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艺术遗产（亚·波格丹诺夫，1918年7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亚·波格丹诺夫 -> 《论无产阶级文化》（文章选辑）（1918-1923）

论艺术遗产

亚·波格丹诺夫

1918年7月

　　在艺术领域工人阶级面临两大任务。第一个任务是独立创作：通过和谐的生动的形象认识自己和世界，用艺术形式组织自己的精神力量。第二个任务是取得遗产：掌握过去创造的艺术宝库，把其中伟大而美好的一切变成自己的，而又不屈服于其中所反映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精神。这第二个任务的困难程度并不下于第一个任务。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解决这一任务的一般办法。

一

　　一个严肃认真地研究异教的信教者有被诱入异教的危险，或者从异教吸取某种从自身的信仰观点看来是异端的东西的危险。例如研究佛教的基督教的学者往往成为完全的佛教徒，或者成为佛教道义的信徒，但也有过相反的情况。而譬如说，一个自由思想家研究这些宗教体系，他把所有的宗教都看作是人民的诗作的表现；这当然并非全然真理，但有部分真理。他会有信教的学者所遭遇的那种危险吗？当然没有。他会以极大的喜悦接受这些征服了千百万人们的教义的美和深刻性；但他不是从宗教观点，而是从另一种更高的观点接受它们的。组织在佛教中的极其丰富的思想和感情所给予他的心灵和头脑的大概要多于给予基督教学者的心灵和头脑，后者一边进行研究，一边却不能摆脱抗拒异教“诱惑”的本教的隐敲反抗；但是自由思想家却不会被诱惑而变成佛教徒，因为他那按自己的方式对宗教材料进行加工改造的认识结构是不会这样做的。
　　基督教徒，自由思想家都是“批判地”对待佛教的。根本区别在于批判的类型本身，在于批判的原则即“标准”。信教者并不比自己的研究对象站得高一些，而是同它大体处于同一水乎。他是从自己的教义和自己的感觉的角度进行批判的，他在异教的神话、祭仪、道德启示中寻找矛盾，在找到这些矛盾的时候却不善于鉴定常常隐藏在矛盾后面的富有诗意的或生命力的真理；而如果要看清真理，那就要付出同自身发生矛盾，也就是“被诱惑”的代价。对他来说，佛教不可能是异己世界的文化遗产，而如果他赞许地领悟这种宗教，那末这种宗教也就征服了他，并迫使他放弃原先的宗教。
　　对激烈的无神论者是进步的但还不是很发达的资产阶级意识的代表，对他来说情况稍好一些，这种人把任何宗教都只看作是迷信和欺骗。这是“倒过来的信教者”，他高于宗教之处只在于拒绝它，但不是理解它。对他来说，宗教也不是一宗遗产，而最多不过是一种诱惑——如果他感到宗教不只是欺骗和迷信，但不懂得它到底是什么的话。
　　我们的自由思想家，资产阶级意识所能达到的最高阶段的代表则处于另一种状况。他懂得宗教创作是人民的诗的创作，这使得他在这个观点的范围内能完全自由地无偏见地评价自己的对象。对他来说，就不会怀着苦恼的内心矛盾看到，例如古代印度阿利安人的摩奴法典就思想的深度而言在许多方面要高于古代和现代的基督教，而表现于安葬仪式的他们对死亡的态度就其高尚、伟大和优美而言都无可比拟地胜过基督教。他不受任何宗教意识的影响，凡是宗教意识使思想模糊和使人们的意志反常的地方他就同它进行斗争，与此同时，他也能使一切宗教成为他自己和其他人的珍贵的文化遗产。
　　无产者对过去的全部文化的态度，对资产阶级世界的文化和封建主世界的文化的态度也经过类似的阶段。起初这种文化对他来说只不过是文化，是一般文化：实际上他也不可能把这种文化看成别的什么，他自己完全站在这种文化的水平之上。这种文化的科学和哲学可能有谬误，其艺术可能有不真实的情节，其道德和法可能有不公正之处，但是对他来说这一切并不是同文化的本质联系着的，这是它的错误、偏差和不完善之处，文化的进步定能予以改正。如果说后来他看出了其中的“资产阶级性”和“贵族性”，那他也只把此两者看作是捍卫，用伪造文化来捍卫统治阶级的利益，这种文化的方法和观点本身，即其实质，并未受到任何怀疑。他不能离开它的基础，而在力求掌握“其中好的东西”的同时，甚至没有象佛教徒或婆罗门教徒防止基督教的诱惑（或反过来）那样防范它以保护自己。他也被染上旧的思想和感觉方式，染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对待世界的态度。只有在清楚庄严地发出阶级利益呼声的地方和时候，他才能坚持住自己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如果不是这样清楚而又有信心，而生活问题又困难又复杂，特别是如果问题又是新的，那么他就不能作出独立的决断：或者是简单地从周围社会环境中取得现成的异己解决办法，或者甚至用异己观点去说明和解释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国家工人知识分子对待战争的态度清楚地暴露了这两种态度：一部分人几乎未经考虑就向爱国主义战争投降了，另一些人能“理解”，工人阶级的最高利益要求同资产阶级统一以保卫和拯救祖国和本国的生产：因为“祖国和本国生产的崩溃会使工人阶级和整个文明大大倒退。”
　　根据这一极其严酷的经验，事情非常清楚，在自己的世界观、自己的思考方式、自己的贯通一切的观点尚未形成的情况下，不是无产者掌握作为自己的遗产的过去文化，而是过去的文化掌握无产者，把他当作执行自己的任务的人力材料。
　　如果一个无产者相信这一点，而无政府主义地完全否定旧文化，即拒绝遗产，那他就站到天真的无神论者对待宗教遗产的立场上去了，当然是在更坏的意义上；因为资产阶级无神论者如不懂得宗教在实践上也还过得去，他有另一种文化作为支柱，只不过他的思想广度和创作规模受到点限制而已。而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就无力去对抗无可匹敌的敌对阵营的现成的丰富文化：因为要全部重新创造某种同样规模的文化，他是无能为力的。这种文化在其敌人手中仍然是反对他的优良的工具和武器。
　　结论很清楚。工人阶级必须找到、制订高于过去所有文化的观点，并贯彻到底，就象自由思想家对待宗教世界的观点一样。那时就能掌握这种文化而不屈从于它，使它成为建设新生活的工具和同旧社会作斗争的武器。

