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四十五章 保尔·列维：被错失的良机？
保尔·列维是共产主义者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回到列宁通过与克拉拉·蔡特金的通信，向列维伸出援手，却被列维回绝的那一刻。
拉狄克认为列维不是共产主义者，仅仅是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玩票者[1]。托洛茨基把列维同弗洛萨尔与塞拉蒂相提并论，他们都是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只是受到了俄国革命的吸引，在群众运动的推动下超越了他们自身的局限性，但当群众运动退潮时，他们又倒退回了原处[2]。最后，历史学家里夏德·洛文塔尔认为，列维之所以信仰共产主义，只是因为他不了解俄国的真相；作为卢森堡的门徒，他自认为是布尔什维克的战友，只是因为他从未真正了解过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真相[3]。这也是民主德国历史学界的基本观点，撇开“叛徒”和“内奸”之类老套的帽子，我们就能发现，民主德国的历史学界认为列维不过是一个“阶级敌人”，一个潜在的叛徒，即便他曾是德共的领袖[4]。
有两个人可以作证，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第一个是蔡特金，她赞同列维的保留意见与批评意见，她一直在不倦地为列维辩护，为了达成妥协，她出了大力，但列维最后还是高傲地拒绝了妥协[5]。一九三三年，她在莫斯科逝世，她逝世前始终是德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党员，当斯大林主义获胜的初步迹象开始显现时，她仍然认为：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间，她与列维为之辩护的观点，并未超出共产主义运动的传统分歧的范围，她去世前仍在撰文捍卫这个观点。
另一个人就是列宁。一九二一年八月，在列维被开除出党的五个月后，列宁描写了列维在一九一六年的态度：“那时莱维已经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了[6]。”随着时间流逝，我们甚至能从托洛茨基笔下，发现他开始修改他在一九二三年做出的判断，他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列宁的话：“这个人已经完全失掉了他的头脑……他，至少还有东西去损失，对于别人我们就不能这样的说[7]。”
在这个问题上，与大多数西方历史学家相同，洛文塔尔的论点建立在这么一个基础之上：首先，在社会主义运动当中，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思想与实践即使不说是“亚洲的”，至少也是专属于俄国的，所以，一个人要是拥有列维那样的学识，具有他那样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水平的话，就只有出于误解才会以共产主义者自居。但是，这些历史学家的真正目的，是通过这种解释，把卢森堡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整个革命一翼，同布尔什维克割裂开来。
不过，还是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呈现出了辩证的变化。他们认为，社会民主党在一九一四年以前的经济与社会环境中取得的进展，既能解释官僚化的进程（机关牢牢地控制了党），又能解释卢森堡为什么特别看重群众的自发性。他们还认为，布尔什维克通过强调由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先锋队来领导群众运动，找到了使无产阶级成功发动革命斗争的公式（这个公式完全可以运用于先进国家），其原因在于俄国社会的不均衡发展，以及工人运动在独裁统治中的特殊地位。既然如此，那么列宁与卢森堡的分歧，并不代表着两种不可调和的思想倾向，而是同一种社会主义革命潮流的两个支流。按照这个假设，列维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和外国同志一样，注定无法建立起一个“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而意味着俄国革命是一次命运不济的大胆尝试，尽管如此，它仍然给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我们不该忘记，在这种讨论中，经常还会出现第三种立场。这是一种教条，它认为工人运动必须机械地服从各国共产党领袖的指示，否则就没有出路，而说到底，这些指示又是来自俄国共产党的领袖的。
