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重新思考工作的本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贝尔·胡克斯 -> 《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1984）

7 重新思考工作的本质

　　很多女权主义作品中工作的态度反映了资产阶级偏见。形成女权主义思想的中产阶级妇女认为妇女们最紧迫的问题是要走出家庭去工作——不再“仅仅”是家庭主妇。这便是贝蒂·弗里丹的具有独创性的作品《女性的奥秘》的中心原则。女权主义者声称，走出家庭去工作是获得解放的关键。她们说，工作将使妇女挣脱对男性的经济依赖，反过来还能让她们反抗性统治。这些妇女谈论工作的时候，她们把它和高收入的职业等同起来了；她们所指的不是低收入的工作或者所谓的当“仆人”。她们被自己的经历蒙住了眼睛，没有看到其实绝大多数妇女（甚至在《女性的奥秘》出版的时候）已经在家庭之外工作了，可她们从事的工作既不能让她们从对男性的依赖中解放出来，也不能让她们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本杰明·巴伯在他对妇女运动的批评文章“解放女权主义”中指出了这一点：

　　工作对于那些寻求打发空闲时间的妇女的意义与它对大多数人的意义显然是不同的。对一些幸运的妇女、极个别的妇女来说，工作有时会有意义和创造性。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它仍然是一件不得不做的苦差事，面对耕犁、机器、文字或者数字——接触着产品、开关、文件以得到维持物质生存所必需的钱。

　　像巴伯提出的这样的批评并没有让当时的女权主义思想家们重新审视她们有关妇女和工作的观点。即使把工作作为解放的观点对那些被剥削的、低收入的劳动妇女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但它也为那些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妇女从事或者重新从事劳动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动力。它给很多没有受过大学教育、被灌输了妇女的位置是在家里的白人妇女一种支持，让她们忍受低报酬的工作，主要是增加家庭收入和打破个人封闭。她们可能认为自己是在享受新的自由。在很多情况下，她们是在为维持不再单单依靠男人的收入来供养她们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奋斗。卡罗琳·伯德在《两份薪水的婚姻》中解释了她们成为劳动力的背后的动因：

　　无论是专业工作还是“粉红领”工作，妻子们都没有认为她们是处于经济历史的背景之中。她们不知道她们是在创造一次革命，也没有打算这祥做。她们中的很多人为工作在家庭里“做帮手”，为了攒线付买房子的费用、为孩子们买衣服或者支持越来越高的大学费用。她们急切地寻找兼职工作，即那种不会“影响”到她们家庭的工作。70年代出生的孩子没有把妇女们留在家中，而是迫使她们去挣到养活他们的开支，因为家里有孩子的妻子较普通妇女更加愿意赚钱。

　　虽然很多这样的妇女从没有参加过女权运动，但她们认为自己是在向有关妇女位置的传统观点挑战。
　　早期的女权主义者所坚持的“工作解放妇女”的观点使很多贫穷的和劳动阶层的妇女，特别是非白人妇女出于很多原因而远离了女权运动。像“家务劳动报酬”这样的运动（其组织者同时还向带有性别歧视的工作概念和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发起挑战）并没有成功地使公众的有关工作的女权主义概念激进化。巴伯在指出这些妇女常常会由于她们所从事的工作不能使她们获得解放而希望放弃这一问题上是正确的：

　　在很多贫穷的美国妇女中，解放意味着一位母亲最终放弃她的工作而得到的自由——过着呆在家里的资本主义的生活，和过去一样。当然工作对她而言就是擦地或者洗厕所或者在打折衣服上没完没了地缝扣子，这更是一种自我生存而不是自我实现。即使是最廉价的仆人工作也一定可以被看作是对空闲时间的尖锐矛盾的一种逃避——如果不是被迫的。能够工作和必须工作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慨念。

　　作为工作者，贫穷的和劳动阶层的妇女从她们的经历中知道工作既不是个人实现也不是解放——它在极大程度上是剥削和非人化。她们对资产阶级妇女所声称的妇女将通过工作得到解放表示怀疑，并且她们也同样受到威胁。她们受到威胁是因为她们知道新的工作机会不是为那些寻求进入劳动市场的大量白人妇女创造的，她们害怕她们和她们那个阶层的男人都会失业。本杰明·巴伯同意她们的想法：

