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黑人妇女：形成女权主义理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贝尔·胡克斯 -> 《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1984）

1 黑人妇女：形成女权主义理论

　　在美国，女权主义从来没有在那些遭受性压迫损害最严重，每天受到精神、身体和灵魂的摧残的妇女——那些无力改变她们的生活状况的妇女——中出现过。她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她们牺牲的一个标志是她们在生活中默默地接受了很多东西而没有明显的质疑、没有有组织的反抗、没有集体的愤怒。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一书仍然因其指出了当代女权运动的道路而起着指南的作用——在这本书中，这些妇女似乎根本不存在。（尽管《女性的奥秘》遭到了来自各个阵线的批评甚至攻击，我在这里再次提起对它的注意是因为这本书里的某些带有偏见的对妇女社会地位的本质的论述还在继续塑造女权运动的进程和方向。）
　　弗里丹的名言“无名问题”常常被引用来描述妇女在这个社会中的状况，确切地说是指经过精心选择的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上阶层的、已婚的白人妇女的状况——她们是厌倦了休闲、家庭、孩子和购物，对生活有更高要求的家庭妇女。弗里丹在第一章结束时写道：“我们不能再忽视妇女中的这样一种声音‘我想要比我的丈夫、孩子和房子更多的东西’。”她所说的“更多”指的是事业。她没有讨论如果有更多的妇女像她一样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得到与白人男性平等的就业机会，将由谁来替她们带孩子、做家务。她也没有提到没有男人、没有孩子、没有房子的妇女的需要。她忽略了所有非白人妇女和贫穷的白人妇女的存在。她也没有告诉读者做一名女仆、保姆、工人、店员或者一名妓女是否要比做一名悠闲的家庭妇女满足。
　　她把她自己的状况和与她相似的白人妇女的状况以及所有美国妇女的处境等同起来。这样，她便把注意力从她对广大美国妇女的带有阶级、种族和性别歧视的观点上转移开了。在书中，弗里丹清楚地表明她所认为的性别歧视的受害者是那些由于性别原因而被迫呆在家里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妇女。她说：

　　了解家庭妇女这种身份会如何在妇女中产生一种空虚、不存在和无价值感是非常迫切的。家庭妇女角色的各个方面使受过教育的成年妇女几乎不可能保持一种人类的认可感，没有坚定的自我中心或“我”，没有这种“我”，人类——男人和女人——都不算真正活着。就当今美国的妇女能力而言，我确信在家庭妇女状况本身之中存在着某种危险的东西。

　　悠闲阶层白人家庭妇女的特殊问题和进退两难的困境的确是值得考虑和需要改变的问题，但这些不是有关广大妇女的迫切的政治问题。广大妇女所关注的是经济生存、人种和种族歧视等。当弗里丹撰写《女性的奥秘》时，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妇女在工作。虽然有许多妇女希望做家庭妇女，但只有那些有钱有闲妇女才能以女性奥秘的方式真正形成她们的特性。用弗里丹的话来说，她们是这样的妇女：“当代最杰出的思想家让她们像娜拉一样回到家里过她们的生活，被维多利亚式的偏见局限在洋娃娃的房子里。”
　　从她早期的作品来看，弗里丹从没有想过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家庭妇女的状况是不是足以成为一种参照，用来衡量性别歧视或者性压迫对美国妇女的影响。她也没有离开她自己的生活经历以获得有关美国妇女生活的比较全面的观点。我说这些不是在贬损她的作品。书中就性别歧视对某一特定妇女群体的影响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也可以把它看作是研究自恋、迟钝、多愁善感和自我放任的一个实例，这一点在题为“进步的非人化”一章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一章里，弗里丹把孤独对白人家庭妇女的心理影响与纳粹集中营里的禁闭对囚犯自我意识的影响进行了比较。
　　弗里丹是当代女权主义思想的主要创建者。她在书中提出了关于妇女现状的单方面观点成为当代女权运动的一个显著特征。与她们的前辈弗里丹一样，操纵着当今女权主义问题讨论的白人妇女们很少关心她们有关妇女现实的观点是否与广大妇女的生活经历相一致。虽然在近几年里有关偏见的意识增强了，但她们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现点反映出的种族与阶级偏见到了怎样的程度。白人女权主义者的作品中存在着大量的种族主义观点，它强调了白人至上的理论，从而否定了妇女们可以超越民族和种族的界限形成政治联合的可能性。过去的女权主义者对种族等级制度根本不注意，也不去攻击，这抑制了种族和阶级之间的联系。然而美国社会的阶级结构是由白人至上的种族政治构成的；只有通过分析种族主义及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才能对阶级关系有彻底的了解。阶级斗争与结朿种族主义的斗争是不可分割的。为了促使妇女们去发掘阶级的全部内含，瑞塔·梅·布朗（Rita Mae Brown）在她的文章“最后一根稻草”中写道：