要想回答由列维事件所引发的问题，就得回顾一下列维涉及的历次政治冲突，在这些冲突中，他多次站到了共产国际或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中的某个集团或某个委员会的对立面上。
列维先是坚决反对那些鼓吹革命派应该抵制选举、退出工会的极左潮流。这种立场最早出现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然后出现在极左反对派的队伍当中，从一九二〇年开始，这些极左流派形成了共工党。列维同极左派作斗争的方法遭到了猛烈的批评，尤其是遭到了拉狄克与列宁的批评。他们俩都对列维通过开除反对派，导致了党的分裂而感到十分遗憾。此后，他在海德尔堡代表大会上对德国革命的进展速度的分析，又使他同布哈林等俄国领袖产生了尖锐的分歧。一九二〇年卡普暴动之后，列维又同这些人发生了冲突，因为他支持德共（斯）针对工会领袖提出的工人政府计划做出的“忠诚反对派”声明。就在同一年，共产国际允许共工党以“同情党”的资格加入，遭到了德国共产党人的抗议（虽然他们的抗议没有成功），他是其中抗议得最激烈的。
在共产国际的纪律问题上，列维又提出了一系列不同意见。在国际层面上，他批评了共产国际特派员（“灰衣主教”）在与各国支部的领导人打交道时所扮演的角色。在意大利社会党的利沃诺代表大会上，他确信拉科西与卡巴克奇耶夫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他尊重了纪律，对此闭口不言。但是，后来他就这个问题，同柏林的活动家进行了公开的讨论，然后又在《红旗报》专栏里撰文讨论了这个问题。他顶住了拉科西的施压，并反对拉科西对德共事务的公开干预，他批评了这种干预，因为共产国际的任何一个正规机构都没有下达决议支持这种干预。一九二一年初，他在中央局内得不到多数人支持，便辞去了职务。几天以后，他相信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公开批评三月行动，便发表了小册子《我们的道路：反对盲动主义》，为此他被开除出党，开除他的决议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批准。
在关于党与整个工人阶级的关系问题上，双方发生了更深刻的分歧。列维不赞成对这种关系进行任何机械的解释，他坚持认为，总参谋部可以对部队发号施令,但党却不能这样对工人阶级发号施令。党应该为工人阶级提供指导、做出解释、指明道路、提出口号。党不应该试图对工人阶级发号施令，当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认为当前形势并不需要武装起义的时候，党既没有权利、也没有能力去要求工人发动起义。
在一系列导致了列维同共产国际决裂的事件当中，双方之间最后的分歧，可能就是导致了他同共产国际决裂的最关键的原因，这个分歧同当时的事态关系最为密切。在一九二〇年夏天，布尔什维克相信前革命形势已经出现，但列维却认为，欧洲的革命浪潮已经退潮，资本主义重新获得了喘息之机，因此，无产阶级革命不会在近期发生。他坦率地告诉列宁，如果红军能战胜波兰，打到德国边境的话，这很有可能不会鼓舞德国工人拿起武器进行“最后的斗争”。而且，他并不认为波兰工人会起来反对本国政府。他以这种分析为基础，提出了统一战线战略，这个战略立足于这样的事实：进行防御性斗争的必要性；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深感失望的工人群众的朴素愿望。他支持一九二一年一月的《公开信》，这个文件遭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与许多国家的共产党的尖锐批评。
在当时的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内，这些分歧是完全正常的、可以容忍的。在这些问题上，列维确实总是与共产国际执委会发生冲突，起码是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长期核心（这个核心是一小批以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为首的俄国党领导人），还有德国党与匈牙利党的左派意见相左。但是，把列维的立场，同列宁与托洛茨基等领袖的立场进行对比，甚至是同季诺维也夫与布哈林在其他情况下的立场进行对比，是很有意思的，也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样一来，谁都不会觉得列维的反对意见是成体系的，谁也不会从中看出他在原则上是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
