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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报告
布哈林
1927年6月18日
录入者按：本文是布哈林1927年6月4日在联共（布）莫斯科市委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的一部分。标题是录入者重新拟定的。全文的原标题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情况介绍》。中译文来自中译文来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1辑。乌传衮译。
关于中国革命
现在谈一谈全会讨论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中国革命问题。
我首先说明对现今各种关系进行分析后得出的主要结论，然后介绍反对派的观点，他们在全会上又是怎样进一步发挥他们的观点的，以及我们批驳反对派的主要论据，最后，即第三点，我将简单叙述一下中国最近时期的事态。
一、阶级力量的分化改组
早在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就通过了一项自共产国际建立以来第一次关于中国革命的详尽的决议。其中，对中国的经济状况、对帝国主义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对中国各类社会阶级力量作了剖析和评价，对于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各种阶级力量之间的关系作了判断，并且预见到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各种阶级力量必然会进行新的分化改组。第七次全会为中国共产党规定了主要的策略路线。我之所以从前一段时间召开的第七次全会谈起，是为了一开始就强调说明，早在蒋介石发动政变以前共产国际就对中国各种社会阶级力量作过评价，并且预见到了它们必然要进行分化改组。第七次扩大全会所作的判断，是从这样一个论点出发的，即社会阶级斗争的蓬勃开展，土地运动的发展，工人运动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导致自由资产阶级离开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并转入反革命阵营，这样一来整个中国便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民族革命战线的阶级力量将在工人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小商贩、小知识分子）联盟的基础之上形成。
蒋介石政变，尽管来势急剧凶猛，但也无非是第七次扩大全会所预见到的自由资产阶级转向反革命阵营而已。绝不能把蒋介石的政变仅仅看成是个别将领的背叛行为。这个叛变本身就是农村土地运动和城市工人运动发展所引起的深刻的阶级力量分化改组在军事上的表现。
现在这一次全体会议面临的问题，首先是从已经发生的事变吸取教训和确定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当前在新形势下的策略。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评价蒋介石的政变。评价的基本精神是：蒋介石的政变标志着一个庞大的社会集团背离了革命，这个社会集团曾在中国革命运动先前的各发展阶段拥有举足轻重的政治份量，而且在中国革命发展的最初阶段起过反帝斗争实际领袖的作用。全会决定今后的整个策略都必须以阶级力量这种新的分化改组为出发点。自由资产阶级转入反革命阵营，这使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不可避免地经历了一场危机。伴随着这场危机而来的是中国革命的局部失败。当前，我们面临的是另一种社会力量盘的组合，因而任何一种以原先的社会力量对比，以原先的社会力量组合为出发点的策略路线或策略措施，都是反革命的，而且注定要遭到失败。蒋介石的政变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其中首先是工人运动的发展、农民土地运动的发展和帝国主义者所推行的政策。帝国主义者于方百计向自由资产阶级施加压力量，加速其脱离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过程。
二、土地革命和农民运动
