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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
布哈林
1927年7月10日
原文原载于1927年7月10日《真理报》。中译文来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1辑。苏华、文吟译，马宝华校。
中国革命进入了自己发展的新阶段，现在正处于紧急的转折关头。
许多事实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从蒋介石到唐生智，将领们正互相勾结在一起。这就表明，资产阶级的主要军队全都麇集到了南京的剑子手周围。
蒋、冯、阎联合，实际上表明这个营垒已经形成，尽管存在种种内部冲突与矛盾，李济深的粤军也同这个联盟沆瀣一气、疯狂反对工人和农民。
冯玉祥的声明[1]对这个联盟的阶级基础和阶级目的提供了绝妙的说明，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武汉地区“商人、店主、企业和土地占有者（factory and land owner）受到工人和农民的压迫。中国人民（！！——布哈林注）不要这种专制主义。甚至前方士兵的家属也遭到迫害，他们的财产被没收，而且许多暴行是打着国民党的名义犯下的……某些赤色分子已为自己渗入党内铺平了道路，以便控制（to control）国民党……”
这就是冯玉祥在向武汉政府发出的最后通牒中提出的理由。
武汉政府的立场是彻底投降的立场。它同南京合流已成为事实。一些人（汪精卫、张发奎）的“动摇”和另一些人（邓演达）的逃跑并未给这一事实增添新的内容。一方面分裂的迹象已清晰可见，另一方而投靠南京的方针已确定无疑。问题不仅在于局势十分危急，也不仅在于将领们的枪口从四面八方对准了武汉政府，只要社会阶级基础稳定，革命立场坚定，个人和集体都会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问题主要在于资产阶级激进派和激进的知识分子都被土地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声势吓破了胆。现在只有一种选择，容不得“拐弯抹角”，也来不得“模棱两可”：要么负起土地革命的领导责任，要么向农民开枪。于是这个无比尖锐的问题使武汉紧步冯玉祥一伙的后尘投入了反革命营垒。武汉的革命作用也就此告终。
这一点在政治上的表现，便是加紧策划把共产党员开除出国民党。毫无疑问，国民党中央必然接受冯玉祥将军这项最后通牒的要求，不仅是由于“恐惧”，而且是出自“内心”。
与此同时，开始了有计划地采取武力和迫害手段对付工人、农民和共产党人。唐生智在“调查”长沙事变后表示完全赞同枪杀农民的行动。结果倒是农民犯了“错误”，成了罪人。唐生智杀害了四名共产党员，开创了对我党实行恐怖手段的先例。他的部队开始驱散工会，工人赤卫队被解除了武装。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说，驻在武汉的第三十五军军长下令把共产党员一律逐出该军部队，自愿留下者必须公开宣布退党，违令者一律枪毙。
事实就是如此。
这些事实雄辩地告诉我们，武汉已经瓦解，武汉的革命作用已经完结，作为“革命力量”，作为“革命的组织中心”的武汉已不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应再存任何希望，尽管它还可能作出某些革命的“姿态”。对无产阶级的党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得出的结论是：一刻也不能再留在武汉“政府”之中。所以共产国际执委会是无比正确的，它十分及时地发出指令，要求共产党员立即退出武汉政府。
退出政府应公诸于世，并以党的名义发表政治声明，说明党加入政府时所抱的宗旨，揭露武汉的现行政策和它反对土地革命、反对工人运动的行为，揭露它同南京同流合污，对枪杀、迫害群众胆怯地保持沉默和对人民群众怒目以待的恶劣行径。
共产党还应在这个声明中表明自己对国民党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待国民党的态度方面应从当前局势中得出何种结论呢？在退出国民政府之后是否一定要退出国民党呢？
我们的看法是不必如此。正如英国“工党”领袖的变节行为绝没有取消英共为争取参加该群众组织而斗争的问题一样，国民党上层的叛变行为同样不能迫使我们全面退出国民党组织。况且中国的情况与英国不同，共产党在国民党的基层，在地方组织，特别是在那些以工农成份为主的组织中不仅有影响，而且常常起着领导作用。最后还有一点不应忽视，即共产党现在应当转入地下。假如中国共产党想成为真正革命的党，想号召群众起来同现在已在全国范围内结成了自己的阵线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那么，它就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地下机构。但是，在此种情况下采取同国民党组织全面决裂的做法是十分错误和十分荒谬的。
在中国革命的当前阶段，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态度应以这些考验为依据。共产党人应当呼吁国民党的党员群众起来造他们领袖的反。共产党人应加强自己在国民党基层的工作，贯彻自己的行动纲领，坚决谴责“领袖们”的行为，他们应当提出最易为群众接受的要求，并围绕这些要求把国民党的基层团结起来；然后在此基础上筹备国民党的代表大会。即使国民党中央作出清除共产党员的决议（这几乎是肯定的），共产党人也应当像英国共产党人在工党中以及在英国职工大会中所采取的行动那样，为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进行斗争。
