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贝尔·胡克斯 -> 《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1984）
书介
介绍一本优秀的女权主义著作
吴季
（2003年7月23日）
《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美〕贝尔·胡克斯著，晓征、平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
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 to Center（bell hooks, 2000）
曾经风起云涌的女权运动到1990年代是怎样的状况呢？（台湾）丁锄在《后现代与女性主义在美国》写道：
“今日，美国各大学院校开设的妇女研究课程多达几万门，而各种有关女性主义的著作、演说、展出不但数量惊人，其细目更令人眼花撩乱。然而，讽剌的是，妇女运动却一天一天在衰退中，妇女处境也一步一步地在走下坡，不但妇女贫穷化的现象日甚一日，就连当初拼命争来的堕胎权和名目上的平等就业权也岌岌不保。”
这正是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在这本着作中所忧虑、针对并广泛探讨的问题——女权运动的倒退和成果的丧失：
“我们已经目睹在生育权方面的重大损失。对女性的暴力在上升。对劳动力的性别偏见每天都在发生。对女权主义无情的批评在指责运动中的家庭暴力，敦促妇女和男人们放弃女权主义思想，回到以性别划分的角色中去。父权制的大众传媒要么把女权主义说成是垃圾，要么告诉公众它是没有必要、没有生命的运动。机会主义妇女们倒是为女权运动的成功喝彩，然后告诉我们它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为在这个妇女迅速成为我们国家主要的贫困者、单身母亲正在患病、贫困的人得不到国家的帮助、大多数各个年龄层的妇女得不到基本医疗保健的社会里，‘所有妇女的生活都得到了改善’”。（2000年1月《第二版序言》）
这本写于九十年代的著作力图以清晰易懂的语言阐述、建设女权主义理论，使女权主义或女权运动成为不只是在受过教育的精英中进行的事，而是“以我们的共同经历为中心的运动，一个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持续不断的运动”。为此，需要对以往的斗争历程和理论加以总结、分析、批判，必须把“结束性别主义压迫的斗争”发展为一场消除统治思想的斗争，发展“一种批评性的政治意识”。
兴起于1960年代末的激进女权主义思想及运动，最初源自“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上阶层的、已婚的白人妇女……她们是厌倦了休闲、家庭、孩子和购物，对生活有更高要求的妇女”（如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她们把自己的处境当成所有妇女的处境，却“忽略了所有非白人妇女和贫穷的白人妇女的存在”。在她们的后辈，主流的女权主义者那里，种族和阶级问题同样被排斥在视野之外。这样，女权运动不可避免地为统治阶级所同化，成了“操纵女权主义来服务于她们（资产阶级妇女）的阶级利益”的工具，从街头运动、基层运动和社会运动沦为学院内的女性研究。事实上，“美国的女权主义已经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强调的是个人解放和个人奋斗观点，而非作为“社会集体中的个人重要性的个人理论”：
“她们口头上把自己与被压迫的妇女划分为同一类别，其实并不想引起人们对种族和阶级特权的注意”（P22）。
“她们并不急于让我们注意到这样的事实：男性并不享有共同的社会地位，父权并没有否认阶级的存在和种族特权及剥削，并不是所有的男性都同样从性别歧视中获益。”（P80）
于是，“开始时是一种解放理论，现在它却受到新的解放理论的威胁；它成了一个思想的牢笼”（苏珊·格里芬）。
