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亚·波格丹诺夫 -> 《论无产阶级文化》（文章选辑）（1918-1923）

科学和工人阶级

（在莫斯科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代表会议[1]上的报告，1918年2月）

亚·波格丹诺夫



　　什么是科学？
　　让我们举一个具体例子来考察这一问题。比如说天文学，这是一门最纯粹、最“崇高”，也就是劳动群众最难弄懂的科学。
　　在人类思想发轫之时就产生了天文学的萌芽。原始野人根据经验得到的关于天体的知识要比现代十分之九的城乡居民多得多。对太阳白天的轨道的了解已达到无论冬夏都可以根据太阳的位置准确地推算出时间的程度。他很清楚，冬天这个轨道的弧形短一些，低一些，而夏天则长一些，高一些；太阳的运行很均匀，从他的住处及其周围各点看去，白天弧形轨道的最高点永远在一个方向上。他牢牢记得整夜不动地挂在太空上的那颗明亮的星星，它的方位与正午的太阳刚好相反；还记得围绕着这颗不动的星星的其他明亮的星星的位置和运动。他知道月亮神秘变化的周期和它在天空的多变的轨道。他把这些经验传给他的孩子，这些孩子又传给自己的孩子。在代代相传中人们又不知不觉地补充以新的知识。最早对天文经验的积集就是这样进行的，原始的天文学诞生了。
　　随着早期文明的开始，这种积集工作也进入了新的阶段。在幼发拉底河流域、尼罗河流域、扬子江流域，迦勒底、埃及和中国的祭司们为了更准确地划分时间和更准确地了解空间的方位，对祖先传下来的天文知识自觉地进行整理，用他们的新的观测进行系统的检验并加以补充，借助逐渐制订出的度量和计算方法使之定形，并通过记载把它们巩固下来。后来，主要是靠古希腊、罗马和亚历山大城的学者们的劳动，天文学从大量的其他知识中间划分和独立出来了，成为和谐的统一体：成为一个科学的体系。
　　又过了千年，在近代初期又搜集到许多新的材料，从哥白尼开始，一些天文学家在旧体系中发现了与经验矛盾、不一致的地方。为了消除这些矛盾，使所有材料协调起来，他们对整个体系进行了改造。在这以后，继续搜集的新材料还引起过局部的改造。天文学就这样一直发展到今天。
　　总之，人们积集经验，对它们进行整理，使之定形、巩固下来，消除其中的矛盾，使之协调、类集成和谐的整体。这种行动可以施之于人，也可以施之于物。如果人们结集在一起，如果把他们的相互关系加以整理，使之定形、固定下来，消除矛盾，把人们联结成和谐的整体，那末，这个整体就叫做“组织”，而这全部工作就叫做组织工作。显然，科学无非是人类社会的有组织的经验。
　　其次，如何获得这种经验？通过劳动。在为生存而进行的艰苦斗争的劳动中，原始人掌握了天上变化和地上条件变化间的联系，掌握了天体位置和地上方位间的联系；划分劳动和 休息，这是按照天体现象计算时间的最初用途。当然，以后自觉创立、掌握和传播科学的全部工作，比起所有其他种类的劳动来都更为紧张，更为复杂，更为辛苦。随着这一工作的发展，它要求有专门的工具，而这些工具也愈来愈复杂。现在这种工作在特殊的工厂——天文台进行，那里有大型的精密仪器，工作人员之间，学者和一般人员之间有严格的分工。这种劳动的珍贵成果都汇总到科学知识的巨大的和谐的体系之中。
　　因此，如果我们说，科学是有组织的社会劳动经验，那么这个定义就更准确了。
　　其次，是什么迫使原始野人发现并记住离他如此遥远的天上星球运动的呢？是生活斗争的严酷的必要性。为了避免迷失在到处都有死亡威胁的原始大自然的密林深处，为了计算好公社成员会合并一起回家的时间，为了整个地协调他们的劳动的力量，总之，为了组织劳动，他，一个在森林和草原上奔波的猎人，必须用可靠的办法弄清方位，确定时间，有时还需要确定距离。因为组织劳动首先意味着在空间和时间中分配劳动，因此，是建立在对空间和时间作出准确的判断和“测定”的基础之上的。天体使这种测定成为可能：它们是很巨大的，而它们彼此之间的距离也很大，因此，它们的相互关系非常稳定，它们的运动不易受偶然因素的影响，并且有严格的规律和准确的周期。它们是组织劳动时计算空间和时间的极为可靠的依据。
　　开始就是这样，后来也永远是这样。迦勒底的巫师和埃及的祭司，不是出于简单的好奇心才去研究神秘的天上生活，观察、测量并记载星体的轨道的。在长江大河流域全部经济都取决于定期的泛滥，它们使土壤肥沃，同时对人们的生命财产又是一种威胁。这里，一方面需要科学地计算时间以从事农业劳动；另一方面需要科学地确定方向、角度和长度，以便进行调整水位的工程，这两方面的问题都是各民族生死攸关的经济问题。当时的知识分子——祭司们掌握的天文学、当时尚未与之分离的几何学，是组织人们劳动的强有力的工具。
　　四、五世纪以前，为寻找劳动和剥削的新国家，为世界贸易寻找新航线，兴起了海洋航海业，对航海业的需要为天文学的变革提供了一个推动力，把它推到了一个新的繁荣阶段。在无边无际的水面上航行的木船，只有经常不断地、准确地测定方位、时间和距离才能躲避自然界中变幻无常的风浪和激流。新的天文学―—卡斯提尔天文学家的统计天文学，后来是哥白尼和伽利略的天文学进行了这样的测量。伽利略发现的木卫掩星现象是在海上校正天文钟、确定所处地点经度的最好手段。
