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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经济的新发现或如何毁灭工农联盟
（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经济论据问题）
布哈林
第一次发表于1924年，中译文来自1981版《布哈林文选》上卷
任何历史转折往往都会引起思想争论，这些争论起初是由完全“偶然”的原因爆发的，沿着“偶然”的方向发展，初看起来完全是一种莫明其妙的东西。只是经过一段时期，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花纹才显现出来，后来的分析会毫不费力地揭示出十分明显的阶级的或派别的社会思潮，这些思潮有着十分明显的社会意义，并且起着十分明显的社会作用。
我们现在来重新观察一下我们革命发展中的某个转折点。封锁结束，得到许多国家的承认；同时出现了世界革命发展迟延现象。“开始了相当迅速的经济高涨，同时出现了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新的相互关系。一句话，新的形势。党内对这种新的形势有所反应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不能立即达到那种所谓的“自觉”程度也是理所当然的。
托洛茨基同志发表了《十月的教训》。看来，这纯属文坛争论。 但这种文坛争论发展成了全党的政治运动。把这看作“个人”的争论是令人奇怪的。难道“个人”能够激起那种讨论、辩论的热情吗? 显然，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着能够促进争论、成为争论的基础的某种客观因素，这些因素在初期表面上是以“文坛”论战的形式出现的。
过去是那样。而现在已经看得相当清楚，这里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对我们全党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原则问题。这些问题同国内客观形势“紧密结合在一起”。它们“符合”这种形势，并且是由此产生的。这就是为什么全党现在苦于去分析像“不断革命”问题那样的看来是“不切实际"的问题。新的形势要求制定周密的方针。因为新的形势是在发展的基本方面（外部世界，经济，国内阶级）形成的，所以党提出某些总的问题就不足为奇了：这也就是全面地深入地通盘考虑我们的道路的表现。
这种情况表现在，个别的问题和个别的意见分歧现在已联结成基本的“理论”枢纽，联结成完整的思想体系，联结成较为严整的“理论”。在上次辩论中提出的零散的问题：币制改革和党内新老两代人的问题，价格问题和“机关工作人员”问题，“剪刀差”问题和“党内民主”问题，“计划”问题和“商品干涉”问题——这一切现在都归结为某些基本的方面，碰到了像不断革命论、对我国革命动力的估计、对我国革命前途的总的估计等这样一些总的问题。而所有这些本身极重大的问题所围绕的轴心就是工农联盟问题。
工农联盟的理论是列宁主义的最重要的独创性的特征。对列宁的理论是否正确的问题，对布尔维克党的路线是否正确的问题，避而不答的任何企图都是枉费心机的。这里应当作出选择。这就是党对托洛茨基的著作反应如此强烈的缘故，因为党在这里看出了（十分正确地看出了）对列宁的理论基础进行修改的企图。
这些企图早已有之。值是这些企图过去并没有被察觉，因为当时处在战争时期，面临的一切任务都是直接的军事行动的任务。现在，正是现在，任务变得复杂得多了。不言而喻，当有人在吸取“十月的教训”的借口下，力图给党下一剂反列宁主义的重药时，党就激烈地予以抵制。
我们这里暂时出现了革命运动的某种沉寂时期。列宁认为，这不是致命的东西；我们拖着农民的笨重马车缓慢地前进，其实，列宁不是按照死板的公式来下断语的：工业发达，就可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国家是小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就会灭亡。他不止一次地强调我国革命的独特性，强调使我们能获得胜利的各种历史条件的特殊的配合（例如，参看他评尼·苏汉诺夫小册子的札记）。而托洛茨基同志呢？如果世界革命不是很快地到来，托洛茨基同志就只能看见灭亡。为什么？
因为存在着基本的区别，区别在于对动力的估计。
要知道，托洛茨基同志在1922年坚持他的“不断革命”的理论的正确性时写道：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不仅会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1905年》序言，第4、5页）。
列宁教导说：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冲突根本不是不可避免的。托洛茨基教导说：这种冲突必定会发生。列宁教导说：同庄稼汉和睦共处，我们就能得救，这点完全可以做到，甚至在西方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取得胜利的情况下，这种关系也可以保持和巩固。托洛茨基则持另一种看法：如果世界革命不会很快到来，无产阶级灭亡是必不可免的；无产阶级会在曾经协助它取得胜利的“广大农民群众”的打击下灭亡。在列宁看来，农民在整个过渡时期应当是工人阶级的必然的同盟军，虽然是爱发怨言的同盟军；而在“不断革命论者”看来，农民必定会变成敌人，在列宁看来，从这里将产生的并且与此相联系的是特殊的“农业-合作制”社会主义的理论；持另一种立场的人对我国今后发展的道路的看法则完全不同。
在存在着这种根本区别的情况下，这种区别在一系列各种各样的问题上必然暴露出来，这难道还不清楚吗？当然清楚。但现在已经产生了把这些“特点”、这些偏离列宁路线的观点汇集起来的企图。我们想在这里分析一下这种反列宁主义概念的经济方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著作《社会主义积累的基本规律》（《共产主义科学院学报》第8册）提供了这方面的材料。这部从构思上和问题的提法上都很有趣的著作，在同一时期在理论上是从类似托洛茨基同志的前提的前提出发的（这一情况只是表明，这里的问题也许不单单在个人）。因此，它是从理论上不正确的前提出发的。同吋这一著作作出了一系列的实际政治结论，这些结论对我们的党来说，对工人阶级来说，对整个国家来说，都是极其危险的。我们就是想在本文中，把这部理论著作当作不正确的、完全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工联主义的、行会的意识形态的典型来批判。
一 共产主义还是“无产阶级王国"？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发现的社会主义积累的基本规律的内容如下：
“向社会主义生产组织过渡的某一国家在经济上愈落后，小资产阶级性即农民性愈严重，无产阶级在社会（社会主义？ ——尼·布·）革命时能得到充作自己社会主义积累基金的遗产愈小，——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积累就愈要被迫依赖于对社会主义以前的经济形式的剥削，靠它自己的生产基础上来积累的比重就愈小，就是说，社会主义积累就愈不依赖社会主义工业工作者的剩余产品。相反地，社会（社会主义?——尼·布·）革命取得胜利的某一国家在经济上和工业上愈发达，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国有化后，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的高度发达的工业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的农业这种形式的物质遗产愈大，这个国家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形式比重愈小，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愈要减少自己的产品和殖民地产品交换的不等价程度，即减少对后者的剥削，那么，社会主义积累的重心就愈要转移到社会主义形式的生产基础上去，就是说，愈要依赖于自己的工业和自己的农业的剩余产品了（所有的着重号都是我加的。——尼·布·）
这就是逐字逐句抄录下来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对“基本规律”的表述。我们在这里暂时没有触及“规律”的实质。但是我们注意到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下面两个论点，这些论点初看起来只像是术语不确切或是独出心裁地在文字上卖弄一番。
第一个论点：社会主义积累在某种程度上靠剥削小生产者来进行。
