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1917—1923年德国革命
第四十七章 对失败的总结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上，一九二三年德国的“十月失败”造成的惨败，让历史发生了关键的转折。在欧洲历史上的这一关键时刻，曾从资产阶级手中失去的主动权，又回到了资产阶级手里，此后资产阶级再也没有搞丢主动权。一九二三年的失败，即使不能象征着共产国际的堕落（这个堕落首先开始于俄国共产党）的开始，至少也对这个堕落过程起到了关键的加速作用，这一堕落最负面的各个方面，往往都能同对这悲惨的一年的最大的期盼直接联系起来。
时至今日，这一史无前例的灾难仍未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起码的关注，它所获得的关注，远远不及历次胜利所获得的关注，就连一些重要性远不如它的失败，获得的关注都比它多，这绝不是偶然的。在这次失败之后，这场失败的革命，这次在一九二三年举行起义的尝试，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讨论。讨论只开了个头，但从未进行到底，就连这次讨论，现在也几乎无人记得了。在当时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只有俄国共产党反对派的托洛茨基，以及当时属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的保尔·列维，曾试图做出总结性的解释。
托洛茨基重谈德国问题
一九二四年，托洛茨基在他的名著《十月的教训》中回顾了一九二三年的德国形势，这篇文章是他的全集的第三卷《一九一七年》的序言。正如他在一九二三年底发表的《新路向》中宣称的那样，他认为在这悲惨的一年里，德国曾出现过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非常有利的机会，并认为失败的原因出在党内。他写道：
保加利亚的革命本来应该成为德国革命的前奏。不幸的是，不良的保加利亚前奏，在德国本土得到了更坏的发展。去年下半年，我们在那里看到了
一个十分典型的现象，表明一个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十分少见的革命形势是怎样被放过的[1]。
托洛茨基认为，德国共产党领袖犯的第一个错误，是他们错误估计了阶级敌人的武装力量：在前革命时期低估了敌人，在革命时期，在起义之前又高估了敌人：
当起义的口号对于德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来说，主要（即使不说非常）具有宣传鼓动意义的时候，他们干脆就忽视了敌人的武装力量这个问题（国防军、法西斯队伍、警察）。他们以为，不断增长的革命潮流会自然而然地解决军事问题。可是，一当起义的任务被提到他们面前并急待解决的时候，那些本来认为敌人武装力量似乎不存在的同志们，又立即走入另一个极端：他们相信了资产阶级武装力量的一切数字，仔细地把它们同国防军和警察的兵力加在一起，然后把总数四舍五入地算成整数（达五十万以上），结果就变成一支全副武装、实力雄厚的军队，完全足以打败他们本身的努力。
德国的反革命力量比我们的科尔尼洛夫分子和半科尔尼洛夫分子无疑要大得多。最低限度，在组织上和训练上也要强一些。可是，德国革命的积极力量也与我们的不同。在德国居民中，无产阶级占压倒的多数。……在德国，则有好几十个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中心点同时发动起义
[2]。
他在拿一九二三年德国革命的过程同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过程做对比时，强调了随着关键时刻的临近，两个革命党内的忧虑与犹豫情绪不断加重。他回顾了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对起义的抗拒，并得出结论：在德国党领导层内部，也产生了同样的犹豫情绪，这种情绪滋生、加深，最后从他们身上传染给了群众。德国左派的解释把“躁动不安的工人群众”同“胆怯的领袖”对立起来，这遭到了托洛茨基的反驳，他写道：
革命政党的力量只增长到一定的时刻，在此以后，过程就会转到自己的反面：由于党的消极被动，群众的希望就会被失望所代替，而敌人在这时就会从惊慌失措之中稳定下来，并且会利用群众的失望情绪。1923年10月，我们在德国看到了这种起决定作用的转折
[3]。
几年以后，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对根本原则的批判》中更加细致地分析了这个问题，他在这篇文章中强调指出了德共领导层的责任：
上面我们已经提到，在我们这一急剧变化的时代，革命领导的最大困难在于能否及时地探知政治形势脉搏的跳动，以便掌握急剧的事变并及时地转变方向。革命领导的这些品质并不能单单靠对共产国际的最新通告表示效忠而取得。如若具备必要的理论条件，这些品质能够依靠亲身的经验和真正的自我批评而取得
[4]。