所有的布尔什维克——特别是列宁——都不认同德国极左派的根本政治路线。列维在德共（斯）二大期间及结束之后提出的论点，在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议论中得到了阐述和进一步发展。其实，双方的分歧只有一点：在当时，分裂党是不是解决这个政治问题的恰当方法。在当时的情况下，列宁反对分裂，而列维则推行了分裂。但在共产国际当中,没有谁想在这个问题上搞倒退。而且，列宁对德国的具体情况并不像列维那样了解，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观点来看，在哈勒代表大会上，大部分独立党人被争取到了共产国际一边（列维对此立有大功），这一成功反过来证明了列维在一九一九年进行的“破坏性”活动的正确。当德共（斯）发表了对工人政府的“忠诚反对派”声明时，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库恩、马斯洛夫等人对其大加挞伐，列宁虽然对这个宣言的不妥当的表达方式感到很可惜，但又明确表示它“无论从基本前提或实际结论看来，都是完全正确的”[8]，这与列维的立场完全相同。
说到纪律方面的话，列维在一九二一年三月的做法，也是符合共产国际及其各国党的章程的条文与精神、符合布尔什维克与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实际做法的。季诺维也夫在一九一七年、布哈林在一九一八年，在中央委员会在他们出席的情况下做出了他们不赞同的决定之后，他们不是进行了论战吗？他们不仅在布尔什维克党内进行论战，而且还在党报上、甚至在党外报刊上面公开论战。在一九一八年，左派共产主义者不是曾宣称必须召开一次专门讨论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非常代表大会，否则不再承认中央委员会的权威吗？他们受到了任何纪律处分没有？列维由于反对共产国际特派员而遭到了批判，可是法国共产党也曾宣布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召回代表，并且这个要求还得到了满足，难道所有人都忘了这件事？
就连发表《我们的道路》一事，在当时的共产主义运动当中，也不被当作什么重大罪过。虽然这本小册子并没有抨击某个领袖具体起到的作用，但它确实批判了党的政策，可它是在三月行动已经发生之后才批判的。在一九一七年十月起义发动之前，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在孟什维克的《新生活报》（Новая Жизнь）上批判了起义。他们并没有因为这个“错误”而被开除出党，仅被暂时免去了领导职务。在这一点上，列维还有一个很有分量的论据。一九二〇年，列维在狱中写了一封信，批评了德共（斯）领导层在卡普暴动期间的行动，共产国际的领袖（特别是季诺维也夫）企图不顾列维的反对，将这封信全文发表。其实，列维在纪律问题上遭到列宁严厉批评的只有一点：列维在一九二一年二月辞去了党主席与中央局委员的职务，这是把议会式的观念用在领导层内的关系上，以此为借口，抛弃了作为党的领袖所应承担的责任，党的代表大会将这个岗位交托给他，但他却放弃了在这个岗位上为捍卫自己的主张而斗争。
共产国际三大上的争论，帮助人们弄清了共产党与工人阶级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列维的观点，显然与左派所表达的观点，季诺维也夫与布哈林所表达的观点（他们表达出了那些在俄国党内遭到了政治失败，因而在代表大会上闭口不言的人的想法）不同，与没有沉默的特拉奇尼或塔尔海默等人表达的观点也不同。列宁用明白无误的话语，用他和蔡特金对话时同样尖锐的话语，狠狠地教训了他们。不，共产党人不是“用锁链去鞭挞大海”[9]的克赛尔克斯。不是！特拉奇尼宣称：一个宗派党（party-sect），可以在尚未通过自己的言行争取到群众之前，就能率领群众去夺取政权，拉科西虽然没有这么说，但他也是这么想的；要是布尔什维克也这么想的话，那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夺取政权。在这些问题上，列维提出的不同意见，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相同；列维并不是不同意整个共产国际，也不是不赞同布尔什维克的信条，甚至也不是不赞同当时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他不赞同的，仅仅是曾在短短几个月里主导过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后来变成了仅仅是以季诺维也夫和库恩为首的一种倾向。
毫无疑问，最重要的分歧，产生于革命在一九二〇年是否可能发生的问题。在一九二〇年夏季，列维也许是全世界唯一一个认为战后革命浪潮已经结束的共产党领袖。但是，共产国际的领袖们在不久之后就接连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首先是拉狄克，他不愿赞同列宁对于波兰革命前景的幻想[10]。到了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列宁才不得不接受现实，随后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也接受了现实。最后一批承认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的人，是共产国际的领袖——季诺维也夫与他的密切合作者（拉狄克称这些人为“东南派”），在一九二一年三月至八月期间，这些人在俄国党政治局的争论中落败，之后他们才放弃了乐观的看法。
