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结束暴力的女权运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贝尔·胡克斯 -> 《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1984）

9 结束暴力的女权运动

　　当代女权运动成功地使人们注意到了结束男性对女性的暴力的需要。在全美各地都有妇女积极分子为受虐待和被殴打的妇女建立的避难所，旨在帮助这些受害的妇女恢复自我、开始新的生活。尽管经过了多年的艰苦工作，但男性对女性的暴力问题仍在持续增长。女权主义者常常认为这种暴力与这个社会中的其他暴力形式是不同的，因为它明确地与性别歧视政见和男性至上——即男性统治妇女的权力——相联系。苏珊·谢奇特（Susan Schechter）对被殴打妇女的运动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撰写了《妇女与男性暴力》，她在书中不断地强调“对妇女的暴力来源于男性统冶”。在“家庭中对妇女暴力的分析”一章中她阐述了男性至上的意识形态鼓励并且支持了对妇女的暴力：

　　对殴打的理论性解释认为它不仅仅是一种实施；通过分析造成对妇女暴力的环境，提出了为结束暴力而进行的运动的方向。对妇女的虐待在这里被视为是表现在家庭中的传统男性统治的表达方式，并且现在被制度、经济安排和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中的性别区分所强化。只有对产生殴打的整个环境进行分析，女性和男性才能制定出一个长期的计划以消除它。

　　虽然我同意谢奇特所说的男性在家庭中对妇女的暴力是男性统治的表现，但我相信暴力是不可避免地与社会中所有发生在有权者和无权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所有暴力行为联系在一起的。虽然男性至上的思想鼓励使用虐待的方法来维持男性对妇女的统治，但导致对妇女的暴力、成人对儿童的暴力以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所有暴力的根源是西方哲学体系中的等级制度和强迫性权力。性别歧视和其他群体压迫的思想体系都是以这一信仰为基础的；只有消除这一基础它们才能得以消除。
　　对于旨在结束对妇女暴力的持续的女权主义斗争来说，把这种斗争看作是全面结束暴力的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非常有必要的。到目前为止，女权运动一直把焦点放在男性暴力上，其结果也陷入了性别歧视的老调，即认为男性是暴力的，妇女不是；男性是虐待者，妇女是受害者。这种思想方式使我们忽视了这个社会中的妇女（和男性）接受和维护这样一种思想已达如此程度，以致于认为那种用强迫手段维持对被统治者的权力的统治政党或群体的做法是可以接受的。它让我们注意不到或忽视了妇女对其他人施加强制性的权力或暴力行为所达到的程度。妇女可能不像男性那样频繁地使用暴力，但这并不能否定女性暴力的事实。如果我们要消除暴力，必须了解这个社会中支持它的男性和女性群体。
　　在白人至上的社会等级中，资本主义父权制在理论上使男性有权力，妇女没有；成人有权力，儿童没有；白人有权力，黑人和其他非白人种族没有。在特定的形势下，如果权力受到挑战或威胁，无论哪一个当权的政党都有可能用强制性的权力来维持权力。虽然大多数妇女明显没有使用虐待和殴打来控制和统治男性（尽管有少数妇女殴打男人），但她们可能使用虐待的手段来维持与她们的权力对象的交互作用中的权力。我们之中很多人成长在父权制的家庭中，家里的男性用虐待妇女和儿童的手段来维持统治和控制，我们的问题常常由于妇女们也相信有权力的人用暴力来维持权力是正确的而变得更加严重。这些家庭中的有些妇女对孩子使用强制性的权力（在男性不使用暴力的家庭中的妇女也会如此），有时是没有明确原因的随意的暴力行为或经常性的谩骂。这种暴力与男性对儿童和妇女的暴力没有什么不同，尽管它可能没有那么普遍（这也未必，因为有90%的父母曾对孩子使用某种形式的身体暴力）。虽然强调妇女在处于权力位置时也有可能使用强迫性权力并不能消除男性对女性暴力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但意识到这一点会提醒我们妇女和男性一样，必须努力忘记那种教导我们用强权或暴力维持统治是可以接受的杜会化。如果仅仅致力于结束男性对女性的暴力，女权主义者可能看不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她们可能会鼓励妇女抵制男性的强权统治但不鼓励她们反对所有形式的强权统治。
　　谢奇特在分析家庭中对妇女的暴力问题的理论章节“理论建设中的问题”中认为有必须对导致殴打的因素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她用同性恋关系中的妇女有时会遭到殴打这样的事实来提出这种情况如何“符合”把男性统治视为殴打原因的理论这一问题。她回答说：“你在理论上可以说，以权力和统治为基础的亲密关系的模式在这个社会中非常普遍，它们的确影响到了同性之间关系的本质。”不过她不愿意接受这个理论，因为它没有肯定男性的统治是殴打的基础。因此她认为在把两种形式的殴打联系起来之前必须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然而，如果一个人，比如说我，认为殴打是因为这种文化中普遍存在着认为等级制度和强权是自然的，于是我们所有的关系都是以权力和统治为基础的，因此所有形式的殴打都是相关联的。哲学家约翰·霍奇在《种族主义和群体压迫的文化基础》中认为是在传统的西方男性独裁和成人独裁的家庭环境中，我们大多数人被社会化地接受了群体压迫和使用暴力来维护权力。这些形式构成了我们所有关系的基础：