托洛茨基认为，在一九二三年的德国，从法国和比利时占领鲁尔开始，出现了这么一个转变，它具有“强烈的革命后果”。但是：
共产国际的领导没有适时地考虑到这种情况。德国共产党仍然遵循着它对〔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口号所作的片面的解释。这种片面的解释使它决然地背离了一触即发的武装起义的道路。……从一九二一年三月所采取的策略急剧地转变到在报刊上和集会上，在工会和国会中进行有系统的革命活动不是一件易事。在安全渡过这种转变的危机以后，又出现了发生一种新的、片面的、性质完全相反的偏向的危险。群众的日常斗争吸引着一切注意力，形成它自己的策略常规，使人们不去注意由客观形势的变化而产生的战略任务
[5]。
在一九二三年，打开德国局面的钥匙掌握在共产党手里：
非常明显，倘若共产党不能及时地理解资产阶级的处境是“无望的”，如若党不能得出一切必要的革命结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德国资产阶级才能够从“无望的”处境中挣脱出来。然而，恰恰是手持钥匙的共产党，用这把钥匙为资产阶级打开了大门
[6]。
在一九二三年十月，德国工人确实没有投入战斗。这与认为德国正处于革命形势的那种分析是矛盾的，而这种矛盾既非偶然，也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
在德国无产阶级经历过最近几年发生的一切事件以后，必须使他们深信这次问题会得到决定性的解决，深信共产党已经准备停当，要进行斗争并能取得胜利，才能够领导他们进行决定性的斗争。可是共产党对实行这一转变采取了非常迟疑不决的态度，并且拖延了很长时间。尽管右翼和左翼相互之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但是，一直到一九二三年九、十月，它们都对革命发展的进程持着相当程度的宿命论的看法
[7]。
最后，这次惨败可以用德国党领导层的两个弱点来解释：宿命论——它相信革命会以某种方式自行发展下去，而与领导层自己的政策无关；在关键时刻犹豫不决：“在德国，领导上全都犹豫不决。这种优柔寡断传染到党内，通过党传染到阶级[8]。”
托洛茨基从一九二三年的德国经验当中得出了一些教训，他相信对于世界革命运动来说，这些教训与一九一七年十月的教训同样重要，它们都指出了革命领导层的问题：“有这样的时代，在这些时代里甚至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能把历史向前推进一步；也有着其他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才能较小然而掌握舵盘的人能长期阻止国际革命的发展[9]。”托洛茨基认为，德国的事态是一条总体规律的具体体现：
这里存在着危险，即党的领导和整个党的政策有可能跟不上阶级的行动和紧急的形势。当政治生活相对不活跃的时期，这些不协调的情况可以得到补救，即使会遭受损失，但不至于招致大的灾祸。但在极为紧急的革命时期，所缺少的正是消除不协调的
时间，如同前方受到攻击时去救援一样。就其性质来说，一个革命危机最紧急的时期是短暂的。一个革命领导（迟疑，动摇，在资产阶级疯狂进攻的情况下观望等待）跟不上客观任务，就有可能在几个星期、甚至几天之内导致灾难，使多年的准备工作付诸东流。……当领导能适应形势的时候，形势已经变化了；群众在退却，力量对比急剧地发生了不利情况
[10]。
在托洛茨基看来，他所谓的“过渡到武装起义前夕的革命领导的危机”是一种“一般危险”。它是由于“党的领导上的某些人和党的中间阶层，在关键时刻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屈服资产阶级的物质上和思想上的恫吓”[11]产生的压力而造成的。在一九一七年，布尔什维克党的上层在这种压力下出现了犹豫动摇，由于列宁的“巨大的精力”，才克服了他们的动摇。而在一九二三年，尽管有共产国际存在，却没能克服这种犹豫动摇。结果犹豫动摇导致了失败。
保尔·列维的看法
在这个时候，列维返回社民党已有一年多了，他领导着社民党的一个左翼流派，他给《十月的教训》的德文第一版写了序言。他跟托洛茨基一样，认为导致了一九二三年的德国事变的罪魁祸首，是资本主义制度所造就的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与社会灾难：
像当时的德国那样，整个社会在短短几个月里全面滑坡的情况，也许是世上绝无仅有的。在为鲁尔战争而洒下的泪水的海洋中，出现了一小撮资本家，他们的经济权力，以及他们对政治权力的贪欲，都在不断增强，他们开始在资本家自己的行列里面进行可怕的洗牌重组。先前的敲骨吸髓的通货膨胀消失了，那些没有抓住机会的“老实人”，没赶上在鲁尔大捞一把的好时机，他们屈服了。工业与知识分子中的中间阶级失去了自己的经济基础。工人发现，以金芬尼计算的工资急剧减少，这对他们的经济基础造成的影响，意味着他们的一切组织体制、工会、合作社等，都不得不屈膝投降
[12]。