　　当大量的受过相对良好教育的妇女进入一个已经有很多相对没有技术的失业工人的严格的劳动力市场的时候，她们的工作可能意味着大量底层的人会失业。占失业人口很大比例的16岁到30岁之间的非白人年轻男性会发现找工作比过去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对真正遭受苦难、压迫和不公平进行客观的衡量，并以此为基础规定一些优先权就变得极为重要，并且女权运动所强调的“压迫”这个词的真正代价也体现了出来。性别歧视是与种族歧视和经济剥削共存的，而不是存在于它们之中。解放主义者不能期待贫穷者正确地看待似乎是中产阶级斗争的东西把更多的工作从他们那里剥夺走。

　　黑人妇女和男人们是第一批表达出对已婚的白人妇女涌人劳动力市场将对有工作能力的黑人意味着更少的工作机会的恐惧的群体之一，其严重程度使白人至上主义把非白人阻碍和排斥在某些工作之外。通过把各阶层的白人妇女和非白人聚集到一起的赞助性行动计划，形成了一个让雇用者继续歧视非白人和通过雇用白人妇女来维持白人至上的制度。雇用者不会雇用任何一个非白人，以此贯彻赞助性行动的方针。当我在英国攻读哲学博士学位的时候，我的白人教授和他的同行们不断地告诉我，我将是第一个找到工作的人，我的黑皮肤会让我找工作容易一些。但在我读书期间多数赞助性计划的工作职位都被白人妇女得到了，这一直让我很困惑。当一个黑人（或者一个非白人）被雇用后，通常人们都会认为不再会考虑其他的有色人种了——这种事不会发生在白人妇女身上。但不幸的是，认为白人妇女是少数的女权行动主义帮助形成了一种局面，在这种局面中，曾经为有能力的非白人而设的工作可以给白人妇女去做，于是很多有色人种的人们觉得女权运动是对他们的解放斗争的一种威胁。如果白人女权积极分子敦促在赞助性行动计划中划分出两个类别——一种为与受压迫人种区别开的妇女寻求工作平等——它就不会让人觉得白人妇女解放主义者是在以非白人妇女和男性为代价急于实现她们的目标。
　　强调工作是妇女解放的关键使很多白人女权主义者想到那些工作的妇女“已经解放了”。她们实际上是在对多数劳动妇女说：“女权运动不是为你们开展的。”这样形成的女权主义思想体系似乎与劳动妇女是无关的，于是资产阶级白人妇女便把她们排除在运动之外了。然后她们形成服务于她们的阶级利益的女权运动，而不用面对女权改革将会给广大劳动妇女所带来的影响，无论这种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黑人妇女从白人妇女那里得到暗示，认为她们已经在家庭之外工作就说明了她们已经得到了解放，不需要女权运动了。她们应该向这样的思想挑战，即任何工作都将解放妇女，并且要求女权运动关注劳动妇女。
　　如果女权主义运动的中心议题不仅仅是努力让妇女得到报酬更高的工作，同时也关注妇女工作场所的条件的改善和为各个阶层的失业妇女找到工作，那么女权主义将被视为一项关注所有妇女的运动。女权主义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追逐名利，帮助妇女得到髙收入的工作上，这不仅使大量的妇女远离了女权运动；它还使女权主义积极分子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越来越多的资产阶级妇女在工作并不表示妇女这个群体得到了经济权力。如果她们看到贫穷的和劳动阶层的妇女的经济状况，她们便会看到越来越严重的失业问题和越来越多的各个阶层的妇女沦为穷人。
　　既然很多中产阶级白人妇女离婚并且发现她们沦落到了贫穷和劳动阶层，于是女权主义积极分子开始谈论“贫穷的女性化”，并旦呼吁人们关注美国的妇女经济状况。芭芭拉·厄伦瑞克（Barbara Ehrenreich）和科伦·斯塔拉德（Karin Stallard）的文章“新穷人”唤起人们注意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白人妇女进入了贫穷阶层并且强调从1967年到1978年，各个阶层妇女的贫穷程度增加了，这几年是很多人所认为的妇女的经济繁荣时期：