第二个论点：这些小生产者（即他们的经济的统称）无非是无 产阶级工业的殖民地[1]，首先，我们应当研究一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这些论断。我们在这里完全有权大声疾呼“救命！"因为这些“文字标签”同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一切传统竟矛盾到如此地步。但是我们认为，这样做也许会好得多，平心静气地分析这些东西并看看在这些标签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又为什么这些标签实际上无非是一整套对工农联盟的意义和命运的特殊观点的表现。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在他的著作的一处写道：
“只有对理论完全漠不关心的时候才能够把社会主义的保护关税政策看作同资本主义的保护关税政策完全类似的东西。”（第90页）
这个见解是完全正确的。但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不加任何批判和毫无保留地使用不可容忍的错误标记并玩弄类比法时，他自己就暴露出“在理论上完全漠不关心”。其实，正像我们下面将指出的，这里岂止单纯的“玩弄”。
首先，我们来研究一下无产阶级剥削小生产者的问题，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正是这样描述的：工人阶级骑在小生产者身上。从而工农两阶级（基本上）社会的基本阶级之间的关系是剥削关系。无产阶级是剥削阶级（而这在经济上是很好的），小生产者阶级是被剥削阶级。正在完成社会主义变革的国家愈落后，无产阶级的剥削性质就愈明显，因此，小生产者就愈是被剥削者。
大胆描绘的情况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如果认真（我们认为科研著作应是认真写的）对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表述，情况必然是这样的。
社会主义工业是否能从小生产者那里得到剩余价值充作积累资金呢？是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样说来，是不是这里的价值从一个阶级手中转移到另一个阶级即统治阶级的手中呢？是的，这也是毫无疑问的。是否能够最粗鲁地用同资本主义杜会的类比法（“理论上的漠不关心”）把这种特殊的关系称为剥削关系呢？是否可以根据这一点把无产阶级称为剥削阶级（从上面的论点必然得出的结论）呢？
不能！千万不能！倒完全不是因为这“很难听”，或者我们在这里在我的勇敢的朋友大胆地用事实本来的名称去称呼这些事实面前表现出思想上胆怯。而是因为这些“名称”同客观实际和我们的历史任务不相符，甚至相矛盾。
确实如此。我们来看看实际的和不容争辩的剥削关系，比方说，资本主义的剥削。这是表现一定生产方式的一定生产关系。资本家阶级获得剩余价值。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整个过程经常地再生产（而且在扩大的基础上）这种剥削关系。换句话说，这里积累的职能在于，经常再生产出剥削关系“价值从一个阶级手中转到另一个阶级手中，这就会经常扩大阶级对立，就会经常再生产出资本主义主人和他的雇佣奴隶之间的关系。在任何剥削者的社会中，我们看到的都是同样的情况。我们要重复说一遍：在任何剥削者的社会中。
价值从小生产者手中转到无产阶级工业手中表现了什么呢？表现了截然相反的趋向，也就是克服城乡之间、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和小资产阶级经济成分之间的对立的趋向。因为我们根本不是要去巩固阶级之间的关系，而是要去消灭这些关系。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及其正在形成的社会主义外围的积累进行得愈快，对立的消灭也就进行得愈快。
是否可以把这个过程称作剥削小生产者的过程？不行。因为这就是忽略过程的全部特点，不理解它的客观意义，玩弄类比法，用作者的话说，暴露在理论上漠不关心”。而忽略过程的特点就意味着不理解其历史实质。这可以说是理论上很大的“致命的”罪过，这种“罪过”必定反映在“有罪者”的实际的、实用的理论上。
"
现在来谈谈"殖民地”问题。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显然把殖民地的概念当作“第三者”（民粹派和卢森堡賦予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非资本主义生产者的含义）的统称。这个含义应用到资本主义制度上是合适，还是不合适，这当然是可以争论的。但这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我们在这里没有必要提它，尤其没有必要去分析它。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是否把殖民地理解为事实上已是殖民地的组成部分的小资产阶级经济的统称，或者是所有的小资产阶级经济的统称，这并不那么重要。问题在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毫不羞愧地把这个概念应用到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换句话说，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看来，在这个时代里，从经济观点等看，我们在社会主义工业中有无产阶级的“宗主国”，在农民经济（虽然不是全部的）中有小资产阶级“殖民地”。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关系也就是按照残酷的剥削者同殖民地的剥削对象的关系确立的。正像我们所看到的，这种“观点'‘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关于“剥削”的论断是“浑然一体”的。换句话说，这里不是偶然说错了话，不是失言, 不是“表达不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有他自己的连贯性，有他自己的逻辑；但这种“逻辑"和这种“连贯性"是系统地发展起来的错误的逻辑和连贯性。
事实上，殖民地的概念的实质在哪里呢？在于它（殖民地）是 剥削的对象；在于为了“宗主国”的利益，它的发展经常停滞；在于 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经济和政治奴役的对象。殖民地从来不是“宗主国”的盟友，“宗主国”从来没有提出把殖民地提高到自己的水平作为自己的任务，如此等等。
但是既然如此——而的确如此，那么，断定农民经济和一般的小资产阶级经济外围就是无产阶级工业的殖民地，这简直太可笑了。这是非常清楚的，大概不必进一步去思索了。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表述会是正确的。那就是当所说的不是向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迈进，而是向永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向保存无产阶级的统治、而且向无产阶级蜕化为真正的剥削阶级迈进的时候。那时剥削的概念应用到这种制度上是绝对正确的，指出小资产阶级农民经济是——不客气地说——“无产阶级的"殖民地也就会是同样正确的。
这是一个可怕的梦，但愿上帝保佑。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文章中透露的特珠的行会的、工联主义的一整套观点可惜不是建筑在真正的实践的基础之上的。这只不过是某种个人的理论上的标新立异，这种东西至少现在在我们队伍中是没人相信的。
二 “吞没"小资产阶级经济还是对它进行改造？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还谈到了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和私有经济（首先是小资产阶级经济）之间的关系，他写道，有人荒谬地认为， 似乎“包括在一个国民经济体系内的社会主义体系和私人商品生产体系可以在完全保持经济上的平衡的基础上同时并存。这种平衡不能长期维持下去，因为一种体系必定会吞没另一种体系。这里有可能：或者后退，或者向前发展（"向后发展”不是发展。——尼·布·），但停留在一个地方是不可能的"（第78页）
如果把这个地方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同志那个其中说到“自己的（即无产阶级的）农业”的“基本规律”公式对比一下，我们就会十分清楚地了解，“基本规律”的作者对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中的必然胜利是怎样没想的。国营工业破坏和排挤（“吞没”）农村的小经济，后者由无产阶级“自己的农业”取而代之（如何取代暂时还不十分清楚）。小经济通过系统的剥削（不等价交换，税收和各种不同的超经济的强制办法）被破坏（“被吞没”），而无产阶级则按照同原始积累的骑士相似的办法行事。