　　阶级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的定义。阶级涉及到你的行为、你对生活的基本设想。你的经历（这由你的阶级决定）证明了那些设想，你受的教育告诉你如何行动、从自己和别人那里期待些什么、你对将来的概念、你如何理解问题、如何处理它们以及你的想法、感觉和行为。虽然中产阶级的妇女可以非常愿意接受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但她们拒绝认识的正是这些行为方式。这是一个精巧的骗局，让她们不去认真对待阶级行为和改变她们自已身上的这种行为。必须认识、理解和改变的也正是这些行为方式。

　　那些操纵女权主义讨论，建立并且解释女权主义理论的白人妇女们很少或者完全没有把白人至上理论理解为一种种族策略、不了解阶级的心理影响和她们在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政治地位。
　　正是由于这样的缺乏认识使李·弗里茨（Leah Friz）在一本1979年出版的讨论当前妇女运动的书《梦想者和交易者》中这样写道：

　　性别歧视暴政下妇女的遭遇是一种所有妇女共同的东西，超越了这种暴政所采取的不同方式的特殊性。苦难不能用数量来比较和衡量。那么，强加在一个“有钱”妇女头上的并且导致她发疯和（或）自杀的无聊和空虚与一个靠福利救济生活但还保留着一些精神的贫穷妇女所遭受的苦难相比，哪个更加深重呢？这之间的区别无法比较，但如果这两个妇女抛开了父权制等级观点的屏障而相互审视的话，她们会发现一个共同点：她们都是受压迫的，都很悲惨。

　　弗里茨所作的又是一种异想天开的陈述，就像把妇女之间的社会划分有意神秘化的女权主义论述一样。很明显，许多妇女正处于性别歧视的暴政下，但却没有什么迹象表明这会促使“所有妇女大联合”的形成。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这样的事实：种族和阶级地位会导致产生于妇女们共同经历之前的生活质量、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是几乎无法逾越的。当有物质特权、受过教育、有着各种不同的职业和生活方式可以选择的白人妇女坚持认为“那种苦难是无法衡量”的时候，必须问一问她们的动机何在。弗里茨决不是第一个作出这种论述的白人女权主义者。我从没有听到任何一个种族的贫穷妇女说出这样的话。虽然我认为在本杰明·巴勃（Benjamin Barber）批评妇女运动的著作《解放女权主义》中有许多需要商榷之处，但我同意他的以下论述：

　　遭受苦难不一定是可以用一种标准来衡量的一种固定和普遍的经历：它与处境、需要和期望有关。但这个术语的使用必须要有一些历史和政治方面的参数，以便确定政治优先权和对不同形式和程度的苦难进行最密切的关注。

　　现代女权主义思想的宗旨是认为“所有的妇女都是受压迫的”。这种论述意味着妇女们有着很多共同的东西，如阶级、种族、宗教、性取向等等因素都不会造成生活经历的差异，这种差别决定着在妇女的个人生活中，性别歧视作为一种压迫力量会到怎样的程度。性别歧视作为一种统治体系是制度化的，但它从没有以一种绝对的方式来决定所有的妇女在这个社会中的命运。受压迫意味着没有选择。这是被压迫者和压迫者之间基本的联系点。这个社会中的许多妇女有选择（虽然很少）；因此剥削和歧视是更加确切地描述美国大多数妇女的共同性的两个词。很多妇女没有参加有组织的对性别歧视的抵抗恰恰是因为性别歧视并不是意味着绝对没有选择。她们可能知道自己因为性别的原因受到歧视，但没有把这一点与压迫等同起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父权制的构成使性别歧视在某些领域中限制了妇女的行为，正如其在别的领域全无约束一样。没有极端的限制使很多妇女忽略了她们受到剥削或者歧视的领域；它可能会导致她们主观地认为没有妇女受到压迫。
　　在美国存在着受压迫的妇女，我们提出反对这样的压迫是适当的并且也是有必要的。法国女权主义者克里斯汀·黛尔菲（Christine Delphy）在她的文章“一个物质主义者的女权主义”中指出，使用“压迫”这个词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把女权主义斗争置于一个激进的政治结构之中（有关克里斯汀·黛尔菲观点的更加详细的讨论可以在她的杂文集《靠近家》中找到）：

