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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反对派经济纲领的批判
（1923年10月的教训）
布哈林
第一次发表于1925年。中译文来自1981版《布哈林文选》
我们现在认为，试图对去年的经济讨论作出批判性的总结远非是多余的。“总结”就是从反对派同志的共同性的错误观点入手来分析反对派的经济纲领，对于这些共同性的错误，我们在前面几篇文章中已经作了揭露。由于去年提出的一系列个人性质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所以这样做就尤为必要。从另一方面说，似乎大家或多或少都知道对中央的批评是错误的。的确，请好好回想一下，他们写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宣传了什么。
比如说，在著名的四十六人声明中断言：
“目前形势极端严重，我们不得不……公开吿诉你们：继续执行政治局多数派的政策，将给全党带来严重的危害。今年7月底开始的经济和财政危机和由此产生的一切政治（包括党内的）后果，无情地暴露了党的领导在经济方面，尤其是在处理党内关系方面很不称职。
中央的各项决定临时应付，轻率从事，不成体系，在经济方面没有做到收支平衡，结果，我们在工业、农业、财政和运输方面取得肯定的巨大成就的同时，还面临着这些成就停止不前和严重的普遍经济危机的前景。而国家经济的这些成就是自然而然地取得的，不能归功于不称职的领导，而是在不顾这种领导，或者毋宁说，在缺乏任何领导的情况下取得的。
如果不迅速采取广泛、周密、有计划和果断有力的措施，如果目前这种缺乏领导的情况继续下去，我们就可能面临空前尖锐的经济动荡，与此相联系，必然造成国内形势复杂化，并使我国对外的活动和力量全部瘫痪。”
大家知道，没有发生“我们的活动和力量” “全部瘫痪”的任何情况。在经济方面，在党内以及在对外政策方面，“一切情况都是相反的。” 在经济方面，同在其他方面一样，成就决不是由于采取反对派提出的路线而取得的。但是，仍然应当从那些确实真心诚意想要把我们的党从可怕的毁灭的灾祸中“拯救”出来的许多同志的这些错误中得出一些教训。对1923年10月的教训也应当加以批判分析。我们也提醒我们的谈者对这一分析予以注意。
一 无产阶级专政和各阶级（无产阶级的基本战略路线）
在论托洛茨基同志的“不断革命”的文章中，我们同时指出，在我国革命的进程中各个阶级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怎样具体发生变化的，而无产阶级专政最后又是怎样站稳脚跟的。从形式上看，托洛茨基同志所希望的东西已经实现（但是他不会也不能导致这种结果，因为他没有看到这个过程的各个过渡阶段）。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因为托洛茨基同志完全没有正确理解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毁灭”论等等）。
在这里，我们想用肯定的方式作出，更确切些说，拟定过渡时期关于各个阶级的问题的一般答案，因为这个问题不够明确，不是一眼就能看清楚的。
列宁同志写道：“……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内，社会制度是以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为基础的，而现在也容许'耐普曼'即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条件下参加这个合作，如果在这两个阶级之间发生严重的阶级分歧，那么分裂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我国社会制度内并不存在必然发生这种分裂的基础，……因为我们共和国的命运归根到底将取决于农民群众是跟着工人阶级走，忠实于和工人阶级的联盟呢 还是让'耐普曼'即新资产阶级把他们和工人拆开，使他们和工人分裂。对这两种结局，我们看得愈清楚，我国全体工人和农民了解得愈清楚，我们避免那种足以使苏锥埃共和国覆灭的分裂的可能就愈大。”
[1]
在这个简短的摘录里，说明了这个问题的提法的全部实质。但是必须彻底弄懂这个实质，或者至少弄懂它的一些主要方面。
首先，这种阶级合作的论断，会使从资本主义世界脱胎出来的 马克思主义者大吃一惊；而容许同资产阶级合作的说法也许会使这种马克思主义者更加吃惊。可见（啊，可怕！啊，可耻！）我们“甚至”要同资产阶级合作。怎样理解这一点呢？怎样对待阶级斗争呢？这一切与我们的总的观点又怎样协调起来呢？这个从阶级斗争理论，向（资产阶级的）阶级合作理论的有争论的“转变”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难道这就是我们“蜕化”的开始吗？
持有这种论点的人，大概是不了解一个基本的事实：在我国无产阶级巳经取得了政权，已经存在着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这一系列问题和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是不相同的。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的总路线就是炸毁整个社会、分 裂社会和摧毁国家的路线。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的总路线就是巩固整个社会的路线，就是反对分裂社会的路线，就是加强国家（直到国家开始“消亡”的阶段）的路线。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主张进行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革命。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工人阶级主张走向共产主义的进化的发展，因为现在不是要摧毁无产阶级的国家，而是让它“消亡”。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主张在社会内部进行国内战争。
而在无产阶级自己实行专政的条件下，当要巩固专政的时候, 它就拥护国内和平，惩罚破坏这种国内和平的行为。
可是，如果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反映整个社会统一的某种“阶级合作”的外壳，那么，这决不意味着阶级斗争的停止，而是阶级斗争采取了另一种形式；另一方面，这种阶级斗争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斗争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发展趋势（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当整个社会还没有分裂和没有崩溃的时候，阶级斗争不断尖锐化，而在顺利地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条件下，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开始“消亡”）。
无产阶级专政，即组织成为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对存在于这个“政治上层建筑”下的各个阶级持完全不同的态度。
我们所有的导师通常都把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看作几乎仅仅是镇压阶级敌人的工具，如果用庄重的语言来表达就是“革命的尚方宝剑”。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们不可能透过历史的帷幕，比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和他们在俄国的伟大继承人看得更远。但是，列宁在提出合作的论点时，也就提出了今后关于无产阶级国家“在无产阶级国内和平”时期（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全部复杂的职能的问题。由于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就不难看清在对待各个阶级态度上的全部区别。事实就是如此。
专政的职能对白卫匪帮、地主资产阶级、叛匪等阶层及其残余 势力是进行镇压，也只能是镇压。
无产阶级及其国家政权对新资产阶级则抱另一种态度，因为这个新资产阶级在当前各种社会力量对比的情况下，是社会所需要的一个阶层，它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范围内和在一定时期内执行着对社会有益的职能；对待新资产阶级决不能只限于用镇压的办法。在这方面还有无产阶级的合作，而在这种合作之中就包含着阶级斗争。工人阶级的总路线是什么呢？利用这个资产阶级，到一定的时候就战胜它。主要是用经济排挤的方法去战胜它，同时用自己的人和各种机关、设施等代替拥护资产阶级的人和各种机关的方法去战胜它。私人资本不能用一道命令予以没收，也不能用革命的宝剑机械地一挥来砍倒。只有在我们的国家机构和合作社成长壮大的基础上，在经济斗争的过程中才能战胜它；私人资本现在正在被国家机构和合作社排挤出去，它在经济上（由于在凡是适合的地方都施加了国家的压力）正在从自己的阵地上被挤出去，让位给各种更加完善的经济形式。在这里也有镇压，但这不是重点，在这里也有合作，也有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胜利时）在排挤和消灭的基础上将会成胜阶级敌人及其所代表的经济形式。归根到底，我们要撵走“耐普曼”。
无产阶级专政即国家政权以间接的方式表现着所有这些类型的关系。但是，如果无产阶级专政有可能与耐普曼合作，那么，这在社会上绝不意味着国家政权就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权，而是无产阶级和耐普曼的政权。任何相对稳定的社会（除了共产主义社会以外）都是“对立的统一”，都是各种阶级的统一。但这并不是说，在任何社会里国家政权都是各个阶级参加的联合的全民政权。奥托·鲍威尔先生之流的论断就是建立在这种人所共知的混合体的基础上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形成了另一种关系。在这里有镇压的因素吗？有，但程度非常小（附带指出，对无产阶级也可能用强制手段，因为先锋队有时候要压制自己的后卫）。这里有合作吗？有，但程度非常大，而且是在各种阶级分歧和阶级摩擦的程度都很小的情况下。在这里（在社会主义胜利时）发展的总趋势也是既制服各种经济形式，又制服一种社会阶级类型。但是这种“制服”在这里并不等于排挤或者消灭。“制服”在这里是逐渐地改造个体经济，改造个人主义的社会类型。