如果前途是（确切些说，如果前途可能是）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所描绘的那样，我们会关心农民经济那才真是奇怪了。不过，在这里展开这个话题嫌早了点，现在还是言归正传吧。我们真是必须通过破坏（“吞没”）农业小生产而前进吗？这样做对吗？
我们认为，根本不对。我们认为，这个完全不是列宁式的（我说这个决不是为了枯燥无聊的论战）提法绝对不符合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既定道路。
现在我们提出什么，首先以什么为目标？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列宁为了把小生产者变为未来的杜会主义公社社员究竟提出了什么计划，提出了什么天才的政治路线？不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的，而是在有其银行、有其信贷、有其工业和运输业等等等等的无产阶级国家领导之下的农民合作组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是否同意这个计划呢？
如果他不同意，他就必须提出一系列的理由来反对这个计划的“空想性”（或者什么别的东西，——这我们还不知道）。如果他同意，他的全部理论就毫无用处了。
因为本来就“像橙子树一样”清楚的是，在这个场合下问题根本不是消灭，根本不是吞没（通过“剥削”并且按照原始积累时期的方式），而是在农民经济的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造它们。而这完全是另一种调子的歌曲，决不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唱滥了的“可怕的无产阶级的”（实际上是行会的）“歌曲”同出一辙。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在这里也玩弄同资本主义发展类比的方法。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在这里完全不懂得恰恰对他首先论述的农业国来说的过程的基本特点。我们使我国走向社会主义生产并不是通过在使农民经济破产的基础上以苏维埃经济来排挤农民经济的道路，而是通过完全不同的另一条道路，这就是吸引农民参加同我们有联系的并在经济上依赖国家及其机制的合作社；我们走向社会主义是通过流通过程，而不是直接通过生产过程；我们是通过合作社走向那里的[2]。
正像已指出过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甚至没有提出这个问题，虽然列宁的文章是非常令人信服的。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没有坦率地说“是”或“否”。
实际上他说“否”
但是，在他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小地方，“否"字说得相当坦率，虽然不无胆怯。关于这方面，他是这样写的：
“至于说到……国营经济和小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之间的直接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完全可能和应当把像一般全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一样的新东西带到人类社会的经济史中去。国营经济使新资本主义服从自己时，也就使它的（原文如此）属下即再版的资本主义赖以产生的简单商品生产的成分服从自巳。但是除此以外，必然产生一系列的小生产和国营经济之间的直接的相互关系，这些相互关系的实质应当由下面这一点来决定。小生产分为三部分。一部分仍旧是小生产；另一部分按资本主义道路实行合作化；第三部分绕过后面那种过程在某种（！）新的合作化的基础上联合起来, 这种合作化是小生产不通过资本主义也不通过国营经济简单地吞没小生产的办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特殊形式。
这种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合作化的新形式（农业公社和劳动组合看来是它的支流之一）还有待于发展。因此我们不能对那种还不存在而只有待于产生的东西进行理论分析。”第100—101页）
就是这些。
首先，这里简直被奉若神明的伟大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谦虚使我们感到吃惊：他没有同提出了一个同时既是宏伟计划又是理论预见的列宁进行争论，他“只不过”声称，不能对“那种还不存在而只有待于产生的东西”进行理论分析。我们认为，这是诡辩。因为我们在我国刚刚开始进行社会主义积累（不是吗?），在其他国家这仅仅“有待于产生”。然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明明已经急忙抛出了这种社会主义积累的“基本规律”（基本——请注意！）。而这个基本规律说的是关于积累的运动，关于各个国家的积累以及其他等等，所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那么谦虚完全是白费力气。不能自圆其说！
那么，实际上呢？
实际上，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看来，农民经济是朝三个方面进化的：
1.小经济“仍旧是”小经济。
2.小经济通过资本主义合作社成为资本主义经济。
3.小经济通过暂时还不清楚的社会主义形式的道路实现合作化而农业劳动组合和公社是它的萌芽。
首先，我们非常惊讶地指出，这里没有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 的列宁的合作制的地位。这里没有流通领域的合作社，即通过它我们凭惜我们的命脉就可以把大量农民拉入整个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那种合作社。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反而提出了按其意义来说是次要的直接生产的“农业公社”。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看不见最主要的东西。
其次，国营经资将“吞没”谁呢？
显然不是公社。
按资本主义方式合作化的农民？
但那只是其中的某些少数。
真正的经济上的“社会化”应采取的下一个主要方法是“吞没”的方法（正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在这方面所说的，“干脆由国营经济吞没小生产”）。这就是对待大多数小生产者的方法。
是否应当说，这是地地道道的空想？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在这里没有看到那些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提出来的道路的特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认为，在无产阶级的政权下，农业进化的规律仍然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样。实际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些作家所宣传的“非资本主义的进化”（“合作社农业社会主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成了现实。如果在国内存在着资产阶级政权、资产阶级银行、资本主义信贷、资本主义组织人员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洽的条件下，农民群众（甚至群众）的合作组织必然“长入”资本主义，那么，在存在着无产阶级的命脉的情况下，在存在着无产阶级政权、银行、信贷、工业、人员、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等等情况下，这些组织将完全是另一种样子，将来完全不会往那个方向“长入”（现在实际上也不是往那个方向“长入”）。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不了解这一点。但他在这里也有特殊的逻辑，“吞没”的思想同“剥削”、"殖民地”等等完全符合。这仍然完全不是那个调子，不是列宁的调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
三 阶级奴役还是阶级联盟和阶级领导？
在分析像苏联这样的国家里的力量对比时，应当了解，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一种关系和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另一种关系。无产阶级统治资产阶级。但同时无产阶级利用自己的集中的权力领导农民，工人阶级“依靠”农民，因此，不能把它的专政看成是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那种类型一样的对农民的专政。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同志实际上正是那样看问题的。
