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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策的新方针
布哈林
1921年8月6日
原文载于《真理报》1921年8月6日，中译文来自1981版《布哈林文选》第1卷
本文的目的是要说明我们的新经济政策的总的精神，它的原因和目的，它在我国的国民经济向共产主义发展的总的前景中的意义。
因为我们的许多党内同志所缺乏的恰恰就是前景：似乎前景已经丧失了，似乎明确的路线已经消失在某种模糊不清和极其渺茫的东西之中了。
一 经济政策转变的原因
“新方针”的原因深深地根植在我们的经济之中，而且在1921年春的非常尖锐的社会和政治危机之中充分表现出来了。
我们在所谓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经济政策，实质上不可能是以发展生产力为目的的政策。当时的“突击式的”而又是无所不包的任务，就是要对国家进行红色的保卫。一切都要用于这个目的：不管是物质资源还是组织力量即一切善于进行经营管理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在国民经济方面，基本的口号不是要关心它的稳步恢复（一切“自然条件的改良”都不是“目前”能做得到的）， 而是要立刻获得产品，哪怕是以破坏生产力为代价。不是要“进行生产”，而是要“拿到手”；要拿来立即供应红军，供应国防工厂的工人等等。这，而且当时只有这才是注意的中心。对于反革命势力的胜利，历史地证明这一政策是正确的。在这种条件下，“计划的不适当”（确有计划不适当之处），必然由在正确地进行分配的条件下发展生产的计划，变为在生产只具有次要意义的条件下经济地进行消费的计划。
这种情况在农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当时我们的农业政策几乎全部归结为粮食人民委员部的政策，即征收余粮的制度。但是，在这种制度下，个体生产者即农民失去了对扩大生产的兴趣和刺激，因为不管你扩大多少播种面积，除了口粮部分之外，反正全被人家拿走了。因而，这里便存在着发展个体经济的需要同我们的政策之间的冲突。但是，由于俄国的农业是农民的农业（总的说来，苏维埃农场的国营经济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我们的农业政策同整个农业的发展发生了——而在战时也不可能不发生——客观的矛盾：农业危処是必然要尖锐起来的,而且它果然尖锐起来了。由于我国工业的基础是农业，所以，总的说来，这也是整个国民经济危机的尖锐化。”
由此必然得出如下的结论。在国内战争时期形成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平衡，不是以“正常的”经济过程,而是以工农相互之间在军事上的利害关系为基础的。当然，这种军事政治联盟的建立，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无产阶级由于保卫农民的土地，使之不被地主夺回去,从而得到粮食。但同时显而易见的是：一旦战争结束，纯粹经济方面的矛盾就必然会尖锐到极点。摆在面前的是经济问题， 发展生产力的问题，而在农业方面要发展生产力，只有通过发展小资产阶级的经济才可以设想。建立起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在经济方面的正确的相互关系，即建立一种使生产力有发展余地的相互关系，十分尖锐地提到日程上来了。
整个革命的这一基本矛盾——在国家具有小资产阶级性质的条件下向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在尖锐的社会危机中表现出来了。
在经济破坏的总的过程中，城市瓦解得比农村更快；掌握着粮食的人对于掌握着城市工业品的人在经济上拥有优势。农村在经济上摆脱受城市控制的程度，依生产力受到破坏的程度而定。在战争时期，一切国家中到处都发生了这种情况。俄国也发生了这种情况，在俄国，农民在经济上所占的比重超过了工人在经济上所占的比重。而且在俄国，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正因为它掌握了政权，它就不得不分散自己的力量（去管理16 000万居民，去参加红军等等）。工业的破坏使工人阶级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变成了农村手工业者，同时使一部分留在城市的工人变成了另一种小生产者（制造打火机，为自己而独立工作，如此等等）。
在生产力得到发展的条件下，小工业资产阶级变为无产阶级。 在经济破坏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变为小资产阶级。制造打火机的人同作坊手工业者、家庭手工业者或者农民一样，直接对自由贸易感兴趣。