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也间接地表现这种合作的类型。但是，在这里它也不会不是一个依靠农民和领导农民的无产阶级政权。
总之，我们有几种不同的态度：
1.镇压；
2.合作和斗争；通过排挤来加以制服；
3.更多的合作，更少的斗争；通过与排挤相反的改造来加以制 服。
当然，以上是一些扼要的论断，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条件的。这就是说，它们都是以向社会主义发展出为前提的。如果不是这样（这个问题将由党和工人阶级的具体实践、具体斗争和具体路线来加以解决），那么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分裂就会导致资产阶级领导农民来反对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的“合作”就要破裂，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被推翻。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有时也可能遭受很大的危险，但总的路线毕竟向好的方面发展，因此，整个说来，这个联盟会巩固起来，资产阶级将会退却。但是，不管怎样，我们所应当争取和保卫的这条路线，就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的路线，而工人阶级是这个联盟的领导力量和主导力量。归根到底，这场斗争将决定何种实际结局，将决定列宁所说的“两种结局”在实际生活中究竟实现哪一种结局。
现在，我们从另一方而来提出关于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的问题。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是领导阶级。在一定时期内（由于资产阶级起过历史的进步作用）资产阶级曾是“民族的代表”。当资产阶级社会学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制度”而把资产阶级看作是整个社会的领导力量时，这种论断是含有一部分真理的。当资产阶级学者们抹杀“等级制”的阶级性时，他们就是开始在犯错误、说谎和进行诡辩，他们撒谎说，似乎“任何一个工人”都可以成为资本家，他们掩盖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注定要处于雇佣奴隶的地位，它如果不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就不可能翻身。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则是另一种关系。工人阶级和农民是两个, 不同的阶级，工人阶级领导整个社会。但是工人阶级领导农民是力求在实际上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改造农民，把它提高到和自己一样的水平。农民绝对不是注定要过自己的“农民”生活。恰恰相反，它将经常（如果我们向前迈进的话）“在合作社的锅炉里烧炼”，因此，它一定会离开自己个人主义的“粪堆”。统治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关系在不断地尖锐化，这是资本主义的基本趋势。领导的无产阶级和被领导的农民的关系，和托洛茨基同志的理论相反，正在相反的意义上起着变化。
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作为两个阶级的对立，到一定的时候是一定会消失的，因为农民阶级将日益成为一个配角，成为一个落后阶层利社会主义社会工作者的后卫即“一般”劳动者的后卫。
当然，如果我们把这个未来完全搬到现在，而忽视现在的阶级斗争和工人与农民之间阶级摩擦的各种不同形式以及农民内部的分化等等问题，那就是最愚蠢的马尼洛夫精神和用感伤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但是，如果我们看不到自己基本的总前途，那也同样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任务是复杂而又困难的，因为具体的发展是极其矛盾的。但是，每一次都必须善于抓住具体实际，坚持自己的路线，因为这条路线是由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对这个问题的总的提法即总战略计划所决定的。因此，列宁在1922年4月决定我们的总路线时说：“全部关键在于，现在要同无比广大的群众，即同农民群众一道前进，用事实、实践和经验向农民证明, 我们正在学习，并且一定能学会如何来帮助他们，领导他们前进。……
如果说，我们党内还有反对这种极缓慢极谨慎的行动的论调，那也只是极个别的。”[2]
二 经济结合问题和反对派对问题的总的提法。所谓“工业专政”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此，我们在前面从阶级关系的观点全面分析过的东西，也适用于相应的经济形式，这些形式也决定着社会阶级类型及其特点。
应当始终认识清楚，我们这里有某种客观上存在的经济“整体”，即所谓“国民经济”。它的各部分是互相矛盾的；这里存在着许多对抗。这些对抗同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其相互关素的那三种阶级对抗一样，是沿着同一条路线发展的。但同时也存在着这些部分的相互依赖，它们的“合作”。换句话说，它们虽然处于相互的斗争之中，但却是社会整体的从属现象。阶级斗争、阶级合作和阶级联盟现在正是通过各种经济形式的斗争实行的，这些经济形式的实际体现者是一定的社会集团。农民经济在国家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表现在农民的社会比重上，但不是“成正比的”，因为农民仍然由于经济结构而被分为各个农户。无产阶级工业只有依靠农民市场，才能起经济上的领导作用。如果没有农民经济中的积累，社会主义工业中的积累是无法长期进行的。一个依赖另一个。我国经济的基本问题正是我国国民经济具有决定性的两半最迅速地互促成果的问题。因此，如果想要解决某个大的经济问题只从一个经济部门出发，那么一切尝试都预先注定要失败。因为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必然要超出工业的界限。正像我们基本的、主要的、决定性的政治问题是由无产阶级决定的，但可以说不是“无产阶级内部性质”的问题一样，决定性的经济问题也是处于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的相互关系之中的。正因为如此，工农联盟的问题同社会主义国营工业和千百万农民经济之间的经济结合的问题是完全一致的。
“应当知道，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
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借以为生的农业结合起来，以前没有这种结合，所以现在我们首先要建立这种结合。我们做一切事情都应当考虑到这一点。”
[3]
列宁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是这样说的。应当向农民证明，我们能够帮助他们。
“我们必须证明这一点，不然农民就会把我们拋到九霄云外去。这是必不可免的……应当明白这一点，负债（对农民。——尼·布·）的人总是要着急的。要知道，全国农民不再给我们信贷的日子快到了，那时，如果用一句商业术语来说，农民就会要求现金交易了。”（同上，第29页）
[4]
从这里产生了“学会做生意”的口号。因为城市新经济和农民经济之间的“结合”、相互影响是通过商业来进行的。而当1923年秋我们这里的城乡商品流转停止的时候，这就是结合的危机。
反对派同志究竟怎样对待问题呢？他们想要怎样解决当前的棘手的问题呢？他们那时向何处看？从哪里去找答案？
反对派的经济学家在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提出的决议对这个问题作了如下的回答：
“不仅必须提出基本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国有化工业同农民经济结合的问题，而且必须解释为什么这种结合在过去那段时期内没有搞好，为什么农村同私人手工业和私人商业资本的结合却发展得更为顺利。基本的原因是，缺乏把国营经济各部门的工作统一起来的计划”等等。（《真理报》1924年1月1日）
皮达可夫同志在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上解释说，只有国营经济才谈得上计划，并说中心问题有两个：“我们将怎样管理我们的国营经济”和“应当怎样实行计划”。
他继续说：“如果我们以全部力量、全部精力特别强调的不正是这两个问题，我们就不能解决结合的问题了。”（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红色处女地》出版社1924年版第23 页。）
托洛茨基同志在给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的第一封信（1923年10月8日）中确定了结合口号的“实际经济内容”：
“计划经济，工业硬性集中；工业和商业附加费用的硬性降低。”
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由托洛茨基同志作关于工业问题的报告，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为了加进关于农民经济的意义的一段话而展开了顽强的斗争。托洛茨基同志表示反对，指出在关于工业的决议中不容许加进这段——自然是正确的——话。经过为时很久的谈判，在大多数中央委员的坚持下还是加进了这段话。
这些摘录和这些事实说明什么呢？所有同志口头上都承认农民经济的意义。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彻底考虑这个问题，这里正是过去的反对派所犯的大部分错误的根源。
事实上中央的论敌是在不越出国营经济的条件下去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他们是从国营经济内部、有时甚至单从工业“内部”来“解决”结合问题的，他们的全部论述难道不正是说明了这一点吗？