我们的国家从准确的意义上说不是“工农”国家。而是工人国家。但是，工人国家依靠农民，——关系很特殊，因此应当在这种特殊性中“从理论上掌握"它。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恰恰没有掌握这个特殊性。
他的全部分析是建筑在同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的类比上的。那里是掠夺农民，而这里则是“剥削”。那里在这种掠夺的基础上形成了新事物繁荣的前提，这里社会主义积累规律也要求类似的前提。那里急剧地“吞没”旧的形式，这里的情况也一样，如此等等。
一句话，完全像在最融洽的家庭里！
但只是实际上一切并不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所描绘的那样简单和“可亲可爱”。
在此以前我们是从分析各种经济形式的观点来谈这个问题的。而现在我们是从阶级关系的角度来尖锐地提出问题的。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出发点是，他把原始积累的骑士同小生产的关系和无产阶级同小生产的关系进行类比。
但总的来说，难道这不是可怕的类比？我们这样说仍然不是由于害怕现实及其可能有的“坏”味，而纯粹是出于哪怕是在某种程度上接近客观实际的愿望。
我们唱着各种关于工农联盟、联合等等的调子。因为迄今为止谁也没有反对这种联合，要知道在我们的队伍里，这似乎被认为是公理。不是吗？
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在何时何地曾经谈到过这种积累的骑士同他们的牺牲者之间的联合？但愿哪位人士指出即使是某种相似的东西。
谁也不会指出。因为没法指出。因为这种联合的假设本身就是荒诞的假设。
而在我国，工农联盟过去是，现在是，我们希望将来还是现实的东西。
怎么能够作出这样的类比？怎么能够在这种类比的基础上建立一系列的理论，然后——我们在下面会看到——决定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政策？
因此，仍然是这样的情况，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这种“类比”同上面分析过的他的论断“浑然一体”（不难看出，如果党接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这种思想体系，党就会破坏它自己的力量的基础——工农联盟）。
如果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寻找类似之处，寻找同工农之间的关系相类似之处，那就根本不必到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同志寻找过的地方去找。让我们自已努力去寻找吧。
现在工人阶级手中有政权和工业，农民手中实际上有土地和农业[3]；农民是农产品的出售者和工业品的购买者；一般说来，工人则相反，正是在这方面直接的利益发生了冲突。况且农民是旧时代的残余，虽然按其比重来说是很大的“残余”。
这根本不像积累的骑士和农民之间的关系。这像工业资产阶级和地主在他们关系发展的一定阶段中的相互关系，当然，即使在这里类比也是很有条件的并且远非全面的类比。
资产阶级手中有政权和工厂。地主手里有土地。利益的冲突发生在价格方面。由此可见他们的斗争有时在一定的条件下是相当尖锐的。但同时（我们说的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时期）存在着联盟，即资本家和地主反对工人阶级的联盟。资产阶级领导这个联盟，资产阶级依靠地主并得到他们的支持。
这些阶级近来的发展情况如何？情况是这样的，通过流通过程，通过银行，通过股份公司的形式等等，双方（即工业资本家和地主）在某种程度上都开始变成某种同样的东西，变成红利的获得者。红利首先可说是各种各样的收入的综合，——在我们所分析的关系方面，发展的基本趋向至少过去〈和现在）是这样的。
如果从广泛的历史时期来看，工农联盟也有形式上相似之处。随着农民经济通过流通过程日益走上社会主义轨道，阶级界限将消失；将淹没在无阶级的社会之中。
当然，这是未来的音乐。当然，现在提上日程的是另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前途，以便了解我们想要"追求”的目的是什么。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作为自己的出发点的前途是根本不正确的。
四 工农联盟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经济“政策"
根据上述理论观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作出了实际政治结论。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确认"必须“吞没”不幸的“第三者”，即“国内和国外的殖民地”居民，他写道：
第1条，“因此，我们来看一看在我们的条件下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第三种情况，也就是有意识地旨在剥削各种形式的私有经济的价格政策。”（第79页）
请读者原谅我们下面作这样冗长的摘录，我们毕竟不得不这样做，为的是认真地考察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思想发展过程。为了便于逐一进行批评，我们从上述引文开始，对作者的各个论点编上专门的号码。
第2条，第59页。“无论如何，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可以不触动 小资产阶级经济包括农民经济的资源而自行发展的思想无疑是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国家在这里的任务不是从小资产阶级生产者那里拿得比资本主义从他们那里拿得更少的东西，而是从靠国家整个经济包括小经济的合理化而保证小生产得到的更多的收入中拿得更多的东西。”
第3条，第69—70页。“从私营商业那里夺过来的东西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将充作国营经济的基金。我所以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是因为这里的贸易政策可能不利于社会主义积累，而有利于那些竭力减少从他们收入中的扣款的小资产阶级生产者。这种政策是否合理，这是另一个问题（！）。这一政策从经济上说无疑意味着缩减社会主义积累的基金和给私人生产的赠礼，国营经济愈缺乏资本，在按其收入额来说是慈善事业（！）的商业中占用那部分生产本身所缺少的资本对它愈不利，赠礼对它就愈沉重。”（着重号是作者本人加的。——尼·布·）
第4条，第99页，“向私有经济剩余产品扩展的（当然，在经济上可能和技术上可以达到的界限之内）无产阶级国家政权，不仅 本身是原始积累的工具，而且是这种积累的固定的后备，可说是国 营经济的潜在基金。”（着重号是我们加的。——尼·布·）
因此，（1）应当实行剥削农民经济的高价政策（从社会主义积 累观点来看这是重要的）；（2）这里应当（第4条）拿取经济上可能的和技术上可以达到的一切；（3）但是，必须把“经济上可能的”（非 常不明确的用语）政策理解为决不拿比资本主义拿得更少的东西的政策；（4）这样的政策是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是给农民的赠礼，是工业的损失同时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损失。这就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在“价格政策”方面的概念。“买贵一些的！”——这就是建筑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基本规律”之上的全部奥妙。
我们且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歪曲“党的”政策的这种奥妙放在批评的放大镜下看一看。
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关于我党小资产阶级政策的第2条引文（因为大家都看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正是对准我们党的实际政策从弓弦上射出了他的分析批评之箭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思想在这里包含两个论点，第一个论点，不能以拿得比资本主义更少的东西为宗旨，第二个论点：我们将拿更多的东西，因为农民的收入将会更多，之所以会更多，因为农民的经济将会更加合理化，从而将会得到更多的收入。
