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伯恩斯坦 -> 斐迪南·拉萨尔及其对工人阶级的意义（1904年）
十二、“围攻”柏林和俾斯麦
告柏林工人书和叛国案
在莱茵河的鼓动没有实现拉萨尔对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人数增长的期望。不错，在回到柏林以后，一八六三年十月十五日他给洛贝尔图斯写道：“我几乎无法告诉您在莱茵河一带事情是多么顺利。比我所能作的最大胆的设想还要好好几倍。然而，事实上新加入的会员的数额比原来所期望的要少得多。预定至少有二千名新会员，但实际上甚至尚不足五百人。拉萨尔不得不放弃在汉堡讲演的打算，因为在杜塞尔多夫他已经搞得声嘶力竭，甚至无法讲完自己的演说。
在柏林拉萨尔重又执掌了对联合会的领导。与此同时，他竭力在普鲁士首都为联合会争取相当数量的信徒。他在上述给洛贝尔图斯的信中写道，“进步党人在这儿还非常强大。但在六个月之内柏林定将转属于我。我将对它实行围攻。”
他用一本不大的小册子来围攻柏林，小册子是在这以前的前—天写成的。他把它印了一万六千份，书名为《告柏林工人书。全德工人联合会工人宣言》。在这一小册子里他激烈地攻击柏林的两份进步民主派报纸——《人民报》和《改革》，它们刊载了关于他在莱茵地区召开的历次大会的别有用心的诽谤性报道。拉萨尔在这儿重复了他在这些大会上提出的对进步党的那些指责。他用自己的全部过去的历史及自己著作的性质极其尖锐地驳斥了用以攻击他的、说他为反动派效劳的猜疑。拉萨尔引用其论敌之一的意见，即刊载于激进的《南德意志报》上的下莱茵河通讯作为这种指责站不住脚的见证。毫无疑问，这篇通讯是以后《工人问题》的作者、卓越的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所写的。通讯抨击和拉萨尔勾勾搭搭的反动分子的目光短浅。拉萨尔在莱茵的信徒与日俱增。和进步党的信徒比较起来，这是些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类型的人，是充满了另一种激情的人。通讯写道，“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会在什么时候看到由运动员和射击手组成的大军出动来捍卫宪法。但有一点我们是知道的，如果容许一切照旧，那末拉萨尔的工人大军就会彻底摧毁德国现行的宪法，至少会摧毁国王的权杖、王冠、星星及其他的玩意儿。”
当警局突然宣布没收剩下的小册子及对拉萨尔起诉的时候，已经有一万三千份小册子散发出去了。结果检察总长阿德龙于一八六四年二月四日向他提出图谋叛国、毁谤君主政体和侮辱内阁的控告。
小册子没有博得柏林工人的同情，他们中间最优秀的和渴求知识的那一部分人当时是属于舒尔采手工业联合会的。许多人甚至白给也不想要这个小册子。不错，听众也颇乐意参加拉萨尔召开的会议，但有些人是为了进行破坏才来的。由于这些资产阶级和警察唆使进行破坏，联合会不止一次地被迫改变自己的会址。但是，到一八六三年十一月底新会员的数额还是增加到二百人，然而，下列事实说明这一切是多么的不稳定：到一八六四年二月初会员的数字又下降到三十五人了。并且其中一半以上不是雇佣工人，用现代话来说，这是些学会会员。还在一八六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拉萨尔给洛贝尔图斯写道，对柏林的围攻卓有成效，联合会在柏林已经有二百三十名会员，他现在已经在这儿作第三次讲演了，“在讲演会上他的论敌们没有任何显示其在场的表现”。但这一切是某种假象。论敌们没有出席是因为会议对他们来讲已经失去吸引人的新东西，而且进步党人已经相信，拉萨尔在柏林对他们已不会有什么危险。冬天越是一天天地过去，拉萨尔也就越难欺骗自己，“冲击柏林”并没成功，至少在最初阶段是如此。
