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三十七章 前所未有的前革命形势
由占领鲁尔而引发的德国危机，是资本主义先进国家所经历过的最深重的危机。在一个以最现代化的工业生产为根基的国家里，贫困变成了普遍现象。几乎全部劳动人口都陷入了绝对贫困状态，小资产阶级也被毁灭了。所有人都失去了一切权利，只有资本和生产手段的占有者仍然享有特权。投机掮客、腐败政客、窑姐龟公倒是大发横财。随着一切社会保障制度的完蛋，一切民主思想也全都完蛋了。一切所谓的道德观都成了笑柄。简而言之，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失败所导致的恐怖景象，资本主义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得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取得了璀璨辉煌的成就，如今一切都倒了个个儿。
失控的通货膨胀
一九二三年危机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通货膨胀。这并不是新现象。早在一战结束后，通货膨胀就马上出现了，在一九一九年，它曾一度得到控制。但从一九二一年起，让马克贬值就成了德国资产阶级的中心战略。他们又捡起了以前的分析，这种分析认为，财政危机完全是由于出口不足造成的，让马克再次贬值，就能降低成本，增加出口，刺激生产，并为经济恢复创造条件。大工业家建议，由他们来代替国家，为货币提供信用，以此来恢复正常的经济形势，与此同时，他们还要求国家为此提供担保。但在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存在时，没有一个政府能提供这样的担保。内阁里的资产阶级部长们一再劝诱社民党部长们接受胡根贝格与施蒂内斯的建议，但都被社民党部长挡回去了。
大概是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开始，德国的工业巨头们决定，要让整个形势好转，必须先让它恶化；失控的通货膨胀，能把德国的债务一扫而空，使国家向他们屈服，耗光劳动群众的力量，这样一来，最后主宰局势的就只剩下大资本家了。整个一九二二年，马克都在稳步贬值，鲁尔被占领后，马克就一落千丈了。然而，要准确地找出谁该为马克的崩溃负责、谁应该对此负多少责任，是很困难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考虑到不断增加的政府开支、不断扩散的恐慌，还有各项相应政策所造成的影响。
一九二二年四月，一美元能兑换一千马克；到了十月能换二千马克；到了十一月能换六千马克。一九二三年一月四日，一美元能换八千马克，一月十日能换一万马克，到了十五日，就能换五万六千马克了[1]。从那时起，马克就开始了疯狂的贬值，中间有几次暂停，有几次下跌的速度放慢了一点，但每次暂停或放慢之后，紧接着就是越来越快的贬值。一九二三年五月十七日，一美元能兑换九万六千马克，到了七月十日能兑换二十万马克[2]。七月二十三日，一美元能兑换四十万马克，到了二十八日就能兑换一百万马克[3]。到了八月七日，美元对马克的汇率跌破了一比二百万；八月九日已达一比六百五十万[4]；九月五日跌破一比二千万；九月六日达到了一比四千六百万；九月七日已达一比六千万[5]。
到了九月二十日，一美元已可兑换三亿二千五百万马克[6]。短短一年时间，马克就只值原来的十六万二千五百分之一了！到了这般地步，数字都失去了原来的意义。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市面上有十六亿五千四百万马克在流通。到了八月十五日，仅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总额就达到了一百一十六万四千〇二十五亿四千八百〇五万七千（116,402,548,057,000）马克[7]。印钞厂日夜不停连轴转，甚至还要找私人印刷厂承包一部分工作量：先是印刷面额为一百万马克、二百万马克、五百万马克和一千万马克的纸币[8]，然后又印起了面额五千万马克和一亿马克的纸币[9]。
物价以同样的速度上涨。一九二三年二月三日，一个鸡蛋卖三百马克；五日的价格是四百二十马克[10]；十日的价格是三千四百马克；十一日是四千四百马克[11]；二十七日是七千马克；到了八月五日已经涨到了一万二千马克[12]；八月八日涨到了三万马克[13]。商店先是每天涨一次价，然后是每小时涨一次。大商店还专门雇人在价格表上加〇，他们甚至还常常赶不上实际价格的上涨。其实，只有以黄金或外汇（主要是美元）进行的交易才真正有效。马克纸币实际上已经无人使用，只有在支付工资的时候，才会按照固定比率增加一点数值发给工人。
危机对经济与社会的影响
整个经济机器一点点地、无法避免地失灵了。国家银行不再发放贷款，除非有价值稳定的实物作担保，但它仍在接受已经沦为废纸的纸币作为支付手段，而投机商手上最不缺的就是纸币，这对他们来说真是天赐良机。利率变成了天文数字，二十四小时贷款的利率高达百分之百，一月贷款的利率为百分之四百，一年贷款的利率为百分之五千。谁要是敢把自己的钱借给别人超过二十四小时，别人准会以为他疯了。其实，拥有资本的人，谁也不希望拥有任何形式的马克纸币，当然债务除外。农民拒绝出售庄稼。商店空空如也，市场门可罗雀。危机造成了一种真正的国内封锁。城镇居民组织了征粮队，到乡下去袭击农场，抢劫庄稼。
凝聚了大量财富与成就的实际资产、房地产、各种货物与珍稀品，越快脱手，就能赚得越多。这些东西有时能用看起来大得吓人、实际却少得可笑的价钱买下。不识货的人是没有机会弄到它们的。谁要是只有一点点钱，或是拥有无法分割的财产，谁就有可能失去一切。但谁要是有足够多的钱，就一定能赚上十倍甚至百倍的钱。大商人、工业家与大庄园主忙得不可开交，拼命买进一切能买的东西。据说施蒂内斯买下了横跨各行各业的一千三百家企业，他自己都承认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做了多少笔交易。出口业赚取了难以置信的暴利。一方面，极低的租金与工资、实际债务的贬值，使出口业能够把价格压低到无人能比的程度，而另一方面，他们拿到的是外汇。大公司可以把资本以外币的形式储存在国外。他们在瑞士、荷兰与南非设立企业，隐瞒自己的收入，并通过成立无记名的中介公司来逃避禁止资本外流的法律。简单来说，大资本家赚到手的是美元或黄金，而用来支付债务的则是纸——简直就是一本万利。
小资产阶级的处境正好相反，他们完全被掏空了。凡是领年金者、领养老金者，还有退休者或固定进款的持有者，他们一天比一天贫困。一九二三年七月，一个领养老金的人平均能领到一万〇八百马克，假如他敢在领钱的那天就花光这笔钱的话，那么这够他坐两趟有轨电车[14]。公寓楼的房东们发现，他们收上来的房租跟废纸没什么两样。既然什么都没了，他们就只能卖掉了。于是一队队经纪商就带着几千克的马克纸币，用非常便宜的价格买走了他们看中的公寓楼。办公室的白领职员是按月领工资的，领养老金者所遭遇的事情，也发生在他们身上。尽管他们的工资是随着物价上涨而增加的，但即使是最好的情况下，他们也只能按照上个月的物价上涨指数来提升工资，结果他们这一年的工资贬值了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九十。
工人的情况稍微好一点，因为他们是按周领工资的。“物价上涨”与“工资调整”之间的时间差对他们来说影响没那么大。尽管如此，有时还是很严重的。一个在一九二二年底能拿三千马克的五金工人，到了一九二三年三月能拿五十万马克，到了七月能拿四百万马克[15]。如果我们把马克换算成美元的话，就会发现，短短半年里，他的实际工资先从三十美元跌到了二十五美元，然后又跌到了十四美元。根据官方的数字，当时的工资是一九一四年的三千三百倍，而物价则上涨了一万二千倍。因此，工人的理论购买力只相当于战前的四分之一[16]。一九二三年八月初，工资比一九一四年高了八万七千倍，而物价则上涨了二十八万六千倍[17]。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商店经常是空无一物。
在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二日这一个星期里，一个有两个小孩的工人家庭的生活成本为每周五百一十五万八千九百一十二马克。这相当于父亲一个月的收入，而且还是按照上周的价格来算的……[18]。到了十月，一个矿工要工作一小时才买得起一个鸡蛋，要工作两周才买得起一双靴子[19]。失业在一九二三年头几个月还不算太严重，但后来就每况愈下了：到了九月，五金业的完全失业率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七点〇六，纺织业的是百分之四点五三，印刷业的是百分之十二点九，成衣业的是百分之十二点六；这些行业的不完全失业率分别为百分之十六点五八、百分之三十六点一九、百分之三十二点〇九和百分之五十七点九八[20]。
无家可归者的人数不断增长[21]。夜间旅社不堪重负。抢劫案的数量增加了几倍。自杀事件达到了历史最高记录[22]。大部分大城市里，由于缺乏顾客，公共交通已经停业。柏林的全部公共澡堂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停业[23]。德国绝大多数人口就这样被打入了社会底层。与其说是无产阶级化，不如说亚无产阶级（sub-proletariat）化了。
危机造成的政治后果
通货膨胀抹平了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消灭了工人贵族，让收入最高的技术人员也过上了跟体力工人一样的生活。不分行业，不论技术高低，大家工资都一样了，大家都变得一样悲惨。几百万工会会员还在缴纳会费，但这些数以百万计的会费都变成了金库里的一堆堆废纸，所以工会全都垮掉了。全职干部都落得跟流浪汉一般的境地，工会的各种福利基金早都一钱不值了。一份报纸定价几千万马克，可是购买印刷用纸的费用却要用黄金支付。由于缺钱，他们连代表大会都开不起了。报纸、杂志、公报一家家地消失了。《新时代》就是这样停刊的，在它的字里行间曾凝聚了社会主义运动史的整整一个时代[24]。
