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世界经济和资本的国际化过程

第一章 世界经济的涵义

各“民族”国家间的斗争，只不过是这些国家资产阶级集团间的斗争。这种斗争不是悬空的，不应当把这种大冲突看作是在真空里两个物体的冲突。反之，这一冲突是由“国民经济有机体”生存并发展于其中的特殊环境所决定的。但是，“国民经济有机体”早以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单位，不是费希特或杜能*所说的那种“孤立的经济”。恰恰相反，它们只是一个广阔得多的领域，即世界经济的一个构成部分。正象每个企业都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部分一样，每个“国民经济”也都囊括在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所以，现代“国民经济有机体”间的斗争，应当首先看作是世界经济各个竞争部分的斗争——正像我们把各个企业间的斗争看作是社会经济生活总的一种现象一样。因此，研究帝国主义问题，研究帝国主义的经济特征及其未来。归根结底是要分析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分析世界经济内部结构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探讨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应当首先对于“世界经济”的概念取得一致的理解。

社会生活的基础是物质财富的生产。在现代社会里，不是生产单纯的产品，而是生产商品，即用以进行交换的商品。各种产品的交换过程表现出生产这些商品的各经济单位间的分工。这种分工与一个统一的企业范围内的分工不同，马克思把它叫做社会分工。很明显，社会分工具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例如有一国之内各企业间的分工，有不同的生产部门间的分工，还有整个经济生活中一些大的部分——工业与农业的分工，以及在总的体系里代表各国民经济的国家间的分工等。

按照所要研究的问题的不同，还可以提出更多的关于经济形式的分类。但这里对我们重要的是，除了其他形式的社会分工以外，还存在着一种各“国民经济”之间的分工，或者说各国家之间的分工。这种超越出“国民经济”疆界的分工，就是国际分工。

国际分工有两种前提：一种是由于各“生产机体”生存的自然环境不同所决定的自然前提，另一种是由于各国文化程度不同、经济结构不同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所决定的社会前提。

我们先讲一讲自然前提。

“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这种自然的差别，在公社互相接触时引起了产品的互相交换，从而使这些产品逐渐变成商品。交换没有造成生产领域之间的差别，而是使不同的生产领域发生关系，并把它们变成社会总生产的多少互相依赖的部门”。[①]

这种生产领域的差别，是生产的自然环境的差别造成的。我们不难找一些实例来证明这个论点，比如，拿植物界来说吧。

咖啡只是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才能栽培。它主要生长在巴西，小部分产于中美洲，而在非洲（阿比西尼亚，英属中非、德属东非）和亚洲（荷属东印度、英属印度、阿拉伯、马六甲）则产量很少。可可只产于热带国家。橡胶（在现代生产中起很大作用的一种产品）也必需一定的气候条件，它的生产仅限于少数几个国家（巴西、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圭亚那等）。棉花（由于它对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在一切纤维作物中占第一位）产于美国、印度、埃及、中国、小亚细亚和俄属中亚细亚地区。黄麻（在纤维作物中占第二位），仅有一个国家输出，即印度。如果我们拿矿业生产来说（因为我们这里主要论述一国的“自然资源”问题），情况也是一样。例如，拥有大量煤炭矿藏的国家（英国、德国、美国、奥地利等）输出煤炭，拥有丰富石油的国家（美国、高加索、荷兰、印度、罗马利亚、加利西亚等）生产煤油，西班牙、瑞典、德国、阿尔及利亚、纽芬兰、古巴等国开采铁矿，锰矿主要由高加索和南俄罗斯、印度以及巴西供应，丰富的铜矿的主要产地是西班牙、日本、英属南非、德属西南非洲、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墨西哥、智利和玻利维亚。

生产条件的自然差别虽然重要，但是，如果同各国生产力发展不平衡所造成的差别比起来，它的作用愈益减少了。

“必须着重指出，自然条件对于生产关系，以及对于商业和运输，只是具有相对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它们起消极的或积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的文化水平。虽然我们可以把自然条件（用人类的时间和空间尺度来衡量）视作不变的因素，但人类的文化水平却是变动着的因素。不管一国自然条件的差别对于生产和运输的影响多么重要，文化的差别无疑也同样是重要的。只有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才产生经济生活中各种现象。”[②]

譬如说，如果不具备开采煤炭的技术和经济前提，煤矿藏就会成为“死的资本”。另一方面，山脉从前阻碍交通，沼泽使生产遇到困难，等等。而在拥有高度发达的技术（修筑隧道、灌溉工程等）的国家中，它们就失去消极作用了。更重要的是，随着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经济类型和各种不同的生产部门，从而使国际分工的范围扩大起来。这里特别提出的是输入农产品并输出制成品的工业国同输出农产品并输入工业品的农业国之间的差别问题。

