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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土地问题的意义

尼·布哈林

（1925年2月25日）
于文霞 译


　　原文载于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1925年第3—4期。中译文来自《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43期。


　　在我们的时代，彼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土地与农民问题，又重新具有极其尖锐的意义。如果说这个问题在苏联已摆到理论争论和实际措施的中心地位，那么无论在资本主义各国，还是在半封建国家里，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如此。当然这决不是偶然的。这里显示出一定的而严整的历史必然性，即纯粹客观的规律性。战前各国间是有着那样的密切的互相依赖关系，使关于世界经济是否存在的争论本身已成为可笑的事情。战争的破坏不可避免地给不同国家带来了一系列类似的后果：生产力的衰落，“正常”经济关系的解体，城乡之间，工业宗主国与农业殖民地之间经济关系的变动；跟随着经济的变动，是城乡之间和资本主义社会各种阶级之间社会力量的相互关系的变动，等等。经过几百年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生存也成了问题，过去被认为是“自然的”、“正常的”、“不能超越的”这种“合法秩序”的存在，也成了问题。无产阶级通过一系列强大的行动，首次对社会权力和领导权公然提出自己的要求，并在俄国胜利地冲破了资本主义阵线的世界锁链。在社会关系如此不稳定的情况下，无论作为统治者的资产阶级，还是对统治权力提出自己要求的无产阶级，都完全自然地为自己提出了同盟军问题。因此争取农民的斗争是现代历史时期的特征之一。
　　资产阶级对农民的总评价是众所周知的，下面就这些评价举几例说明。
　　И·康拉德教授在谈到农民问题时写道：

　　“在政治方面，他们（农民）由于定居和眷恋土地，而成为健全的农村生活的基础，他们在大区域中是作为大土地所有者和普通工人之间的中间环节而起作用。农民阶层自古以来都是国家中的最保守的因素，他们牢牢地和陈旧的传统联系在一起的，并且以最大的热忱去维护它。对所有权的注意及对故土的热爱，使他们成了城市革命思想的天然劲敌和反对社会民主主义潮流的最坚固的屏障。（此句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蜕变之前写的。尼·布·注）因此，这个阶层有根据地被认为是任何健全国家的最可靠的支柱。”[1]

　　奥古斯特·斯卡里瓦维特教授在不久前出版的著作中，也阐述了同样的思想：

　　“在农业占显著地位的国家机体中的社会结构具有特殊的力量……，上升到阶级仇恨的不满情绪，在农村中找不到良好的土壤。文化史学家里尔称农民和占有土地的贵族为社会惰力，而谈到城市资产者和无产者时，他与此相反称他们为社会动力。管理庄稼人是轻而易举的。他使国家内政具有稳固性和永恒性。城市国家极易受到急进主义和平民统治的影响（乱民和暴徒）。”[2]

　　这种言词的雄辩性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对农民的这些评价绝妙地体现了资产阶级、地主统治集团的意图、目的甚至思想意识，然而它离客观真理相距很远。这些评价过高估计了农民的一定阶层的特性，而最重要的是这些评价把一定历史时期的特征搬到所有时期。资产阶级历史观的局限性就表现在这里，他们容易忘掉遥远的过去，也不会很有预见性的展望未来。
　　与此同时，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中写道：

　　“德意志民族也有自己的革命传统。在历史上德国也曾出现过能和他国最优秀的革命人物媲美的人才。在历史上德意志民族也曾表现过坚韧不拔的精神，如果是在一个中央集权化了的国家，说不定会创造出多么伟大的成果。在历史上德国农民和平民所怀抱的理想和计划，常常使他们的后代为之惊惧。”[3]