一时一刻也不能再留在国民政府之中，因为那样就将意味着要对国民政府采取的种种反革命步骤承担责任。
可是，留在国民党内并不意味着必须对其领导机构的行为负责，留在国民党内的目的正是为了“撤换”这些领导。
不言而喻，为此中国共产党必须执行正确的政策。而最近一段时期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顽固地抵制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共一些地方组织的工作人员因带领群众进行战斗而殉职，而党的政治局则公开违背共产国际的指示。不错，某些托派谋士会说，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路线的正确就在于它能培养出执行这条路线的人”。可是，这种超级指手划脚的超形而上学，是地地道道的自作聪明的表现，其本身就说明了它的荒谬绝伦。因为只有从最终结局才能看出“正确的路线”是否培养了执行这条路线的人。否则，在从外部提供的正确路线与某一国领导昏庸无能之间就永远不会产生矛盾了。只有那些无法理解世界上竟会有人不听其指使的人才会说出这种话来。
事实是共产国际不断发出种种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保持独立性，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工农，惩办反革命，以及促使国民党实行民主化。
共产国际日复一日地推动中国共产党不断把革命推向前进，越来越尖锐地指出中国共产党行动不够坚决和所提口号往往失之片面等毛病。
在对国民党的问题上共产国际就曾指出，如果不采取开展土地革命和组织基层人民群众的武装力量这种坚定的路线，国民党就不可避免地将变成反革命将领手中的一个可怜的，一钱不值的玩物。
共产国际在其指示中不止一次地、始终如一地指出将领们必然变节，因此必须依靠致力于土地革命的农民击败反革命军官，组织起革命的法庭审判反动军官等等。
共产国际不止一次地指出阻碍土地革命是一种犯罪的政策，要求毫不拖延地发动农民自下而上地夺占土地。
共产国际对组织由革命工人组成的部队极为重视。它在指示中明确地提和要动员一大批共产党员去专门组建若干个由工人组成的军队。
中国共产党领导及其个别代表人物的路线受到了国际极为严厉的批评。共产国际警告说，如果中共不改变这一方针转而果敢地开展工农革命，共产国际就不会停止在报刊上对它的公开批评。
所有这一切都可以通过翻阅共产国际先后发出的指示从文件上得到证实；所有这一切都是事实。不承认这些事实可以有各种理由，但决不是出于客观分析事实的愿望。
反对派的那些不诚实的政治家们后来又说什么“布哈林的指示根本不对头，所以贯彻不下去。得到贯彻的指令则恰恰不能对预定予以支持的阶级有作用。”这些不诚实的政治家简直是为那些抵制执行共产国际的革命性决议的行为开脱责任。只有丧失了起码的品德，变成闭眼不看事实的恶毒中伤者，才会写出并散布这类玩意儿的。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经受住“火的洗礼”。应当毫不加掩饰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垮台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局把对北京的军事行动与革命的内部问题对立起来，始终阻挠着土地革命的开展。它提出的革命公式大致是：“把注意力都转到对外的统一反帝斗争上去”，似乎“施魔法”“念咒语”便能使阶级矛盾停止发展，那就等于把阶级斗争的整个历史进程拉向后退，好像共产党人的目的不是为夺取民族革命的领导权而斗争，而是为反对这种斗争而斗争！
陈独秀的态度和公式是“先打北京，以后……以后再看；“长于发表自由主义言论”的谭平山的“离职修养”声明，是一份可怜的、胆小鬼的准（quasi）宣言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则投票表决反对共产国际决议（6月26日），把它斥之为“不切实际的”决议；此外，不但没有对武汉的反动派组织反击，实际上还帮了它的忙（根据中央政治局决定自愿交出了武器）。所有这一切表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构中也存在社会民主党分子。
值得注意的是，党内陈独秀这样一类机会主义倾向最严重的领袖是主张退出国民党的（请大家特别注意！！）。这样便于他们更加脱离群众，从旁边搞玩弄手腕的政客活动。
与此相反，共青团中央在这紧要关头却无保留地赞成共产国际“不切实际的”决定，并作出决议，反对中共中央的动摇不定和犹豫不决。它在没收土地、武装工农和实现国民党的民主化等问题上都采取了正确的立场。
由此必须得出结论（共产国际得出的也正是这样一个结论）：
召开党的紧急会议，改选中央委员会，严厉批评党的领导，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各项指示，对那些认为党应当受国民党中资产阶级上层分子支配的人进行坚决斗争，直至将他们开除出党。
共产党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是运动的主要推动力。如果说因为整个党还很年轻，所以党的领导人物存在这种无能为力的糊涂想法，那当然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原谅”也有一个限度。共青团并不比中共中央年纪大，然而它却采取了正确的立场。正因为党是运动的主要推动力，所以不能不采取一切措施，以便从中央的行为中吸取必要的教训。正因为如此，共产国际执委会才向全体党员发出呼吁，要求召开党的紧急会议，尽管在当前情况下这样做是多么困难。
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向无产阶级政党提出了极其艰巨而且十分复杂的任务。