在向民主主义柏林进攻的同时，拉萨尔还发动了另一场攻势，并对它寄以更大的希望，他打算把领导普鲁士政府的那个人拉到自己这一边来。因此，我们必须了解一八六三——六四年冬拉萨尔同普鲁士首相冯·俾斯麦先生（后来的俾斯麦公爵）所进行的一系列会谈。还在莱茵地区，拉萨尔说曾给俾斯麦寄去自己关于“阅兵”的讲演，试图以之和他建立联系。到柏林后他竭力争取和俾斯麦亲自会谈。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于一八七八年夏告诉柏林《自由新闻》当时的编辑说，当时的介绍人是皇族成员之一、一位在莱茵河畔有自己的行宫的亲主。一八七八年九月十七日俾斯麦在帝国议会上反驳了这一点。他还否认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另一声明的真实性，即他好像经常会见拉萨尔。但他不得不承认，那一个冬天他不止一次地和拉萨尔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会谈，而谈的是普选权问题。拉萨尔竭力设法使俾斯麦相信，尽管他们的观点不同，但他们两人都同样地对以普选权来替换三级选举制感到兴趣。在这样做的时候拉萨尔极力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说服人的才干上，他对自己的这种才干是无限信赖的。虽然俾斯麦常常显得迟疑不决，或者在国王及其僚属那儿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但当时拉萨尔并没有遇到特别大的阻力。当拉萨尔极力催促的时候，俾斯麦至多只是拖延。
这就是一八六四年三月十二日拉萨尔因《告柏林工人书》的讲演被控叛国时的局势。拉萨尔的辩护人是他的朋友霍尔特霍夫律师，但实际上作辩护的是拉萨尔本人。正如在历次审讯时经常发生的那样，这里也和法官等人发生各种各样的争论和冲突。但是在整个审讯中，最精采的是拉萨尔的一段辩护词，在那里他公开宣称，俾斯麦宣布强制实行普选权，从而进行了国家政变。拉萨尔说，他被控为谋取普选权，并企图以此推翻宪法。但是，很可能不用一年，他——拉萨尔——就会把宪法推翻，而“既不流一滴血，也不动手使用暴力”。一场巨赌也许赌完了，——摊牌了。
“而我从这和平的地方向你们郑重宣布，可能不要一年，冯·俾斯麦先生就会扮演罗伯特·皮尔的角色，而将给予普选权！当我公布《公开复信》、开始了这一鼓动的第一天，我就知道了这一点。而谁要是清楚地瞧瞧局势，他也就不能不看到这一点”。
政府将扮演罗伯特·皮尔的角色，“原因极其简单，因为它没有别的办法”。
在王权和资产阶级之间开始了无休止的殊死斗争，谁要让步，谁就“毁灭”。王权不能向某一个集团作让步，它不能使自己落在它的手里，但是它也同样无法使目前的不正常秩序永世长存。因而，它只有一条出路：让人民本身登台并恢复其权利。迫在眉睫的大规模国际冲突也促使它这样做，迫使王权到人民中间去寻找支持。当时的宪法、当时的选举制度不是依法实行的，而是由王权用暴力片面地强制施行的。资产阶级顺从地接受了这种强制，“他们欢天喜地地接受了这种消灭民权及国王恩赐的特殊奖赏，并宣称这是国家的权力”。但是，“谁也不会自顾地同意在他的脖子上套上将要绞死他的绞索，不能为此指责任何人，因而也不能在这一点上指责王权。由于经常被逼上‘法制’的道路，王权记起了（拉萨尔在这里是假定强制施行已经成功，因而他的义务是维护这—国家政变），为了它自己的利益回到真正的法制的道路并让人民登台要比对某一集团让步好一些”。“因此，强制施行直接的普选权的人不仅不是法制的消灭者，相反地是法制的恢复者，是人民权利的恢复者。如果一八四八年只有过普选权，但不是直接的普选权，而现在后者也实现了，那么对此我将以冯·芬克在一八四七年联邦议会上有一次所高呼的那句话来回答，人民的自由，这是不可侵犯的权利，它从来不会随时间的消逝而减少，而只能不断地增多！”
“这样，诸位先生，如果你们控告我思想上串同图谋推翻这一宪法，那么我将会立即起而为我自己和我的同伴辩护。我也将由于能比当时任何人都更为有力地协助民权的恢复而终身感到骄傲。”
讲完这些话拉萨尔坐下了。法官不得不提醒他，他还必须就控告的其余各点发表意见。他照这个要求做了。但是，上面所引的话实质上已经结束了就叛国罪所作的讲演。讲演从两方面看无疑地都是卓越的作品，在反驳叛国的控告上是如此，在对国王和大臣们的影响上也同样如此。它抓住了王权的弱点，并且向它说明，如果它不想丧失其尊严，那么在宪制冲突中它就不能再作丝毫让步了。它令人信服地对王室解释了向人民呼吁的思想。“路易·菲利普式的王权，资产阶级创造的王权，自然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拉萨尔在讲演的另一个地方这么说，“但是脱胎不久，手握剑柄的王权，只要它下决心去实现真正伟大的，民族的和人民的目的，那它就完全能做到这一点