二

　　卡尔·马克思在这样掌握旧世界精神力量方面奠定了一个开端。他在社会科学和社会哲学领域所实行的变革在于，他从新的更高的观点，即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出发重新审查其基本方法和所获得的成果。不仅建筑大厦的材料，而且对它们进行加工的方法，十分之九（如果不是更多的话）马克思是从资产阶级的文献资料中取来的：资产阶级的古典经济学，英国工厂视察员的报告，西斯蒙第和蒲鲁东对资本所作的小资产阶级批判，实质上几乎是全部空想主义者的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德国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法国启蒙学派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法国历史学家的社会阶级理论和巴尔扎克对阶级心理的天才描写等等，等等。所有这些东西都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形成一种新的联系，被改造成建设无产阶级组织的工具、反对资本统治的斗争武器。
　　怎么会出现这种奇迹的呢？
　　马克思断定，社会首先是生产的组织，这是其生活的所有规律、其形式的全部发展的基础。这是社会生产阶级的观点，劳动集体的观点。从这种观点出发，马克思批判了过去的科学，清洗了它的材料，把材料投进自己的思想烈火中重新冶炼，由此创造了无产阶级的知识——科学社会主义。
　　总之，从集体劳动的观点出发进行批判的改造，这就是使过去文化创造的成果变成工人阶级的真正遗产的方法。马克思本人也是这么看的，他把自己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叫做《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偶然的。
　　而这决非仅仅适用于社会科学。在所有其他领域我们的批判，无产阶级的阶级批判同样是取得和掌握文化遗产的方法。