　　在这里详细地谈英国、欧洲大陆、俄国（“混乱时代”、拉辛、布加乔夫、1905年、1917年）和亚洲等地的农民革命运动，是不适宜的。但是，提及这些事实是必要的，以便使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的庸俗和愚蠢，他们自负地寄希望于上帝赐给农民的一成不变的保守主义很快被揭露出来。
　　毫无疑问，农民，特别是其中的某些社会阶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起了保守作用。西欧和俄国农民之间的区别可以用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加以解释，即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总的来说已经结束了，而在这个革命过程中，封建的土地占有关系受到了巨大打击。然而，在俄国，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仍然继续存在，因此土地问题（同时也是农民问题）成了当前革命的“民族特点”。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迟迟降临”又带来了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这就是卡·马克思所讲到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农民战争”的结合，即（对德国来说）从无产阶级胜利的观点来看是最好的结合。
　　资本主义总的持续危机，在我们面前展开了极其杂乱的和多彩的图景。一方面，资本主义各国本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另一方面，所谓的“落后”和“被奴役”人民的民族问题也提到日程上来了。被宗主国财政资本镀了金的封建和半封建制度的国家，大声疾呼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在这些国家中，“农民战争”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交错在一起，并成为世界革命进程的组成部分。
　　这样一来，从纯客观的观点出发，新的历史时期使得资产阶级对农民，或者比较准确地说，对它的相当广泛的阶层，有必要作彻底的重新评价，而随之而来的是有必要采取新的实践措施。
　　总结一下农民大约占人口的多大比例，是有益处的。
　　世界人口按国家分布如下：[4]

　面积
以千平方公里为单位		人数
以千为单位
欧洲10, 000463, 000
美洲43, 000212, 000
亚洲44, 000900, 000
非洲30, 000136, 000
澳洲9, 0008, 900
总计136, 0001,179, 000


　　这样，全世界人口的半数在亚洲（一百七十一万九千中的九十万）。而中国人口为四亿三千六百零九万五千人，[5]这几乎相当于已有发达工业和城市的整个欧洲的人口总数。工厂工人的数量大约为五十五万，[6]铁路工人、码头工人等的人数多一些。十分清楚，人口的绝大多数，将近四亿是农民。
　　按人口总数占第二位的是印度，据1921年人口调查是三亿一千九百零七万五千人。[7]
　　根据罗伊同志的统计，他依据的是1911年人口调查数字，在三亿一千五百万总人口中，两亿八千万住在农村和村镇中（少于五千人），其中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的占两亿两千四百万，而依靠租地生活的有八百五十万。如果再减去七百万牧畜者，那么剩下约一亿六千七百万纯属自耕农。[8]
　　在苏联，这个跨欧、亚两大陆的国家里，人口总数为一亿三千三百五十万四千人，其中城市人口为两千一百八十八万，农村人口（即几乎完全都是农民）为一亿一千一百六十二万四千人。[9]
　　在美国，根据最后一次调查（1920年），总人口的数字为一亿零五百七十一万零六百二十人；其中城市部分占五千四百三十万零四千六百零三人，农村部分为五千一百四十万零六千零一十七人（占百分之四十八）。[10]1920年从事农业、林业和畜牧业的“成年”（十岁以上）人口数字为一千零九十五万三千一百五十八人（占全部“工作”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三；其中奶场主，农场主和畜牧主为六百二十万一千二百六十一人，然而在这里工人（奶场、农场和畜牧场的劳动者）总数为四百零四万一千六百二十七人（其余者属于更细小的专业）。[11]
　　全欧洲（英国除外）农村人口占百分之五十左右。但是同时需要经常地注意到，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机体直接地与他们的殖民地相联系。假如以法国为例，在1921年（九十个行政区）有一千八百二十万六千城市人口和两千一百万四千农村人口，那么不能忘记，法国在殖民地还有五千七百万的人口，而在这里绝大多数居民是农民。[12]如此等等。
　　从这些肤浅的数字可以看出，作为一定社会力量的农民是起着如何大的作用。“我们”不得不推翻的，而“他们”不得不保卫的那个具体的资本主义，不是什么纯理论上的抽象的资本主义；在这个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口的绝大多数还是自耕农，也就是说在这些农民中，极小的部分，成长为剥削者力量。而其基本部分成为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剥削的对象。这些“第三者”的数字确实很大。然而，资本主义在自己内部矛盾的压力下，现在已经进入了自己崩溃的时代，这点表明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比反映在罗莎·卢森堡同志头脑中的革命还要革命一些。
　　假如我们进入了尖锐冲突时期（而我们毫无疑问地进入了这个时期），那么，为争取“第三者”，为利用这个“第三者”内部的不同阶层而展开的社会两极（资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斗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列宁尚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为革命无产阶级提出了这个涉及国际范围内的任务。在关于土地问题决议中谈到：“……如果产业工人局限于狭隘的行会利益和狭隘的职业利益，只满足于为改善自己有时还过得去的小市民生活状况而奔走，那他们就不能执行使人类摆脱资本压迫和战争这一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使命。……无产阶级要成为真正革命的阶级，成为真正按社会主义精神行动的阶级，就必须在言论上和行动上都成为全体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的先锋队，成为他们推翻剥削者的斗争的领袖”。[13]
　　必须清楚的是，这里所谈的不仅仅是，为了在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直接战斗中，“利用”农民作为重型步兵。如果把此事看作是国际革命问题之一，那么其含义就深刻得多。在无产阶级胜利之后，甚至在它世界性胜利之后，农民（更准确些，它的某些阶层），作为人类的庞大队伍仍然会存在。无产者虽然是改造整个社会的阶级，但在世界人口中它本身仍然只占少数。这一点不应当忘记。因此，经济形式的结合问题，同农民经济的共处及它的改造问题等现在和将来都是过渡时期，即几十年期间的重大问题。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社会政治联盟，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不可能脱离经济领域中的一定的关系。然而，另一方面，在我们的时代，在新制度彻底巩固之前，生活资料这一总问题，比战前所给予的压力还要大得多。这样，无论如何也不能离开这样的事实，在世界资本主义崩溃的时代，无产阶级只是人口的少数，仅仅在经济特别发达的个别国家中，它成为多数。但其中不包括作为“经济补充”的殖民地国家。随之而来的是政治和经济各个领域的特殊困难，而这些难只能去克服它，不能，再重复一遍，回避它。
　　需要再补充一下，在国际资产阶级面前也摆着同样的问题，只不过在这里一切都从属于一个主要目的：巩固资本主义社会。
　　首先在资产阶级面前，如在胜利了的苏联无产阶级面前一样，摆着一个生产问题。