社民党的传统工会活动全都停顿了。工会运动失去了力量，集体协议成了笑话。工人群众脱离了工会，他们离去时往往对工会满腹怨气，责骂工会的软弱消极，有时还痛骂工会也是造成这种惨状的同谋。工会与社民党的机关都垮了，国家机关也一同瘫痪了：财产、秩序和法制的概念还有什么意义？在这么一个深渊里，谁还会在乎什么议会机关、投票权和普选权？就连警察和军队也逃不脱危机的影响。整个世界正在完蛋。就在短短一年以前，人们在分析德国社会时所必须加以考虑的那些基本要素，如今全都被破坏了。
尽管社民党的机关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已经遭到了严重的摧残，但社民党却还没有遭到致命的打击，不过它的日子也已经屈指可数了。社民党的右翼分子把“布尔什维克革命”当成是比正在折磨着德国工人的贫困还要可怕的洪水猛兽，并绞尽脑汁来反对它，但在社民党内，出现了一个多少还有点迷茫的左派，面对右派的攻势，它正在组织反抗。带领这个左派的有来自不同世代的人，有埃里希·蔡格纳这样的“一九一八年的社民党人”，也有保尔·列维与迪斯曼这样的老社民党员。这个少数派召开了几次派别会议，并作为一个政治流派公开登场了。比如，列维就宣称：“摆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面前的问题是：究竟是选择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其他阶级的专政。……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必须与共产党一起前进[25]。”
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社民党内部产生了分歧。统一战线运动在萨克森和图林根势头最为猛烈，在这两地领导运动的是一些拥有牢固的群众基础的工会干部，但其他地方也出现了统一战线运动。共产党终于看见了他们期待已久的征兆，工人开始大批大批地脱离社民党。季诺维也夫在六月指出：
当前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那就是西欧大多数有组织的工人尽管在名义上仍属于社会民主党，但他们
基本上已经不再追随社会民主党了。社民党工人现在心里已经倾向我们了：他们正在摆脱社民党，向我们走来
[26]。
季诺维也夫认为，“广大工人群众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的联系”如今已经“细若游丝”[27]，就算有人不相信这一点，他也无法否认共产党正在取得进展的事实。阿图尔·罗森贝格写了一本关于魏玛共和国的成立与历史的书，他在回首往事时，还是会染上一些他以前的同志的那些诗意的幻想，他在这本书里写道：“在一九二三年夏季的德国，人们无比渴望革命[28]。”
资产阶级政党与社会民主党都把选举当作自己的政治体制之本，但当他们想到这场灾难对经济和社会造成了何等巨大的破坏时，他们就不知道该如何面对选民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在这场危机期间，有一场选举可以让我们判断共产党的影响力扩大了多少：在一九二三年七月的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Mecklenburg-Strelitz）农业区的邦议会选举中，各资产阶级政党的得票数从一九二〇年的一万八千票下跌为一九二三年的一万一千票。社民党尽管已经同独立党右派合并，但它的得票数还是从二万三千票下跌到了一万二千八百票。在一九二〇年会被当成“极左”政党的独立党，当年只得了二千二百五十七票，而现在共产党是首次在这里参选，它在当地并没有根基，可它一下子就得了一万〇八百五十三票，相当于总票数的约五分之一[29]。
我们掌握的有关党员及党控制的各种组织的成员数量，也很能说明问题。共青团在一九二二年秋季有三万名团员，而它现在已经有了五百个地方组织，团员人数超过七万[30]。它组织的集会和游行吸引了数十万青年[31]。据说，以开姆尼茨为中心的埃尔茨山脉福格特兰山区地委，在一九二二年九月有一万五千三百九十四名党员，而到了一九二三年九月已经有了二万五千一百一十七名党员，并新成立了九十二个地方党组[32]。柏林地委发展了八千名党员，哈勒地委发展了五千名党员，鲁尔党组织发展了三千名党员，图林根地委发展了二千名党员[33]。布莱梅的党员人数增加了一倍[34]，中莱茵兰地委在九个月里发展了一千二百名党员[35]。
在党员人数增长的同时，组织建设方面也取得了新的进展。一九二三年春季，党坚定地走向工厂，并采取了新的组织形式，使自己能在工厂中树立影响。中央局设立了一个新部门，专门负责有步骤有计划地把工厂党组转变为工厂支部（Betriebszellen）。它有一份刊物叫《党务工作者》（Der Partei-arbeiter），专门登载有关这个任务的消息与指示。开姆尼茨党组织在九月八日至九日召开了代表大会，决定以此为基础改组党组织[36]。
考虑到当时的经济形势，共产党报刊取得的进展也是非常显著的。《红旗报》在七月的印量达到六万份，超过了《前进报》[37]，从六月起，《汉堡人民报》的印量也超过了三万五千份[38]。
不过，能够更好地衡量党所取得的进展的，是党的机关与群众组织之间的联系。改良主义工会中的共产党党团数量，在六月是四千个，到了十月已增至六千个[39]。弗里茨·赫克特领导下的工会工作部已经无法有效协调工会党团的工作，便对组织方法进行了改革。党从七月起设立了“红色联盟”，地方上所有工会中的共产党领导人，以及改良主义工会中的共产党党团的领导人都参加了红色联盟。这样的联盟在七月有一千一百个，到了十月已增至二千一百个，此时工会工作部已经同三千四百六十个市镇里的党团保持着联系[40]。在六月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上，按照雅可布·瓦尔赫尔的估计，工会中的共产党人影响着或直接领导着二百四十多万工人[41]。根据赫克特的估计，党当时影响着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三十五的有组织工人，也就是二百五十万人[42]。
建筑工会有五十五万一千名会员和七百四十九个[43]会费收缴机构（centres de paiement de cotisation）；共产党在这个工会中有五百二十五个党团，在六十五个地方分会中占有多数席位，这六十五个地方分会共有六万七千二百名会员。在二百三十个地方分会中，共产党与改良主义派几乎平分秋色，而这二百三十个地方分会共有三十三万一千名会员。瓦尔赫尔估计建筑工会的会员当中有大约二十六万人追随共产党。
在工会运动中，五金工会是共产党领导的反对派的重镇。根据瓦尔赫尔提供的数字，五金工会在一九二三年六月有一百六十万会员，并有七百五十个会费收缴机构，共产党在五金工会中有五百个党团，支持共产党的五金工人大约有七十二万人[44]。他估计，在二十六个会费收缴机构里，共产党的影响力与改良主义派相当，这二十六个会费收缴机构共有五十万会员。在几个重要城镇——斯图加特、哈勒、梅泽堡、耶拿、苏尔、索林根、雷姆沙伊德等——共产党争取到了这些地方的二十六万工会会员中的大多数人的支持。在七月进行的五金工会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中，共产党赢得了惊人的进展。德共支持的候选人在主要的工业中心都赢得了胜利，获得了三分之一的代表席位与绝大多数的票数。他们在柏林赢得了五万四千票，而社民党候选人只得了二万二千票[45]；在哈勒，共产党得了二千票，社民党只得了五百票[46]。瓦尔赫尔并没有低估改良主义派对工会的掌控力度，但他还是在六月时宣称：“我们处于在组织上争取工会的正确道路上[47]。”
改良主义工会不是瓦解就是无所作为，而在共产党的积极活动激励下，工厂代表会运动在一九二三年进展神速。工厂代表会十分灵活，它没有脱产的专职干部，而是由基层工人来领导的，比起工会机关的干部，这些基层工人要更接近老社民党的“党信得过的人”传统。它们吸引了工人阶级当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人，最终履行起了工会的传统职能，此外它们还担当起了严格来说应该是政治方面的职能。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起，德共的各种活动就有一部分是通过各级工厂代表会及其代表大会进行的。德共在二千个工厂代表会中占有多数席位，这让德共引以为豪，这些工厂代表会中有些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拥有一万二千名工人的洛伊纳工厂代表会，伯恩哈德·科嫩在这一万二千人当中赢得了百分之六十的票数[48]。各工厂代表会在八月召开了代表大会，宣布举行推翻库诺政府的罢工，它自称直接或间接代表了约二万个工厂代表会[49]。
全国的工厂代表会成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叫“十五人委员会”，由三十五岁的五金工人赫尔曼·格洛特担任主席。他曾参加革命工长组织，一九一七年参加斯巴达克斯派，曾多年担任失业工人委员会的组织者，后来参加了德共（斯），并参加了党内的柏林左派。革命工厂代表会运动——也就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工厂代表会——倾向于采取同样的组织形式：它的基层组织是工厂代表会，每个工厂的代表会都由两个委员会组成，一个代表生产工人，一个代表职员，前者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工厂代表会是按照产业与城市组织的，但在一九二三年，德共是按照区和地区来组织工厂代表会的。一九二三年十月，季诺维也夫根据当时他掌握的有关德国的消息，写了这样的话：“在诸如分发食物、支付工资、分配燃料与武装工人等关键问题上，德国的工厂代表会已经参加了进去，开始着手解决这些问题。革命即将在我们眼前成熟，而工厂代表会正在成为革命的主要工具[50]。”