执委会认为，鉴于问题涉及革命内部的动力量，因此当前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革命。现在已经十分清楚，农民土地运动、重新分配土地和没收各类大（尽管数量并不多）、中、小地主土地的问题，这样的要求，这样的口号，这样的任务，已经是当前的中心任务。在这里广为宣传农民在中国居民中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详细叙述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关系，都是多余的。在这里我只想强调说明，中国事态发展的进程，以及正好是土地运动的发展，完全驳斥了拉狄克同志所阐述的观点。他一再断言，中国没有任何封建主义的残余，这样一来他就把中国农民土地运动无比激烈的事实变得无法加以解释了。关于这一点，我在莫斯科积极分子大会上已经作了足够详尽的说明，在这里就不准备再讲了。总之，土地革命现时正处于事件的中心。广大农民群众正在登上历史舞台。农民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正在成为中国革命今后发展进程中最为重要的群众性的有生力量。执委会必须研究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方法。因此，全会通过的决议极其明确，极其清楚地着重指出，从发展中国革命的观点来看，当前主要的是由农民自己，由目前愈来愈多地建立起来的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等农民组织自己动手自下而上地实际没收土地，实际打碎农村旧的政权机关，实际重新分配土地。这个问题必须特别着重加以说明，因为就连在中国共产党人中，更不谈在国民党左派中了，现在都仍然存在着一种幻想，实际上阻碍了中国农民土地运动的发展。这种幻想认为，这一土地革命必须自上而下地按照土地改革的方式进行，或者干脆把它推迟到中国统一之后再来进行。这只要引用一下武汉政府农民部长谭平山同志最后一次演说就足以说明了。这篇演说不久前曾在《真理报》上刊载。谭平山在这次演说中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必须实际没收土地。在武汉政府中，甚至在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中，至今还存在着一种倾向，想在国内战争已经开始的情况下，静静地、和平地、用发布法令的办法越过当前现实关系的一定界限，并且大体上也用发布法令的办法解决农村土地革命问题。这是在任何一次革命的任何一段历史中从未有过而且今后也不可能出现的。还可以提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陈独秀不久前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他提出一个更加荒诞离奇、更加令人吃惊的想法，那就是要推迟开展土地革命，直到中国革命军队进入北京，打败张作霖，把他赶出首都以后再来进行。不过十分清楚，从任何观点来看，无论从反帝斗争的观点，从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即反对蒋介石的斗争的观点来看，还是从巩固、捍卫和进一步发展武汉政府的观点，从动员大多数有生力量参加同反革命势力作斗争的观点来看，开展土地革命都是顺利解决现今中国革命提出的任务所必需具备的基本条件。不开展群众性的土地革命，任何问题都不能得到解决。就连组织武装力量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也必不可免地要求开展土地革命。道理很简单，不如此武汉政府就无法取得农民的信任，无法组建真正忠诚的部队，无法保证取得今后军事上的胜利。因此，开展土地革命是一个中心问题、中心任务和中心口号。开展这一场革命的方法是农民自己动手自下而上地没收土地，废除地租，在各地乡村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委员会的政权，武装农民群众，武装保卫从各类地主阶层手中夺得的土地，等等。
三、群众组织、国民党、共产党
毫无疑问，这样一来我们面临的组织问题就愈来愈重要了。因为，如果现在的主要方针是开展土地革命，也就是发展群众运动，那么显而易见，我们必须预见到：各种可能出现的群众组织，如农会、农民委员会、职工会、手工业工会、小商贩工会等等，都会争先恐后地迅速涌现。我们自然主要着重发展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和农民的群众组织。根据这一方针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理解，执委会面临一个改组国民党的问题。国民党成立时，无论从社会阶级结构，还是从组织结构来讲，都是极其原始的组织。党内有构成所谓右翼主要社会阶级基础的纯资产阶级分子，也有工人、农民，以及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国民党还是孙中山在世时以各种各样的军事团体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从国民党内部的组织结构来讲，这是一个各种特点应有尽有，唯独缺少党内民主的组织。不少国民党的领袖不仅握有“充分权力量”，而且实际上“绝对独立”，不受国民党地方组织的约束。正常的会议和正常的选举是根本不存在的。如今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态，而且如不进行这种根本上的改变，国民党就不可能起到自己的历史作用，并且不可避免地要被时代所抛弃，如果不是更坏的话。
随着民族革命战线的分裂，随着资产阶级转入反革命阵营，国民党也发生了分裂。国民党的这种分裂表现为蒋介石组织了自己的右派国民党，即自由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留在左派国民党内的是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激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某些集团，以及大资产阶级激进阶层中只起较次要作用的一小部分人。
