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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者列宁
布哈林
1924年2月17日
原文第一次发表于1924年2月17日，中译文来自1981版《布哈林文选》上卷
在我党的相当多的党员中间，甚至在党外，通常都认为无可争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极有天才的工人运动的实践家；然而，对于他的理论工作的评价通常却低得多。依我看，现在时候已到，应对这种观点作一个不大的，甚至也许很大的修正了。我认为，对于列宁同志作为一个理论家的不确切的评价, 应归咎于我们大家都有一种心理偏差。列宁同志所完成的理论工作并没有集中、压缩和编选在少数几本首尾完整的书里。列宁同志的理论性原则，表述及概括总是在很大程度上，十之八九是在不同时机临时作出的，它们分散在他众多著作的各处，不难理解，正因为它们是分散的而不是以一种紧凑的，自成一体的，篇幅不大的形式提供给我们的广大读者的，正因为这个原因，许多人便认为作为理论家的列宁远远不如作为实践家的列宁。但我认为，在不久的将来，这种看法就会垮台，而在稍远一些的将来，列宁同志就会以他的真实形象，不仅作为一个最有天才的工人运动实践家，也作为一个最有天才的理论家，呈现在我们面前。要是允许的话，我只想从我本人的工作中，从我本人的“理论实践”中——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一次，我曾有机会在一篇论文中相当详尽地论述这样一个问题：资本主义体系中社会主义结构的成熟程度和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结构的成熟程度之间具有多么大的原则差别。我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上发表了的这些 相应论点，后来在好几篇有关法律、一般政治以及其他方面的文章中获得了或多或少理论上的加工提高。但是，在我写了那篇论文，并真诚地相信我已经在这个小小的理论领域中，在一定的小分支里总算说了一些以前没有人说过的新看法之后，我才看到，我所说的一切，实际上都已经包含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讨论“布列斯特和约”问题期间我党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一次讲话中的短短四行话里。我相信，我们中间那些从事理论工作或将要从事理论工作的人，以及现在愿意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去研读列宁的著作的人，无疑将会从这些著作中发现大量的新东西，那些东西是我们至今为止一直都忽视了的，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的，这些东西的理论深度是我们以前一直没有理解的。作为一个理论家的列宁始终在等待着人们给他的著作进行系统的研究，将来，当这个工作完成时，当列宁所给予我们的所有新东西——这些东西不计其数地散布在他的著作各处——有了一个系统的形式时，在那个时候，列宁也是一个工人共产主义运动的天才理论家的巨人形象就会以其全部高大气魄呈现在我们面前了。我的报告的目的，是要提出一些路标，在我们今后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来研究的工作中，这些路标或许可以作为一种推动 力。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正如任何一种学说，任何一种理论体系一样，在 纯粹理论领域和理论应用领域内，都是一种不断发展和变化着的活动的量值。它可能发生从量到质的变化，而且，像其他学说一样，它可能在某些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发生蜕变，但它却决不是一成不变的。我认为，在现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里，已可完全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经过了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或马克思主义的这三个历史发展阶段，是与工人运动史的三大分期相适应的，这三个分期又大体上与首先是表现在欧洲社会中的人类社会总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相联系。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由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定型并加以系统阐述的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本来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础绝不是欧洲社会发展的有机的或和平的时代。那是一个欧洲正在经历几次大动荡的时代，是它在1848年的革命中得到最鲜明表现形式的时代。
理论概括的主要材料，以及从社会方面给革命的表述提供了动力的东西，都来源于欧洲社会发展的大变动性质的种种条件。马克思主义起源的那个时代赋予了伟大的无产阶级学说以完全独特的特点，这个时代也在这个新生的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结构上打下了印记。我们可以很容易追寻我刚才所说的给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提供革命动力的那些基本线索。首先是理论概括的极大程度的抽象力同革命实践的结合。我们都知道，在理论性抽象最高级阶段，马克思在他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尽人皆知的命题：迄今为止的科学家们只是在解释世界，但是问题却在于改变世界。不言而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中这种实践的和现实的倾向，是有其社会基础的。而且，马克思的全部理论都具有锋芒毕露的造反性质。从思想结构的高级阶段开始，直到其应用于实践政治上的结论，它在实质上是彻底革命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在纯粹理论方面和应用理论方面，都是彻底革命的。你们都知道马克思是怎样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灵魂这个问题的。马克思一反许多人的意见（当我说到许多人时，我甚至想到一些现在还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 的人）说，马克思的学说并不就是阶级斗争理论，因为在他以前这 个理论就已经为人所知了，他的学说是，社会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 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可以说，一般用来称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公式，即马竟思主义是革命的代数学，这个公式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来说，是完全正确的。这是一个神奇的机器，用来推翻资本主义在它所有各个理论环节（我要再重复一遍）及实践和政治结论环节中的统治，它是最伟大的武器。
二 追随者们的"马克思主义”
上面所说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就是它的第一个历史面貌，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但我们充分了解，后来另一个时代开始了，也就有了另一个马克思主义。我们不妨把这另一个马克思主义称为追随者们的马克思主义，或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不言而喻,从马克思主义的那条路终，即从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路线，过渡到追随者们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什么天翻地覆性质的。这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工人运动思想体系中的这种演变, 是以欧洲资本主义首先经历而后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也经历了的演变为基础的。我要再说一遍，首先是欧洲资本主义所经历的。1848年革命以后开始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相对稳定状态，资本主义有机发展的一个阶段开始了，这个时期把它最突出的矛盾推移到它的殖民地边缘地带。在日益发达的大工业的一些基本枢纽地带，存在着一个生产力有机地増长的过程，伴随着工人阶级的相对富裕。在这个社会经济的土壤上，还存在着一个相应的政治的上层建筑——统一的民族国家-"祖国”。资产阶级充分牢固地掌握着权力。帝国主义的政策开始了，不妨说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开始，它特别明显地开始出现了。在工人阶级生活水平提高，工人贵族产生和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就形成了从内部、从思想意识上蜕化的工人组织慢慢地长入资本主义总机构体系的推进过程；而资本主义机构的主要表现形态，亦即它的最合理的表现形态，是资本的政治领导，也就是统治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权力。就这样，这个过程成了工人运动中统治思想的蜕化的背景和土壤，正如大家所知，思想总是落在实践后面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发展上和马克思主义的纯粹实践的发展之间，就存在着一定的不协调。马克思主义的两种基本形式也都开始蜕化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倾向把这种蜕化倾向表现得最为明显。就明确的理论表述而论，我们在其他国家中再也找不到更典型的例子了，即使还有更明显的蜕化。由于一系列我现在在这里不能详加分析的历史条件，机会主义的实践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它在那个“哲学家和诗人的国家”里那样得到更鲜明和更确切的表述。在德国，修正主义思潮已经非常明显地显示出来了，不仅显示，并且已经充分地表达出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整个上一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背离。以考茨基为首的，自称为激进的或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另一个集团的背离，则远远没有那么明显。我已经有机会在其他地方提到过这一点，就我个人的意见而言，那种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考茨基的堕落开始于1914年的观点是错误的。我认为（我们现在可以证实这点），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可以请楚地看出，德国社 会民主党人中间的那个长时期统治整个国际的集团背离了真正正统和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工人意识形态发展的上一个阶段所系统阐述的马克思主义，虽然他们的背离不像修正主义者们那样急速。
