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一九一四年以前的社会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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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一九一四年以前的社会民主党

Ø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榜样
Ø 一个新世界
Ø 改良还是革命？
Ø 党的官僚阶层

　　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几乎所有的社会党都支持本国政府参战，从此埋下了导致社会民主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分道扬镳的种子，一九一九年，随着共产国际的成立，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就此分道扬镳，这件事给第二国际的历史投下了一道扭曲的光。许多作家、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曾企图找出这一重大分裂的根源究竟在哪里，这些人认为这次分裂本来应该是可以被预见到的。尽管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在第二国际的内部争论中及其内部的紧张局面中，已经出现了分裂的苗头，但当时还没有社会党人想要分裂，就算有，也只有很少人会这么想。未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派在当时也认为：自己只是俄国的一个派别，是一个要在沙皇俄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党（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个“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党）的派别。列宁在一九〇五年跟彼得·司徒卢威^[1]论战时，愤怒地否认了他要分裂党的说法：

　　我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把“倍倍尔和考茨基的革命主义”叫作机会主义的？我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企图在国际社会民主运动中创立任何一种同倍倍尔和考茨基两人的派别不相同的特别派别呢？究竟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曾经暴露过我同倍倍尔和考茨基两人间的意见分歧，即使是就严重性来说，和倍倍尔同考茨基——例如在布雷斯劳代表大会上关于土地问题的分歧稍微有点近似的分歧呢？^[2]

　　在一九〇五年时，这位布尔什维克领袖确实有理由大发雷霆。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尽管列宁同许多人进行过争论，同许多人存在分歧，但他始终保持着这种态度，而且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向德国社会民主党致敬（在列宁心目中，德国社会民主党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榜样，他希望能在俄国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党），并反对那些被他认为是机会主义者的人，他认为应该把这些机会主义者驱逐出党，仅仅是因为这些人拒绝承认党的存在之必要性、并企图“取消”党。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榜样

　　在一九〇七年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之前，列宁一直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向捍卫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点的”^[3]。在他抨击参加这次大会的德国代表的机会主义时，他完全同意考茨基对这些代表的批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夜，他一直保持着这种立场。在一九一三年八月六日的《真理报》上，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回顾了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一生，并介绍了倍倍尔的功绩，他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写道：

　　培养和集结工人阶级力量的时期，是各国在发展世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事业中所必经的一个阶段。没有一个人像奥古斯特·倍倍尔那样明显地体现出这个时期的特点和任务。他本身是个工人，他冲破了一切障碍去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成为工人领袖的典范，成为资本的雇佣奴隶为争取人类社会的美好制度而进行群众斗争的代表者和参加者的典范^[4]。

　　一九一四年四月四日，列宁尖锐地抨击了工会领袖卡尔·列金^[5]在访问美国时所坚持的机会主义立场，但他还是再次向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巨大的功绩”、它的“严整的理论”、以及它的“群众组织、报纸、工会、政治社团”^[6]欢呼致敬。

　　在成立共产国际的过程中位居核心地位的那些人中间，也许只有托洛茨基曾关注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命运。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后，他在自己的著作《总结与前瞻》中写道：

　　社会主义政党的任务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使工人阶级的意识革命化，正如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社会关系革命化一样。但是无产阶级队伍中的鼓动和组织工作具有一种内在的惯性。在欧洲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当中，首先是在其中最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当中，随着广大群众转向社会主义并变得愈来愈有组织和有纪律，党内保守主义也愈来愈发展了。结果是，作为体现无产阶级政治经验的组织的社会民主党，可能在某个时刻成为工人和资产阶级反动派之间公开冲突的直接障碍^[7]。

　　其实，在第二国际内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并不是革命派，而是法国社会党人之类的机会主义者。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曾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直接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领袖地位。没有人能对考茨基^[8]或倍倍尔^[9]这样的人所拥有的“继承权”提出质疑。在这两个人当中，倍倍尔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里德国工人阶级组织的活生生的化身。倍倍尔曾是一名五金车工，一八七一年，当梯也尔（Thiers）的军队向巴黎公社的战士们进攻时，俾斯麦的军队也在帮助梯也尔，此时倍倍尔是帝国国会议员，他喊出了“向王宫开战”这个口号。他曾两次入狱、两次被判刑，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多年里，他是社会民主党人抵抗《反社会党人法》^[10]运动的主心骨。他是一个耐心的建设者，一个能承受重担的战士。他在辩论中能进行可靠的论证，在斗争中能保持沉着的自信，坚信工人必须把握自己的命运，靠着这些东西，他不知疲倦地吸引、训练和说服了工人群众。

　　卡尔·考茨基是奥地利人，出生于一八五四年，比倍倍尔小十四岁。他体现了知识分子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雄心。他是实践家倍倍尔身边的理论家、学者，他给党和群众指出清晰的道路。他曾在瑞士主编《社会民主党人报》（Sozialdemokrat），在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有效期间，党的活动家们秘密地把这份报纸散发到全德国去。他是恩格斯的朋友和门徒，在恩格斯逝世后，考茨基接过了这位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的工作，继续为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Die Neue Zeit）杂志的专栏撰稿。他的对手把他叫作社会民主党的“教皇”，还说他宣称自己一贯正确^[11]。事实上，他具有巨大的权威和高尚的声望。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敏锐的大脑，控制着一只健壮的胳膊。

一个新世界

　　四十年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怕迫害，不畏坐牢，成功地在每一方面把工人组织了起来，他们不但把工人组织到了各种形式的政治活动中去，而且还把工人组织进了各种为短期要求而进行的活动中去，还把工人组织进各种娱乐、教育和文化组织里。社民党的活动家们给工人阶级提供了一整套真正的组织结构。这些活动家叫做“党信得过的人”（Vertrauensmänner），他们是党在各个城镇、各个企业中的可信赖的代表，是工会的代表，在各级工会、合作社和群众组织中当选为干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追随者在国家内部建立起了一个反对国家的党，它是如此强大，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国中之国。