同样是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并在由共产党领导的工厂代表会的倡议下，监督委员会（Kontrolausschüsse）的数量也增加了几倍。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生活必需的食品的价格与房租，打击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行径。它们由包括女工和家庭主妇在内的工人组成[51]，有时也会吸收小商人和工匠参加它们的活动[52]。各地监督委员会组成的网络不断进行宣传鼓动，试图发动低薪工人——特别是妇女——去不间断地参加活动。
不过，共产党在这一时期最突出的倡议，是组织无产阶级百人团（Proletarische Hundertschaften）。自从一九一八年以来，党的领袖从来没有忘记武装无产阶级的必要性。在拉特瑙遇刺后的宣传运动中，建立工人自卫组织的口号被再次提出，在鲁尔被占领后的运动中，这个口号开始得到落实。鲁尔地区的德国警察已被驱逐出境，而自由军团又在不断派人潜入鲁尔，所以建立工人自卫组织在鲁尔是十分必要的，然后全国也都需要建立工人自卫组织了。在德国中部，哈勒的《阶级斗争》率先发出了建立工人自卫组织的号召[53]。三月十一日，当地的工厂代表会召开了代表大会，将这个口号变成了现实。不过，其他地方可能早就成立了无产阶级百人团。三月九日，开姆尼茨的十个无产阶级百人团阻止了民族主义者的一次集会[54]。三月四日，四个无产阶级百人团在格腊（Gera）举行游行示威，三月十一日，南图林根的四千名无产阶级百人团团员也在策拉—梅利斯（Zella-Mehlis）举行了游行[55]。在短短几周里，这个运动就席卷了全国，五月一日，在传统的柏林劳动节游行中，二万五千名无产阶级百人团团员走在了游行队伍的最前头，戴着红袖章的他们，是一支真正的工人民兵[56]。
德共十分关注无产阶级百人团。党成立了一个由恩斯特·施耐勒[57]领导的三人委员会，负责成立与具体组织无产阶级百人团，这个委员会很快就成了党的军事委员会[58]。施耐勒不得不谨慎行事；普鲁士邦内务部长塞费林于五月十三日下令取缔无产阶级百人团[59]和一个极右准军事组织[60]，另外几个地区的内务部长也有样学样。结果，无产阶级百人团仅在图林根与萨克森才发展到了较大的规模，那里的左派社民党政府给它们提供了官方保护，甚至还给拨款。波彻尔在六月中旬写道：
我们不是在玩打仗游戏。我们的百人团并没有军事目的。……一旦遭到挑衅或反革命的恐怖袭击时，百人团必须立即做出反应。……武装百人团的问题尚未出现：这个问题的答案，要看这个运动所展现出的力量与决心。否则就成了在无产阶级能有效参加夺取政权的斗争之前，就企图武装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斗争的基本条件在工厂中得到实现之前，百人团不能有军事目的
[61]。
共产党想把无产阶级百人团转变为“统一战线的机关”，并试图把社民党工人或无党派的工会活动家吸收进来。这自然遭到了社民党领袖的反对，有时候甚至还会遭到共产党自己人的反对，按照波彻尔的话来讲，这些人想把无产阶级百人团变成“为夺取政权而武装起来的部队”。党在报刊与各级代表大会上一再强调，德共反对成立“党的百人团”[62]。
民族主义的新爆发
共产党取得的进展是有目共睹的，尽管要衡量它的进展是困难的。极右民族主义者取得的进展则更加惊人。民族主义的新颖特色，是它的新色彩，它的民粹性——说得更好点，应该是平民性。民族主义组织的核心仍跟一战结束时一样，是自由军团的打手、疯狂的冒险家、仇外分子、反犹分子、没有军装、武器与暴力就活不下去的嗜血野兽、陷入绝望与疯狂的人——他们是长达四年之久的大战与漫长的军国主义洗脑所造就的可悲产物。然而，从一九二三年起，民族主义运动改变了自己的外貌。随着希特勒与纳粹党的粉墨登场，德国从突击队的时代，转入了煽动家与群众行动的时代。
对他们来说，一九二三年的德国真是个理想的地方。他们可以向跌入无产阶级行列的几百万小资产者与正在受苦的工人指出，是谁把他们害得这么惨：是协约国的资本家，是异族，是犹太人，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在光荣而无敌的国军背后捅了一刀”的“十一月罪人”，是工会与工人政党的那些“政客”与“大祭司”，他们愚弄了劳动人民，并利用他们强大的组织，瘫痪了劳动人民，再把劳动人民手脚捆起来献给敌人。
从危机一开始，库诺政府就成了一个好靶子；那里有议会制政府、民主、共和国，它是软弱无力而又分散的，总之一句话——背叛！被背叛了的德国已经成了“无产阶级民族”；德国的领导人出于对权力的野心，在一九一八年到处蛊惑人心、散播谣言，导致了战争的失败，正是因为他们的无耻叛卖，德国才会蒙受耻辱、轻蔑与践踏。要从这个深渊中爬出来，就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一个统一的民族意志，要有“元首”（Führer）的独裁，要有德意志的意志、德意志的意识形态，要有军队的纪律、力量，要用暴力来拯救与扫荡一切。
一九二〇年，希特勒参加了一个叫“德国工人党”（Deutsche Arbeiterpartei）的小党，后来他在党名中加上了“民族社会主义”。这是为了给德国民族主义运动加上合身的法西斯主义群众运动的性质。一九二三年的危机给他提供了大好良机。现在至少没人敢公开承认自己赞成议会制或共和制政体，也没人敢公开承认自己赞成资本主义制度了。这使他得到了机会，可以使他用口号来阐述自己的策略，并用他的宣传与活动的技巧来给这些口号增光。在战后这个毫无希望的世界里长大成人的一代人当中，希特勒吸引到了不少学生、失业者与小资产者。这个退伍士兵两年前曾是民族英雄，后来又让那些梦想着恢复往日繁华的资产阶级分子大为扫兴，而如今他已经成了资产阶级最后的希望，唯一能在街头、学校、甚至是在工厂中抵挡共产主义的力量。
在已经极度无产阶级化的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同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共产国际正面交手了。自从二十世纪初开始，民族社会主义就是统治阶级用来保护自己的武器。在一九二三年年底，民族社会主义让统治阶级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以后他们还会在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三年间再次遭遇同样的困境，而那一次他们是在劫难逃了。
纳粹党在一九二二年年底有一万五千名党员，它的冲锋队（Sturmabteilung）有六千名队员。一九二三年年初，经过曾参加自由军团的国防军军官罗姆[63]的多方奔走，冲锋队得到了巴伐利亚的国防军的支持，与巴伐利亚其他的民族主义组织订立了盟约。一战期间的德国空军英雄赫尔曼·戈林上尉当上了冲锋队领导。南方的政府给冲锋队提供了支持和大量资金，使冲锋队迅速壮大。五月一日，一万名冲锋队员在慕尼黑附近举行了游行示威。九月一日，七万名冲锋队员在纽伦堡举行游行，并接受了希特勒与鲁登道夫的检阅。意大利法西斯党的胜利鼓舞了纳粹党，他们开始叫嚣“进军柏林”。九月十二日，希特勒宣布：“十一月议会就快完蛋了！大厦正在倾覆！整个体制正在崩溃！现在已经别无选择：要么选择万字（swastika），要么选择苏联的红星；一边是共产国际的世界暴政，一边是德意志民族的神圣帝国。”纳粹党举行了一场又一场集会，一次又一次游行。各种极右组织拼凑了一个“斗争同盟”（Kampfbund），希特勒成了这个同盟的首领，他的党拥有五万名党员，还有一支武装到了牙齿的冲锋队。
这并不是唯一一支准军事组织。早在一九二一年，曾参加埃舍利希恐怖组织的布赫鲁克尔少校在获得国防军的批准后，依靠重工业巨头的资金，在勃兰登堡卫戍部队的军营里成立了“黑色国防军”（Schwarze Reichswehr），它的骨干主要来自勃兰登堡卫戍部队，它得到了大量的军火，并有不少志愿者前来接受短期训练，充当它的士兵。黑色国防军理论上是非法的，但它却是一支半官方的军事组织，拥有二万名装备精良的士兵，拥有专业部队和现代化的装备。他们直接继承了自由军团的思想；他们急切地等待着，只等一声令下，他们就会为建立“军事独裁”而冲杀，把德国从“异族”的奴役下解放出来。
直面民族主义者的共产党人
从一九二二年年底开始，共产党就对民族主义运动的总体进展感到焦虑，纳粹党的进展尤其让他们担忧。十二月初，卡尔·贝克第一个发出了警报。法西斯主义刚刚在意大利获胜，而它在德国获胜的可能性并不比在意大利小。在这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里，法西斯主义还没有足够广阔的基础，大企业会做出巨大的努力，“让很大一部分无产阶级中立”。但是，社民党导致的幻灭，会让工人阶级的一些阶层陷入消极被动的境地，因此，法西斯主义才会成为极其严峻的危险。只有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才能把法西斯主义消灭在萌芽状态[64]。
几周后，汉斯·蒂特尔写了一篇关于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文章，指出它已经在德国南部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它得到了一些大资本集团的赞助，并试图争取不关心政治的群众的支持。它鼓吹泛德意志主义与反犹主义，并针对议会制、政党与工会的“大祭司”发起煽动与蛊惑。它在中间阶级当中发展了很多人，并拥有一支强大的准军事组织。蒂特尔强调指出，纳粹党“意志坚定、财源充足，是一个军事化的政党，并能得到统治阶级的同情”[65]，必须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组织他们反抗纳粹党。
危机使纳粹党以惊人的速度壮大起来。在柏林和上西里西亚的工厂代表会中，都有纳粹党人当选。波彻尔宣称：“法西斯主义正在工人阶级当中生根。”共产党人必须明白，武装力量已不足以对付这种新式的民族主义[66]。