在500万工人当中大约只有100万工人和70万共产党员反对自由贸易。在这种情况下，小资产阶级对基干无产阶级的压力——况且在这种压力的后面存在着战时共产主义在经济方面的现实矛盾——，有把无产阶级专政挤垮的危险。因此，经济的原因和政治的原因结合成了一个整体。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考虑已经发生了变化的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在这种已经发生了变化的情势之下，无产阶级的政党应当给自己提出新的任务，提高生产力的任务。军队复员的过程，封锁的解除等等，已为这一工作提供了实际的可能。一个新的时期来到了。 “新方针”巳成为必要的了。
二 “新方针”的基本任务
在任何条件下，不管执行什么样的经济政策的方针，对于共产主义建设来说，根本的利益就是大工业的利益。大工业是全部技术发展的出发点；大工业是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大工业是实现共产主义革命的社会力量即工业无产阶级的支柱。因此，按照发展生产力的路线而制定的经济政策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加强大工业。
但是，我们一提出加强大工业的问题，我们马上就碰到一个 “令人头痛”的问题。为了加强大工业需要“储备”（粮食、原料、补充设备的储备等等）而在这里我们有陷入循环论的危险：为了搞工业需要产品，为了获得产品需要工业。“陆地在鲸鱼背上，鲸鱼在水上，水在陆地上；陆地在鲸鱼背上，等等”
由此可见：为了把大工业搞上去，便必须千方百计、采取一切办法增加产品的数量。
要千方百计啊！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不会具备使大工业得到高涨的最起码的先决条件。以往的经验表明，如果没有原料，没有粮食等等，光靠号召提高劳动热情，我们是走不远的。
要采取一切办法啊！因为要投入到我们的大工业中去的补充的产品，应当取之于外，即不是从工人国家所掌握的大工业本身当中取得，而是从旁边、从其他的、外面的来源取得，对这些来源我们要不惜花费任何代价。
增加产品的数量是当前经济形势的最高规律。上述情况说明了新方针的“全部英明性”，说明了它的基础。对这个问题，必须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在这里不能作第三种回答。
要得到补充的产品，我们可能有哪些来源呢？这些来源是：农民经济、小工业、租借制、租让制、对外贸易。
大家都知道，农民经济是个体的、小资产阶级的经济。但是，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如果不大力发展、提高这种经済，我们就寸步难行。相反地，这种经济的高涨是发展我国大工业的必要条件。把农民经济同其余的世界割裂开来来看待农民经济，是完全错误的，现在这样做就更加错误。从农民经济中获得补充的产品，这就意味着应当让它得到发展，而发展农民经济——暂时，在现今的发展阶段——也就是发展资产阶级关系。但是，这种发展为得到补充的产品提供可能。
小工业的情况同农民经济的情况完全相同。
租借可以设想有两种形式：资本主义的租借形式（把企业租给资本家），或者把企业租给工人集体的形式。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不会遇到资本主义的危险，不过工人集体通常不会有充足的流动资金。在实行资本主义的租借的情况下，那就要有如下的先决条件，即站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一个投机的租借者，而是一个拥有这种或那种形式资本的生产组织者。他应当不是从国家仓库中，而是从农民经济和小工业中弄到原料、粮食等等。因为出租的主要是那些不开工的、办得不好的这一类企业，又因为无产阶级国家将以租金的形式获得实际价值的补充数量，所以这些价值将构成社会主义化的大工业的必要储备。
租让实际上也就是租借。不过在这里我们的对象是比较高级的资本主义的租借者，他们还必须投入一部分固定资本（机器设备、建筑物等等）
共和国从承租者那里所扣除的份额，同样地也是补充到社会化的工业储备中去的产品的来源之一。
对外贸易部分地也与租让制有联系，因为承租者将通过输入外国产品来向我们缴纳租金。
从我们他基本任务——增加产品的数量——出发，无产阶级正在发展各种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经营形式，其目的是要保存、加强和发展无产阶级的各种经济形式以及社会化的大机器工业。
三 经济的战略和“新方针”的危险
在非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形式的这种发展当中蕴藏着很大的危险。而我国“目前形势”的客观矛盾也恰恰就在这里。一方面，我们対增加产品的补充数量感兴趣，而这一点又只有通过加强资产阶级的发展趋势才能做到；另一方面，加强这种趋势恰恰是对于共产主义的一种危险——从各种经营形式的竞争的观点来看，一种所谓来自另一个极端的危险。