　　女权主义的新生是与“压迫"这个词的使用相一致的。主流的意识形态，如常识、日常谈话等并没有提到压迫的问题而是只谈“妇女状态”。它指的是过去自然主义者的解释：指一种自然的约束，是一种无法触及的外部事实并且是不能由人类行为来更改的。相反，“压迫”这个词指的是过去的一种选择、一种解释、一种政治状况。因而“压迫”和“社会压迫”是同义词，或者社会压迫更加繁琐一点：以政治为出发点的思想，如社会的，是压迫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

　　然而，美国的女权主义者强调“共同压迫”不是一种政治化的策略，而是保守和自由的妇女对激进的政治词汇的搬用，它掩盖了她们开展的运动所达到的程度从而致力于促进其阶级利益。
　　虽然对联合的推动作用和了解共同压迫观点的移情作用会建立起团结，但是诸如“在你自己的压迫周围组织起来”的口号为很多特权阶级妇女提供了借口，让她们无视她们自己和大多数妇女的社会地位的差别。它与许多强加在劳动妇女头上的性别歧视约束所表达的自由一样是种族和阶级特权的标志，中产阶级的白人妇女可以把她们自身的利益作为女权运动的基本中心，用花言巧语把她们的处境说得与“压迫”相近。是谁在要求词汇上的变化？在美国还有其他哪一个阶层的妇女像她们一样可以上大学、进出版社或大众媒体以及有钱？如果中产阶级黑人妇女发起一项称她们自己“受到压迫”的运动的话，是不会有人把它当回事的。如果她们就自己受到的“压迫”进行公开的讨论和演讲的话，她们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攻击。资产阶级白人女权主义者的情况便不一样，因为她们可以号召一大批像她们一样渴望在生活中改变命运的妇女听众。她们与其他阶级和种族妇女的脱离使之不能有一个直接的比较基础来对她们所作的共同压迫的假设进行验证。
　　最初，加入到女权运动中来的激进主义者要求妇女们认识到这种脱离并且建立一个接触的空间。像《现在就解放！》、《妇女解放：未来的蓝图》、《阶级与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和《姐妹情深》之类的文选都是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版的，其中的文章试图涉及到广泛的妇女听众，这些听众不仅仅是白人、中产阶级、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和成年人（有许多关于青少年的文章）。苏琪·斯坦伯勒（Sookie Stambler）在她的《妇女解放：未来的蓝图》一书的序言中明确表达了这一激进的思想：

　　媒体出干其本身的需要把妇女运动变成了制造名人和明星。这违背了我们的初衷。我们不能与那些属于我们这个阶层但在名望方面却凌驾于我们之上的妇女发生联系。我们不是在为一个妇女或者一群妇女的利益而斗争。我们所涉及的是与所有妇女有关的问题。

　　这些在运动的早期为许多女权主义者所接受的观点并没有维持多久。随着越来越多的妇女从女权主义写作或者要求劳动力平等的女权运动的收获中得到了威望、名誉或金钱，一些机会主义者便对共同斗争的要求进行破坏。不反对父权制、资本主义、阶级主义或种族主义的妇女们称她们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她们有着不同的期望。有特权的妇女希望与同一阶层的男性达到社会平等；有的妇女希望同工同酬；其他人希望可以选择生活方式。很多这些合理的要求都很容易被资产阶级父权统治者所同化。法国女权主义者安东瓦内·富克（Antoinette Fouque）说：

　　女权主义者建议采取的行动是壮观并且具有煽动性的。但煽动只能涉及到某一些社会矛盾。它没有揭示社会的根本矛盾。女权主义者声称她们不寻求与男性的平等，但她们的行为所体现的却是相反的事实。女权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先锋派，她们用逆反的方式坚持着统治价值。逆反对于通向另一种结构并无推动作用。改良主义适合于每个人！资产阶级秩序、资本主义和男权主义急于拉拢尽可能多的女权主义者。由于这些妇女正在变为男性，最终只是意味着多了几个男人。性别的差别不在于是否有阴茎，而在于是否是男性经济的一部分。