如果采取土地革命的方针，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那就是按照“农民化”和“工人化”的方针迅速改造这个左派国民党，不仅是党的成份，而且地方和中央的所有党的领导机关都要实行“农民化”和“工人化”。
前天，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团的一个同志来到这里。他证实说，左派国民党上层的阶级成份比例，从国民党党员群众中实际的阶级对比来说，与国民党的内部结构是完全不相适应的。他报告说，加入国民党或形式上接受国民党影响的最重要的群众组织，也就是说对于发展中国革命将要愈来愈发挥重大作用的群众力量置都处于共产党人的有力影响之下。自然，中国的共产党人并非都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这一点必须记住。而且整个说来也不应该忘记，即使向共产党人提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要求，也不过是用某些幻想来安慰自己，我们的党在建立时就是一个由吸收了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全部马克思主义经验的知识分子和工人组成的团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奠基人都是学识渊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从一开始就奠定了工人政党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但是我们的中国共产党则是在另一种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它是从孙中山的民粹主义脱胎而来的，不熟悉马克思主义原理。只是最近以来，由于同苏联和共产国际建立了接触，马克思主义的骨干队伍才开始形成。不应当忘记中国共产党形成的这一特点，而且要加以考虑。
正是从必须开展土地革命出发，从必须开展工人运动、发展群众组织出发，同样也是从必须发挥国民党的良好传统出发（在这一组织中，工人阶级同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直接保持接触，并能够领导这些力量益），共产国际作出了自己的指示。全会决定，现在必须在集体吸收所有这些形式的群众组织（即职工会、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士兵组织、小手工业者组织等）参加国民党的基础上坚决改组国民党。国际执委会决定，也要从内部结构上改组国民党。
有鉴于此，共产国际强调说明了共产党的特殊任务和共产党同左派国民党关系的特殊形式。执委会指出，共产党不止一次地表现出害怕开展群众运动，特别是害怕开展土地运动的情绪。就因为共产党自身的上层领导存在这种过分的谨慎和摇摆，所以对于左派国民党人的动摇、犹像和不彻底性的批评也就出现了过分的“谨慎”。国际执委会在自己的决议中明确指出，既然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必须强调自己作为工人阶级党的独立性，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在批评小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动摇、犹豫方面束缚自己的手脚，它无论如何也要对小资产阶级领袖的动摇和犹豫进行批评，也只有这样它才他把这些激进的左冀小资产阶级革命家推到彻底得多、坚定得多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工人的群众斗争中去。
四、武装力量和革命
军队问题和整个武装力量的问题，是最为复杂的问题。应当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就是左派国民党也远远不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党内还有一小批激进的资产阶级首领。武汉政府的情况也是如此。武汉政府还远远不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它有可能向这方面发展。武汉政府中还有激进的资产阶级首领。对于他们应当说，其中一部分人可能或者说一定会投向敌人方面。但是，如果说某些左派国民党首领，某些目前参加武汉国民党政府的成员可能会这样做，那么对于军事机构就更加应当指出并强调这一点。至于谈到国民党，我并不认为现在党内就有这么大的离心力量，能卷走很大一批人。这一点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国民党党员群众（我是把国民党的党员群众和上层人物加以区分的）确实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但是，当前最值得注意的是，军队的成份、将领、基干军官并不是绝对可信赖的力量。你们必须对事情的真实情况有所了解。