　　“现在不是怕富裕，而是怕贫穷”。[14]
　　“全世界赞成宣布，生产应当是我们最共同的口号。我们首先，也是最主要的应当从农业方面作起”。[15]

　　但是现在农业生产这个问题，被资产阶级地主集团决不看作是“纯粹”的生产问题，这证明各种各样的因素（经济的、政治的、对外政策的、军事的、社会的等等）是如何紧密地互相交错着。
　　一定方向的这些探索首先表现在“是工业国家还是农工国家？”的问题上，这里统治阶级内部的不同倾向是与工业和农业这两个部门相对应的。
　　“农业”倾向派反对国家过分工业化，要求实行保护农业的专门措施（当然包括地租），并坚持实行粮食关税制（农业保护关税政策）等等。“工业”倾向派（特定含义上的）则不倾向于阻挡工业的发展。
　　农业“倾向”的拥护者们的基本主张如下：
　　1. 总的经济前景。高速度工业化使工业国成为农业国即美国、阿根廷和俄国的附庸国。
　　2. 军事战略方面。经济上的独立，“自我富裕”“自给自足”是军事胜利的前提条件。没有这一点，国家不可能经得住现代化战争。
　　3. 社会阶级方面。高速工业化也会导致阶级对立的增长，会导致削弱具有保守情绪的“农业主”、农民及整个农村，而这在当前尤其是可怕的。
　　就整体来说，资本主义制度的不稳固性，表现在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当前不得不从社会危险性观点来看待所有这些问题。这种争取在社会上取得统治地位的病态心理再一次表明，无论如何必须掌握住农民。举几例说明。
　　“回到土地上去”的喊叫明显地不仅依靠狭义的地租利益，而且依靠作为革命源泉的城市的弊病。由此产生了“恢复农业”，甚至是“恢复谷物”经济的口号。例如，阿道尔夫·瓦格涅尔，首先把必须缓和“阶级对立”和必须减缓“过激社会主义思想”发展过程作为提出自己要求的依据。亨利·吉特采尔反驳瓦格涅尔时指出，由于农业保护关税制度，地租有增长的危险性，而这会“同马克思主义一样成为危险的形态”，即为“农业共产主义”创造合适的土壤。[16]在法国，农业生产因战争而遭受到极大的损失，因此资产阶级中间出现了主张加快大农业生产的倾向。看这个“农业复兴”运动的一些拥护者是怎样描绘未来农业的：
　　“组织土地协会，它们将拥有广大的一块土地，并建立起宽敞而设备齐全的农场，然后坚定地走上农业大生产道路……”[17]但是，许多作者坚决反对这种提法，尽管他们都极赞成“回到土地上去”的口号。（“回到土地上去”是这个阶层的战斗口号和梅林一本书的名称。）并且很有趣的是，在反对“大的匿名企业的新规定”[18]斗争过程中，这些作者（梅林、希蒂尔及其他）提出了下面的设想：
　　“这个被概括的转化在农业中会引起劳动与资本的分离，而这一结果是马克思的学生所热烈欢迎的（！），因为这一事实会证明导师理论的正确性，但是，我们认为这一结果是不幸的，为了社会利益我们应当摆脱它”。[19]由此产生的口号：“一切为了土地和一切通过土地”，“把土地交给农户”诸如此类，最明事理的资本家都想用这些口号巩固自己对农民的影响。
　　上面所引证的例子说明，现在资产阶级不可能单从一种生产技术的和经济的合理性观点提出问题。各种关系的不稳固性迫使他们首先关心掌握住控制农民的权力，然后用这一权力去反对无产阶级。
　　美国财政资本集团十分坦率和异常精辟地表达出来了这一点。
　　在《哈钦森新闻》（堪萨斯州）我们可以看到如下阐述：

　　“恶意煽动者鼓吹，农场主应当和自己利益绝然不同的工人或者社会主义者，或者与纳税者，或者与任何其他选民组联合起来。
　　如果农场主想要缔结政治联盟，那么他应当与大资本家缔结契约。他应当与银行、铁路、工业资本家以及华尔街老板缔结契约。他们是农场主真正的朋友，因为这些人希望农场主繁荣，他们自己的繁荣是建立在农场主繁荣的基础上。”[20]