　　美国的女权主义者意识到了这个矛盾。卡萝尔·厄里克（Carol　Ehrlich）在她的文章“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之间不幸福的婚姻：它还有救吗？”中表达了这一观点，她认为随着“女权主义者的激进主义向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让步，女权主义似乎越来越表现出盲目、安全和不革命的趋势”，她强调“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妇女们应该知道（她们越来越受到阻碍，不让她们发现）女权主义所涉及的不是关于如何成功地打扮、如何成为一名公司的职员或者得到竞选的位置；它不是指由于你有了保姆你便可以享受两个人都出去工作的婚姻、去滑雪度假、花大量的时间与你的丈夫和两个可爱的孩子在一起，而你的保姆却没有时间或金钱享受这一切；它不是指开一家妇女银行，或者用一个周末的时间去参加一个保证让你变得有信心（但不具攻击性）的昂贵的学习班；它也绝对不是指成为一个警探、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或者海军部队的将军。
　　但如果这些被歪曲的妇女形象比我们的更加现实的话，我们有一部分责任。我们没有像我们应该做到的那样努力地提供有关人们生活的清楚而有意义的有选择性的分析，也没有提供积极的、可以在其中工作的、可以触及的群体。

　　女权主义斗争轻易地就被同化并且服务于保守势力和自由女权主义者的利益不是偶然的，因为美国的女权主义已经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齐拉·爱森斯坦（Zillah Eisenstein）在《自由女权主义的基本前景》一书中探讨了北美女权主义的自由根源，她在序言中这样写道：

　　在这一研究中发现的一个主要贡献是个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女权主义理论构成中的作用。当今的女权主义者要么不讨论个人理论，要么她们自然地接受了个人自由主义的竞争的、原子论的意识形态。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女权理论中的这个问题有很多含糊不清的地方。除非对认可社会集体中个人重要性的个人理论和强调个人奋斗观点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有意识的区分，否则就不能对我们西方社会中的女权主义自由理论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女权主义者的思想中充满了“竞争、原子论……自由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其严重性已达到了破坏女权斗争中潜在的激进主义的程度。从女权主义理论目前的思考来看，资产阶级妇女操纵女权主义来服务于她们的阶级利益已经达到了一种非常严重的程度（如“共同压迫”的思想）。任何一场反对同化女权主义斗争的运动都必须以引进一种新的女权主义观点为开始——一种新的理论——一种不受个人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理论。
　　一些操纵女权主义讨论的妇女们的排斥行为实际上阻碍了各种新理论的出现。女权主义有其政党路线，并且那些感到需要一种不同策略、不同基础的妇女们常常发现自己受到排斥，不能发表言论。对于已经建立起来的女权主义思想进行批评或者选择是不受鼓励的，例如，最近关于女权主义对于性的讨论是否要扩大的争论。不过，感觉受到女权主义讨论和实践排斥的妇女只有通过批评首先产生一种远离它们的意识才能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很多白人女性在妇女运动中为个人的困境找到了一种自由的解决方法。由于从运动中直接获益，她们与那些觉得它没有对自己的生活或者我们这个社会广大妇女的生活带来革命性冲击的妇女们相比，就显得不太倾向于对它进行批评或者对它的结构进行严格的审视。在女权运动的当前结构中感觉受到肯定的非白人妇女（即使她们可能会成立自治的团体）也会感到，无论在黑人女权或者其他问题上，她们对于政党路线的定义是惟一合法的论述。他们像一些白人妇女一样，不是鼓励不同的声音、批评性的对话和辩论，而是竭力抑制不同意见。就像一些作品已经广为人知的行动主义分子和作家一样，她们的行为似乎在说她们最能判断是否要倾听其他妇女们的声音。苏珊·格里芬（Susan Griffin）在她的文章“一切意识形态的方式”中对这种教条主义的全面倾向提出了警告：

　　当一种理论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它便开始没有了自我和自知之明。它本来源于知觉，现在却假装漂浮在知觉之上及其周围。在感觉之上。它根据自身构成经验，却不触及经验。由于是它自己，它便被认为是知道的。运用这种意识形态的名义便是有了真实性。没有人能说出它的任何新东西。经历也不再会让它感到惊讶、使它活跃、产生改变。任何不符合其世界观的细节问题都会对它形成困扰。它开始时是反对否定真理，现在却是否定任何不符合其规范的真理。开始时它是一种让人恢复真实感的方法，现在它却在企图约束真实的人，按照它自己的想像去重造自然的人。把所有它无法解释的东西都列为它的敌人。开始时是一种解放理论，现在它却受到新的解放理论的威胁；它成了一个思想的牢笼。