三

　　现在我们较全面地展示我们批判的基础——集体劳动观点的含义和本质。
　　社会过程可以分为三点，或者准确点说，有三个方面：技术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在技术方面，社会同自然作斗争并征服自然，即按照自身生活和发展的利益组织外部世界。在经济方面——在人们之间的合作和分配关系上——社会自身组织起来以同自然斗争。在意识形态方面，社会组织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感受，由此为自己的生活和发展创造组织工具。因此，在技术上，在经济上，在精神文化领域，任何任务都是组织的任务，并且是社会的组织任务。
　　这里毫无例外，也不可能有例外。虽然军队以摧毁、歼灭、破坏为己任，但这并非最终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干什么的手段？按照军队所属的集体的利益去改组世界的手段。就让个人主义者的艺术家去想象，他是为自己并且是从自己出发去创作的，但是，如果他真的只为自己创作，而不是组织某集体的感受，那末他的创作除了他本人以外是谁也不需要的，他的创作也不属于精神文化，正如，虽然美丽却无法传达的正在消失的梦幻不属于精神文化一样；而如果他只从自己出发进行创作，而不利用从社会环境中取得的材料以及材料的加工、体现和表现方法，那他就等于什么也没有创造出来。
　　所以，集体劳动的观点是普遍组织的观点。工人阶级在劳动中把外部物质组织成产品，在自己的合作和阶级斗争中把自身组织成创造的和战斗的集体，在自己的整个生活和创作中把自己的经验组织成阶级意识，而历史赋予这个阶级的使命是和谐地完整地组织全人类的全部生活，这样的阶级也不可能有别的观点。

四

　　现在回到我们最早的例证上去。迄今为止任何宗教显然都是奴役的工具，那末宗教创造的整个世界能不能够、应不应该成为工人阶级的文化遗产呢？在这宗遗产里他们能得到什么好处，他们应怎么对待它呢？
　　我们的批判能给这一问题以清楚而又彻底的回答。
　　宗教为某种类型的集体，即权威的集体解决意识形态的任务。这是建立在权威的合作上的集体，是建立在一些人起领导作用、另一些起执行作用的基础上的集体，是建立在权力和服从基础上的集体。家长制的氏族公社是这样，封建社会是这样，农奴制和奴隶制组织、警察官僚国家也是这样；现代军队，在缩小的规模上还有市民家庭，都具有这种性质；最后，资本也把自己的企业建立在权力和服从的基础之上。
　　意识形态的组织任务何在？在于和谐、完整地组织集体的经验，使之适应这一集体的制度，以便使所获得的文化成果本身成为这个集体的工具，即继续保存、形成、巩固和发展这种类型的集体组织。所有这一切是怎样在权威的生活制度中形成的，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这一制度是简单地移用于经验和思想领域的。任何行动——自然的或人类的行动，任何现象都是积极的组织意志和消极的执行这两个环节的结合。可以按照权威社会来想象整个世界，在其上面是最高权威“神”，在各种复杂的权威联系中还有隶属于它的由一个接一个的权威所组成的链条：领导生活的各个领域或方面的低级的神、“半神”、“圣徒”等等。而所有这些概念充满着权威的感觉和情绪：崇拜、服从、敬畏。这就是宗教的世界关系：这不过是权威的意识形态。
　　非常清楚，对权威的生活制度来说这是多么完善的组织工具。宗教直接把人引入这一制度，把他放到其体系的一定位置上，又责成他去执行在这一体系中为他规定的任务。个人同自己的社会整体有机地联结成感觉、思想和实践的统一。
　　这是牢不可破地联结在一起的统一。
　　宗教创作的形式多数是诗的形式，我们的自由思想者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但没有看到主要之点——宗教的社会内容。在宗教正在形成的那些发展的阶段中，诗歌还没有从实践的和理论的知识中独立出来，还给它们披着诗的外衣。而那时候宗教包含所有的知识，组织人们的全部经验：那时候认识都被看作是直接或者通过中介者从神那儿获得的启示。
　　对工人阶级来说，宗教文化到底是什么样的遗产呢？非常重要，非常珍贵的遗产。经过工人阶级的批判，它将成为工人阶级理解，而不是支持生活中的所有权威现象的工具。权威的世界已过时，但尚未死亡；它的残余从四面八方包围着我们，有时是公开的，而有时则采用——并且越来越多地采用——形形色色的，甚至最出其不意的保护服来隐蔽着的。为了战胜这样的敌人，应当了解敌人，深刻、认真地了解敌人。
　　问题不仅仅在于驳倒宗教教义，虽然在这一点上掌握有新的批判武器的工人要比激烈然而天真的无神论者优越得多，无神论者用宗教是神父们为掠夺人民而臆造出来的逻辑推理或幼稚论断去驳斥异教。更重要的是，掌握这种遗产使得有可能正确地估计现代社会的权威成分的意义，它们的相互联系及对社会发展的关系。
　　如果说宗教是保存权威组织的工具，那就很清楚，不管形形色色信教的社会主义者怎么说，例如在阶级关系中，工人的宗教信仰乃是加强他们的从属地位的手段，是在他们中间维持保障统治者剥削所需要的纪律的手段。显然，许多工人政党采取的“宗教是私人事务”这一公式不过是要不得的暂时的政治妥协。军刀和架裟，军队和教会的长期联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两者都是严格的权威组织。小市民的或农民的家长制家庭依恋于宗教，依恋于“上帝的法律”，这同样是可以理解；然而与此同时也显示出现存的权威的基层组织对社会进步的巨大危险。党的领袖们即权威的作用，对他们的集体监督的意义等等，等等，都以新的面貌出现了。
　　然后还有凝结在各种各样的神圣传说和作品中的人类经验的全部艺术财富：异己的、独特的、有其独到的和谐的生活的图景，它扩大一个人的眼界，使之深深地加入人类的世界运动，推动他去从事不受习惯的环境和思想习惯束缚的新的独立创造……
　　工人阶级是否值得接受宗教遗产呢？