实际上，小资产阶级经济的加强无非意味着在商品流转的基础上产生收购商人、商业资本家、企业主。资本主义的各种承租人等等，在经济上日益增长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当中也有自己的牢固的基础。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将来全部发展的图画是怎样的呢？
如果我们把经济政策的新方针理解为无产阶级在经济战线上的一个宏伟的、预计到要执行多年的战略措施，那么，这幅图画将是非常鲜明的。
我们认为，我们在无产阶级斗争的这条战线上所面临的形势，与我们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同国际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战线上的形势极为相似。
当时的形势是怎样的呢？我们在同极其强大的敌人的斗争中的战略是怎样的呢？这里有以下几点：
（1）基本的危险是德帝国主义，它使无产阶级专政的生存受到威胁；
（2）我们的基本任务是要建立我们的武装力量，我们的红军；
（3）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的基本口号是要千方百计、用尽一切办法、不惜任何代价赢得和平；
（4）工作的基本内容是利用喘息时机来建立红军；
（5）附带的危险是德帝国主义的内在影响；
（6）战略动作的完成：当红军建立起来了的时候，就可以把舵拨向另一个方向。
把我们在经济战线上的形势与此加以比较，我们就会看到同样的几点。
（1）基本的危险是经济破坏，它也使整个共产主义建设受到威胁；
（2）我们的基本任务是要建立我们的红色的工业军队，即我们的社会化的大工业；
（3）为了实现这个目的的基本口号是要用一切办法，甚至不惜暂时发展小资产阶级的和大资产阶级的各种经济形式来增加产品的补充数量；
（4）工作的基本内容是利用补充的产品来建立社会化的大工业，来使它进入“充分的战斗准备状态”；
（5）附带的危险是日益发展的资产阶级经济形式的内在影响；
（6）战略动作的完成：当社会化的大工业在利用补充产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的时候，就可以把舵拨向另一个方向。
为什么说我们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政策是成功的呢？因为我们得以建立了红军，因为德帝国主义被革命从内部搞垮了。在同经济破坏作斗争的战线上我们将获得胜利的保证何在呢？在于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社会化的大工业摘上去。
做到这一步之后，正如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的，我们就要“把舵拨转”。不过，再把舵拨向相反的方向，这决不意味着回到原来的地方去，即回到余粮收集制去等等。因为那些方法是由于生产力下降、由于对农村而言城市的经济实力下降，而被用来调节消费的那些方法完全不适合于以发展生产力，特别是以增加大工业的实力为基础的情况。“所谓“把舵拨转''就是要逐步地在经济上消灭私 人的大经济以及使小生产者在经济上服从大工业的领导：小生产者将被吸收到社会化的经济中来，但不是通过经济以外的强迫手段，而主要是通过拖拉机、电灯、农业机器等等给他们带来的经济实惠；他们将被电线所征服（这对他们是有利的），因为电线送来促使经济繁荣的富有生命力的能。
四 大工业中的劳动问题
上面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要组织国有化的大工业。但是这个任务有自己的内部的方面——关于劳动和劳动强度的问题。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工人阶级在很大程度上起了组织力量的源泉的作用，他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被抓去”送往前线了。留下来的工人，不管实际上完成了还是没有完成自己的生产任务，所得的报酬大体上是平均的。结果，在热情和劳动能力普遍低落的情况下（由于饥饿和身体衰弱等等），在小资产阶级情绪和个人经营动机上升的条件下，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劳动强度下降的现象。
如果作某些相应的变动，则工业中的这种情况部分地与农业中的情况一样：对生产缺乏个人的和团体的直接物质利害芳系，导致生产下降；由于国家勉勉强强养活的工人人手过多，生产效率下降。
由此就自然得出了医治这种疾病的药方：加进工人对生产的个人的和团体的利害关系的成分。换句话说，必须按照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数量来决定对工人的供应。而这样或那样地运用所谓的 “集体供应”原则就能做到这一点。
