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关于纲领问题的报告（摘录）（布哈林，1922年11月18日）

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关于纲领问题的报告（摘录）

布哈林

（1922年11月18日）

　　下面我还想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即使在我国的书籍中也没有做过详细的分析；这就是长入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修正主义的提法中，人们对长入社会主义的这个问题谈得很多。修正主义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将长入社会主义。我们可以说:我们仅仅通过法令、通过纯粹的暴力措施不可能完成自己的任务;这是一个长时期的有机的过程，严格地说，是真正长入社会主义的过程。但是, 我们和修正主义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这种长入从何时开始。修正主义者根本不要任何革命，他们认为，这种长入的过程在资本主义内部就已经开始了。我们认为，这个过程是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之后开始的。无产阶级应当摧毁旧的资产阶级国家，夺取政权, 并且利用这个杠杆来改变经济关系。在这里我们面临着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形式获得愈来愈大的基础，而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切残余将逐渐被排挤出去，直到资本主义社会被完全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为止。
　　还有一个问题也是与上述问题相联系的，这就是关于——自然是作为生产形式——社会主义的“民族类型”的问题。革命前我们大家对事情都是这样设想的，以致我们在谈论计划经济、集体经济的时候,根本没有具体地考虑过这些问题。但是现由特别是在有了俄国革命的经验之后，我们看到，我们面临着一个很长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的各种各样的民族类型。让我们来看一看资本主义，并且把法国的资本主义同美国的资本主义比较一下。法国的资本主义有自己的特点，美国的资本主义也有自己的特点。让我们看一看法国人的那种高利贷资本主义以及美国的那种纯粹的金融资本主义的性质，或者看一看德国和英国的辛迪加和托拉斯的历史。这是一些各不相同的道路，各不相同的进程。当然,世界经济发展的这一切差别，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归于消灭。但是，社会主义无论如何只能在已经存在着的东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因此，我们可以说，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将是以前的资本主义形式在另一种形式中的继续; 这就是说，各个不同国家的资本主义的特点，将在那些国家的社会主义生产的特殊形式中表现出来。以后，这种差别将随着无产阶级世界统治的增长、随着社会主义意义上的世界生产的增长而归于消灭。无产阶级在一切国家中夺取了政权以后的最初发展阶段，也将具有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形式。我们可以完全公开地说，俄国的社会主义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相比，将具有亚细亚的形式。我们能够实现国有化的东西和不能实现国有化的东西之间的比例，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比例等等,一我国经济发展的所有这一切落后的特点，都将在我国社会主义的落后的形式中表现出来。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一切,如果我们预先考虑到这一切，那么我们就可以来谈谈另一些事情，例如，关于新经济政策的问题了。
　　这是我准备要说的第八点。我想在这里只简单地谈一谈。
　　我们可以从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即从策略的观点或革命的策略和战略的观点，以及从经济上的合理性的观点来阐述这种新经济政策。这是互不相同的两个观点。几个同志，包括列宁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已经从战略和策略的观点讲了自己的意见。在这里,我打算不从这个观点，而从经济上的合理性的观点来阐述一下这个问题。
　　我认为，任何一国的执政的无产阶级都面临着一个极其重要的经济组织问题，即如何安排两种生产形式之间的比例:一种生产形式无产阶级能够使之实现合理化、加以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管理；生产形式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发展初期不能使之实现合理化和有计划地进行管理。这是无产阶级将要遇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经济问题。如果无产阶级没有正确地规定这个比例，就是说它拿到自己手中的东西太多，超过了客观情况所容许的限度，那么无产阶级就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下列的形势：生产力不会得到发展而会受到束缚;无产阶级不可能组织一切，无产阶级不可能强制地用自己的计划去代替拥有自己的个体经济的小生产者、小农。结果,无产阶级不能起到给社会提供真正实际的东西的阶层的作用，反而一无所成。周转可以说会被堵塞。这就意味着生产力的进一步下降以及一般经济生活的进一步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还会遇到另一个问题。