我要重申，在这个时期开始的时候，理论和实践之间就存在着 一定的不协调。那些走得最远的修正主义派理论家们，在发展了适当的理论之后，就开始制定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实践。社会民主党人中的另一部分，虽然仍旧坚持他们的理论原则，但没有能够，而且也不够努力，在实践中克服这些有害的倾向，这就是考茨基集团所采取的立场。但是在这个时期的末了，当历史直截了当把整整一系列在原则上和实质上都非常重要的问题提出来时——我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时，这两翼之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立刻”就都没有什么差别了，在实质上，这两翼——修正主义和考茨基主义——都表现了一模一样的马克思主义的蜕化的倾向，即在最坏的意义上适应在欧洲突然出现，也是欧洲发展的这个时期所特有的新的社会条件的倾向。它们表现了一模一样的背离马克思主义真正革命原则的理论思潮。从一般观点上来说，我们可以这样地描述它们之间的区别：近几年中已经日趋明显，这种纯粹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或带引号的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权力和资本主义政体等问题上，已经带上了毫不掩饰的宿命论性质；而在考茨基和他的集团那里，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种可以称为民主主义和和平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区别界线是有条件的；近几 年来，这个界线就逐浙磨灭了，这两条逆流开始日益明确地走上背 离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条航道。这种变化过程的实质就是它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偷换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革命辩证法、关于资本主义崩溃的革命学说、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革命学说、关于专政的革命学说等等——而代替所有这些的，却是普通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进化学说。至于这种背离是怎样明显出现在一系列理论性问题上的，本可以详细地予以指岀，但我已经在一次国际大会上论及有关共产国际钢领的讲话中部分地对这个问题作了分析。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中心要点之一，即关于国家权力的理论上，不论在普列汉诺夫那里或是考茨基那里，我们都看到了这种修正主义的背离。由于在国家理论的问题上存在着这种修正主义，世界帝国主义战争期间考茨基派为什么也釆取了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立场，就非常清楚了。我们都知道真正的马克思关于国家政权理论的公式。例如，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述这个学说。在社会主义革命期间，要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要开始建立一个新的专政——一个“反民主的”，然而同时又是无产阶级的民主国家，一个完全特殊的独特的国家政权形式，然后这个政权开始消亡。可是，关于这个问题，你们在考茨基那里就不会看到这样的东西，在考茨基和所有社会民主党带引号的“马克思主义者” 那里，这个问题总是被这样解释的：国家权力只是一种从一个阶级 手里转移到另一个阶级手里的东西，就像一架先是被一个阶级掌握，后来又移交给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新阶级不必把所有的螺丝钉都拆下来，然后重新把它们按新方式装配起来。由于这个看起来合乎逻辑而又自圆其说的表述，战争期间便产生了护国主义的立场。战争爆发之初，这一类的论点可以在社会爱国主义的会议上无数次地听到。这种极端原始的论据，作为护国派的根据，获得不小的成功。如果某个假设的资产阶级国家明天将掌握在我们手里，那么当然把它摧毁是没有好处的；相反，我们应该保卫它，因为它明天就是我们的了。这个问题的提法完全和马克思的提法不同，如果因为国家就要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就不应该摧毁它，那么，我们也不应该解散军队，因为它是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也不应该破坏任何国家的纪律，等等。所有这些都讲得头头是道，所以，不用说；当那些国家处在互相战争的打击下时，在理论前提上已经完全联合起来的考茨基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就作出了那些相应的实践结论。
我要再说一遍，认为我们在这里犯了关键性的、灾难性的过失，是不对的。它在理论上有充分根据。我们只是没有注意到，在所谓“正统派”——它和真正的正统派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内部，也存在着内在的蜕化。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崩溃的理论，关于贫困化的理论，关于殖民地和民族问题的理论，关于民主和专政的学说，关于策略的一些学说，如关于群众斗争的学说等等，也都发生同样的情形。根据这个观点，我要建议所有的同志读一读考茨基那本著名的《社会革命》的经典小册于。这本书我们已经读过，但是现在我们要用完全不同的眼光去读，因为我们现在很容易就可以在这本小册子中发现整个一座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一切可能的歪曲和机会主义说法的“勃朗峰”，这些我们已经完全清楚了解。如果这些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考虑到资本主义秩序方面的某些新变化，考虑到经济与政治之间内在联系方面的某些新变化，如果他们把当代生活领域里的某些新现象放到他们的理论放大镜下面去仔细察着一下，那么他们在原则上总是从同一个观点，从工人阶级组织以一种进化的方式长入资本主义机构总体系这个观点来考虑这些新现象的。
例如，出现了股份公司这样一个新形式，他们马上就利用它来 “证明”资本主义在民主化了。在欧洲大陆，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得 到改善，于是立刻作出结论，说也许连革命也不需要了，我们一切 都可以通过和平方式来取得了。由于他们以马克思为根据，他们马 上就抓住一系列引文，抓住一些从上下文中割裂下来的论据和文句。尽人皆知，马克思在谈到英国时说过这样的话“在英国，事情也许不用流血就可以了。”这句话马上就被大家拿去推广了。大家都知道，恩格斯关于街垒战有一次曾说过一些不很妥当的话。这句话立即被引用来作出全部结论了。就是这样，一切现象都被人从工人组织长入资本主义总体系的观点去考察，从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阶级和平观点的观点去考察。久而久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质最后就逐渐不翼面飞了。在历史上经常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每当那种时候，我们总是听到同样的话，同样的术语，同样的措辞，看到同样的招牌，同样的旗号，但是，我要再说一遍，我们却看到完全不同的政治内容。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在那里还保留着马克思主义的词藻，还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号, 马克思主义的文字外壳，但绝对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剩下的只是那在上世纪中叶社会动荡时期中发展起来的学说的文字外壳。革命的精神实质已经不翼而飞，在我们面前实际上已只是那样一种学说，那种学说已与徳国社会民主党的、以及在客观上已蜕化并为各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所收买的各国机会主义工人党的机会主义实践相符合。甚至可以给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不同程度欺诈绘制一幅专门的社会政治地图。一个国家进入世界市场越广泛，它的地位越强大，这个国家和民族资产阶级所实行的帝国主义 政策越贪得无厌，工人贵族人数越多越强大，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 和本国资产阶级及本国国家组织联系的链条越粗大坚固，那么理论公式就越是机会主义化，越是伪善卑鄙，虽然它们还是挂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我要再说一遍，我们很可以绘制这样一幅地图，它能够极妙地说明社会政治发展这一方和意识形态（在这里就是工人运动的意识形态）发展领域那一方之间的关联。
同志们，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种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面目完全不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我们面前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政治形态，一种完全不同的思想意识，因为这种意识形态的支柱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前不同的。这个支柱就是一些最具掠夺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特别是这些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贵族。当这种蜕化变质过程在社会领域里获得最典型的表现形式时，我们就已开始获得在一切方面都背离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典型的理论公式。
三 列宁的马克思主义
我现在要谈谈有关列宁主义的问题。有人告诉我，在红色教授 学院的一面旗帜上写着这样一句话，“科学上的马克思主义，策略上的列宁主义，这就是我们的旗帜”。我觉得，这样的划分是极端不妥当的，与我们的红色教授们所自称的“意识形态战线上最前列的先锋队”绝对不相称，因为，这样地把理论与斗争实践割裂开，是绝对不被许可的。如果把列宁主义视为实践原则而与马克思主义有所不同，那么就会产生特别对红色教授学院这种机构有害的理论与实际的脱离。事情很清楚，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是独特的意识形态产物，乃是由于它本身是略有不同的一个时代的产儿这一简单原因。
它不能是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的简单重复：因为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不是马克思所生活过的时代的重复。在那一时代和这一时代之间有某些共同点；那一时代不是有机的时代，这一时代则是有机程度更低的时代。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革命时代的产物。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如果可以这样表述的话）也是一个异常激荡、异常革命的时代的产物。但这也是自明之理，在这里，在社会发展的进程本身中，在对理论概括提供材料的经验材料本身中，在革命无产阶级而前提出的那些任务中既有这么许多新事物要求作出相应的回答和相应的反应——新事物是这样多，所以我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也就不会是马克思所提供的全部观念的简单重复了。