　　这样，我们在这里看到反对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策略的准确的公式。“结合”或“面向农村”的口号不仅为统治的无产阶级所接受，而且也为统治的资产阶级所接受；甚至在最近“农业危机”期间，使几乎近三分之一的农场主破产的美国托拉斯宣扬这些农场主是美国社会的主要支柱！再补充一下，同样值得提到的是俄国白匪的“农民”倾向，包括相当一部分已经懂得土地不能收回的保皇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农民与无产阶级的破裂，同时又寄希望于这个农民与“真正的朋友”，像普梯洛夫，康诺瓦洛夫和其他“健全资本主义”的英雄好汉们“恢复关系。”
　　在比较资本主义各国之间和它们同联盟国之间相互关系的时候，可一目了然地看到“相似的问题”（当然在一定含义上说），这一点可以用战前存在着，后来被战争所破坏的世界经济这一事实来解释。
　　因此，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所谓的世界农业危机这一非常重要的现象。正如尼·奥新斯基同志在自己优秀的分析著作中非常公正地写道：“这个危机只是暴露了从1919年以来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遭受的那种基本的、深刻的总危机经常起作用的力量。这种经常起作用的力量是：（1）在世界范围内（各国间综合性生产的比例失调）；（2）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比例失调（在世界和国内范围内）；（3）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生产的比例失调，或者在个别国家内部，这两者之间关系的破裂；（4）消费资料生产与工人阶级实际收入之间的比例失调。”[21]甚至连“剪刀差”这种和危机相联系的现象也在相当的时期内成为世界现象；在次要的，虽然是实质性的问题上，也暴露出一些相似的情况（虽然社会结构不同）：例如，一方面，我们苏联经济组织的价格政策（1923年秋以前），另一方面，西方，特别是美国垄断组织的价格政策。在我们国家里，只是来自我们党的合理化力量方面的坚决的强制，才消灭了这种类似的情况。不言而喻，在这些类似的趋势下，隐藏着在形势当中的类似情况，也就是说在最近任务范围内的类似情况。城乡间的不平衡状态成了各处政治中所发生的主要问题的原因。无论在统治的资产阶级面前，还是在统治的无产阶级面前，从积极的方面摆出了一连串的任务：必须恢复工农业之间的平衡；为了弥补战争期间的损失，必须加强积累；要阻止住大工业脱离农业市场，也就是说，要保证国内农业市场的容量；征税问题；缩减非生产性开支问题等等；最后的，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任务是掌握住对小农生产者的领导权。
　　最有趣的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人所共知的方法，在形式上往往也是相同的。我们已经指出主要的方法是统一战线的策略。可以说，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在各领域——政治和经济——里都使用了。例如，合作社问题成了资产阶级经济政策的中心问题之一，这是很说明问题的。美国资本家们常常直接给这些组织资金，目的是为了控制农场主，但他们又用另一种方法肆无忌惮地破坏农场主。在一系列国家中，由于农民土地运动，进行了非常不充分的土地改革，地主为了巩固他们对农民的权力而不得不献出一部分土地。为了把大土地所有者和农民在有关农产品价格的同一要求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农业关税政策也在加紧推行着（关于提高粮价的任务，我们过去也遇到过，但解决方法却不同）。
　　魏尔涅勒·佐姆巴尔特教授在最近出版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书中[22]，分析了战前社会主义运动的破产，同时对作为老的革命马克思主义传统制度的继承者的布尔什维主义予以公正的评价，然而，他把事情说成是似乎事实已表明马克思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幻想的破产，而我们像慈善的彼涅洛帕[23]一样，一再老调重弹。
