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竞争战的手段和国家政权

在上一章里我们扼要论述了竞争的发展，可以归纳为：较弱小的经济单位间的竞争陆续消灭，引起强大的经济单位间更激烈的竞争。随着这个过程的发展，斗争的方法也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

个人所有的企业之间的斗争，通常是以降低价格为手段；小作坊售价低廉，它们把生产标准降低至最低标准；资本家则以改进技术和降低工资等办法，力求降低生产成本，等等。当个人所有的企业间的斗争为托拉斯间的斗争所代替的时候，斗争的方法（仅就在世界市场上斗争的方法来说）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国内市场上的低廉价格消失了，而代之以高昂的价格，以便推进在世界市场上的斗争，就是说，在国外市场上进行的以低价为手段的斗争，是以在国内市场上支付高昂价格为代价的。国家政权的重要性增长了——利用了关税率及运费率；在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上相互对立的托拉斯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它们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运用其他方法。如果一个托拉斯已经成为巨大的联合企业，比方说，如果它拥有铁路、商船、电力等，从而成为“国中之国”，那么，它就可以对竞争敌手实行极复杂的政策，如规定铁路运费、航运费、电力价格等等。具有更重大意义的是，剥夺原料来源和销售市场，以及断绝信贷。在有联合卡特尔的情况下，通常使用的方法是封锁原料来源。在有联合卡特尔的企业所生产的原料，“原则上”不卖给局外企业（所谓“同业内部往来”）；至于销售市场，属于卡特尔的企业约定不向局外企业购买任何物品；而且，在卡特尔的压力下，这条规定也施用于约束那些通常从卡特尔购货的“第三者”（为此目的，有时给予佣金或降低价格）。最后，我们应当特别谈一谈为了扼杀竞争敌手而施行的降价和亏本出售。在这里，卡特尔宣布：“它的意图不在于企业自身赚取利润；进行这个斗争的目的，只是为了打垮竞争对手，所以完全不顾蚀本。降价的最低限度，不是取决于卡特尔的资本实力和得到信贷的能力。因此，问题归根到底就要看卡特尔的参与者对于暂时不会向它们提供任何利润的一场斗争能够支撑多久了”。[①]在国外市场上，这个方法只是用来消灭竞争敌手的最后顽抗；在国外市场上，这个方法只是表现为扩大倾销罢了。然而，这种斗争还有更使人惊心的例子。我们要讲的就是美国托拉斯之间的斗争手段。在这里，施用的方法远远超出了法治国家的所容许的范围：雇佣匪徒破坏铁路，炸坏油管，纵火，暗杀，大规模收买政府官吏、包括整个机构，在竞争对手的营垒中布置密探，等等。在美国的巨大联合企业的发展历史中，这类事件是屡见不鲜的。[②]

最后，当竞争发展到最高阶段——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的竞争——的时候，利用国家政权以及与之有联系的各种可能，开始起很大的作用。国家机器从来就是统治掌握的工具，是他们在世界市场上的“捍卫者和保护者”。但是，它从来没有象在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政策的时代具有这样重大的意义。随着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形成，竞争几乎完全移向国外，所以很明显，在国外进行斗争的工具，其中首先是国家政权，必须大大加强。使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在国外市场上增强战斗力的高关税，对于资本主义的意义，必定会更为提高；各种“保护民族工业”的措施更为加强；国家只向“本国的”企业订货；对于各种各类冒有风险而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是“有益的”的企业，担保它们的收益；以各种办法妨碍“外国人”的活动（例如第二章*中叙述的法国政府对股票交易所的政策）。每当修订商务条约发生争端时，缔约资本家集团的国家政权则出面干预，而这些国家的实力对比——归根到底是军事实力的对比——决定着条约的内容。当对某一国家提供贷款的时候，政府就凭借军事力量，为其国民获取尽可能最高的利息率，保证强制性的订货，规定享有特权，以便与国外竞争者进行斗争。当金融资本为了开拓一个尚未被任何国家正式占领的领土而开始斗争的时候，又是由国家的军事力量来决定究竟谁将占有这块领土。在“和平的”时期，军事的国家机器隐藏在幕后，但从来没有停止活动；而在战争时期，则登场直接参加。世界舞台上斗争的形势愈紧张——我们时代的特征，正是“民族的”金融资本集团之间的竞争基极度紧张——就愈加经常地诉诸国家政权的武力威胁。从前的“自由放任”观念的残余消失了，新“重商主义”时代即帝国主义时代开始到来。

“向帝国主义发展的趋向，使经济现象与强大的政治力量相结合。一切都大规模地组织起来。不久以前还是思想家和事业家们深为向往的经济力量的自由作用，已经消灭殆尽。各处都有起伏的移民浪潮，这个过程受到国家的监督。无论在国内或国外，新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都需要强有力的保护。为达到这一目的，国家建立了新的组织，包括大批官吏与许多机构。在任何地方，国家的活动在一切领域都由于有新的职能而扩大了。它对于国内生活与国外关系各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广。不管在地球上哪个角落，只要是人民的（当然，在阅读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时，对“人民”一词应当作有条件的理解。——布哈林注）利益所在，政府无不加以保护。国民经济与政治是紧密相结合的。现时代和主张自由放任、宣扬利益相协调论的旧自由主义时代的分裂，在愈益扩大。这个事实使人们认为，整个世界出现了更多的残暴性与好战性。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进一步地结合起来：一切事物相互接触，相互影响，而与此同时，人们彼此冲突，互相打击。”[③]

