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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派共产主义”旗帜下的第二国际
布哈林
1924年
秦永立 译 林英 校
原文载于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1924年第5—6期第16—25页。中译文来自《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第3期。
《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编辑部注：据编辑部所知，德国党中央公开谴责了布哈林同志论文中提出批评的鲍里斯同志的讲话。
“反社会主义党人法给予我们一种极大的好处，就是它使我们摆脱了那些染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德国‘大学生’的纠缠。现在我们已经强大得足以消化掉这些重又趾高气扬的德国‘大学生’。您自己确实已经做出了一些事情，您一定会注意到，在附于党的青年文学家中间，是很少有人下一番功夫去钻研经济学，经济学史、商业史、工业史、农业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的。有多少人除注意毛勒的名字之外，还对他有更多的认识呢！在这里新闻工作者的自命不凡必定支配一切，
而结果也正好与此相称。这些先生们往往以为一切东西对工人来说都是足够好的。”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的信[1] |
共产国际及其各个支部正在迅速向前发展。但同时，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忽视目前正有一种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的危险。我们指的是各共产党队伍中理论修养不足的危险——如果可以这样表述的话。形成这一危险的原因，是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一系列国家的工人运动的经验向我们清楚地表明，轻视理论训练，对“理论”这种“深奥的事件”不感兴趣的狭隘的“经验主义”，往往同机会主义的蜕化联系在一起。对理论“漠不关心”、“妥协”、“忍让”，以及庸人所特有的其它德行，所有这一切，最终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这样的“实际”结果：它以一种无比巨大的力量把那些对理论“漠不关心者”抛到革命运动之外。正因为如此，所以，一方面，重视理论；另一方面，对理论的极迫切的“渴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证了布尔什维克党在同机会主义斗争中保持意志的统一，并经受一切锻炼，而我们党有一切理由以此感到自豪。
遗憾的是，如果我们环顾整个共产国际，情况远非如此。如果说，在我们这里可能存在着一系列蜕化的理论（如“延其缅主义”），那么在国外我们看到了更加严重得多的问题的迹象。目前情况的特点是，一方面有来自有教养的半马克思主义者（类似法国的科尔施教授、意大利的格拉齐阿杰伊教授、匈牙利的卢卡奇教授，等等）方面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这些人把他们攻击的矛头指向唯物主义（科尔什——卢卡奇），或者攻击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格拉齐阿杰伊）。除此之外，另一方面，我们还看到归附工人运动的可怜的知识分子中的那些不学无术之辈的表演。这些人类似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写到过的那种大学生，他们善于利用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为自己效劳，可是他们对马克思和列宁著作的熟悉程度只相当于他们掌握中文的水平。他们极善于观测风向，在执行右的方针时，他们最右；左起来时，他们最左。但是，由于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没有任何核心，因而很自然，在他们身上（或许这是不以他们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的吧！）有一种倒向资产阶级理论的“神往和病症”，虽然这并不妨碍他们拼命地叫嚷，标榜他们在每一步上都是左派，也不妨碍他们用无产阶级及其神去发誓，他们扭捏作态并扮演急进的小丑角色，亏得这种表演不需要付出紧张而巨大的智力，充其量不过要求一对天才的双脚。