　　我们反对女权主义思想的霸权统治，坚持认为它还是一种正在形成的理论，我们必须对它进行批评、质疑、重新审视并且探求新的可能性。作为被压迫群体的一名成员，我有着受到性剥削和性歧视的经历，并且感觉到当前的主流的女权主义分析并不是形成我的女权主义意识的力量，这些都影响着我所一直坚持的批评。对于很多妇女情况都是如此。存在着这样一些白人妇女：直到女权主义运动让她们意识到她们可以并且应该反抗男性统治的时候，她们才会考虑这样做。我的女权主义斗争意识是受到了社会环境的剌激。我是个黑人，生长在南方一个父权统治的工人阶级家庭，我（和我的母亲及兄弟姐妹们一样）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家长专制制度，它让我感到愤怒——我们都感到愤怒。愤怒使我对男性统治提出了质疑，还让我反抗性别主义的社会化。白人女权主义者的行为常常让人觉得似乎是在她们提出了女权主义观点后，黑人妇女才知道了性压迫的存在。她们相信是她们为黑人妇女提供了“这样”的分析和“这样”的解放纲领。她们不理解，甚至根本无法想像，黑人妇女以及每天生活在压迫中的其他妇女群体一样常常从她们的生活经历中获得对父权政治的认识，就像她们发展起反抗的策略一样（尽管她们的反抗可能没有坚实的或者有组织的基础）。
　　这些黑人妇女们看着白人女权主义者把她们的中心放在男性专制和妇女的受压迫问题上，似乎它是一个“新”发现，同时她们感觉到这个中心对她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对她们来说这只是那些中、上流社会的白人妇女们的特权生活状况的又一种表现，她们需要一种理论来“告知黑人妇女她们是受到压迫的”。这其中的含义是，那些真正受到压迫的人即使没有投入到有组织的反抗或者不能用书面的形式清楚地表达出他们所受到的压迫的本质，他们也知道自己所受到的压迫。这些黑人妇女在对妇女受压迫的政党路线分析中没有看到任何自由和解放。黑人妇女没有大规模地围绕“女权主义”问题组织起来（我们之中很多人还不知道或者不会使用这个词），我们没有途径可以获得能让美国公众认同我们对性别问题的分析或者理论的权力机器，但这些都不能否认女权主义在我们生活中的存在或者使我们在与那些对着更广大听众进行演讲的白人和非白人女权主义者的关系中处于从属地位。
　　我13岁时对父权政治的理解使我产生了与其他年轻的中产阶级白人妇女截然不同的对女权主义运动的期待。20世纪70年代早期，当我在斯坦福大学第一次参加妇女学习班时，看到白人妇女们非常髙兴能够聚在一起，对她们来说这是一个重大场合。对于妇女们不聚集在一起、不相互帮助、保护和深深关爱的生活我不了解。我不认识那些对于种族和阶级对她们社会地位和意识的影响一无所知的白人妇女。（南方的白人妇女对于种族主义和阶级主义比美国其他地方的白人有着更加现实的看法）。对那些坚持认为我不能指望她们知道或者了解黑人妇女生活经历的白人同学，我很不赞同。尽管我有自己的背景（生活在种族隔离的社区里），但我了解白人妇女的生活，而且，当然不会有白人妇女生活在我们的社区里，进我们的学校，在我们的家里劳动。