大家当然知道，旧的军事将领是可以使用的，但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这就是整个革命的政权已经巩固，旧制度（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打破，以及这些将领在政治上独立存在的基础已经被粉碎。目前武汉政府管辖范围内并不存在这种情况。难道能说那里的阵地，即使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阵地在经济上已经巩固了吗？不能。在农村中，地主、半地主和他们的宪兵警察（即所谓“民团”）还没有被清除。总的说来，连武汉政府本身都还不够巩固。由于当前政府是否巩固表现在军事上，所以武汉政府的巩固还是没有保证的。因]为它所依靠的军队内部并没有足够的忠实可靠的核心力量。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武汉政府军队的结构同我国红军的结构绝不相同。整个说来，军队仍然拥护武汉政府，但无法保证能这样继续下去而不发生重大的纠纷、冲突、叛变，这是绝对无法保证的。不仅如此，“叛变”非常可能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武装力量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所以在这里同样必须强调指出，不开展土地革命，绝对不可能组织建立起完全忠实可靠的强大武装部队，不可能获得足够的有生力量来补充现有的部队以充分保证其忠实可靠。应当在蓬勃兴起的土地革命浪潮的基础上武装工人、武装农民，从而建立一支武装力量。这就是现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远景的概貌。
中国革命和反对派
现在谈一谈反对派通过托洛茨基和武约维奇的发言以及季诺维也夫的提纲等等所提出来反对我们的一整套观点。在这一方面，我们手头有反对派的大量的各种提纲、文章、声明、文件、宣言等等，因而我绝对不可能把其中每一份文件都加以说明。所以我只谈谈主要的内容。
托洛茨基同志发言的中心思想是：由于党中央和共产国际领导采取了“招致毁灭的”、“罪恶的”、“背叛性的”、“可耻的”策略，致使蒋介石得以挫败了中国革命。共产国际和我们党中央的策略所以会如此，按照托洛茨基的观点，是因为在对待自由资产阶级的态度上深深地陷入了孟什维克的立场，而不是站在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上。托洛茨基回顾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对待自由资产阶级的态度，而且引证了列宁的“原话”。
列宁的这段话大致是：这场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必须支持资产阶级，——这是孟什维克的说法；这场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必须同反革命资产阶级作斗争——这是布尔什维克的说法。
列宁的这一段原话是绝对正确的。我们同孟什维克在1905年革命中的区别就在于对待农民和自由资产阶级的不同态度。我们以工人和农民的平民联盟来反对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包括成为反革命的自由资产阶级。而孟什维克则支持自由资产阶级而不理解农民的作用。这就是我们之间的主要区别所在。
但是，除非列宁只写了上面这一段话，除非中国处于1905年俄罗斯帝国的状况，除非中国资产阶级自1911年直到1926年都同我国的自由资产阶级一模一样，那么孟什维克的称呼我们才完全当之无愧。但问题的实质在于，托洛茨基和所有我们的反对派既不真正知道列宁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也不真正知道事实的真相，所以说他们敲鼓并没有敲到点子上。应当把我国1905年那样的革命同半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具有反帝内容的革命区别开来。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列宁那里可以找到十分清楚和明确的指示。列宁说，我们应当并且能够不仅同资产阶级达成协议，而且应当并且能够同资产阶级建立直接的联盟（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是这样说和这样写的）。不过有一个条件决不能变，那就是要保证我们党的独立性，保证工人组织的独立性等等。不仅仅达成协议，而且还“建立联盟”！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在这些国家中，自由资产阶级所起的作用和1905年的俄国不同。在1904年的俄国，资产阶级曾对沙皇制度表示不满，而在1905年十月罢工以后，自由资产阶级就已经成为公开的反革命了。鉴于它一次也没有像样地反对沙皇制度，鉴于它其实也不可能反对沙皇制度，鉴于它必然——而且还是极其迅速地——投向反革命阵营，我们才确定了反对自由资产阶级的策略等等。那么现在，蒋介石叛变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变成反革命的了吗？是的，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变成了反革命。但是，从1911年到1926年期间，难道它起的是反革命的作用吗？谁能硬这样说呢？现在它转向了反革命阵营，但就它多少年来所起的作用，我们应当予以支持，应当加以利用，应当同它结成联盟。共产党诞生之初，工人运动刚刚兴起，而自由资产阶级已经在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者了，甚至还进行了武装斗争。就在蒋介石叛变前不太久，他的军队还进行了“北伐”。试问，对于北伐我们应不应该加以支持？应不应该支持拉狄克称之为辉煌革命业绩的“北伐”？