我们应该为列维说几句话。列维之所以被开除出党，不是因为他像安妮·克里盖尔[11]写的那样，“犯了路线错误”[12]。他是因为发表了《我们的道路》，违反了党纪，而被开除的。对他的开除处分，并没有以他犯了某些路线错误为借口——他对党的观念，他对党和群众的关系的观念，都是“卢森堡式”的——因为列维所捍卫的观念，正是列宁在共产国际三大上成功推行的观念。列宁对蔡特金说过，“列维派”在离开莫斯科时，赢得了重大的政治胜利，他说的是实话。列维基本上是正确的，而列宁等人是错误的，列宁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列宁批评列维的，仅仅是他在为捍卫自己的主张而斗争的时候不够坚决，他抛弃了自己身为党主席的职责，以及他发表了那本小册子，破坏了党的团结，违反了党纪。开除他的理由就是“破坏党纪”（Disziplinbruch）。
有人曾提出另一种解释：列维在政治上提出过各种不同意见，这当然不能证明开除他是正确的，但正因为他是正确的，而共产国际的俄国领袖是错误的，所以才更要开除他。这么一来，列维在三月行动后违反党纪的行为，就被当成了赶走他的借口，他的聪明才智与思想独立使他成了一个危险人物。
列维的个性历来不能得到德国和俄国的共产党人、以及跟他打过交道的外国共产党人的完全接受，这一点得到了所有见证人的赞同。列维出身于资产阶级上层，他保持着这个阶层的生活方式。他喜好收藏艺术品，善于追逐打扮入时的女性，这很让那些职业革命家看不惯。所以拉狄克才指责他是一个革命玩票者，因为他从未放弃律师的职业，并且一直维持着党外的个人生活。
列维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也清楚这一点。拉狄克曾指责他傲慢自大、目空一切，对待工人同志态度冷淡。阿尔弗雷德·罗斯默（他是最不愿意为莫斯科的决定辩解的人）可以在这方面提供同样的证言。他是一个德国知识分子，这使他自傲，而且他还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深知自己在最好的学校里受过教育，这更使他自高自大；在共产国际二大上，他曾不得不会见一批落伍了半个世纪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或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他在谈起这些乡巴佬时，带着几分轻蔑的语气。这也就怪不得赫克特和台尔曼等人在共产国际三大上会那么起劲地攻击他了，当时他已经从以前的“列维同志”变成了后来的“博士先生”。列宁和托洛茨基对此也有同感，列宁曾批评列维“对工人的态度上有些矜持”[13]，托洛茨基曾说过列维“孤芳自赏”[14]。
最后，让我们注意一下拉狄克对列维的控诉中的一段话。列维并不是自愿担任共产党领袖的。卢森堡与李卜克内西遇害后，经过人们百般恳求，他才担任了德共（斯）的领袖。后来他一有机会就想退下来。一九二〇年四月，在卡普暴动之后，他之所以同意留任，只是因为他不得不承认：在党犯下大错之后，党非常需要他；但他也定下了一个期限：他只留任到把独立党左翼争取过来为止，他愿意承认，这件事没人能干得比他更好。在合并大会上，他再次提出退居二线，但是来自独立党的人认为他能保证合并的诚意，在他们的挽留下，他才同意收回这个要求。这会不会是一个容易被劝服的人的故作姿态呢？拉狄克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列维不能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奉献给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革命，列维最后也明白了自己无法对它们忠诚到底。
列维性格中的这一方面，在拉狄克没有提到的场合中，特别是在共产国际内部的斗争中，都能得到证明。在一九二〇年夏季的共产国际二大上，所有的代表都相信这是最后一次在莫斯科召开的代表大会，因为革命的中心很快就要转移到西欧，但列维却沉默不语，当列宁询问他的时候他才开口。当列宁把关于共产国际的体制的提纲提交给俄国党时，列维对这个提纲提出了批评，但没有把批评坚持到底。他声称任何问题都不过是文字上的细枝末节，并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二十一条”。但是，他却是极少数预见到了“二十一条”蕴含的危险的人之一，他很清楚，“二十一条”一定会按照革命即将发生的前景（他觉得这个前景化为现实的可能性很小），以简单粗暴的手段，对那些仍然处于社会民主主义的严重影响之下的各国党进行“布尔什维克化”。他只在专项委员会、然后在全体会议上才提出了一些疑虑。但他并没有为自己的主张而奋力斗争，只是做了记录，后来，当拉科西对意大利社会党动用“二十一条”时，他也是这么做的，而没有去阻止拉科西。