日益严峻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造成了一种新的局面。德国的小资产阶级正在苦苦挣扎，企图避免沦为无产阶级，法西斯主义在这些小资产阶级当中获得了基础。共产党人必须尽快把握这一点。三月二十五日，拉狄克在《红旗报》上发表了题为《无力的德国》的文章，他指出，截至目前，共产党人都忽视了“以全体人民的名义进行斗争”，特别是忽视了以在资本主义危机中被打垮了的非无产阶级的社会阶层的名义进行斗争。正是因为忽视了这一点，那些现在在革命中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社会阶层，才会投靠了极右阵营[67]。德共两派在莫斯科达成新的妥协之后，共产国际执委会马上就强调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德国共产党必须让受民族主义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及知识分子清楚地了解这一点：只有胜利了的工人阶级才能保卫德国国土、德国的文化财产与德意志民族的未来[68]。”
五月十七日，德共中央委员会做出决议，要求共产党人尽量尝试把受民族主义思想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拉离法西斯主义：
被无产阶级化了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陷入了迷惘与愤怒之中，我们必须走到正在受苦的他们中去，告诉他们全部的真相：除非他们与工人阶级结盟，一起打倒资产阶级，否则他们既保卫不了自己，也保卫不了德国的未来。要战胜普恩加莱和卢绍尔
[69]，首先得战胜施蒂内斯与克虏伯
[70]。
五月底，德共就卢特贝克向法国占领当局发出的呼吁发表了看法。它向“受民族主义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公务员与知识分子呼吁：
一个政府，居然敢以朝廷弄臣的犬儒态度，公然乞求法国将军允许他们屠杀自己的德国同胞，对这种政府，你们会怎么做？我们相信，受民族主义影响的人民群众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真挚而诚恳的，但他们却被引入了歧途，没有认识到协约国并不是他们唯一的敌人
[71]。
这些呼吁没有得到右派的回应，只有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杂志《良知》（Gewissen）对共产党人的“民族意识”表扬了几句。尽管如此，这个呼吁意味着一种政策的宣布，这种政策必将引发剧烈的回响。
在六月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上，争论的焦点不是夺取德国政权的斗争，而是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在六月十二日会议开幕式上发表的报告中，季诺维也夫只指出了法西斯主义所取得的进展，欢迎德国共产党与法国共产党的共同行动，对于德国形势他只讲了一两分钟，重申必须把争取建立工人政府的号召，扩大为争取建立工农政府[72]。波彻尔在发言中只强调了统一战线策略在德国赢得的成功，以及他所谓的“社会民主党在意识形态上的颓唐”。他强调“工人政府可以出自当代民主机关”，并宣称共产党应该“考虑到可能不得不成立工农政府——同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联合。议会外的阶级斗争机关应是这种政府的支柱”[73]。
拉狄克没有理睬这些老问题，他特地强调了“民族问题”在德国的重要性：
一家纳粹杂志正激烈地反驳人们对共产党的普通误解；它说共产党是一个战斗的党，正在变得越来越民族布尔什维克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在一九二〇年，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意味着靠拢某些将军。而今天，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反映了一种一致的想法：只有共产党才能救德国。只有我们才能找出带领德国走出现状的道路。
把民族放在首位，意味着在德国，就像在殖民地一样，要采取革命行动[74]。
季诺维也夫在答复中也附和拉狄克，宣称《良知》上那篇文章是“巨大赞美”，并证明了党“并没有从合作主义[75]的角度来解释自己的阶级性质”[76]。六月十五日，拉狄克在讨论过去半年内国际形势的发展时指出：“德国工人阶级与德国革命正遭受着威胁。……德国工人已经如此贫困，‘别中了挑拨’这句口号已经彻底失效，显然德国工人阶级将不得不战斗[77]。”由于德国无产阶级不得不同时与德国法西斯主义和法国帝国主义战斗，“形势十分困难”。这下子讨论开始变得坦率而激烈了。诺伊拉特批评了塔尔海默的文章，也就是那篇主张德国资产阶级在国际事务上可能会违背自己意愿、（至少是暂时地）发挥革命作用的著名文章[78]。诺伊拉特还说：“我们必须打倒德国资产阶级，建立工农政府。……我们只有这样做，才能把小资产阶级分子争取到共产主义一边，如果我们同民族主义者竞争，这些小资产阶级就不会找到通向我们的道路[79]。”
波彻尔回答说，德共已经表现出只有自己才是阶级的革命领导层，只有自己才能够“实现民族独立”。如果照着诺伊拉特建议的路线走，就会“使法西斯主义大受鼓舞”[80]。亨勒为拉狄克辩护说：“为了打倒库诺政府，党需要群众，必须照顾到群众的思想。”他鼓吹用“活生生的国际主义”来取代“僵硬的国际主义”[81]。拉狄克在答复中强调了德国形势的独特性，“一个沦为殖民地的工业强国的失败”：
在革命中，小资产阶级群众、知识分子与技术员将发挥重大作用，如今他们对让他们无产阶级化的资本主义产生了全民的仇恨。……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能够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的工人党，我们就必须找到一条能够通向这些群众的道路，要找到这条道路，我们就不能推脱自己的责任，而要指出
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拯救民族[82]。
在这些争论后，到了六月二十日，在讨论法西斯主义时，这条新路线才显出了它的全部面貌。蔡特金做了报告，她正生着病，不得不被人抬到讲台上。她指出，到目前为止，共产党人还不知道该如何分析法西斯主义，他们认为法西斯主义基本上是一种白色恐怖的变种：“法西斯主义……绝不是资产阶级因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取得的胜利而对无产阶级进行的报复。……法西斯主义是被派来惩罚无产阶级的，因为无产阶级没有更广泛地开展在俄国所开始的革命[83]。”她认为法西斯主义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崩溃，也是资产阶级国家崩溃的征兆。它首先在退伍士兵和无产阶级化的中间阶级当中发展力量。由于社会主义迟迟不能到来而导致的失望情绪，以及对自己的阶级丧失了信心的工人，这些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根基。法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的工具，它的特点是拥有一个看似革命的纲领，迎合群众朴素的感情，并有组织有步骤地使用暴力。意大利共产党人的错误，就在于他们只把法西斯主义当作得到军方撑腰的恐怖主义运动，而没有弄清楚它的社会意义。
蔡特金还说，必须在军事层面上发起反法西斯斗争，但仅靠无产阶级百人团是不足以对付冲锋队的。共产党人要想一劳永逸地击败法西斯主义，就必须把法西斯主义的一部分支持者给争取过来，最起码也得让他们保持中立，共产党人必须明白，法西斯主义的这部分支持者是对社民党感到幻灭的分子，他们想逃离贫困，共产党人要擦亮他们的眼睛，给他们看到一个崭新而光明的前景。
在对蔡特金的报告进行讨论时，拉狄克发表了他那番有名的关于施拉格特的讲话：
在蔡特金同志谈到法西斯主义内部矛盾的整个过程中，施拉格特的名字和他的悲剧性命运始终在我的脑中盘旋。当我们在这里决定对待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态度的时候，我们必须回忆一下他。德国民族主义的这位蒙难者的命运不应被遗忘，也不能用几句轻描淡写的话敷衍了事。他的命运教给我们很多东西，教给德国人民很多东西。我们不是感情脆弱的浪漫主义者，看见尸体时不会忘记仇恨，我们也不是讲这种话的外交官：“站在坟前时应该讲好话或者保持沉默。”施拉格特，反革命方面一个勇敢的战士，有资格受到我们革命战士的真诚尊敬。……德国的法西斯分子中，谁要是想忠诚地为德国人民服务，却又不了解施拉格特的命运的意义的话，那他的死就是毫无意义的，他们可以在墓碑上刻上：‘走入虚无的浪游者！’
[84]”
他介绍了列奥·施拉格特的生平，并向法西斯分子提出：
谁企图在投机商、钢铁巨头和煤炭大王那里当差，奴役德国人民和使德国人民卷入冒险，谁就会遭到德国的共产主义工人的抵制。他们将对暴力回以暴力。我们将以一切手段同由于不理解而与资本的走卒们同流合污的人作斗争。但是我们认为，巨大数量的具有民族主义思维的群众属于劳动阵营，而不是属于资本阵营。我们想要并且将寻找接近这些群众的道路，我们将找到这一道路。我们将竭尽所能不让施拉格特这样的准备为了共同的事业而视死如归的人成为走入虚无的浪游者，而是走向全人类的美好未来，使他们的真诚的热血不是白白流洒、不是为了煤炭大王和钢铁巨头的利润盈利而流洒，而是为了作为为自身解放而斗争的各国人民大家庭中的一员的伟大的德国劳动人民的事业而流洒
[85]。
“施拉格特路线”