　　在一九一四年，社民党拥有一百〇八万五千九百〇五名党员。在一九一二年的立法机构选举中，它推出的候选人获得了四百二十五万张选票。它建立并领导的工会拥有两百多万会员，年收入高达八千八百万马克。它的活动家知道如何围绕着它建立起一个由各种并行的组织组成的广泛的网络；他们在不同层面上，把几乎所有工资劳动者都组织起来了，而且他们的组织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每一方面中去：社会主义妇女协会、青年运动、人民大学、图书馆与读书会、娱乐组织和户外运动、出版社、新闻、报刊杂志。社民党的行政和技术机关富有现代的管理和宣传的经验，这些称职能干的机关所组成的坚实的架构，撑起了这个广阔的世界。党拥有九十家日报，其中雇用了二百六十七名全职新闻工作者和三千名体力劳动者、职员、管理人员、商务经理和代表。党的大部分领导干部——特别是执行委员会（Parteivorstand）和中央机关的干部、党在各邦的所有领导人、大部分地方组织的书记都是党的全职干部，他们是由党任命的专职人员，要把他们自己的一切时间奉献给党；而党在各级选举中的当选代表——党在帝国国会中的一百一十名议员、各邦议会中的二百二十名议员、各市镇议会中的二千八百八十六名议员中的大部分人也都是党的全职干部。各工会联合会、各行业工会或各地区工会组织的领导多年来已经变成了专职工会活动家，他们在党内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地位。

　　对于以阶级为基础、在德意志帝国里组织起来的这样庞大的一个运动，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政治机构来看待，甚至也不能把它当成是议会民主制中的一个模范“工人党”来看待。路特·费舍^[12]写道：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得以建立起这样一种类型的组织，它不仅仅是许多个人为了临时目的临时聚到一起的松散的组合，也不仅仅是一个保卫劳工利益的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它的意义远不止是一架政治机器；它使德国工人有了在自己的世界里的尊严和地位。工人个人生活在他的党里面，党渗入了工人的日常习惯。他的思想、他的反应、他的态度，都产生于他个人和他的集体的这种融合^[13]。

　　不管把它当成是一个世界也好，当成是一个小社会也好，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以他们的传统、实践与仪式（有时这些东西看起来跟宗教很像）提供了一种政治态度，或一种思维方式，而且不止于此，他们还提供了一套体系，一种生活方式和感受方式。所以我们才能解释说，为什么那些分歧巨大的派别，比如分别以爱德华·伯恩施坦和罗莎·卢森堡为代表的那些派别，能够在同一个组织里共处。这样我们才会明白，身为德国社会民主党革命派的领袖的卢森堡，在反驳列宁在《怎么办？》中阐述的关于党的概念时，为什么要这么写：“事实却是，社会民主党并不是同无产阶级组织有联系，它本身就是无产阶级^[14]。”

改良还是革命？

　　尽管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每一场有关战略和策略的重大思想斗争中，德国社民党都全身心投入了进去，但这些斗争却从来没有影响过它自身在组织上的团结。

　　虽然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经常会在拜占庭式^[15]的争吵中分裂，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仍然表现得像是一个团结的党，在它里面各种不同的派别能够共存，如果换了世界其他地方，这种情况就会造成党分裂成多个互相竞争的小党。一八七五年，在哥达（Gotha）代表大会上，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16]创建的社会民主工党（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erpartei）与费迪南德·拉萨尔^[17]创建的全德工人联合会（Allgemeiner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合并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从那时起，社民党内就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派别，一个专门研究法国工人运动的专家轻易就能认出这些派别是“可能派”^[18]、“盖德派”^[19]、“布朗基派”^[20]和“阿勒芒派”^[21]的德国版。但这些派别却都共存于同一个党内，并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这种情况使他们之间的争论具有一种特殊的局面，因为如果能通过妥协来解决争论，并能把争论引向行动的话，那要比各派互相争吵、谁也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要好得多。

　　在《哥达纲领》中，马克思的追随者对拉萨尔派做了重大让步，这让马克思深感忧虑^[22]。一八七八年，俾斯麦企图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来打垮这个年轻的党，当时党内有一派人，声称自己愿意接受非常法中对社民党的各种限制。这个派别受了卡尔·赫希伯格^[23]的影响，他们自称自己的想法是“现实的”，马克思派很快就战胜了他们。社会民主党人没有否认合法活动的可能性，虽然合法活动会受到种种限制（尽管党内一些急性子的人——他们是未来的极左派的先驱——认为合法活动的可能性是极其有限的），不过他们也发动了非法的宣传、鼓动和组织活动，使党在镇压之下依然得以继续成长^[24]。

　　当《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在一八九一年废止后，社会党人必须重新调整他们的活动。党内一方面出现了号召抵制选举、并提倡永久性的进攻策略的“青年派”，另一方面出现了以格奥尔格·冯·福尔马尔^[25]为首的、要求党走“可能派”路线、专门从事选举斗争的右翼，在反对这两种倾向的斗争中，党的领导层按照考茨基所阐述的设想，取得了胜利。这一胜利，被爱尔福特（Erfurt）代表大会上采用的纲领确定了下来。考茨基没有抛弃最高纲领（maximum programme）——即社会主义革命，但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社会主义革命变成了一个遥远的前景，所以党要先放下社会主义革命，然后才能——也必须——去为最低纲领（minimum programme）的要求（即各种局部的目标）而斗争，为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改良而斗争，党还必须巩固工人运动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同时还要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26]。

　　于是，把最高纲领（革命与社会主义）和最低纲领（有可能在现行资本主义政治体制框架内实现的改良）截然分开的一道鸿沟就这样形成了。这种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截然分离的情况，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主宰了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与实践。