这里我们剖析一个这种杂技表演的例子，就是某个叫鲍里斯的同志在德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国际》杂志第10—11期上的杰作。我们的任务不是来分析这位同志批评提供给共产国际四大讨论的那个纲领草案的全部“论据”。有一句智慧的谚语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看上去并非天资绝顶聪颖的人可能提出许多问题，即使十个智者也回答不了！我们既不想列数鲍里斯的无智的全部事例，也不想回敬针对我们许多同志的那些“恭维之词”（布哈林——“发狂的小资产阶级”、瓦尔加——资产阶级、塔尔海默——带流氓无产阶级色彩的“小资产阶级”，等等，等等）。我们只有一个较为“普通的”任务：想要指明，我们的英雄是怎样在自吹自擂急进的旗号下把第二国际的意识形态的私货偷运进我们队伍中来的，正是这一点需要向工人同志指明，即提醒他们注意揭破思想的骗局。
1.为帝国主义强盗行为辩护
关于殖民地问题，关于殖民剥削及这种剥削的经济后果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政策，是划清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界限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从社会学观点看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恩格斯早就以惊人的理论的洞察力指出过殖民政策对工人运动发展的影响。恩格斯从英国在世界市场的垄断地位、从资产阶级依靠掠夺殖民地得以收买工人阶级的情况出发，推论出英国工人阶级的落后性、保守性和愚钝性。恩格斯甚至直接写过，在英国“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化了”。一切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把这点看成是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蜕化的基础，对社会民主主义展开尖锐的批判也是从这点出发的，只有承认这个基础，才会有正确的革命策略。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工业无产阶级才有可能战胜帝国主义，即不仅在宗主国、而且也从殖民地方面来推翻帝国主义。难怪列宁还在战争初期就认为，最重要的是把所有国家区分为列强（剥削的主体）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剥削的客体）。这就是共产国际的力量所在。这一点——再重复一遍——是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的变节行为最本质的、最重要的区别之一。
现在请听听我们来自“左派”的“极聪明的”批评家在说些什么：
“资产阶级提高了大陆上的工人的工资，由此而使工人们对掠夺感到兴趣，这应该是标志着什么呢？欧洲和美洲的工人正遭受剥削。工人们得到的只是自己劳动力的价值，即为了维持和延续其阶级的再生产所必须的消费资料。自然，生活资料的总额应能维持工人个体（！），即维持工人的正常生活状况，并通过生殖得到蕃衍。由于工人的斗争达到了相当高的生活水平，生产力的提高则是提高生活水平的先决条件。资产阶级为了收买工人阶级，而增加大陆上工人的工资并不是什么超额利润。超额利润根本不存在，有的仅仅是普通的利润，而它是由生产中的剩余劳动创造出来的。”（336页）
接着，学者鲍里斯指出了利润差别的事实，又继续发挥他的“论据”：
“把工业中的超额利润同农业中的超额利润加以区分是必要的。工业中的超额利润是不固定的，它是从生产单位技术进步本身中得到的。但是没有这样的生产单位，它逐渐成为最先进的。今天是这些企业，明天则是另一些企业得到这种利润。”（336页）“关于从殖民地得到超额利润的说法是不正确的。”（337页）
这个“分析”的结尾，批评者提高嗓门叫嚷：“就在这里，共产国际竟把这种阶级调和的胡说（当然是指从殖民地得到超额利润的学说——尼·布哈林）提到了纲领的高度。”（337页）
先谈谈关于“胡说”吧。请把马克思的著作打开。我想，勇敢的鲍里斯总不至于认为马克思也是（至少在目前）“发狂的资产者”。对他，批评者总该有点了解吧，只要他（批评者）还不是彻头彻尾的招摇撞骗者。请读一读《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卷第二部中论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部分：
“萨伊为（康斯坦西奥翻译的）·李嘉图著作所加的注释，只有一个关于对外贸殊的正确意见。通过欺骗行为，由于一个人得到了另一个人失掉的东西，也可能获得利润。在一个国家内，亏损和盈利是平衡的。在不同国家的相互关系中，情况就不是这样。即使从李嘉图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一点是萨伊没有注意到的，——一个国家的三个工作日也可能同另一个国家的一个工作日交换。价值规律在这里有了重大的变化。或者说，不同国家的工作日相互间的比例，可能像一个国家内熟练的、复杂的劳动同不熟练的、简单的劳动比例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富有的国家剥削比较贫穷的国家，