　　钟表是基本的天文工具，它是仿照太阳在天空中的运行制造出来的机器。这个工具一无例外地协调着现代的全部生产组织。钟表指挥着工人们的共同劳动，把他们在同一个时间里召集到工广里来，指示休息和收工的时间；它们还提供计算工资的根据，在计时工资中提供直接的根据，在计件工资中提供问接的根据；计算机器的运行，测量机器的功力和运转情况也要依靠钟表。钟表调节火车和轮船的运行；所有的会议，人们的所有联合和交往都得听命于钟表。
　　天文学通过共同的度量制——在先进国家的生产、运输 和贸易中通行的是米制——指导人们的劳动。一个按照毫米制作螺纹的工人还不知道，是天文学在指挥他的手的动作；然而事情确是这样，因为一毫米等于借助星星和太阳测量出来的地球子午线的四十兆分之一。
　　请看通常把天文学看作是“关于天体的科学”，这是多么荒谬。甚至在逻辑上这一概念也包含着矛盾：要知道“天体”就概念本身而言恰恰是“地球”的对立面；而天文学所研究的天体也包括地球这一行星在内。
　　因此，对我们来说应当是很清楚的：科学是组织社会劳动的工具。这就是它对生活的真正的、“客观的”作用。这种作用对生活来说是恒定的，不变的。
　　但是有时科学还可以具有另一种作用。如果社会是由不同阶级组成的，如果在这个社会里劳动的组织是建立在一些阶级统治另一些阶级的基础之上的，那末科学也就变成这种统治的工具。天文学也是这样，——甚至现在情况也是这样。
　　前面已经说过，在古埃及和巴比仑领导组织生产的是祭司——当时的知识分子。他们靠自己的天文知识以及其他科学知识，领导农业、灌溉、水利工程、建筑、修路工作，以及所有其他工作——如果不是直接地，也是间接地。人民群众服从他们，因为缺乏必要的知识。而祭司们则仔细地向人民保守自己的科学的秘密，严密地留心不让神圣的知识传入下等阶级的头脑。祭司们就靠这种做法来巩固他们的统治。
　　现在先进国家中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及依附于它的部分知识分子似乎已不成为在群众中传播知识的障碍，有一部分人甚至在“普及”科学。然而，在最广阔的规模上领导生产组织的那种高级的、精密的知识仍然是少数特选人物的特权，同样是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秘密”。但是，这不是靠禁令和惩罚，而是用另一种手段达到的。首先，知识象商品一样出售，而大学和研究所的高级知识则高价出售，一般地说，只有资产阶级的子女才付得起这样的价格。第二，占统治地位的精密科学的叙述和教授方式也达到同样的结果。它被一系列特点搞得极端复杂，极端困难，成为广大劳动群众所弄不懂的东西：普通人所不习惯的抽象的形式，过多的特殊的“专门”公式和符号，大量精巧复杂而实质上不必要的证明，使得难以捕捉科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的大量杂乱无章的材料。这一切为怀民主情绪的先进学者所公认，他们反对这种状况并与之作斗争，他们进行工作以简化科学的形式，使之能为广大劳动阶层所理解。例如天文学以及许多其他科学全是建立在数学分析基础之上的。现在对这种分析的教学已比三、四十年前简单得多，容易得多了；然而约翰·培里教授在其《应用数学》课上还是令人信服地表明，现在研究数学时大量时间和精力都花费在不必要的和无益的东西上面，同样的东西在不同的标记下要学好儿次，如此等等。这一切当然不是出于资产阶级的恶意，而是由于它在资本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矛盾的关系下教育出来的思维缺乏组织性的结果。但事情的实质并不因此而有所变化，无论如何结果是只有在许多年内有大量的空闲时间和富裕的生活的条件下，即在劳动群众所不可企及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认真地掌握这一或那一精密科学，而不是其微不足道的、无力的“通俗的”支离破碎的小玩意。对劳动群众来说，秘密始终是秘密。
　　然而，在工人中间也有不少有毅力的、渴望知识的人，他们为自己开辟通往这一秘密的道路。到那时统治阶级会欢迎他们到自己这儿来，把他们当作“有教养的”人，向他们提供有高报酬和大量余暇的好职位。多数工人出身的人会受新的、资产阶级生活的诱惑，因为他们已为克服困难弄得精疲力尽，为掌握科学而消耗了身上最卓越的那一部分力量。他们忘记了自己过去的劳动生活，忘记了劳动生活的利益，忘记了留在那边，留在底层的同志们，转到了新朋友那一边；而如果还没有完全转过去，那也极力设法使自己的过去同现在协调起来，在工人的理想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概念之间搭上一座桥，总之，变成动摇不定的人，“机会主义者”。
　　但是，他们所掌握的，他们为之服务并生活于其中的科学本身却教育和唆使他们丢下工人阶级的任务和要求，在思想上亲近左右局势的人物。这样，你们看到天文学到底是什么，你们已经清楚，这是劳动、合作、组织人类的条件去同自然作斗争的科学。但是现在对它的正式理解难道是这样的吗？不是的。 学者专家们研究它，讲授它，这些人所受的全部教育，他们的生活方式都使他们脱离人民群众的劳动，脱离劳动的世界联系，这些人钻进自己的研究室和天文台，就象过去僧侣钻进自己的修道室一样。在那里他们忘记了人类生动的实践、人类在整个劳动战线同自然进行的不断斗争；他们觉得他们的科学知识是同这种劳动斗争毫不相干的关于天体和关于使天体运行的力量的纯粹真理。他们自然认为拥有这些崇高的、临驾于生活之上的、异己的愚昧群众所无法理解的真理是个伟大的优点；在他们看来，他们是带有精神贵族印记，对生活小事不感兴趣的特选人物；而在下面则是一些低等生物在蠕动，他们被拴在粗笨的劳动上，只关心糊口谋生；这些生物为具有纯粹思想、高级知识的人劳动，他们难道不应当为此感到骄傲吗？他们难道不应当为从上面扔给他们的一星半点思想和知识而表示感谢吗？