若干年以来，不是几个月以来，中国的自由资产阶级起着客观上革命的作用，后来这种作用才逐渐消失了。这完全不是1905年革命中俄国自由资产阶级那一种政治上的“昙花一现”。资产阶级能起这样的作用，是由于中国社会力量结合的特殊情况，是由于中国革命的反帝民族解放斗争的性质所决定的；是由于1905年俄国革命中不存在的一系列原因所造成的。因此，不能断章取义地宣称：列宁说过，我们和孟什维克的不同在于孟什维克支持自由资产阶级，而我们则反对同它们达成任何协议。要知道列宁谈到这一点时指的是1905年的俄国革命。而关于东方革命列宁的讲法完全是另一回事。
最令人气愤的是，恰恰正是托洛茨基同志及其一伙否认同中国自由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要知道，无论托洛茨基也好，季诺维也夫也好，他们都不止一次亲自投票赞成援助广州政府等等。当时，他们之中谁也没有任何表示，说这样做不对。可是现在，还是这些人却放马后炮，说什么这是出卖、“叛变”、“可耻”等等。如果有什么可耻的事，那就正是这样一种行动，再加上对列宁著作的阉割和歪曲。
因此，如果反对派提出不允许同中国自由资产阶级达成协议的论点，那么这才是对列宁学说的直接歪曲。对于俄国和中国，对于1905年和1927年，对于俄国自由资产阶级和中国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等等，不作任何区分，这种方法是绝对错误的。这是不分青红皂白，事实上对事物不作任何分析，对中国发展的特点毫无认识。
总之，根本不允许同中国资产阶级达成协议的论点是错误的。
但是，另外有一个问题可以理直气壮地向我们提出来。可以说：好吧，在一定时间内可以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同行动；但你们自己又在说，民族资产阶级归根到底总是要转向反革命阵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也是这样说的。然而，你们为了保护无产者和农民又做了些什么呢？你们为了防止他们遭受失败又做了什么呢？你们不是落在事态发展的后面了吗？蒋介石的叛变难道不是使你们措手不及了吗？这难道不是由于你们过分热衷于同蒋介石“结盟”的策略所造成的后果吗？提出这个问题是应该的，这个问题是合情合理的。
现在让我们来把它搞清楚。用来反对我们的最方便的论点是说：上海工人遭到了失败，这就是说你们的策略是毫无用处的。
不过，对于这种提法应当坚决地予以驳斥。在1917年我国革命时期，我们执行的政策是正确的。在七月事件之前我们是否就已看出事态发展的结果呢？已经看出了。但是在七月的日子里我们还是挨了打。这是不是事实？这是事实。我们为什么会挨打？道理很简单。尽管我们的政策完全正确，我们还是来不及聚集自己的力量，做到在敌人向我们开战的时候达到比敌人更加强大的程度。我们还不够成熟，还不够强大。由于受到当时阶级力量组合情况的限制，虽然我们的政策完全正确，我们也来不及达到能够打败敌人的地步。在中国，我们的同志犯了一系列错误，而且是极其严重的错误。如果要详细讨论每一个错误的话，是可以也应当谈谈这些错误的，毫无疑问，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中，为了开展群众运动所能够做的事情并没有全部做到。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领导违背共产国际的所有指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阻碍了土地革命。但是，有一点是我无论如何要坚持的，这就是即使一切可能做的全部做到了，我们仍然不可能在这一阶段同蒋介石直接作战中取得胜利。第七次全会发出的指示要求开展群众运动，从国民党内清除右派国民党人，在军队中夺取战略地位，武装工人阶级和农民，建立工人和农民的群众组织。共产国际提出的这一条路线，总的说来是唯一可靠的政治保证。但是，即使一切能够执行的都已执行，这是要看到当时的实际情况。上海是事件发生的中心。当时在上海有：（1）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者的军队，（2）蒋介石的军队——整整一个军（只有两支部队比较接近工农），而且蒋介石在革命的前一阶段还赢得了极大的声望。此外，还存在一条北方军队的战线，等等。尽管如此，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他的提纲中竟然提出了这样一种“美妙无比的”保证：上海无产阶级当时应该举行反对蒋介石的起义。这在我们看来真是荒谬透顶的政策。如果上海无产阶级举行反对蒋介石的直接起义，事情的结果会是怎样的呢？无产阶级将被连根拔除。