　　再没有比这样描绘事件进程更错误的了。也只有资产阶级思想家，不会从历史的广阔的范围和内在联系中去思考，给我们解释了这种古怪的科学偏见。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蓬勃发展。与此同时，它在从殖民地获取超额利润的基础上，使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有时是相当大的一部分屈服于自己影响之下。工人阶级中间，整个世界无产阶级内部形成了类似阶级的等级的划分。“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恩格斯论英国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之间，工人贵族和工人“平民”之间，熟练劳动的上层分子和不太熟练和非熟练劳动的广大群众之间，帝国主义大国的无产阶级上层分子和其他各国工人阶级广大群众之间的对抗，简言之，获得剩余价值的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同伙和所谓的“纯”剥削对象之间的对抗，在工人阶级内部发展为极大的矛盾。这个矛盾，一方面成为以前社会主义运动破产的原因和后来资本主义制度一直在支撑着的主要原因。
　　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长入资本主义国家机构之中并从思想上长入资产阶级观点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等的王国之中。
　　如果说无产阶级的状况如此，那么不难理解，把农民吸引到资产阶级利益的范围中会走得多么远。欧洲农民早就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美国农场主从一开始就在封建主义成份极少的条件下成长的；俄国农民的情况则是另一个样子，然而在这里私有制也生出粗而深的根。资本主义经济冲昏头脑的胜利，把从前的“农民阶层”引向迅速的分化：它不是分化为类似阶级的“等级”，而是分化为阶级，尽管他们用一系列的中间阶梯联系在一起。“农场主”，雇佣工人的资本主义农场主，“富农”——这些阶级范畴，已经同雇农或以当雇工补偿自己经济“收入”不足的农民是两个相反的极端。宗法式保守主义的或者民粹派的研究家们不管怎样抹煞这些事实，但是这些事实已成为现实。因此，农民从其富裕的“带头人”起已经彻底地，牢固地和永久地长入统治阶级的组织中，这是完全自然的。同样可以理解的是，欧洲“劳动的”中农，在他们有可能上升时（不是全部，而是他们当中的个别成份，同样地力求向上层看齐，而这些农民是以没有雇工，或者有很少数量的雇工为特点的。在阶级对抗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情况下，无数的过渡阶梯的存在，保证了农民长入资产阶级地主利益范围内的特殊机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上层之间所形成的利益的共同性，以成倍的规模在统治阶级（特别是和土地有关系的那一部分）和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群众中间培植起来了。
　　上面已提到，在欧洲——俄国成了例外，在这里土地封建农奴制残余表现得异常突出_富农也不可能生长为像德国富农那样的势力。另外在殖民地，事情也是另外一种情形，在那里农民的分化是很缓慢的，群众普遍贫困化，长时期的饥饿和独特的“贫穷平均化”的过程往往是主要的过程，另一方面，那里保存了被来自外国资本方面的残酷剥削“花样”而复杂化了的封建关系。
　　战争的动荡使世界经济开始发生相反的过程，即群众“非资产阶级化”的过程。
　　无产阶级的这个过程是从受贿较少的阶层的反抗开始的，但是随着熟练工人丧失特权地位的经济基础，随着失去殖民地超额利润和殖民地“超额工资”这种威胁的增长，这一阶层也开始向“左”转。英国工人阶级内部所发生的变化，是这种过程的最好的例证。
　　在农民中同样的过程，是以其它的但还是类似的方式进行的。农民在人力方面遭受巨大的损失；农民经济由于普遍破坏而大为衰竭了，尽管粮价提高和农村阵地相对地加强了。农业危机也使农民受到十分激烈地袭击。为了举例说明，我们引用美国农场状况的材料。1923年秋农业部根据十五个生产小麦的州所进行的专门调查得到如下统计数字：[24]