在这里，集体供应原则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它提供直接利 害关系的刺激，推动工人提高劳动强度并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另一 方面，它是在质的方面改善无产阶级成分的杠杆。实行这种原则就能经常挑选构成大工业的核心的真正的基干工人。反之，那些小市民分子，非无产阶级分子将脱离出去和分散掉，将跑到小资产阶级中去。经过改组的和不断发展的大工业将得到相应的基干无产阶级。
五 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下的“国家资本主义”
为了充分明确起见，我还要稲微谈一谈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个人认为这个名称是不正确的。但是，因为问题不在于名称，而在于“事物的实质”，不在于词句，而在于概念（而在这方面党内没有任何意见分歧），所以必须把这个“事物的实质“着重讲一下。 「
国家资本主义就其西欧的和美国的意义而言，是达到了极限 的资产阶级的万能权力，在国家资本主义下，生产集中于资产阶级国家手中，代表资产阶级的国家是一切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最高管理者。
当无产阶级国家把企业出租绐承租人的时候（就是说，在资本 家去向工人租借这种史无前例的情况下），企业的所有者始终是工人阶级。
发展的一种完全不同的性质就是由此而产生的。
在本义的国家资本主义下，全部剩余价值归资产阶级国家所有，即归资产阶级所有。而在我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租让、租借等等）下，剩余价值却直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作为利润进入资本家的口袋；另一部分采取提成或租金的形式，交给我们的国家，即落入无产阶级之手。
将来我们白己愈发展，则我们签订的契约就愈有利，无产阶级的份额就愈大，这个份额不断扩大，最后就会把资本家的份额吞噬 掉，这就会是共产主义的最终胜利。那时的结果就是：外国资本， 不论其意志和愿望如何，在我国的总的经济中只是扮演了协助我们把苏维埃经济的沉重马车从泥潭中拉了出来的“专家”的角色。
无产阶级必须通过革命摧毁欧美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只要我们正确地实现自己的战略计划，我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完全可以通过和平的方法加以消灭。
六 对新方针的一些基本的反对意见
针对经济政策的新方针而提出的一些基本的反对意见都是以不了解整个“战略行动计划''为基础的，那些意见同当年某些同志 （“本人就是他们当中的头一个”）在反对完全正确的布列斯特和约的策略时提出的意见，或者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开敌人在反对布列斯特和约时提出的意见如出一辙。
一个主要的“反对意见”就是关于“让步的界限”问题。让步的界限到哪里为止呢？如果我们放弃明斯克，那么放弃不放弃斯摩棱斯克呢？或者，放弃不放弃莫斯科呢？显然，这个问题是荒谬的。让步的界限是不能预先决定的：它取决于具体的条件。只要有建立自己的力量的可能性就行——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
现在的情况也是这样。决不可确定租让的“界限”，直到租让工厂为止。因为这里只能一般地讲：大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基础必须仍然直接掌握在我们手中，但是，这并不排除把某一企业或用地转交给承租人。
第二个反对意见是：我们一定会蜕化变质。而敌人则说：你们既然作种种让步，你们就正在变成德帝国主义的党。显然，这是胡 说八道。
可是，现在有些人往往还议论说：如果你们向小资产阶级让步，那么这样一来你们就在变成小资产阶级的党，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那么，比如说，英国政府既然向采煤工人让步，它就是工人的政府，或是，至少是“全民族的”政府了。这种说法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当然，我们现在处于危险的境地。当然，如果我们不建立大工业，那么，到时候我们要么就会蜕化变质，要么就会被推翻。但是, 我们必将建立起我们的大工业而把敌人吓得目瞪口呆，让资产阶级的“正人君子们”去讥笑和预言我们快要完蛋吧。我们倒希望在他们的坟墓上唱“呜乎哀战''哩！
感谢1905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