胡克斯从黑人妇女的角度出发，指出性别、种族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如何密不可分：“黑人男性的性别主义者破坏了根除种族主义的斗争，而白人妇女的种族主义者破坏了女权斗争”，但是对下层的黑人（非白人）妇女来说，她们没有制度化的“他者”可以去歧视、压迫，她们所寻求的是结束剥削和压迫的方法，而非女权主义者的身份和生活方式，“她们通常都有直接向主流的阶级主义、性别主义和种族主义社会结构及其意识形态挑战的切身经历”。她们无法认同和满足于抽象的男女社会地位的“平等”，她们认识到“与她们同一阶层的男性没有社会、政治和经济权力，因此她们不认为与他们享有同样的社会地位是自由和解放”（P22）。
这些在理论和实践上占据支配地位的女权主义者，虽然偶或需要非白人妇女的参与，并提供“个人经历和私人故事”，“但却觉得应该由她们来决定这种经历是否可信”，也就是说，仅仅利用这些材料，通过裁剪取舍以迎合自己的理论。她们不是争取把运动扩展为解放全体妇女，发展群众基础和基层组织，而是封闭在自己的组织之内，对不曾参加组织的妇女不闻不问，对非白人及底层妇女的参加者抱着居高临下的、恩赐的态度，甚至在行动中也倾向于压制他人，排斥他人的发言。
由于拒绝向草根运动发展，拒绝把该运动上升到社会改造的层面，它转向理论上的夸夸其谈，把性别压迫渲染为女性唯一的、最重大的压迫（“所有的妇女都是受压迫的”；“男性是敌人”）从而“把剥削的社会基础神秘化”（玛莱内·迪克森Marlene Dixon）。“它使女权主义看起来更像是两性之间的战争宣言而不是一场结束性压迫的斗争”。这是一种貌似激进实则反动的立场。夸大性别压迫的结果是模糊了现实的女性状况，因为性别压迫——包括种族歧视——都源自阶级社会的现实：
“如果女权主义者呼吁人们注意统治阶级男性和普通大众男性之间的关系，后者尽管没有得到什么维护生活的利益，但还是被社会化而去维护性别歧视和性压迫，那么这些男人可能已被激发起来去审视他们生活中性别歧视的影响。”P89
不错，性别歧视是普遍存在的，且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对帮助女性获得从家庭到社会的解放，争取男女平等方面，男性，包括在下层的、非白人男性中间，甚至在各种激进团体和工会中间，还做得太少，不自觉，且多多少少沾染着传统习惯和社会偏见。然而，这样的现状要求的是女权运动的扩大、深入、独立性，而非被压迫者之间的分裂和敌对。男性并非不可以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女权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相反，他们有义务去消除性别歧视和性压迫，就像白人同样可以成为反种族主义的战士一样。团结是可能而且必需的，可惜在这一点上，女权主义者不仅做得还太少，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当然，被压迫者之间的团结绝不能够以妇女继续忍受性别歧视为代价，而应当挖掘造成压迫的社会根源，就像黑人妇女对黑人男性所说的那样：
“我们必须反对教我们憎恨自己和互相憎恨的社会化。”（P83）
“共同压迫”的观点则要求全体女性仇视全体男性，从而发展出一种封闭的、同其它反抗运动隔绝开来的倾向，“把女权主义视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而不是一项政治承诺”，“注意一种反文化的发展以及以女性为中心的世界的形成，在这样的世界中女性几乎可以不接触男性”。妇女在这种“共同压迫”的观念中被看成“被动的、无望的或者无力的‘受害者’”，这种作为受害者角色的要求，使得“过分自信的、自我肯定的妇女常常在女权运动中没有一席之地”。许多妇女解放主义者刻意强调“心理上的痛苦”，把它当成“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 从而掩盖了阶级特权，忽略了“很多妇女遭受着心理和物质上的双重痛苦”。在这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姐妹关系”的统一战线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团结的假像。因为问题是，同身居上层的女权主义者相比，底层妇女缺乏经济独立的条件，所以，即便她们摆脱了男性，也不会得到自由，而是直接面对社会的压迫。而在这样的社会上：
