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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党在农民政策方面的新任务
布哈林
1925年4月24日
李光林 译；刘献洲 校
本文是布哈林在莫斯科党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摘要，载于1925年4月24日《真理报》。中译文来自《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第17期。
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问题具有特殊意义
现在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缓慢的。在发展生产力方面，我们的成就与日俱增。但是我们必须注意一种情况，这种情况无论如何不能忽略，这是一种新情况，它可以决定我们今后的命运。我说的是这样一种现象，即现在被称之为西欧资本主义的稳定的流行说法。西欧，首先是中欧的资本主义现在正在恢复自己受到战争创伤的躯体，这是毫无疑义的。诚然，恢复过程是否巩固，这个过程是否会持续下去，这是大有疑义的。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即在目前这几个月中，这个过程表现得十分明显。如果说在若干时间以前我们可以说，我们虽然发展缓慢，但是还是在发展，而资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在衰落，在走下坡路，那么现在就不能这么说了。这就是我们应当时刻注意的新情况。
由此得出下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同自己的资本主义对手们同时发展的时候，我们发展的速率和速度问题就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应当不断提高经济流转的速率。加快经济流转的速率是主要任务，是经济政策的普遍问题，而我们现在所遇到的这类问题比其他任何问题都要多。
必须尽快增加我国社会主义工业中的和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积累。现在我们未必能从外国资本中获得什么新的、富有成效的力量。因此，我国经济流转的速率和资本流转的速率就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把我国整个经济中主导部门的运转加快，如果我们把国营资本的流转加快，那我们就将获得快得多的积累速度和大得多的经济增长。
因此，既然我们这样提出我国经济政策的基本问题，那么就必须懂得：我们需要做什么？在同农民的关系方面，在国营工业同农民经济的关系方面，我们应当干些什么？
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含义
我们的经济政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战时共产主义体制。第二个阶段是地方流转中的自由贸易体制，这是当我们看到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已经不适合现实需要时向前迈出的第一步。最后，是我们后来转入的第三个阶段，即新经济政策。
过渡阶段，即地方的商业流转，看起来是经济上的昙花一现，这是走向现在正确的无产阶级经济政策的第一步。商品流通绝对不会停留在地方的范围内，它已在一定程度上扩展到了全国，因为市场的分散、消息的闭塞和一系列经济失效的现象都妨碍不了这种流转。
应当反复阅读列宁关于粮食税的小册子，因为每次从新的角度去阅读它，每次你都会在其中发现原先不为人注意的东西。列宁在这本小册子中出色地把战时共产主义体制称为“堵塞”流转制度。从这种观点出发，十分自然地可以把新经济政策说成是“开放流转”体制。
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作用，这就是应当在一定程度上正确地分配现有储备的这样一种经济形式的作用。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所确定的不是前进，不是发展经济，不是发展生产力，而仅仅是使用已有的储备。当需要恢复经济时，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就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了。必须打开闸门，必须解放商品流转。
我们起初打开商品流转的闸门时只把钥匙转动了一半。我们说过地方商品流转。但是看来，必须冲破经济流转的框框。我们应当把钥匙再多转动几下，于是我们就制定了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的含义何在呢？这是需要搞得十分清楚的。尽管我们多年来一直在宣传这个新经济政策，许多同志仍把新经济政策的含义只归结为一点，即农民向我们进攻了，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已开始造反了，我们开始退却了。似乎仅仅把事情归结到这一点，但是事情绝不仅仅如此。
新经济政策的深刻含义就在于，由于战时共产主义的束缚，一系列经济因素从前不能互相充实，现在则可以互相充实了。当建立起农村同城市的贸易联系时，这就意味着城市开始从经济上充实农村，而农村也开始从经济上充实城市。只有加强这种联系，使各种经济因素互相接近，才能导致经济的增长。