五

　　我故意从较多争论，较为困难的问题开始。这样就比较容易解决我们的主要任务——关于过去的艺术遗产问题。很清楚，工人阶级能够并且应当据以掌握这一遗产的工具同样是我们的批判及其新的、普遍组织的、集体劳动的观点。
　　我们的批判是怎样对待自己的对象的呢？
　　艺术作品的灵魂是被叫做“艺术思想”的东西。这就是作品的意图和实现这一意图的实质，或者说是任务和解决这一任务的原则。这是哪一种任务呢？现在我们知道，不管艺术家本人怎么看，实际上它总是个组织任务。这有两层意思：第一，问题在于要把生活、经验的成分的若干总和和谐地完整地组织起来，第二，问题在于使这样创造出来的整体本身成为某种集体的组织工具。没有前者，我们面前就不会有艺术，而只会是些毫无条理的堆砌，而没有后者，那么作品除了作者以外谁也不感兴趣，没有任何用处。
　　我们举世界文学的最伟大作品之一，文化遗产中的最灿烂的钻石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为例加以说明。
　　它的艺术思想在什么地方呢？这就是提出和解决关于组织人的心灵的任务，人的心灵被追求幸福、爱情、和谐生活同不得不进行痛苦的、严酷的、无情的斗争之间的沉重的生活矛盾分裂成两半。怎样摆脱这一矛盾，怎样调和这一矛盾呢？用什么办法可以使得对和谐的渴望不致于在不可避免的人生斗争中使一个人变得软弱无力，不致于夺去斗争所必需的力量、坚强和沉着冷静，而与此同时，迫不得已的打击的残酷性，创口的血污也不致于摧毁生活的全部欢乐和美呢？心灵已被最深刻、最崇高的需要同周围环境所强加的权威要求之间的激烈冲突所分裂，怎样恢复心灵的联系和完整呢？
　　我们立刻看到，这一组织任务的规模是多么广阔，它的全人类意义是多么巨大。这一任务当然决不只是适用于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和我们的庸人和我们的文学中的无数的“哈姆雷特”和“小哈姆雷特”。这一任务是每一个人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因素：谁有力量解决这一任务，它就使他登上更高的自觉阶段；谁缺乏这种力量，它就成为他精神崩溃，有时甚至是精神毁灭的根源。也许这一悲剧会非常强烈地渗透到理想主义者的无产者心灵中去，并且更强烈地渗透到工人阶级的集体心理中去。博爱是他的理想，全人类的和谐生活是他的最高目标；但是周围环境离此多么遥远，在失去过去通过无数努力获得的一切，失去他的社会尊严和生活的意义本身的威胁下，它迫使他进行多么困难，有时多么阴森残酷的斗争。他得到的欢乐很少，对欢乐的渴望却很大，而所拥有的那一点点东西也经常受到社会需要和无政府状态的不可避免的自发力量夺去或毒化的威胁；爱和喜悦的能力本身会不会在残酷的斗争中，在失败的绝望中，在狂暴的回击中受到损害呢？
　　哈姆雷特的悲剧正是在这种基础上展开的。他是很有天赋的人，有敏感的演员的天性，与此同时又是被生活所娇养惯了的。王子、王位继承人所受的教育，在德国的几年游学生活，一方面享受从事科学和艺术所给予的喜悦，另一方面是朝气勃勃的友爱的环境；最后，在开始的时刻又有对奥菲利娅的晶莹的诗意的爱情……世界上是很少有人能得到如此美满的幸福与和谐的。哈姆雷特已习惯于这种状态，他没有经历过，也不能想象有别的样子。但是这一天到来了，人生的灾祸和丑恶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起初是悄悄的预感，后来是令人痛苦的耳闻目睹。
　　他的家庭被摧毁了，他的祖国的法律秩序从根本上被动摇了。叛徒杀兄者篡夺了他父亲的王位，勾引了他的母亲，伪善、阴谋、淫佚充满着宫廷；古老的善良的道德在全国崩溃，酿成了骚乱。必须恢复法律，消除罪恶，为父亲的死亡和家庭的羞耻复仇。对哈姆雷特来说，这就是由他的封建意识的全部体系所决定的无可推诿的义务。
　　他有做到这一点的力量吗？有的，在他那丰富的天性中具有这样的力量；要知道，他不仅仅是个演员和命运的宠儿，不仅仅是个“消极的唯美主义者”，象空气对于生命那样，这种唯美主义者是和谐的环境所需要的。除此以外，他还是善战的君王的儿子，是可怕的海盗的后裔，受过良好的军事教育。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战士，但这是至今没有施展过，未经考验过的战士，而更糟糕的是有一面是同消极的唯美主义者联系在一起的。