　　由于不懂得知识的劳动本质，这种情绪就使得科学脱离了劳动；很清楚，天文学以及现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研究的所有其他科学都应当不知不觉地使人们充满一种信念，相信群众从事高级文化工作和为那些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阶级工作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同志们，你们看到，说现代数学、天文学有资产阶级性的思想并不象俄国马克思主义的老一辈代表所觉得的那么可笑。
　　所以，在阶级社会中，科学既是组织劳动的工具，同时也可以变成统治的工具。但是它在社会力量的斗争中也可以起另一种作用。
　　我们已经指出，十四——十七世纪推动新天文学发展的是商业航海业的发展，即商业资本的需要。而商业资本是在中世纪封建组织中产生的资产阶级制度的代表。资产阶级开始了同当时生活的主宰者——地主贵族和宗教争夺统治权的斗争。
　　新天文学适应商业、资本及与之相联系的新阶级的需要，但它不符合旧世界的观点，不符合宗教教义，并且它破坏宗教的威望，削弱其组织力量。宗教很快就懂得了这一点，展开激烈的斗争来反对革命的科学：其先驱之一乔尔丹诺·布鲁诺被投入火堆烧死，伽利略则遭受精神折磨。
　　但是新天文学更加紧密地团结了先进资产阶级去向统治阶层进攻。它自然成了当时最先进的阶级的虽非唯一的，但是宝贵的战斗旗帜，在许多方面促进了他们的胜利。
　　如我们所看到的，科学能够成为组织力量以夺取社会斗争中的胜利的工具。
　　我们关于天文学所说的，也可以轻而易举地、甚至更为容易地用相应的考察办法用于任何其他科学，而对所有社会科学来说，这一点在更早以前就已弄清楚了。哲学被看作是各门科学的总结和统一，上述特点也完全适用于它。哲学努力把整个人类经验组织成为和谐的整体，它力求领导人们的全部生活，即成为组织生活的普遍手段；统治阶级的哲学，如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所阐明的那样，是他们的统治工具；最后，无产阶级哲学应当成为组织工人阶级的力量以进行斗争和夺取胜利的工具。

二


　　工人阶级在科学方面的任务是直接来自其总的切身任务的。
　　如果说工人阶级需要改造全部社会生活制度，并且是整个阶级社会的继承人，那么它当然也应该是全部科学知识，即整个社会劳动经验的继承人。但是应在什么时候继承这份遗产，是现在，还是等到工人阶级把全部劳动资料这一物质遗产夺到自己手中之后？
　　如果说旧科学是最高级阶级的统治工具，那末显然无产阶级必须用自己的足够强大有力的科学去与之对抗，把它当作组织力量进行革命斗争的工具。
　　但是问题不仅仅在于战胜过去的统治者，还要创造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新制度以取代应予推翻的制度。科学是组织生产的工具。如果说的是有计划的，建立在自觉核算基础上的组织——社会主义组织就是这样的组织，那末毫无疑问，比起资本主义这种无政府状态的，就整体而言是无组织的制度来，这里就更加需要科学，方法上更为完善的科学。工人阶级应当掌握这种科学，以便自觉地、合理地、成功地进行改造工作。
　　所以，无产阶级不应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而应在革命之前和为了革命去掌握科学。我们知道，它在一步一步地做到这一点，它如饥似渴地寻求知识，尽管严酷的生活条件设置了种种障碍，然而它在取得知识。但是在这种努力中缺乏阶级计划性，获得的常常不是实际需要的知识；在许多场合知识给予资产阶级化的影响；而且几乎总是要花去大量的时间和劳动才能获得这种知识，这是由于它使用了同无产阶级思想体系格格不入的表述和塞满了无关紧要的细节，用难懂的、学术性的、行会的语言讲述。
　　工人阶级需要无产阶级科学。而这就是说，这是从它的切身任务出发领会、理解和叙述的科学，是按照阶级观点把它组织起来，能够领导它充实自己的力量为实现社会理想而斗争并取得胜利的科学。
　　什么是用无产阶级观点理解的科学，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在历史一社会科学方面第一次说明了这一点。马克思是怎样改变这些科学的观点的，有一次我曾用同天文学比较的办法来说明这一点。
　　“在马克思以前三个半世纪，有一位谦逊的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他也改造了自己的科学……
　　古代天文学家极认真地观察天空，研究星体的运行，看到其中有深刻的、和谐的、确定不移的规律性，力求表现并说明这种规律性。但是，这里出现了某种奇怪难解的现象。行星在星际有时走得快些，有时走得慢些；有时似乎停止、后退了，然后又朝原先方向运行；而过了若干日月，它们又回到老地方，又开始同样的旅程。只好想出一些复杂的理论来：每颗行星有单独的空间，每颗行星预定有几个圆形轨道，而这些轨道本身又按另一些圆形轨道旋转。模糊之处并未消失，计算极其困难。
