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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革命及其意义
布哈林
译者：黄胜利
原文载于《阶级斗争》，第一卷，第1期，1917年5月-6月。
俄国在1905年的第一次革命是其日益增长的生产力与它的反动、工业和政治条件之间的巨大矛盾的表现。日俄战争的失败使得国外市场的扩张不具有可能性，于是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要求国内市场的自由。但是，国内市场的反应十分的迟钝。在俄国人中占绝大多数的是农民，他们的需求和购买力代表了资本主义所有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他们是平等的，不过这一事实仅限受苦受难方面。被拴在土地上的农民不进城，而是在农村种地，并为自己开垦的那一亩三分地付给半封建主们一大笔钱。一边是奢靡的封建主，一边是饥寒交迫的贫农佃户——这就是俄国农业区的情况。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只在俄国最外围的波罗的诸省和南俄地区生根发芽。但它的范围相较之下是不重要的。
因此，革命的客观“意志”是建立国内市场，并废除不堪忍受的政治条件。革命的失败只意味着大洪水的推迟和社会发展到更高阶段的可能性。
然而1905年无产阶级的鲜血决不是白流的。旧的专制政体让位于一个新的伪宪政政权，为无产阶级开展更广泛的革命教育提供了一定的（虽然非常有限）机会。
但即使从纯粹经济的角度来看，1905年革命的结果也并非不重要。革命之后，国家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阶级关系也随之进行了调整。
被起义农民吓得屁滚尿流的大地主们，要么直接把他们的财产卖给佃户，要么通过所谓的“农民银行”（Krestjansky Bank）——通常充当贵族的商业机构的政府机构——来出售他们的财产。这样大地主的一小部分财产就转移到了较为富有的农民手上。斯托雷平通过他的土地改革计划解散了旧“米尔”（即村社），并以一种方式划分村社的土地，使最肥沃的土地都落入农业资产阶级的口袋里。其结果是，这个新阶级在合作的基础上在遍地都组织起来——它明显被加强了。
大地主的地位则发生了变化。现代资本主义势力的壮大，主要是由于世界市场条件的改变。小麦和黑麦的价格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上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得更加有利可图；粗糙的旧制度被抛弃了。因此农业资本主义在俄国站稳了脚跟。
所有这些变化都与工业领域正在发生的变化保持一致。“我们的”工业在革命之前是相当奇特的。“我们”一方面具有支离破碎、无组织和小规模生产的旧制度，一方面是庞大的企业，一般雇佣15000-20000名工人和雇员。革命后，资本集中可以说是狂飙猛进。而在反动时期，强大的制造商协会、雇主协会、托拉斯、辛迪加和银行等应运而生。在今日的俄国，几个工业部门的垄断程度确实非常之大；比如，制糖、金属、石脑油、纺织业和煤炭开采业都掌握在几个辛迪加手中。因此，俄国产生了资产阶级联合组织——即金融资本——的强大力量，其主要兴趣在于出口和贸易。
诚然，革命并没有创造出一个本土市场。但这反而更激发了“我们的”金融资本家对利润的渴望。由于受到高得离谱的关税的保护，俄国资本家能够在国际市场上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出售商品，于是他们开始在波斯、巴尔干、小亚细亚甚至是远东等地出售商品。扩大银行业务，安排向中国、波斯等国的国家贷款；与英、法、德等国的资本的利益完全对立的贸易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
正如我们所见，第一次革命本身并没有导致根本性的剧变。但是，它间接促进了反动时期最伟大的经济现象：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它的扩张政策，即帝国主义。
在动乱的社会中，两个阶级登场了——自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逐渐发展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1905年革命中，尽管革命的客观目的与资本主义是完全一致的，但它的具体特征又是明显不同的。群众的要求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要求，是纯粹民主主义和共和主义的要求；即使是经济改革也符合资本主义的利益——比如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等。1905年革命是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这次革命的动力却不是自由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农民。俄国革命来得太迟了，无产阶级早已成为了社会斗争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也许可以解释这种表面上的矛盾。所以，我们的自由派注定在革命和沙皇之间摇摆不定，这个策略最终导致了对整个革命的背叛。在革命最关键的时期，自由派已经完全是反革命的了。
战争的爆发几乎完全破坏的俄国的运动。这是一个爆发的信号，在资产阶级队伍里（包括自由派和激进分子）有一种说不出的爱国热情。贵族和地主的征服政策同那些控制国家财政是集团的盗窃计划是一致的。米留可夫先生长期以来一直歌颂沙皇政府对波斯和巴尔干诸国的血腥政策。俄国的国内和平就这样诞生了，尽管有很大一部分无产阶级是相当积极地、坚定不移地反对它的。
但是新生的自由资产阶级的小算盘终究是打错了。尽管沙俄政府得到了自由派的大力支持，但这在各方面都被证明是无济于事的。腐败、系统性的盗窃、整个行政系统的彻底解体越来越明显。战争需求几乎摧毁了俄国这个摇摇欲坠的经济有机体。农田没有增产，反而减少了。整个国家的力量都是从劳动生产中抽走的，随之而来的则是一些重要消费品的短缺。
国家财政混乱不堪。大笔的战争贷款、利息和各式各样的战争工厂所需的巨款，所有这些，沙皇政府都试图以滥印纸币的方式来补漏洞。这样，纸币必然贬值，直到其价值不足原来的50%。这意味着生活费用的不可忍受的增加。因此，俄国在战争期间的高物价，不仅仅是由于供应不足和垄断投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那毁灭性的财政政策。