妇女和男人一样“不喜欢他们的工作，不喜欢激烈的竞争，也不喜欢有老板……尤其她们得到的工资还比男性低40%，通常做更乏味的工作，而且还很少得到‘成功’的机会。”（卡罗尔·汉尼斯克Carol Hanisch,P93）
“除非妇女接受在美国重新分配财富和资源，并为这一目的而努力，否则就没有超越阶级的妇女联合。”
这种观点在对待家庭、家庭暴力方面，是把家庭当成最严重的剥削单位的倾向。但这是错误和片面的。资本主义的管理方式是权威主义的，工作的男性一边接受着异化和剥削，一边又被灌输男性至上和权力的思想。媒体和书刊宣扬暴力文化，把男性气质渲染为行使暴力，宣扬男性的“强大”和对女性的“征服”，从而刻意地把暴力和爱（包括父母对子女行使的暴力——打骂是因为爱护）等同起来，把暴力和虐待变成爱的代价，从而扭曲了男女的性行为和性心理。女性加入劳动力市场使经济独立的可能性增加，削弱了男性的控制，资本主义文化则怂恿男性“更多地依赖于使用暴力来建立和维持性别等级”，“男性资本主义通过宽恕和维持男性对女性的统治来阻止对工作的反抗，以确保男性暴力将表现在家庭中而不表现在劳动力中”。而在另一方面——
“很多黑人妇女却发现家庭是剥削最不严重的地方。尽管在家庭中存在着性别主义，但我们可能会拥有尊严、自我价值和人性，而这些东西是我们在家庭以外的世界中所没有的，在这个世界里我们要面对所有形式的压迫。……我们希望能够确立家庭生活的重要性，因为我们知道家庭纽带对于受到剥削和压迫的人们来说是惟一永久的支援体系。”（P45）
由此可见，在非白人的、底层的妇女那里，家庭扮演着矛盾的角色。它延伸了整个制度的等级和压迫特征，维护阶级分化的现状并使之代代相传，但同时又是避难所和缓冲区，为家庭成员提供免遭外界侵害的支持和保护。事实上，家庭在整个阶级社会里都扮演着矛盾的角色：它为经济需要或资本的积累、传承所驱使，既有着一种“现实的”、卑鄙的算计，权威和服从关系，又有一种内部的相对团结、关照，使家庭成员在获得安全、休息之后，重新投入家庭之外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笔者）
当女性的解放仅仅意味着跟男性争夺权力——对他人的统治与控制——和金钱，或者仅限于让妇女追求个人奋斗和个人成功时，它和当前社会仍然是一体化的，父权的私有制社会并不反对这一点：“对于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来说，新闻广播员芭芭拉·沃尔特斯百万美元的薪水代表着妇女的成功。对于那些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水平、只得到微薄的利益（如果有的话）的劳动阶层的妇女来说，这意味着继续的阶级压迫。”个别妇女的“成功”不可能成为广大的底层妇女以及种族歧视的受害者的解放之道，同样，个别妇女的参政也不会保证全体妇女的受益，只要现有社会的权力概念和权力结构维持不变：
英国保守党的领导人玛格丽特·撒切尔在预算中决定终止给学校的孩子们分发免费牛奶（P99）；
罗讷德·里根把桑德拉·戴·奥康纳任命到高等法院……奥康纳对多数能让妇女对她们的生活有更多控制的改革都是不赞成的，然而她却全力支持维持现状的政策（P102）。
对此，胡克斯提出，有必要质疑和反对作为“统治和控制他人”的“权力”概念。妇女们却大可以运用其它权力，包括反抗、联合抵制的权力，作为特殊消费者的权力：“如果全美国的妇女都关掉电视以获得一段额外的时间，除了基本必需品之外不购买任何东西，用这种方式来抗议对妇女的剥削（如，电视上越来越多地表现的对妇女的暴力），那么这些行为将会产生有意义的政治和经济结果。”（P110）
“工作解放妇女”是早期女权主义者的一个口号，但这个口号跟底层的非白人妇女的现实是脱节的，它等于告诉妇女们只要在家庭之外工作就说明已得到解放。然而在这个口号提出之前，大量妇女已在家庭之外从事有报酬的工作（事实上，现代大工业早已迫使妇女和儿童进入劳动市场和工厂，把她们变成家庭的供养者）。对“一些幸运的妇女、极个别的妇女来说，工作有时会有意义和创造性”，可是，对大多数人而言，它只是“苦差事”，谋生的手段，只是剥削和非人化而已，不能充分满足人性的需要：