　　哥白尼产生一个想法：这一切之所以如此复杂和混乱，是否因为我们是从地球上观察的缘故？而如果改变观察点，试从太阳上看去——自然是设想，那时将出现什么情况呢？当他这样做了以后，一切都变得既简单又明白：包括地球在内的行星是按圆形轨道，而不是按弯弯曲曲的轨道运行的，而太阳是它们的中心；但过去不懂得这一点，因为地球被看做是不动的，而它的运行是同各行星的轨道混在一起的。这样就产生了新天文学，它向人们解释了天空的生活。
　　在马克思以前，社会生活是由资产阶级学者考察的，他们自然是从自己的社会地位的观点，从不事生产，而使他人劳动服从自己并利用他人劳动的观点去观察社会生活的。但是从这个地方是不能看到所有东西的，而许多东西是以歪曲的形式出现的，生活中的许多运动紊乱得难以理解。
　　马克思做了些什么呢？他改变了观察点。他从从事生产的人——工人阶级的观点去观察社会，于是一切都变了。终于发现，恰恰这里是社会生活和发展的中心，是决定人们、集团、阶级的道路和运动的太阳。
　　马克思不是工人，但是他依靠思想的力量得以完全转变到工人的立场上来。而他发现，随着这一转变，一切立即改变了轮廓和外形：看到了物的力量和现象的原因，这是站在旧的立场上所不能发觉的；现实、真理、甚至天经地义的事情本身都变成常常同过去相反的另一种样子。
　　是的，包括天经地义的事情。对于资本家来说，还有什么能比他养活工人这一事实更为天经地义？难道不是他给工人工作和工资？但是对工人来说，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养活了资本家，这一点也同样是天经地义的。而马克思用关于剩余价值的学说表明，前一种毫无疑问是幻觉、表面现象，就象太阳每天环绕地球运行一样，而后一种才是真理。
　　马克思发现，人们的所有思想和感情都具有不同的倾向，它们的形成是各不相同的，这要看这些人属于哪一个阶级，即他们在生产中或围绕着生产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利益、习惯、经验是不同的，从中得出的结论也是不同的。对一个阶级来说是合理的东西，对另一个阶级来说则是荒谬的，反之亦然；对一个阶级来说是公正的、合法的、正常的东西，对另一个阶级则是不公正的、是滥用权力；一个阶级觉得是自由，另一阶级觉得是奴役；一些人的理想引起另一些人的灾祸和厌恶。
　　马克思作出总结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或者换句话说：经济地位决定思想、意愿、理想。这是他用以改造整个社会科学的思想……根据这一思想他奠定了阶级斗争的伟大学说，社会就是通过阶级斗争发展的。而他考察了这一发展的道路并且指明它通向何方，哪一个阶级面临着创建新的生产组织的任务，这将是什么样的组织，这个组织将女何消除阶级划分及长期的阶级斗争现象。
　　马克思不是工人。但是这位伟大的学者在工人阶级身上找到了自己思想的支点，找到能使他看清现实最深处的观点，这个观点也使他得以产生自己的思想。这一思想的本质是劳动无产阶级的自觉。
　　马克思指出了任务，指示了道路，但是他自己自然只能部分地完成他所从事的那些科学的改造工作。另有一些人过去和现在都在继续这一工作：科学创造是集体劳动的事业；不管多么天才，个人的力量，个人生命所拥有的时间是有限的。而且还在不断积累新经验：在我们的时代知道了许多马克思时代所不知道或不理解的事实。
　　但是这种改造科学的事业到现在止完全是无组织、无计划地进行的；它依靠的完全是个人的主动精神，因而也就是偶然性。某一理论家发表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其中提出某种新理论，对事实作新的解释；另一些理论家或者沉默，或者发表意见，谁赞同，谁反对都按照自己的口味；所有这一切都是“照学术办法”行事，用专门的语言著述，并且停留在书本上——工人阶级与此毫不相干；有时过了很久很久，学术争论的回声才以偶然的形式，带着派别斗争所惯见的歪曲传到他们那儿。资产阶级世界有自己的科学机构——大学、科学院、专家学者的协会，它们以集体手段支持和发展资产阶级科学。无产阶级还没有任何类似的机构。而任何一个认真的观察家都会承认，最近几十年来无产阶级科学的发展要慢于资产阶级学者所从事的大多数科学的发展。然而，无产阶级科学的方法、手段就本身而论不能不比资产阶级思想家所使用的要完善一些、深刻一些、有力一些。
　　举一个鲜明的例子。在比较语言学，即关于人类语言的一般科学中，关于语言的最初起源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根据资产阶级观点也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它不能理解这样一种思想，即语言是组织人们社会劳动的工具，因此语言的起源应当是在这里。德国学者努瓦尔同工人阶级毫无共同之处，他靠天才的力量站到了口的、资产阶级科学之上，把问题解决了。他指出，语言起源于劳动呼号，即人们在各种集体劳动中用力时无意中发出的声音，它自身“表示着”这种用力状态。显然，如果进一步运用这种“劳动”观点，那末，关于语言发展的全部学说就应能得到改造。但是资产阶级学者根本就不可能在这个意义上继续努瓦尔的事业，而马克思主义者二十年来简直就没有注意到他的理论。据我所知，迄今为止这个理论虽然已有追随者，但尚无继承者。