他们把工业和农民经济割裂开来而孤立地考虑这个工业，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他们的结合口号的“实际经济内容”忽视了这一口号真正的“实际经济内容”，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城乡“分离”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工业品价格高；这种价格同国 内（农民）市场的容量的矛盾；货币在商品关系发展中不断贬值，货 币关系——一般商品流转特别是城乡商品流转的条件——崩溃；同时在农民经济中进行积累是不可能的或者是非常困难的（买、卖和以货币形式进行积累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完全的分离。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想在国营经济范围内或更干脆，在工业范 围内寻求解决结合问题的办法，那就是对问题的实质完全不懂的表现。
可以对党中央委员会的立场和“反对派的立场”间的差别作如下的概述：
中央的立场：毛病在于国营工业和农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主 要在于流通领域（行不通的价格，苏维埃纸币的濒死状态）。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只有推动流通过程运行，我们才能很好地医治国家的生产（迫使降低成本，使生产合理化等等），城乡之间的“物质变换”（“结合”）也才会得到加强。
反对派的立场：毛病在于缺乏计划，这可以说是国家计划的毛 病。因此，它存在于国营经济部门，实际上存在于国营工业部门。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通过“国家计划”治好工业之后，我们自然会解决结合的任务。
这样说来，中央是从流通（货币、价格、商品）走向生产，而反 对派（听起来多么像“马克思主义”）则是从生产（合理的计划）走向流通。
当然，不应当从平常的、绝对的意义上去理解这种区别。这里说的只是整个问题的重心。我们认为，有了这个附带条件，我们对问题的提法就是唯一正确的。
如果情况是这样的，——情况无疑是这样的——读者便可以看到“反对派错误”的特殊逻辑，这种逻辑的根源完全在于“对农民估计不足”，这是批评者同志竭力否认（在口头上）的。
这个基本的缺点也存在于托洛茨基同志维护的“工业专政”的论点中。
托洛茨基同志写道：“……在国营联合企业内部，'专政'权不应当掌握在财政金融手里，而应当掌握在工业手里。当然，正如我已指出的那样，'专政'一词的意义在这里是很有限和有条件的：它是与财政金融所要求的'专政'相对立的。换句话说，不仅对外贸易，而且还有恢复稳定的通货的工作，都必须严格服从国营工业的利益”。托洛茨基同志在回击批评时继续说，“当然，这决不会是针对结合即整个国营'联合企业'和农民经济的正确的相互关系的。相反地，只有这样提出问题，我们才能逐渐把这种'结合'从华丽的辞藻方面转到经济现实方面来。”（托洛茨基《新方针》，第71—72页）
托洛茨基同志进一步用事实来证明他决不主张加速工业积累的增长。事实确实如此：托洛茨基同志本人没有坚持这样做，而其他人却坚持这样做。但是我们感到，这些“其他人”较好地做到了首尾一致。因为从“工业专政”，即使从托洛茨基同志在《新方针》中所阐述的那种“工业专政”中，得不由托洛茨基同志所作的那些结论。
请看事实上托洛茨基同志是怎样确定财政人民委员部和国营工业之间的关系的。他主张对财政人民委员部实行工业专政。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首先，提一个小意见。不能把我们的财政人民委员部视为同资产阶级国家的财政部一样的机构。我们国家的预算结构根本上和原则上不同于资产阶级的预算结构，因为我们的“国营经济”原则上不同于任何资产阶级大学的古典“财政学”上的“国营经济”。它包括全部大工业、全部运输业、国营商业，苏维埃经济等等，即相当大的一部分“国民经济”。因此，我们这里不可能有“国民经济利益”和“国库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我们且不说对预算的阶级鉴定，因为这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托洛茨基同志的主张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托洛茨基同志毫无根据地认为，财政人民委员部同运输业等等一样，都是“国营联合企业”的一部分。（见《新方针》第72页）。
第二，托洛茨基同志忽视了这样一点：财政人民委员部的活动不仅包括全部国菅工业，不仅包括全部国营经济成分，而且包括全部私有经济成分（虽然“按另一种方式”）
第三，托洛茨基同志没有考虑到，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财政资 金的分配（预算）以及（间接地，通过国家银行）贷款问题都是通过 财政人民委员部进行的，也就是说，这里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根据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指示等等）国民经济（而不仅是工业）各部门之间的实际的协调。
第四，托洛茨基同志低估了这样一个事实：货币制度（它是对国民经济的所有环节都具有意义的商品经济总和的基本前提）是同财政人民委员部发生直接联系的。信贷制度和银行也同样如此。
如果说，对财政人民委员部的工业专政应当存在，这就意味着 不理解这个工业同非国营经济成分，即首先是同农民经济的实际联系。
托洛茨基同志纯理性地、一般地、抽象地提出问题，这一点从 他关于通货的论断（在货币问题“热”的时候）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当然，“归根到底”一切都“服从于”大工业发展的问题，因为大工业是社会主义的基础，主导因素等等，等等。问题仍旧不在这里，不在这些政治经济的“基本知识”。问题在于，在一定的具体的时间，在一定的具体的条件下，货币制度问题可以成为一个“环节”。而那时一切都应当“服从”这一问题。但这已经是另一个论题，下面我们就要谈到这一论题。
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反对派经济理论家的基本错误（“方法论上的”错误）：他们孤立地考虑工业，他们没有看到问题的“关键”。因此，根据他们对问题的提法，他们还不能提出整套正确的措施，因为他们不朝他们应该看的地方去看。
最有趣的是，这种错误按其类型来说完全重复了托洛茨基、布哈林以及其他人在工会问题上的错误，实际上，那时他们是怎样论述的呢？
“新经济政策”、经济自由等等，这很好。这一切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这同工会有什么关系呢？这同国营工业又有出么关系呢？这是一个“特殊的问题”（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前夕，工业“问题的特殊性”在托洛茨基那里成为反对关于农民经济的作用的一段话的论据）。
当时他们就是这样论述的，实际上像折衷主义者那样看不到提上日程的大问题的一般联系而进行论述。
孤立地分析工业、也可以说是对工业实行实验室闭门疗法的这种
这种错误，去年又重现了。不难理解——不管犯错误者本人是否认还是不否认这一点，这种错误是同不理解农民经济的作用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在下面的论述中将进一步得到证实。
三 关于“计划”问题
正像我们所看到的，关于计划问题在辩论中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反对派把“计划”、“计划因素”、“机动性计划”等等着作免除一切经济以及其他任何灾祸的灵丹妙药。
当然，任何人都不会反对计划经济和一般计划，我们早在去年就已经不再简单幼稚地提出问题了，不再盲目地把党拉向后退、要党去议论“玻璃的用途”。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何实际地接近，即使是稍微接近名曰“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
应当再次回想一下，情况是怎样的，具体的广义的“经济形势”是怎样的。
基本事实就是工业和农民经济几乎完全分离。城乡之间的商品流转没有可能和没有前途，农民不可能发展自己的经济，因为他们不关心其商品率的增长；农民经济的产品价格低得可怕，出售对他们无利可图；工业品的价格非常高，他们没有可能购买。所以，从农民经济方面来说，为买而订立预售合同也不再有什么意义。这种情况由于货币即苏维埃纸币惨跌而极其尖锐化。保存苏维埃纸币是十分危险的——这种纸币的购买力不仅每夭在下降，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下降。货币“积累”是不可能的，因此随着扩大一般商品经济的阻力的增大，实际的积累停止了。甚至有限的单独的农民经济“计划”都是不可能的，因为甚至无法初步估计和计算经济因素，税收等等就不用说了。
这就是农民经济的概况。
工业的情况又怎样呢？首先是销售没有可能。工业走入了死胡同，工业遇到了极大的障碍，就是说遇到了容量小的国内农民市场，销售的过程停止了。因此，生产和积累也停止了。货币贬值，存在着无数的“指数”，匆匆忙忙试图解决难以解决的任务，即试图在经济因素普遍不稳定的情况下寻求准确的计算标准，这就使这里没有可能进行准确的计算，核算、统计成本和平衡等等。个别的企业、托拉斯或某个更低一级的生产单位甚至缺乏最起码的计划的最起码的基础。
这样一来，在国民经济两大部分结合的基本方面就出现了完全的绝对的分离。面任何一个基层生产单位，无论农民方面或国营工业方面，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基本上都没有可能制定“计划”，因为多灾多难的苏维埃纸币正奄奄一息。
反对派同志在这种条件下究竟怎样建议采用计划经济的呢？
皮达可夫同志在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说：
“如果像李可夫同志那样对待计划经济问题，即制定包括农业在内的苏联整个国民经济计划，那么，我们当然要说：在目前存在着规模极为庞大的农民经济的情况下，制定这样的计划是不可能的……当我们谈到计划和经济管理时，首先（而 “其次"呢？ ——尼·布·）出现的是国营经济管理问题，使这个管理具有自觉性和系统性即计划性的问题。”（速记记录，第20页）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我们建立那种国营经济管理体制（我要强调：指的是整个国营经济，不是农民经济，也不是私有经济，而正是无产阶级国家所有的那一部分国民经济），那么，我们就会完全明白，我们应当以某种工作计划去适合我们的这种经济。”（同上，第22页。）