“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③]

从前，“城乡的分离”与“这种对立的运动”，只局限于一国的范围内，而现在这一过程在规模大得多的基础上再表现出来。从这个观点看，整个国家变成了“城市”，即工业国，而整个农业地区变成了“乡村”。在这里，国际分工同整个社会生产中两个最大部门的分工——工业与农业的分工是一致的，从而形成所谓“一般的分工”。[④]我们对比一下工业品的产地和农业品的产地，就可以清楚地了解这一点。小麦的主要产地是加拿大、美国的农业地区、阿根廷、澳大利亚、西印度、俄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裸麦的主要产地是俄国。肉类由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美国（农业地区）、加拿大（专门从事大规模的肉类生产）、阿根廷、丹麦、荷兰等国供应。牲畜主要由欧洲的农业国输出往工业国，欧洲生产牲畜的中心是匈牙利、荷兰、丹麦、西班牙、葡萄牙、俄国以及巴尔干国家。木材由瑞典、芬兰、挪威、俄国北部供应，小部分由前奥匈帝国的某些地区供应。加拿大的木材输出也开始增长。

如果我们选择一些输出制成品的国家，它们无疑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国。棉织品市场的主要供应者是英国，其次是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以及在西半球的美国。毛织品由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比利时等国生产，供应世界市场。钢铁制品的主要生产国是英国、德国和美国，这三个国家已达到工业化的最高水平，其次是比利时、法国和奥匈帝国。化学品由德国生产，它在这方面占第一位，其后是英国、美国、法国、比利时和瑞士。[⑤]

这就是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力所特有的分布状况。社会劳动的主要部门被一条界线隔开，划分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社会劳动在国际范围上划分开了。

国际分工的表现是国际交换。

“由于生产者只有通过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才发生社会接触，因此，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特殊的社会性质也只有在这种交换中才表现出来。换句话说，私人劳动在事实上证实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交换使劳动产品之间、从而使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⑥]

整个世界的社会劳动划分在各国家中，各国的劳动通过国际范围的交换而成为全世界社会劳动的一个部分。这种由于交换而形成的各国相互依赖的关系决不是偶然的，它是社会继续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因此，国际交换已成为受一定规律支配的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个过程。假如美国或澳大利亚停止输出小麦和牲畜，英国和比利时停止输出煤炭，俄国停止输出谷物和原料，德国停止输出机器和化工产品，印度、埃及和美国停止输出棉花，等等，那末，全世界的社会经济生活就将完全解体。对于所谓的“单一作物”国家，即生产单一产品的国家（如巴西的咖啡，埃及的棉花，等等）。这种情况尤其明显。现在，国际交换对经济生活的正常进程是多么必要，可以从下述例子看出来：十九世纪初的三十多年间，英国只输入其居民所需粮食的2.5%，而现在英国输入约50%的谷物（其中小麦甚至高达80%），50%的肉类，70%的黄油，50%的乳酪等。[⑦]

“据莱克西斯计算，对比利时工厂主来说，国外市场与国内市场有同等的重要地位；在英国，国内市场上制成品、金属品和煤炭的销售额，还不到输出额的两倍；在德国，国内市场比国外市场超过三倍到三倍半。”[⑧]

据巴洛德计算，英国输入所需全部小麦的75%—80%，肉类的40%—50%，德国输入所需面包原料的24%—30%，饲料的60%，肉类的5%—10%。[⑨]

例子不胜枚举。从以上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分布于极广阔地区的许许多多单个经济之间，通过交换过程，存在着经常性的市场联系。因而，世界分工和国际交换是世界市场和世界价格存在的前提。一般地说，价格的水平不是象地方的或“国家的”生产那样取决于生产成本。“国家的”与地方的价格差距在很大程度上被拉平，形成世界价格。这个价格又对各生产者、各国家和各地区发生影响。在诸如煤和铁、小麦和棉花、咖啡和羊毛、肉类和糖等商品的价格上，这一情况表现得特别明显。我们不妨拿谷物生产作例子，谷物的生产条件各国十分悬殊，但价格上的差距却并不太大。

英美两国生产小麦的条件迥异，可是伦敦和纽约市场的小麦价格却几近相同（分别为每吨139马克和141马克），这是由于大量的美国小麦越过大西洋源源不断地输入英国和西欧的缘故。

在世界上最大的几个城市——伦敦、纽约、柏林——的商品交易所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世界价格的形成及变动情况。这些城市的交易所每天记录世界价格，得到世界各地的情报，因而可以对全世界的需求和供给作出估计。