列维和托洛茨基都相信，革命的必要性，以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必要性，从未像一九二三年这么明显。他们面临着历史性的形势，按照逻辑来讲，在这种形势下，德国政权理应从资产阶级手中转到无产阶级手里，就像在一九一七年的俄国所发生过的那样。托洛茨基认为，德共本来是可以领导德国革命的，就像布尔什维克曾在俄国做到过的那样，但列维认为托洛茨基的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列维充满火药味地宣称，托洛茨基的假设是不可能的：
所以，当恰好同时具备这三个前提时：德国形势完全与俄国形势相同；共产国际成了有史以来最完美无瑕的组织；格里高利·季诺维也夫是一位高水平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个欧洲有名的傻瓜；我们就会看到：尽管这些前提全都具备了，德共仍然不能获得这样的资格：在这场灾难之后，挺身而出，成为能够重塑国家的力量
[13]。
在俄国，布尔什维克从一九一七年二月起，理解领会了自己的政策，通过执行这些政策，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在群众中树立了威望，这些政策使他们在十月赢得了合法性。革命派本来是能够、而且也应该在德国执行这样的政策，并以此使他们赢得同样的地位的：
在德国的悲惨环境中，这样的政策是不难推行的。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这当然是以前的世界大战留下的经验；其实，这只需要揭示出：鲁尔的这场战争，是德国资本家掠夺德国的非资本家阶级的无耻伎俩，这种政策到头来一定会让受其所害的各个社会阶级起来反抗它的始作俑者
[14]。
德共的首脑没有采取这个简单明了的政策，反而一头扎进了“民族压迫”论，他们自称这是“新”理论。拉狄克就“走入虚无的浪游者”施拉格特发表了他那篇声名狼藉的讲话，季诺维也夫曾警告共产党人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党的每一个狂热的全职干部都在鹦鹉学舌地重复这些论调，这实际上搅乱了德国劳动群众的思想，鼓舞了极右翼的蛊惑煽动。无产阶级对这些论调完全不能理解，这才是它陷入消极被动的原因：
而这一切造成了这样的后果：在鲁尔战争结束后，并没有出现强有力的无产阶级力量，整个德国却被民族共产主义的臭气弄得乌烟瘴气。共产党人宣称自己是正在毁灭的德国的继承人，民族社会主义者也宣称自己拥有同样的权利——一个自称是民族共产主义者，另一个自称是共产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所以，两者本质上都是相同的
[15]。
但是在一九二三年里，列维曾支持成立德国工人政府的号召，并支持在萨克森成立工人政府，因为他认为，既想反对成立大联合政府，又想在共同斗争中帮助工人阶级克服由于工人阶级队伍的分裂而造成的隔阂与恐惧，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一九二三年八月，在他重整社民党左派的时候，他相信社会民主党的实际任务是找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
我们不应该认为，俄国所采取的形式就是成品。我们并不认为俄国所采取的形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板。……这是社会民主党的各项任务的出发点。社会民主党必须在与俄国大相径庭的情况下、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具有更加独特的性质的情况下，行之有效地推广无产阶级专政的理念。它必须更多地把无产阶级专政同现有的政权体制联系起来。它首先可以采取议会少数派的政府的形式，这样可以把它在议会力量上的“弱势”转变为社会力量上的“强势”
[16]。
这也许可以证明：尽管列维曾对德共的民族政策提出过警告和批评，但他还是能够认为德国的形势是革命形势，最后还是能够认可德共为寻求政府层面上的过渡口号而进行的尝试的[17]。
德共的先天不足
列维虽然很想揭示出，德共在经受战斗的考验之前就已经彻底破产了，但他其实并没有否认托洛茨基的分析所依赖的基础。要写出一九二三年夏季的“民族共产主义”政策是如何搅乱了劳动群众的思想，要宣称德国共产党的领袖除了跟在布尔什维克后面“鹦鹉学舌”之外什么都不会（他后来就是这么做的）[18]，只需要强调指出这个党表现出的种种不足就可以了，在当时非常有利的条件下，这个党却不能把自己提升到配得上自己肩负的历史任务的水平。从这个观点来看，拉狄克在一九二一年二月一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是很重要的：“《公开信》事件是很典型的。我当时要是在莫斯科的话，我脑子里压根就不会冒出这个念头。”
决定德共的政策的人不在柏林，而在莫斯科。在反法西斯日等问题上，是身在德国的德国人自己觉得承担不起做出决定的责任，便请求莫斯科的人来承担这个责任，不仅如此，他们本来应该把这些决定贯彻到底，可又做不到。在一九二一年二月一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拉狄克向德国党的领袖们指出，他们的中央委员会仍未抽出时间来对《公开信》及其政治意义、以及《公开信》所开启的政治前景进行认真的探讨。一九二三年一整年里，在德国做出的唯一重要的倡议，是由布兰德勒于七月十二日向全党发出的号召[19]。这个倡议激起了干部们的强烈反应，他们以为布兰德勒“疯了”，不仅如此，就连布兰德勒自己，在这一表态之后，也没能根据德国形势勾划出前景。