如果说，国家政权的重要性正在全面增长，那么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国家的军事组织，即海陆军的扩充。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的斗争，首先取决于它们的军事实力对比，因为一国的军事实力是斗争中的“民族”资本家集团所凭借的最后手段。在迅速增长的国家预算中，“防务费用”（军国主义化的饰词）所占比重愈益扩大。

下表说明军费支出及其在国家预算中所占比重的增长情况。（见99页）

现时军事预算的数字如下：美国（1914年）——陆军费173，522，804美元，海军费139，682，186美元，合计313，204，990美元；法国陆军费983，224，376法郎，海军费476，176，109法郎，合计1，450，400，485法郎（1914年为1，717，202，233法郎）；俄国（1913年，只计算经常支出）——陆军费581，099，921卢布，海军费244，846，500卢布，合计825，946，421卢布；英国（1913—14年）——陆军费28，220，000英镑，海军费48，809，300英镑，合计77，029，300英镑；德国（1913年，包括经常支出与临时支出）——97，845，960英镑，等等。[④]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扩充海陆空军军备的狂热时期。每一次军事技术的改进都引起军事结构的改组与整顿；一国军事力量的每一次革新、每一次扩充，都刺激其他各国。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就象我们在关税政策方面所看到的情况一样，一个国家提高关税立即反映到

                        各  国  海  陆  军  军  费

所有其他国家，造成关税的普遍提高。当然，这里所讲的也只是竞争的一般原则的一种情况，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军事力量就是它在经济斗争所利用的武器。既然扩充军备给冶金工业创造了需求，因而大大提高了重工业的重要性，特别是提高了如“军火大王”克虏伯之流的重要地位。但是，如果认为军火工业是引起战争的原因，那就是肤浅的论断了。[⑥]军火工业决不是独立自存的工业部门，不是引起“国际战争”的人为的罪恶之源。从前面的论述可以清楚的了解，军备是国家政权必不可少的一种属性，它在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的斗争发挥特定的职能。就象不可以设想资本主义社会没有战争一样，也不可以设想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军备，同样，诚如不是低价引起竞争，恰恰相反，而是竞争使得价格跌落；战争的原因和动力，不是军备的存在（尽管如果没有军备，则不可能进行战争），恰恰相反，而是经济冲突不可避免性，决定了战争的存在。正因为如此，在我们这个时代，在经济冲突已经发展到极度紧张的时候，我们目睹疯狂的军备竞争。可见，金融资本的统治意味着帝国主义与军国主义。就这个意义来说，军国主义和金融资本本身一样，都是一个典型的历史现象。

随着国家政权的重要性的增长，它的内部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现在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越发成为“资产阶级的管理委员会”。的确，国家政权从来就是反映“上等阶层”的利益[⑦]。但是，由于这个上等阶层曾多少是乌合之众，因而有组织的国家机器面对一个无组织的阶级（或几个阶级）而体现了后者的利益。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国家机器不仅一般体现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体现统治阶级集体地表达出的意愿。国家机器面对的不再是统治阶级的分散成员，而是他们的组织。于是，政府实际上变成了企业家的组织的代表们所选出的“委员会”，而且成为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最高司令部。所谓的议会制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这里。从前，议会是统治集团各部分之间（资产阶级与地主之间、资产阶级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等等）斗争的舞台。金融资本把几乎所有这各部分统一在许多集中化的组织里，结成一个“牢固的反动集团”。“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潮已经被现代帝国主义公开的君主制趋向所取代，而现代帝国主义历来是需要国家独裁的。现在，议会更加成为装饰性的机构，这个机构只是把企业家的组织事先已准备好的决定通过一下，对结为一体的整个资产阶级的集体意愿给与正式批准而已。“强权”已经成为现代资产阶级的理想，这种观点并不是如某些人所认为的“封建主义的残余”，也不是残留到现代的旧时代的遗骸。它是因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形成的一个全新的社会与政治产物。如果说，旧时封建的“铁血政策”在这里曾经能够从外部作为模式，那么，其所以有可能，只是因为现代经济生活的原动力在驱使资本沿着侵略政策和全部社会生活军事化的道路行进。人们不仅可以从诸如英国、法国、比利时（请特别注意比利时的殖民政策）和美国这些所谓“民主”国家的对外政策中，而且可以从这些国家的国内政策（如法国的军国主义化与君主专制主义的增长，所有各国愈益加紧攻击劳工组织的自由，等等）发生的变化中看到最好的例证。

作为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最大股东，现代国家也是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发展的最高的、囊括一切的组织形式。因此它拥有惊人的巨大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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