　　但是语言学毕竟是社会科学之一。我们谈了天文学，这是最纯粹的自然科学之一，我们确认，其本质是组织一劳动的本质。但是，不言而喻，只是从工人无产阶级观点，而不是从资产阶级观点看来，它才是这样的。显然，如果作这样的理解，那末所有对天文学材料的说明和处置、所有对天文学的阐述和教授法都应当改变。
　　无产阶级方法未必能给天文学带来非常重要的新材料，带来什么专门发现，因为工人阶级在取得完全胜利以前大概不会有自己的天文台。但这门科学就其面貌、就其迫切意义、就其在社会斗争中的作用而言毕竟将变成另一种样子。它将不再是使统治阶级凌驾于劳动阶级之上的工具，将不再是使专心于研究天文学的无产阶级出身的追求知识的人资产阶级化的手段。它将成为无产阶级深思的意识的一部分，团结、组织工人阶级优秀分子的工具之一，把其他阶层中那些不满意脱离生活的“为科学而科学”的最善于科学地思考的人材吸引到自己这边来的工具之一。
　　这同样适用于所有其他自然科学和数学科学，需要在其所有讲述中阐明和发挥其组织——劳动本质。
　　应用科学、技术科学如工艺学、农艺学等等需要改造的地方最少。它们的组织一劳动内容本身是清楚的。然而，就是在这些现在是纯粹“工程技术”科学中，无产阶级思想也不会是毫无作用的。工程师是从外边而不是从里面，是从一定距离的远处而不是从很近的地方看劳动力的。因此，劳动力和劳动工具之间，活的和死的生产因素之间的某种相互关系就会，甚至必然会被他疏忽过去。例如，我们时代中关于许多企业由一种生产改为另一种生产，或者上人由一种工作改为另一种工作这类极其重要的问题，无产阶级学者的看法就同行会的工程师知识分子大为不同，并且观察的技术基础也要广泛得多。其次，经过无产阶级的加工，所有的叙述自然应当被大大简化和变得容易，而知识分子专家们是没有必要为此事操心的。
　　总之，应在科学的整个战线开展无产阶级的阶级思想的改造活动。

三


　　这还不是全部。工人阶级面临的不仅仅是为自己取得并改造资产阶级世界的全部科学遗产。其历史任务，其社会理想要求它在科学王国创造某种新的东西，这不仅是资产阶级世界所不能创造的，并且甚至是不能把它作为问题提出来的。实行社会主义意味着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都没有实现过的广度和深度上的组织工作。
　　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所做的工作是不能与此相提并论的。资本主义世界只是在极小的局部是有组织的，但在整体上是没有组织的。各个生产部门及其中的各个企业是独立地、分散地设立的。除企业内和谐而有计划的组织之外，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在它们的市场联系中，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是无政府状态、自发性和斗争。
　　为这一世界经济服务的现代科学在整体上也是分散的，无组织的。它的所有部门，“专门科学”具有组织一劳动性质，但是每一门科学只是部分地，即对某一生产部门或对生产的某一方面具有这种性质。技术科学就是这样按生产部门划分的；数学在劳动过程中的计算或数量方面起指导作用，天文学是在确定方位和时间上，力学、物理学是在计算对劳动力的物质阻力上起指导作用，等等。每一门社会科学的作用也 同样是有限的。政治经济学通常被看作某种普遍的经济科学；这是完全不正确的：它仅仅是关于人们之间在共同劳动中和在占有制中的相互关系的科学；全部生产技术和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即给经济生活带来计划性和秩序的社会意识领域，都在政治经济学之外。
　　所有专门科学都是独立存在，各自发展的，其分散性、科学王国的普遍无政府状态的根源就在于此。如果工人阶级仅仅限于掌握它们，哪怕把它们加以改造供自己之用，这对于解决其世界性任务—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够了呢？
　　现在我们知道，社会主义不可能在某一单个国家实现——战争特别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它应包括所有国家，或至少包括各国的广泛联盟，这个联盟能独立地进行全部生产，而不依赖从落后国家进口原料，也不受它们的军事力量的危胁。工人阶级要创立的就是这样一种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组织。要求在数百万平方俄里的面积上在各种各样的千百万劳动力之间合理地分配数以几十亿计的不同的工具和几百亿普特的形形色色的材料以及生活资料，使得生产和工人的需要得到充分满足，而每一部门的产品能及时地送到劳动和消费所需要的各个地方。
　　但这还不是全部。在文化方面新社会应当建立在前所未见的任务的水平之上，而在意识形态上应是极其单一的。如果其各个部分在思想上和倾向上是不同的，例如象我们时代的工人、知识分子和农民那样，那末他们就不能有计划地建设自己的共同组织，犹如讲不同语言的工人不能有计划地建设大厦一样。社会经济的技术方面可以非常准确地看作是物的组织，而其经济方面则可以看作是人的组织：阶级或社会的意识形态则是其思想的组织。因此，其整个任务乃是有计划地在世界范围内把物、人和思想组织成为统一的和谐的体系。不言而喻，只有通过科学的道路才能实现这一切。但是分散的现代科学，分为许多独立工作的专门部门的科学够不够呢？