拉狄克的这番讲话，标志着德共开始采用所谓的“施拉格特路线”。拉狄克后来又写了几篇文章，进一步阐述了这条路线，在这些文章中，一个人恐怕得是高度近视——或怀着严重的偏见——才能找到一丝半点企图同纳粹主义勾结的想法[86]。比如，他在一九二三年七月的一期《红旗报》上撰文写道：
法西斯暴动将是工人阶级与德国的大难，德国共产党人有义务同它斗争，有必要的话，还要拿起武器。但德国共产党人同时还有义务去劝说法西斯分子当中正在与贫困化斗争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告诉他们共产主义不是他们的敌人，而是引导他们走向胜利道路的指路明星。……以为我们可以只靠手中的武器就能击败法西斯主义，这种想法是荒谬的。……社会主义从来不是只为了工人的小块面包而进行的斗争。它一直在试图成为大地上的受苦人的明亮的灯塔。……社会民主党犯下的最大的罪过之一，就是破坏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摧毁了人民群众的力量
[87]。
共产党做了系统的工作，试图同纳粹分子，尤其是同纳粹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大学生进行讨论和公开辩论。他们在报刊上开展了论战或谈话。雷文特洛夫[88]伯爵在《卫国者》（Reichswart）上对拉狄克做了答复，然后弗勒利希又答复了雷文特洛夫。莫勒·范登布鲁克[89]随后在《良知》上撰文向拉狄克讨教，拉狄克也答复了他[90]。德共根据这些来往信件，加上雷文特洛夫和拉狄克后来写的文章，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叫《关于施拉格特的讨论》，并尽量把它系统地传播到纳粹党员及同情者手中[91]。共产党演说家在哥廷根、耶拿与柏林的大学里，就“施拉格特为什么会死”这个题目，向民族主义听众发表了演说，费舍在柏林宣称：“将要解放德国的巨人就在这里：它就是德国无产阶级，你们也是它的一分子，你们应该与它站在一起[92]。”八月二日，雷梅勒在斯图加特的一次纳粹党集会上发表了演说，十日，一位纳粹党演说家也向共产党听众发表了演说。雷梅勒对纳粹分子说：“他们告诉你们，共产主义会夺走你们的一切。可正在夺去你们的一切的正是资本主义！[93]”这些交锋往往对共产党有利，八月十四日，纳粹党领袖决定停止论战[94]。
与此同时，共产党还加紧向受到危机影响的非无产阶级的阶层，特别是军官与警察开展宣传工作。一九二三年三月，为了影响知识分子，德共成立了“国际工人救济会之友协会”（Bund der Freunde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hilfe），马克西米利安·哈登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样的文化界名人在参加者名单中赫然名列前茅[95]。《红旗报》发表了题为《脑力无产者的贫困化》[96]与《德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的社论，指出了医生、律师、教师与公务员的困境：“没有了德国工人阶级，德国知识分子就要死亡。德国工人阶级的命运就是德国知识分子的命运[97]。”
这些工作似乎没有取得较好的结果，德共的影响力很少能超出工人阶级。然而，反对共产党的人——以社会民主党为首——却经常利用这个新策略所隐含的危险。有时候，共产党演说家为了取悦听众，会向听众做出危险的让步，虽然这些让步仅仅是口头上的，但社民党总是会利用施拉格特路线大做文章，痛斥这条路线意味着共产党与纳粹分子的合作。雷梅勒在八月十日向纳粹分子发表演说后，《前进报》对他大肆抨击，骂他居然对纳粹分子说，与其跟社会民主党结盟，共产党更愿意跟纳粹党结盟，也就是说，如果必要的话，他们愿意跟杀害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凶手结盟[98]。
《前进报》还指责费舍居然在柏林公开发表反犹言论[99]，从此产生了一个至今仍很有生命力的歪曲误解。在法国，一战期间曾因其社会沙文主义思想而臭名昭著的萨洛蒙·格伦巴赫在《人民报》[100]上发表文章，对此大加渲染，企图挑起法国工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让法国工人反对德法两国的共产党人。这场宣传攻势收到了一些效果，这是法国共产党在开展声援德国工人的运动时，在工人阶级当中遭到孤立的原因之一。瑞士共产党人昂贝尔—德洛在通信中记载了这一点[101]，这对法国党也造成了一定影响，法国党的一些党员对这个运动也表现得不够情愿[102]。
然而，“施拉格特路线”还是得到了全党上下的接受，德共左右两派都没有对其表现出明显的抗拒，它符合了时代的需求，历史证明了它的正确——虽然它在实践中有些时候走了样。当时，没有一个德国党的领袖不承认这一点，波彻尔对此解释得很清楚：
法西斯运动在德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我们党必须重新考虑一下对法西斯运动所应采取的立场。过去我们还仅仅停留在军事组织的阶段，只考虑到用包括以无产阶级的暴力来反对反动派的暴力在内的手段，来保卫工人阶级。组建自卫组织是共产党宣传的基础。显然，这是不足以抵挡法西斯主义的，它是一种具有社会内涵的政治运动。我们还得在思想方面同法西斯主义战斗，我们首先要亮出自己的看法，举出自己的防止民族灭亡和经济奴役的方法，然后指出法西斯主义扮演的角色是资本的工具
[103]。
在一九二三年中期，共产党认为争取群众是进行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的必要前提，而“施拉格特路线”是争取群众的唯一方法。布兰德勒发表了题为《通往深渊之路》的文章，简要阐述了德共在这个时候的政策与展望，并特别解释了党的两个重镇萨克森和图林根在其中的地位：
德国经济与国家政权的崩溃，造成了独特的形势，正如在萨克森与图林根那样，资产阶级的力量已经不足以阻止监督委员会、无产阶级百人团等斗争机关的成立，但无产阶级又还不能彻底打垮资产阶级，因为它在资产阶级的德国当中遭到了孤立。……资产阶级的如意算盘是把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变成政治斗争，这样他们就能像一九一九年那样打垮无产阶级运动。共产党有义务去挫败资产阶级的这个阴谋，当矿工和铁路工人举行总罢工时，或是遭到法西斯进攻时，共产党有义务依照工厂代表会代表大会的纲领中制定的要求，去建立一个联合运动
[104]。
因此，在一九二三年六月底，德国共产党人完全相信，由危机造成的德国形势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革命，他们认为自己有充足的时间来加强自己在无产阶级内外的影响力，共产国际执委会完全支持这个观点。在六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上，没有一个人提出把夺取德国政权作为当前任务。季诺维也夫宣称：“德国处在革命的前夜。这不是说，离革命剩下一个月或者一年。也许，需要长得多的时间[105]。”
[1] 《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13期，1923年2月14日，第83页。
[2] 《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56期，1923年7月13日，第415页。各地确切的汇率为：在但泽为1:266000，在纽约为1:276000，只有在柏林为1:187000。
[3] 《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61期，1923年7月31日，第456页。
[4] 《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64期，1923年8月15日，第478页。
[5] 《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71期，1923年9月8日，第535页。
[6] 《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77期，1923年9月28日，第582页。
[7] 《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70期，1923年9月5日，第528页。
[8] 《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61期，1923年7月31日，第456页。
[9] 《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64期，1923年8月15日，第478页。
[10] 《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12期，1923年2月9日，第75页。
[11] 《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56期，1923年7月13日，第415页。
[12] 《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63期，1923年8月7日，第470页。
[13] 《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64期，1923年8月15日，第478页。
[14] 同上。
[15] 《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61期，1923年7月31日，第456页。
[16] 若尔日·卡斯泰郎（Georges Castellan），《魏玛德国》（L'Allemagne de Weimar），巴黎，1969年，第156页。