同样重要的是：八月间扭转了德共政策的，是俄国党政治局；托洛茨基根据瓦尔赫尔和恩德勒提供的信息，做出分析，而瓦尔赫尔和恩德勒则等着托洛茨基根据他们提供的材料做出裁决之后，才能得出政治结论。一九二三年九月，布兰德勒在莫斯科几乎不假思索就承认了：他是一个拥有几十万党员的革命党的领袖，而他在德国看不到的问题，远在莫斯科的人却能看得见。
德共的一个弱点就是它的左派的“煽动家”，他们是狂傲不羁的知识分子的典型，善于玩弄革命的词藻，却没有正确估计形势、或提纲挈领的本事。他们吸引了一些优秀的战斗性工人，但是，正如蔡特金在写给法兰克福代表大会的信中所写的那样，他们也引来了一些小资产阶级分子、冒险家，甚至是庸俗的反犹分子，更不用说那些与工人运动格格不入的革命玩票者了[20]。
德共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弱点，那就是它的右翼的领袖，这些人总是在对形势的本能判断与自己的保守反应，以及伪装成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唯意志论原则之间摇来摆去，在武装起义期间，这使他们变成了自己的一副荒唐可笑的讽刺画。一九二一年三月，布兰德勒让自己接受了库恩等人的领导；一九二三年八月和九月，拉狄克和布兰德勒先后都保持了沉默，没有为自己的主张而奋战到底，这也体现出了这个弱点。
在总体上，德共还有一个弱点，那就是它的干部们，这些干部在面对统治阶级时，他们是乐于奉献、敢于牺牲和英勇无畏的，可是，他们却几乎不会独立思考，总是盲从莫斯科的指示，把莫斯科提出的建议当成了金科玉律。
但我们不应忘记，德共的领袖仅有短短几年的经验，而且在这几年里他们还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工作的。列维在一九一四年的时候是个律师，是个典型的左翼知识分子，还没有真正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他是在一九一九年初，在世界革命的紧要关头才接下了领导新生的共产党这个重任的。布尔什维克的领袖知道他的局限性，担心他的浅尝辄止和个人主义，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发挥了自己的全部影响力，让他担任了党的领袖。在德国没有人能干得比他更好。一九二三年，德国国家安全机关向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发出指示，命令大使馆不得给拉狄克发签证，不能让他返回国内形势已经白热化的德国，这并非偶然。拉狄克要比德共的领袖优秀得多。
德共拥有布兰德勒和瓦尔赫尔这样久经考验的工人领袖，拥有塔尔海默这样的理论家，拥有能够协调罢工、组织游行，并率领那些能够死战到底的先进工人的大军的人。它能够召集优秀的演说家，让他们到群众集会上去讲话，去参加议会中的辩论，它能够召集足智多谋的密谋家、才华横溢的记者、笔杆子和枪杆子都能玩得转的地下工作者。但是，它却没有一个像列宁喜欢说的那种能够耳贴地面，倾听青草生长的人，它没有能够在实际形势中找到出路的人。它没有列宁，考虑到战前的社民党的左翼反对派中二流人物的素质，在党或德国无产阶级的历史上，没有什么因素能在短短几年里，造就出能够在全欧洲（如果不是全世界）最清醒、最坚决的资产阶级面前，领导革命走向胜利的人。列维在一九二〇年说过，德国革命派的重大错误在于，在一九一四年以前，他们不愿建立独立的政治组织，哪怕这样建立起来的组织仅仅是一个小宗派[21]。拉狄克在一九二六年写给蔡特金的信里，也做出了同样的判断：
在卡尔和罗莎的逝世纪念日，我在莫斯科青年团的一次集会上讲了话——那次会议上也安排了你的讲话。我在准备演说稿的过程中翻读了罗莎的论文，我深深感到，我们德国的左派激进派不是觉醒得过早而是过迟了，对于危险所进行的斗争不是过于尖锐而是过于软弱了
[22]。
简单来说，德共的弱点，就是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过的弱点的折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德国社会中的小社会，它在原则上反对德国社会，实践中则适应德国社会，两者完美结合，它所提供的经验、责任与任务，并不适用于那些能够与工人一起创造历史的人，而只适用于那些想利用工人来参与政治的人。
工会官僚与社民党机关的保守性质，使工人当中最有战斗性的分子反对集中制与组织的概念。共产党的领袖来自战前的社会民主党，他们身上带着社会民主党留下的全部印记——消极被动的倾向，甘当事态的尾巴的习性。在这方面，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将其归咎于共产国际的领导，我们对此必须予以大力驳斥。这是因为，在莫斯科与德共的关系上，莫斯科的成功、特权、然后是威信，最后是专制，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德共的人员的平庸造成的。只要世界革命的前景仍是布尔什维克领袖关注的焦点，那么这个缺点就是暂时的，是能够得到克服的。但是，在这样一个有利的环境中，俄国革命的堕落却成了一个关键因素。在俄国党内逐步掌握了权力的斯大林派，驯服了德共，在这个强有力的党内，斯大林派仅仅遭到了微弱的抵抗，甚至当德共面临着由纳粹主义的崛起而造成的致命危险的时候，它遵照莫斯科的指示，执行了有罪的错误政策时也是如此。