必须以最断然的方式强调，绝对不能把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我绝对没有意思把这一种学说与另一种学说对立起来。后一种学说（列宁主义）乃是前一种学说（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的和历史的完善和发展。但我想先详细谈谈社会和经济政策中的那些新事实 那些新事实乃是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这实际上是要讨论，在这一领域内我们面前有些什么新的事物，所谓“新”，是指马克思所没有看到的新现象，因为在马克思所生活的那个时代里这些新现象不是还完全不存在吗？首先，我们面前是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某种新阶段。马克思认识在当时刚过去的商业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也认识工业资本主义。可以说，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是被认作一切资本主义的正统形态的。你们清楚地知道，直到恩格斯生前才开始形成像辛迪加和托拉斯那样的东西。至于整个资本主乂发展的新阶段，连同资本主义中生产关系的大规模重新组织，即列宁称之为垄断资本主义的东西——事情很清楚，所有这一切现象的总和马克思并没有能看到，因为当时还不存在；也由于这一简单的原因，马克思也未能对它们作出理论上的表述和概括。
这些新现象是应该在理论上加以掌握的，它们一旦在理论上被掌握，它们也就可以成为理论论断和原理的旧链条上的最新环节。这一切，都是金融资本领域中，都是这个金融资本的帝国主义政策领域中的现象甲有关建立和实现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组织和资本主义国家组织这一问题，以及整整一系列从资本主义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头几十年所呈现的特殊具体结构中产生的问题，这都是马克思所未能知道的问题，这也是应该进行理论分析的问题。第二组问题——是有关世界大战，有关资本主义关系的瓦解的一些问题。不管我现在怎样估量资本主义关系瓦解的程度和深度，不管我怎样分析这种关系，不管我怎样具体地估量西欧当前经济精况，不管我怎样谈论这种深刻的危机和崩溃，不管我会对之作出倾向哪一方面的根本性的表述——无论如何这总是十分清楚的，这类在以前不存在的种种现象现在摆在你们面前了，无论是国家资本主义这一特殊形态也好，或由它产生的资本主义机构的瓦解和解体连同社会结构各方面（从生产基础到货币流通方面的现象）的瓦解的各种完全特殊的现象也好，所有这些现象都是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生前那一时代尚未存在的。这些现象在我们面 前提出了一系列极有意义的新的理论问题，因此，不言而喻，随着 这些理论问题也就必然产生以它们为基础并与它们相关联的一些相应的实践性的政策性的结论。这是第二类现象，这是数量众多，确实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类现象，这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未能看到的现象。最后还有第三类现象，这是直接由资本主义关系崩溃时期（这一时期是这些纯资本主义性质集团在它们的战争中进行剧烈冲突的结果）中工人起义产生的；这些现象正是它们的资本主义竞争的独特形式，这也是马克思本人和他的最亲密的同志和朋友们生活和教导的那个时期和时代所不知道的特殊形态。至于现在，这些问题直接与社会主义革命过程相联系，这些问题同时也成为最巨大的社会现象，完全是客观性质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同样迫切地必须加以理论研究，这种现象有独特的规律性，这种现象向我们提出了整整一系列理论的和实际政策的问题。不言而喻，在马克思的时代对它只能作出最一般的表述，但目前的经验材料却提供了极大量的各种各样新现象，要求给予理论研究。这就是第三类现象以及由它们产生的问题和关系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实际政策的结论。这是第三类马克思所未能看到的既是理论上的又是实践上的问题，因为那些问题在当时那个时代还完全不存在。最后还有第四类庞然大物般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堆完全是新提出的 问题，这是同工人阶级统治的时代或时代的开端相联系的一类问 题，马克思怎样提问题的呢？我要引用一句马克思的说法：“我的学说和它的实质不在于阶级斗争，而在于它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一条界线，当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已成为事实，那么当然再往后我们就已越过界线了。马克思的学说的实质就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专政，仅此而已。到此为止[1]。在当时那个历史时期，除此之外就不可能了，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当时还未成为现实的事实存在，伴随无产阶级专政而发生的种种现象还未作为纯粹的经验现象和观察材料可以加以理论概括，可以充当理论分析和实践反应的对象的东西而存在。这一切当时都不存在。因此，不言而喻，这极大量的全部现象是完全新的东西，因为我们已经走到马克思本人所说过的境界，对我来说这是条界线。现在在我们面前有一类处在这一界线以外的现象。这些现象愈新，它们在理论上也应愈新；因此，对这些在一切过去时代都未出现过的崭新现象的总考察中所包含的概念也应愈加具有独创性。这也就是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其他一切方面的第四类现象，这些现象既应是理论考察对象，也应是工人阶级方面的行为的系统化理论准则。我在这里提出了四类现象。不言而喻，这一切都不是别的，而只是不仅欧洲资本主义并且也是全人类发展中的一个伟大时代而已。整个这 一时代，连同它的一切复杂性和具体细节，构成了那样丰富的一大 堆各种各样的理论上、实践上的问题，这一大堆问题既是这样的丰 实和庞大，那么自然而然，那位根据这些经验材料着手把理论问题 和实践结合起来的博学的辩证法家兼实践家就必然要越出马克思主义的旧形态范围了。
在这里我要对一个问题再作一点解释，以免发生误解，我们所称的马克思主义意味着什么呢？它可以意味着两件东西：这可以是方法论，即研究各种社会现象的方法体系；也可以是整个一组特定思想的总和，在这里我们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关于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学说等等都包括进去，并且除此以外还包括一系列具体的原则，这就是说，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不只是理解为一种方法或从理论上形成的方法论，而理解为这种方法的整整一系列具体应用，亦即由这种应用所得出的种种思想的整个总和。从后一种观点可以明白看出，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要比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广阔得多。理由是很清楚明白的。这是因为，在当时已有的那些思想总和中又增加了作为分析种种崭新现象，崭新历史阶段所得结果的一套新的具体原理。在这个特定意义上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范围的突破。但我们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不理解为马克思那时候的思想总和，而理解为在马克思主义中构成的一种工具，一种方法论，那就不言而喻，列宁主义并不是一种变化了的和修正了的马克思学说的方法论。与此相反，在这个意义上列宁主义正是完全回复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所表述的马克思主义。
我认为，这样就可以解决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术语混乱，由于一系列的术语以不同意义使用而产生的种种矛盾。如果我们自问，我们怎么才能完整地说明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面貌，那么我认为，它可以看作是三种东西的结合，综合。第一，这是回复到马克思的时代，但不是简单的回复，而是以全部新事物加以丰富之后的回复，也就是说，它是包括对最新的社会经济现象所作的分析成果的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的综合；这当然包括对新时代向我们提供的全部大量新事物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这是第一种。第二，这是斗争中的和胜利中的工人阶级的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和综合。第三，这是工人阶级的破坏工作和创造工作的综合；在这中间我认为最后一种情况是最重要的。
在这里，我要就这个第三种情况略为说几句，把它解释一下。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即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亦即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不言而喻，在不同历史时期中有不同的实践任务，与之相应也要有一套逻辑的、意识形态的工具。因为，实践任务归根结底也规定着我们的理论推论和衔接，即把各个分散的理论原理连接在某一体系之中，理论链条之中。当工人阶级以及革命政党进入夺取政权的战斗阵地时，在一切意识形态工作中我们不可避免地应随时随地强调，重视一切矛盾着的方面，并对之作专门具体的分析，我们应看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基本不协调，我们应仔细地看出、找出正在瓦解这个社会各种成分的东西，并对之作理论上的重新组合。这是因为这样一个简单原因：我认为，在这些隙缝中打进最锐利的，最起作用的楔子，对我们在实践上具有重大意义。在我们面前摆着破坏性的任务，我们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因此，这也是不言自明之理，包括全部理论原则和环节的整个工作应正确地循着这条路线前进。对我们来说指出这一切矛盾在理论上是重要的，加深这些矛盾则在实践上是重要的；需要通过一些中间环节，通过我们的宣传鼓动员，从一般性的理论原理向前推进，因为在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破坏性的、推翻现行制度的根本任务。马克思的一切理论著作的全部实质也是循着这条路线建立起来的。 当工人阶级掌握政权时，在我们面前就产生了一个在保持工人阶级的特定的领导权下把一个整体的各个部分粘合起来的任务。实际的利害关系产生着整整一系列在过去并不发生利害关系的问题，因此现在对这些问题就应加以极深刻地理解。现在我们应该建设，而不是破坏。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看法，完全不同的观点。我想，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现在在报上看到一系列事物时，或是对当前现实生活进行一系列考察时都会说，那些他以前曾用另一种眼光看待的同样事物，现在都使他产生一种新的看法，这是由于一个简单的原因，因为以前他在实践中应破坏某些特定事物，现在他却应该把它建设起来，设法粘合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这一股思潮要在整整一系列与这一类事情有关的问题中产生相应的理论反映和理论表达。这些问题在以前，在马克思的学说最初形成，由马克思本人创立的时代，是未曾提出来的。