甚至当后者像约·斯·穆勒在《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
从交换中得到好处的时候，情况也是这样。”
[2]（后面的着重号是我加的。——尼·布哈林）
最可敬的鲍里斯，马克思可不也是这样想的吗？那么，是可怜的马克思也有“阶级调和的无稽之谈”吗？就算是这样吧，但这一来就叫人搞不清楚，是我们与马克思有“原则性的矛盾”，还是我们的又放肆又无知的批评者呢？
利润的差别，最可尊敬的，确实是来自一些技术最进步的企业。这是每一个哪怕只读过《资本论》第一卷的人都知道的。但是，只有惯于想入非非的人才想得出，“今天”这个国家，明天由于技术构成方面发生变化而换了别一个国家。可惜，鲍里斯的深思熟虑的议论提出的正是这样的无稽之谈。换句话说，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划分——我们时代结构中最基本的划分，对于鲍里斯来说是不存在的。在他那里，殖民地也好，宗主国也好，都是一家人，大家跳着充满和平气氛的、田园诗般的美艾女舞，而鲍里斯自己则吹奉着牧笛。真是古怪的“马克思主义”，可疑到了极点。然而，对资产阶级来说，不管从哪一方面倒都是极合他们的胃口的。
根据马克思（自然，不是根据鲍里斯：除这两个历史人物的名字不同外，还有某种极细微的区别）的意见，穷国遭受富国的剥削，甚至穷国在交换中得到好处的时候也是如此。但后一种情况决不是通常的现象，实际存在的是一系列其他的情况，概而论之就叫做掠夺。只有依据鲍里斯的看法，历史是一片闲适的和平景象，尽管鲍里斯装作他既读过马克思，又读过罗莎·卢森堡的著作。上述一切说明什么呢？它说明，不管鲍里斯怎样念念有词，超额利润终究是完全现实地存在的。鲍里斯的咒语，如同一切咒语一样，与科学毫无共同之点。
关于超额利润就谈这些。现在谈谈关于工资和“收买工人阶级”问题。观察事物，如果不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眼光（这种理论眼光要求即不局限于自己鼻子底下的事物，而看得更远，现在，在当代，必须从分析世界经济关系出发）而仅仅用英国人、德国人，或者美国人的眼光来观察事物，那么，鲍里斯，就会像任何一个资产者或社会爱国主义者一样，是完全正确的。可是，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决不会这样来观察问题。
事实上，连“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根据恩格斯的表述）得到以工资形式的收入，亦是得到相当于其劳动力的价值（如果我们把价值与价格的区别抽象出来的话）。但是，为什么英国工人的工资高于印度工人呢？为什么他们的熟练程度不一样？为什么他们的生活水平有差异？最后，为什么英国生产力的发展比英国殖民地快？这里没有一点什么规律性吗？
当然，许多人（亦包括鲍里斯在内）不喜欢多给自己提问题。这样做有什么必要呢？他们除了自己的两条腿以外，其余就只有傻瓜才会对之感兴趣的骂街的本领么！
可是，只要提出上述问题，就足以看清事情的本质。
正因为一些国家剥削另一些国家，生产力发展才不平衡；正因为它们，宗主国，获得超额利润，宗主国的积累才进行得较快。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有了我们称之为“超额工资”的客观可能性，当然它亦是工资，就像超额利润是利润，而不是什么发霉的奶酪或不是鲍里斯的泼妇般的骂街。但是，这种高于一般水平的工资来源于对殖民地的剥削，因此，在这里就产生了我们在纲领草案中已经说过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相对的“利益共同性”
由此可见，我们的批评者的理论（如果这个词对鲍里斯可以适用的话）观点是资产阶级的观点，是强行输入到我们队伍中来的第二国际的观点。
鲍里斯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方面的实际政治立场同这种“理论上”的耻辱密切相关。请看看，他这个人多么地“左”，多么地“纯粹无产阶级化”，诸如此类，以至于他感到与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部分甚至与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是可耻的事情；他故作姿态，要求南非的布西门人也应立即实行社会主义，但他又极端憎恶民族解放斗争。这实际上意味着拒绝支持一切有利于摧垮资本主义体系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如恶毒挖苦“希瓦的阿訇”“土耳其斯坦人”及其他等等的基利弗尔金格之流一样，“左派”鲍里斯实际上不是别的，而是一个戴着左的共产主义面具的地道的社会沙文主义者。