　　二元论文化中的大多数私人关系都发生在确立的制度中。结果大部分个人关系都包含一种强烈的等级要素。大多数个人交互作用产生于等级结构之中并且由这些结构形成。我们只是考虑了这种关系通常普遍存在于接受了成人统治非成年人和男性统治女性规范的家庭之中。除了这些个人关系之外，其他的个人关系通常还存在于这样的等级结构之中：雇用者—被雇用者、老板或工头—工人或职员、生产者或所有者—使用者、地主—佃户、借出者—借入者、教师—学生、统治者—被统治者，总之，是控制者和被控制者。

　　在所有这些关系中，统治集团所行使的权力是靠威胁（有用或没有）来维持的，如果这种等级制度受到威胁的话，将会使用虐待性的生理或心理惩罚。
　　个人关系中男性对女性的暴力是使用虐待性的暴力来维持统治和控制的最突出表现。它集中体现了等级统治和强权的概念。与对儿童的暴力、或者白人对其他种族群体的种族暴力不同的是，这是一种被公开宽恕和接受的暴力，在这种文化中它甚至受到赞美。社会对暴力的接受和维持有助于维护它并且使它难以被控制或者消除。通过暴力来支持男性对女性统治的父权制只是对这种接受的部分解释。男性父权制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扮演着完全不同的角色。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中，父权制允许所有的男性在家庭中对妇女进行绝对的控制、决定她们的将来和命运。男人可以随意地殴打妇女而不害怕会受到惩罚。他们决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谁、是否让她们读书写字等等。随着美国资本主义单一民族同家的发展，男性失去了很多这样的权力。这种权力的丧失没有与减少对男性至上意识形态的强调相一致。然而，认为工人是供养和保护家庭的家长的思想已经转变为他的劳动首先使资本主义国家获益。
　　男性不仅不再对妇女拥有绝对的权力和控制，他们也不再能控制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受到资本主义经济需要的控制。作为工人，我们文化中的大多数男性（与工作的女性一样）是受控制、被统治的。与工作的女性不同的是，工作的男性每天还被灌输男性至上和权力的思想。实际上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权力，而且他们自己也知道。但他们没有反抗经济秩序或者进行革命。他们被统治权力社会化了，接受了工作的公共社会中对他们的非人化和剥削，并且让他们期待私人的世界、家庭世界和亲密的关系将使他们恢复自己的权力感，他们把这种权力感与男性等同起来。他们被教导他们将可以在家庭中进行管理、控制和统治，这是他们接受一种剥削性的经济社会秩序所得到的巨额回报。男性资本主义统治者通过宽恕和维持男性对女性的统冶来阻止对工作的反抗，以确保男性暴力将表现在家庭中而不表现在劳动力中。
　　妇女成为劳动力也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利益，并且从男性那里拿走了更多对妇女的控制。于是男性便更多地依赖于使用暴力来建立和维持性别等级，在这样的等级中他们是处于统治地位的。他们的统治曾是决定于他们是惟一有工资收人的人。他们统治妇女的需要（从社会的角度说是由男性至上的思想构成的）与对“统治”他们的雇用者的被压抑的进攻—起使家庭环境成为导致暴力的剥削紧张状态的中心。由于男性不会因为他们伤害妇女，特别是妻子或情人，而害怕受到严厉的惩罚，于是妇女便成了攻击对象。而如果他们攻击雇主、警察的话是会受到惩罚的。