需要把各种经济集团、各种经济因素联结起来，结合起来，通过这种联结和结合来保证它们的互相影响。当开始向新经济政策体制过渡的时候，我们首先发展商业，这决非偶然。商业恰恰是使一种经济因素可以对另一经济因素发生影响的纽带，它首先是使城市影响农村，使农村影响城市。
因此，我们在执行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活动，就是日益加快的由堵塞经济流转向开放经济流转的运动。
我们通过什么途径走向社会主义
由于有了战时共产主义的经验和新经济政策的经验，我们关于工人阶级夺得政权以后达到社会主义的老观念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从前我们这样设想事情，要夺取政权，我们几乎要把一切都夺到自己手中，然后就立即实行计划经济，这样就可以走向社会主义。现在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事情并不全然如此。
我们现在的想法可以概括如下。我们抓住主要的东西，我们决定主要的东西，然后我们的国营经济通过各种途径，有时甚至要同私人资本的残余展开竞争，通过市场关系这一价拍卖商品，我们就以更低廉的价格出售。这就是现时期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人手中也有许多企业。我们同他们进行斗争，我们通过竞争来排挤私营资本家。如果私商低价拍卖商品，我们就以更低廉的价格出售。这就是现时期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
这样一来，我们通过同私人资本的残余作多年的艰巨的经济斗争就可以走向计划经济，我们不能立即走向计划经济，而是在排挤、抑制和改造一系列中间形式的过程中走向计划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市场关系、货币、交易所、银行等等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我们可以在若干时间内使国内现有的一切经济力量，即不仅使我们手中的力量，而且还有我们的对手手中的力量，都不得不为我们的事业效劳。
新经济政策的含义和我们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观点可以这样来描述。我们只有在大规模的经济流转的条件下，才能实施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的当前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可以利用所有经济力量并真正提高生产力。这种流转扩展得越广泛，我们经济的发展速度就越快。
两个战略计划
我们需要随着社会主义形式的增长以及不断排除和削弱同社会主义相敌对的资本主义形式而出现的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高涨。我们需要得到的是可以把我们引导到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把我们引导到完全复活了的所谓健康资本主义的那种生产力的发展。同志们，就这样，当我们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时候，列宁同志提出了一个战略计划；而当他写关于论合作制的文章时，即他就经济政策的原则给我们留下明确遗嘱时，他提出了另外一个战略计划。
列宁在《论粮食税》的小册子中说，在向社会主义前进时，首先必须战胜分散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和小业主是我们的主要敌人，为了战胜它们，需要拿出勇气同大资本，主要是同租让资本结成同盟。无产阶级，即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加上大资本就可形成一个能够束缚住分散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同盟。关于合作制，在这个小册子中说道：在我国条件下，合作制是要首先帮助富裕农民，即帮助农民中的资本主义成分。隐瞒这一点，或是掩饰这个事实，那不是愚蠢就是犯罪。
这第一个战略计划是完全清楚的。我们需要争得社会主义，即计划经济，这是我们的最终目的。需要向农民经济做许多让步。但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应当同大资本主义同盟者——租让资本、国家资本主义结成同盟来战胜它，来反对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合作制，这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环节；合作制是这样一种环节，即它首先帮助农村的资本主义成份、富农成份。但是我们把这个环节同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结合起来了，这样，我们就能够同这些资本主义成份结成同盟来战胜和排挤我国的分散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
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后来的文章《论合作制》中，我们看到了问题的另一种提法。这篇文章没有讲合作制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环节，而是讲，在我国条件下，合作社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同农民结成了同盟。组织在合作社里的农民加上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国营工业一起反对大资本和一切私人资本的残余。