“在很多贫穷的美国妇女中，解放意味着一位母亲最终放弃她的工作而得到的自由……当然工作对她而言就是擦地或者洗厕所或者在打折的衣服上没完没了地缝扣子，这更是一种自我生存而不是自我实现。……能够工作和必须工作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P114，本杰明·巴伯）
而假如没有社会提供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帮助，假如妇女参加工作的结果仅仅是加剧工人之间的竞争，仅仅是扩大了产业后备军，仅仅意味着薪酬的降低和对妇女的超级剥削，那么，这种“解放”的最大受益者就是资产阶级。假如没有家务劳动的社会化，不能把妇女从家庭解放出来，假如家庭之内的男女平等无法实现，妇女仍需独立完成家务劳动而得不到男性的帮助、分担，那么对这些妇女来说，“工作”只不过意味着双重剥削而已。不仅于此：
“当大量的受过相对良好教育的妇女进入一个已经有很多相对没有技术的失业工人的严格的劳动力市场的时候，她们的工作可能意味着大量底层的人会失业。……解放主义者不能期待贫穷者正确地看待似乎是中产阶级斗争的东西把更多的工作从他们那里剥夺走。”（本杰明·巴伯）
所以，这样的口号不用说，是狭隘的，应当首先关注的是：“越来越严重的失业问题和越来越多的各个阶层的妇女沦为穷人。”必须将这个口号加以扩展，跟消除失业、提高妇女劳动报酬、改善工作场所的条件结合起来：
“由于更多的妇女面对着当前经济体系的破产，我们在通过有效的改革致力于改变妇女目前的经济困境的同时，必须努力去设想新的经济纲领。应该提倡通过缩短工作周的方法来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妇女们应该努力结束男人们得到的‘家庭工资’。妇女们应该支持福利并且要求福利改革。妇女们需要在一个非常基本的程度上学会如何更有效地支配她们挣到的钱。妇女们需要抵御对强迫性消费的沈迷。从事特殊工作的妇女群体需要组织起来共同要求更好的工作环境。恶劣的工作环境常常使从事低收入工作的妇女们长期不健康、不必要地非人化、紧张和绝望。从事服务业的妇女们不知道如何提出与工作有关的问题，她们需要得到指导和建议。可以进行的改革和改进计划是无止境的。”（P120）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强迫劳动使“工作”（劳动）带着矛盾的、令人厌恶的特征。它是工人运动主要的斗争目标之一。但是——胡克斯认为——我们应当同时发展“工作之于人类的意义”的正面认识——工作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是人的自我发展、自我肯定，意味着尊严、纪律和创造性，它创造人与人、人与环境的积极良好的关系，培养自治感、责任感。为此，必须抵制社会强加在劳动（工作）上的偏见，即：工作只是出于生活缺乏和消费的需要，而不是人对社会的贡献；把低工资、无工资的工作（如家务劳动）当成个人失败，把某些工作，尤其是服务工作，看作低人一等；抵制社会给因为失业、贫困而领取福利金的人制造的障碍，和让人沮丧绝望的心理压力（“寄生虫”）。这些正面认识虽然不会改变经济状况，但可以抗拒心理剥削，应该把它和对强迫工作和异化工作的斗争相结合。
胡克斯还提出，一个面向广大妇女——低下层妇女占着大部分——的运动，需要走出上层的以及大学的圈子，需要一个基本的“读写计划”，即扫盲计划，以传播那些难以从大众媒体中获得的思想和信息，帮助最大多数的妇女发展想象力、分析思考能力、反对文化规范的能力，在女权事业中的活动能力，需要女权主义者寻求一种不同于学院派晦涩风格的语言，从而“把思想内容‘转化’后传播给不同年龄、性别、种族和文化水平的听众”，而不是仅仅关注学术标准，需要发展一种可以领导实践的革命思想、理论、纲领、策略，最后，还有必要拒绝那种反理智（理性）主义和反知识的偏见的侵蚀。