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第二个论点中有许多从好的意义上说是合理的看法。但这第二个论点同所有其他的论点相矛盾，它是对列宁学说的无意的贡献，是隐没在作者庞大的反列宁主义理论体系中的贡献。
的确，如果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认为，我们将拿更多的东西，因 为农民经济的收入将更多（“合理化”等等），那么，这同“吞没”理论 怎样协调起来呢？其实，这里存在着令人吃惊的矛盾，而且决不是 辩证法的矛盾，而完全是普普通通的矛盾！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实行“殖民地的”路线——剥削，攫取"技术上可以达到的”一切；那时我们将会使农民经济衰竭，会使其收入降低，会使农民经济消失和受到破坏，会使它被“吞没”。但那时没有地方会出现“更多的收入”、“合理化”以及“恩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三言两语给小资产阶级生产者许诺的其他东西。
或者无产阶级国家在农民经济的合理化不断发展和收入不断增加的基础上确实能够得到更多的东西。这的确是正确的政策。但那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论点都应当推翻。任何“吞没”小资产阶级经济的情况都不会发生。（当然，我们在这里说的是中农经济的主要部分，同时这不排斥由于人口过剩被推向城市和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也会发生的无产阶级化过程而使小经济部分地消失）。它们会在合作化的基础上发生变化，变形。收入不断增加、合理化不断发展等等同时也意味着通过合作制把这些经济纳入我们社会化经济的总体系，应当坚持的不是消灭的方针，而是吸引农民经济参加国营经济体系的方针。
但如果我们随着收入的增加“将拿取更多的东西”，显然，我们决不是对农民经济中的“积累”（我们把这个术语放在引号内，因为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特殊术语）问题漠不关心。而如果我们也关心这种积累，那么，我们就不能局限于“尽可能拿得多些”的口号。我们也就不能像谈论“技术上可能的”那样来谈论“榨取”的界限，也就不能说给小资产阶级的“赠礼”对社会主义来说是沉重的。我们也就不能说慈善事业等等。我们也就不能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那样极其简单化地表述这一问题。
在第3条“论点”中，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把全部问题归结为算术的加法、减法和除法问题。瓜分现有的东西，为的是使无产阶级工业获得更多的东西。从农民经济中扣除。不能扣得少，因为这意味着从社会主义工业那里作了扣除和给农民经济增添了东西等等。
但是要知道，所有这一切是真正幼稚的“高明”，而根本不是无 产阶级的“高明”。
因为问题决不局限于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为了简化问题， 我们在这里撇开私人资本）瓜分现有的“国民收入”。问题的关键根本不在这里，不在于此。这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增加“国民收入”，即提高生产力，而且要釆取保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那种形式。
而这是一个根本不能归结为对现有的储备进行简单的分配，对现有的数量做加法、减法、除法的那种问题。
因为任务在于经常提高这个“国民收入”的“现有数量”。这就是社会主义工业中的“积累”问题必然作为同农民经济中的“积累”问题相联系的问题提出来的缘故，农民经济是工业的市场，并且是属于纳入国营经济和逐步改造的经济单位的总和。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甚至没有提出国内市场容量的问题。 然而这是我们经济的中心问题。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只在他的著作中的一个地方写道：
“国营经济在这条道路上（即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道路上。——尼·布·）遇到的障碍并不在于它没有经济力量来实行这个政策，而首先在于私有经济的购买力很弱。”（第80页。着重号是我加的。——尼·布·）
再没有别的话了。然而，看来正是对这个问题应当认真考虑一下。
如果这种“障碍”是存在的，是否可以不重视这一“障碍”呢？假设按照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愿望，我们不“从社会主义工业中”“扣款”，不搞“慈善事业”，而不顾“障碍”，推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路线”，坚持它“到最后胜利”。我们必然会得到什么结果呢？需求缩减，销售危机，社会再生产的过程进行缓慢，工业凋蔽等等。换句话说，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反慈善事业的”以及其他的立场出发，完全会导致社会主义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崩溃和破产。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错误的方法论上的根源是非常“明显”的：第一，他把问题看成是静态的，而不是动态的（瓜分现有的东西，而不是变化着的东西）；第二，他孤立地看待社会主义工业，而不是把它同农民经济联系起来（他的全部“联系"只在于扣款；他不了解，在农民经济占很大比重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工业中的积累是农民经济中的积累的函数）。
不客气地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建设无产阶级杀掉会生金蛋的母鸡，而且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喂养母鸡就是搞慈善事业。出色的经营妙计！
但是，对无产阶级来说，农民是应当变成人的那种“母鸡”。而无产阶级为了自身的事业，应当全力帮助他们。着不见这个目标，就是没有认清工人阶级的基本革命任务的特殊的机会主义者，是在这方面不会划算的悭吝人，是害怕向流通领域投入一个戈比（似乎这就不会丢失！）的守财奴。应当釆用最高的价格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应当釆用能保证社会主义工业不仅在一个经济年度得到日益增长的收入的那种价格，同时力求不断降低价格。而这种价格政策不是建筑在简单化的公式的基础上“拿取"技术上可以达到的”一切。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作为价格政策的基础的庸俗观念。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本人感到自已的观点有弱点，他在一个地方说：
“（我有意不说'在提高价格的基础上'，因为不仅在降低价格时可以征税，而且我们恰恰是在降低价格或者有时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进行征税的，这种情况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在产品成本降低的情况下，降低的价格并不等于降低的成本的总数，而是小于这个总数，其余部分则充作社会主义积累基金）。”（第80页）
但就是这个孤零零地隐藏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括弧里的、使作者的“工业”热情“减轻”的小地方也于事无补。
那么，请告诉我，难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这种“让步”， 即“我有意不说：'在提高价格的基础上'”，本身不是很奇怪的吗？
当然！未必能找到哪怕是一个会给自己提出年年月月经常提高价格任务的小地方。未必有谁会捍卫在自己的旗帜上公开写上这个目标的可爱的制度。也未必能找到一些会容忍这制度的傻瓜。所以，当着上帝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这个宣言给人留下了奇怪的印象。
但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描绘了价格降低或价格不变的前景。我们说：应当竭尽全力使价格降低，使我们这里不再有经济停滞，这样一来，结果是社会主义事业获得胜利，因为在全国将有快得多的积果速度和特别快的社会主义工业积累速度，这是由于社会主义工业有可能获得超额利润和依靠整个国家机器的巨大而集中的力量。