　　黑人妇女和男性一直在呼吁对“暴力循环”的注意，这种循环开始于在公共环境中所受到的心理虐待，男性工作者在这种环境中可能会屈从于老板或有权力的人的带有侮辱和贬低性的控制。由于他的物质生存依赖于工作境遇，他不会去攻击或反对会用开除或关押来惩罚他的雇主。他的这种暴力压抑了下来并且在我所说的“控制”环境中释放出来，在这种环境中他不用害怕会遭到报复，他的暴力行为也不会给他带来不幸。家庭通常就是这种控制环境，他虐待的目标通常是女性。虽然他对妇女的暴力表现部分来源于他的情感痛苦；但这种痛苦被释放到了女性身上。当痛苦消失的时候他感到了轻松，甚至快乐。尽管没有用一种健康的方式来面对或解决这种痛苦，但是他的痛苦消失了。由于性别歧视的社会中的男性心理教导男人们承认和表现痛苦是与男性相悖的，而且是缺乏雄性的表现，产生痛苦而不是表现它让男人们找回了完整的男性的感觉。这个社会中很多年轻黑人男性的生活便有着暴力循环的特征，这种暴力的高潮往往是他人或者他们自己的死亡，他们的生活集中体现了努力实现由资本主义父权制的统治群体所社会化地建构的男性幻想的危险性。
　　与很多撰写有关男性对妇女暴力作品的女权主义者不同，黑人妇女和男性强调“暴力循环”，这种循环开始于工作场所，因为我们知道系统的虐待并不是只限于家庭中，尽管暴力虐待更多地出现在家庭中。为了打破这种暴力循环、解放自己，黑人男性和所有的男性都必须对男性至上的性别歧视观念提出批评，去审视资本主义对他们生活的影响——他们在工作中感受到的被贬低、被疏远、被剥削的程度。男性必须向把男子气概与对他人行使权力等同起来的男性观念挑战，尤其是通过使用强迫性的暴力对他人行使权力。这一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必须要由不行使暴力的男性来进行，即那些反对资本主义父权制价值观的男性。很多对妇女采用暴力的男性并不寻求帮助或者改变。他们并不觉得自己接受并且坚持对妇女使用暴力是错误的。社会因此而奖赏他们，这怎么会是错误的呢？电视屏幕上每天都充斥着男性的暴力，特别是男性对妇女的暴力。它被赋予迷惑力，让人感到有趣和性愉悦。一个男性角色采用的暴力越多，无论是英雄还是坏蛋，他受到的注意就越多。一个男主角常常必须使用非常严重的暴力来征服一个坏蛋。这种暴力是受到肯定和褒奖的。男主角越暴力（通常是为了搭救或者保护一位妇女或者受害者），他从女性那里得到的爱和肯定就越多。他为了保护而采取的暴力行为被认为是一种关爱的表现，是他对女性的“爱”和对人类的关注。
　　部分妇女和男性把暴力和爱等同起来是另一个难以动员大多数人起来结束暴力的原因。在真实生活中，把爱和暴力等同起来是早期的儿童社会化的一部分。1982年10月的《小姐》杂志上刊登了一篇简·帕特里克（Jane Patrick）的文章“关于爱、暴力和独身妇女的特别报道”，文章呼吁人们关注很多既不在经济上依赖男性也没有通过法律契约属于男性的妇女也不反对男性的暴力，因为她们把它与爱等同起来。罗德尼·凯特（Rodney Cate）是专门研究家庭学科的教授，他把父母对孩子的暴力与成年人对亲密关系中的暴力行为的接受联系起来，帕特里克引用了他的话：