这个初看起来无可非议的表述值得仔细研究。似乎这里面真有关于计划的马克思主义的深奥学问。在即将进行的研究中，我们将看到，这些表述有多么片面，不辩证，僵死，实际上“令人怀疑”。
皮达可夫同志嘲笑目前的整个国民经济计划。但是，只有把“计划”理解为符合他的“纯净的”思想的东西，这种嘲笑才是合适的。不过这种理想的计划，就是对那种甚至只是“自在的和自为的”国营工业即同国民经济的私有经济成分没有任何联系的国营工业来说，也是不可能有的。我们这里只有一定程度的经济过程合理化（使之具有自觉性）。农民经济和国营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问题是否处于这种趋势之外呢？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就能看出，这个问题也包括在“计划”问题之内，现在就巳经包括在内。我们更具体地分析一下，是否可以不考虑税收而制定经济计划？不行。是否可以不考虑大致的收成（即便是初步估计）而考虑税收？不行。是否可以不考虑农民市场的容量而制定工业计划？不行。是否可以不管价格问题而提出市场容量的问题？不行。如此等等。
托洛茨基同志同皮达可夫同志不一样，他在一处几乎接近正确地提出问题，但马上又从这里跳开了。他在《新方针》中写道：
“当然，对农民市场进行预测……无论如何不可能精确。单单因为收成等等情况的变化无常，这里严重的差错就在所难免。这些差错将通过市场以局部的或者甚至普遍的产品不足、混乱和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虽然如此，但是只要更加认真地把计划领导推行到国营经济所有部门中去，使这些部门不断地统一步伐，那么这些危机就不会尖锐和持久，这是很明显的。”（第70页）
托洛茨基同志提出了估计（同志们！要了解，也是“有计划地”估计）城乡相互关系方而的“差错”问题，但马上又跑去议论“独立自在的”国营经济部门！
整个问题的提法使我们的经济和我们的计划（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也不是理想意义上的，而是具体的实际意义上的）领导的最主要的问题模糊起来。请把我们不仅仅同国营工业有关的“计划”的公式阐明一下吧。“计划”是什么呢？在托洛茨基看来，计划就是生产部门之间的“不断配合”。用政治经济学的语言来说，这就是“消灭比例失调的现象”，或“消灭无政府状态”。但是，只有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及其追随者不懂得，在比例失调的概念中也包括同消费的“配合”，也就是在目前情况下同农民市场的总和的“配合”。根据托洛茨基的看法，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嗯，在对待农民市场方面的差错是会有的，但重心在于“国营经济”各部分的相互关系。而实际上呢？实际上情况是这样的：国营工业内部的这种相互关系（“配合”）本身决定于同农民市场的相互关系。管不着这种相互关系的这种“计划”就不是计划，因为这种相互关系正是整个计划的基础。应当充分考虑和永远记取这一点。
如果在考虑基本的相互关系即国营工业和农民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时发生错误，我们工业各部门之间的任何最“协调的”“配合”都无法免除最大的震动。
著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彼·伯·司徒卢威在他的《经济和价格》一书中谈到经挤的基本的“二元论”，也就是说，在任何经济中都必定有两个“因素”：自发的因素和自觉的因素（“计划”，“合理化”）。他认为经济普遍合理化即社会主义是不可能有的。我们决不这样认为。但我们同时看到，合理化是一个过程，是“计划因素”在增长。我们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自发过程的任何干预，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把这种合理化因素，这种“计划”带到这一过程中去。但实际上应当善于在这里采取能够切实促进社会经济合理化因素增长的措施。这里有各种类型：对分散的农民经济的调节（很弱，因为现在只有能做到这种程度），这是一种类型；根据对大致的收获量的统计进行的核算，这是确定税收额的基础，我们说这是另―种类型；国营工业的大体上准确的生产规划，这是“结合”的第三种类型，等等。我们的“计划”工作恰恰是很复杂的。尽管制定计划是很复杂的，但我们认为，这一点仍然是清楚的：农民市场的统计问题是制定计划的基本工作之一。
如果是这样，那总会有人提问：在国家经济中，是否会有这样 的情况：这个问题，即关于城乡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问题，更确切些 说，关于流通过程和这一过程的条件问题是作为有决定意义的，作 为列宁的“环节”，作为压倒一切其他问题和任务（当然，从相对意 义上说）的问题而提出来的。这可能还是不可能呢？
当然是可能的。1923年秋我们就有过这样的情况。我们国民经济生活的“关键”就在于此，正是应当朝这里看，才能找出治病的正确方法。
在反对派的理论家们那里有时在这一方而产生了一些模糊的意识，例如，他们的决议中（《真理报》1924年1月1日号）有的地 方就表明了这一点。
“如果国营工业的发展是自发地，而没有同农业的发展保持平衡，那么，这就是没有计划和领导的结果。”
“没有”是说得太厉害了。但差错是有的，——有谁否认过这一点呢？有严重的缺点——有谁不同意这一点呢？但在什么地方，“这里”？“这里”又是哪里呢？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对此不能草率地作出回答。如果反对派说：计划，计划，还是计划，还是国家计划，那么，党内大多数人则断言：根本问题在于不正确的价格政策和没有稳定的通货，朝这里看看吧，就在这里修补、校正和改善结合吧。这将是实际上向计划推进。
下面我们就来更具体地分析这些问题。这里我们还要引证反对派经济学家决议中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非常明显地和突出地暴露了他们的错误。
决议（指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决议。——尼·布·）把实行计划领导的可能性同建立稳定的通货联系起来，从而把推迟实行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尼·布·）解释为出于事先实行币制改革的必要性。这种提法是错误的和危险的，因为如果没有财政同其他国营经济和国民经济普遍的和不断的协调一致，保证真正稳定的货币流通是不可想象的。
一切有关“计划领导”的见解看起来多么奇怪。首先，它完全不存在，然后，像机器神一样，它完全存在。毫不含糊。一切都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硬性的”。但要知道，理论是由生活检验的。难道不是吗？在这个观点下面，我们能看到什么呢？
反对派的“计划”建议没有被采纳。被采纳的是另一个“计划”。结果怎样呢？我们的情况，包括整个国民经济的情况得到了改善，我们稳定的通货即“真正稳定的货币流通”也巩固了。
但是对不起，这本来不是“不可想象的”吗？
不过，只有反对派的观点是正确的这一前提是“可以想象的”，那上述情况才会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稳定的货币流通”使反对派的经济纲领绝对不稳定，并 毫不费力地把反对派打翻“在地”。
因此，对于反对派关于计划的一切议论，可以引用列宁的下面 一段话作为座右铭：
“问题的实质在于我们的人员不善于处理问题，他们用知识分子式的和官僚主义的空想计划来代替实际工作。我们这里有过并且现在还有日常的粮食计划和燃料计划。我们在这两种计划中都犯过一些明显的错误。关于这一点是不容有两种意见的。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决不会去编制毫无意义的提纲，而会去细心研究事实、数字和材料，分析我们自己的实际经验，并且说明：我们在某某地方犯了错误，要用某种方法来改正。实事求是的行政人员一定会根据这种研究，提出建议或自行采取措施，来调换工作人员，改变汇报制度，改组机构等等。在我们这里还没有看到过用这种或那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统一的经济计划的事实。”
[5]而在另一处（在给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的信中），列宁同志写道：
“关于计划，米·发表了一通谬论。最大的危险（请听！——尼·布·）就是把国家经济计划问题
官僚主义化，
这是莫大的危险。米·看不见这种危险。我很担心，连您也用另一种态度对待这个问题，看不见这种危险……现在对我们来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官僚主义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商品交换和计划工作》，莫斯科国家计划委员会出版社1924年版第16页）
[6]
还应长期牢记这番话，以避免列宁同志所说的那种“巨大的危险”。
四 价格政策
上面我们着到，工业遇到了狭窄的国内市场，首先是农民市场。（另一个问题，即农民经济的产品和粮食出口的价格问题像“医治”的方法问题一样清楚，不必进一步去分析了。）因此，“首先”应当研究一下，实际的价格同工业发展的实际需要有什么关系。在讨论危机的性质问题时，有些同志在争论中不止一次地愤慨地对"生产过剩危机”的提法表示抗议。他们说，当农民迫切需要某种商品时，但却买不到，这是什么生产过剩危机！？在“四个福音书作者”的决议中，危机被描绘成“在某种程度上是失调和预测不周的危机”。似乎并非任何危机都是失调的危机！似乎如果完全“协调”（即充分的合理化和全面的计划），还可以谈危机！
对“生产过剩”的抗议是建筑在对市场经济的整个机制的非常天真的想法之上的。这样说来，不能说古典资本主义时期生产过剩危机，因为生产需求的饱和从来不是事实，而资本主义在这方面总是生产不足。当谈到生产过剩时，常常说的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常常说的是一定的价格。只能这样提出问题。但是，这还不能解决另一个问题，即在垄断经济条件下关于价格的制定问题，关于卡特尔超额利润的高度问题，关于为了加速商品周转、扩大市场和从这一端实行发展工业的政策而放弃一部分超额利润或全部超额利润的可能性问题。
我们在反对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社会主义积累的基本规律》的文章中，已经在一般表述中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并且对它作了透彻的分析。