对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慈善事业”说几句。列宁说：
“实在说，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仅有'一件，就是要使我国居民'文明'到能够了解人人参加合作社的一切好处，并把参加合作社的工作做好。'
仅有'这一件事情而已。为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目前我们并不需要任何其他特别聪明的办法……因此，我们的准则应该是：尽量少卖聪明，尽量少耍花样。”（《论合作制》）
[4]
稍往前一些：
“任何社会制度，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才会产生……目前我们应该特别加以支持的社会制度就是合作制度，这一点我们现在应该认识到并使它实现。”（同上）
列宁说，我们应当竭力向农民表明我们的生产比资本主义的更便宜。引用列宁的这句话是多余的，任何不抱成见的读者都会看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发挥的一系列观点同列宁关于工农经济联盟的理论“相距甚远”。说实在的，现在是我们该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了：应当少“卖弄聪明和耍花样”而多有些列宁式的智慧，正像一切伟大的东西都是平凡的一样，这种智慧也是平凡的，但由于特殊的朴实而平凡，应当看到并深探感受这种朴实。
五 垄断的寄生性还是社会主义的前进运动？
从另一个一般性的观点来看，价格政策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 就是说，任何垄断都包含着某种保守的因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十分正确地指出：不能忽视一个基本事实，即社会主义工业建筑在垄断资本主义的废墟上。他的这个论点也是完全正确的：在无产阶级统治下的这个垄断结构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因此无产阶级手中集中了非常强大的经济实力。
这一切都是正确的，甚至正确到成了人所共知的公理。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所忘记的，所忽略的正是这一点：垄断资本主义过去和现在都包含着阻碍了和阻碍着生产力发展的萌芽。资本主义的动力是利润。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通过竞争的机制进行的。因为进行了技术改良等等的任何资本家都荻得超额利润（“级差利润”）。竞争把其他人拉到这里来，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进行，“先进的”资本家釆用了更多的新技术，发展了规模更大的生产等等。斗争的方法是低廉的价格。这就是生产力发展的市场表现。资本主义同一切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相比，它的主要历史进步方面之一就在这里，当资本主义的发展完成自己的历史预定的循环时，它就走向了垄断资本主义形式。“竞争的锋芒”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利润由垄断形式来保证。用不着着急。生产用不着以那种疯狂的速度向前发展。因为卡特尔的超额利润是有保障的。
的确，国际竞争没有停息。但竞争在国内的作用由于高关税而瘫痪了。这就是所谓的“腐朽”因素存在的原因。
现在看看我国的情况吧。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是这样写的。作者断言，我们应当实行“有意识地旨在剥削各种形式的私有经济”的政策，然后接着说：
“这种政策是可能有的，因为无产阶级的国营经济在历史上是在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产生的。垄断资本主义由于消灭了自由竞争便造成了自己的工业品在国内市场上的垄断价格，通过剥削小生产而获得了超额利润，从而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价格政策打下了基础。但是，把国内全部大工业集中到一个托拉斯手中，即集中到工人国家的手中，大大增加了在垄断基础上实行这样一种价格政策的可能，这种价格政策仅仅是向私有经济征税的另一种形式。”往后就是谈到“障碍”，其中包括国内市场狭小的地方，这个地方我们在上面的叙述中已经引用过了。（见本书第230页，着重号是我加的。——尼·布· )
好吧。在我们这里结果怎样呢？
垄断的趋势增加了。
得到“现成的”超额利润的可能性增加了。
这是事实。但增加了的寄生的腐朽和停滞的危险性是不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呢？什么是防止这种停滞的保障呢？
对于这个问题，这个极大的问题，我们要说：非常非常重要的 问题，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应当考虑一下，如果他考虑了这个问题，他就会重新改造他的整个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理论。
我们这里没有竞争。有保证的利润不由私人支配。经济工作人员是无产阶级战士的干部，但他们也有人的弱点并且能够滑到静止的状态中去，而不是不安、担忧和关心走向共产主义的运动。究竟什么推动着我们的生产前进呢？是什么？迫使（正是迫使）向前运动，保证这个运动前进，代替私有经济利润（对私人企业主有利）动力的动力在哪里？我们过渡时期经济的特殊机制是什么？
我们肯定地说，保障就在于广大群众，首先是工人，然后是农民群众的压力。尽管我国目前还保存着资本主义的“利润”形式，尽管我们的一切结算和成本核算是通过这些形式的，然而我们这里前进运动的一切杠杆却完全不同了。我们自己，也就是国家的领导人，首先是党，表现和反映（同时也“调节”，“监督”，“纠正”等等）这种群众需要的增长。换句话说，尽管存在着市场和我们国营经济的资本主义形式，我们已经开始从以利润为准则的经济类型转到以满足群众需求（而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之一）为准则的经济类型上去。
这决不是说，在这种类型的关系下，我们的积累应当进行得慢些。相反地（这一点应当极力强调！），正因为我们应当把满足需求当作自己的任务，正因为这些需求的压力将日益增大，因此，我们工业的领导人和整个国家将不得不千方百计改进生产，扩大生产，使生产更廉价。我们发展的保障就在这里。当然，特别是在路途上发生的一系列困难的影响之下，对这一点，人们可以说，我们走的是“反对经济工作人员”的路线。但这可能是无稽之谈。我们已经提到过必须对“需求的压力”进行“调整”，“监督”等等。但是，客观地历史地看一看整个过程，不能不承认，我国经济进步的基本杠杆正在这里。
我们从不同问题的这个角度回头来看看价格政策，我们得出了这样的问题提法：
1.我们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实行提高价格的政策。从这个观点来看就一目了然：这是垄断经济寄生性腐朽的最高表现。
2.我们确定价格不变。这将是“正常的”腐朽，经济停滞，国内积累极端缓慢，经济萧条。
3.我们确定越来越低的价格。这将是生产力发展、生产扩大等等的表现。这是前进运动，也就是在我们的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运动，而且是以最高的积累速度运动的表现。
这里应当避免给不正确的反对意见以借口。
第一，应当注意到，正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本人正确指出的，在我们国营工业产品价格降低时，我们可以靠小资产阶级经济得到超额“利润”；全部问题恰恰在于，当我们口袋里有有保障的垄断利润时，我们应当是高枕无忧，还是向前进；而如果不降低价格, 不发展生产力等等，就不能高速前进。
第二，从我们这方面拒绝利用我们的垄断地位是荒唐的；但是我们应当把这种利用引入这种范围，即不是缩小，而是扩大国内市场的容量——这是其一；其次，我们应当使任何的増长产生这样的结果：生产领域扩大，生产便宜，成本降低，从而在每一个随之而来的生产循环中的价格更为低廉。
或者不是这样。
按照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观点，事情应是这样的：
我们应当保证有可能“在垄断基础上实行这样一种价格政策，这种价格政策仅仅是征税的另一种形式（而且某种税收仍然存在,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说的决不是以隐蔽形式的税收代替公开的税收”——尼·布·）。障碍……首先在于购买力弱”等等。
我们的观点则完全不是这样，而是，我们应当规定使群众满意 的尽可能低的价格等等。但这样做的障碍是我们的生产昂贵，成本高等等。因此我们应当用一切办法来降低成本。