　　冷酷的经济新闻给人造成一种70年代是妇女“解放的十年”的假象。对于某些妇女，在某些方面，它是。年轻、受过教育并且有进取心的妇女，通过打拼进入了曾经对她们关闭的职业，如医学、法律、大学教师和中层管理。在媒体上，有着2到3个孩子和旅行车的郊区家庭妇女是旧式的女性的理想形象，现在取而代之的是拿着公文包、穿着套裙的进入较高社会阶层的职业妇女。电视上“新闻节目女主持人”变得和昨天的新闻一样常见，chairmen变成了chairpersons，于是有时似乎惟一阻碍妇女的东西是不够“自信”。但是在乐观的画面下面，作为一个阶级的妇女——年轻的、年老的、黑人、白人——正在逐渐失去她们的场所，而其中的黑人和西班牙妇女则更加贫穷，她们遭受着最惨重的损失。

　　不幸的是，白人妇女并不是偶然地到最近才开始关注这样的损失。阶级主义和种族主义形成了这样一种妇女观点，即资产阶级白人妇女认为这样的损失不发生在那些被剥夺者中间便不需要去注意它们。与此同时，最近很多对妇女和贫穷问题的关注（来自女权主义者和右翼）暗示着由于越来越多的白人中产阶级妇女可能有一天会进入贫穷阶层，于是这个问题便更加悲惨，更加值得注意，是一种更加需要改变的状况。这样处理妇女和贫穷的问题给了一个群体的妇女状况以特权。它鼓励妇女们去审视失业、离婚等等给白人妇女所带来的影响，而不是促使我们去关注妇女整体的经济地位。如果女权主义积极分子始终在注意整体状况，它就不会对妇女作为一个群体是在失去而不是得到经济地位的情况感到吃惊，也会更早地提出这些问题。
　　如果用正确的方式处理，对贫穷的攻击可以成为联合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妇女的问题之一。厄伦瑞克和斯塔拉德肯定地说：

　　贫穷的女性化——或者换句话说，妇女的贫穷——可能是当今女权运动所要面对的最重要的挑战。

　　结束对妇女的经济剥削，可以成为一种关注广大妇女的女权主义议题，从而消除将那些积极参加女权运动的小群体的妇女和社会中尚未参加有组织的女权斗争的较大群体的妇女分隔开的障碍。它可以改变女权运动，使它不再服务于某一特殊群体的阶级利益。共同努力提出妇女受到经济剥削的问题将会关注到很多的问题。其中有些问题可能会指出在现有的体制中改善工作条件的方法，尽管这不会根本性地改变资本主义父权制。后一点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厄伦瑞克和斯塔拉德所回避的问題。虽然她们用了很多段落来描述这个问题，但她们只用了一段提出了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法：

　　我们需要一个女权主义的经济纲要，这不是一个小的议题。有关妇女的需要的经济纲要将必须提到一些有关商业统治经济和男性统治社会中最根深蒂固的不公平。将它指出来会让我们超越由要求平等权力而定义的一些熟悉的舆论——产生新的问题、新的计划、可能还有新的观点。无论是否有过争论或者共同的突破，都太迟了；贫穷的女性化要求一个关于公平和民主社会的女权主义眼光。