工人阶级的最大理论家和天才领袖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战略计划。这种情况不能解释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始想的是一个样，而后来想的又是另一个样。它可以解释为在由列宁同志的第一方案到第二方案，直到写论合作制的信这段时间内发生了重大转变，发生了一系列展示出新的远景的重大事件。
我已说过，只有在迅速流转的条件下，生产力才能增长。但是，如果当商店里只有招牌而无商品，当工厂里只挂着红旗而不工作，当我们有了银行，即上面写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字样的银行办公室，但里面却分文皆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若为商品流转打开所有闸门，那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允许商品完全自由流转，那我们就会犯大错误。在当时的情况下，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再加上不断从这个势力当中分化出来的小资本家（它会随着自己最大限度的零散资本的每次流转而变得越来越强大）会用绞索把我们套住。如果我们用自己的命令滋养私人资本家，那私人资本家就会用市场经济把我们打倒。
当我们谈论必须开放商品流转以发展生产力的时候，我们同时提醒人们注意，必须保证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增长。因此，我们必须在那样一种限度内松开流转的缰绳，这个限度就是我们自己也能通过市场经济而拥有足够的竞争能力。在这里千万要谨慎从事。
不管怎样，都应当加强我们的经济命脉。可以借助外资和租让来加强它们。而当我们的经济命脉足够巩固，当我们有了机动余地，并且能够设置对付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闸门时，我们就可以愈加放松商品流转的缰绳。我认为列宁同志正是考虑到这种情况才提出了自己的第一个计划。
在第一方案以后的这段时间内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第一，事情已经很清楚，外国资本已经不那么愿意向我国投资。现在我国的租让合同还是很少的，而当时比现在更少。第二，在这些年当中，我们已经能够发挥我国的内部力量，以致可以不必借助外援而迅速发展。第三，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我们已经能够利用自己的力量来巩固自己的经济命脉。我们已经真正掌握了这些命脉：我国的铁路已经畅通，工业开始运转，我们开始组织银行并着手整顿国家的财政体制。
既然我们的经济命脉达到了完全现实的规模，所以在阶级力量对比方面出现一定的变化就是完全自然的了。如果我们没有银行，但却建立了小资产阶级的合作社，那它就要压垮我们。而如果我们有了银行，那合作社就要依赖我们，因为我们向它贷款。如果我们是叫化子，那富农就会在经济上战胜我们，而如果它是我们银行的储户，那它就不能战胜我们。我们帮助它，而它也帮助我们。
从我们的工业开始巩固那时起，我们的政策就向着减少控制，向着更大的流转自由的方向转化，因为现在这种自由对我们来说已不再是可怕的了。少作些行政干预，多搞些经济斗争。我们在同私商斗争时，不应当拳打脚踢，不应当封闭他们的小铺子，而是应当生产出比他们的商品质量更好的商品，要比他们卖得便宜。如果我们本身经济实力雄厚，如果我们握有真正强大的经济命脉，那开放经济流转对于我们就不可怕了。相反，它对我们还大有好处。
正是在这种新的情况下，列宁同志提出了新的战略计划，这是完全自然的。问题是这样提出来的。应当把发挥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刺激因素置于那样的条件之下，这就是要使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我们也能够帮助它们，同时还要能够巩固我们的经济。小资产阶级现在能够被纳入同我们一起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
开放农村的流转
由于西欧资本主义经济正在恢复，在我们面前就有一个加快经济流转和积累速度的任务，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的基础是大工业。我们也确切地知道，如果没有农民经济的支援，我们的工业就不能发展。如果在一些工人和我们一些党员中仍然存在那样一种行会情绪（他们说，农村的事与我有什么关系呢？），那么，无论如何应当铲除这种情绪。应当深深懂得，我们的工业要依靠农民的市场。
农民需要两类工业品：需要消费品，需要布匹、印花布等；还需要生产资料，即需要农具等。消费品的需求取决于什么呢？譬如说，农民在市场上购买布匹的数量取决于什么呢？这个数量取决于农民经济的经济实力。需要取决于农民拥有购买商品所应支付的资金，取决于农民经济的状况和这种经济的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消费需求只能随着生产需求的发展而发展，即只能随着农民自己经济的改善而发展。如果他们的农具再好一些，数量再多一些，如果他们的经营技术、耕作方法得到提高，那么他的经济水平就可以提高。而为了改进技术，在农民经济中就必然要有一个积累过程，必然不能吃光花尽，而是必须用一部分钱来购买农具等等。