因为十分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反对工人、反对继续发展中国革命的一切力量杂，必然会紧紧结合在一起。如果上海工人举行起义反对蒋介石，那么蒋介石、张作霖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力量，以及所有一切敌视革命的力量，都会联合起来彻底铲除上海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有入竟然说我们执行的政策不是列宁主义的政策。老实说，列宁从未宣传过任何时候都举行起义的政策。硬要这样讲就是胡说八道。我想，反对派分子这样讲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这种说法。如果季诺维也夫试图用这样一种想法来安慰自己，即一旦爆发起义，欧洲和美国的工人阶级会“援救”上海无产阶级，那就更是不可思议的无稽之谈。在美国，除了一个力量微弱的共产党之外，工人阶级的所有改良派干部全都是被收买了的、出卖工人阶级事业的败类。而你们竟想要这些败类米“援救”中国工人阶级？你们竟想要他们捍卫中国革命，而正是美国无产阶级的这些“领袖”首先提出要搜查苏联的机构，搜查我们听有的文化机构？！要知道，遗憾的是跟随这些坏蛋的还有大量的美国无产者。应当记得，甚至欧洲的无产阶级也不是那么快就能发动起来的。把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当作一种论据提出来，那真是在所有人面前明目张胆地撒谎！我们清楚地知道，援助会怎样来到的。援助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来到，而是几个月，几年之后才能到来。要使这种援助到来，需要进行极其大量的工作，而帝国主义者在武装冲突中只要一天功夫就可以屠杀上海的工人。散布援助迅速到来的这一类幻想，根据这一点制订政治路线并建议用来取代我们所提出的策略，又因为我们不接受这种冒险主义的策略而指责我们背叛，这意味着滑入了庸俗的、卑劣的蛊惑宣传的泥坑，已经完全丧失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良知和无产阶级的责任感。
反对派用来攻击我们的下一个问题，是关于苏维埃口号的问题。这个口号听起来特别显得激进，因此我们的英雄们特别紧紧地抓住这个口号不放。他们提出立即建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口号，又因为我们认为现时提出这个口号不合时宜，他们为此竞指责我们背叛。这里先要说明一点。1923年，当德国发生极其重大事变的前夕，在工人的无产阶级革命临近的时刻（不是中国这样的革命，也不是中国这样的国家，而是德国），在工人阶级占多数，拥有强大的工业中心，工业发达，力量盟雄厚的德国（在这个经历过1918年本国革命，又已经有过建立苏维埃经验的国家），托洛茨基同志曾经坚决反对苏维埃的口号。他那时提出的论据，经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但这些论据中并没有丝毫“背叛性的东西”。他当时是这样说的。运动席卷了大呈群众，这个运动是通过工厂委员会的组织进行的，而群众运动就表现为这种工厂委员会自发地增多；因此，工厂委员会就是事件进程现时具体提出的组织形式；应当在工厂委员会这种特定的群众组织的基础上去发动力量等等，至于有可能发展为苏维埃或者不需要苏维埃，以后会清楚的。托洛茨基就是这样说的。列宁也曾认力量，革命，甚至无产阶级革命，不一定总是采用苏维埃的形式。我们不止一次听到过列宁同志这样的论述，即一方面，并不是每一次革命，甚至无产阶级革命，都必须采取苏维埃的形式，另一方面，苏维埃的形式不一定必须表示无产阶级专政。例如对于英国来说，列宁就认为，无产阶级专政采用工会政权的形式或某一种其他独特的形式也都是可以设想的。列宁是十分审慎的。至于对待1923年德国的具体情况，这样讲是否正确，那是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暂且放下不提。在这里我只想特别强调说明，在无产阶级革命临近时候托洛茨基同志是反对苏维埃口号的。而且谁也没有卑鄙到因此而把一切不可饶恕的罪责都套到托洛茨基头上。
这一点大家都记得。可是现在，因为共产国际不认为在中国立即提出苏维埃口号是适时的，托洛茨基同志竞敢指责为背叛和其他等等。客气点说，这难道不是过分的……自信到极点了吗？为什么我们认为现在立即提出苏维埃口号是不对的呢？我们认为，现在革命处于这样一个阶段，武汉政府甚至还不是一个工农专政政权。事情刚刚向这方面发展，而实际上存在着由整个发展进程提出的国民党组织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特定的组织形式，正是这种形式现在具有极大的可塑性，具有丰富的革命传统，它把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都包括在内，还拥有向各方面扩大组织的巨大能力。我们现在难道应当说我们对整个这套机构嗤之以鼻，而另搞一套？这个问题应当解决。策略上的分歧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现在可以提出这样的策略：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在一旁组织反对国民党的或与之直接进行冲突的苏维埃。