　　厄伦瑞克和斯塔拉德提出妇女应该致力于设想一个新的经济纲领，但她们在文章中却明显避免对资本主义提出批评。我们必须接受这是一种为了其生存而依赖于剥削下层社会的群体的制度。我们还必须接受在这种制度中，很多妇女正是和将会成为阶级压迫的牺牲品。
　　积极于女权运动的大多数妇女并没有激进的政治观点，也不愿意面对这样的现实，特别是当她们作为个人在现存的结构中达到了经济上的自给自足的时候。她们不情愿，甚至不愿意知道支持资本主义父权制或者甚至一种没有性别歧视的资本主义制度都不能结束对下层群体的经济剥削。这些妇女害怕失去她们的物质特权。随着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妇女失去了地位、进入贫穷阶层，她们可能会发现有必要对资本主义提出批评。厄伦瑞克和斯塔拉德描述的一个妇女便知道“艰难的时期可以用不平常的方式让我们睁开眼睛”。
　　由于更多的妇女面对着当前经济体系的破产，我们在通过有效的改革致力于改变妇女目前的经济困境的同时，必须努力去设想新的经济纲领。应该提倡通过缩短工作周的方法来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妇女们应该努力结束男人们得到的“家庭工资”。妇女们应该支持福利并且要求福利改革。妇女们需要在一个非常基本的程度上学会如何更有效地支配她们挣到的钱。妇女们需要抵御对强迫性消费的沉迷。从事特殊工作的妇女群体需要组织起来共同要求更好的工作环境。恶劣的工作环境常常使从事低收入工作的妇女们长期不健康、不必要地非人化、紧张和绝望。从事服务业的妇女们不知道如何提出与工作有关的问题，她们需要得到指导和建议。可以进行的改革和改进计划是无止境的。虽然其中有些问题正在被提到，但它们如果得到更多的支持会更加有利。当妇女们看到她们的经济状况是女权运动的一个中心议题的时候，她们便会更加愿意去看待女权主义思想。
　　妇女们在工作中受到经济剥削，但她们在心理上也同样遭受剥削。性别歧视的思想让她们贬低自己对劳动力的贡献。消费主义使她们相信她们之所以工作仅仅是因为必需或者缺乏，而不是在为社会做贡献、进行创造或者感受一种既有利于自己也有利于他人的完成工作的满足。女权主义对工作本质的重新考虑将帮助妇女工作者反抗心理剥削，尽管这样的努力不会改变经济状况。女权主义者如果肯定妇女所从事的工作的价值，无论是有报酬的还是没有报酬的工作，那么她们将为妇女们提供可选择的自我概念和自我定义。女权运动中对职业和事业的关注常常使参加者觉得所有其他的工作，特别是那些低报酬的工作是毫无价值的。于是，女权主义者对那些由广大妇女所从事的工作的态度反映出了男性的态度。
　　在劳动市场上很多妇女从事的是服务行业，这种工作或者报酬很低或者没有报酬（如，家务劳动）。家务劳动和其他服务工作在资本主义父权制中尤其受到贬低。女权主义者为家务劳动的工资问题进行争论，她们把这看作是给妇女一些经济权力和给她们的工作以价值的一种手段。似乎给家务劳动付报酬不可能导致社会承认这些工作的价值，因为有报酬的服务工作被认为是毫无价值的。在有报酬的服务工作中，劳动者们得到经济上的报酬，但这样的报酬并不能减轻她们在心理上受剥削的程度。她们的工作有着与家务劳动同样不光彩的名声。《妇女和新世界》的匿名作者们认为给家务劳动以报酬“这项建议让我们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因为它把我们带入了市场并且对不光是妇女经济独立而且还满足人类需要的活动进行标价”。如果妇女接受了家务劳动的工资，那么它可能永远都被认为是“妇女的工作”，不可能认为它是有价值的劳动。
　　有关服务工作和家务劳动的专著实在是太少了（关于家务劳动的书有：安·奧克雷（Ann Oakley）的《家务劳动的社会学》、雷·安德烈（Rae Audré）的《主妇：被遗忘的劳动者》和由爱伦·马罗斯（Ellen Malos）编辑的一本文选《家务劳动的政治学》）。也很少有女权主义研究涉及到良好的家务劳动对个人安康的贡献、对美学发展的促进和对减轻紧张程度的帮助。通过学习家务劳动，孩子和成年人都可以承担他们要求物质现实的责任。他们会学会欣赏和爱护他们周围的一切。因于这么多的男孩子都没有学习过家务劳动，他们在成长中就不尊重他们的环境，并且常常缺乏照顾自己和家人的技能，他们被培养了一种在家庭生活中对女性的不必要的依赖，这种依赖的结果有时是不能发展起一种健康的自治感。女孩子虽然常常被迫从事家务劳动，但却通常教育她们这是不体面的，这样的态度使她们憎恨家务劳动并且剥夺了她们本可能通过完成这些必需的劳作而产生的个人满足。她们在成长过程中认为，工作，不仅仅是家务劳动，是一件苦差事，她们便会梦想一种不用工作的生活，特别是不用从事服务工作。如果教她们重视家务劳动的价值，她们可能会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对待所有的工作。她们可能把工作视为对个人身份的一种肯定而不是否认。今天，有很多年轻的西方人，包括女性和男性，都在遵循着各种东方的宗教教义和哲学思想，希望能够达到自我实现。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学会了重新思考他们对工作、尤其是服务工作的态度。他们懂得了戒律是从认真完成各种任务开始的，尤其是那些在这个文化中被认为是“仆人”的工作。
　　重新考虑工作的本质对美国的女权运动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作为重新考虑的一部分，妇女必须学会尊重工作。很多女权主义积极分子没有采取这样的立场，即妇女学习重视她们所做的工作，无论是有报酬的还是没有报酬的工作，都是一种代表着权力和反抗的重要而有意义的姿态。她们的举动似乎表明只有迫使男性，特别是统治群体的男性承认妇女所从事的工作的价值（比如说把家务劳动变成一种有报酬的劳动），她们的工作才是有价值的。如果妇女不重视那种工作，那么男性是否承认妇女工作的价值是无关紧要的。
　　和这个社会中其他被剥削被压迫的群体一样，妇女通常普遍对工作持否定的态度，特别是她们所从事的工作。她们贬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因为她们所受的教育告诉她们仅仅用交换价值来判断其重要性。低工资或者没有工资被认为相当于个人失败、缺乏成功、低人一等。和其他被剥削群体一样，妇女把有权者对她们的定义和对她们劳动的评价内在化。她们没有对工作形成这样一种态度，即把它看作一种尊严、纪律、创造性等等的表现。在格瑞斯·李·伯格斯和詹姆斯·伯格斯的著作《20世纪的革命与发展》中指出了社会中的大多数劳动者，女性和男性，都认为工作是一种奴役形式，他们需要懂得她们通过参加劳动创造了他们的人性：