　　审视一下父母处罚孩子的情况，你便更加容易理解受害者——和施虐者——是如何把暴力和爱等同起来的。不难看到，我们如何把某种身体惩罚与爱一致起来，并且相信别人伤害我们是因为爱我们。

　　很多父母教导孩子暴力是结束冲突和确保权力的最容易的方法（如果不是最可以让人接受的）。父母在使用暴力来控制孩子的时候对他们说诸如“我这样做只是因为我爱你”之类的话，这不仅是在把暴力与爱等同起来，而且是在不加解释和讨论的情况下灌输一种爱近似于被动接受的观点。在很多家庭里，孩子和十几岁的青少年发现他们希望与父母讨论问题有时被认为是向父母的权威或权力挑战，是一种“讨厌”的行为。父母在觉察这种挑战或威胁的时候往往会采取暴力手段。这里再一次需要强调，用暴力、虐待来维持权力是正确的这一思想是由教堂、学校和其他公共机构教给个人的。
　　爱和暴力在这个社会中相互缠绕，使很多人，尤其是妇女害怕消除暴力会导致失去爱。像丑角系列丛书这样的通俗爱情读物在十年前并没有描述男性对女性的暴力，但现在却在描述殴打、强奸等行为，并且全部都是在浪漫的爱情故事背景中。有趣的是这些故事中的大多数女性都有专门的职业并且常常有性经历。这些故事认为必须用男性暴力来征服这些“傲慢”的女性，她们虽然在工作场所中与男性平等，但在家庭中必须被置于一个从属的地位。它们很少提出妇女应该放弃工作。她们的工作通常被描写成一种挑战的姿态，这种挑战增加了家庭中性冲突的激情，提高了男性使用暴力把这些“傲慢”的女性变得被动、顺从时的性愉悦。当然，这里的男性总是白人、富有，并且是统治阶级的成员。
　　几百万妇女用她们辛苦挣来的钱买来这些书，去阅读这些强化性别角色和把对妇女的暴力浪漫化的东西。应该注意到它们也是在支持白人至上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这是在鼓励阅读这些爱情故事的妇女接受暴力提高和加强性愉悦的思想。也是在鼓励她们相信暴力是一种男性和男性关爱的标志，一个男性暴怒的程度和他关爱的强度是一致的。于是，女性读者们便认为，如果她们接受爱和关心的话，就必须被动地接受暴力。妇女们的生活常常就是这样的。她们会接受亲密关系中的暴力，无论是异性恋的还是同性恋的关系，因为她们不想放弃这样的关爱，她们把忍受虐待看作是她们付出的代价。她们知道自己可以过没有虐待的生活；但却不能过没有关爱的生活。
　　提到为什么贫穷的妇女不会摆脱暴力关系，谢奇特说道：“贫穷的人们经历了这么多不同的压迫，暴力可能只是很多虐待中的一种。”当然很多黑人妇女无论自己在这个社会中处于怎样的位置，都必须面对某种程度的虐待。研究院里的黑人妇女和其他很多处于边缘的群体常常受到教授心理上的虐待，这些教授在他们攻读学位的几年里一直贬低和羞辱他们，或者非常“粗暴”使他们最终放弃。专业位置中显得“能干”的黑人妇女常常是雇主和讨厌她们的同事们的攻击对象。从事服务业的黑人妇女每天都受到可以对她们行使权力的人的轻视、贬低的评价和行为。社会中绝大多数贫穷的黑人妇女发现自己一直服从于公共机构、商店等的虐待。这些妇女常常觉得虐待是她们的多数个人交互作用中的一个构或要素。在有报酬或利益、在虐待并不是交互作用的惟一特征的环境中，她们更加倾向于接受虐待。由于这种环境通常是男性暴力发生的地方，她们可能不情愿、甚至不愿意结束这样的关系。和其他群体的妇女一样，她们也害怕失去关爱。
　　直到女性和男性都不再把暴力和爱等同起来，理解到亲密关系中的不一致和冲突可以不用暴力来解决，拒绝男性应该统治女性的观念，男性对女性的暴力才能停止，其他亲密关系中的暴力攻击也同样如此。为了帮助结束对妇女的暴力，女权主义者已经首先批评了男性至上思想体系并且揭示了它支持和宽恕这种暴力的方式。然而只有把男性对女性的暴力作为结束暴力的整体斗争的一部分，它才能得以结束。
　　当前女权主义者对核裁军的支持把军国主义和父权制联系在一起，表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与分析对妇女的暴力一样，这些讨论也倾向于针对男性对暴力的支持——一个限制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的焦点。很多提倡女权主义的妇女认为军国主义证明了父权制的男性概念和男性统治他人的权力。对这些妇女来说，反对军国主义就是反对父权制和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苏珊·科恩（Susan Koen）在介绍最近出版的一本文集《我们并非无路可走：给妇女的关于核思想的手册》时这样写道：