一九二一年二月，列宁责备列维“擅离职守”：列维明明认为某些领导人的观点对德共、对共产国际都是有害的，却把阵地丢给了这些人，对此我们难道能认为列宁是错误的吗？列维抛弃了领导德共的重任，把这个担子丢给了别人，而这些人刚刚还不经讨论就屈从于拉科西等人的要求，从而暴露了自己在政治上的软弱，对此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呢？如果列维坚持领导德共，或是在几天之后会见库恩及其副手的人不是布兰德勒与施特克尔，而是列维与多伊米希的话，三月冒险还会发动吗？
列维知道库恩抵达了柏林，他也清楚库恩此行带来的危险，以及库恩在政治上的无能。既然如此，当他在前往意大利途中，被来自柏林的消息打断了旅程时，他为什么要在关键时刻远离决策中心呢？我们不禁揣测：在一九二一年初，在三月行动之前，列维就已经决定不再担任共产国际的领袖，而希望成为一个睿智而辛辣的评论家，但历史终究没有让他当成。当然，列宁也曾几次宣称要辞去领导职务，但这是为了在党员队伍当中开展斗争，而不是为了去旅行。
毫无疑问，这才是决定了列宁对列维的态度的真正原因。当时，列宁正在全神贯注地建设共产国际及其各国党，使它们配得上共产党的名字。季诺维也夫在一九一七年、布哈林在一九一八年的违纪行为，确实曾在一段时间内损害了党的团结，可是，当他们反对的路线被证明是成功的之后，这种危险就消失了。尽管这些分歧十分严重，而且就发生在不久之前，但它们毕竟都过去了，对俄国同志不再构成问题。但在一九二一年，列宁对德共的情况做出了不同的判断。在列宁看来，列维是有罪的，因为他“缺少与党团结一致的精神”；“恶毒地糟蹋了党”[15]。
三月行动及其失败，是德国共产党人的一段苦涩的经验。一夜之间，党以共产主义纪律的名义，命令党员投入行动，而党员对这些行动是否准备充分仍满腹怀疑，结果大批党员惨遭镇压，大多数党员丢掉了工作，一些人还在监狱或要塞内坐了几年牢。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也许有三分之二）发生了动摇。没有动摇的那些人既明白这次灾难的惨状，也理解坚守这种信条的必要：无论如何，他们都做出了良好的表率，尽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因此，在三月行动之后的几周里，在大多数领导人与积极分子中间，出现了极左主义的新一轮爆发，也正是因为这样，遵守纪律的坚决要求才会广泛出现，只有这样，他们服从了被证明是毁灭性的倡议一事，才能得到正当化。
当镇压正在残酷进行的时候，当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反共分子正在齐声痛骂“盲动主义”、“冒险主义”与“极左主义”时，列维也进行了同样的批判。在不幸的三月战士看来，他就是“工贼”、行动的破坏者与违反纪律者的化身。而就在几周前，这个领袖还抛弃了自己的岗位，因此也就更加不可饶恕。由于他并未竭尽全力去阻止三月行动，他在事后对三月行动的指责，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做出了最坏的预言的叛徒，由于看见自己的预言实现而在沾沾自喜。
但是，列宁做出如此严厉的处分，是有更深刻的原因的。在一九二一年，不仅刚刚成立不久的德国统一共产党眼看就要分裂，党几乎就要不复存在，而且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如此。自从共产国际成立以来，一九二一年的转折是它内部发生的第一次剧烈转变。共产国际是在战后革命浪潮的涨潮中成立的。它的战士，来源于那些相信革命将会是他们的时代、他们那一代人的事业的积极分子。对于共产国际机关的干部来说，情况更是如此。库恩也许有着种种局限性，但他对资本主义的巩固缺乏准备，确实是情有可原的，在一九二〇年，资本主义得到巩固的迹象还非常少见。库恩于一九一七年被俘，两年后他就担任了匈牙利人民委员会主席；他在经历过胜利与流亡之后，又经历了失败，然后在内战期间担任过政委，内战后又被赶到了闹着饥荒的土尔克斯坦。当他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特使抵达柏林时，他怎么可能会以为这个英雄时代已经结束了呢？其实，一年以来，共产党人一直在紧握着共产国际二大的决议，同新形势下的现实搏斗，这是在逆水搏浪。列宁和托洛茨基都断定，不可能让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们承认，他们自己、他们的党与整个共产国际都错了，短期内夺取政权的前景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认为，不可能让代表们承认只有列维（他破坏了通过斗争与苦难凝聚起来的团结）是正确的，而党和共产国际是错误的。列宁就此坦率地向蔡特金做了解释，他说道，为了避免让那些曾反对列维、并在最艰难的时期依然忠于党的人陷入绝望，他不得不批评列维的态度。