　　如果其中每一门科学本身组织生产的这一或另一部门，这一或另一方面，那末很显然，这是构不成共同的科学的和谐的组织的。这正如修造房子吋木匠按自己的计算和设想完成自己的那份工作，瓦工则按他们自己的计算和设想，砌炉工、房盖工也同样如此，等等。
　　那里所有各项工作都命于建筑工程师（把他们联合起来的建筑科学的代表）的总的领导；只有在这一条件下，建筑才是有计划的，其所有各部分和各方面才能协调一致，才会有业务上的组织性。
　　显然，在组织有计划的世界经济时各个科学部门的工作应当服从于这种联合的科学。这是什么呢？如果说的是人、物和思想组织的整体，那末显然这就是普遍组织的科学。
　　这是包括和巩固人类全部组织经验的科学。它应当从经验中引申出规律来，按照这些规律，现实中不管什么样的因素——物和力、有机界、无机界或思想界结集成完整的统一体或者互相分开。
　　资产阶级世界不能创造这样的科学：这种科学是同资产阶级世界的本质格格不入的。整个世界充满着无政府状态， 它被许多壁障所分割，所拆散；它的力量相互问发生敌对冲突，竭力互相破坏；它能把消散在充满矛盾的环境中的组织意志和思想集中到一起，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吗？
　　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劳动中组织物，在自己的斗争中组织其自身，在劳动和斗争中组织自己的经验；就其本性而言，这是组织者阶级。它的使命是摧毁人类的所有壁障，消除其无政府状态。它是曾经登上历史舞台的所有阶级的继承者；它们的组织经验是它的合法遗产。它的使命是使这一遗产具有和谐的条理——具有包罗万象的科学的形式。这种科学将是它实现其理想的基本的、必要的工具。

四


　　为自己改造和补充旧世界的科学遗产，这还远不是工人阶级在科学方面的全部任务，对它来说，这还不等于是掌握。它真正掌握的只是传到其广大群众中去的，在他们中间牢固地扎下根来的那些东西。这里在我们面前出现了关于知识“通俗化”和关于教育机构的问题。
　　“通俗化”一词表达的实质上只是资产阶级制订的、符合其利益的传播知识的一种类型。在现代生产方式下，资本需要明白事理的、有文化的、在一定程度达到知识分子水平的工人；但如他们具有深刻的、大量的知识，那就不利了，因为这些知识是阶级斗争中的力量。“通俗”叙述某门科学当然应是明白易懂的，但也是肤浅的；它只提供表面的知识，而不让掌握其研究方法，没有为更深刻的钻研打下基础，也不打算安排这种钻研。通俗化应当是有意思的；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象商店橱窗里陈列钻石那样，收集吸引人心的材料，例如星际问的遥远距离，土星的环，火星上的运河，等等，这一切都是现成的结论。但更困难的是进行真正的研究。而“严肃的叙述”仿佛是通俗化的对立面，用极端枯燥沉闷的形式，常常是外国化的专门语言写作，用烦琐的议论和论证的废话使之复杂化。它们通常都极其令人厌倦、枯燥乏味、一点也不吸引人，连在中学、大学和专科学校学习的资产阶级的子女也只有在相当严格的纪律的督促下才对付得了，他们真诚地把学习看作是特殊的炼狱。不过他们还是对付过来了；而广大群众仍停留在小学的文化水平，此外则是易懂的，没有危险的“通俗化”，而这种通俗化常变成低级趣味的、不确切的和粗糙的“庸俗化”。
　　最近几十年出现了较为高级的传播知识的类型。这是民主知识分子造成的，为首的是科学界最先进的人士。他们竭力给人民群众带去真正的知识，建立人民大学和适合人民群众水平的实用训练班；他们改造了科学的讲述方式以适应自己的任务。业已查明，现在几乎每门科学课程的内容都已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予以简化和削减面不会有损于深度和准确性，通常反而有利于清楚地讲述。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任务是教给科学的方法及运用科学的方法，使人家能自己学习，并实际利用知识。对知识的兴趣在加强和加深，它是作为真正的知识，而不是肤浅的“消息”传给群众的。这就是科学的民主化。
　　工人阶级所需要的是否就是这种东西呢？毫无疑问，是的；但这也还远远不够。
　　比如拿约翰·培里教授的《手工工人实用数学》来说吧。它主要是供机械工人用的，用简明扼要的形式提供数学计算和分析的方法及其实际应用。但是这些方法和应用，这种科学力量只是从事研究的单个的工人的劳动工具，他从事个人工作和取得个人成就的工具。从事民主化的学者们自己就是这样理解的，因此只能在这个意义上去教其他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工人身上发展什么样的自觉，是个人的还是阶级的、社会的自觉呢？工人同他的集体、同劳动群众的联系得到加强，还是相反地因获得知识而从他们中间分离出来，在自己看来升到较高的阶梯上去了？显然，得到的结果多半是第二种。我们看到，现代科学能使那些工人阶级中登上科学顶峰的顽强的个人资产阶级化。在这里这种作用只不过小一些，但却是存在的：之所以小一些，是因为知识的民主化所包括的毕竟不是些单个的人，而是较为广泛的阶层，而暂时他们还没有达到科学的顶峰。