　　我们认为由核活动所引起的暴虐仅仅是这个每个领域都有着统治和剥削特征的文化的最后和最严重的表现。出于这个原因，世界上核思想的存在只能被认为是整体的一部分，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我们强烈要求把核力量和核武器问题与这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社会和政治观点区别开来，这些观点产生于对这一问题的有限的理解，于是也限制了可能的解决方法。然后我们争论说这些控制着我们的社会结构和关系的、由男性定义的结构直接产生了核工厂和核武器的增长。父权制是这个问题的根源，由核思想所带来的即将来临的危险让我们注意到父权制的基本问题。

　　把军国主义和父权制等同起来后，提倡女权主义的妇女们在她们的争论中常常表现出这样的思想，即男性是力量、攻击的同义词，代表着统治他人的愿望和对他们实施暴力；女性则是软弱、被动的同义词，代表着养育和维持他人的生命。这种二元论的思想是西方社会各种社会统治形式的基础。即使它转化或者被用作一个有意义的目的，如核裁军，它也是危险的，因为它加强了性别歧视和其他形式的群体压迫的文化基础。它促进了一种陈旧的、认为男性和女性天生不同的观念，认为女性由于性别原因，在支持和维护帝国主义（和服务于维持帝国主义制度的军国主义）或者其他的统治制度方面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即使有人争辩说男性被教导把男性气质与行使暴力的能力等同起来，而女性则被教导把女性气质与养育等同起来，但事实上很多女性和男性并没有遵守这些陈规。当代大多数有关女权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讨论把妇女的角色进—步神秘化，而没有为妇女阐明我们在维持统治制度中所行使的权力，也没有提出反抗和改变的策略。
　　与性别歧视意识形态的教义相应，妇女在这些讨论中是作为客体而不是主体被谈论着。我们没有被描述成是像男人一样作出政治选择的劳动者和行动者，而被描述为被动的观察者，对积极维持这个社会的价值体系毫无责任，这个价值体系声称暴力和统治是人类交互作用中最有效的交流工具，这是一个鼓吹和挑起战争的价值体系。有关女权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讨论并没有向妇女阐明我们在其多样性和复杂性中担任的角色，似乎所有的女性都是反对战争、反对使用暴力的，而男性是问题之所在、是敌人。这是对妇女经历的歪曲，不是对它的澄清或重新定义。贬低妇女扮演的角色必然导致对妇女真实情况的歪曲的观点。我使用了“贬低”这个词，是由于男性发起战争和制定战争政策而妇女只是被动地看这一观点拒绝把妇女看作一种积极的政治存在，即使在我们从属于男性的时候。被认为是低劣的或从属的必然定义出一个人究竟是谁或者他到底如何行动，这种设想是性别歧视模式的延续，这种模式否认妇女行使的相关权力。即使照着丈夫样子投票的妇女也是在进行政治选择。我们需要把妇女看作是政治性的存在。
　　一些讨论妇女和军国主义问题的激进分子在描述妇女的真实情况时一个歪曲的观点的例子便是普遍认为“妇女是战争的天敌”。很多女性反战积极分子认为妇女作为孩子的生育者或潜在的生育者必然比男性更加关注结束战争——这是在暗指女性比男性更多地维持生命。莱斯利·卡甘（Leslie Cagan）在《南端出版社新闻》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证实说参加裁军工作的妇女常常提出由于她们要生育孩子，所以她们“与这个星球的生存有着特殊的关系和责任”。卡甘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观点”，因为它把焦点集中在妇女的生物性上，并且“倾向于强化女性等于母性的带有性别歧视的观点”。她解释说：