十分明显，这条路线将导致什么结果？无疑，这样一来，就是唾弃国民党，任凭右派去糟蹋它，从而也是唾弃武汉政府，实际上变为立即同武汉政府进行冲突，并实行推翻武汉政府的方针，这是一条路线。季诺维也大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在提交给我们的第一个提纲中写道，应当提出苏维埃口号，但与此同时就在这同一个提纲中他们又写道，无论如何必须于方百计支持武汉政府，把它变成革命的组织中心，“从那里反击卡芬雅克们”，即反击蒋介石。后来问题已十分清楚，这两者是相矛盾的。于是，托洛茨基在他后来向执行委员会提出的“个人”提纲中，更确切地说在他的文章中，直接建议说（也就是所谓摊牌）：我们现时必须建立反对武汉的苏维埃政权中心以形成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武汉政府“一文不值”，左派国民党“微不足道”，我们应当建立另外一个政权中心，为此就需要苏维埃。
大家可以看出，这里充满了明显的矛盾。在第一个提纲中（托洛茨基加季诺维也夫）一下子既提议全力支持武汉，又提议建立反对武汉的苏维埃，既把武汉看作为革命的中心，又要执行消灭它的方针。在托洛茨基同志的文章中，这种矛盾通过一个简单的魔术手法被“消除”了！实际存在的武汉政府被宣布为不存在，左派国民党也是这样。的确，这样一来就无法理解，还怎样能谈到两个政权的并存。不管怎么说，托洛茨基同志在提出支持武汉的建议两三天以后摊牌了，公开要求奉行通过建立两个政权来推翻这个“中心”的方针。这样，他就暴露了他的苏维埃口号的真实内容。不过这样的说法是不行的。事实上对于左派国民货的各种不同色彩本来可以有不同的判断，但总不能否认这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群众组织。当季诺维也夫同志还在共产国际的时候，他曾经写道，国民党有四十万人。现在国民党大大扩充了，分裂出去的右派国民党只是少数头面人物，只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多数人还留在国民党内。武汉政府现在还在进行斗争。它的将领可能背叛，但武汉政府的存在是连整个国际资产阶级也承认的。怎么能把它一笔勾销呢？我们认为，托洛茨基在这电犯了一个大错误，和他在1905年犯的错误一样，那时他就想要越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农民。他的不断革命论，他在1905年的关于“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公式是人所共知的。在这里也是这样，他想越过国民党，想越过在两天之前他还宣布为“抗击卡芬雅克们”的中心的武汉政府。我们认为：当前的基本任务之一是，在开展土地革命、在各地组织农民委员会和农民协会、武装群众等的基础上，广泛实现国民党的民主化。当然，分裂的情况还可能发生，甚至可以说一定会发生。但也不能否认，武汉政府可能被这种分裂行动所瓦解或被敌人打败。同样也不能排除部分左派国民党人会从上面抵制土地革命，因而不可能像原来那样地支持由原有成员组成的这个政府。这一切在理论上都不能排除。但决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认为应当对国民党这样一个中国特有的群众组织嗤之以鼻。1923年，托洛茨基不成功地“理解”德国发展的特点，想用工厂委员会来取代苏维埃。而现在他根本没有看到中国革命发展实际存在的特点，它所独具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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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谈谈中国最近的事态。
目前事态的发展状况，实际上是武汉政府的国民革命军不断取得重大胜利。
但是，武汉政府的处境相当艰苦。军事上的危险还很大。军队并不是始终掌握在十分可靠的人手中。蓬勃发展的土地革命将激怒军队中的军官和将领。长沙的叛乱造成了一个反革命基地，类似的叛乱可能接踵而至。另一方面，财政经济状况也极其困难。仅仅为了维持军队，就必须购买给养。要想不花钱取得，则只有从农民手中征收，这样做在政治上又不行。在革命运动中心的武汉地区，有最大的纺织厂和大型矿业公司。大资产阶级关闭，了大部分工厂，跑到上海，把存款从银行提走了。部分中等资产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中的某些阶层也逃之天天，这给经济生活带来损害。资产阶级在逃跑。我们在决议中写道，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把工厂和企业掌握到自己手中。写上这一点是好的，但在这种情况下还需要有像流动资金这样的“东西”，因为要采购原料，要雇用工人等等。局势引起重重困难，武汉政府必须在对待小资产阶级，也包括对待中等资产阶级的态度上相机行事。这种经济形势，加上军事形势，再加上军队不巩固的情况，应能使你们懂得，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是什么样的任务，他们要解决的是多么复杂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首先必须坚决消除自己队伍中的犹豫动摇现象。开展农民群众运动，夺取土地的方针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采取别的策略现在都是犯罪。必须在这个基础上组建可靠的武装部队，必须在这个基础上改组国民党。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基础，才能有效地制止分裂、逃跑、背叛、投敌等等。