　　这就是悲剧的本质所在。斗争要求哈姆雷特狡猾、欺骗、凶暴、残酷；但这些品质自身又是同他温柔的心灵相矛盾的；并且还要用它们去反对他的最亲近、最亲爱的人们：在敌人营垒里有他所热爱的母亲，并且他看到，奥菲利娅也被变成反对他的阴谋中的工具。敌人把她们推到前台，象有经验的战略家那样，善于利用他的心灵中的弱点。举起来打人的手停了下来，内心的斗争麻痹了意志，一分钟的决心让位给动摇和无所作为，时间消失在毫无结果的自我争论之中——结果出现严重的人格分裂，有时甚至是真正的人格崩溃：一切都陷入毫无出路的矛盾的混乱之中，哈姆雷特“发疯”了。
　　一个普通人也许什么也来不及做就这样死去了。然而哈姆雷特是个不寻常的英雄人物。通过绝望的折磨，通过心灵的沉重创伤，他毕竟一步步地走向真正解决的道路。双重人格——唯美主义者和战士——在互相渗透，并融合成新的统一体：积极的唯美主义者，争取生活和谐的战士。根本矛盾消失了：对和谐的渴望同战斗的努力融合在一起，斗争的血污由对生命的自觉清洗和把生命提到更高阶段来洗涤干净。组织任务解决了，艺术思想有了定形。
　　不错，哈姆雷特死了；象往常一样，大诗人的客观真实性也就在于此。哈姆雷特的敌人们曾有过优势：当他在积聚自己的心灵力量时，他们也在活动，并且在做好一切准备使之死亡。但是他是作为胜利者死去的：罪恶受到了惩罚，法律秩序得到了恢复，丹麦的命运被托付给可靠之手：年轻的英雄福丁布拉斯，他虽不及哈姆雷特，但是个严整的人，是浸透了封建世界原则的人，这种封建世界的理想也曾鼓舞过哈姆雷特。
　　这里出现了我们的批判的另一因素。组织任务是提出来并得到解决了；然而是什么样的集体给作者提供体现组织任务的生活素材的呢？当然不是无产阶级集体，当时它还不存在。哈姆雷特的作者，不管实际上是谁（众所周知，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或者本人是个贵族，或者是贵族的热烈拥护者：他的戏剧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从这个世界取来的，这些戏剧都带有封建君主制的烙印。在那里社会制度的基础是权力和服从，对神管理世界的意志、对自古以来规定的秩序的神圣性和不可动摇性的信仰，承认一些人是高级人物，生来就应当领导、管理另一些人——低级的、应受领导的、除服从外不能起其他作用的人。这一切会不会消灭这一作品对工人阶级的价值呢？
　　我用问题来回答：工人阶级除了自身的组织类型外，是否应当知道其他的组织类型？除了同其他组织类型进行比较对照，对它们进行批判、改造，利用它们的成分之外，工人阶级能不能用别的办法一般地制造和形成自己的组织类型呢？除了伟大的艺术大师，谁能更好地把这种组织类型引入异己的生活和思想组织的深处呢？我们的批判的任务是指出这种组织类型的历史意义，同低级的发展水平的联系，同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和任务的矛盾。一旦做到这一点，就不会有屈服于异己组织类型的危险；关于它的知识就变成了创造自己的组织类型的珍贵武器。大艺术家的客观性在这里也为批判提供了最好的支柱。
　　在他那里自然而然地显露了权威世界的整个保守主义，它的根本局限性，在它那里人的意识的弱点。值得回想一下《哈姆雷特》中的英雄福丁布拉斯第一次出现的情景，它把哈姆雷特的心灵推向解决自己的任务的道路。福丁布拉斯毫不怀疑，毫不动摇地骄傲地相信自己是对的，他率领军队去征服某一小块土地，也许这块土地并不值得最后一个士兵去为之流血牺性……
　　最后，下列事实具有重大意义：在作品中组织任务是在异已社会生活的基础上提出和解决的，而在总的方面，这种解决办法对现代的生活，对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来说都是适用的——凡是对和谐的渴望同斗争的严酷要求碰到一起的地方，一概适用。在这里，艺术教育工人阶级普遍提出和普遍解决组织任务一一这是工人阶级实现世界的组织理想所必不可少的。