同这种人，我们不是走在同一条道上。
2.“繁荣的资本主义”论
如果鲍里斯“同志”已经走到了否认殖民剥削这一步，那么，从这里到实际为帝国主义战争辩护，就只有一步之差了。因为须知战争只是政治的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是人所共知的真理。
鲍里斯为战争辩护，采用的是最平庸，最鄙俗的资产阶级学者所“制造出来”的辩护方式。在战争期间，特别是战争初期，某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尤其是那些俯服在统治的金融资本家集团脚下，摇尾乞怜的人，杜撰这样一种理论，据说，战争除了引起工业的繁荣以外，并不会带来任何别的东西。只抓住一些表面现象，庸俗经济学家的特点就在这里。确实在战争初期，由于对军需品的需求，刺激了对煤、铁、钢等需求的增长，各地失业者减少了，工业有所发展。然而这些“可爱的”人们没有看到，与此同时，还发生着生产力往非生产性消费方面的重新配置，使生产大炮等等，代替了固定资本部分的生产，而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前者是不属于生产过程的。这样做，无疑义地带来了生产力的破坏。我们还不说战争行动引起的直接的破坏性后果。要说这一点，那么连小孩都知道，战争使一千万人丧生，破坏了难以数计的物质财富。
有人会问，对这一点，谁能反驳呢？现在，就连最鼠目寸光的资产者也懂得，这样的战争决不是意味着普遍的安定。
真没有人反驳呜？鲍里斯来反驳了。
这位最可敬的批评者“驳倒了”我们关于从殖民地获得超额利润的原理之后，他依然是那么放肆地声称：
“这个提纲还有更笨拙的一章，那就是专论战争和战争后时期的那一章。”（337页）
总之：
“关于战争招致生产力的毁灭的这种说法是不对的。”（344页）
“他（即我。——尼·农哈林）断定，战争毁灭了巨大的数量的生产资料。其实，适得其反，世界的生产机构在战争结束时规模比战前更大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正在扩大了的基础上进行。”（337页）
“现在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不是像布哈林和瓦尔加认为的那样是所谓生产不足的危机。这样的危机根本无从谈起。”（338页）
照这样说来，如果——举例来说——世界上死了一千万人，就意味着生产力提高了；如果半个法国遭到毁灭，就等于不变资本有了增长；如果成百公里的铁轨被炸毁，这无疑是意味着铁道网的大发展；如果制造炮弹代替了机器和农业生产工具的生产，那是意味着工、农业极大进步了，要知道炮弹能够更好地耕松土地；最后，如果死尸堆成了山，那就使土壤得到改良。这确实是上帝给我们的恩赐：社会的“生产机构”成倍地扩大了。
一系列地区由于饥饿而使人全部死绝，倒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标志，这是多么荒诞不经；甚至连标征资本主义的富裕阶层都变穷了，正好是繁荣的鲜明象征，这是何等荒唐无稽；最必需的产品的数量减少了，恰恰不能称为生产不足，又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
可是，这恰好是鲍里斯的疯子逻辑。
假如他援引说，美国繁荣过度了，那么他实际上是对的。可是，如果说，就是今天，即在签订和约的六年之后，，世界的生铁和钢的产量比战前减少了，那么这显然是个别现象，完全可以略而不论。
总而言之，鲍里斯在这一点上——也许是无意之中——即他剽窃战争疯狂年代最拙劣的经济学家这一点，显示了他的若干逻辑能力。他引用了我的再生产缩小的措辞，说：
“我想循着他的路子用数学方法把公式推导下去。”（387页）
结果他得到了零，直到零以前他的公式推导都是完全正确的，他甚至可以“用数学方法”一直推到“负无穷大”（—∞）于是鲍里斯在这里得到了胜利：
“这就是说，布哈林认真地支持这种意见，即共产主义经济秩序应该直接从零开始。”（337页）
这真是在卖弄聪明，假如不只是绝顶的愚蠢的话。“用数学方法”推导过程是可以的，可是怎么能把这种推导（用数学方法的推导）径直搬到现实中来？怎么可能把生产力的暂时的下降变为绝对的？而在人们面前表现出又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无知，怎么会不害臊？
如果战争所带来的是普遍繁荣和安定，如果谈不上什么战争的破坏性后果，那么见鬼，无产阶级何必要进行反对战争的斗争呢？这个问题也只有请教鲍里斯了。
在我们面前，不仅赞扬殖民政策，而且还颂扬帝国主义战争，颂扬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为他的最严重的罪行辩护，这一切都比基利弗尔金格之流的理论更坏。这是十足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叛卖。