在我们研究的德共这段短暂的历史时期当中，极左主义，以及一切自称以卢森堡主义为基础的理论，所提出的关于群众自发性的观点，都走进了死胡同，这是这段时期里最惊人的事实之一。革命的急躁情绪，以为由坚定的战士所组成的小集团和积极活跃的少数派能够代替广大群众的活动的悲剧性的幻想，对“榜样行动”的优点的坚信，贯穿于德共的这段历史。它们也是为这些因素而付出的代价：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践在长年累月中垄断了工人运动，以及德共的缺点——它不能够对无产阶级的活跃的少数派对革命的渴望迅速做出响应。各种少数派的自作主张（既有来自德共内部的，但往往是来自德共之外的）使得德国资产阶级的各种活跃而又有组织的派别能够应付各种艰难的事态，并能够充分利用它们最根本的有利条件——工人阶级队伍当中的分裂。
德共在一九二三年的失败，终究不能代表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斯巴达克斯主义的失败，最起码不能代表共产主义的失败。它代表着整个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德共曾试图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下，推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重新统一起来，但是，它的动作太慢了，被世界危机的发展抛在了后头。
在此之后的德共的历史，又属于另外一章了，在这一章里，德共的一切原则路线都源自莫斯科。正是因为这样，再也没有人去始终如一地试图建设一个群众性的、革命的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再也没有人去利用德国工人运动的力量、集中、文化水平与组织了。
由于美国贷款的注入，德国经济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后，恢复了元气，并出色地发展了它的生产机关。然后，一九二九年的世界危机又重创了它，与一九二三年相比，这次危机在经济与社会上的表现都不一样，但两次危机都同样严重，并产生了同样的革命潜力。而这次胜利的是武装的冲锋队与党卫队（Schutzstaffel）。共产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独立党人与改良主义派，斯大林派与极左派，布兰德勒派与托洛茨基派，都被肩并肩地送上了绞刑架，送进了集中营。在这个时期里，那个沿用了德国共产党之名的党，不再是列维、布兰德勒、拉狄克或马斯洛夫的党，他们都曾想把党建设成无产阶级的革命工具，但此时的党根本起不到这样的作用。
此时的德共是一种“新型的党”，它服从于富有魅力的天降英才恩斯特·台尔曼的权威，他显然是“元首”的无产阶级翻版，永远正确，全知全能，可实际上，他只是照着苏联的“天才领袖”炮制出来的、专门用于德国的一个赝品罢了。苏联的官僚阶层已经不再关心组织德国革命，相反，它害怕任何可能危及不稳定的现状的事件——它的存活完全依赖于这个现状；德共成了一个机关，为了迎合苏联官僚的外交政策的需要，而执行其下达的任务，就是它唯一的用处。
继承了社会民主党的党官僚传统，又按照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的俄国模式加以改进，就产生了一个由各级书记组成的执掌一切权力的官僚统治集团（监督、通信与领导都是通过各地方委员会的政治书记进行的）——它完全依赖由少数几人组成的书记处，书记处直接领导着各个中央部门，并把控制各级党组织的权力紧紧抓在手里。党员不断变动，不停地被替换，拥有长年革命斗争经验的党员所剩无几，由八千名全职干部组成的机关足以牢牢控制住这样的一个党，再通过党控制了青年与失业工人——这些青年与失业工人当中，有一些人后来又参加了纳粹党，纳粹党让他们能够维持生计，并保证会去斗争。德共的力量，足以在它自己的队伍当中，以及在整个工人阶级当中阻止建立反纳粹统一战线，可是到了一九三三年，当希特勒匪帮成功掌握了政权机关的重要机器时，德共却不堪一击，在短短几天里就被打垮了，与它一起被粉碎的，还有其他工人组织，以及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半个多世纪以来所赢得的一切成果。
施特克尔、施耐勒、诺伊鲍尔、贝克与台尔曼等人或是死在了绞刑架上，或是死于刽子手的屠刀下，或是死于希特勒的监狱和集中营里，而维尔纳·希尔施、列奥·弗利格、雷梅勒、埃贝莱因、许斯金德、奇本贝格尔、列奥夫和海因茨·诺伊曼则死在了斯大林的格伯乌[23]的监狱或拘留所里。