因此我们根本不打算在这里重复全部论据。我们要研究的仅仅是反对派的经济领导人是怎样“找出理由”来反对中央建议的降低价格政策的。
例如，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理论前提是：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告诫党说：“同志们，我们不应当轻视我党的理论，因此，当我们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就应当理解我们面前出现的一切倾向的意义……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根据我们苏维埃经济的经验来确定社会主义积累规律和资本主义积累规律之间的区别。资本主义积累的实质在于，每一个单独的企业（比较大型的、技术较高的）在竞争中都击败了手工业。消费者-购买者购买比较廉价的商品，因此决定了这种或那种生产方式的命运。这最经常是在国家对这一过程采取曼彻斯特态度的情况下发生的，虽然国家也支持另一些形式的工业。
同志们，我们的情况不同。我们的个别企业，甚至个别托拉斯，在纯粹的竞争中会遇到逐渐蜕化和变为资本主义形式的企业的各种危险。它们的力量并不在于它们通过这种方法（即显然是通过低廉价格的竞争方法。——尼·布·）可以取得胜利，而在于整个国营经济，整个国营经济综合体将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一切都比新经济政策强。”（第十三次代表会议速记记录，第34页，所有着重号都是我加的。——尼·布·）
这是多么“恶毒”！甚至“国家的曼彻斯特态度”也用在那些不同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观点的人身上。
他的论点有什么新奇的地方？新奇的是，他把“计划性”即我们国营经济综合体的相对统一性同低廉价格政策对立起来。这就是奇怪的地方，这就是真正新奇的地方。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不再说：
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比资本主义的工业优越，因为它是或者可以是一个握得比较紧的拳头，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这种情况去全力降低商品的价格，用低廉的价格去打击私人工商业者等等。——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没有这样说，而是得出这样一种“理论”：因为私人资本家分散行动，进行竞争，打击竟争者，以低廉的价格争取买者；
又因为我们不应该有个人主义，曼彻斯特精神等等，所以……就不应当卖得便宜，——否则那就是资本主义的方法。
这就是逻辑！这就是“方法”！这就是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任务的了解！
反对派不仅没有看到他们应该看到的东西，当别人把他们推上正确的道路时，他们却停步不前。由于对农民经济采取君主式的蔑视态度，所以人们就没法“发觉”经济政策的真正“大象”，即降低价格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不降低价格就不能使工业真正振兴起来。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下述论点也是饶有趣味的。他就在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说过：
“我们从外部通过征收直接税或者通过一定的价格政策来获得价值。当然，每个人都会说，征收直接税的方法是最危险的方法，它会导致同农民的分离。举一个具体例子来说：如果农民通过纳税，使我们可以积累3亿卢布，另外，比如说，通过从国营工业得到的利润积累2亿卢布，那么，我们共积累5 亿卢布。
如果让农民….…通过纳税提供2亿，通过一定的价格政策提供3亿，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得到款项，得到某一既定的款项，这样难道在政治上不是更有利，难道这不是很清楚的事。”（速记记录第35页）
乍一看来，这是很有说服力的数学推论，但是这种推论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它是以某种一成不变的已知数为前提的。
难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没有听说过，通过加快周转，可以得到好处吗？
难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没有听说过，通过价格，不过是要通过出售更多数量的商品（即扩大市场），可以得到更多的利润吗？
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那里能找到即便是一点影子来证明周转谯度不能加快（它是“既定的”），出售商品的数量始终不变这种情况吗？
如果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这样简单的方法来讨论问题，那事情就会变得毫无出路了。幸好反对派经济学家的意识是一回事，苏维埃经济的现实存在是另一回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成了垄断偏见的俘虏，——他的不幸就在于此。
甚至连某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看到了问题的实质在什么地方。例如，十月号的《经济学家杂志》登载了伊夫·居约的一篇文章，题为《购买力因降低价格而提高》。这位自由派的经济学家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一个论点（当然，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即“降低单位（产品）的价格，可以提高它们的总价值，因为这种降低引起了需求”（第144页）。居约先生认为这是真正占领市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是否会说，居约先生是企图使法国资本家上当呢？
加速周转，扩大市场，在这个基础上扩大生产，从这里就有可 能进一步降低价格，进一步扩大市场，等等。这就是我们生产的道 路。我们必须采取这种政策，因为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实现同农民的结合。我们之所以能够釆取这种政策，就是因为我们具有我们国营经济相对计划性的优越性。
皮达可夫同志就在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说过：
“结合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比价的问题（谢天谢地！——尼·布·）……我们就是这样来对待调节价格问题的。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它说明不应该这样经营我们的国营经济。我们本来以为（在决议中就是这样说的），用单纯的相应的命令来降低价格，迫使托拉斯减少附加开支，减少利润，改进生产，这样，价格就一定会降下来。我断言，结果并非如此，因为问题不仅在这里，而在于进入市场的商品的数量……”（第25页）
皮达可夫同志指出，即使托拉斯的出厂价格低廉，私商也可以 按昂贵的零售价格出害。他由此得出了下述结论：
“我们这样调节价格所造成的结果，不是农民同我们工业的结合，而是私人资本的积累以及私人企业主同农民的结合。”（同上）
如果皮达可夫同志抱怨商品数量少，那么，弗·米·斯米尔诺夫同志对下面这种情况也表示愤懑，即到了秋天——
“大大压缩贷款，迫使我们的商业机构在市场上抛售在夏天储存的全部商品，而这种抛售恰恰又是在农民缴纳最大数量的农业税的时候。”（速记记录，第70页）可见，首先是“商品数量”的问题，并且又是危机的性质的问题。
如果说到农户的需求，那就要看到严重的生产不足。
如果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角度谈问题，那就要看到生产过剩。
但是，销售危机本身为什么没有促使价格降低呢？
非常简单：因为有工业中的百分之百的垄断，即工业至今仍享 用有保障的国家贷款，因此它没有足够的积极性用较低廉的价格去占领市场。
这种已经产生了垄断的腐朽和停滞现象的特权地位找到了反对派同志这样的辩护士。为了消灭这种停滞现象，应当驳倒党内及对派的行会的和狭隘的观点，这种理点妨碍人们去观察国营经济以外的事情，因而对国营经济本身也是有害的。
关于秘人资本会发财的论点，确实是为了不降低价格而臆造出来的可怜的诡辩。正因为考虑到差价会落入私人中间商的口袋，所以必须扩大合作社的宣传鼓动，撕掉私人中间商这种强盗所戴的面具，在经济上揭露他们，并建立自己的商业，加强合作社商业等等。只有这样，才能前进。害怕这种斗争，就是“害怕狼，就不进入森林”。
一些反对派的同志说，承认“生产过剩”会造成工业的收缩。除非生产过剩不是同不合理的价格联系在一起，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他们忽略了这种联系。相反，中央的观点是迫使国营工业不吃现成饭，活跃起来，去寻求市场，这个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取得了毫无疑问的成就。垄断的傲慢态度被打掉了，这种傲慢态度认为社会主义美德不在于努力改进同农民的结合，而在于享有行政特权，想要什么就拿什么，遇到困难和商业周转不灵就向国库伸手，靠对社会主义祖国有功而索取贷款。
实践完全证明降低价格的政策是正确的。商品周转扩大了，工业起步了，各种经济因素开始迅速得多地动员起来了，资本的使用开始更有效了，就是说，为进一步扩大生产创造了条件。降低价格对工业带来多少好处，可以用下列对照表来说明。
值得指出的是，某些商品价格下降了。例如，钉子的价格下降47％，鞋掌——48%，染料——52%，薄呢绒——61%，马合烟——71%，毛纺工业品——46.5%。
在价格如此下降的情况下，我们的工业毁灭了吗？根本没有。工业第一次开始迅速扩大。当然，把工业的扩大仅仅归因于价格的下降，是荒谬的。但是，这种政策无疑加快了周转，消除了由于对我们国营工业的经济政策进行垄断的歪曲而造成的停滞不前的因素，有助于克服“销售”危机。在对高昂的价格进行首批的打击以后，在外省的和莫斯科的市场上，都出现了商品流转的活跃情况。到1924年秋，已经供不应求。
商品流转的扩大，可以从下表（根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材 料）中看出：