在第二国际时代，这些问题曾从长入资产阶级国家这一观点提出来过，正因为这些问题是以长入资产阶级国家这一观点提出来的，就是说，正因为那些机会主义的各国社会民主党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进行和平 的文化建设，而其目的不是为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是为了使这个资本主义制度能够适应，对这个资本主义制度作逐步的进化的改造，那就很清楚，这种“建设”理论的萌芽必然要受到我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敌视。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在长入我们所要摧毁的资本主义国家，使各种组织长入我们所要摧毁的资本主义机构的机器这一观点下总结起来的。但历史的辩证法是这样的，当我们已掌握政权时，那么我们就完全清楚明白，无论在实践上或理论上我们都必须有另一种观点。因为我们必须一方面进行破坏，一方面进行建设。我们应在我们面前提出一系列这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会给我们提供这种破坏旧事物和建设新事物的综合以及这两种观点结成某种统一体的综合。就是从这一观点出发，又因为事情在于理论总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出了这种综合。在这里，我们非常难于从这一领域制订一些一般性的基本原则，因为这里我们又面对着整整一系列分散在多处的言论，这些言论分散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全集的所有各卷中，特别是在他的许多讲话和其他文献中；但完全清楚的是，这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展的理论体系的列宁主义所提供的最新的、最重要的东西，当然，在破坏性方面的理论上已做了许多工作；但在建设任务方面，在马克思过去的公式中还很少根据。这里也就必须从头建设了，因此我认为，列宁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宝库的最巨大、最伟大的贡献不妨这样来表述，马克思所贡献的主要是资本主义发展和革命实践的代数学；列宁的贡献既有这种代数学，也有破坏性方面和建设性方面的新现象的代数学，还有它们的算术，即从更具体、更具实践性的观点来解代数学的公式。
四 列宁的理论与实践
在这些一般的议论之后，我想提请你们注意一系列也有理论性的也有实践性的，足以显示上述论述的大大小小的特征。我觉得，列宁不得不零零散散地表述自己的论点这一情况显然表现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全部行动以实践为主，而这又是同我们的时代实际上是行动的时代相关联的。行动只有理论在你们手中成为你们完全能掌握的某种工具、某种武器时，才能是好的，只有在理论体系和理论学说不是拖住你们、掌握你们的时候才能是好的。不记得我是在哪次讲话中曾说过，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掌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想用这句话来说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个最突出的特性，一个最耐人寻味的特性，这就是认清每一种理论体系和任何一个理论原理的实践意义。在我们之间甚至常常有人取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一系列理论问题釆取过于求实的态度；但是，同志们，现在当我们已经在革命的熔炉里锻炼了多年，在我们已经看到并经历了不少事情之后，我觉得，我们这种取笑完全应该是针对我们自己的。因为这种取笑显示出的正是我们自己的习惯，知识分子特有的狭窄性，“书生们”的习惯，在狭窄的范围内从事一些专门工作的人，如记者、文学家、或多或少以理论工作作为自己的职业的狭窄的专门工作者的局限性。正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喜欢任何文字游戏和过于专门的学问，——我们有时又不太喜欢他的态度，所以他挖苦了我们，——他也同样不能容忍多余的东西，而纯粹地从实践上去看待理论概念和学说。理论概念和学说除了实践上的意义之外有没有任何其他意义呢？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显然是没有任何其他意义的。但是，由于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专家，实践就使我们从心里感到厌恶；在这方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深入未来的程度，对不起，要比我们大得多，因为对我们有一定吸引力的东西却是本质上使他起反感的。我觉得这种认识，对任何一种理论体系，不管它们有多么高深，都起着服务作用这种完全深思熟虑的认识，是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特别有价值的、有积极意义的特点。
与这一特点相关联的、没有那第一个特点就无法理解的另一个耐人寻味的特点，我们可以称之为非偶像化，即撕下任何原理、教条等等的偶像化外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异乎寻常大胆地提出的一些理论上或实践上的问题，在开始时经常使我们吃惊。你们都记得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姑出可以从任何一个外国强国取得武器反对另一个强国，这使我们的国际主义良心深感愤慨，这时候，我们的“国际主义”是建立在没有从理论上认清当我但取得了政权之后，整个局势就改变了这一点上的。你们都记得这个口号——“学会做生意！”它曾使许多好的革命者看不顺眼，它也是有理论根据的，而且是同一系列理论原理相联系的。只有这样的人，这样的思想家、理论家兼实践家才能把这样的理论上的大胆，和这样的实际精神联在一起，他本人掌握马克思主义这非常锐利的武器，同时从来不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把它作为在一定环境中判明方向的工具；这个人非常了解任何一种新的外在的关系后面一定会有一种从工人政党和工人阶级那方面的另一种行为反应。事实上，让我们看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怎样用一般形式来表述这一原理的，我绝没有打算用一些引文来使你们感到麻烦，我身边也没有带来什么抄好的 语录，我甚至没有搞过这种引文；但是我记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的许多意见与言论。他就错误所发表的最为概括的策略性原理之一就是：“非常大量的错误之所以发生乃是由于把一些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一定的局势下完全正确的口号和措施机械地搬用于另一个历史条件、另一种力量对比和另一种局势之下。”这是他的概括性策略公式之一。让我们考察一下我们的反对者的思想，就拿民主这样一个问题来看吧。我们大家在某一个时期也都是 “民主主义者”，我们大家都要求民主共和国和立宪会议，在我们解散它们之前的几个月都是这样。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只有懂得这些口号的相对的社会作用的人，懂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我们不能对资本家提出“请你们关闭你们的资本主义组织，绐我们的工人组织以自由！”这样的要求的人，只有清楚懂得给我们工人组织自由这句话不可避免必定会演变成“给一切人自由”这样的公式，因而当我们过渡到另一个历史阶段和另一种形势时，我们又必须抛弃这个公式，只有这样的人才能采取另一种方针。谁若不懂得这点，谁若是把旧东西偶像化了，他就跟不上事物的步伐，就要留在街垒的另一面。这是小小的例子之一，但这种例子是不计其数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方面是以惊人的大胆而与众不同的。
我们再拿另一个问题的一般性表述来看。我这里说的是，关于在我们完成了革命之后所需要的进化观点的问题。请看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几个口号，例如“学会做生意”或是“一个专家比许许多多共产党员要好”。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理解这几个口号的实践意义。它们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为了要说出这些话，显然必须先对问题有严格的理论上的深入思考。形势既然变了，行动就必须跟着彻底改变。关于共产党员干部问题，关于在最初时期不可能不用别人的手来建设的问题，关于资本主义的形式和社会主义的内容问题等等，这都需在实践上提出口号以前先在理论上得到解决。假如，早些时，“买卖人”、“商业”、“银行”以及诸如此类的字眼，任何一个革命者听来都是极大的侮辱性字眼，所以，为了转到“学会做生意”这样一个口号，就必须对一系列有最大原则意义的全新理论原理的正确性有极深刻的信心。要知道，一些只是到现在对我们说来才是理所当然的事物，列宁早已在理论上作过直到每一个细节的深思熟虑。要知道，只有我们的反对者的庸俗肤浅的看法，才会认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似乎像是一个石器时代的石像那样用斧子砍出来的人物。事实上这是绝对不正确的。假如 列宁同样抛弃了某些简单化的口号，例如我们那些“文明的”反对者听起来极可怕，极野蛮的口号“掠夺掠夺物”之类，这其实是深入的理论分析的结果，他考虑到什么样的口号现在必须抛弃，群众现在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什么是群众理解的，什么是群众不理解的。列宁提问题时总是力求与在推翻旧制度上起一定能量作用的最大多数群众，最大多数人民结合起来。这样做，要求很复杂的理论“深思熟虑”。当列宁说“必须学会做生意”时，这在当时听起来很反常。现在我们却觉得这是很自然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的每一重大决定都是一次独特的哥伦布立鸡蛋的办法。当哥伦布把鸡蛋立了起来，那时就清楚了，事情只有这样办才行。“学会做生意”这个“简单的” 口号正是以事先解决一系列最复杂的理论问题为依据的：城乡关系问题、流通过程的作用问题，一般地说，商业机构在流通过程中的作用问題等等。这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口号，这只是每一环节都经过周密思考的一整条理论原理的链条釆用口号形式的实际表述。我们只有在一本一本地学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著作，顺着一定的方向融会贯通他的思想时，我们眼前才会展现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解决这些问题所走过的思想路程。列宁像战略家那样成功地完成的所有这些大转折之所以能够完成，都是因为他是一个最伟大的理论家，他能完全清楚地分析特定的阶级力量对比，估量它们，作出理论上的概括，由这些理论概括作出相应的实践上和政策上的结论。这里最根本的东西是熟练地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个武器，它从来都不是僵死不动的东西，它在列宁同志手中是报据实际现实的需要，时而对着这边，时而对着那边运转自如的真正有威力的工具。这是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用通俗的话来说，对于它来说，除去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之外，没有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它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工具，它不知道任何偶像，它非常清楚地知道任何一种学说，任何一种主张，任何个别的理论原理的意义，它绝对不知道有任何僵化不动的东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怎样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的呢？