在几乎同一时刻，俄国共产党也遇到了几乎一样的问题。尽管新经济政策被采用了，但它激起了许多反对与疑虑。人们不是都在谈论“退回资本主义”吗？在批判了工人反对派之后，又向农民做出了妥协，这让积极分子们愈加担心，他们坚信俄国革命要么发展成为世界革命，要么就注定要失败。赫克特曾暗示说，三月起义是对喀良施塔德进行弥补的尝试，这当然是不正确的[16]。
但是，有一种假说认为：季诺维也夫孤注一掷，企图通过三月行动来点燃世界革命，并以此避免在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这种假说倒不是不可能的。托洛茨基说过，在经过许多谋略和走廊上的争吵之后，俄国党才能就国际形势得出了一个妥协意见。列宁秘密地说服了加米涅夫，让他支持自己的观点，然后加米涅夫才被补选进了政治局。列宁、托洛茨基与加米涅夫结成联盟，才击败了季诺维也夫集团，并从拉狄克那里赢得了一系列的让步，所以季诺维也夫才会指责拉狄克“背叛了”他。然而，虽然俄国党决定必须做出妥协，但他们并没有为此而牺牲原则，也没有批判进攻理论。可是，如果他们要宣判列维无罪的话，他们就得这么做。俄国党内没有一个人曾动过这样做的念头——无论是担任着仲裁者的列宁与托洛茨基，还是被击败了的布哈林与季诺维也夫，全都没有这样想过。
列维一开始想寻求列宁的支持，他似乎不能理解列宁是出于什么考虑而做出这种姿态的。对拉狄克与同时代人描绘出的列维的形象，不加思索全盘接受，这当然是不公平的。首先，在列维被开除出党后，他始终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始终遭受着资产阶级的痛恨。这证明了：尽管列维没有为了战斗性的活动而牺牲自己的个人兴趣，但他也没有为了个人兴趣而牺牲战斗性的活动（在他与共产党决裂后，他在这方面的收获也许减少了）。况且谁也无法否认，对于那些具有重要价值的工人活动家，比如马尔赞、诺伊曼和弗兰肯等人（就连列宁也敬重这些人，称赞他们“组成了革命无产者的团结一致的广大队伍”[17]），他知道如何去赢得和保持他们的信任。一个玩票者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但在其他方面，当列维拒绝了列宁通过蔡特金转达给他的建议时，当他拒绝以克制自尊心为代价，换取对他的政治胜利的承认时（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这应该是更重要的事），他似乎已经令人信服地表明：自从一九二〇年以来，在季诺维也夫等人的攻击下，他一直捍卫的那些主张，已经被他自己放弃了，又或者，他已经不再相信共产国际能得到纠正了。面对着口诛笔伐的他，是否突然觉得自己成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陌路人？但是，不管情况如何，如果列维真的像列宁说的那样，曾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曾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的话，那么在一九二一年，他不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了，或者说他不再认为自己是布尔什维克了（这两者也许是一回事）。
他就这样“失去了头脑”，此后，这个显然神志清醒的人就做出了一连串错误的判断，做出了一些不准确的预测。他认为“极左派”会毁灭列宁与托洛茨基，德共的领导权将落入“巴枯宁分子”之手，这样一来，德共就会无法执行统一战线策略。
可以确认的是，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一年间，具有坚定的个性和政治洞察力，使其能够与俄国领袖平起平坐讨论问题的外国共产党领袖，唯有列维一人，当他被开除出党之后，再也无人能够填补这个空白。只有他曾用政治术语提出了共产主义在俄国革命胜利之后的问题——如何把一九一七年革命与苏维埃政权这根生气勃勃的嫩枝，嫁接到西欧工人运动这颗根深蒂固的老树身上。正如他指出的那样，在他之后，俄国人身边的人，都只会跟在他们身后亦步亦趋，那些仍在犹豫不决、保持沉默的人，在因犯错误而被批判之前，都纷纷退出了。
这样一来，列维在一九二一年的个人冒险，就象征着共产国际所遭受的第一次挫折，这也是共产国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共产国际没能实现它的抱负——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布尔什维克没能在西欧各国建立起这样的共产党：能够自觉地、系统地把无产阶级给组织起来，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它没能建立起这样的革命组织：这些革命组织不是俄国榜样的翻版，而是深深地植根于本国的社会现实、斗争传统与思想传统的政党，正如布尔什维克党是深深地植根于俄国的社会现实、斗争传统与思想传统的政党一样。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一年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它有着丰富多彩的色调。列维就是德国色彩的活生生的表达。把这段时期里的列维同共产主义对立起来的人，都忘记了这一点：历史见证过倍倍尔的社会民主党与艾伯特的社会民主党曾是共存的，列宁的思想与“列宁主义”曾是共存的，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曾是共存的，卢森堡与“卢森堡主义”曾是共存的。这样的观点，意味着抹杀了列维真正的历史影响——一个被错失的良机。