如果无产阶级竭力把过多的东西拿到自己手中，那么它就需要一个庞大的行政管理机构。它需要过多的职员和工作人员代替小生产者、小农等等来履行其经济职能。用国家的职员一或者如你们所说的, 这就是国家官吏一来代替所有这些小生产者的职能的这种企图,会造成如此巨大的官僚机构，以致它的开支比由于小生产领域中的无政府状态而产生的耗费还要大得多，而那时我们就会遇到这样的情景:无产阶级国家的整个经济机构,不是发展生产力的形式，而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个机构恰恰是它应当成为的那个东西的对立物，因此它以铁的必然性要被摧毁。要么由某种反革命势力或小资产阶级来摧毁它，要么由党自己来对这种机构实行精简和改组（在我们这里就是这样做的），反正情形都一样。如果无产阶级自己不做这件事情，那么机构就要被其他的力量所摧毁，所有的同志都必须认清这一点。
　　因此，我认为，一方面，新经济政策的确是一种独特的、俄国的现象，但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会场上喊声：完全正确！）它不仅是实行一种战略上的退却，而且是解决一个组织社会的大问题，即各种不同的生产部门（我们应当使之实现合理化的生产部门和我们现在还不能使之实现合理化的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的问题。同志们，老实说，我们曾企图在我国把一切都组织起来，甚至把农民和数百万小生产者都组织起来。因此我们有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官僚机构。因此我们的行政管理费用非常之大。此我们也遭到了政治危机。因此，我们为了拯救自己，正如列宁同志非常坦率地讲的那样，为了拯救整个无产阶级的事业，我们必须实行这种新经济政策。这决不是——如某些同志认为的那样——像某种隐密的病症似的东西，人们必须加以隐瞒。这不仅是对那些全力反对我们的人所做的让步，而且是对组织社会问题的一个正确的解决。老实说，在旧的经济方针下，我们这里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莫斯科的红色民警曾把那些出售面包等等的老妇人撵走，从经济合理性的观点来看，这简直是发疯了。人们既然正确地认识到了这一点，那就必须把这种发疯的行为改变成某种更好的东西。某些同志认为，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罪过。这不是我们的罪过，这是我们党对于我们在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中由于没有经验和无知而做的一些事情所进行的必要的纠正。这就是我们的看法。所以我说：新经济政策的一些问题也是国际性的问题。自然，在我们使之实现合理化的东西和我们不能使之实现合理化的东西一这两者之间的比例系数上，我们有独特的东西。俄国的独特的东酉就在这里。
　　我们有许多农民、小市民等等，但是，如果我们拿一些先进的工业国如德国，甚至美国来看，那么，也许你们认为在那里就不会马上出现这些问题吧？然而马上就会出现！例如，难道我们一开始就可以把美国的农场主组织起来吗？决不能！必须给这些阶层保留经济活动的自由。例如在德国，情况也是如此。你们是否认为，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能够立即按照共产主义原则一尤其是在拜恩一把一切农民经济组织起来呢？决不能！当你们要农民提供粮食的时候，你们知道他们要求什么吗？他们要求有活动的自由，要求可以出售东西。因此，你们在德国也一定会遇到这个问题。将来你们一定要非常慎重地考虑：你们要让受约束的社会主义经济占多大的比例和你们必须保留多少自由的经济。
　　新经济政策的问题就是这样。但是，这个问题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有联系。在革命中，经济合理性的原则恰恰同另一个对于无产阶级也是必不可少的原则，即纯粹政治斗争的适当性原则相矛盾。我曾多次举过这方面的例子。例如，假使你们建筑街垒并且为此而砍了电线杆子，那么，不言而喻，这决不意味着提高生产力。（场内笑声）在革命中也是这样。例如，假使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拼命地反对你们，而他们在小资产阶级中有自己的代理人，这些人直接按照大资产阶级的委托行事，那么，无产阶级应当怎么办呢？无产阶级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打垮大资产阶级的这些小资产阶级代理人。在这种斗争的尖锐时刻，也许无产阶级不得不剥夺这些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那时就出现一种不合理的现象: 从经济上考虑是不适当的东西，从政治斗争以及从非取得胜利不可的国内战争的观点来看却可能是适当的。一方面，经济上的合理性，以及另一方面，政治斗争的适当性,一这两种观点不是同一个东西，而且二者往往是矛盾的。但是，政治斗争的适当性应该是基本的东西，因为如果事先没有无产阶级国家，我们便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但是，我们必须时刻注意，不要做任何超过了限度的事情，不要做任何从政治斗争的观点来看是不适当的，而从经济的观点来看是不合理的事情。我当然不可能去对这个思想线索做进一步的发挥，不过它本身是不言自明的。我们还可以从各个不同的阶级、阶层、集团的观点来阐述这个向题。这里要考虑我们同中间等级的关系、同所谓知识分子即新的中间等级的关系，还要考虑我们同农民以及农民中的各个阶层的关系。所有这一切我们都应在纲领中作出规定。在这里，我们当然要利用俄国革命的经验，因为如果我们不在理论上掌握和利用迄今为止我们已取得的这一最伟大的革命的经验，那就简直是愚蠢之极了。

译自《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 汉堡1923年德文版第415-419页。

感谢佐仓绫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