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拉萨尔谈他的发展过程和对工人运动的态度的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伯恩斯坦 -> 斐迪南·拉萨尔及其对工人阶级的意义（1904年）

附录

柏林，一八六二年十二月十三日^[1]

尊敬的先生们：
　　首先请原谅没有及早给你们回信。说实在的，这个星期从早到晩我都忙于处理极其重要而迫切的家务，一点儿闲暇都没有。
　　我完全了解你们在信中所阐述的观点。你们对我的信任使我感到愉快和欣慰。在谈严肃的事情时用不着通常礼貌上的客套话了，因此对你们的那种信任，我的简单的回答是，如果我不配得到这种信任的话，我就不会接受它。
　　这里应当简短地谈一下至今我对工人党的态度。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七年我住在杜塞尔多夫，在那里我取得了莱茵工人的极大信赖。一八四九年在陪审法庭上的演说就是我当时最早的一项活动，这篇演说你们手头是有的。甚至在曼托菲尔·威斯发伦·亨克尔代的残暴统治时期我也没有停止过这种活动。在我的住宅里，我向工人们作过报告，他们为了躲避当时猖獗的追捕曾在我这里得到过保护和帮助。如我今年夏天在访问杜塞尔多夫的时候所确信的，直到今天莱茵工人对我热情而亲切的怀念仍然没有消失。
　　自从我迁居到柏林（一八五七年）以来，我的主要目标就是在科学中探寻革命和社会的原则，并且为这种原则奠定一个有科学根据的牢固而不可摧毁的基础——对于它的实际实现来说这是首要的和最重要的条件，虽然是十分缓慢和逐渐发生作用的条件——，同时在必要的时候用传单的形式向人民散布更为直接的政治影响。
　　—八五七年底我发表了一部关于希腊哲学（《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的内容丰富的著作之后，便开始从事这种活动。这部著作虽然同我的实际目标仅仅具有间接的联系，它展示了科学之间的相互关系——首先哲学的发展就是世界上自由意识的发展——然而从德意志民族的学术和理论著作的广泛意义上讲，它对于社会原则的一位倡导者来说，是一个极其有用的基础。
　　随后，一八五八年我发表了《弗朗茨·冯·济金根），在这个剧本中我用美学的形式证明了德意志国家现在瓦解的原因在于农民起义确实不可避免的失败和由新教建立起来的公国制度。
　　—八五九年，意大利战争爆发的时候我发表了一本小册子，《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现在随信给你们寄去几册。
　　过后不久（一八六〇年）我在《民主学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费希特给国人的政治遗嘱》的论文，指出自由主义运动的空虚、虚伪和徒劳无益。同样，在该学报一八六一年第二册上我还发表了—篇论莱辛的文章。
　　通过社会原则及其科学的实施和发展去征服科学必将使社会原则主要在法学和国民经济学这两门科学中得到实际的实现。
　　我相信，在法学方面（这两门科学中的第一门）我已经通过一八六一年在莱比锡由布洛克豪斯出版的《既得权利体系》（两卷本）完成了这项任务。这是一部探讨法学中最深奥的部分的内容丰富的著作，它使民主和社会原则彻底地贯彻于法学硕域，并且通过科学所固有的那种缓慢、然而强有力的影响对工人等级发生良好的作用。但是，它对于工人来说自然是不易懂的。
　　不过我将在这方面单独附上一个较详尽的注释（第259—266页），以便使有思考能力的工人能够完全掌握住其中的要点，使你们——你们已经了解著作的某些主要思想——进一步认识它同工人事业的联系；最后，它还同时严密地阐述了经济领域的任务——其中还同时包括其解决原则。^[2]
　　如果你们仔细地读过有关的地方，你们就会确切地了解，我对运动的最终目的的看法。
