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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革命时代的文化问题
（在大剧院莫斯科组织积极工作人员会议上的报告，1922年10月9日）
尼· 布哈林
译自《真理报》1922年10月11日第229号第3版。
摘自《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论争资料》
布哈林不属无产阶级文化派，但他的若干观点同他们是接近或一致的。早在1919年他就在《“复仇者”》一文中宣称：“旧剧院应当摧毁。谁要是不懂得这一点，他就什么都不懂。”（见《真理报》1919 年12月16日）他在这篇报告里又提出要“消灭教育中的人文倾向”的主张。斯杰潘诺夫就这个报告写了两篇文章同他争论。
布哈林同志关于工人革命时代文化问题的报告在莫斯科党的工作人员中间引起很大兴趣。报告开始以前好久，大剧院的大厅从上到下早就挤满了莫斯科的党的工作人员，大厅的门口被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生、大学工人班学生、社会科学系学生等等人数众多的“队伍”挤得水泄不通。
布哈林同志的报告长达三小时，从驳斥我们的反对者开始——这些人把我们的工人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法国等国）相提并论，以此为根据来批评俄国的工人革命。
布哈林同志说，这种批评是建立在对封建主义范围内成熟起来的资本主义制度同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成熟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差别毫不理解的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封建主义范围内成熟和形成时几乎已是完成了的。它发展的土壤（城市）在地域上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脱离了贵族文化的封建土地基础。其次，资本主义制度是和它的“司令”一起成熟的，而这个司令并非被剥削阶级。社会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成熟则是另一种情景。非常清楚，在资产阶级统治下社会主义不可能象资产阶级在封建制度下那样，以完备的形式成熟起来。社会主义不可能在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内和自己的最高指挥员一起成长。甚至在最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也不可能出现工人阶级哪怕不是全体而只是一个小组来领导管理生产工作的事务。工人阶级在同资产阶级的关系上是个被剥削阶级，而资产阶级在封建制度下则根本不是这种被剥削阶级。
这些根本不同的情况使得取代封建主的资产阶级在文化上高于封建主，而工人阶级却低于被它推翻的资产阶级。这也就预先决定了革命的进程，其面临的任务和威胁它的危险。
布哈林同志从三个观点考察了“文化”这一术语：1）文化的原则;2）文化的创造（集约）水平;3）文化普及面（粗放）的广度。从这些观点来看，远在封建制度垮台以前，资产阶级文化就已高于它们所取代的贵族地主（封建的）文化。至于无产阶级，如果从文化的基础本身来说，从它所打开的文化的活动范围来说，那么它比资产阶级要高得多;但是从研究的程度和普及面的广度（无产阶级文化所能吸引的人数）来说，它比资产阶级逊色，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它在文化上是受压迫的阶级。只有在消灭资产阶级对教育的垄断之后，即夺得政权之后，工人阶级才可能在文化上成熟起来。
工人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不是通过全体群众，而是通过某些干部进行管理的，但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范围内不可能培养出足够的工人阶级干部，所以在早期它不得不利用其他阶级出身的人来补充干部队伍。工人革命的主要危险，工人的党和国家内部蜕化的危险就在于此，蜕化正是在这些其他阶级出身的人的影响下发生的，哪怕这些人对工人革命并不抱敌对情绪。不只是俄国工人革命碰到这种危险，而且，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一切国家都将碰到这种危险，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的状况几乎到处都是一样的。这些其他阶级出身的补充人员逐步地、甚至经常不知不觉地开始腐蚀（象蛀虫蛀蚀衣服一样）工人革命的本质。因此工人国家的文化问题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成了头等重要的问题。这是工人革命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任务是首先从工人阶级的代表中培养出全套“指挥人员”，然后吸引广大无产者阶层参加管理。或者工人阶级解决了这一问题而走向社会主义，或者解决不了而走向资本主义，哪怕是通过迂回的道路。摆脱这种状况的出路不是去限制把工人革命向后拉向资本主义的其他阶级出身的人，不是去迫害他们，而是集中全力去发展自身的文化，造就自己的干部，最后，做到使未被触动的广大下层无产者大批加入这个干部行列。布哈林同志认为自己的报告的日的是提出这些问题，同时指出，在这条道路上的主要任务是：1.改造人的心理本身;2.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美国的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和"求实精神"结合起来;3.消灭教育中的人文倾向而代之以实际技术知识;4.用专业化取代万金油;5.人的体力、意志和智力的锻炼。
布哈林同志在报告的结尾中说，工人革命所面临的危险是巨大的，消除危险的工作也是巨大的，但是，如果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危险及我们由此而来的任务，如果我们不使“神经松懈”，不“嘤嘤啜泣”，那么我们就能克服面临的困难，达到我们朝思暮想的目标——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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