当我们党内或党外发生了某种偏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倾向时，他立即以一定的实践的尺度去衡量它们，因为他善于把理论与实际联结在一起，清楚地辨认语言的外壳。我前面说过，假如说马克思掌握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代数学和革命的代数学，那么列宁可以说是掌握了新时期的代数学以及（让我重复一遍）它的算术。我现在只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我以后还要在适当的时候仔 细讨论。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这样进行分析的，在它的分析中在 很大程度上是把农民排除在外的，因为它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阶级。这是最高级的代数学，很明显，要进行算术演算这里还需要另外一些东西。这就出现了列宁与众不同之处，那就是把在数学里相当于数论或簇论的最高程度的概括的代数学同算术，也就是代数式的算术解法结合起来，把大和小在实际方面）把对于巨大国家的电气化的操心与节省小钉子的操心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在理论方面，研究从哲学问题开始的最重大理论问题，同时探寻、搜索可能会对将来的发展造成危险的每一个理论上表述得不正确的细节。这就是善于看到时代又看到毎一个最小的细节，分析、考察像“自在之物”这类问题，而同时理解某一决议中的某一表述的理论意义（你们都记得，列宁在他的论两个策略的小册子中写了许多页关于不应该这样写决议的问题[2]）。这就是那种能看清大大小小的全部事物的无与伦比的能力，就是说，能够看清在 政治战略和理论的棋盘上一切最大的事物，大的事物，最小的事物，最微小的细节的能力，这些东西应是按工人阶级利益的观点和实际的政治行动观点安放在它们所应处的位置上的，这种能力表现在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杰出的综合之中。
五 帝国主义。民族问题。殖民地
同志们，现在我要详细谈谈主要是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带来的新东西的观点看来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些问题。这些极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关于帝国主义的问题。关于帝国主义的问题列宁在他的著名的著作里已阐述无遗，在这里完全无须再复述一遍或把它的简要内容再作一次申述。但是同志们，我现在请你们注意下述情况。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著作方面，你们不能举出任何一部著作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部著作那么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在这部著作里任何理论原理和这些理论原理的数字示例，确确实实都是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这些论点得出的实际的政治结论联系在一起的。
这不只是一个特定时代的单纯分析，一个理论分析：这个分析 是在这样一种观点下作出的，它使人一看就明白，工人阶级随着统 治阶级的发展、随着帝国主义的发展所应走的道路，直接属于这个一般性问题的还有另一个在任何理论书籍中都没有得到解答的问题，这就是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必须指出，这里，我觉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出了一部最伟大的理论蓍作，我再说一次，我们还没有一本把一切都归结在一起，并把它们系统化的书。但我们还可以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系列著作中找到有关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完全正确的问题提法，这些提法已破我们的实践所完全证实。这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确实创建了一个完整的学派。问题的实质在于，马克思对许多问题的抽象程度是那么高，要得出直接的实践结论，必须先制定整整一系列中间性的逻辑环节。我已经提到过，《资本论》分析了三个阶级。那不是我们的现实，那里讨论的是抽象的资本主义社会，他所谈的问题不涉及世界经济，各资本主义集团之间互相冲突和国家问题，由于国家仍处于我们敌人手中，因而出现国家在一国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问题, 也就是说，一系列更为具体的问题在《资本论》里都没有加以分析。为了把这个理论体系引向实际行动，特别是在我们这时代，必须制定整整一系列中间逻辑环节，这些环节本身就是极大的理论问题。在机会主义时代，研究殖民地政策问题的人，除了极个别之外，是一些最最露骨的修正主义者，他们主要是为在殖民地进行资本主义的文化传播作辩护。马克思作了许多单个的论述，还有许多一般性的论述，但是他当时未能在其应有的广度上提出问题，因 为，当时这个问题不具有后来所具有的尖锐程度。而那些追随者们则并不能按照事情的实质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是当时资产阶级政策中最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即使不小心地用指头碰一碰这个问题也不行，后来希尔德布兰德先生之类的人登上了舞台，这样一类人发展各种各样有关殖民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的是给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辩护。所以在这方面，确巳建立的列宁学派进行了一场全面的变革。它的实践意义现在是完全清楚了。列宁的这个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在它发展的最初阶段确乎不总是所有的人都了解的，但现在它的意义完全清楚地表现出来了。我们面临的是世界大战时代，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处于崩溃的时代，按照尼采的规律，只要“一推”就倒的国家。为了推倒它们，就需要扶植使这些实体崩溃的一切因素，其中包括殖民地和民族运动的分离主义，也就是说，一切在客观上削弱这个作为资产阶级最有威力的、最合理的组织的、钢铁般的国家巨人的那些破坏性力量。于是就由这里，由问题的这种实际提法中得出了一些特殊的理论性课题以及实际口号（分立权等等）。这里指的是这种预测；在最近时期将出现一些过渡性的革命、殖民地起义、民族战争、被压迫民族为争取自由反对列强的斗争等等。所有这些预测符合 资本主义关系总崩溃过程中的一系列过渡步骤，不言而喻，所有这些预测都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做的复杂的理论性的思考工作。我劝那些对这方面的事感兴趣的人读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战争年代写的与罗莎·卢森堡论战的文章。你们会觉得惊奇, 我们不是全体，也是绝大多数人要在成为事实之后才看到的那些最细微的转变因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怎么早已在理论上提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位灵活的策略家与战略家。这又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是以伟大的理论预见力为根据的，而这种预见本身又是他对当时存在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全部复杂性和具体性进行异常深刻分析的结果。另一个发展时期同样如此，这时工人阶级已经取得政权，必须尽一切可能去弄清楚所有那些表现为列强的帝国主义旧关系崩溃的产物，表现为它们的惯性的历史力量的种种现象，所有这些现象必规在理论上予以考虑，以便在日后在实践上予以消灭。这一切是以前完全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已分散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许多文章里，所以我们现在完全有可能懂得他的思想，用这些思想作成冲击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撞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利用无产阶级政权这一杠杆，根据另一些原则，建设新的政治结构，其中最大的就是我们苏联。这样，我们这里就有理论与实际在一些新现象的基础上的结合，这些新现象一方面是崩溃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新建设的产物，所有这一切被总结起来而构成一个理论体系。这绝不是什么小事，它在今后的几十年中仍将充当我们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武器。只要我们记住，殖民地起义和民族战争在现在的资本主义关系的总崩溃过程中将起什么作用，假如我们设想其他大陆上继续革命过程，把它从西欧扩展出去，那么我们就可以体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体系提供了一个多么强大的武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方面所制订的学说对于动员群众是多么宏伟的力量与出色的方法。
六 国家。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政权
我认为，我们应该注意的下一个理论问题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的国家这一问题。这里，不言而喻，在列宁同志的思想体系中并没有原则上新的东西，他的巨大贡献在于他一方面恢复了真正马克思的有关国家及其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作用的学说——我指的是摧毁国家政权和瓦解国家纽带的客观历史必然性的理论；另一方面他把问题具体化了，或者可以说，对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作了算术式的解答，即制定了关于苏维埃政权是工人阶级专政形式的学说，现在，对于我们说来，事情的这一方面已如此清楚明白，似乎不必对此再说一句多余的话了。对于我们，它已三倍地清楚明白，因为我们自己亲手在新的阶级基础上按另一种建设原则建立了国家；但我们又需记住过去，在总的历史前后联系中，在现实的历史发展中，选取我们现在已非常清楚了解的、不言而喻的东西。如果我们去翻査有关这个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旧文献，我们就会在这里得到完全不可理解的对于马克思学说的歪曲。我们不仅不能找到可以称为关于国家政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关于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关于这些范畴在过渡时期的变化问题的进一步发展的新思想，而且也不能找到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过程本身，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后各种事物的状态的任何一句话。