既然这样提出了问题，那我们就遇到一种需要认真斟酌和深入考虑的现象。我以为我们面前所有问题的核心就在这里。
在我国的农村，迄今仍然保持着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存在着的关系。富裕的上层农民——富农和部分中农——目前害怕积累。这种担心是有一定根据的，因为我们在农村的实际情况至今仍然如此，即如果一个农民想盖一个铁屋顶，那第二天就会宣布他是富农，于是，他就完蛋了。如果一个农民购买一台机器，那也“不要让共产党看见”。农业的技术改进工作似乎是秘密进行的。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农村的各阶层，那我们就会看到，富农对我们阻挠他们积累表示不满。另一方面，贫农有时埋怨我们阻挠他们去给这个富农当雇工。我们似乎实行着一种压制富农，并在一定程度上压制富裕农民的无产阶级政策。但是由于这种压制，贫农也怨声载道。他们说：你们压制富裕农民这很好，不过你们得让我们进工厂，如果不能让我们进工厂，那也请把我们安置到一个地方，我们总不能啃一些无产阶级的命令过活吧。
所以，同志们，这种害怕积累的心情反映了在农村贯彻的经济战略是不正确的。我们用行政命令来压制富农，因此中农也害怕改善自己的经济，因为他们也有被列入富农并受到这种压迫的危险。而没有马，没有生产工具、坐以待毙的贫农也埋怨我们阻挠他们去富农家里“混碗饭吃”。
问题的实质在于，我们在实践中实行的这条路线同农村中形成的上述阶级关 系不相适应。实行这条路线要导致所谓农村潜在的人口过剩问题的尖锐化。
我们同时还在实行严重压制另外一些小资产阶级——手艺人和手工业者的政策。我们以征税形式从他们手中拿走了几乎一半的产品。当我们的工业还很薄弱的时候，一些同志担心，小生产者要把我们吃掉，所以我们有理由压制这种小生产者。结果就发生了这种情况：在农村有很多人到什么地方都找不到工作做。我们看到手工业者也人口过剩。就是这种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过剩人口以及潜在的农村失业现象严重地压迫着城市，使之难于同城市失业现象作斗争。
例如，如果我们宣布明天在莫斯科修建一条地铁，那我们就会发现来自农村的无处安置的失业人流。由于现在农村已经形成的经济关系，农业过剩人口已无法安置。所有这些现象对我们并没有致命的危险，但却给我们的双脚戴上了一付沉重的镣铐，这一副镣铐妨碍我们以更快的速度前进。如果我们对在我党政策影响下所形成的这种经济关系体制做一系列修正，那我们就能更迅速地前进。
我们有城市的新经济政策，有城乡之间关系方面的新经济政策，但是我们没有农村本身的新经济政策，也没有手工业方面的新经济政策。在这些领域里，在很大程度上还盛行着行政压制的政策同志们有这样一种情绪，即他们认为最好的经济政策是这样的：一个小铺子出现了，不是让合作社列队应战，不是在经济斗争中排挤它，而是压制它，给它贴上封条等等。当富农用机枪向我们进攻的时候，当需要直接卡住富农的喉咙并把它掐死的时候，这种方法是有益的，但是，现在这种方法是有害的，它会妨碍我们的经济发展。
我们农村政策的发展趋势应当是，要放宽妨碍富裕农民和富农经济发展的许多限制，有一部分甚至要废除。应当向农民，向全体农民说：发财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用不着担心，不会有人无情地欺负你们！我们应当努力使贫困在我们这里尽快消逝，使我们不再受穷。
我们通过农村所有经济因素的迅速流转可以得到什么结果呢？首先是农户的收入将会增加。而这就意味着对我们工业品的需求的增长，因而也就意味着加快了工农业之间的流转。流转的加快一定会保证我们工业的强有力的增长，一定会保证我们的工业对农业施加正确影响。如果工业能迅速发展，那它就可以带动我国经济的其余部门前进。
开放农村资本主义成分与帮助农民基本群众
问题是这样提出来的，即应该放手发挥富裕农民的经济潜力，放手发挥富农的经济潜力。但是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面，即我们用什么来补偿中农、贫农和雇农的损失呢？
为了帮助贫农和中农，应当发展富裕农户的经济。乍看起来，这种说法似乎是离奇的。让我们以我国城市中出现的情况为例来说明吧。从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那里征得的税款不断增加。在预算中它们是不断增长的部分。我们把这些资金分配到国家需要的地方去，分配给工业、文化建设和苏维埃机关等等。我们使私营资本家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做买卖，通过税收从他们那里获得相当大的一部分利润，并以此来加强我们的经济实力。
富裕农户的问题大概也应这样来估价。我们告诉富农：请发展自己的经济吧！不过我们要从你们那里征收比从其他任何人那里都要多的东西。我们将把从富农那里征得的东西贷给中农，或者以其他某种方式提供给贫农和雇农。这样我们就获得了能够用以帮助穷户的额外价值。应当努力争取不断增加我们的国民收入总额，使我们的流转加快，使我们的国库收入总额更多。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才能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帮助中农、雇农和贫农。