六

　　比利时艺术家康斯坦丁·麦尼埃在其雕塑中塑造了工人的生活。他的雕像《哲学家》表现了正在为解决一个重要哲学问题而沉思的工人思想家的形象。这个裸体雕像给人留下了正在克服巨大的无形阻力的专心一致、高度紧张的思想的完整而又强烈的印象。
　　这一雕像的艺术思想在什么地方呢？组织任务是这样的：怎样把沉重的体力劳动同思想的工作，同思想的创造结合、联结于一体？任务的解决……《哲学家》这座雕像充满着沉着的努力，像中每一条看得见的肌肉都充满着静止而不转变为外部行动的紧张，似乎深入到内部的紧张，只要看一看这座雕像，解决办法就会非常清楚而又非常令人信服地显示出来：“思想本身就是一种体力的努力，它的本质同劳动的本质是一样的，两者之间没有矛质，它们的分离是人为的，暂时的。”精密科学、生理心理学的结论完全证实了这一思想；然面在艺术表现中这一思想显得更亲切，更容易理解。而它对于无产阶级的巨大意义是无需证明的。
　　但是我们的批判应当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位艺术家在自己的创作中是站在哪一个阶级或社会集团的观点上的？原来虽然他描绘工人，但他并非工人阶级的思想家，他持劳动观点，但不是集体劳动观点。工人思想家是被当散个体的人处理的；感觉不到，或者只是极其模糊地，几乎捉摸不到地看出使他的思想的努力同千百万人体力和精神的努力熔合在一起的联系，这种联系使思想成为劳动的世界链条中的一环。按社会地位面言，这位艺术家是知识分子，他习惯于自己从事个体工作，而看不出他的劳动就起源、方法和任务而言都是以人类的全部集体劳动为出发点的。在这一点上，劳动知识分子的观点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观点没有多少差别——也是个体的。在这方面我们的批判也应当补充艺术家所不能提供的东西。