在工业品价格降低30%的情况下，工业产值1191000战前卢布增加到1548000战前卢布，即已增加了30%。在这里，不仅轻工业増长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生产国家固定资本的重工业也开始增长。棉织品成品的数量（以产品计）增长了43.8%，铁矿石增长了109.5%，生铁增加了121.5%，钢增加了69.7%，轧钢增加了51.9%[7]。
这并不是“违背中央的意志”，而是违背（在一定的意义上）反对派的意志发生的，就是说，是在中央的支持下发生的。因为中央的大多数领导人看到了应当看到的问题之所在。
现在看来，几乎所有的人事后都承认，降低价格的政策大大推 动了成本的实际降低，可以用价格降低得特别显著的纺织工业部门的下列数字，作为说明这个过程的例证（当然，这里的问题不仅在于降低价格，但是，谁也不会对这个因素所发生的非常巨大的影响去进行争。
成本降低情况（一年内）[8]
棉纺织业 49%
粗毛纺织业 40%
细呢绒纺织业 70%
精梳毛纺织业 53%
亚麻纺织业 50% |
这个过程也将促使价格进一步降低，从而最牢固地掌握市场，其中首先是农民市场。我们利用我们国营经济统一的一切优越性，利用我们现有计划（不是绝对的、不是“完整的”、不是完善的）的一切可能性，我们一定能在这个基础上减少成本，降低价格，越来越有力地加速商品流转，越来越有效地利用单位资本，越来越加速城乡经济相互影响的速度，从而成倍地加强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结合”，并同时扩展我们的国营工业。
应该懂得：我们的“官办”工厂丝毫不应当沾染资产阶级国家“官办工厂”的官僚主义，丝毫不应该具有垄断资本主义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趋势。因为我们的任务是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不懈地努力扩大生产。在市场的条件下，把保持价格低廉的方法看作是“资产阶级的”，那就是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下把国内战争的方法看作是“资产阶级的”。
五 币制改革
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反对派分子对币制改革釆取的态度。他们实质上不承认币制改革是加强经济“计划性”的必要前提。
他们认为币制改革不是那回事。
如果仔细想一想这种情况并且在这里找一找这样对待问题的最深刻的原因，那么，这里就暴露出反对派纲领的主要缺点：不理解国营工业同农民经济的联系。事实上，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两点：
第一，对市场、市场联系的形式和稳定的通货估计不足，不了 解稳定的通货是健全的市场商品流转和商品生产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第二，希望苏维埃纸币能继续“拯救”我们。这种希望也是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所发挥的“社会主义积累”的整个理论有联系的。发行纸币确实是一种秘密的税收形式（顺便说一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完全没有必要在《共产主义科学院学报》上说他首先发现了这个真理）。而既然社会主义积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应当（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看来，这是政策的基础）用这种方法来进行，而决不是通过资产阶级的低廉的价格来进行，所以就产生了一种想抓住这种可爱的、美好的苏维埃纸币的巨大欲望。
可以说，这两点都同战时共产主义的某些残余有关，同不理解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我们政策的特殊方法有关，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周转的速度必定是只有土里土气的守财奴和悭吝人才会轻视而会划算的“管家人”不会轻视的一个数量。
因此，在这里，全部智慧归根到底是要勾画一条“路线”：且慢进行币制改革，国营经济可以躺在计划上，因为在这里可以不用现款结算，另一方面，可以用切尔文结算；积累将依靠“第三者”通过下列办法进行：（1）货币发行税（为此应当保存苏维埃纸币），（2）采用高价政策。逻辑——当然是特殊的逻辑——在这里也就暴露出来了。这里产生了对经济政策的基础的一般观点同个别问题，即目前条件下的币制改革问题之间的“结合”。如果注意到，苏维埃纸币的贬值由于其普遍影响（因为苏维埃纸币在农村流行，而大宗交易则已用切尔文）首先打击了农民经挤，那么情况就更加清楚，更加明朗了。
因此，客观形势和工农联盟政策使得币制或革和调整货币经济的大胆尝试势在必行。而这时反对派同志的“有计划的”逻辑阻碍了这一改革的实行，并预言，如果我们开始迅速和坚决实行这一币制改革，就会发生各种灾难和不幸。
应当回忆一下，列宁同志一般是怎样估价稳定卢布的问题的。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倒数第二次公开演说）上，他说：
“真正重要的是稳定卢布的问题。我们的优秀干部都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认为这一任务有决定的意义。
如果我们能够使卢布稳定一个长时期，而后永远稳定下来，那我们就胜利了。”[9]
弗·伊里奇在这里谈到了稳定苏维埃卢布。结果出现的是另一种情况。但这丝毫没有推翻列宁的论断。为了进行币制改革，当然要求有一定的勇气，应当抵制“工业专政”，应当向工人群众呼吁，在当前最紧张的改革时期暂时忍耐一下，作出新的牺牲。如果整个事变进程强迫接受这个任务，那就应当去解决它，应当使其余的一切同时服从这个任务，服从它的解决。而我们的论敌不仅不理解任务的全部重要性，不仅反对使其他任务和问题的解决服从于这一任务的解决，而且从思想上暗中破坏改革，用国家灭亡和切尔文（当时还是幼小的和“没有桌子高”的）完蛋来恐吓党。
在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在党团内讨论财政人民委员部的报吿时，弗·斯米尔诺夫同志说：
“在这种严重的财政状况下……要努力把我们的货币流通置于不能任意发行的切尔文的基础上，……这使人们极为担忧……当秋季的活跃结束时……周转额通常开始紧缩时……这种紧缩就要冲破苏维埃纸币的薄薄的外壳。这将是切尔文的紧急时刻。”（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同志代表国家计划委员会所作的关于“剪刀差”问题的报吿和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俄共（布）党团会议上对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人民委员部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报吿的讨论，第33页）
斯米尔诺夫同志在1923年9月11日给政治局的短信中，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就应当注意到消灭苏维埃卢布的必然性和银行券变为贬值的通货的趋势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这位同志在另一封短信中谈到了灾难性的形势——“目前时期我们苏维埃卢布的情况，今后时期银行券的情况”，——正像这封信的另一处所谈到的——“一般对国民经济来说，特别对国家预算来说，当然意味着奇灾大祸。”
斯米尔诺夫同志的第三封信中说的也一样。一句话，全线出现了“灾难性的形势”。
反对派同志作为真正的论据提出来的主要理由是，在预算有赤字的时候，必然只好“不正常地”发行切尔文并这样把切尔文变成新的 可说是“另一种样式的”贬值的通货。这个理由当然有相当大的逻辑份量，但只有在反对派的某些前提下，这个理由才具有无比强大的逻辑份量。
这就是：如果对“财政人民委员部专政”提出反对意见是正确的 即如果维护“工业专政”、反对“我们财政政策的独立自主的（像托洛茨基同志在给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的第一封信中所称的）性质”的那些人是正确的，那么，毫无疑问，币制改革必然会彻底失败。
这里当然应该作出选择。实有币制改革，必须要有“严格的财政计划”，必须对各种预算实行无情的“砍伐”，必须把一切开支缩减到最低限度等等。对此提出反对意见，也就是反对财政自理。但这种“自理”是必须有的，因为应当认真对待整个币制改革。否则真会出现斯米尔诺夫同志所预言的，或者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皮达可夫同志以及其他人同样预言过的那种前景。（因此产生了关于顺差的派生问题，我们在这里不准备单独研究这个问题；只要指出下面一点就够了：反对顺差的意见在某种程度上是同对币制改革的观点有关的。）
在这里实践表明，说得粗俗一点，反对派同志“坐在胶皮靴上”[10]。
在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反对派总的来说打出了停战的信号 （只须回忆一下，皮达可夫同志在这里说过中央的经济政策一般是 “正确的”，而在四十六人声明中，对这一政策的看法“完全相反”），就在这次代表会议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已经在匆匆忙忙退却。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说，我们在讨论中不反对财政改革，因为我们自发地认识到了实行改革的必要性（速记记录，第37页）
不反对？赞成吗？没有预言必然失败？如何评价这些预言呢？ “既不赞成，又不反对”？当然，这几位同志客观上是反对改革的。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继续说：“尚在夏天就有许多同志警吿中央……两种通货的存在是不相容的，切尔文将排斥苏维埃纸币，当我们的预算出现赤字时，我们可能自发地（！）面临稳定通货的必要性，这就使实行改革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同上）
正像读者所看到的，当时问题并不是“一定的危险性”，而是“奇灾大祸”。实质上：在那时的条件下，如果没有严格的财政政策，如果不克服危机，如果没有改善我们的工业和商业的原则，如何能做到没有赤字的预算？又如何能不实行币制改革而建立“正常的”无赤字的预算呢？当城乡马上要出现新的分离时还在“等待”，这的确意味着必定断送我们的经济复兴事业。