恢复准确的真疋马克思学说，把这个学说本身具体化，就是说，给予工人专政的学说以具体外壳，这是工人意识形态的一个关键性的任务，因为，不言而喻，怎样对待国家政权的问题过去和现在都是个中心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总问题。对待敌视我们的阶级的态度，对待它的总力量的革命态度，首先并且首要的是对待这个统治阶级的最强大、最集中、结构最严密的组织，即它的国家政权的态度。另一方面，大家也都完全清楚，在不同的、新的基础上改造社会的基本杠杆，能改造现存生产关系的动力乃是胜利的工人阶级提出来并组织起来的新的国家政权。这里就产生了一系列既是理论上的也是实践上的辅助性问题。这些问题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著名小册子《国家与革命》中得到了总的论述。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发展的这个学说并不是简单地回复到马克思本人所发展的那个观点。这是旧的马克思的正统观点与对一系列新事实所做的理论概括及对马克思在生前写他的著作时未能预见到的事物的预见的综合。我已说过，这个问题是革命的工人运动的关键问题，是当代的中心问题，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一理论工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估计不足的。与此同时，还提出并解决了 民主问题；这是曾被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们，被社会民主党和第二 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完全偶像化了的问题，它变成了盲目的教条，完全脱离了它的历史背景，因此变成绝对不正确的、历史上成动的政治实践结论。苏维埃政权现在已为资产阶级阵营中我们最大的、最不共戴天的敌人们承认为合法的"现象”了。苏维埃政权这个思想、这个学说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确实是伟大的，我们如果拿当今在全世界各地流行的不计其数的口号来看一看，那么无疑地，最得人心的口号之一，就是说能掌握、吸引并组织最大多数人民和工人阶级的口号，便是苏维埃政权的口号。你们都还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长期侨居国外之后刚回到俄国，回到我们中间来的那个时候，你们都还记得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著名的《四月提纲》是受到怎样对待的，当时我们自己党内的一部分人，而且并不只是一小部分人，竟都几乎把这个提纲看作是对通常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背叛。事情很清楚，这里没有一点同马克思主义矛盾的东西。相反，现在我们已完全清楚，这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现实生活令人信服地证明，苏维埃政权是工人阶级专政的最坚固的存在形式，它对于胜利的工人阶级有一系列至为巨大的实际优越性。 但同时，我们如果把这种普遍的承认与最初对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主张的态度比较一下（这种态度甚至出现于我们自己的党员队伍，中，更不用说我们的敌人了），那我们就可以理解，列宁同志在这里提出了一种气魄多么宏大的实践上的和理论上的主张。在现实生活的狂风疾雨般的迅速进程中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很多新事物变为不言而喻的东西了。但当我们对这种新事物进行历史评价时，我们必须暂时忘记，我们对这个事物已经熟悉，我们必须记得，在今天以前是什么情况，这个理论思想曾受到过怎样的对待，从它引导出来的一些实践结论曾受到过怎样的对待。再说一遍，它们当时不仅没有得到承认，相反地，它们得到的是无情的打击。现在它们已得到普遍的承认，这说明，无论从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理论、这个国家政权的规范等问题的理论上的深思熟虑观点来说，还是从实践的观点上说，在这里确实已完成了某种极为伟大的业绩。请记住，这不仅仅是一个实践问题，虽然我也曾说过，对于我们来说唯一的决定性的东西归根到底是实践。这还是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因为关于阶级统治形式的学说即使对于资产阶级也是个理论和实践的问题，关于资产阶级统治形式的问题，对工人阶级同样是有极大的利害关系的；只是对于工人阶级说来这种利害关系要大许多许多倍，而且困难更大；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各种不同变种具有某种历史的继承性，而无产阶级还 从来没有掌握过国家政权。资产阶级国家的组成已是年代久远的事了。它们的结枸中的各种变化，国家机关的重新组织等等都有极丰富的、极长时期的传统作凭借，那时国家制度的形式都早已制定，大量的经验业已取得，等等。工人阶级却不得不在新的基础上 从头开始建设，没有前例作为借鉴。它没有这种国家生活的连续性形式，在这里它必须进行崭新的工作。这一情况，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形式的发现——这种形式是富于生命力的，具有极大的稳定性，能抵抗一切敌对影响和攻击，——这一切我们都应归功于列宁在理论上的和实践上的丰功伟绩，因为他是工人国家的理论家，它的积极的实际建设者，它的领导人，并且也是它在国际无产阶级中间的不倦的倡导者。
七 工人阶级和农民
最后，接下去是关于工人阶级和农民这一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的现实政治中的重要作用是不需要再多谈了，但是我们愈快地在其他国家向前推进革命，我们就愈能看出，这个问题不仅对俄国具有意义，而且对一系列其他国家也具有重大意义；可以说，这个问题不具重大意义的国家只是一些例外：农民问题在与革命问题结合中不具有最突出作用的国家是屈指可数的。当然，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原理早已存在于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了。不言而喻，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论也存在于总的马克思主义体系之中。我们知道马克思关于德国所说的一句名言，他说，从胜利的工人阶级革命这一观点来看，无产阶级革命和农民战争同时发生，可以取得最有利的力量结合。马克思预见到了从胜利的工人阶级革命发展的观点看来最有利的一些事件。但对这个问题的专门研究，这种专门研究从阶级斗争的战略和策略看来是头等重要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做出的，当然，在这里在许多方面可以解释为，这首先是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出生、成长、并活动在由于社会和经济结构不能不使人对农民问题给予巨大注意的这样一个国家里。但请你们记住，问题并不在于表面上承认它的重要性，而是真正地、异常深刻地研究这个问题，从提出最基本的深刻理论问题起直到得出实际政策结论为止。我认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最杰出的土地问题理论家。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著作中土地问题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用最好的篇章加以讨论的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最初作为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进行自觉的工作的时候起，就从事土地问题的研究；在这里有一系列最抽象性质的问题，如关于“土地肥力递减”、绝对地租等等问题，也有许多实践性质的涉及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关系方面的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一系列这些问题都作了最详细具体的探讨和研究。我认为，在这一领域，在土地问题领域，没有一个人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样做过那么多，那么真正重要的研究。而且，如果在我们面前是另外一个时代，在我们面前所涉及的只是最高度的抽象，那就可以只限于分析抽象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这里任何像农民那样的封建关系的残余都不起重要作用，都可以予以忽略而不加分析。但当问题在于要开始演绎代数 学的公式并把它们化为算术公式，或可以在思想中运算的一些范畴的公式，处于代数学和算术之间某一个中间地位的公式时，那么你们马上就会碰到这样的问题：认识到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自己一边应该有一个同盟者，即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促使人们去分析土地问题。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于工农联盟，关于这两个阶级间相互关系的学说乃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总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所作的特殊贡献的基石之一。 同时，在这里指出下列这一事实也是很有意思的，即这个学说是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制定的，一方面是与民粹派进行激烈的斗争，另一方面是与一种特殊的自由主义的（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马克思主义”进行激烈的斗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了两条战线上的斗争；这一场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从政治观点，从革命实践观点来说，都具有充分的，可以理解的理由，因为在这里解决了工人阶级的同盟者问题；对于工人阶级，为了胜利地发展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问题是与另一个根本问题，另一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需搞清楚的根本问题——即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相联系的。必须从理论上把这样一种原理摸清楚，它有可 能使农民摆脱自由主义者和任何其他资产阶级的影响，并使他们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我们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发生分歧的最大实践问题就是下面这样一个问题，是工人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联合，还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合，或者是农民是高于一切的力量。民粹派的激进集团把农民放在首位，自由民粹派主张同应成为农民领导者的自由资产阶级联合。孟什维克则主张工人阶级支持自由资产阶级。