　私有者租地的农场主
由于破产失掉自己的农场4%7.2%
未声明破产而离开农场4.5%7.8%
只因为“贷款人的宽大态度”避免宣告自己的破产15%以上 21.3%
总计23.5%36.3%


　　从前的稳固性以不稳固性代替了。理所当然，这里从整体来说，农民最不富裕的部分，首先是贫农比其他人参加运动要早些。感受到帝国主义力量削弱的殖民地农民，小农，随后中农的某些部分也力图走上独立的道路。俄国的土地革命，在巴尔干、罗马尼亚、波兰和其他地方的一连串大的起义和骚动；殖民地运动；印度和中国的运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德国、法国的小农和部分中农希望从一般农业队伍中划分出来；最后是美国农场主的运动，——所有这一切现象属于我们在上边提到的总过程。
　　资产阶级一方面企图以配合镇压手段使这些努力陷于瘫痪，另一方面采取统一战线的策略把这个巨大的过程引向消亡。
　　但是事实的发展逻辑必然比一切愿望更有力得多。现在总的“发展”趋势是不容怀疑的。资本主义越来越迅速地产生着它自身的矛盾。这些矛盾在世界范围内的第一次大爆发——我们指的是1914年—1918年的世界大战——引出了一个巨大的无产阶级国家以代替大沙皇帝国，并且在各地动摇了资本主义的基础。然而，资本主义尚未医治自己的创伤，就以自发的力量走向新的灾难，使自己体系的内部矛盾尖锐到了极点。现在只有改良的社会主义派和社会主义的改良派的不可救药的蠢汉才寄希望于事态的和平发展。然而事与愿违。因此，现在企图代替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只是可怜的“思虑不足”而已。同时从资本主义观点出发，切尔诺夫、马克多纳里德、伯恩施坦、考茨基先生们之流是极好的工具。他们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建设性”的，对无产阶级的国家来说是“破坏性”的。
　　随着广大人民群众“非资本主义化”过程的向前推进和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日益成为指导力量，“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也失去了土壤，而城市的工人阶级往往变成为广大劳动群众的领袖。
　　争取这些群众，首先是争取贫农群众，使之置于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是无产阶级胜利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为了解决“破坏”任务，即破坏和粉碎资本主义制度的任务，为了解决“建设”的任务，即实现城市与农村间的“结合”，这个前提条件是不可缺少的。
　　马克思在一个地方谈到，城乡间的对抗运动决定整个历史时代的进程。帝国主义和它所进行的战争把这个对抗推到了顶点，尽管它也用全力去克服这个矛盾。与此同时，巨大的社会灾难又为世界城市与世界农村之间的新关系创造了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是在宗主国和殖民地通过工人阶级和跟着走的农民阶层的共同斗争锻造出来的。而这就是从总的方面摆脱资本主义矛盾的开端，是摆脱掠夺战争的开端，是全世界人类历史改造的开端。
　　只有这样破产的小生产者的群众性力量才可能成为并将要成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我们时代的伟大解放力量。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将同“农民战争”相结合。
　　这个过程是以不同速度，不同形式进行的，有时这个速度和形式之间的差别是非常大的。所以考虑到它的具体特点，是共产党应尽的职责。他们想要完成自己的任务，就必须特别注重土地和农民问题的极其重大的意义。