　　目前我从事的另一个任务就是著述一部国民经济学，我的目的是为了通过这部著作来征服经济科学。这部著作只能是上述原则的严密的科学论述。经过了十六年的经济研究和准备之后，几周前我已经开始写作。
　　不久，由于起诉而中断了这一工作，这次对我的起诉是由于你们大家都知道的我的工人小册子而引起的。
　　一月十六日我将在地方刑事法庭上对于这一控告作出答复，这篇辩护词随后我将以《科学和工人》为题立即发表出去，目前我正忙于这一工作。
　　这一搅扰一旦消失，我将立即从事经济著作。但是这一次我决定采用每个工人都能理解的形式，使之适合于向工人讲解——这是一项极其艰难的任务——，因此我无法预料何时可以完成，也许只需要六至八个月，也许甚至要花上三年的时间。
　　你们知道我论费希特的演讲以及论宪法实质的小册子。现随信附上几册。
　　我的《尤利安·施米特》，你们用不着去读，因为我所反对的瘟疫幸好并没有在工人等级中蔓延开来。
　　我之所以告诉你们这些概况，是因为最简单的和最好的保证就是出于同一种不可动摇的坚定的信念而进行的十六年来的辛勤的科学活动，我可以郑重地告诉你们，我正是以此献身于工人事业的。
　　我认为值得尊敬的首先不在于辛劳，说得更明确点，十六年来我一直遭到政府迫害，但是在任何一次冲突中我从没有退让过一步。
　　因此，我认为我是符合你们向我提供的地位的要求的。总的来说我准备履行你们提出的要求，并且准备从事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
　　同样，为了进一步会谈我准备前往莱比锡，但是这个月不行了。之所以不行，是因为我在审判之前，即一月十六日之前，不能够离开柏林。我必须在这次审判中使政府遭受一次决定性的道义上的失败，为工人的事业作出一次巨大的道义上的贡献。此外，种种学术活动占去了我的时间。我现在需要养精蓄锐，以迎接一月十六日的战斗。
　　但是，即使我可以把这些放在一边不管的话，那么我还是认为有必要让舒尔采-德里奇先生在我之前发表意见。关于这一点，你们早些时候给列威^[3]的信中所阐述的是完全正确的。
　　此外我还要指出，假如我早先已经向工人运动表示了正式态度，那么舒尔采-德里奇先生根本就不可能再被邀请了。首先我的责任是保持我的名字的纯洁性，不准它同舒尔采-德里奇政治流派的人物——我指的是他不久前在法兰克福的演讲——混在一起。
　　下次来信时请告诉我，你们希望我什么时候去莱比锡。但务必及早通知我，因为你们不只希望面谈并且还希望听我作报告。
　　此外，我认为最好是在我的报告中阐述一下运动的当前实践目标及其手段。我的行动既要小心谨慎，也应当勇敢而坚定。
　　谨敬意并握手

你们的斐·拉萨尔

　　注意：达麦尔博士收到瑞士出版的工人小册子了吗？此外，不言而喻在这封信里你们同样可以看到必要的谨慎，正如你们所期待的那样。

^[1] 拉萨尔致达麦尔的第一封信（柏林，一把六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是对邀请参加“前进”协会成立大会的致谢信。他没能接受邀请，他在信中说：“但是我希望几个月之后去莱比锡，那时将有机会观光一下协会生气勃勃的工作。”一八六二年十二月初达麦尔又写给拉萨尔一封信，这是莱比锡工人代表同拉萨尔初次真挚的联系，上面这封信就是拉萨尔的答复。达麦尔的信不详。——昂肯注。

^[2] 这篇著名的注释阐述了法哲学的纲要，即试图从对个人私有财产范围的逐步限制上去解释法历史的文化历史进程，并从这儿看到人类自由的积极发展。至于经济发展的相应趋势，只是略略提了一下。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思想家，拉萨尔一直把这一纲要作为法权的初步基础。——昂肯注。

^[3] 路德维希·列威是当时和拉萨尔较好的一个厂主，他使莱比锡的代表们首次同拉萨尔建立了联系。——昂肯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