　　可能有一些、甚至很多妇女由于关注她们的孩子而变得激进。对一些不想看到他们的孩子在核战争中被炸的父亲来说它可能也是一个因素。但仅仅这一点并不能证明这一狹隘而局限性的观点是正确的。说它是局限性的是因为它认为妇女与这个关系到我们星球未来的重要问题的关系仅仅依赖于单一的生物因素。

　　我们这些关注女权主义和军国主义问题的人必须坚持妇女（即使是那些生孩子的妇女）并不是天生的非暴力或维持生命者。很多做母亲的女性（无论是单身母亲还是与丈夫一起）都教她们的男孩子把打斗和其他形式的暴力攻击视为可接受的交流方式，是比关爱的交互作用更有价值的方式。尽管妇女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常常被认为扮演着养育的、维持生命的角色，但她们并不一定会像她们通过暴力实现的情感压迫或权力主张那样重视或尊重这个角色。我们必须强调真的出来抨击（即使是受到母性的激发）暴力和统治及其最终表现形式——战争的妇女是作出了政治决定和选择的政治思想者。如果致力于反对军国主义的妇女无论是直接或间接地继续暗示妇女身上有一种天生的反战倾向，那么她们便是在冒强化生物决定论的危险，这是男性至上观点的哲学基础。她们也是在冒掩盖这一事实的危险，即美国很多妇女不是反帝国主义者，不反对军国主义，也不反对把暴力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方式来使用。直到妇女们改变她们的价值观，她们都必须和男性一样被视为坚持人类关系的所有形式都包含社会统治的观点，并且她们必须对她们的行为负责。
　　现代军国主义的核心基础是帝国主义而非父权制（尽管它服务于帝国主义的利益，用侵略国家和民族的方式来连结男性观点）。世界上很多由男性统治的国家并不是帝国主义的；美国的很多妇女作出了支持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政治决定。从历史上说，为妇女的权力而努力的美国白人妇女并没有发觉她们的这种努力和她们支持西方帝国主义征服地球的企图有什么相抵触的地方。她们常常争论说平等的权力可以更好地使白人妇女帮助这个“伟大”国家的建立，如，帝国主义理想。20世纪早期的很多坚决主张妇女解放的白人妇女是前帝国主义者。
　　海伦·蒙哥马利（Helen Montgomery）于1910年出版的《东方国家的西方妇女》描述了五十年来白人妇女在国外传教方面的工作，这样的书记载了美国白人妇女的解放斗争和西方价值观及西方对全球的统治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蔓延之间的联系。作为传教士，白人妇女去往东方的国度，带着心理武器去破坏东方妇女的信仰体系并代之以西方的价值观。海伦·蒙哥马利在著作的结尾这样写道：