与此同时，整个交通系统的崩溃使国内市场完全失去组织性，从而加剧了普遍的灾难。由于缺乏运输工具，产品的销售仅限于其产地附近的无数小市场。
战争的另一个后果是增加税收；所有向富裕阶层征税的企图都压在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肩上，为此，他们使用的手段是：提高物价、加强劳动和推翻悲惨的俄国的“劳动法”。
他们在这个“经济基础”上建立了相应的“政治上层建筑”。
中央管理机构，无论是文职人员还是军事人员，都掌握在沙皇、拉斯普京和他们的追随者手中，这是一群邋遢、信教、迷信、堕落的白痴和宫廷盗贼，他们一直把俄罗斯民族视为自己的家产。地方政府到处都掌握在专制统治者的手里，他们就像古代的东方总督一样统治着他们的领土。
有一个关于莫斯科地方法院一次会议的故事，会议上，有人严肃地讨论了贿赂的数额，以便说服俄国铁路官员把西伯利亚的肉运到莫斯科，这个故事向我们展示了腐败的程度。
与其他国家一样，俄国的“国内和平”是相当奇特的。实际上，这意味着俄国自1905年革命失败以来就不知道有这样一种令人窒息和倍感压迫的制度。劳工报刊停刊，工会被解散，罢工工人被派往前线或被抓进监狱，要么就是就地枪决。仅在伊朗沃瑟斯克就有100多名工人被杀。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战场上被隔离，被机械地屠杀。俄国之所以能与列强相抗衡，完全是因为它拥有抓不完的灰色牲口。
这些情况证明了沙皇政权连自己的掠夺计划都无法实现，更不用说它的自由派支持者的计划了，于是，这就引起了自由主义帝国主义的反对。受压迫的无产阶级在广大农民的支持下，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内战的旗帜下。自由资产阶级（士官生与立宪民主党）和他们的附庸——社会沙文主义者，主要是在临时宿舍和市政单位组织起来的。他们与尼古拉大公、所谓的民主同盟和军队里的统治者相调情。在杜马，形成了作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议会表现形式，即所谓的“进步集团”。
事实上，他们的反对是相当天真的。他们坚持这样的格言：“不违背法律”。用米留可夫先生的话来说，“如果胜利意味着革命，我宁愿失败。”
无产阶级群众却不是这样。尽管无产阶级“先锋队”中有少数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嘘叫，但还是展开了激烈的革命活动。街头示威、罢工、总罢工以及与工人交好的军事团体的反抗都是被采取的斗争方式。这些大规模行动最终为推翻沙皇政权铺平了道路。第二次革命的第一波浪潮的巨大压力把沙皇的宝座碾碎了。
革命的第一步已经迈出；国家机器的社会结构已经改变，一个新阶级已经掌权。旧的、半封建的、贵族的、拥有土地都阶级被推翻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统治者：现代资产阶级。
但是，第二波浪潮将无可避免地席卷整个俄国：把古奇科夫-米留可夫的祖国变成无产阶级的祖国。不是革命者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是怎样取得胜利的呢？答案很简单。一切都指向统治阶级之间的妥协。革命还没有强大到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它只影响了整个资产阶级内部的成分变动，让较进步的一翼掌舵，把反动的贵族扔下船了。
但是革命正在稳步发展。即使我正在写这段话的时候，彼得格勒还存在着两个政府，一个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政府，协约国的资产阶级兴高采烈地欢迎它；另一个是无产阶级的政府，即工兵代表苏维埃。
工人阶级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是临时政府宣布的改革，也是处于对无产阶级的恐惧而做出的让步。但自由派政府将无法完成强加给它的任务。所有生活必需品的高昂费用和日益增加的税收负担，只有通过结束战争，通过没收剥削者的财产，通过废除国家债务，通过对占有财富的阶级征税，通过固定劳动时间和工资，通过组织公共工程等等，才能将其减少到可以衡量的程度。但是，米留可夫和他所属的阶级必须偿还他们欠给英国、法国和美国银行家的钱。他们必须捍卫神圣的私有财产，必须继续实行掠夺的政策，这种政策在这个完全混乱的阶段是自杀性的。因此，临时政府正摇摇欲坠地走向破产，并为无产阶级扫清道路。
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将不再是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将成为历史的扫帚。从此，无产阶级必须对生产进行独裁，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结束的开始。
然而，如果没有西欧无产阶级的支持，俄国无产阶级想要持久地保持胜利是不可能的。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这种支持是完全有保障的。可以肯定的是，俄国革命有其特殊的反常之处。但是，作为世界大战的产物，它只是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它代表了无产阶级迈出的第一步。
我们的一位社会主义导师曾说，战争和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场战争注定要引发革命。一切国民经济的毁灭，以及由此带来的可以想象的最大程度的资本集中，巨大的生产单位的形成，国家资本主义的采用，广大人民群众在历史舞台上的进步——还有人民群众所遭受的难以忍受的苦难——所有这些冲突必须在一场巨大的灾难中找到解决办法。
100多年前，法国资产阶级砍掉了国王的头颅，用王的血点燃了欧洲革命的火炬。这是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的信号。时过境迁，今天，资产阶级站在它自己的坟墓前。它已经成为反动的堡垒。而无产阶级就要来破坏社会秩序。
俄国革命是便是对这场巨变的召唤。但愿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不会吓得双腿发软。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而它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
感谢1905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