会越来越明白到这一点。然后认识到，他们不仅要反对犹太资本家，而且要反对资本家阶级的统治。我已经跟大家解释过，正如我们的经济发展到某个阶段那样，反犹主义也会到达顶峰，随后必然要违背自己的意愿和在必然性的支配下变得革命，从而为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所用。我认为，我的想法在提交大家的决议中得到充分表达；我只得请大家尽可能一致投票支持这一决议。（持续、热烈的欢呼和鼓掌。）

　　 得到一致同意的决议内容如下：
　　“反犹主义起源于某些资产阶级阶层的不满，他们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遭受压迫，部分地由于这一发展而遭受经济上的毁灭，但由于对自身处境的错误认识，不是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是反对这一经济制度中出现的、使他们在竞争中感到不安的现象：犹太人的剥削。
　　这一现象的根源迫使反犹主义提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与资产阶级社会发展规律相矛盾的要求，既敌视进步的要求。因此，反犹主义首先是在容克和神父那里寻求支持。
　　反犹主义对犹太人剥削的片面斗争必然要失败，因为人对人的剥削不是犹太人的，而是资产阶级社会特有的获利形式，这种形式只有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灭亡而终结。
　　现在，因为社会民主党是资本主义最坚决的敌人，无论其支持者是犹太人还是基督徒，又因为社会民主党的目的是消灭资产阶级社会，使之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从而给所有人对人的剥削带来终结，所以，社会民主党拒绝在反对现存国家和社会秩序的斗争中，用虚假的、无效的、反对与资产阶级社会共存亡的现象的斗争来分散自己的力量。
　　社会民主党反对反犹主义这一违背社会自然发展的运动，然而，这一运动尽管具有反动性，但最终会违背它的意愿起到革命作用，因为，被反犹主义煽动起来反对犹太资本家的小资产阶层和小农必然会认识到，不仅犹太资本家，而且整个资本家阶级都是他们的敌人，只有实现社会主义才能把他们从痛苦中解放出来。”

原文网址：https://www.marxists.org/deutsch/archiv/bebel/1893/antisemitismus/text.html



[1] 面对诸如由于萨克森短工而在上西里西亚庄园中出现的工人短缺的情况，人们会录用俄国-波兰工人，某些庄园只雇佣犹太-波兰工人，对此，易北河东岸有反犹主义思想的地主则毫无异议。

[2] 卡·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载于《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第一卷第49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