　　有这么多的声音在呼唤我们，这么多的慈善事业等着我们去效忠，我们都快忘记哪个是最好的。妇女传教运动的使命是把基督的王国带到人间，对最痛苦的需求作出回应，为了那些被牧羊人从羊圏里丟失的可爱的迷途羔羊到沙漠里去，为了和没有特权的人共享特权，和不快乐的人共享快乐，看到获得宽恕的人类的可能性，他们专心、安详而坚定地伴留在上帝的福音之光里。

　　尽管当代反对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女权运动是以白人妇女为首的，但她们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不能代表这个社会大部分白人女性或者妇女整体的价值观。美国的很多白人妇女继续全身心地支持军国主义。女权主义者必须使这些妇女对她们的政治决定负责并且努力改变她们的观点。如果我们把男人和父权制当作惟一的敌人，那么我们便是在回避这种挑战。
　　男性在全球进行了大部分的帝国主义行为和战争中的暴力行为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然而，我们必须记住当国家处于危机中受到召唤去做这样的事情时，妇女也要投入战斗并且也没有必要反对战争。我们还必须记住战争并不只简单地包括战斗，妇女们在家中和远离前线的地方所作的努力也是对战争有所帮助的。帕蒂·沃尔顿（Patty Walton）在她的文章“我们血液中的文化”的最后讨论了妇女对战争的参与，她这样写道：

　　妇女们没有在战争中参加战斗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情况而不是因为我们天生比男性有道德或者因为任何对我们的生物上的限制。妇女的工作既支持了社会的战争也支持了它的和平活动。而且我们的支持总是来源于作为妇女的特殊的社会化。事实上，妇女和男人的社会化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的需求进行了补充。有必要认识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需要改变这些物质关系而不仅仅是我们这个世界的问题制造者的性别。男性并不是天生更加富于攻击性，女性也不是天生就是被动的。我们有战争的文化，所以我们也可以有和平的文化。

　　劳动力的角色区分意味着妇女作为母亲也在支持战争，其方式是通过向她们的孩子灌输对统治的接受和把暴力视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在人类的意识中灌输这种思想与把军国主义国家作为对男性的全面统治一样重要，这种统治是通过控制坚持认为男性是战争制造者的男性群体，并且对他们加以奖励来实现的。美国的妇女和男性一样对目睹暴力有着很高的忍耐力，这是从过多地看电视中学到的。为了反对军国主义，我们必须抵制日常生活中教我们被动接受暴力的社会化和宣传，它告诉我们可以用暴力来消除暴力。反对军国主义的妇女必须不再支持战争，把对暴力的被动接受转变为在日常生活中一种社会控制的手段。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不再把男性当作使用、接受和宽恕暴力以及制造暴力文化的惟一群体。作为妇女我们必须为妇女在宽恕暴力中所扮演的角色承担责任。仅仅呼吁人们关注男性对女性的暴力，或者认为军国主义只是男性暴力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那么我们便没有充分地阐述暴力问题并且难以形成可行的抵抗策略和解决方法。（在辛西亚·恩洛伊[Cynthia Enloe]的著作《卡奇变成你？》中有对军国主义对妇女生活影响的更加全面的讨论）虽然我们不需要减少男性对女性暴力问题或者男性对国家、全球暴力的严重性，但我们必须认识到男性和女性一起创造了美国的暴力文化并且必须共同努力来改变和重新创造这种文化。女性和男性都必须反对任何形式的把暴力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来使用：战争、男性对女性和暴力、成年人对儿童的暴力、青少年暴力、种族暴力等等。女权主义旨在结束男性对女性暴力的努力必须延伸成为结束所有形式的暴力的运动。有了广泛的基础，这样的运动才可能激进其意识，并且在努力消除认为等级制度应该是人与人之间交互作用的基础的思想的过程中，强化必须结束男性对女性统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