[17] 《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64期，1923年8月15日，第478页。
[18] 《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63期，1923年8月7日，第471页。
[19] 《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83期，1923年10月19日，第630页。
[20] 《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77期，1923年9月28日，第582页。
[21] 《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12期，1923年2月9日，第75页。1923年柏林的无家可归者比1922年多了40000人。
[22] 1923年6月，仅柏林就发生了2700起抢劫案和150起自杀事件（《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61期，1923年7月31日，第456页）。
[23] 《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70期，1923年9月5日，第528页。
[24] 最后一期《新时代》发行于1923年8月23日。
[25] 转引自《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74期，1923年9月18日，第560页。
[26] 格·季诺维也夫，《国际工人运动的新发展》（Un fait nouveau dans le mouvement ouvrier international），《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40期，1923年6月8日，第337页。季诺维也夫给出了一个例子，在共产党组织的一些示威游行中，实际参加的人数达到了共产党员的两三倍。
[27] 同上，第338页。
[28] 阿·罗森贝格，《魏玛共和国的起源与历史》（Entstehung und Geschichte der Weimarer Republik），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55年，第405页。
[29] 同上，第407页；《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56期，1923年7月13日，第415页。
[30] 《从三大到四大：青年共产国际的活动报告》（From Third to Fourth: a Report on the Activities of the YCI），第39页。
[31] 乌雷曼，《1923年反对库诺与普恩加莱的青年工人》，第39页，第130页及其后。
[32] 莱·瓦格纳，《论1923年春季与夏季的萨克森群众斗争问题》（Zur Frage der Massenkämpfe in Sachsen im Frühjahr und Sommer 1923），《历史学刊》，第2期，1956年，第256页。韦伯给出的相应数字则比较多，分别为19432人与30584人，但这也体现出了同样迅猛的进展（《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373页）。
[33] 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2卷，第369—376页。
[34] 韦伯，《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变。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共的斯大林化》，第1卷，第50页。
[35] 《红旗报》，1923年8月11日。
[36] 《战士报》，1923年9月11日，转引自瓦格纳，《论1923年春季与夏季的萨克森群众斗争问题》，第256页。
[37] 《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56期，1923年7月13日，第414页。
[38] 公共秩序国家专员的第92号报告，1923年6月，转引自海因茨·哈贝丹克（Heinz Habedank），《1923年汉堡起义史》（Zur Geschichte des Hamburger Aufstandes 1923），柏林，1958年，第75页。
[39] 同上，第69页。
[40] 同上。
[4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议事录（1923年6月12日至23日于莫斯科）》（Protokoll der Konferenz der Erweiterten Exekutive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Moskau, 12-23 Juni 1923〕），汉堡，1923年，第196页。
另请参阅：瓦尔歇在1923年6月19日的第十一次会议上作的关于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的问题的副报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会文献》，中央编译出版社，第238页。“瓦尔歇”在本书中译为“瓦尔赫尔”。——中译者注
[42] 《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58页。
[43] 法文原文与英文版均为“749个”，但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会文献》（第237页）中却是“794个”，由于未能找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议事录（1923年6月12日至23日于莫斯科）》，无法判断哪个数字才是正确的。——中译者注
[4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议事录（1923年6月12日至23日于莫斯科）》，第195页。
另请参阅：瓦尔歇在1923年6月19日的第十一次会议上作的关于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的问题的副报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会文献》，第237—238页。“瓦尔歇”在本书中译为“瓦尔赫尔”。——中译者注
[45] 《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97页。
[46] 威廉·艾尔西尔（Wilhelm Ersil），《打倒库诺的联合行动。1923年反库诺政府的群众斗争史》（Aktionseinheit stürzt Cuno. Zur Geschichte des Massenkampfes gegen die Cuno-Regierung 1923），东柏林，1961年，第149页。
[4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议事录（1923年6月12日至23日于莫斯科）》，第196页。
另请参阅：瓦尔歇在1923年6月19日的第十一次会议上作的关于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的问题的副报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会文献》，第238页，略有修改。“瓦尔歇”在本书中译为“瓦尔赫尔”。——中译者注
[48] 艾尔西尔，《打倒库诺的联合行动，1923年反库诺政府的群众斗争史》，第75页。
[49] 同上，第245页。
[50] 《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87期，1923年11月2日，第662页。
[51] 请参阅本书第二十七章。
[52] 克鲁什，《走向统一战线与工人政府。论工人运动史》，第136页。
[53] 《阶级斗争》，1923年2月28日。
[54] 赫尔穆特·加斯特（Helmut Gast），《1923年的作为统一战线的机关的无产阶级百人团》（Die proletarischen Hundertschafter als Organe der Einheitsfront im Jahre 1923》，《历史学刊》，1956年，第3期，第447—448页；《战士报》，1923年3月10日。
[55] 加斯特，《1923年的作为统一战线的机关的无产阶级百人团》，第448页；《战士报》，1923年3月15日。
[56] 艾尔西尔，《打倒库诺的联合行动，1923年反库诺政府的群众斗争史》，第95页。
[57] 恩斯特·施耐勒（Ernst Schneller，1890年11月8日——1944年10月11日），出身于铁路工人家庭，战前当过教师。一战爆发后自愿参军，1916年被提拔为军官，十一月革命期间当选为士兵苏维埃委员。1920年参加社民党，卡普暴动后参加德共（斯）。1921年参加三月行动，曾同情列维派。1923年负责起义的筹备工作，指挥萨克森的无产阶级百人团。后来曾参加过中派与左派。1924—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同年当选为德共中央局委员，负责军事问题和理论问题，积极参加“反托洛茨基主义与卢森堡主义的斗争”。参加了台尔曼的领导层，但在维托夫事件后被免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1932年10月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纳粹篡权后被捕，被辗转关押于多个集中营。1939年6月被转移到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领导了集中营内的德共秘密组织。1944年8月，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内的德共组织被破坏，施耐勒在被转移到毛特豪森集中营后遇害。——中译者注