国际商品交换的基础是国际分工。但是不应当认为，只是在国际分工限定的范围之内才发生国际商品交换。要知道，各国不仅相互交换不同的商品，而且还交换同一种类的商品，例如甲国不仅可以对乙国输出乙国不生产或者产量很少的那些商品，而且还可以对乙国输出同乙国的地方性生产进行竞争的商品。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交换的基础就不是在于以生产不同的使用价值为前提的国际分工，而只是在于生产成本的差异，在于各国内不同量的价值，这些价值通过国际交换，化为全世界范围的社会必要劳动。[⑪]

从支付手段的节约，也就是说，从运送金块的节约，可以看出，商品交换过程已经把各国多么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了。

“如果我们一方面把某一国家黄金的输出和输入相加，另一方面把一国商品的输出和输入相加，就会发现，黄金输送的总值从不超过商品输送总值的5%。此外，还应当考虑到一国的贸易差额只是该国支付差额的一个部分而已。”[⑫]

在商品交换领域里已经形成了商品的世界市场，同样地，在货币资本领域里也已形成了货币资本的世界市场，其表现就是利息和贴现率在国际上的均等化，可见，“金融因素也显示了一个趋向——促进以世界市场条件取代单个国家市场条件的趋向”。[⑬]

商品市场的例子表明：在市场关系的后面，隐蔽着生产关系。生产者在交换过程中相接触，他们之间发生的一切联系，都是以这些生产者的个别劳动已经成为社会整体的联合劳动的组成部分为前提的。因此，交换掩盖了生产，交换关系掩盖了生产关系，商品的相互关系掩盖了生产者的相互关系。通过交换过程所建立的联系不是带有偶然性的，哪里有这种联系，哪里就有巩固的生产关系的体系，这个体系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所以，我们可以给世界经济下如下的定义：世界经济是全世界范围的生产关系和与之相适应的交换关系的体系。然而，不应当认为，生产关系只是通过交换过程才建立的。“一旦人们以某种方式（黑体字是我标的。——布哈林注）彼此为对方劳动，他们的劳动也就取得社会的形式”。[⑭]换句话说，生产者之间建立的联系，不管是什么形式，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建立的，只要这种联系已经建立起来，而且具有了巩固的性质，我们就可以说它是一个生产关系的体系，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经济的成长（或形成）。由此看来，商品交换是生产关系的一种最基本的生产关系。现代极其复杂的经济生活以千差万别的形式掩盖着生产关系。譬如说，柏林的股票交易所卖出一家美国企业的股票，于是在德国资本家和美国工人之间就建立了生产关系。如果俄国的一个城市从伦敦的资本家那里得到一笔贷款，并支付利息，那末，就发生下述情况：体现英国工人和英国资本家之间关系的剩余价值，它的一部分被转移给俄国一个城市的政府，后者由于支付利息，又把该城市资产阶级获得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付给英国资本家，而这些剩余价值则是俄国工人和俄国资本家之间生产关系的体现。这样，在两国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就建立了相互的联系。货币资本愈益扩大而频繁的活动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点我们在上面已经谈过了。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的经济联系形式，如居民的移出和移入、劳动力的移动、移入的劳动力汇出部分工资（“汇款回国”）、在国外建立企业、已获取剩余价值的移动，航运公司的利润、等等。这些问题我们以后再论述。现在应当指出的是：“世界经济”包括所有这些经济现象，总的说来，这些经济现象都是以从事于生产的人们之间的关系为基础的。大体上说，现代世界经济生活的全部过程归结为剩余价值的生产及其在资产阶级各大小集团之间的分配，这种生产和分配是在两个阶级（一方面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另一方面为全世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关系不断扩大再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的。

世界经济是一般社会经济的种类之一。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所理解的社会经济，首先是通过交换把单个经济；连结起来而形成的一个体系。从这个观点看，很明显，所谓“社会经济”决不是以一个支配全部经济关系的“经济主体”的存在为前提。政治经济学所说的经济，不是一个有计划地进行“经济活动”的所谓“目的论的统一体”。*而首先上一个没有组织的、不存在有意识的集体管理的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里发生作用的经济规律是市场的基本规律和从属于市场的生产的基本规律。所以，社会经济一词，特别是世界经济一词，决不需要以“调节”作为一个必要的定义性特征。

“直到现今，国民经济有机体已证明它不能在国际市场上起全面的调节作用。在国际市场上，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占着支配地位，因为这个市场是民族利益（即‘民族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布哈林注）斗争的舞台”。[⑮]尽管如此，世界经济还是世界经济。[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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