但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在代表会议上迖没有完全屈服。他还安慰自己说：
“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即我们经济战线上的事变的发展使我们能摆脱困难，使我们能避开暗礁。在预算有赤字的情况下，基本上（！）仍然可以冒实行稳定通货的风险。”（第37页）实在，当然，
“实行币制改革的方法本身表明，我们的经济完全是自发的，无计划的。”（同上）
现在已经没有剩下任何慰藉了。不仅没有慰藉，连半点慰藉都没有了。甚至厄克特之辈，甚至最凶恶的敌人，要“否定一切”，都否定不了我们苏维埃币制改革的成就。现在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结果是：中央的“自发的'‘政策造成了事实上的稳定通货，而关于银行券要遭殃的“有计划的”预言的正确程度，同关于在“首尾不一致的”我党中央委员会的支持下将全面崩溃的“有计划的”预言的正确程度是一样的。
事实上，短短的数字调査很能说明问题。
1922年4月份，全部苏维埃货币中的黄金价值总共为4000万卢布。到1924年1月1日，货币流通额为30200万卢布，到10月1日为62200万卢布[11]，到1924年12月11日，这个数目已经超过 了72500万[12]。
由于商品流转额增加而造成的货币量的增加，表明了经济振兴的极明显的过程。卢布的购买力没有降低，它同美元和黄金的比价是稳定的，切尔文是“正常的”通货并且在外国交易所“正常”流通等等，等等。
商品流转额的扩大使我们有可能不破坏通货的“稳定性”而扩大发行量。同时，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在工业领域内有可能计算、核算成本和利润，进行企业平衡、制定预算、生产计划等等；因市价变动而受到的损失消失了。有可能切实定出经济领域的方针；支付工资正得到妥善安排，从工人方面因市价变动而受到的损失正在消除。在农民生产中开始有可能同样估计各种因素，对扩大生产进行刺激，因为有可能使农民半自然经济进一步“商品化”；农民得以免除货币发行税。在流通领域，城乡之间的桥梁拆除了。首次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正常信贷的可能性；开始有可能开展银行活动，甚至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存款；为农民将来存款和加速无产阶级国家领导下的积累过程奠定基础。最后，我们的国家预算得以调整。
另一方面，在讨论“计划经济”问题时，我们已经指出了我们国家预算正常化的极为巨大的意义；正因为我们国家预算的结构是特殊的，这种预算仿佛是一种国民经济的中央簿记。我们不具备调整好的国家预算（而不进行币制改革，我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预算），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计划，甚至我们所能接受的那种条件下的计划都不应能有。因为无论采用哪种生产计划，不管它们怎样相互“协调”，它们都会不可避免地要“飞走”，因为币制改革的自然而然的失败把它们推翻了。
这样，我们不顾反对派的反对而确立了同农民的结合，从而向计划经济前进了一步。
六 社会主义积累和同私人资本的斗争
我们在分析关于价格政策的争论时已经部分地涉及了在社会主义积累问题上的分歧。另一方面，我们在反对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社会主义积累的基本规律》的文章中也涉及了同样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不仅同价格政策有关，而且同固定资本问题有关。不难看到，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互相联系的，而如果对国营经济和个体农民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总的出发点不同，那么，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也会不同。毫无疑问，工业在某种程度上应当得到国库的支援。但即使不管这种支援该在何种程度上进行，这里也有关于我们工业政策的核心的基本争论。在我们面前有两种社会主义积累方法：反对派的方法和正统派的方法。我们在这里首先想对这两种方法加以说明，因为这两种“方法”表明了两条政治路线。可以说：
（1）一般说来，反对派的目标是获得单位商品的高额利润；相反地，中央的目标是获得单位产品的最低利润，这样，总的来说，在市场扩大的条件下就能提供大量的利润。
（2）也可以这样说：反对派指望卡特尔的超额利润，而中央关心的是低廉的价格和农民市场容量的扩大；
（3）同样还可以换另一种说法，即：可以说，反对派的政策是把重心转到垄断国家的支援上，面不去组织各种经济因素，不去进 行技术改良和发展生产力的政策，但是中央的立场首先正是从此着眼的；
（4）在拨款方面，反对派的重心放在国家补贴上，中央的重心在于向银行贷款过渡。
（5）反对派指望有可能在高价的基础上立即获得一笔用于工业的巨款：中央指望组织经济因素，加速周转，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
去年讨论中互相斗争的两种“工业政策”的区别就在于此。人们常常认为，反对派主张高额利润和社会主义积累的高速度，而中央主张最低的利润和社会主义积累的低速度。这些流行的说法有个缺点，那就是这些说法既正确又不正确：这些说法是庸俗的，因为它们没有表现出事物的本质，而只停留在表面现象上，并且只看到直接在鼻子底下的东西。中央不是笼统地主张最低的利润，而是主张单位商品的最低利润。中央不是笼统地主张积累的低速度，而是主张不脱离农民经济，归根到底是要获得比较高的，最高的积累速度。
人们常常不明白，决不能单从资本周转的角度去考虑任务，任 务是关系到许多年的，是关系到资本周转的整个链条的，在那里，单是社会资本的周转或国营工业总资本的周转，只是这个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人们也常常不了解，作为“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总和的资本流通时间，不是某种固定的、预先已知的、一成不变的数量。而不了解这些情况，就会对保证可说是社会主义积累的适度条件的措施产生完全不正确的看法。如果我们靠卡特尔的高价获得高额利润，同时缩小国内市场的容量，或者阻碍它的发展；如果因此我们阻碍资本周转的加速或甚至延缓这一周转(譬如说：当商品存放仓库的时间超过规定的时间，等待买主，增加“保管费”等等，就会延长周转的时间）；如果我们仍旧这样不去努力进行技术改良和寻求降低成本的各种方法，——那么，在我们的经济行动的最初阶段，无论我们拿多少，归根到底我们会受到损失，因为积累的速度不可避免地会减慢。相反地，如果我们从单位商品上拿得少些，但逐年扩大能够反过来影响生产的农民市场的容量；如果我们拿得少些，同时，既缩短“生产时间”，又缩短“流通时间”，从而尽量加速资本周转；如果我们这样来加速城市和乡村，国营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工业和农民经济的相互影响，那么，我们开始走得慢些，随后满可以赶上、超过我们经济政策的第一种（“反对派的”）方案所要求的积累速度，并把它远远抛在后面。但是为了看到这一点，应当看看比自已的鼻子更远的地方，须知这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这时应当摆脱自己的“工业的”狭隘框框，看到整个国民经济中各种成分的联系和互相依赖，以及它们互为条件的运动。
列宁用另一种形式表达了这一思想，他在我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说：
“同农民群众，同普通的劳动农民结合起来，并开始向前移动，其速度虽比我们所希望的慢得不可估量，
慢到了极点，但
整个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
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
这个运动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所梦想不到的速度。我认为，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第一个基本的政治教训。”
[13]
难道这不是中央在去年的讨论中实际上维护的经济论点的政治表述？
“积累速度”的情况就是如此。同这个问题有关的是固定资本再生产的问题。因此，在这里，去年的争论就直接同当前的实践问题结合起来了。
但是，令人感兴趣的是，反对派同志在这方面的思想常常发生 偏差，迷失方向，“就在这个地方”左右摇摆。
例如，皮达可夫同志对固定资本更新过程的概况作了如下说明：
“我预先要说：我们未必能找到十分顺利地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或者更确切些说，须在另一种情况下，——在苏联被包括在全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之内的情况下，才会有完全顺利的解决办法。在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还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对我们来说，就只有靠自巳的资金和力量来解决面临的问题，这是非常艰巨、困难和充满国内矛盾的。”（尤·皮达可夫：《论固定资本再生产问题》，第5页。《固定资本问题》，论文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出版社）
说我们要解决问题是困难的和很不顺利的，这是对的。但是那种绝妙的想法，即在包括在全（必须立即是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之内的情况下，事情才会完全顺利的思想，完全同托洛茨基同志的不断革命论相符合，托洛茨基同志认为，工入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立即会在“世界范围内”消失（见我们关于不断革命论的文章）。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说的是巩固的“全世界”的社会主义“体系”，——而这样一来，问题本身已不存在了，因为“巩固”本身的前提是这个问题大体上已经得到解决；或者说的是同取得政权相近的时期，即“年轻的”专政时期。但那时（即当问题确实还有可能存在的时候）则还应考虑到“国外”。在那里，对它来说，这个问题就不存在？那里没有发生过破坏固定资本的情况？那里在国内战争时期就不会发生额外破坏？