　　一八九八年，爱尔福特纲领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第一次遭到了理论层面上的猛攻，而对它发动进攻的，是党的核心领导成员、恩格斯的朋友、在非常法时期曾组织过地下出版活动的爱德华·伯恩施坦，他抛出了“修正主义”，对这一基础进行攻击。他根据自己二十年来的观察，认为资本主义在这段时间中都是和平地发展着的，所以他对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的矛盾将会越来越尖锐这一远景产生了怀疑。同时，他开始质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辩证唯物主义，他认为，对于由工人阶级的自觉斗争所造成的那些矛盾，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它们的辩证的解决办法了。他现在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人民自由选择的结果，而与人民的经济与社会状况无关，他把社会主义当成是一种道德上的选择，而不是社会的必需。他要求抛弃那些被他认为是过时的革命词句，去寻求现实的改良；他还认为，工人阶级应当为了改良，同资产阶级中的重要阶层一起参加到广泛的民主运动中去^[27]。

　　这次论战叫做“伯恩施坦事件”，它就是这样开始的，它进行得很尖锐，成果也很丰富。考茨基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反击伯恩施坦的经济论点的辩论中去^[28]，在他身边有一批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人，罗莎·卢森堡便是这批人中的翘楚。她对爱尔福特纲领提出了新的解释，把最低要求和最高要求结合了起来，给革命力量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她认为“选择改良还是选择革命”这个问题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争取改良的斗争，只能通过革命才能完成，只能由社会民主党按照这样的前景来完成^[29]。一九〇三年的德累斯顿代表大会决定谴责修正主义者“将通过胜利夺取政权的政策替换为与现存秩序相调和的政策”^[30]的企图，至少在形式上结束了这次辩论。

　　尽管如此，这次论战还是持续了好几年。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像惊雷一般震动了德国社会民主党。考茨基写道：“在为它〔革命〕徒劳地等待许久之后，我们当中很多人认为〔俄国革命〕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31]。”就在俄国革命期间，工人阶级中间也出现了自发的鼓动，就在同一年，鲁尔（Ruhr）矿工广泛地发动了非正式罢工，将这种自发鼓动推到了顶点^[32]。工会全职干部与激进分子之间发生了新的冲突。全职干部们害怕冒险主义，企图阻止工人的斗争，拒绝让工人政治化。激进派则同意卢森堡的观点，即“政治总罢工”可以有效地提高广大落后工人的政治觉悟，因此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武器之一。在一九〇五年九月举行的耶拿代表大会上，倍倍尔提议发动政治总罢工，获得了大会的通过^[33]。激进派似乎战胜了新修正主义者，随后这些新修正主义者在工会里重新集结起来，他们的首领是列金，他曾说过，在他看来总罢工“完全是胡闹”。

　　其实，在那几年时间里，战场已经变了。代表大会上的争论已经不再能忠实地把它反映出来，因为真正的斗争已经半遮半掩地在党和工会的机关里开展起来了。在一九〇六年的曼海姆（Manheim）代表大会上，工会领袖得到了倍倍尔的支持，通过了一项决议，根据这项决议，党和工会必须就事关双方共同利益的事项进行磋商，使工会具有了与党平等的地位^[34]。此举使得耶拿代表大会上的投票结果失效了。一家激进派报纸《莱比锡人民报》（Leipziger Volkszeitung）写道：“我们在党内消灭了修正主义，可现在修正主义又在工会里复活了，而且更加茁壮了^[35]。”对于党和工会的新关系，卢森堡打了一个比方：农夫（工会）对他的妻子（党）说：“哪些事你同意我的，你做主；哪些事你不同意我的，我做主^[36]。”修正主义者爱德华·大卫^[37]高兴地说：“革命主义的兴盛只是昙花一现，它能兴盛一时多半是出于好运，现在它已经过去了……党现在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积极地利用和扩大它在议会中的力量的工作中去了^[38]。”

　　当社民党领导层用耶拿大会上的决议来跟工会领袖做了妥协后，它就明确地背弃了党对革命的认同，此后它在论战中就很少提到革命了。从那时起，就有了“中派”（Centre），它同新修正主义的距离（新修正主义是靠帝国主义的成功而滋养成长的，它企图让党去适应它所谓的“现代”经济），与它同激进主义（从一九一〇年起，不断加剧的经济困难、以及工人为了对抗这些经济困难所进行的罢工，都对激进主义产生了影响）的距离一样远。

　　而且，党还在一九〇七年大选中遭到了沉重的失败，党的领袖们让自己相信：要想取得重大的或持久的成功，他们就必须赢得小资产阶级选民的支持，不能再用过分革命的词句把小资产阶级选民给吓跑。考茨基是这个中派领导层的理论家。但是，在关于民族问题和反军国主义问题的论战中，右派和中派走得越来越近，在其他论战中，比如在与摩洛哥事件^[39]相关的帝国主义问题、如何在普鲁士争取选举改革和普选权等问题的辩论中，它们就走得更近了。由此引发了各左翼派别的联合，它们越来越强调党的内部机制的问题，在一九一二年，它们对这个问题的强调，甚至招来了“进行派别活动”的指责。

　　欧洲经济不断发展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德国与欧洲各国一起进入了一个危机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变得激烈了，各国国内的阶级斗争也变得尖锐起来。此时的改良主义实践，已经再也无法通过争得改良成果来证明它自身的合理性了，在这种情况下，社民党中派仍然对革命的可能性犹疑不定，又对越来越多地卷入各种有可能威胁到党的团结的事件感到焦虑不安。中派企图通过一边继续进行日常的合法活动，一边在形式上继续忠于革命前景的做法，来遏制所有离心倾向，就像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时期所做过的那样。但形势已经非常不一样了。

党的官僚阶层

　　马克斯·韦伯^[40]和罗伯特·米歇尔斯^[41]之类的社会学家所做的分析^[42]，以及夏尔·昂德勒^[43]之类的法国社会党人所进行的猛烈攻击，都在一定程度上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勾勒出了一幅概略性的图示。他们都把社民党描写成一个僵化的、官僚化的组织，这个组织在根子上就是保守的，屈从于由目光短浅的干部构成的机关，并因此同社会结合在了一起，而这个组织原本声称要推翻和改造这个社会。这些人试图以此来解释修正主义为什么能在德国社民党内获胜。