这种“繁荣论”同社会主义不能“在崩溃的基础上建设”的原理是相关联的。后者的主要内容，我们从考茨基和形形色色的孟什维克那里早就听到过了。我们祝贺鲍里斯“同志”同这些亲切而又“革命的”伙伴合在一起了！
3. 鲍里斯同志的“危机论”
总之，生产不足的危机“根本不存在”，它是布哈林和瓦尔加臆造出来的。然而鲍里斯——深刻的思想家。他悄悄地接近到这样的思想：危机的年代大致上已经过去了。在第338页上，他指出：
“同时（与资本主义的有机构成增长的同时——尼·布哈林），在生产领导方面的计划性也在提高。”
接下去，他又以如下方式“加深了”这个思想：
“一个部门的有机构成越增长，这个部门的管理就越有计划。自然，计划性的提高并不会导致竞争斗争的削弱，恰好相变，它使竞争加剧了。对生产的有计划领导导致有计划地限制生产，从而使危机部分地消失了。”（339页）
“资本主义有机构成越增长，领导也就越有计划。”（339页）
对这个地方也需要给予认真的注意。
有计划的领导，据鲍里斯的意见，将会使竞争加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可能有的（如果这句话还有一点某种意思的话）只有这么一点内容：一个部门，只要具备上述的有计划的领导，其内部的竞争将缩小甚或消灭，然而联合的各部门之间的竞争则将加剧。事情不能不是这样，因为实行有计划地领导的部门内部竞争不可能尖锐起来。
但是，计划性部分地消灭危机又是什么意思呢？计划性能够消灭有计划地领导的部门内的矛盾，这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它对整个经济将会带来什么影响呢？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争论。正是针对这一点，鲍里斯回答道：危机将由于这种计划性而被排除。
这种货色不是别的，正是老的、极端腐朽的修正主义理论。已经逝世了的爱德华·伯恩施坦早就大肆宣传过这种理论。伯恩施坦寻求“进化的”发展方式，提出以卡特尔作为克服不给人道的、文明的、有道德的资产者以安宁的倒霉的工业危机的手段。迄今为止，共产主义队伍中没有一个人不憎恶这一股理论的浊流。而现在，如我们所看到的，却出现了一批放肆的青年，他们把这种可怜的马尼洛夫精神带进到共产党的理论刊物中，而那些“很有学问的”编辑，竟然不提出任何异议，不给予任何反驳、甚至连反驳的意思都没有，安然地为这种胡说八道整放绿灯。
真是什么世道！什么风气！
鲍里斯一本正经地告诉大家：
“资本主义的有机构成越增长，领导计划性就越提高。”（339页）
总之：
1. 生产力甚至在战争期间也在提高；
2. 这种生产力的提高反映在资本主义的有机构成的增长；
3. 资本主义有机构成的增长反映在有计划领导的增强；
4. 计划领导的增强，又反映在危机部分地被排除。
就像二二得四一样，得出的结论（这里么，我们是有充分的权利作这样的推论）是：资本丰义的发展就是趋向于危机的排除。
这就是鲍里斯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论从哪方面看，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乔装打扮的改良主义者，同时还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大笨蛋。
※ ※ ※
上面我们仅仅分析了此人议论中的最重要的几点，而这个极端狂妄自大，自命不凡的人，如同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一样，教训我们说，奴才与工人有区别，资本主义制度中有资产者与无产者，诸如此类。但是，我们清理的这几点有重大意义，因为它揭穿了此人的真面目。为殖民政策辩护，为帝国主义战争作经济上的辩护，颂扬资本主义的稳固性，否认它的最惹人注目的矛盾，所有这一切，无不是从第二国际那里来的。
这个著作家无数次地叫嚷，他不要同农民打交道；他仅仅要完全的社会化（直到把最小的小业主也社会化），“让一切资产者统统见鬼去吧！”（341页）；他不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打交道；他反对统一战线；他到处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直至最落后的殖民地也不例外，并且要最快速、最完全、最无产阶级化的社会主义，等等，等等——反正我们不能相信他。
这种“著作家”，把社会沙文主义者关于当代最根本、最实际、最重要的问题的最丑恶的思想体系偷运到我们中间来。这些人，如果不在批评的压力下改正自己的观点的话，就必不可免的滚到资产阶级方面去。
对他们的最迫切的忠告是：学习，学习，再学习，不要做类似恩格斯提到过的那种大学生，像一种有害的微菌，寄生在党的机体里。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33页。
[2] 同上第26卷且第112页。
感谢 雨宫花凛 收集、佐仓绫奈 录入并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