正像托洛茨基同志按照社会阶级路线没有把问题考虑周全一样，皮达可夫同志也把问题搁在一边，没有解决它，因为本来大家都知道，一提到“世界范围”就说“顺利地”而且“完全地”解决问题是可笑的。
固定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的“失败”在我们这里有过，在国外就更不用说了。“在国外”，这个问题也不得不解决。忽视这一点确实是不切实际的，是要抽象掉那些根本不可"抽象掉”的东西。
而社会主义的“外国”仍然会帮助我们，这是毫无疑问的。这种帮助的基础是什么？社会主义欧亚（可能是世界）经济加速发展的 前景的基础在哪里？在于被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及其国家组织分割、隔离的客观上互相补充的经济部分比较紧密的结合。加速、促进物质变换，有可能加速经济周转，——我们在这方面会赶上旧的，并且会超过它，会越来越快地达到生产力的强大发展。计划经济因素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这一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会促使计划和经济过程的合理化因素的发展。
但是——唉！——直到最后的时刻反对派同志恰恰不理解问题的这个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皮达可夫同志纯粹静止地对待整个问题。他有四个“可以想象的补充不足的（因为没有生产出来，众所周知，固定资本在战争和革命年代“吃光用尽了”——尼·布·）价值的来源”：
（1）以提成（不超过固定资本一般折旧提成水平）为基础的折旧基金的积累。
（2）生产的加强和工人剩余价值的积累。
（3）占有农民的剩余价值。
（4）外债（同上，第7页）。
另一个反对派经济王作人员贝克同志同意这“四个来源”，并作了下列补充：
“但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完全正确：在我们这里， 在生产基础上（作者显然想说，“在国营工业的生产基础上”。——尼·布·），这些来源可能最少，'在生产过程的综合体之外'（仍旧是同样可怕的术语，我们当然不会对它负责。——尼・布·），这些来源可能最多。”（同一文集：贝克《对折旧基金的监督》）
对周转速度只字未提！对较有效地利用单位资本只字未提！对最重要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只字未提！甚至社会主义工业从另外的地方得到的和将要得到的东西，应当从加强资本的利用效率的角度来使用。但作者甚至没有觉察这个中心问题！
既然他们那里是静止状态和孤立工业的王国，他们岂能觉察。他们从“另外的来源”吸取东西，而没有考虑到，应当使这种“来源”活跃起来，没有考虑到我们谈的是互相促进，并且是日益加强的互相促进，而不是简单的分配。他们的观点，实际上有害的观点，完全出于他们的共同立场。奇怪的是，他们至今没有看到这一点！
为了公道起见，也为了某种理论“利益”，我们还是应当高兴地指出，我们的朋友皮达可夫毕竟似乎开始——终于！——研究对他来说至少是脱去了“隐身帽”的问题。
我们这里有皮达可夫同志在共和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和区域工业局全体会议上的报告速记记录。读者，你们也知道，皮达可夫同志“根据几乎全年的分析”得出了怎样的“基本结论”呢？
这个“基本结论”（基本——不要对此掉以轻心!）就是，我们还有“许许多多”“潜力”。
“第一个潜力是我们国营企业的所谓的粗压资金，第二个潜力是我们的资本周转速度不够快。”
这真是“晚做总比不做强”。
皮达可夫同志列举了下列有关积压的流动资金的说明材料：
现在请看，皮达可夫同志关于周转的速度说了些什么，让我们 看一看和听一听：
“我们经济工作人员几乎不注意的第二点（哼！哼！又是：晚做做比不做强！——尼·布·）……这就是我们资本周转的速度问题……我指的不是纸币资本周转，而是价值本身的物质运动，价值从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料，转化为劳动力，转化为制成的商品，又再转化为货币，这个货币重新转化为货币的周期和速度在我们这里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这一年内我们取得了什么成就？（不是灭亡！——尼·布·）去年我们整个棉纺织托拉斯周转的速度1.53次，即托拉斯的资本一年内周转1.53次。在这一年，我们获得了1.85次的周转速度。看来成绩不大：速度从1.53次提高到1.85次。这产生了什么结果？……我作出的有关的概算提供了下列情况：由于周转速度从1.53次增长到1.85次，我们产品的增长额……为11300万卢布……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赢得了7500万卢布的周转资本。”
这一切再公正不过了。这一切的确是最重要的问题。这一切当然同固定资本的更新问题有密切关系。
但是……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有力地打击了“反对派”的“基本观点”。所有这一切证明“首尾不一致的”中央的政策是正确的。因为事实上，谁首尾不一致呢，这就是皮达可夫同志。
皮达可夫全年思考的结果是，周转的速度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但事实上在此以前，“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没有注意”这个主要问题。
为什么“没有注意”呢？
为什么皮达可夫同志不久前尚在他的《论固定资本再生产的问题》一文中，即在可说是理论纲领性的文章中，甚至也没有提到这个“冷静观察的头脑和伤感的心”的结果呢？
许多“经济工作人员”的这种盲目无知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呢？好吧，请认真地想一想，亲爱的同志们！
在全部我们的（不过不是全年的）分析之后，不难说明这个根 源在什么地方：它在于行会的、狭隘的工业方针，这个方针妨碍它 自己的体现者看到工业范围之外的地方，并且使他们恰恰不理解现在人人都在叫喊的结合问题。
许多经济工作人员之所以“不注意”，是因为他们不理解工业和农民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过多地依靠国库和依靠垄断。只有同行会的和有局限性的意识形态决裂，他们才能理解某种另外的东西，但是，去年的同“价格方面”的努力有关的危机毕竟“把辩证法印入了某些经济工作人员”的脑海里……
我们的国民经济和我们的国营社会主义工业核心的普遍增长，也使我们有可能推进我们的商业和合作制。同私人资本（大家知道，它大部分是商业资本）的斗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这一点决定的。
在莫斯科商品交易所的流转额中，私人资本在出售方面的作用从占总流转额的12.2%（1923年10月）降为5.5%（1924年，8 月）。在购买方面的有关数字将是：10月占20%， 1924年8月占10.7%。
根据70个省交易所的情况：
在出售方面，私人资本在这段时间内的作用从13.5%降为7.1%；
在购买方面：从17.2%降为10.1%[14]。
关于贷款的资料也表明了排挤私人资本的同样精形。（见下列图表[15]）
关于“私人”一项的有着重号的数字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现在未必有同志会认真地肯定说，同去年相比，私人资本主义 会有相对稳固的地位。反对派在这方面的预言说中的程度就像在所有其他方面的预言一样。去年的实践充分说明，有的地方巳经偏到过于“损伤”私人资本的方面去了，这种“损伤”造成了我们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所不能弥补的缺口，而私人资本部分地转到纯投机性方面并涌向粮食和原料的采购工作。但这指的已经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这里主要的教训说明，必须减少行政上的热心并把重心转到经济影响方面来。
※ ※ ※
我们就要结束我们对反对派经济纲领的分析了。我们知道，这个纲领的个别论点根本不是——过去也不是——由于党的领导层犯了这样或那样的具体错误而造成的比较“偶然的”修正案。因为从反对派的全部“修正案”中听到的是同一个调子，看到的是同一条路线。揭露这条路线，暴露这条路线，把它指给全体读者看看——是本文的基本任务。但是，我们不仅努力指出这条路线，而且要证明整个这条路线是不正确的，从它所得出的结论也是不正确的。
从上述一切必然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反对派在这里暴露出不理解我们建设的基本的问题，即工农联盟问题。而这就是整个托洛茨基主义的主要毛病。
[1]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97页。——编者注
[2]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56页。——编者注
[3] 参看《列宁全集》第33卷第35页。——编者注
[4] 同上，第237页。——编者注
[5]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474页。——编者注
[6] 《列宁全集》第35卷第473页。——编者注
[7] 1923-24执行年度国营工业的初步工作总结（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央统计局统计月报第9号附刊）。
[8] 数字引自国营工业中央管理局向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同志的报吿。
[9] 参看《列宁全集》第33卷第381页。——编者注
[10] 即失败的意思。——编者注
[11] 见索柯里尼柯夫：《预算和通货》“经济生活”出版社1924年版第52页。
[12] 代表大会委员会情况通报第9号。
[13] 《列宁全集》第33卷第238页。——编者注
[14] 1922-23和1923-24执行年度的苏联国权商业。附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关于国内商业的报告后面的统计资料汇编。国内商业人民委员部出版社。1924 年，第27、28、30页。
[15] 1924年国营工商业会议。1924年12月10日会议全体会议所附的报告汇编，第146-147页。
感谢 黄胜利 录入并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