　　这些人的批评确实有现实根据。在进行反修正主义斗争期间，根据激进派的要求，党的执行委员会得到了加强，执行委员会被全职干部统治着，这些全职干部在实践中是不会服从监督的。执行委员会任命地方一级和地区一级的书记，并支付他们的工资，这些书记组成了一个等级体系，通过精心构建的网络来控制着各级组织的一切活动。党纪是严格的，在群众组织中当选的党员或代表，必须接受“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紧密控制，而这些党团又是为领导层中的全职党员所控制的。执行委员会还要在选举中提名候选人，安排全职干部的工作、调动工作人员、技术人员、指导员和新闻工作者的工作，还要像指挥军事行动一样领导竞选活动，而竞选活动就是他们的主要业务。

　　对于机关的彻底集中化和用严格的纪律来统治党这两个特点，米歇尔斯是这么解释的：自从一九〇六年起，保守主义在党的意识形态中赢得了主导地位，所以才形成了这些特点。可是，正是这些特点使列宁把德国党当成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榜样。在列宁看来，倍倍尔和他那一代活动家们实现了一个目标，即建设一个纪律严明的、集中的群众党，它构成了一支工人大军的框架，而这支工人大军又是由专业的总参谋部来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也宣称要实现这个目标，但它当时还未能实现它。一些有幸熟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运作的俄国流亡者，对这个党抱着羡慕之情——一定程度上甚至是嫉妒之情。

　　这种矛盾仅仅存在于外表上。卡尔·肖尔斯克^[44]在阐述这些社会学家的看法（主要是米歇尔斯的看法）时，曾做过这样的评论：“官僚阶层据以创设的那些目的——以及官僚阶层所依据的情势——这两个因素对保守主义在官僚阶层中的得势所起的作用，比工作人员要支薪这一事实更有力得多^[45]。”那些为了把革命觉悟和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带给俄国工人阶级，而成立了布尔什维克派的职业革命家们也是这么做的，但他们得在非法状态下冒着镇压的危险去这么做，这使他们几乎没有让自己融入沙俄社会、成为这个社会的一部分的可能，甚至连这样想一下的念头都几乎没有过。他们在自己的一般宣传中仍把自己的革命目标（虽然这个目标在俄国可能比在德国更难实现）放在最前面，同时强力地把自己的组织集中化——然而保守主义没有机会渗入到他们的日常实践中去。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却刚好相反，它虽然跟布尔什维克一样，在原则上都承认革命是自己的长期目标，但它的机关却完全是在一九〇六年至一九〇九年之间建立起来的。

　　在这段时间里，社会比较平静，工人阶级处于退潮之中，党希望能加强其竞选能力，增加得票数量和当选的候选人数量，党要全神贯注于不让党内冲突影响竞选，不让党内激进派的革命词句或获得好处最少的工人提出的要求，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最保守的工人阶层中可能投自己票的选民给吓跑。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与工会领袖的改良主义源于一种经济形势，这一经济形势助长了对于通过和平手段让社会继续进步的乐观信念。

　　这就是季诺维也夫竭力去揭示的，他研究了大柏林地区组织于一九〇七发表的统计数字。事后，他曾试图解释党为什么会变质、党的领导在一九一四年为什么会“叛变”，他着重指出，当时的党员中，大约有百分之九点八根本不是工资劳动者，而是“自雇劳动者”（self-employed workers），这些“自雇劳动者”包括旅店老板、酒店老板、理发师、手工艺者和商人，甚至还有一些人是小工厂的老板。这部分人的政治影响日益增加，因为党为了赢得选举胜利，正在修改辞令以争取这部分选民。能与之抗衡的力量是很脆弱的；在统计中，党员里只有百分之十四点九能算作单纯的“工人”，说得更准确点，应该是“非技术工人”，事实上，这些非技术工人构成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46]。

　　党的核心支持者，是具有一门手艺的技术工人，季诺维也夫把这些技术工人叫做“工人贵族”^[47]。党的全职干部就是从这些人当中提拔上来的，党的机关是由数千名有特权的全职干部^[48]组成的，这些全职干部往往有不只一份工作，拿着不只一份的工资，党的机关——报刊、金库和群众组织——的工作人员的晋升也是由他们控制的——季诺维也夫把这些人统称为“工人官僚”。他是这样来描述“工人官僚”的：“工人官僚”是一个阶层，它企图隐瞒自己已经存在这一事实，但它已经具有了自己独特的利益。这个阶层的目标是“秩序与和平”，也就是维持社会现状，而社会现状使党的政策越来越保守。他的结论是：这个阶层的成员实际上已经成了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中间的代理人^[49]。

　　卡尔·肖尔斯克所做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与季诺维也夫的很接近，尽管他表达得不一样。在他研究保守主义是如何渗入党内的文章中，他写道：

　　党的干部追求的首先是组织内的安宁与统一。在党发生分裂的情况下，他自然会反对批评和改革。随着左派要求改革的压力越来越大，干部也就越来越倒向右派^[50]。

　　他着重指出，这种现象在党的运作中——特别是在代表大会的筹备过程中——特别明显。大城市里的工人基本上都属于激进派，但在代表大会上，他们的代表却占不了多数，占多数的反而是代表着不那么无产阶级化、不那么革命的党组织的代表。在一九一一年的符腾堡邦代表大会上，拥有八千六百五十九名党员（这些党员几乎都是工人）的斯图加特党组织，只有四十三名代表，而乡镇中的七百二十三名党员却拥有四十九名代表。在一九一二年的符腾堡邦代表大会上，斯图加特和坎斯塔特（Cannstadt）的一万七千名党员只有九十名代表，而来自其他非无产阶级城镇的五千名党员却有二百二十四名代表^[51]。因此，邦执行委员会要依靠占大多数的来自半农业地区的党组织的代表的支持，而这些半农业地区的党组织所承受的来自国家和统治阶级的压力更重，所以，在一个不再根据工作场所、而是根据选区制定的制度下，邦执行委员会自然要压制工人城镇的地方组织。