七

　　对过去艺术的无产阶级批判任务就这样自然而然地确定下来了。完成这一任务，无产阶级批判就会使工人阶级有可能牢固地掌握并独立地利用凝结在艺术形式中的数千年的组织经验。通常对无产阶级批判的作用和含意的理解不是这样的。
　　它常常被置于“国民艺术”的地位，被变成关于这种艺术的捍卫阶级利益的宣传鼓动作用问题。几年前工人伊·库比可夫在号召无产者研究旧世界的优秀文学作品时是这样看待它们的教育作用的：毫无疑问，其中“不仅有纯金，并且也有对无产阶级有害的合金”，这就是“保守的抑制的力量”。然而这并不可怕，因为工人具有阶级嗅觉，使他能成功地区分出黄金和合金来。“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从艺术中获得的印象，那就会看到，黄金在起作用，而合金则会被工人的意识所忽视……我个人在观察中就曾看到过令人吃惊的事，怀有反政府情绪的工人往往巧妙地从最无害的作品中做出革命的结论。”（《我们的曙光》1914年第3期第48一49页）这是幼稚的、根本上错误的观点。
　　这种能从确实无害的作品中“巧妙”地得出革命结论的嗅觉没什么好的。曲解就是曲解。它证明什么？证明直感的巨大力量和缺乏客观性，证明思想低于直感并昕命于直感。一个要解决世界组织任务的阶级的意识难道应当是这样的吗？库比可夫举席勒的《唐·卡洛斯》为例来说明“黄金和合金”的关系，并且认为，对暴政的揭露，波扎侯爵激昂的演说是黄金；而他所梦想的开明的而又人道的君主专制是合金。不对。在思想模糊而又软弱的情况下读者通过“激烈的言词”受到革命词句方面的教育。反之，用生动的深刻的艺术表现出来的开明的君主专制理想对于持无产阶级批判观点的历史自觉的读者来说决不是“合金”。理想是组织的思想模型；知道并理解过去制造的这种模型是作为未来组织者的阶级所必需的。在艺术家所描写的英雄人物的斗争中应当看到决定该时代人们意识和意志的那些社会力量的斗争，看到从这些力量的本性中产生的这种或那种理想的必然性。让艺术深入到已从历史上消失或正在消失的阶级以及正占据着历史舞台的阶级的心灵中去，这是掌握积累的文化组织经验——建设者阶级的最宝贵的遗产的最好手段之一。
　　既然过去的艺术能够培养无产阶级的感情和情绪，它就应当成为使这种感情和情绪得到深化和变得清晰的工具，成为把它们的领域扩大到整个人类生活和整个人类劳动道路上去的工具，而不是鼓动的工具、宣传的工具。

※　　　　　※　　　　　※

　　一个批评家能把过去文化的伟大作品介绍给无产阶级，例如在剧院演出天才的剧本之后能从组织的、集体劳动的观点向观众解释它的意义和价值，或者用简短易懂的解释性大纲向观众作这样的说明，或者例如在工人报刊上发表文章阐述一位大师的长诗、小说，那么这位批评家就为工人阶级做了一件严肃而又需要的工作。
　　这里是无限广阔的工作天地，而这项工作是必要的，最靠得住的，是永远不会白费的。

　　译自亚·波格丹诺夫《论无产阶级文化（1904—1924年）》
　　列宁格勒—莫斯科1924年版第142—157页。
　　摘自《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论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