[58] 加斯特，《1923年的作为统一战线的机关的无产阶级百人团》，第457页；达维多维奇，《德国的1923年革命危机与汉堡起义》，第133页。
[59] 艾尔西尔，《打倒库诺的联合行动，1923年反库诺政府的群众斗争史》，第98页。
[60] 穆伊贝戈维奇，《战后危机时期的德国共产党1918—1923》，第384页。
[61] 《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49期，1923年6月19日，第362页。
[62] 同上。
[63] 恩斯特·尤里乌斯·君特·罗姆（Ernst Julius Günther Röhm，1887年11月28日——1934年7月2日），出身于公务员家庭，1908年军校毕业后被授予少尉军衔，一战期间曾三次负伤，晋升为上尉。战后参加自由军团，镇压革命运动。1919年参加德国工人党，1920年参加了卡普暴动，协助希特勒组织纳粹党与冲锋队。1923年参加啤酒馆暴动，失败后被判处一年三个月的监禁，但立刻获得假释。1930年担任冲锋队总司令。纳粹上台后，以罗姆为首的一派主张实行更加激进的改革，并将冲锋队与国防军合并，遭到国防军的强烈反对。1934年6月30日，希特勒命令党卫队清洗冲锋队，开始了“长刀之夜”，罗姆于次日被枪决。——中译者注
[64] 贝克这篇文章起初发表在《布尔什维克》上，后来转载于《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95期，1922年12月9日，第720—721页。
[65] 《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101期，1922年12月30日，第763页。
[66] 《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49期，1923年6月19日，第362页。
[67] 《红旗报》，1923年3月25日。
[68] 《红旗报》，1923年5月13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7卷，第二部分，第307页。
[69] 路易·卢绍尔（Louis Loucheur，1872年8月12日——1931年11月22日），生于北部省鲁贝市（Roubaix）一个富裕的新教家庭，曾就读于巴黎综合理工学院。1908年创建西宝建筑公司（Société Générale d’Entreprises S.A.），1916年12月担任负责炮兵与军工的副国务秘书，1917年9月——1918年11月担任军备部长，1918年11月——1920年1月担任工业重建部长。1921年1月——1922年1月担任解放区部长。1924年3月——1924年6月担任贸易、工业、邮政与电报部长。1925年11月——1926年3月担任财政部长。1928年6月——1930年2月担任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长。——中译者注
[70] 《红旗报》，1923年5月18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7）卷，第二部分，第322页。
[71] 《红旗报》，1923年5月29日；《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第2编，第7卷，第二部分，第335页。
[7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议事录（1923年6月12日至23日于莫斯科）》，第35页。
另请参阅：季诺维也夫在1923年6月12日的第一次会议上作的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报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会文献》，第44—45页。——中译者注
[7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议事录（1923年6月12日至23日于莫斯科）》，第55页。
另请参阅：伯切尔在1923年6月13日的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会文献》，第68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伯切尔”在本书中译为“波彻尔”。——中译者注
[7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议事录（1923年6月12日至23日于莫斯科）》，第66—67页。
但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会文献》中没有找到拉狄克的这段话，只好按照英文版译出。——中译者注
[75] 合作主义（Corporatism），又译“社团主义”或“组合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鼓吹通过各阶级之间的合作来调和阶级矛盾，意大利法西斯党上台后，也建立了企图在法西斯国家的绝对统治下调和劳资矛盾的合作主义体制。——中译者注
[7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议事录（1923年6月12日至23日于莫斯科）》，第101页。
另请参阅：季诺维也夫在1923年6月15日的第六次会议上作的总结发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会文献》，第126页。奇怪的是，这里提到“拉狄克同志已经在会上讲了德国一份法西斯报纸的声明”，但在前面没有找到拉狄克这段话。而且“并没有从合作主义的角度来解释自己的阶级性质”这句话也不见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会文献》，只好根据英文版译出。——中译者注
[7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议事录（1923年6月12日至23日于莫斯科）》，第127页。
另请参阅：拉狄克在1923年6月15日的第六次会议上作的关于国际政治形势的报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会文献》，第152—153页。但该书中的译文与英文版有一些出入，所以中译者没有采用，而是根据英文版译出。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会文献》中的相应段落是：“德国工人阶级正在经受最大的危险，德国革命也与它一起经受这一危险。……工人阶级的灾难如此之大，对党而言不可能局限于口号：勿让自己被挑唆。它不得不进行斗争。”——中译者注
[78] 请参阅本书第三十三章。
[7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议事录（1923年6月12日至23日于莫斯科）》，第132页。
另请参阅：诺伊拉特在1923年6月15日的第七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会文献》，第157页。但该书中的译文与英文版有一些出入，所以中译者没有采用，而是根据英文版译出。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会文献》中的相应段落是：“推翻德国资产阶级、成立工农政府、同苏维埃政府结盟，并且也许在工人阶级胜利（如果不是别的结局）后再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合约》——同法国帝国主义达成某种妥协，这就是应走的道路。只有通过这条道路不仅能够进行成功的斗争，而且很可能把成为无产者的小资产阶级阶层的广大群众吸引到共产主义一边，不是如果我们试图同德国的民族主义者竞争，他们就和我们一起走，而是如果我们在任何转折斯克都坚定不移地宣布毫不妥协的国际主义。”——中译者注
[8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议事录（1923年6月12日至23日于莫斯科）》，第134页。
另请参阅：伯切尔在1923年6月15日的第七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会文献》，第159页。但该书中的译文与英文版有一些出入，所以中译者没有采用，而是根据英文版译出。“伯切尔”在本书中译为“波彻尔”。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会文献》中的相应段落是：“德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发现这一矛盾和表明自己是现在唯一有能力恢复国家独立的那个阶级的革命领袖。……诺伊拉特的政策的结果，将是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极大加强。”——中译者注
[8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议事录（1923年6月12日至23日于莫斯科）》，第137页。