　　当我参加女权主义社团的时候，我发现白人妇女们对我和其他非白人参加者持一种恩赐的态度。这种对黑人妇女的恩赐态度是她们所采用的一种方法，提醒我们妇女运动是“她们的”——我们能参加是因为得到了她们的允许甚至是鼓励；毕竟，要使程序合法化还是需要我们的。她们没有把我们视为是平等的。对我们也不平等。虽然她们希望我们提供有关黑人经历的第一手资料，但却觉得应该由她们来决定这种经历是否可信。受过高等教育的黑人妇女（甚至那些来自贫穷或工人阶级家庭的黑人妇女）也常常被当作纯粹的仿效者打发了事。我们在运动中的存在毫无价值，因为白人妇女深信“真正的”黑色意味着说着贫穷黑人的土话、没有受过教育、有着各种应付街头事情的智慧和其他很多固定的模式。如果我们敢于对运动提出批评、对重新形成女权主义思想承担责任或者引进新的观念，那么我们的话就会被打断、不予理睬，然后不让我们说话。只有在我们的陈述附和着讨论的主要观点时，才会有人听到我们的声音。
　　很少有人写出有关白人女权主义者企图压制黑人妇女言论这方面的事情。这种情况常常出现在会议室、课堂或者舒适的私人客厅里，在这些场合一个孤立的黑人妇女要面对一群白人妇女的带有种族主义的敌视。从妇女解放运动一开始，黑人妇女就加入了一些团体但很多人在参加了一次会议后就再也没有来过。安妮塔·科恩威尔（Anita Cornwell）在她的文章“三个换一个：一个黑人同性恋女权主义者的笔记”中的论述是正确的，她说：“让人感到非常痛心的是，害怕遇到种族歧视似乎成了很多黑人妇女拒绝参加妇女运动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最近种族歧视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且就此进行了一些讨论，但这对于白人女权主义对黑人妇女的态度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忙着发表有关“忘却的种族主义”的论文和著作的白人妇女们在涉及到黑人妇女时就常常表现出一种屈尊俯就和恩赐的态度。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她们的讨论常常是只以白人听众为对象的而且其中心也只在于改变态度而不是从历史和政治的角度去讨论种族歧视问题。她们在带有特权性质的有关种族问题的讨论中，把我们视为“客体”。作为“客体”，我们与她们是不平等的，是劣等的。也许她们是真的关注种族歧视问题，但她们的方法表明她们仍然没有摆脱白人至上思想所特有的家长制作风。这些妇女中有些人把自己置于一种“权威”的位置上，认为自己必须在有种族歧视思想的白人妇女（她们自然地认为自己已经对她们的种族主义思想让步了）和她们认为没有能力进行理性讨论的愤怒的黑人妇女之间充当调解人，让她们进行交流。当然，要保持她们的权威地位，她们的种族主义、阶级主义和教育优越主义思想体系就必须保持其完整性。
　　1981年，我参加了一个女权主义理论的研究生学习班，在发给我们的课程书目中包括了白人妇女和男性以及一名黑人男性的著作，但却没有黑人妇女、美囯土著印第安妇女、拉美妇女和亚洲妇女的作品，也没有关于她们的著作。当我指出这一疏忽的时候，白人妇女们对我采取了愤怒和敌视的态度，其激烈程度让我觉得很难再留在这个班里。我认为这种集体愤怒的目的其实是想营造一种气氛，让我在心理上无法承受在班级讨论中发言的压力或者甚至无法参加这个班，我得到的回答是她们并不愤怒，愤怒的其实是我。几个星期后，学习班结束了，我收到了一个白人女生给我的公开信，她在信中承认了她的愤怒并且对她所作的攻击表示歉意。她写道：