从拉萨尔所追求的直接目标看来，其辩护词的这个地方，以及其他类似的地方是写得非常清楚、而且也十分巧妙的。但是拉萨尔越来越发展到背弃他自己的观点的边缘了。只要把他在十六个月以前就宪制冲突而作的关于宪法的第二个讲演中所说的和这最后一次讲演的相应部分对照一下，那就会很容易地看到拉萨尔在这段期间所完成的巨大转变。以前他号召议会拒绝开会以反对王权，使之成为公开的专制制度这一难堪的角色，以便用这种办法强迫它最后悄悄地让步。然后就是：“毫不留情地手掐着脖子，膝顶住胸膛！”而现在整个宪制问题只不过是跟某一集团的冲突，和人民毫不相干。从前，《人民报》因为不想断然拒绝为国王提供组织军队的资金而遭到痛斥，而现在拉萨尔向“手握剑柄”的王权呼吁了。当你看到了这一讲演，你就会不由地开始相信下面这些话是可能的，这些话据说是四星期之后他对那些被请来庆祝他的生日的党内朋友讲的朋友们，“请答应我当资产阶级和王权之间一旦发生斗争的时候，你们不要站在资产阶级那一边。”（威廉·白拉克引自《拉萨尔的建议》）
但是，拉萨尔终究还是没有背弃自己的信念。历史上有过人民领袖的这种转变。在拉萨尔以前两世纪多的民主主义煽动家平等论者约翰·李尔本可以作为典型的例子，他的性格以及一般说来他的全部经历和拉萨尔及其相似。正如拉萨尔和进步党人斗争一样，李尔本这一争取民约和民主选举权的不屈不挠的战士，因为克伦威尔长期地同王室玩弄外交手腕而没有立即和它一刀两断，所以在一六四七年展开了反对克伦威尔的斗争。但是我们看到，一年以后李尔本却已经准备和王室一起去和克伦威尔作斗争了——只要国王保证执行民约。没有一个历史学家会怀疑约翰·李尔本的正直和清白。而且人民至终还是称他为“正直的约翰”。和王权接近在这两种场合下都是对当时这些敌人的日益增长的仇恨的自然结果。拉萨尔毕竟还是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的。在李尔本完全出于情感冲动而行动的地方，在拉萨尔则是完全自觉的。他在其演讲的另一地方说，“这是旧的历史规律，它在英国以及法国曾多次起过作用，各极端的政党相互之间有一种自然的吸引力，他们有某种自然的倾向性，就像某种化学亲和力一样，在反对中间政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他想把国主和保守党拉到自己这边来，以便使他们把他当作独立的盟友而给以协助。但是，他根本就不想因此而不做极左派的代表。毫无疑问，拉萨尔是知道他在以自己的策略进行一场极其危险的赌博。但是他相信他手中有够多的王牌，可以冒冒险。他认为自己有足够的力量，能在任何时刻按照自己的愿望退却。但他忽略了一点，即对一个政治家来说也存在着始终如一的法则，只有第一步可以充分自由地行动，而以后的步骤则已经由第一步所预先规定好了。这也证实了《浮士德》里所说的一旬话，第一步我们是自由的，而第二步我们则是奴隶。
上级法庭根据旧普鲁士刑法审理了本案，驳回了对拉萨尔叛国的控告，并让检察官就其余各点向普通法院对他起诉。
在这方面的进展如何不太清楚。但是一八六四年六月却查禁了他作为小册子出版的辩护词，还就此对他提出了新的控诉。警局、检察官和法庭没有放过拉萨尔，一案紧接着一案。例如，就其莱茵“阅兵讲演”（《庆宴，报刊……》等等）对他提出了控告（这以后他曾为传票而不停地多方奔走，并多次与警察发生冲突，而且有一次他真的被警察所扣押），并被杜塞尔多夫地方自治法院根据仇恨与藐视的旧条文in contumacium[1]判处一年徒刑。他对这一判决提出了上诉，因此一八六四年夏重新审查此案。经常处在刽子手的斧头下，经常冒着入狱的危险，这就是拉萨尔所仅能享受到的自由。他的赌博远未操胜，而联合会也远未显示出它的生命力和作用来。
[1] 缺席。——译者注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