最后的这次失败，是两个斗争产生的结果，这两个斗争尽管彼此相隔，但是它们的起源与结局却是紧密相连的。前者发生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三年，发生在德国各个工业城市的工厂与街头；后者发生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发生在俄国共产党党内，并以斯大林及其官僚机关的胜利而告终。在这两场斗争中，世界无产阶级都在至关重要的战场上失败了，这暴露了无产阶级在组织上和理论上的悲剧性弱点，并指出了克服这种弱点的唯一方法——建设一个真正的国际。
在本书的最后，请允许我们引用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结尾的一段话，来对世界革命做一个评价：
资本主义需要好几个世纪才能够提高科学和技术至于一种高度而陷人类于战争和危机的地狱。敌人们只给社会主义以十五年限期，就要它在地上建立天国。我们并未曾夸下这个海口。我们也从未规定这样的限期。大变革之过程，应当拿适宜的尺度来计量的
[24]。
从这个观点来看，共产国际幼年时期的德国共产党的历史，就不再是一部充满了破灭的幻想的历史，而是一场延续至今的斗争的肇端（prehistory）。
[1] 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训》，《托洛茨基言论》，中央编译局，1978年，第545页。
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文没有黑体字，这里的黑体字是根据英译文加上的。
全文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409/index.htm ——中译者注
[2] 同上，第575页。
中译文没有黑体字，这里的黑体字是根据英译文加上的。——中译者注
[3] 同上，第577页。
[4] 《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第77页。
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8b/01-2.htm#4 ——中译者注
[5] 同上。
[6] 同上，第77—78页。
这段中译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7] 同上，第78页。
[8] 同上，第83页。
[9] 同上，第81页。
[10] 同上，第81—82页。
[11] 同上，第82页。
[12] 保·列维，《为托洛茨基的〈十月的教训〉所作的序言》（Introduction to Trotsky’s The Lessons of October），《革命史》（Revolutionary History），第5卷，第2期，1994年春季，第63页。
[13] 同上，第64页。
[14] 同上。
[15] 同上，第65页。
[16] 《关于党的当前任务》（Über die gegenwärtige Aufgaben der Partei），《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Sozialistische Politik und Wirtschaft），1923年9月7日。
[17] 他曾多次回顾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在共产党人中间》（Bei den Kommunisten，《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1924年4月17日）这篇文章里。
[18] 《共产党人的新主意》（Der neue Kommunistendreh），《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1925年6月18日。
[19] 英文版与法文版均把日期写成6月12日，但参照本书第38章的内容，应为7月12日。——中译者注
[20] 请参阅本书第四十二章。
[21] 列维档案库，P124/8。
[22] 《卡尔·拉狄克致克拉拉·蔡特金的一封信》，《新国际》，第1卷，第5期，1934年12月，第156页。
此处借用了费舍的《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第565页的译文。——中译者注
[23] 格伯乌（ГПУ），全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1922年由契卡改组而成。——中译者注
[24]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三卷，《结论》，郑超麟译。请参阅：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5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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