　　因此，单纯的知识民主化对工人阶级来说是不够的。它当然能提高工人阶级的文化水平，但没有使之上升为一个阶级，因为它提供的科学不是阶级的力量，而是阶级中的个人的力量，虽然是人数众多的个人的力量。
　　还需要什么呢？请看，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即已经用无产阶级观点改造过的科学，是不是在这种形式和意义下在工人群众中传播的。无产者贪婪地深刻地领会它，但它是不是他个人谋取成就的工具呢？他是不是把它看作是使自己在工人中间出人头地并爬到他们上面去的工具呢？如果说个别沽名钓誉的人会这样做的话，那末这毕竟是一种例外，因为其一般作用并非如此。
　　它的方法是阶级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用它的眼光，也就是依据人类的集体经验去观察人类生活。它的应用也是阶级的，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建设工人阶级的组织，为实现它的理想进行集体的斗争。这样的知识不是个人的力量，而是集体的力量；它不是拆散无产阶级，把受教育的从未受教育的人们中间分出来，而是把他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所以在群众中传播科学并不是单纯的科学民主化，而是真正的社会化。关于无产阶级如何掌握科学的问题把我们引到已经熟悉的任务上去了，同改造科学的问题联结在一起了。而我们知道，不仅政治经济学或历史，而且任何科学都适于这样的改造，应当作这样的改造。从工人阶级观点看来，任何科学都是人类积聚起来的劳动经验，组织社会劳动的工具，社会斗争和建设的手段，集体的而非个人的力量。
　　传播知识的条件决不仅仅是叙述简单明了，而首先是群众对知识的兴趣。例如，只要他们认为天文学或高等数学是有闲者的某种精巧的游戏，那末群众中有人想努力研究它，那只是罕见的例外情况，是某种想入非非的古怪行为。一旦得知这些科学如果化费不少劳动进行严肃的研究，就能够成为取得个人成就，飞黄腾达的工具，那时它们就会把最有虚柴心的、最有才能的群众代表吸引过来。当任何一个工人，群众中的每一个人知道并感到科学参预自己的全部劳动，它在共同劳动中、在共同工作的每一努力之中都起着前所未见的指导作用，那末他们对科学就会发生热烈的兴趣，就会感到科学对 他们每一个人是多么密切亲近！
　　只有科学社会化才能使科学深深地扎根于无产阶级群众，只有科学社会化才能使工人阶级掌握科学。而工人阶级必须在科学知识的整个范围内，在科学知识的各种各样的广阔领域上掌握科学。因为所有的科学都参加组织世界生产，而工人阶级面临着组织全部世界生产的任务。

五


　　无产阶级应当通过本阶级的科学宣传组织——工人大学去完成掌握科学的任务，即为自己而改造科学和在自己的群众中传播科学的任务。
　　“大学”一词最初并非现在通常称呼这个词所表示的那个含义，而是互相联系的教学和学术教学机构的总和和体系。我们说的工人大学就是类似的意思。
　　它应是趋向于一个中心的文化教育机构的体系，这个中心象现在的大学和科学院所做的那样，把科学力量联合和组织起来。通向这个中心的阶梯应是高级和低级普通教育班。当然，不是使用国立学校现行教学大纲的那种普通教育班，而是使用按照培养自觉的工人集体主义者的需要的尽可能广泛和渊博的教学大纲的普通教育班。普通教育班的每一阶段都应补充以带有部分实际目标的一系列专门课程，例如工会运动、政治宣传、各种职业技术课程等等。这一体系中教学大纲的统一应作为一个任务提出来，但是实际上只有在整个组织的工作和发展中才能形成这种统一。在开始时不能也不应当把统一强加给体系的各个部分，因为应当多方寻找和试验，以找出优良者。
　　在工人大学的机构中，工作的安排必须符合无产阶级组织的一般类型和精神；而这就是说，应当建立在教员和学生的同志式合作之上。现在通常的关系不是这样的，在这种关系下教师或教授对听课者来说是不容置辩的权威，是一种精神权力。然而，在知识和经验极其不平等的地方，就是在工人中间同志关系也很容易被歪曲，——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变成一些人在精神上听命于另一些人，变成妨碍批判和创造的盲目信任。任何无产阶级的教育组织都应成为同志关系的学校，在这里富有学识的人的必要领导不会压制学习者思想的独立性，不会导致露骨的或隐蔽的奴役。
　　在这种条件下共同的工作将贯穿着集体劳动的观点，这种观点也就是工人阶级的观点；改造科学、科学概念和讲述将不仅靠先进理论家的个人努力，在更大程度上要靠所有参加者共同的、自我组织起来的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分清什么是属于这个人的，什么是属于另一个人的。正因为如此，改造的本质在于阶级观点，在于对旧经验作另一种说明的新的逻辑，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共同讨论科学问题、科学理论时，由学生作出正确的和有益的指示，而这种指示之所以没有在其导师脑子里出现，只不过是因为在导师身上存在着强烈的知识分子的思维习惯。在我个人任宣传员时的经验中曾不止一次地碰到这种情况。