在“母性”问题上，早期的一些女权主义者持攻击的态度，把它当成使妇女陷于家庭之内，妨碍妇女解放的主要因素。她们仅从自身处境出发，而忘记了大量黑人及底层妇女一直就在家庭之外工作并遭受压迫的事实。但是到了今天，舆论似乎翻转过来了，走到了另一极端。“母性”被一些女权主义者浪漫化，生孩子被吹捧为女性的“报偿”，重要且令人满足。但这只是误导。这种观点的消极的一面是“加强了认为妇女天生更加适合照顾孩子的陈旧的性别歧视观点”，男性仍然被介定为“行使权力和提供物质需要”的角色，最多是模仿女性去照顾孩子而非主动地参与抚养孩子。在现实中，母亲对孩子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对很多下班后疲惫不堪地回到家的劳动阶层的父母来说是很难做到的。对于那些要在经济上挣扎生存的家庭中的男女来说，要给予孩子特别的关注则更加困难”。应当慎重地对待这一点，保证男女双方能够共同抚养孩子。但这还不够，因为单亲或父母共同抚养并不是很多妇女的选择，许多有工作的黑人妇女通过求助于小区里的人帮忙抚养孩子。
由于“很多妇女与和她们没有关联和男性有了孩子”，以及“由于越来越多的异性恋和同性恋妇女选择了与她们并没有紧密关联的男性生孩子，因此越来越需要小区对孩子的照顾”，所以必然地，应当抛弃必须由家庭、母亲、女性照料孩子的观念。此外，“由于妇女承担了大部分的抚育责任，建立用赋税为基金的、有着同等数量的女性和男性工作人员的公共育儿中心一直是一个紧迫的女权主义问题”，这一点急需人们的推动，因为“个人的、常常价格高昂的托儿所”仅符合中产阶级的需要，华盛顿的儿童保护基金则报告说：“可能有600至700万儿童，包括学龄前儿童可能会在他们的父母工作的时候被单独放在家里，因为他们支付不起托儿所的费用”。
胡克斯倡议，建设“以小区为基础的小型公共育儿中心”（公共托儿所）以克服孩子和父母与社会的隔绝，它可以“使小孩更多地控制他们的生活”。许多在黑人小区长大的人都经历过这种照料。
“这种对照顾孩子责任的共同承担可能在人们相互之间都认识并且信任的小的小区环境中实现。在父母把孩子视为自己的‘财产’的环境中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很多父母不希望他们的孩子和其它人形成养育的关系，甚至是和亲戚。如果小区里有日托中心，那么孩子们与父母之外的人发展友谊和养育关系的可能性便大大增加了。
……现在很多孩子与老人没有接触。小区公共育儿所能避免的单亲家庭或甚至核心家庭抚养的另一个危险是父母对孩子在情感上的过分投入。这是很多人在多年不要孩子后又选择生孩子时会出现的问题。他们可能会把孩子变成‘爱的对象’而无意教他们与更多的人有联系。”（P167）
除了强调共同抚养的重要性，胡克斯还呼吁：
“全美国的妇女必须团结起来要求把花在军备竞赛和其它军事目的的税金用于改善社会中抚养孩子的条件和儿童保育上。”（P169）
性自由及性解放是女权主义中颇有争议的重要话题。胡克斯认为，“提倡真正的性自由是积极的”，但是还应当消除男女在性方面的权力关系。构想新的性规范、改变性观念是一件难事，“只有在重视性安康的环境中才能受到鼓舞……然而，我们的文化并不是一种肯定真正性自由的文化”。障碍往往来自社会，来自男妇之间在性方面的不平等、敌对，以及成人在孩提时代的教育中接受的关于性的消极态度。这种障碍必须先要废除，否则——
“放松对性的限制使人们通过强迫的性活动和专注于性来不顾一切地努力克服障碍达到满足。对当前充斥着我们公共生活的性的强调——尤其是大量的性建议和治疗的需求——证明的不是性自由而是我们不断的性挫败。”P173（爱伦·威利斯，Ellen Willis）
女权运动的目的是结束女性性压迫，而不是“建立‘政治正确’的性规范”（即规定人们的性取向）。性解放观念的前提应当是女性自治，即，女性有权控制自己的身体，“它赞成一种建立在个人交流基础上的开放或封闭的性”，为此必须避免“人‘应该’参与性活动”的态度，这种“应该”乃是性强迫的一种表现。当前社会的性观念“总是把积极的性表现凌驾于性的欲望之上”，这同样是一种强制和压迫。性自由必须包括一个人不参与性活动的自由，必须消除“附加在性冷淡上的社会坏名声”，当然，也包括同性恋和异性恋自由。“结束女性性压迫的斗争”要求女权主义者“不应该赞同任何一种性选择：独身、双性恋、同性恋、异性恋”，而是把它们当作个人选择伴侣的自由加以支持尊重，致力于创造使不同的性取向的人都不受压迫的社会环境。不同的性取向并不妨碍她们成为女性主义者和承担激进政治责任，她们之间不应当是相互对抗的、竞争的关系。