　　《多特蒙德工人报》（Dortmunder Arbeiterzeitung）当时是非常激进的矿工的一个据点，这家报纸有一位激进派编辑叫康拉德·亨尼施^[52]，在一九一〇年，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到：“尽管矿工组织一再投票，一致表示信任”，在他所谓的“高级官僚（Oberbonzen）”的控制下，他的工作环境还是变得难以忍受，逼得他要辞职。在党的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了一个领导职务，但在工会全职干部的直接要求下，地区执行委员会免去了他的职务^[53]。

　　在对党的最高机关——全国代表大会——的组成的研究中，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一九一一年，百分之五十二的党员来自党员数量在八千人以上的地方组织——基本上都是工人阶级城镇——但他们的代表只占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七。代表比例很不公平，有些小地方的党组织，每五十七人就有一名代表，而好些大型工业城市的党组织，每五千七百人才有一名代表^[54]。在决策机关中，工业无产阶级的代表所占比例过低，激进派之所以在一九〇五年以后的历届代表大会上屡遭挫败，这一点并非最不重要的原因。这种情况，正是在机关里控制着党的那些人所希望、并系统地加以利用的。这些人以前大多是无产者，后来被提拔成了脱产的全职干部，对他们来说，这是社会地位的真正提升。

　　在历史上，社会民主党官僚阶层的化身是弗里德里希·艾伯特^[55]，一九〇六年，他在三十六岁时当上了党的总书记^[56]，一九一三年，倍倍尔逝世后，他接任党主席一职。艾伯特以前当过马鞍工人，很年轻的时候就入了党，在组织工作中表现出了卓越的才能。他起初在布莱梅码头当体力工人，后来负责管理福利社（这是社会民主党宣传的中心）。一九〇〇年他成了全职干部，当上了布莱梅党组织书记处中负责工人问题的书记，在那里他赢得了称职职员的名声。当选总书记后，他立即提倡使用现代组织手段，给布满灰尘的办公室里引入了电话、速记员和打字员，增加了大量的报告、问卷、卡片索引和报单。肖尔斯克是这么描写他的：“艾伯特是个乏味、冷静、坚定、勤劳的人，他非常注重实效，他身上所具备的一切特点，稍加变动，就会使他变成社会民主党的斯大林^[57]。”

　　正是艾伯特建立了这样的机关，并最终赢得了修正主义者的信任。一九一一年，老激进派保尔·辛格尔^[58]逝世后，艾伯特得到了列金和工会领袖们的支持，想同得到倍倍尔支持的哈泽^[59]竞争辛格留下的党主席一职，结果艾伯特失败了^[60]，但两年之后，倍倍尔逝世后，他毫无困难地继任了党主席一职^[61]。他的副手——党的机关的其他重要人物，给人的第一印象没他那么乏味。奥托·布劳恩^[62]，工人阶级出身，年轻时曾参加过反对爱尔福特纲领的左翼反对派集团，后来在柯尼斯堡当记者，此后他与党内的重大理论论战保持距离。菲利普·谢德曼^[63]，曾当过排字工，后来在黑森当记者，他是一个有才华的鼓动者，在入选执行委员会之前曾被人当成是激进派，但他也同重大论战保持距离，在一九〇六年到一九一一年间，他三次当选代表大会代表，但他一次也没有发过言。在帝国国会里，他成为了社民党党团中的畜牧业专家^[64]。

　　乍一看，这些如此平淡乏味的人，居然能在社会民主党这样一个广泛、重要的运动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人们可能会对这一点感到很惊讶。事实上，艾伯特、布劳恩、谢德曼等人发现，他们自己处于两股对立的阶级力量之间的某种特权地位。德国经济的转型，欧洲社会的相对平静（这种平静只在一九〇五年被俄国革命打断了一下），社会立法的进步，这些都是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争取得来的成果，这些成果，同社会进步与个人成功——这种个人成功，是工人组织及其封闭的世界提供给工人阶级中有能力的成员的——的前景一道，都助长了种种修正主义倾向。

　　这些修正主义倾向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主义，赞成“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倾向特别反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社会主义运动认为，德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是同“德国的”资本家的繁荣、以及德国帝国主义的扩张相联系的。

　　这类观点是随着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的提出而发展出来的，但它们要赤裸裸得多、无耻得多，而且不包含有曾激励了伯恩施坦的理想主义和道德成见^[65]。对这些“社会主义者”来说，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的同伙，也是德国的殖民政策与军事政策（原则上进行防御，必要时实行进攻）的盟友。如果德意志帝国卷入了战争，无论这场战争是进攻性的还是防御性的，德国工人都绝对不能希望德国战败。

　　曾当过伐木工，后来当上了党的干部、议员的诺斯克^[66]，最为明确地抛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根基，他在帝国国会内宣称社会主义者不是“没有祖国的流浪汉”，并要求资产阶级政党的议员们拿出能说服工人的理由，让工人去为德国当兵^[67]。在背后推动着诺斯克的那股力量是不会掩饰自己的。

　　出身容克地主的普鲁士国防大臣冯·埃涅姆^[68]抓住诺斯克这次演说提供的机会，并要求倍倍尔批判他的同志——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反军国主义著作^[69]。实际上，通过诺斯克和冯·埃涅姆的穿针引线，社民党被拉进了一场关于民族问题——特别是关于国防问题——的论战。帝国最高法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它判处卡尔·李卜克内西十八个月监禁^[70]。

^[1] 彼得·伯恩哈多维奇·司徒卢威（Пётр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Струве，1870年1月26日——1944年2月22日），俄国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论家。“合法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19世纪末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脱党，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彻底决裂，加入资产阶级自由派。1903—1905年成为该派组织“解放社”的理论家和组织者。1905年任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是该党右翼领导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十月革命后，先后参加邓尼金和弗兰格尔的反动政府，后来移居国外。在巴黎去世。——中译者注

^[2] 弗·伊·列宁，《社会民主党在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1卷，第48页，脚注①。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1/001-08.htm ——中译者注

^[3] 弗·伊·列宁，《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6卷，第67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16/007.htm ——中译者注

^[4] 弗·伊·列宁，《奥古斯特·倍倍尔》，《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3卷，第388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3/109.htm
　　原书中此文刊登的日期和刊物有误，这篇文章其实发表在1913年8月21日的《北方真理报》上。——中译者注