　　人类可以不工作而生存是难以想像的。有关工作的新的道德规范是从工作对人类的个性来说不可或缺这个观点而来的。但是男人、女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在为反对强迫工作而斗争，这使我们忘记了这样的观点：如果我们不工作，我们就不是人类。我们存在于反对劳动和消除旧的劳动原因的技术革命的斗争的历史最高点上。所以我们必须重申人类必须工作，但他们不是以旧的方式和为旧的原因而工作。除非我们相信有新的人类工作的原因，否则便不能找到一种新的方式或者新的理由……
　　我们需要有两极化，一种对工作的两种态度之间的对立。无论是不是尊敬地称它们为对工作的“中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态度并不重要，只要我们认识到在这个历史的接合点、转变期，有着两种态度：一种是对工作的仇视和批判，破坏人性；另一种是承认工作是人类发展自我过程中必不可少的。

　　从传统上说，工作不属于妇女为了发展她们的个性、自我概念等目的而参加的人类活动范畴。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已经在经济上自立的人，还常常和那些做着没有报酬的劳动、在经济上依赖他人的妇女们一样，不能把他们自己从与性别歧视者的被压迫关系中解放出来的原因之一。这些劳动妇女常常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她们发展个性、自我概念等等的场所。她们可能会坚持认为自己有一天会遇到一个“好”男人，从而从工作的需要中解放出来。这种想法使她们去支持和维护性别歧视的思想体系。和劳动阶层的妇女们一样，她们可能从女权主义者对工作本质的重新思考中获益。找不到工作的、失业的和被迫依赖于福利的妇女被统治群体鼓励把她们自己看作是依靠他人的劳动而生存的寄生虫。社会福利制度的构成使接受者要想得到帮助必须经历一个令人感到沮丧的过程。这个过程常常会产生绝望，使这些妇女麻痹并且使她们不能把自己从依赖者的地位中解放出来。这些妇女也能从女权主义者对工作本质的重新思考中获益。她们可以参加到女权主义者主张的重新建构目前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努力之中，把它和工作的积极概念结合起来，使它可以引向工作。
　　如果关注广大妇女的需要，那么未来女权运动将会持续下去。通过致力于重新考虑工作的本质，女权主义积极分子将会形成运动的方向，使它与所有的妇女都有关系，让她们都来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