　　通过编写每门科学的最好教程并使这些教程具有和谐的联系，就会从工人大学的集体生活中产生工人百科全书。它以 最完善的形式和尽可能少的篇幅把工人所必需的基本科学知识集中在一起，使工人能清楚地懂得自己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能自觉地、始终不渝地沿着自己的阶级道路前进。封建社会编写了自己的宗教百科全书，资产阶级在大革命前夕编出了自己的启蒙百科全书。无产阶级是面临着无比宽阔、无比深刻地组织生活的任务的阶级，更不能不编写出自己的百科全书。这个百科全书将是它思想上自我组织的强大手段，是实现其世界任务——夺取社会主义理想王国时的强大斗争武器和建设工具。

　　译自亚·波格丹诺夫《论无产阶级文化（1904一1924年）》
　　列宁格勒一莫斯科1924年版第200一221页。
　　摘自《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论争资料》



　　
[1] f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一次全俄代表会议于1918年9月15—20日在莫斯科举行。会议组织处在告工人书中说，召开会议是“要通过建立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以在组织上完成无产阶级的阶级文化的建设工作”。
　　在召开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一次全俄代表会议之前，《无产阶级文化》杂志1918年第3期刊登了编辑部文章，其中已暴露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领导人的政治错误∶
　　“苏维埃政权是国家政治组织；正如《消息报》副题上所标示的，是由工人、农民、士兵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所组成的政权。这是极其不同的阶级成分组成的联盟，而决不是纯粹的无产阶级专政。在国家为国民各阶级安排教育事务上，联盟的监督和领导是完全正常和适当的。但是，把组织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文化创作事业置于农民、军队、哥萨克、城市贫民的思想代表的监督和领导之下，这至少是对工人阶级的文化价值的极大侮示，是对其文化自决权的否定。
　　把政治联盟的任务同阶级的文化任务混为一谈，这就是这些要求的基础。我们坚决摒弃这些要求。
　　在文化问题上我们是刻不容缓的社会主义者。我们断定，无产阶级应当刻不容缓地现在就为自己创造思想、感情、生活的社会主义形式，而不管政治力量的相互关系和组合。而在这种创作事业中政治盟友——贫农和贫民不能也不应监督无产阶级的工作。”（《无产阶级文化》1918年8月第3期第36页）
　　9月19日的会议上宣读了列宁的信——对给他的致敬信的答复。列宁强调无产阶级统治对“联合全体劳动群众和被剥削者”的意义，号召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推荐工人管理国家”事务上给予帮助。列宁信的全部内容都是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行会性质，同它的故步自封，孤立于广大群众之外，脱离国家的一般政治生活相对立的。
　　按照预定计划，卢那察尔斯基应代表教育人民委员部祝贺会议开幕，然后于9月18日作《无产阶级和艺术》的报告。但由于被紧急召往彼得格勒，他没能参加代表会议的工作。不过他仍然当选为名誉主席。他的报告提纲实质上同代表会议的许多领导人和参加者的发言进行了争论。例如，提纲说“知识分子已经在无产阶级艺术的诞生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列别捷夫-波梁斯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化任务》的报告中用绝对的论断来与之对抗∶“然而到底谁能解决无产阶级文化问题？只有无产阶级。只有它——通过自己的艺术活动，通过革命创作来解决；接近无产阶级的其他阶级，准确点说，社会集团，是不能解决这一任务的”。代表会议的个别参加者要求完全拒绝过去的文化。有一个发言者说，“我们带着无产阶级意识的重担进入新生活；有人还想要我们背上庞大无比的重包袱——资产阶级文化的成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象超载的骆驼，无法继续前进了。让我们把资产阶级文化当作无用的废物完全抛弃吧。”代表会议的决议中也包含有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错误提法，例如说“无产阶级的文化教育运动应处于同政治和经济运动并列的独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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