在上列这些不同组合中，唯一正确的组合是工人阶级与农民的组合，但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农民。这是一系列理论问题的实践背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这个角度考察了和提出了这些问题，把这些问题总起来称为“土地问题”，放进巨大的历史范围中进行考察，同时也考察了它的一切细节以及从这里产生出来的一切派生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还应指出，这个问题在今后还会起巨大作用，因为它一方面与无产阶级领导权相联系，另一方面又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相联系。我们如果能俯视我们今日这座行星，看一看国际规模的力量分布，看一看整个欧洲，看一看美洲的工业地区，如果把整个西欧与所有的殖民地，与中国、印度、其余的殖民地外围地区对比一下，那就可以完全清楚，民族革命运动和殖民地运动，这两种运动的结合是工人阶级为一方、农民为另一方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因为，如果在世界经济的总范围里西欧代表大城市，集中的城市，那么资本主义各国的殖民地外围地区就代表一个大农村。由于各工业国的产业无产阶级正在登上历史舞台，由于它正在统一自己的力量向资本主义制度进攻，由于它率领千百万农民投入战斗，并且还要率领一切殖民地的千百万被奴役者组成的后备军投入战斗，所以这千百万殖民地的 被奴役者无非是我们的国际革命中伟大的农民后援部队。因此工人阶级对农民的关系问题在这里又归结到另一个我已提到的问题，即民族问题、民族战争和殖民地起义问题。
同志们，所以这个问题还要起更为巨大的作用。在这里，最初 的基本主张也是列宁学派提出的。问题的基本原则、理论体系的奠基石以及在这里指出的实际路线，无疑地都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人阶级领导作用，我认为在这里不用多说了，因为这个理论原则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已无需任何注解了。
整个说来，这些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和制定，并由此作出总的策略性结论的理论问题和实践结论。整座大厦已经建起，我们必须把它完成，我们必须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进行加工，当然同时也要仔细考虑今后年代的发展给我们带来的那些新事实，那种独创性的东西。
八 我们面临的理论问题
如果非常一般地提出问题，我们大概可以指出五个基本理论问题，这是列宁所拟定而我们必须加以研究的。首先是关于工人革命胜利后长入社会主义的学说，或者说初具轮廓的学说。一般说来，“长入社会主义”这种说法是我们极为痛恨的说法。其所令人痛恨，是因为这种说法代表着修正主义者、冒牌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叛徒的学说。这些人创立了一整套的理论，说什么革命是不必要的，革命决不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的产物；工人阶级完全可以用不着进行革命，因为资本主义是依靠其自身发展的内部固有的条件，通过有机的方式不经灾变而转变为适合于社会主义的形式的；无产阶级在经济生活方面和国家行政管理方而逐渐向四面八方伸张其触须，这样，工人阶级就会不经过革命，不经过无产阶级专政而最终在国家机构中和经济领域里占据自己的战略阵地。
你们大家都很熟悉这种学说，它所贴的标签就是“长入社会主义”。但是，同志们，要知道在建立无产阶扱专政以后，便开始有机发展的时期。如果你们已经取得了工人专政，那么很清楚，整个问题的提法，正如其他许多问题的提法一样，就从根本上彻底地改变了。因此，当我们要想提出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当然，我们是拿单独一个国家来说的）以后情况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时，答案就是：这个国家内部向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通过进化的道路而不可能通过其他的道路。换句话说就是，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就开始真正长入社会主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没有确切地表述过这一点，但是可以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著作中引出无数地方来说明这种思想。尤其是在他的最后几篇文章中，例如在论合作制的文章中，他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在前一个历史发展时期，我们努力的中心是我们的革命路线即灾变的路线，那么现在，在我国建设的目前时期，我们政策的中心就是和平的组织工作。他在这一段话中所表达的意思，也就是我刚才所讲的。然而，不言而喻，这一论点需要从许多方面进行研究和领会，因为这里问题非常多。例如各种经济形态的进化斗争问题，例如国家曲线最初上升后来又下降的一定的过程问题，这个过程也是通过进化道路进行的。起 初，我们应当巩固、加强执政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应当巩固无产阶 级专政，然后，这个国家组织通过同样的进化道路开始消亡。在这 里，任何第三次革命都是不可能的。相反地，一切反对这种无产阶 级专政制度的灾变性的发动，在客观上不外是反革命而已。正因为工人国家是一种完全特殊类型的国家，如同我们的军队一样，它本身就孕育着通过进化而自行消灭的萌芽——正因为如此，整个发展程序都是按原来的进化序列排列的。的确，只是在夺取政权时期以后，即在无产阶级专政开始以后，才开始长入社会主义。不言而喻，这里应当具有特殊的规律性，并且这一时期矛盾的消除应当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时期矛盾的消除。原因很简单。因为如果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外是资本主义矛盾的扩大再生产，这些矛盾在这一时期的消失是为了在另一时期再度出现，而每一次新的集聚、每一个新的周期都导致整个制度崩溃的一切矛盾更加尖锐化，那么从工人专政开始的新的发展序列（我且不谈在芬兰发生的那种从外部消灭工人专政的可能性），就会是一种自然的序列，这里，矛盾的发展从某个对候起就开始消除，也就是说，我们制度的矛盾将不是扩大再生产，而是缩小再生产，并且制度的这种再生产通过进化的道路转变为共产主义的扩展。整个发展性质较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原则上不同的意义。不妨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著作中指出几处来证明这种思想。这是理论上的某种新的领域，它阐明了与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规律性不同的新的规律性。这是新的东西，但十分清楚，它具有自己的实践结论和政治结论。
如果拿我们俄国目前情祝下实行的新经济政策的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来看，那么十分清楚，从这些理论前提中应当得出一系列的结论。我们不是通过关闭莫斯科和外省小店铺的办法，而是通过竞争、通过增强我们的国营工业和国家组织的实力的途径来战胜新经济政策。我举的是一个很小的例子，但是你们可以看出，这里有许多完全新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过去我们没有提出这些问题，因为过去我们的社会地位是破坏者的地位。我们曾经是一个制度的最坚决、最勇敢和最彻底的破坏者，而现在我们是另一个制度的最彻底的建设者。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所提出的许多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也就不同。显然，这里同旧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并无任何割裂，因为这里谈的是在完全新的条件下继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的问题，这些条件的具体情况无论马克思或者恩格斯都是不知道的，因为当时还没有可以做出某种槪括的经验材料。
因此，我觉得关于过渡时期的文化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必须 进行详细的研究，应当从理论的角度加以深入的研究。我认为，关 于这个问题的论点散见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系列著作中，属于这类著作的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青年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关于专家的作用和利用专家的问题的言论，关于共产主义教育的演说和原理，关于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同旧文化结合的问题和关于它们之间的一定继承性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也必须从理论上详细加以研究，这确实也是当代最大的问题之一，而且我认为，现在已经可以说，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理论概念中，这些问题的某些基本原理已经形成。我们必须继续这一工作，这又是一个崭新的问题，谁也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在历史发展的上一阶段就提出来。即使是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本人，也没有提出过这个间题。这是我们未来的新任务。
其次是第三个问题，我把它叫做社会主义的各种不同类型的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已经从云端降落到地上了，或者至少是接近了。这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以前是怎样提的，马克思又是怎样提的呢？马克思在一封信中是这样说的：“我们知道发展的起点和趋势。”这是完全没有错误的和正确的说法。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后一篇论合作制的文章并分析一下他所提出的原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分析前人对合作制的旧观点时说，现在，当政权已经转到工人阶级手里的时候，问题的提法就根本改变了，如果我们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使农民合作化了，那么，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实现。但这一公式不会同样适合于未来的苏维埃英国。所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论在私人交谈中还是在演说、文章、文件、著作中，都一再强调地指出，我们在把这样一些公式运用到其他国家去的时候必须小心谨慎。这里在建设的类型上可能有更大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的产生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设是在现有的材料基础上进行的。很显然，濒于灭亡的资本主义制度有着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同样无可怀疑的是，在各个不同国家的资本主义具有共同特点的同时，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有其特殊的组织，另一国家的资本主义则有另一种组织.如果说，资本主义甚至在它经历了几百年发展之后的没落时期，虽然经受了平均化趋势的强烈作用，在各个不同国 家中还保持了重大的特点，——那么不言而喻，这些特点也将存在于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因为这一发展的起点不是别的而是资本主义。