^[5] 卡尔·鲁道夫·列金（Karl Rudolf Legien，1861年12月1日——1920年12月26日），德国工会活动家，1886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同年参加工会运动，1889年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会，参与创建第二国际。1890年起任德国工会总委员会（Generalkommission der Gewerkschaften Deutschlands）主席，1913年任国际工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s Confederation）首任主席，1919年任全德工会联合会首任主席，1920年发动总罢工抵抗卡普暴动。1920年6月出任国家临时经济会议副主席。曾于1893—1898年和1903—1920年当选国会议员。——中译者注

^[6] 弗·伊·列宁，《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哪些东西是不应该摹仿的》，《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5卷，第114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25/024.htm
　　这篇文章其实发表于1914年5月5日。——中译者注

^[7] 列·达·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蔡汉傲译，陈泰编校，新苗出版社，2004年，第115—116页。（可在此阅读：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06book/trotsky-1906book10.htm ——中译者注）后来，他在《我的生平》中引用了这段话，又在后面写下了下面这句话：“我不曾期望第二国际的正式领袖在战争期间能有任何重大的创举，但我也万万没有料到社会民主党居然能对本国军国主义者奴颜婢膝。”（列·达·托洛茨基，《我的生平》，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第206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9/trotsky_1929book20.htm ——中译者注

^[8] 请参阅：卡尔·列纳（Karl Renner），《卡尔·考茨基：德国工人阶级的精神与政治发展简史》（Karl Kautsky. Skizze zur Geschichte der geistigen und politischen Entwicklung der deutschen Arbeiterklasse），柏林，1929年。

^[9] 至今还没有一本倍倍尔的传记能配得上他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请参阅他的自传：《我的一生》（Aus meinem Leben），柏林，1910年至1914年。

^[10] 《反社会党人法》，又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全称《反对社会民主党进行普遍危害活动法》（Gesetz gegen die gemeingefährlichen Bestrebungen der Sozialdemokratie），它是德国首相俾斯麦为了镇压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于1878年10月19日通过的一部法律。这部法律规定：一切旨在推翻“现存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而从事社会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活动的组织均予禁止，其集会、活动、游行予以解散，印刷品予以查禁；禁止为社会民主党印刷宣传品和提供集会场所；在“公共安全受到威胁”的城市或地区宣布实行“小戒严”；“危害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者”要被驱逐出居留地，参与受禁活动的人将被处以罚款或被判刑等。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各种合法手段和非法手段同《反社会党人法》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最终使《反社会党人法》在1890年9月30日期满后失效。——中译者注

^[11] 1870年，天主教会在第一届梵蒂冈会议上，将“教皇永远正确”（Papal infallibility）列为正式的教条，所以考茨基的对手才会攻击他自称“一贯正确”。——中译者注

^[12] 路特·费舍（Ruth Fischer，1895年12月11日——1961年3月13日），本名路特·爱尔芙丽德·艾斯勒（Ruth Elfriede Eisler），1914年参加社会民主党，1918年同俄国代表在维也纳建立联系后，得到一笔资金，在维也纳创办了《警钟》（Der Weckruf）周刊。当奥地利共产党于1918年11月3日成立时，她是第一名党员。1919年5月被免去在革命领导层中的职务，1919年8月离开奥地利前往柏林。她与德共（斯）的领导——特别是列维——合作，后来在阿尔卡季·马斯洛夫（Arkadi Maslow）——后来成为她的长年伴侣——的影响下参加左翼反对派。从1921年起，她用路特·费舍的化名领导德共柏林—勃兰登堡地区委员会的工作。她在1921年开始成为“进攻论”的热烈倡导者，反对莫斯科妥协。她作为德共左派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923年初，她激烈的发言引发了德共的党内危机，但在1923年5月，她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接受了妥协，并入选德共中央局。1923年7月起重新进行反对派活动，在莫斯科进行组织起义的工作，宣称赞成继续保持武装起义的口号，但在开姆尼茨会议之后反对进行总罢工。1924年，她得到了季诺维也夫和德共党内反对布兰德勒（Brandler）的派别的支持，赢得了党的领导权，并支持对各国共产党进行“布尔什维克化”。但在1925年的第二轮总统选举中，她支持撤回共产党的候选人一事曝光，而共产国际执委会则否定了这种做法。1925年至1926年间被迫居住在莫斯科，而她在柏林的地位则被台尔曼（Thälmann）所取代，后来于1926年8月被开除出党。她参加了列宁同盟和其他反对派组织的成立工作。1933年流亡法国，1940年6月流亡到西班牙，然后流亡到古巴，最后在1941年流亡美国，开始参加反共活动。1956年返回法国，1961年在巴黎逝世。

^[13] 路·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何式谷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0—21页。

^[14] 罗·卢森堡，《列宁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马恩列斯研究资料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第550页。

^[15] 拜占庭（Byzantium），即现在的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Istanbul），历史上拜占庭曾是东罗马帝国首都，故东罗马帝国又称拜占庭帝国。在西方，“拜占庭式的”常具有“诡计多端的、爱耍阴谋的、玩弄权术的”的意思。——中译者注

^[16] 威廉·马丁·菲利普·克里斯蒂安·路德维希·李卜克内西（Wilhelm Martin Philipp Christian Ludwig Liebknecht，1826年3月29日——1900年8月7日），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创始人之一。他是卡尔·李卜克内西的父亲。——中译者注

^[17] 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 Lasalle，1825年4月11日——1864年8月31日），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1863年创建了当时最大的、最重要的德国工人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并任主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同他的机会主义进行过坚决的斗争。——中译者注

^[18] 1879年，法国工人党（Parti Ouvrier Français）成立后，党内以保罗·布鲁斯（Paul Brousse）和贝努瓦·马隆（Benoît Malon)为首的一派主张将理想目标分成若干阶段，集中力量争取眼前可能实现的某些要求，把自己的政策称为“可能的政策”，故被称为“可能派”（possibiliste）。1882年，可能派从法国工人党内分裂出去，成立了法国社会主义工人同盟（Fédération des travailleurs socialistes de France）。1902年可能派加入了以饶勒斯为首的法国社会党。——中译者注