另请参阅：亨勒在1923年6月15日的第七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会文献》，第162页。但该书中的译文与英文版有一些出入，所以中译者没有采用，而是根据英文版译出。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会文献》中的相应段落是：“但是为了推翻库诺的政府，共产党需要广大群众。所以它应该利用这些群众的思想。……所以对我们来说问题应该不是宣传‘不可调和的国际主义‘，而是采取生命攸关的国际主义，像俄国共产党所能采取的那样。”——中译者注
[8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议事录（1923年6月12日至23日于莫斯科）》，第147—148页。
另请参阅：拉狄克在1923年6月16日的第八次会议上作的总结发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会文献》，第171—172页。但该书中的译文与英文版有一些出入，所以中译者没有采用，而是根据英文版译出。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会文献》中的相应段落是：“小资产阶级和技术知识界的广大群众由于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无产阶级化的事实，而面临在无产阶级的革命中起到巨大作用。……但是如果我们不是简单的反对派的工人政党，而是夺取政权的工人政党，那么我们就应该找到通向这些群众的道路。并且我们多半能找到这条道路，如果我们不怕承担责任、如果我们说：是的，只有我们——工人阶级，能够拯救国家。”——中译者注
[8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议事录（1923年6月12日至23日于莫斯科）》，第205页。
蔡特金在1923年6月20日的第十二次会议上作的关于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的报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会文献》，第248—249页。——中译者注
[8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议事录（1923年6月12日至23日于莫斯科）》，第240页。
此处译文参考了何式谷翻译的《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12页上的部分译文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会会议记录》第284—285页上的部分译文。《走入虚无的浪游者》是当时一个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弗里德里希·弗雷克萨一部小说的题目。主人公是一个自由军团士兵，在反对斯巴达克斯同盟的斗争中被杀死。——中译者注
[8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议事录（1923年6月12日至23日于莫斯科）》，第244页。
另请参阅：拉狄克在1923年6月21日的第十三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会会议记录》，第289页，中译者借用了该书中的译文，并根据何式谷翻译的《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14页上的部分译文作了一些修改。——中译者注
[86] 对拉狄克的文章做出这样的解释，其源头来自当时法国报刊上开展的宣传攻势。费舍的书（《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也对这种解释推波助澜。
[87] 《红旗报》，1923年7月27日。
[88] 恩斯特·克里斯蒂安·艾纳尔·路德维希·德特雷夫，雷文特洛夫伯爵（Ernst Christian Einar Ludvig Detlev, Graf zu Reventlow，1869年8月18日——1943年11月21日），出身于贵族家庭，中学毕业后参加德国海军，1899年因与法国女人结婚而被迫退役。退役后当了记者，活跃于右翼知识界。一战期间在战时新闻报道局工作。1920年创办《卫国者》（Der Reichswart），在1923年曾与拉狄克有过接触。1924年退出德国民族人民党，成立了德国人民自由党（Deutschvölkische Freiheitspartei），1927年退出人民自由党，参加了纳粹党。——中译者注
[89] 阿图尔·莫勒·范登布鲁克（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1876年4月23日——1925年5月30日），德国民族主义历史学家，作家，对包括纳粹党在内的民族主义运动影响很大。1925年自杀。——中译者注
[90] 详情请参阅雷文特洛夫，《答拉狄克》（Mit Radek），《卫国者》，1923年6月30日；莫勒·范登布鲁克，《走入虚无的浪游者》（Der Wanderer ins Nichts）与《现实》（Wirklichkeit），《良知》，1923年7月30日；拉狄克，《对〈良知〉的答复》（Dem Gewissen zur Antwort），《红旗报》，1923年8月16日—18日；《与苏维埃俄国结盟的条件》（Die Voraussetzung des Bündnisses mit Sowjetrussland），《红旗报》，1923年9月2日。
[91] 卡·拉狄克、保·弗勒利希、恩斯特·雷文特洛夫伯爵、莫勒·范登布鲁克，《关于施拉格特的讨论》（Schlageter: Eine Auseinandersetzung），柏林，1923年。
[92] 《红旗报》，1923年7月29日。
[93] 转引自《共产主义公报》，第41期，1923年10月11日，第625页。
[94] 《人民观察家报》（Völkische Beobachter），1923年8月14日，转引自上书。
《人民观察家报》是纳粹党机关报。——中译者注
[95] 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346页。
[96] 《红旗报》，1923年7月22日。
[97] 《红旗报》，1923年7月26日。
[98] 奥托·文采尔（Otto Wenzel），《1923年的德国共产党》（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im Jahre 1923），柏林，1955年，第116页，注释21；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341页，注释66。
[99] 1923年8月22日的《前进报》指责费舍，说她宣称“所有批判犹太资本的人”都是“阶级战士（Klassenkämpfer），虽然他们还没有自觉”，还说她大喊“是的！把犹太资本家都吊死在路灯上……但是……像施蒂内斯那样的大资本家呢……？”。按照文采尔（《1923年的德国共产党》，第118页）与安格莱斯（《流产的革命：共产党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做的努力1921—1923》，第340页，注释62）的说法，费舍没有立即在《红旗报》上发表更正，但在一周后，她才在《红旗报》上发表更正，指出《前进报》在一个次要之处歪曲了她的原话。二十多年后，她写道：“我说，只有在一切资本家，犹太的和非犹太的都包括在内，成为同一攻击对象的前提下，共产主义才赞成向犹太资本家作斗争”（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325页，注释①）。
[100] 《人民报》（Le Populaire)是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法国社会党）的机关报。——中译者注
[101] 昂贝尔—德洛致季诺维也夫的信，6月14日、9月6日、9月20日、9月22日（《从莫斯科看巴黎》，第191—199页）。
[102] 在1923年9月29日写给季诺维也夫的信中，昂贝尔—德洛写道：“比方说，莫纳特就认为，德国党走上了社会党在1914年走过的那条路”（同上，第198页）。罗斯默并没有质疑拉狄克的分析，而且他似乎是很赞成拉狄克的，但他在谈起施拉格特发言时也写道：“拉狄克的演说无疑是雄辩的，但这并没有减轻工人活动家的担子，这些活动家已经给自己的活动定下了经过仔细斟酌的方向。另一方面，对于那些眼睁睁看着纳粹党取得的进展而仍无动于衷的社民党领袖来说，这篇发言真是太重要了，他们很庆幸能抓到这个一个借口——看起来很完美的借口——他们能利用这个借口痛斥‘共产党与法西斯领袖的勾结’”（罗斯默，《列宁的莫斯科》，第224—225页）。
[103] 《国际新闻通讯》（法文版），第49期，1923年6月19日，第362页。
[104] 同上，第359页。
[105] 这段话是根据俄语速记报告第103页翻译过来的，卡尔在《1923—1924年的空位期》第178页也引用了这句话。但这段话的德文版却有些差异：“德共是一个阶级政党，但从革命党的类型来看，它必然是一个处在革命前夜的革命党。也许还会有更多的插曲发生，但斗争的来临却是毫无疑问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议事录〔1923年6月12日至23日于莫斯科〕》，第101页。）
另请参阅：季诺维也夫在1923年6月15日的第六次会议上作的总结发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全会文献》，第126页。——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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