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同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保证小资产阶级的财产完全不受侵犯，保证国民革命军的士兵能获得土地等等，于方百计发动群众，吸引他们参加斗争，把军队变成真正的人民军队，并且利用群众满怀革命义愤对地主、豪绅及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憎恨来挫败——趁还有力量的时候——一切反革命企图。
我不想再讲其他问题了。最后我只想说一下，我们的反对派同志们的行为是如此出乎寻常，我再重复一遍，连最能克制、绝不喜欢“打架”之类的人，最后也愤怒起来了。绝大多数人都同意对反对派采取更加严厉得多的手段。当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斥责反对派的决议后，托洛茨基宣读了一项声明，其中说，“他们”将继续斗争到底。情况就是这样。由于涉及的事情极其严重，由于我们的反对派现在已经采取行动，宣称不能“一般地”提团结一致问题，而要提“在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团结一致的问题，而“列宁主义的”基础指的就是他们的基础。既然这样，他们这样兜圈子想干什么，想达到什么结果就清楚了。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我们认为，我们不仅有权而且必须就反对派的发言作出决定，这项决定已经在国际执委会通过的决议中写清楚了。通过时只有一票反对，那就是武约维奇同志的一票，他本人也是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判的。
必须说明，反对派分子拥有最充分的发言自由。他们各人有四十五分钟或一小时的时间发言，而且不止一次。我谈到的所有这些文件，厚达几百页，全都散发了。所有的代表都已看到这些文件，都听到他们的论据。我们决定向反对派开战，因为这一套我们都已清楚，而某些外国同志可能不完全清楚。作战已经结束，结果是十分明显的，所有人都坚决地认为，不能再容忍下去了，必须至少也要采取我们在执委会决议中所决定的手段。
同志们，关于我们的反对派的情况就是如此。在我们看来，甚至连某些同志提出的托洛茨基个人具有“骑士”风度和仪态、敢于维护自己的观点等等“高尚品格”的假面具，也都被撕得粉碎。现在谁也不相信反对派了。10月16日，反对派提出了“庄严保证”，而现在则对自己的“真心话”不屑一顾了。10月16日，反对派宣称它庄严保证不同乌尔班——马斯洛夫集团保持任何来往，而现在反对派同这个集团交往亲密，而且这个集团的中央机、关正在变成反对派的中央机关。如今反对派指责我们党中央和共产国际领导是背叛，指责联共（布）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一定阶段同中国资产阶级携手行进。可是任何人都知道，在这段时间内，他们自己正好坐在联共（布）党和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并参与了所有这些工作。在执行委员会最近一次全会上，他们又射出了最后一支利箭。骑士的“美德”在执委会全体会议上现了原形，反对派在反共产国际领导和我们党中央所采用的伪装也已经被撕了下来。正因为如此，共产国际执委会走上了使各国共产党干部更加紧密团结的道路。整个共产国际通过这一段内部斗争，团结得更加巩固，变得更加坚强。当然，对所有人都产生极大震动的是这样一个令人瞩目的事实：我们现在面临巨大的困难，英国帝国主义率领它的所有仆从国家反对我们，张作霖的力量也在和我们作对，英苏关系破裂已成事实等等。事态的发展瞬息万变。可是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提纲中却提出了以下论点：一切危险中最大的危险是……联共党和共产国际内的党内体制！既然人们看到了这样的前景，既然人们看到的主要“危险”在于此，既然联共党和共产国际的党内体制是主要敌人，那么就对这主要的敌人开火吧！至于张伯伦之流以及其他等等，这都是次要的问题，可以推迟一点再说。不管反对派如何打扰我们，不管反对派如何干扰全会的工作，全会还是把自己的注意力量集中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卓有成效地解决了摆在面前的问题，而且是按照共产国际领导应该做的那样解决了这些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希望，随着我们各国共产党的壮大，随着我们力量的团结一致，1914年的情况不会重现，不会再有一个1914年。在1927—1928年间，共产国际将会在决战中发挥出有分量的布尔什维克的作用！（热烈鼓掌，欢呼，全体起立。）
感谢 佐仓绫奈 收集、录入和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