^[19] 于勒·巴西尔·盖德（Jules Basile Guesde，1845年11月11日——1922年7月28日），法国社会主义者，1880年与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等人一起成立了法国工人党。长期积极参加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和第二国际的活动，一战爆发后，支持法国政府参战。——中译者注

^[20]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August Blanqui，1805年2月8日——1881年1月1日），法国革命家，他参加了从1830年直到巴黎公社的所有起义，并曾在狱中当选为巴黎公社委员。他七十六年的人生中，有三十三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他鼓吹通过由经过精挑细选、训练有素的阴谋家组成的小集团发动武装起义进行革命的理论，并反对马克思的群众行动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布朗基的革命活动和英勇献身精神给予很高评价，同时对布朗基主义的错误观点给予原则性的批评。——中译者注

^[21] 阿勒芒派是法国工人运动中以让·阿勒芒（Jean Allemane）为首的一个派别。可能派从法国工人党中分裂出去成立社会主义工人同盟后，社会主义工人同盟内以阿勒芒为首的一派因意见分歧，于1890年分裂出来，成立了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Parti ouvrier socialiste révolutionnaire），通称阿勒芒派。该党强烈倾向工团主义，是后来的法国革命工团主义运动的根基之一。该党于1901年解散。——中译者注

^[22] 马克思于1875年写了《哥达纲领批判》，该书后来由恩格斯于1891年出版。请参阅：弗兰茨·梅林（Franz Mehring），《德国社会民主党史》（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第2卷，柏林，1960年，第48—51页。
　　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19卷，第11—35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marxist.org-chinese-marx-1875-4.htm ——中译者注

^[23] 卡尔·赫希伯格（Karl Höchberg，1853年9月8日——1885年6月21日），德国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改良主义者。生于法兰克福一犹太银行家家庭。大学毕业后获博士学位。1876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曾在经济上支持过党。创办和资助出版过《未来——社会主义评论》、《经济政策通讯》、《政治经济文丛》、《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等杂志，传播改良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尖锐批评其试图把党引向改良主义轨道。《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时期，同施拉姆、伯恩施坦结成“苏黎世三人团”，发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是该文主要发起者和执笔人）的右倾纲领，鼓吹党应走改良主义道路，放弃党的最终目标，同资产阶级结盟并依附于资产阶级。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致倍倍尔等人的《通告信》中给予了批判。1880年8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决定解除其所担任的职务。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狂热支持俾斯麦政府的殖民政策。恩格斯称，此人已无可救药。——中译者注

^[24] 弗·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2卷，第556页、第577页、第579—81页。

^[25] 格奥尔格·海因里希·冯·福尔马尔（Georg Heinrich von Vollmar，1850年3月7日——1922年6月30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和机会主义代表人物之一，议会活动家。1877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任地方党报《德累斯顿人民信使报》主编。1878年被当局逮捕入狱，随后被驱逐出境。1879年到苏黎世后，任秘密出版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因“左”倾主张受到批评，1880年1月辞去主编职务。1881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并成为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重要发言人，此后除1886—1890年外，一直到1918年均为国会议员或邦议会议员。1890年《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右倾机会主义主要代表之一。反对阶级斗争，鼓吹阶级调和，宣扬搞资产阶级改良和走议会道路。为此，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等著作中批判了他的机会主义观点。1896年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出现后，多方为之辩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1918年后脱离政治活动。——中译者注

^[26] 弗·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2卷，第563-564页，第676-678页，第681—683页。

^[27] 卡尔·艾米尔·肖尔斯克（Carl Emil Schorske），《1905—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German Social Democracy, 1905-1917），剑桥，马萨诸塞州，1955年，第16—20页。请参阅：爱·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r Sozialdemokratie），斯图加特，1909年。

^[28] 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19—20页；考茨基，《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一个反批评》（Bernsteine und das sozialdemokratische Programm, Eine Antikritik），斯图加特，1899年。

^[29] 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21—22页；罗·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革命？》（Sozialreform oder Revolution？），莱比锡，1899年。
　　罗·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革命？》，《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第70—170页。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1898/index.htm ——中译者注

^[30] 转引自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23—24页。

^[31] 卡·考茨基，《政治性群众罢工》（Der politische Massenstreik），柏林，1914年，第89页。

^[32] 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35—37页。

^[33] 同上，第42—44页。

^[34] 《190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议事录》（Protokoll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Parteitages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1905），第131—132页。

^[35] 转引自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52页。

^[36] 《1906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议事录》（Protokoll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Parteitages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1906），第315页。

^[37] 爱德华·海因里希·鲁道夫·大卫（Eduard Heinrich Rudolph David，1863年6月11日——1930年12月2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之一，经济学家；德国机会主义杂志《社会主义月刊》创办人之一。公开修正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问题的学说，否认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在农业中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1918年10月初任外交部国务秘书，十一月革命后，于1919年2月7日任国民议会议长，2月11日辞职，改任不管部长，6月21日改任内务部长，10月4日再次担任不管部长。1920—1930年当选国会议员。——中译者注

^[38] 转引自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53页。

^[39] 1911年5月，法国帝国主义将军队开进摩洛哥首都非斯。德国政府对此做出强烈反应，于1911年7月1日派遣“豹”号和“柏林”号炮舰开往摩洛哥的阿加迪尔港，从而引起了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经过英国有利于法国的干预，德国被迫让步同法国达成妥协。——中译者注

^[40] 马克西米利安·卡尔·艾米尔·韦伯（Maximilian Carl Emil Weber，1864年4月21日——1920年6月14日），德国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中译者注

^[41] 威廉·罗伯特·爱德华·米歇尔斯（Wilhelm Robert Eduard Michels，1876年9月9日——1936年5月3日），德国社会学家，曾师从韦伯。参加过德国社会民主党，1907年退党，一战后参加了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法西斯党。——中译者注

^[42] 罗·米歇尔斯，《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Zur Soziologie des Parteiwesens in der modernen Demokratie），莱比锡，191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及其社会成分》（Die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Parteimitgliedschaft und soziale Zusammensetzung），《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第23卷，1906年，第471-556页。