最后，胡克斯对女权运动应当是改革或革命进行了争辩，她指出，重要的是改革的类型必须是革命型的改革，不应当停留在“得到与男性的平等和与男性平等的权利”，而要改变社会：要帮助妇女理解资本主义是如何作为一个剥削女性劳动的制度来运作的，以及它与性压迫的相互联系，促使妇女们去了解像社会主义这样的不同的政治制度或者鼓励她们去创造和设想新的政治制度，要攻击物质主义和对过度消费的沈溺，要解释帝国主义的全球压迫和说明反对帝国主义的途径。而最重要的是，“不断地促使妇女们去理解，只有投入到革命中、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旨在结束性压迫的女权运动才能成功”。
革命未必是迅速发生的，掌握着军备、“进行和接受暴力的学术意识以及维持暴力的技能”的敌人还是强大的，“要想革命成功必须肩负起长期斗争的义务”。女权运动不能只限于成功的反抗，而应当形成进一步的革命发展。为此，必须动员广大群众，并且再次取得那些因幻想破灭而离开运动的昔日积极分子的关注、支持和加入，必须批判那些导致女权运动与群众相隔离的旧有观念，清除内部和外部的障碍，即，“继续努力创造一个解放的意识形态”，对抗有组织的反女权主义行动，改变那些不了解和无立场的男性和女性在政治上漠不关心的态度——
“我们的斗争将是渐进的、长久的。任何进行女权主义革命的努力都会得到由全球反抗强权的受压迫民族发起的解放斗争的帮助。”（P189）
结语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预言，工人阶级将失去家庭概念，因为资产阶级对女工和童工的残酷剥削摧毁了工人的家庭结构。在十九世纪工业化初期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存在的事实和发展趋势，不过，在工人运动的强大压力——包括为妇女和儿童争取权益——之下，资产阶级从长远利益出发，终于通过国家干预重新支持并巩固了家庭。女性之遭受双重剥削的境况也就同时恢复。
1960年代末起的女权运动虽然是由上层妇女发端，但它仍然给父权制社会、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及许多普通男性的观念带来冲击，它揭露了性别歧视的普遍存在，提供了妇女觉醒的一个契机，甚至极大地影响了传统工会、政党和工人运动，把男女在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平等、女性的政治权利、“节育、堕胎权利、安全避孕，以及性暴力问题，性骚扰如何在职业中用来建立性别等级关系等等”提到大众面前，有助于妇女从“贤妻、良母、家庭主妇”——说白了就是家庭奴隶和生育工具——的传统角色中解放出来。“在全美各地都有妇女积极分子为受虐待和被殴打的妇女建立的避难所，旨在帮助这些受害的妇女恢复自我、开始新的生活”，等等。即使是少数“年轻、受过教育并且有进取心的妇女，通过打拼进入了曾经对她们关闭的职业，如医学、法律、大学教师和中层管理”，也多少有助于对抗那种把妇女当作天生鲁钝低劣的社会偏见。当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女权运动所涉及的许多问题，就越来越和广大底层的妇女迫切相关。一切既已争得的权利都是成功和进步，它有助于妇女运动扩大战果，以及更深刻地触及性别压迫的社会根源。但是，女权主义局限于上层阶级、学院，却使得这个运动的主流最终被同化，而变得“无害”、消沈。贝尔·胡克斯对此所作的详细、尖锐的批判是极有针对性也极有意义的。
但衰落并不是绝对的。2000年10月15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由来自100个国家的2万人参加的全球女性反对贫穷与暴力大游行，标志着新一代女权革命的复兴：
“由于1970年和1980年的女性主义者再次重投运动，加上有来自‘西雅图的一代’的年轻女性的参与，女性运动的前景是有根据满怀希望的。女性解放运动复兴，已经回到议事日程之内。我们在1970年代的口号，仍然有待实现：‘没有妇女解放，不会有社会主义革命；而没有社会主义革命，便不会有妇女解放！’”（卡尔娃《女性领导运动前进──记2000年全球女性反对贫穷与暴力大游行》）