[1] 拉狄克，《德国统一共产党应该是一个革命行动的群众党，还是一个坐着干等的中派主义党？》。
[2] 列·达·托洛茨基，《一个时代的结算》（Bilan d’une période），《法国共产主义运动（1919—1939）》（Le Mouvement communiste en France 〔1919–1939〕），巴黎，1967年，第27—32页；《托洛茨基信札》（Trotzkis Brief），《我们的道路（苏维埃）》，1922年2月15日，第82—84页；《〈法国共产主义运动〉序》，《共产国际的头五年》，第2卷，第334—340页。
[3] 洛文塔尔，《斯巴达克斯同盟的布尔什维克化》。
[4] 民主德国历史学家给他扣得最多的帽子是“右翼机会主义者”和“变节分子”。在《德国工人运动史文献资料》的1919年卷中，这位德共当时的领袖的名字甚至一次都没有出现过！阿诺德·莱斯贝格的《列宁与德国的联合行动》一文并未否认拉狄克在德共历史上的地位，但在写到列维时，还是写成了“列维的机会主义的与背信弃义的政策，很快就暴露出了这个叛徒的真面目”（《列宁与德国的联合行动》，第87页）。
[5] 蔡特金，《回忆列宁》，结尾的日期为“1925年1月”（81页）。
[6] 弗·伊·列宁，《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2卷，第99页。
“莱维”在本书中译为“列维”。——中译者注
[7] 列·达·托洛茨基，《论德国法西斯主义》，刘仁静译，第七章，《德国社会主义工党》，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german_fascism/09.htm
“德国社会主义工党”在本书中译作“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中译者注
[8] 弗·伊·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86页。
[9] 蔡特金，《回忆列宁》，马清槐译，人民出版社，北京，1957年，第30页。
[10] 克·蔡特金，《回忆列宁》（Reminiscences of Lenin），纽约，1934年，第18页。
这一段在中文版中被删去了。——中译者注
[11] 安妮·克里盖尔（Annie Kriegel，1926年9月9日——1995年8月26日），娘家姓贝克尔（Becker），法国历史学家，出身于犹太家庭。1942年参加法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抵抗运动，1945年参加法国共产党，1957年退党。主要研究法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中译者注
[12] 她还写道：“后来他因机会主义路线错误而被开除出党。”（昂贝尔—德洛，《从莫斯科看巴黎》，第103页脚注）
[13] 蔡特金，《回忆列宁》，马清槐译，人民出版社，北京，1957年，第31页。
[14] 《红旗报》，1922年1月13日，转引自列维，《托洛茨基信札》，《我们的道路（苏维埃）》，1922年2月15日，第82—84页，列维档案库，H3/4。
[15] 蔡特金，《回忆列宁》，马清槐译，人民出版社，北京，1957年，第31页。
[16] 根据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3卷，第335页，注释2）的说法，在1921年5月的全俄工会代表大会上，赫克特对三月行动做了这样的一个解释。后来，弗莱赫特海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共产党》，第73页）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认为喀良施塔德叛乱与三月行动之间存在联系的观点，但是，只要认真研究一下两者的日期，就会发现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17] 蔡特金，《回忆列宁》，马清槐译，人民出版社，北京，1957年，第36页。
此句按照英文句式做了一些修改。——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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