^[43] 夏尔·菲利普·特奥多尔·昂德勒（Charles Philippe Théodore Andler，1866年3月11日——1933年4月1日），法国日耳曼学家。——中译者注

^[44] 卡尔·艾米尔·肖尔斯克（Carl Emil Schorske，1915年3月15日——2015年9月13日），美国文化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教授。二战期间曾在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工作，战后曾在卫斯理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和普林斯顿大学任教。1981年曾获普利策奖。——中译者注

^[45] 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127页。

^[46] 格·季诺维也夫，《战争与社会主义的危机》（Der Krieg und die Krise des Sozialismus），德文版，1924年，第548—549页。该书第一版于1917年出版于彼得格勒。

^[47] 同上。

^[48] 季诺维也夫估计这些有特权的全职干部大约有四千人（同上，第510页）。

^[49] 同上，第507页、第532页。

^[50] 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127页。

^[51] 同上，第130-131页。

^[52] 本诺·弗里茨·保尔·亚历山大·康拉德·亨尼施（Benno Fritz Paul Alexander Konrad Hänisch，1876年3月13日——1925年4月2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政论家，普鲁士邦议会议员。一战之前属于“激进马克思主义左派”，曾是帕尔乌斯的朋友和追随者。一战爆发后，起初反对战争，但后来转向社会沙文主义立场，支持战争。十一月革命后，于1918年11月—1920年12月任普鲁士邦文化部长，1922—1925年任威斯巴登行政区区长。——中译者注

^[53] 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134页。

^[54] 同上，第138—139页。

^[55] 格奥尔格·柯托夫斯基（Georg Kotowski），《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政治传记》（Friedrich Ebert.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第1卷，威斯巴登（Wiesbaden），1963年。

^[56] 原文有误，艾伯特出生于1871年，他是在1905年（三十四岁）时当选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的。——中译者注

^[57] 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124页。

^[58] 保尔·辛格尔（Paul Singer，1844年1月16日——1911年1月31日），德国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马克思主义者，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1862年参加德国进步党，当时是民主主义者。60年代中期结识倍倍尔等人后，转向社会主义。1868年参与创办柏林民主工人协会，投入工人运动。1870年后，曾和哥哥合办大衣制造厂。1873年捐献巨款，资助社会民主党，并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1878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883年当选为柏林市议员。1884年创办《柏林人民报》（《前进报》前身），同年起当选为历届国会议员。1885年起任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主席，1887年被选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890年起，担任党的执行委员会两主席之一达19年之久。——中译者注

^[59] 胡戈·哈泽（Hugo Haase，1863年9月29日——1919年11月7日），出生于东普鲁士一个犹太家庭，曾在柯尼斯堡当律师，被称为“穷人的律师”。1897年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1911年当选为社民党主席，1912年当选为社民党国会党团主席。1914年不愿支持战争拨款法案，但迫于党的纪律，最后还是投了赞成票。从1916年起成为中派的发言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后担任其领袖，1918年11月—12月担任人民全权代表。他是独立党右翼领袖，后来在国会台阶上被民族主义者暗杀。

^[60] K·R·柯林斯（K. R. Collins），《胡戈·哈泽当选为战前德国社会民主党两主席之一的选举》（The election of Hugo Haase to the Co-Chairmanship of the Prewar German Social Democracy），《国际社会史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第2期，1968年，第174-188页。

^[61] 在1892年至1916年之间，社民党一直实行双主席制，1892年至1911年之间由倍倍尔和辛格任主席，1911年至1913年之间由倍倍尔和哈泽任主席，1913年至1916年之间由艾伯特和哈泽任主席。——中译者注

^[62] 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1872年1月28日——1955年12月14日），社会民主党人，1913年当选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1919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20—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0年—1932年间三次出任普鲁士邦总理，纳粹党上台后流亡瑞士。——中译者注

^[63] 菲利普·海因里希·谢德曼（Philip Heinrich Scheidemann，1865年7月26日——1939年11月29日），社会民主党人，1903年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一战期间跟艾伯特一起支持战争拨款。1919年2月13日——1919年6月20日任魏玛共和国首届总理。1919年11月19日——1925年10月1日任卡塞尔（Kassel）市长。1920—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纳粹篡权后辗转流亡奥地利和丹麦，1939年死于哥本哈根。——中译者注

^[64] 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206—208页、第280页。

^[65] 跟伯恩施坦的观点相似的观点是从那之后发展出来、并得到运用的，发展并运用这些观点的派别，被夏尔·昂德勒叫做“新拉萨尔派”。

^[66] 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1868年7月9日——1946年11月30日），生于哈菲尔河畔勃兰登堡（Brandenburg an der Havel），1884年参加社民党，1892年当选为社民党勃兰登堡组织主席。1902—1918年担任开姆尼茨的《人民之声》主编。1906—1918年当选国会议员。基尔起义后，骗取了基尔水兵的信任，当上了基尔士兵苏维埃主席。1918年12月30日出任人民全权代表。1919年1月利用自由军团和国防军镇压了斯巴达克斯起义，并指使自由军团杀害卢森堡与李卜克内西。1919年2月13日——1920年3月22日任国防部长。1920—1933年任汉诺威省总督，纳粹党上台后被撤职。1944年因卷入七·二〇事件而被捕，被监禁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后来被盟军解救。1946年死于汉诺威。——中译者注

^[67] 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77页。

^[68] 卡尔·威廉·格奥尔格·奥古斯特·戈特弗里德·冯·埃涅姆（Karl Wilhelm Georg August Gottfried von Einem，1853年1月1日——1934年4月7日），一战爆发之前曾任普鲁士国防大臣，一战中任德军第三集团军司令。——中译者注

^[69] 肖尔斯克，《1905年—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78页。

^[70] 瓦尔特·巴特尔（Walter Bartel），《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反军国主义斗争与反战斗争》（Die Linken in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im Kampf gegen Militarismus und Krieg），东柏林，1958年，第75—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