不应当隐瞒、掩饰和担心资本主义关系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发展。不要用行政压制的办法来干预这种关系，而是需要利用农村的现存关系，以便从经济上来帮助贫农和中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忘记问题的这个方面。
一些同志同意我上面所谈的许多意见，但是他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应当大胆地承认，在我们这里形成了资本主义关系。不要通过行政压制来征服富农。将要分化出资本家，雇农人数将要增加。阶级关系将日趋尖锐，事情势必要发展到我们不得不对富农进行强力剥夺的地步。
因此，在我们中间存在着两种倾向。一些同志认为需要给富农经济以自由，而且只能如此。他们没有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安置”问题，帮助中农和贫农的问题。他们没有考虑到可以利用富农经济的增长来帮助中农和贫农。另一些同志说：资本主义正在农村发展，富农将进行大规模的经营，地租将要增长，新地主正在从富农中形成，因此，我们要进行第二次革命。这些同志认为，必须在农村再进行一次补充革命。我认为这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实践上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们在农村宣传积累，而同时又说过两年后要进行武装剥夺，那谁也不会去积累任何东西了。
这种说法在理论上之所以不正确，是因为这样推理的同志忘记了我们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手中握有国家政权，我们有能力在这种条件下改变农村的发展方向。
农村的发展远景
这种发展远景如何呢？可以这样来设想这种发展，即我们将促使农村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如果这种阶级分化深入发展，我们又全力促进这种发展，那我们就将面临一些同志所指出的可能发生第二次农村革命的前景。这样提出问题的时候，我们忽略了我国有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我们的无产阶级国家拥有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经济上联合起来的强大力量。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列入了国家机构；我们的工业、铁路和矿山的收入纳入了国家预算，等等。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国家政权的力量大大加强了，因为国营经济的全部强大力量都同政治因素结合在一起了。因此也就增加了对农村经济关系施加压力的可能性。
不应该这样设想问题，即在我国农村关系方面，就其形式和本质而言，将会出现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已经出现的那种情况。如果存在那样一种情况，即无产阶级掌有特殊类型的国家政权，而工业却操在资本家手中，那么很清楚，在农村照旧会形成这样的关系。我们的力量在于，我们把政治权力变成了经济改造的杠杆。现在我们的命运取决于我们掌握着作为我们国家机构组成部分的经济要害部门。
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无产阶级的国家将日益具有经济主导力量。这种力量一定会对农村的经济发展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你们知道，在我们和民粹主义者之间进行过一场非常重大的争论。许多俄国的民粹主义者发展了一种所谓农民经济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的相当严整的理论。在民粹主义者中间有这样一个流派，他们赞成马克思主义者的下列观点，即必须使用机器来加强农业，大经济与小经济相比，生产能力大得多。但是这一派（例如苏汉诺夫）断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能通过完全特殊的道路，即不是通过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是通过合作制的道路，农民经济才能成为大经济。西欧所谓农业合作社社会主义的一批理论家发挥了各种大同小异的观点。这种理论是完全无法实现的。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迫使农民处于自己的经济控制之下。他们用的是些什么办法呢？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他们所用的一个办法恰恰就是合作制。
可以举出大量的例子来证明这一点。让我们以德国农民为例。例如，在德国有一个所谓德国农民协会的组织，人数达二百万以上。这个组织把农村的下层联合起来了，甚至有整整一半的德国农业无产阶级参加了这个组织。而把持领导岗位的却是大地主、伯爵、公爵和贵族等人。这个组织拥有大批的机器，它有自己的庞大的合作制机构，有自己集中的管理和许多银行等等。我们在法国、美国和其他国家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
即使是非剥削性质的农民组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必然要把自己的各个部分置身于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机构之中。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