　　我不认识你。你是一个黑人。在参加这个班一段时间后，我注意到自己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会作出反应，而这种反应往往是与你相抵触的。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争论总是与种族歧视有关，而是因为我觉得其中隐藏的逻辑是如果我可以证明你在一个问题上是错误的，那么你在任何问题上便都是错误的。

　　在另一段中她这样写道：

　　一天我在班上说一些人受柏拉图的理想国的诱惑要比另一些人少。我当时说我认为我们在受了15年的教育，学会了统治阶级的礼仪规范之后，可能比那些生活得离魔鬼的心脏非常近却没有受到惊吓的人更加容易受到诱惑。从那以后，我的一个同学就再也没跟我说过一句话，而她曾经是我的好朋友、姐妹和同事。我想是我们也许不是所有妇女最好的代言人这一事实让她对自身的价值和她的哲学博士学位感到担心。

　　在白人妇女猛烈地攻击黑人妇女的情况下，她们常常把自己看作是被攻击的对象，是牺牲者。在我组织的一个有各个种族的妇女参加的团体中，我曾经和另一个白人女同学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她告诉我她曾听说我在女权主义理论学习班中是怎样“消除”别人的，她害怕自己也会被“消除”。我提醒她我当时是一个人对着一大群愤怒而且有攻击性的人说话；我几乎无法控制局面。含泪离开课堂的是我，而不是任何一个所谓被我“消除”的人。
　　黑人妇女强壮、超人的种族特性在很多白人妇女的头脑中形成了有效的荒诞说法，使她们忽略了黑人妇女在这个社会中受迫害的程度，以及白人妇女在保持这种迫害使之永久化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莉莲·赫尔曼（Lillian Hellman）在她的自传《修饰痕》中写道：“我这一生从出生时开始便在听从黑人妇女的命令，需要她们，怨恨她们，几次没有服从她们便充满迷信。”赫尔曼所描写的黑人在她的家里当佣人，她们从来也没有得到过平等的地位。当这些黑人在向她提问、提出建议和指导的时候，她即使是个孩子，也是处于统治的地位；这些黑人可以自由地行使这些权力是因为得到了她或者其他白人权力者的允许。赫尔曼把权力放在这些黑人妇女的手中而不承认自己对她们的权力；这样她便掩盖了她们之间关系的本质通过赋予黑人妇女一种虚构的权力和力量，白人妇女既突出了她们自己无力被动的牺牲者的假象，又使人们不去注意到她们的攻击性、她们的权力（尽管在一个白人至上的男性统治国家中这很有限）和她们想控制和支配他人的欲望。很多白人妇女对社会的这些方面不了解，这阻碍了她们超越种族主义思想，并限制了她们对美国妇女整个社会地位的了解。
　　有特权的女权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与各种不同的妇女团体交流，也无法说起她们或者为她们讲话，因为这些女权主义者不能全面理解性别、种族和阶级压迫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她们不愿意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女权主义对妇女命运的分析倾向于把焦点仅仅集中在性别问题上而没有为建立女权主义理论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她们反映了在西方父权统治者头脑中的统治倾向，即掩盖女性现实状况的真相，坚持认为性别是决定女性命运的惟一决定因素。当然，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种族或阶级压迫的妇女来说仅仅把焦点集中在性别问题上要容易一些。尽管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关注阶级和性别问题，但她们倾向于忽视种族问题，或者她们承认种族问题很重要，然后继续进行着不考虑种族问题的分析讨论。作为一个群体，黑人妇女在这个社会中处于一个不寻常的位置，因为我们不仅都处于职业阶梯的底端，而且我们总的社会地位比其他任何群体都低。处在这样的位置上，我们忍受着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阶级歧视的压迫。同时，我们这个群体还没有社会化以至于可以扮演剥削者或压迫者的角色，也没有制度化的“他者”可以让我们去剥削或压迫（孩子不代表这样的他者，尽管他们可能受到父母的压迫）。白人妇女和黑人男性具有这两方面的特性。他们可以是压迫者，也可以是被压迫者。黑人男性可能是种族歧视的牺牲品，伹性别歧视让他们可以作为妇女的剥削者和压迫者。白人妇女可能是性别歧视的牺牲品，但种族歧视可以让她们成为黑人的剥削者和压迫者。这两个群体进行了支持他们利益的解放运动并且赞同对其他群体的继续压迫。黑人男性的性别主义者破坏了根除种族主义的斗争，而白人妇女的种族主义者破坏了女权斗争。只要这两个群体，或者其中任何一个，把解放理解为获得与白人男性统治阶级一样的社会平等，那么他们在持续的对他人的剥削和压迫中便有着既得利益。
　　黑人妇女没有制度化的“他者”可以让我们去歧视、剥削或者压迫，她们通常都有直接向主流的阶级主义、性别主义和种族主义社会结构及其意识形态挑战的切身经历。这样的切身经历可能会形成我们的意识，使我们的世界观与那些有着特权地位（尽管这在现存制度中是相对的）的人完全不同。黑人妇女认识到自己处于边缘这一点给我们带来的优势并且利用这一点去批评占统治地位的种族主义、阶级主义和性别主义霸权，同时展望和进行反霸权活动，这一点在持续发展的女权斗争中是至关重要的。我认为在发展女权主义理论中我们扮演着中心角色，并且把它提供给大家，做出了独特和有价值的贡献。自由女权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实践是大家必须共同分担的责任。虽然我对我们目前所了解的女权运动的诸多方面提出了批评，这种批评有时是尖锐而无情的，但我并不想削弱女权斗争而是想将它壮大，来共同承担建立解放思想和解放运动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