这是社会主义者绝对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战场。
“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十月革命的最初几年，苏维埃政府在妇女解放方面曾做过许多工作，包括规定男女在法律上的平等，婚姻自由（简单的注册程序，和无条件离婚）、免费堕胎的权利，废除私生子概念，废除反对同性恋的法例，女工有特别的分娩假期照顾，家庭经济社会化，即，把家务职能尽量交给各种社会机构去执行，通过提供产科医院、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公共食堂、公共洗衣房、急救站、体育组织使妇女一方面尽可能参与社会生产，一方面尽可能地摆脱“厨房和洗衣盆”，以及养育和照料儿童的羁绊。这些，在柯伦泰《新妇女论》中多有阐述，当然，这种革命虽有政策、法律、计划，和良好意图，而在长年的战争和匮乏时期，加上工人阶级占人口少数的现实，其成就是不容高估的，因为经济条件不足以完成这样的革命和解放。但是，这种解放无可置疑地是一个坚决的、宝贵的实践，是新时代的萌芽。但这些萌芽在斯大林掌权后旋被拔除，或变为畸形。1934年新的家庭法颁布，1936年，堕胎被禁止，“恋爱自由”成了“小资产阶级的发明创造”，家庭和生育被吹捧为“婚姻”的“尽善尽美的价值”，做父母是“世界上最大的幸福”（参见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七章第一节《家庭中的热月》）。
假如把目光收回到当代中国，我们应能发现，中国的妇女状况更为堪忧。除了受到与大部分男性同样的剥削压迫，同样处于普遍的政治、经济的无权状态之外，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是低下的。毛时代“社会主义”的某些成就及其赋予工人阶级妇女的权利——如取缔娼妓，法律上的男女平等，有薪婚假、产假等等，这些有限的权利却是和性压抑相伴而行的——虽然十分不够，但也很快为更严酷的当今现实所剥夺，或变得有名无实。至于农村，那种成就更不足道。社会的普遍匮乏，迫使女性深刻地依附于家庭。官僚专制则以家庭为单位培养对权威的顺从。而当越来越多的工人因下岗失业而不足以维持生计，使得这种依附本身都难以为继的时候，家庭破裂在无保障（尤其是妇女）的社会上就带来了普遍深重的痛苦。在私有制的社会里，真正不带经济上的算计的婚姻自由近乎不可能。在农村，贫穷使男性的作用和地位更显重要，大量女性之涌入劳动密集的、低工资的轻工业和服务业，并不能赋予她们在经济上的彻底独立，却进一步强化了女性的在旧式家庭中的角色。总体来说，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和妇女的独立意识是偏于落后的，大部分人对女性的偏见极深。因而在中国，妇女解放事业不仅要求更为革命和激进的态度，更为艰巨长久的努力，而且更需要一个整体的、彻底结束剥削和压迫的社会革命的远景。
作者简介：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
“我是个黑人，生长在南方一个父权统治的工人阶级家庭，我（和我的母亲及兄弟姐妹们一样）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家长专制制度，它让我感到愤怒——我们都感到愤怒。愤怒使我对男性统治提出了质疑，还让我反抗性别主义的社会化。”
“我在父权制家庭长大的过程中有了女权意识，并且进行了女权主义的反抗。我违背了父亲的父权主义思想，选择了接受高等教育，这也让我的母亲感到害怕，她认为太多的教育会使我‘不合适’做一名真正的女人。我在大学二年级时加入了女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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