注释：

[1] И·康拉德：《农村和农民阶层》（统计）德文版，国家科学袖珍词典，第2卷，第3版，第635页。

[2] 奥古斯特·斯卡里瓦维特：《农业政策》，德文版，柏林和莱比锡出版，1923年，第17页，（经济和社会科学手册，第17卷）。

[3] 弗·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85页。

[4] 《经济年鉴》，德文版，《1923—1924年间的政治和工人运动》，第235页；北极圈地区（一千一百万平方公里）不包括在内。

[5] 《中国年鉴》，英文版，1924-1925年，第30页。

[6] 《中国·经济和经济基础》，德文版，约瑟夫·海洛尔博士编辑，第25页。

[7] 《印度年鉴》，英文版，1924年，斯坦雷·里德编，伦敦。

[8] 马纳本德拉·那夫·罗伊：《印度在过渡中》，英文版，日内瓦，1922年，第42—43页，51—52页。

[9] 《苏联国民经济统计数字》．俄文版，中央统计局出版社，莫斯科，1924年，第6-7页。

[10] 《美国第十四次人口调查（1920年）》，英文版，第3卷，第15页。

[11] 《职业统计学摘要》，英文版，华盛顿，1923年，第482—483页。

[12] 《法国与外国一般年鉴》，法文版，1924年，第83页。

[13] 《土地问题》、《共产国际文件汇编》，（贝拉·库恩编）中文版，第一册，第191页。

[14] 亨利·希蒂尔和若塞夫·希蒂尔著：《农业中的迫切问题》，法文版，1923年，巴黎，第8页。

[15] 同上，第9页。

[16] 海思里希·迪切尔：《工农国家还是工业国家》，德文版，国家科学袖珍词典，第4版，第1卷。

[17] 加兹思特：农村和森林的鉴定，法文版。

[18] 希蒂尔，参见[4]，第28页。

[19] 同上，第26页，另参见乌格金斯基：《商业经济中的农业政策》，法文版，第4版，第1卷，第80页。

[20] 引自《哈钦森新闻》（美国，堪萨斯州），1924年12月6日。

[21] 尼·奥新斯基：《农业的世界危机》，俄文版，《新农村》，莫斯科，1924年，第135-136页。

[22] 魏尔涅勒·佐姆巴尔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23] 古希腊荷马作品中奥德赛的妻子，她丈夫外出二十年，杳无音讯，虽有许多人求婚，她终不改嫁。后人把她作为忠贞不二的妻子的代名词。——译者注

[24] 《1923年农业年鉴》．《小麦状况》，农业部秘书提出的报告，英文版，华盛顿，1924年，第121页。

感谢 雨宫花凛 收集、佐仓绫奈 录入并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