不难看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立场和我们的立场之间的全部原则分歧。也不难看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政策完全导致他的垄断的寄生性的观点。
如果现在重新回想上面说过的所有的关于“剥削”、“殖民地”、“吞没”等等的话，仍然不难确认，所有这些理论论点都是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可说是“垄断的自满自足”理论相联系的，这种理论有变成“垄断的寄生性”理论的危险：同“腐朽的”资本主义“类比”是充分的，但这种“类比”对“社会主义积累”未必有好处！。[5]
六 从政治观点看工农联盟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立场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观点威胁着工农联盟，即正统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整个观点过去和现在赖以立足的联盟。因为不难理解，在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时期，如果不为其政治领导权、为其政治领导奠定经济领导权的基础，它的政治领导权、它的政治领导是不可能持久的，而这种经济领导权不可能通过别的方式而只能通过下述方式来实现：工业适应农民市场，逐步掌握这个市场，靠工业的帮助在农业生产中采用新方法，逐步吸引农民加入合作社网，最后，随着社会主义积累的増长奠定新的技术基础（电气化）。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提出的政策意味着工农联盟破裂，或者至少是严重破坏。
同时非常突出的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不知怎地完全抱着旧“经济学家”的观点，把经济同政治截然分开，似乎政治不是“集中的经济”而是某种“自在之物”，可以撇开它，没有它也可以本着“社会主义积累”的精神“办事？
我们记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很少谈到推行自己的政策的主要“障碍”的意义，很少谈到国内市场容量的问题。现在我们补充一下，在提到这点以后，我们发现他有这样的说法：
“最后，我在这里不说由于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引起的……政治性的困难。”（第80页）
他信守自己的诺言：不多说。
不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著作中毕竟有一个地方反映出他的理论非常缺乏周密性和具有折衷性。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在“玩弄”自己的类比法（认真地“玩弄”）时，顺便写道：
“至于殖民地掠夺，奉行各民族平等和各民簇自由加入某个民族联合的社会主义国家，原则上反对在这方面的一切暴力方法。这个原始积累的源泉对它来说从一开始起就是关闭的，并且永远是关闭的。
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剥削一切社会主义前的经济形式，这就完全不同了。在像苏联那样的农民国家里，征税（向他们。——尼·布·）……应当具有巨大的、简直是决定性的意义。”（第58页）
我们不准备谈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一系列小矛盾。我们要抓主要矛盾，我们要请问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为什么在这种场合（涉及民族）政治动因（“平等的政策”〉迫使作者修改（不过只在一页上，因为其他页码上说的不完全是那个）自己的“基本规律”，而在谈工农联盟的“场合”，作者仅仅宣称：“我不说……政治性的困难”？其实，这是无原则的，前后不一致的，首尾不相符的！
尤其奇怪的是，关于在以前的（以前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殖民地中的经济政策和一般政策问题，总的说来只是复杂化的、稍有改变的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关系问题！看来，这个道理本来在书刊上、在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的决议上反来复去说得够多了。但是，你看怪不怪！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那样的同志，在“这个地方”碰到了困难，虽然这个地方写得非常清楚明了。
从实质上分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论据是颇为可笑的。好吧，只举他的“因为”民族问题而不容许迸行“殖民地掠夺”的论点为例。那么，在不存在“民族问题”的地方像“圈地”（当然不是直接意义上的）法这种东西是“可以容许的”吗？如果不容许，那是为什么呢？
只要提出这唯一的一个问题，就可以看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路线的全部虚伪性。
这条路线是同工农联盟的基本政策相矛盾的。
这种联盟的路线是过渡时期全部政策的实质。因为过渡时期最明显的特点主要是两阶级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大生产和小生产、合理的计划和无政府主义的市场等等问题表现了主要的阶级问题，即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把经济和政治分割开，而且是全面地分割开，回避政治——这意味着不理解整个问题，看不到它的历史意义，忽略了对之无法回避、远离和躲藏的主要的东西。
或者我们在过渡时期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那么，这条路线应当是我们各种活动的基本原则。
或者这对我们来说是“漂亮话”。那么，我们可以容许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同志指出的“贵族的自由放任”。但那时，我们应当清楚地看到，这是反对工农联盟，这里是另一种的、非列宁式的对革命动力的估计，这里基本上是另一种关于整个革命进程的观念。
这样就应当作出抉择。
我们用不着证明，我们应当作怎样的抉择。因为列宁主义不仅被合乎逻辑的论据（甚至是最完善的）所证实，而且至少被三次革命的经验所证实。
七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规律”概观
现在我们想对“规律”的总的表述说几句话。首先，必须指出这一“规律”的内容本身的混乱，这种混乱初看起来是潜在的、看不见的、隐藏着的。
我们设想两种类型的国家：具有数量不大的附加农业的工业国和具有薄弱工业的农业国。为了明确起见，我们用下图表示，
白的部分——农民经济。
黑的部分——工业和转归无产阶级的大农业。
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黑的部分（工业和大农业）落到了无产阶级手中。当积累过程开始的时候，不难理解，在第一种情况下, 工业剩余劳动的”比重”对社会主义积累将具有巨大的意义，在第二种情况下意义则小得多。但这种原理是真正的人所共知的真理，因为这只是下列事实的另一种表现，在第一种情况下，工业的“比重”比在第二种情况下要大得多。
但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同时提出了另一种原理并把它同“人所共知的真理”联系在一起，这是不对的，因为有时则不然。也就是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谈到了城乡之间的等价交换，或者更确切地说，不等价交换，而且得出结论说，似乎农民经济的比重愈大，相反地，交换就愈不应该是等价的。但是，如上所述，这并不尽然。假设我们面前有一个高度发达的经济综合体。假设其中的农民经济因而占微不足道的数量（大农业生产和集中的工业占优势）。这是否意味着从农民转为牡会主义积累基金的剩余劳动的比重是很大的呢？不，这种比重是极小的。但这是否意味着，这里必定存在着等价交换？根本不是。因为恰恰由于技术经济结构差别很大而不等价程度可能很大。甚至在工业品的价格（本身）非常便宜的时候，农民将得到不完全的等价物，因为农民在单位粮食上的个人开支大大高于大农业的开支，因此，即使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在这里所计算的那样，按照“两种制度”来计算，在交换时劳动价值的差异也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问题并不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看起来那么简单。