让我们举例来说明这一点。例如，信贷合作社，既然它在工作和发展，那它就要同其他合作社，同各种信贷机关，首先是同银行打交道。因为合作社要把资本存入银行或者从中获得信贷，所以银行对合作社兴旺与否非常关心。反之亦然。合作社就这样逐步置身于明显的资本主义组织系统中去了。否则，它休想前进一步。
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农民由于有自己的合作社组织而跻身到了工业资产阶级和银行资产阶级的组织中，那么，在工人专政的条件下，在我国国家政权与农业机构的现行关系下，在土地已经国有化的条件下，我们一定能够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
我们不能这样设想问题，即只要我们一督促建设集体农庄，农民就会迅速联合起来参加集体农庄。集体农庄起着重大作用，我们应当支持农庄，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不能断言，这是农民群众走向社会主义的主要道路。我们应当抓住农民对个体经济的兴趣，把它引导到社会主义方向上来。合作社应当使农民得到直接的好处，如果是信贷合作社，那么农民应当从中获得低息信贷。如果是销售合作社，那么农民应当有机会以比较有利的价格出售自己的产品。如果我们这样来安排工作，那我们就会使作为小私有者和小业主的农民感到有利可图。这是一点都不可怕的，因为归根结底，小业主不可避免地要投身到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体系中来，就像他在资本主义国家投身到资本主义关系体系中去一样。
让我举一个剥削自己的雇农很厉害的富农为例来说明吧。他在积累，在获得剩余价值，获得货币，他要存款。他往哪儿存呢？他能够组织自己的私人银行吗？不能。他或者存入自己的合作社，或者同我们的银行打交道。我们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吗？我们通过这些存款得到了补充资金，而且我们又以对我们有利的方式，而不是以富农所需要的方式使这些资金进入流转。我们可以用这些资金贷款给中农的合作社，并促使中农群众参加到经济发展中来。
当然，在这条道路上不是一切都那么简单，那么顺利，发展将在矛盾状态中进行。我国农民并不整齐划一，农村的阶级斗争不会立即消灭。大概在最近的将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斗争甚至还会加剧。但是，问题在于，用不着像一些同志所认为的那样，要通过第二次革命去剥夺农村中滋长起来的资本主义因素。
从一定时期开始，我们将通过提高中农和贫农的经济，通过发展群众性的合作社，通过向富农征税，最后，通过建立新的技术基础（电气化）的办法来慢慢地使这些因素消失。
经济方面的正确政策不仅在于要给富农经济以自由，而且还在于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从加快经济流转、增加国民收入、向农村上层征税和扩大这些上层分子在我们银行中的存款等措施中所获得的好处。
这是否是“指靠富农”呢？没有这个意思。这是否是鼓吹加剧农村的阶级斗争呢？也不是。我一点儿都不赞成加剧农村的阶级斗争。我们应当通过经济措施，首先是通过合作制把农民基本群众推向前进。
在结束讲话时，我还要对与阶级理论有关的这个问题谈几句。
从词的本来意义上讲，农民只是在封建社会中才是一个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就这个词的本来意义上说，农民不是一个阶级，因为农民分为农业资产阶级和农业无产阶级。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以现成的形式从封建社会诞生出来的。年轻的资本主义社会暗藏着非常大量的封建因素。
我们同全体农民，甚至包括富农一起进行了十月革命，因为在我国不仅资本主义的残余，而且封建主义的残余都是很强大的。由于在我国推翻资本主义的时候，资本主义关系还没有充分发展，所以就一直存在一大批中层农民——中农。由于我们实行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这个中农便发展成了更大的力量。在经济普遍增长的同时，首先是经济差别将要扩大，然后是相反的情形，中农和贫农的经济将接近于比较富裕的农户的水平。最后我们将达到更高一级的程度，那时，农民这个对于无产阶级来说的特殊阶级将走向消亡。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个远景，它还是遥远的事情，但它已经摆到我们面前了。
在这里，需要仔细斟酌我们应当走的每一步，但是我以为，总的说来，总的方向已经开始相当清楚地规定出来了。
我们正在沿着进一步推进和发展“新的”经济政策的路线，沿着消除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残余的路线，沿着更大地开放经济流转的路线前进。我们的任务不是要禁止商品流通，而是寄希望于商品流通，并千方百计地促使扩大商品流通。如果我们能改进合作社的工作，如果我们能改变我们那些有时比任何决议都更大地阻碍经济力量发展的农村工作方法，那么，经过一些时间，我们便能向农民提供更为廉价的商品和更为低息的信贷，我们就能向他们表明，我们可以当经济领导者。我们目前正在走向这一步，我国经济的增长（这是全然不容争议的）将是我们的联盟，我们的工农联盟可靠性的主要保障。
感谢 雨宫花凛 收集、佐仓绫奈 录入并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