既然各国的革命都有自己的特点，那么社会主义建设自然难免会有自己的特点。如果说在我国农民有这么大的作用，那么对于英国就不能这样说了，因为过去我国存在另一种资本主义，另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另一种阶级关系，另一种农民，因此，社会主义发展的起点自然也就不同，社会主义的发展在直到转变为包罗万象的世界共产主义制度为止所经历的那些过渡形式，自然也就非常不同。正是这个问题需要从理论上加以详细研究，它是一个根据，必须从中作出实际政治结论。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共产国际工作的时候，他对我们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人提出的警吿之一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忽视发展的特殊性，不要千篇一律地生搬硬套，要既善于识别和看出共同性，也善于识别和看出特殊性，后者在沿着共产主义的道路继续前进的事业中，有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提出的第三类问题，这些问题大体上已经解决，我们现在需要加以深入的研究和具体化。
同农民和工人阶级问题有关的还有一个非常新颖的问题，必须对它逬行理论的分析。在我参加的一次讨论会上，有一个同志（罗季特同志）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觉得，问题的这一提法很值得理论上的注意，在这方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样也做了很多工作。这就是对工人阶级专政下的两个阶级的社会进行理论分析的问题。这两个阶级是工人阶级和农民，如果说资本主义制度所研究的主要是对三个阶级（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土地占有者阶级）的社会进行分析的问题，如果说那里是这样地进行了抽象的分折，那么现在，在消灭了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和剥夺了资产阶级之后，关于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的问题的提出就有非同寻常的理论意义。不言而喻，随着向具体道路的逐渐接近，会自然引起一系列能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大大改变问题的面目的修正。但是，这个问题也像工农联盟问题一样沿着同一路线发展，因为这些阶级不外是一定经济形态的阶级体现者，这不单是某种社会力量。每个阶级都是其固有的经济形态的体现者。如果我们把农民当作一种社会阶级的范畴来看待，那么就不应当忘记农民是某种生产单位的形态的体现者，这种形态有可能战胜我们，沿着我们所不愿意的道路发展，也有可能沿着我们想要引导它走的道路前进。因此，社会阶级观点在这里具有其纯经济的意义和原因，而阶级间相互关系的问题同时也就是经济形态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无产阶级对农 民的领导权问题同时也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和农民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这一问题的全部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我觉得，我在这里谈到的那种问题的提法值得大大的注意。
最后，还有一系列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研究过的并且对于我们大家，对于我们党和工人阶级都有非常重大意义的问题。例如，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我们目前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和由这些矛盾产生的各种与我们相敌对的倾向的问题，在建立工人专政以后，整个说来，事物将按照进化的序列发展。但由此决不能说，这时，特别是在工人专政的初期，我们就不会有非常大的矛盾，这些矛盾在某些发展时期甚至能够继续增长。当我谈到直至建立共产主义这些矛盾有可能消亡的一般路线时，我是就一条很长的道路，就整个这条道路来说的。但由此不能得出结论说，在一定的具体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在这条道路的开端，我们就不会有矛盾的增长。这样就产生了所谓工人阶级蜕化的可能性的问题。这是一个在政治上对于我们大家都异常重要的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五金工人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不止一次地在其他许多会议上提出过这个问题，他第一个谈到不文明的无产阶级有被较文明的资产阶级吃掉的可能性。资产阶级将凭借其文化素养战胜我们。他直截了当地指出这一对我们确实有很大意义的危险。这一危险的根源，在于我们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倾向和工人阶级本身的矛盾地位，工人阶级一方面站在社会锥体的下面，另一方面又站在社会锥体的上面。工人阶级的这种矛盾地位，又引起了一系列其他矛盾，这些矛盾要经过许多年代，经过整个整个的历史时期才能得到解决和消除。这些问题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的，基本上已经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解决了，我们必须继续加以解决，并作出相应的实际结论。因为工人阶级是在文化上受压迫的工人阶级，一切革命都有内部蜕化的很大危险（这种蜕化应当并且将会由于反抗的倾向而得到克服，因此要在这一切有害的和有利的倾向的相互斗争和结合关系中来分析它们），这些问题在上世纪中叶是不可能具体提出的，在本世纪初期也不可能提出。但是在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材料，足以判断这些危险的具体形式以及我们为克服这些危险而应当支持和加强的那些倾向的具体形式时，就能够并且应当提出这个问题。
我不能够详细地谈论一系列次要的问题，同样现在也不能够详细地谈论工人的策略和战略的一般提法的问题，因为在这一实用领域中有自己的总结；在应用马克思主义的领域即在应用理论的领域中，正如在应用力学中一样，也有自己的规律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方面有过很多很多的论述，但是他没有一本将所有这些都分章分节地写进去的书来奉献给你们，他那本论述左派幼稚病的小册子就是他对这一战略和策略的一般学说作一概述的尝试，现在我们是以跟从前完全不同的眼光来读这本小册子的。因为，必须指出，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革命时代一般的应用马克思主义的雏形或小小的纲要，更正确地说，简单的纲要。在这部最优秀的著作中，为制订工人阶级斗争的战略和策略提供了全部要点, 在研究工人阶级的战略和策略时，就可以像按照纲要一样地按照这些要点去进行。在这方面的领先地位也是属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因为在各种不同的形势下，即当我们的党还是一个只有几个人组成的很小的小组时，在1905年作为一个半合法的政党而登上政治舞台时，在它作为一个被赶入地下而拥有一些合法的触角的党时，在它曾经是一个完全不合法的党时，在它时而进攻时而退却，等等，等等，最后终于变成了统治的党时获得的如此丰富的经验，是任何地方都未曾有过的；各种不同的力量、处境和形势的这种五彩缤纷的变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非常多种多样的行为准则, 对独特性的这种理解，对各种不同道路的这种探索，——所有这些，你们在任何一个活动家（不管是资产阶级营垒的活动家还是马克思本人）身上都是看不到的。这是无可争辩的。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全部问题的可以合并起来的组成部分之一，是组织问题或党内问题，在这方而，列宁关于组织问题，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关于党、阶级、群众和领袖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学说，对于我们来说是完全无与伦比的榜样，这些学说现在经受了几次革命的经验的检验并在很大程度上深入到非常广泛的群众意识中去了，它们在我们阶级斗争的时代是经久不变的成果，只有在阶级斗争停止之后才不需要它们。在这方面和在这一领域内，在应用马克思主义的领域，即在党组织的建设、党组织同其他所有组织、同非党群众（包括阶级以外的非党群众）的相互关系的领域内，——在这些方面，当然我们再没有而且不会有更优秀的学说了，因为这里包括了新的时代及其某些基本要点和胜利的工人革命运动的复杂结构，我们的说法是，在这方面我们想不出比列宁的学说更好的东西了，但是，当然在这里列宁的传统会继续被运用到具体的环境中去。再没有什么比把列宁主义变成教条更使列宁讨厌的事了。他对坏的意义上的“老”布尔什维克的评价很坏，这些“老”布尔什维克善于像鹦鹉学舌一样去重复着几年以前所写的东西，在私人交谈中他 把这些人叫做老傻瓜，他在发表文章时力图运用不完全是纯理论的措词，同时他在自己的全部理论中严格要求自己和别人，除了固定的方法论，固定的方法论的内容之外，任何时候都要考虑到特殊的情况。谁不考虑事变的运动，谁不考虑特殊的情况，谁就提不出理论上和实践上正确的东西。看不见这种新的东西的增长，就不可能理解新的事变，因为生活就是永远的运动，而且它不断地产生新的形式、创造新的形势和关系。察觉这种新事物就是理论家和实践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就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新事物的嗅觉比任何其他人都强。如果我们看一看他的活动以及他提出的理论原理和实际口号，我们就会发现他对这种新事物的高度勇敢精神和真正不可比拟的敏感。我们党的政策的巨大转变和相应的批评（这种批评或者是先于这种转变，或者是同它融合在一起），——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辩证法的最出色的榜样，这一辩证法不害怕任何变化并且在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和战略中作出与这一新情况相适应的变化和改变来适应客观环境中的任何变化。
人们常常拿马克思去同列宁作比较，并且提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更伟大的问题。于是他们就回答说，列宁长于实践，马克思长于理论。我认为，没有一种能够称这些伟大的人物的秤，因为既不可能把在不同条件下成长起来和起着不同作用的不同类型的人物放在一起，也不可能衡量他们。这是做不到的。问题的提法就是根本错误的。但有一点我们可以毫无错误地说，只要工人阶级还作为工人阶级而存在，这两个名字将一直决定着工人阶级的道路。这是非常明显的，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逝世之后我们能以自慰的是，我们曾经在我们伟大的导师一贯的领导下生活、斗争、战斗并取得胜利。
[1] 巴黎公社只为马克思提供了作出一系列天才预见的基础的一个启示。但马克思当然并没有能够对这个问题进行充分研究。
[2] 即《不应当怎样写诀议》一文，见《列宁全集》第12卷第206—227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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