为了更仔细地看看“规律”，我们应当一开始就详细分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实际上把“社会主义积累”理解为什么，等等。我们听听作者本人是怎样说的：
“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积累就是把剩余产品加入到生产的固定资本中去，这种剩余产品不是在社会主义生产的代表之间进行额外分配的，而是用来进行扩大再生产的。相反地，我们把国家手中的物质资源的积累叫做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这种物质资源主要来源于国营经济综合体之外（着重号是我加的。——尼·布·）。在落后的农业国中这种积累应当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在很大程度上将加速……时刻的到来，加速这个（即国营。——尼·布·）经济最后获得对资本主义的纯经济上的优势……用第一种方法进行的积累，即靠牺牲非国营部门的积累，在这一时期显然占优势。因此，我们应当把整个这一阶段叫做原始的或预先的社会主义积累……我们苏维埃经济的基本规律恰恰是原始的或预先的（着重号是我加的。——尼·布·）社会主义积累的规律。国营经济部门内的经济生活的一切基本过程都服从这一规律。另一方面，这一规律改变并部分地消灭了价值规律……因此，我们不仅可以谈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而且如果我们不理解社会主义积累规律在苏锥埃经济中所起的中心作用，我们对苏维埃经济的实质就一窍不通。”
首先，我们要指出一些小事情。第一，不能把产品加到资本中 去；第二，不仅追加的固定资本的加入被称作积累（而变成资本的 原料呢？）；第三，不能把“在社会主义生产的代表之间进行额外分 配”同“扩大再生产”对立起来（“不是”，“而是”）：例如，如果有新工人加入生产过程，这就是扩大生产。但是，当然，这一切都是比较小的事情。
当我们谈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基本的“定义"时，问题就重要得多。
他把两个概念严格区别开来，社会主义积累的概念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概念。他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把什么什么称作“社会主义积累”。“相反地”把什么什么称作“社会主义原始积累”。
他是根据这一点来谈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但当我们在这段话之后，确实在几行字之后看到“原始的”一词消失时，我们是多么惊讶！后来，当我们在基本规律的基本表述（我们在上面引用的）中看到这个词也消失了的时候，我们又是多么惊讶！那里是这样说的：
“社会主义积累的基本规律是整个苏维埃国营经济的主要动力。但看来这个规律具有万能的作用”（第92页；接着就是“公式”）。
那么，看在上帝的面上，请告诉我们，说的是什么规律？
也许读者会认为，这里发生的是偶然的错误，对这一切不必在 意，在匆忙的工作中犯错误的人还少吗！但是我们认为可以找一找这种明显的混乱的某些根源。
正像我们所看到的，原始积累时期主要是剥削私有经济的时期；正像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同志所强调的，在国营经济“对资本主义最终取得纯经济优势”之前，这个时期一直会存在下去。
这里向我们提供了：（1）过程的物质经济内容；〈2）它的历史界限。
现在我们不妨研究一下这些论点。
看来，只要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谈到基本规律等等，就可以 认为，指的是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的那个国家的资本主义。
既然如此，“优势”(“决定性的地位”）相当快地得到了保证。这是“对资本主义的经济优势”，这种优势在不正确的政策下可能失去。但是这种优势是存在的，因为在生产力曲线上升时，无产阶级手中有大生产的规律。
这么说来，非常明显，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对基本规律所作的表述就不可能提出来。因为这个表述是适合于长得多的时期的。
但如果说，指的是技术上更进步的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
那就十分清楚，整个“原始积累”同积累是融合在一起的。因为，比方说，苏联达到美国的水平，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这一切就会列入原始积累栏！那么，“原始"就真正成了经常不断的了！
关键就在这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悄悄地把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变成一般的社会主义积累。同时把“原始的”规律变成一般的规律。这一切为的是把工业靠农业为生时期的政策拖长到电气化为止。
因此，在这些奇迹般的变化中，存在着那种与我们在上述一切 分析阶段中所揭示的相同的逻辑。这就是不正确地理解既作为政治上有联系的阶级又作为一定经济形式的阶级体现者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应当形成的相互关系的逻辑。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核心就在这里，不幸的是，这个核心是糟糕的。
※ ※ ※
惯于分析各种色彩的意识形态的读者立即会识别出这里是行会思想，这种思想同其他阶级“无关”，它不关心无产阶级政策的基本问题，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权问题。只要向这方面迈出一小步，我们这里完全会产生俄国类型的彻底的工联主义者的半孟什维克思想：蔑视乡下佬，把更多的企业租让给外国资本，不为合作化的梦想和农业主义花一个戈比，为了“无产阶级”而加强对农民的压榨等等。这种思想就是从这里“生长”的。如果绝大多数党员群众拒绝接受（而且以一种很尖锐的形式）这种的或相似的“理论”，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些“理论”能够毁灭（只要它们有机会“掌握”群众，幸而现在和将来都没有这种机会）工农联盟，也就是说能够毁灭工人国家即我们苏联赖以建立的花岗石般的基础。
[1] 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叙述中不完全清楚，这里包括的只是以前的殖民地的农民还是所有的小资产阶级经济。实际上这无关紧要。因为，比方说，除大俄罗斯外，我们这里包括旳是大量的农民。毫无疑问，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在工人国家里看到了殖民地。
[2] 这里只指出了基本过程；当然，农业公社、劳动组合以及其他生产组织也将起自己的作用。
[3] 虽然土地从法律上讲是工人国家的财产这一状况具有很大的意义。
[4]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3页。——编者注
[5] 我们不可能在这里详细分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一个总的理论论点，即他（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把社会主义积累过程说成是两种规律——社会主义积累规律和价值规律的斗争的那个论点。按照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意见，杜会主义积累规律部分地使价值规律失去作用，部分地“取消”价值规律，使它在这个时期完全退居次要地位。
我们在这里只发现：高级经济综合体的超额“利润"来源于，（1）这一事实，即个别的成本在这里低于社会的成本，即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2）垄断的事实。如果对很长一段时期进行观察，不难看出，第一个规律表现和依靠生产力的发展，而第二个规律多多少少同我们在正文中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保守倾向相联系。另一方面，价值规律 （在无组织的社会中它也就是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是垄断的一定的限度。因为在分配生产力时存在着客观限度；如果超越了这个限度，严重的危机就不可避免。最后，无所不包的"垄断”，即社会的普遍组织，把自发的价值规律变为有计划的有意识的经济政策“规律”，合理分配生产力的规律。因此，情况比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所说的要复杂得多。
感谢 黄胜利 录入并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