现在，阶级斗争的壁垒已经泾渭分明，其格局如下：
以“独裁者”大帅张作霖为首的封建暴徒；
以蒋介石为首的“进步”将领的自由资产阶级联盟；
倾向于资产阶级而目前尚举棋不定的武汉激进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集团；
以及奋起进行斗争的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
如果热衷于同“俄国”进行类比，那么可以说摆在我们面前的恰好是四类人，即保皇党人，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布尔什维克的阵营。可是，说中国的各个阶级集团可以找到“俄国”当时相应的阶级集团相对比，这只是就其阶级特性而言。这种历史类比归根结蒂仍然是错误的，因为在中国同是这几个阶级，但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却因内部和外部的原因都是不同的。
资产阶级仍在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尽管这些“斗士”同时在屠杀工农。激进的社会革命党人几乎已同自由资产阶级同流，但尚未完全合污，不过，在反对工人的斗争中，在反对农民的斗争中，这三个社会集团正采取着并行不悖的行动，并在对共产党采取共同的政治“手法”的基础上日益相互接近。四面八方都在朝共产党开枪。在此种情况下尖锐地批评一个正在遭到那些欲将其置于死地的敌人的疯狂杀戮的兄弟党，不是十分令人愉快的。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当对国民党上层予以信任的基础已经不存在的时候，如果我们仍然执行信任国民党上层的政策，那么必将使一批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因而牺牲，党的全部骨干力最都有可能被一网打尽。不管从什么角度来看问题，对这一点都必须毫不含糊地认识清楚。
已经牢固控制了政权的资产阶级已经成力代表中央政府的势力，它虽然还在反对帝国主义，但对中国人民来说，它已是反革命了，它必将对无产阶级政党猛烈开火。对此不应有任何怀疑。
无产阶级应当给予回击，方法是在实行工农和城市贫民专政的口号和其它相应的口号之下，把群众团结起来。
革命在城市中实行何种经济纲领问题，是讨论得比较少的问题之一。而且，如果对情况深入考察一下的话，可以看到，武汉的激进派政府即使在其极盛时期，在经济上并没有坚实有力的后盾。当它还允许和容忍工人运动并同共产党结成联盟的时候，工农群众是在前进。大资产阶级逃跑了。工厂关闭了，银行也关了门。来自资本家方面的怠工破坏活动十分严重。“经济命脉”处于无人管理状态。而武汉的激进分子却不敢前去占领这些部门。可是这些部门对整个经济有着不小的关系。这样一来出现了一种“离奇＂的情况：武汉并未考虑过实行任何一种共产主义，也不具备任何“军事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可是却存在着许许多多“军事共产主义”的严重缺点。换句话说，由于采取了自相矛盾的立场，结果在经济上几乎失去了一切立足点。
工农专政同样面临着这一问题。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对这个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如果经济命脉各部门的所有者破坏生产，便将这些部门收归国有。这个决定是唯一正确的决定。这项决定本身将为大大加强在工人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创造条件。从另一方面讲，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也将获得大得多的经济力量。武汉政府时期存在的那种根本性矛盾将不复存在。
下层人民的联盟，即工农联盟先于一切——这就是共产党当前的口号。
革命有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前途呢？这样的联盟有没有实现的可能呢？敌人的军队很少溃散，它在战场上也都相当稳定，原因何在呢？
这里有必要再一次说明，所有的军队无一例外都是由职业士兵组成的雇佣军队，这些人大部分早就脱离了生产过程。对他们来说，当兵就是职业。他们领取薪饷。他们也十分清楚地知道这种薪饷首先是来自农民。这些人往往同城市贫民和农村都无多大联系。谁给钱就为谁效劳。当然，决不能把这一切都看得过于绝对和过于简单。但是，即使了解并承认这种种情况，仍应得出一个结论，在这是革命确实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
然而，不应忘记主流，这就是城乡下层人民波澜壮阔的运动。各方面的报道都说明，尽管上海的恐怖活动极为猖獗，工人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以惊人的毅力和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准备参加新的战斗。广州也施展了种种手段，从金钱收买到各种酷刑，样样俱全。可是，在工人阶级的一些关键性组织中仍然有共产党员巍然屹立。农村中到处都在捕杀农会领导人。可是，农民运动仍然此伏彼起。资产阶级报刊怀着惊恐的心情报导这一运动。例如：伦敦《泰晤士报》[2]在向读者报导冯玉祥占领地区的情况时写道：
“红枪会”运动的规模十分惊人。据估计，其武装人员数量达二十五万之众……“红枪会”发展很快，而且渗入了许多共产党的宣传人员，这些人不断完善“红枪会”的组织，宣传共产主义，并且一开始就成功地（！！）将他们谋划的自卫队组织逐步变成为摧毁私有制和反抗任何政权的共产主义运动。如果不采取足够严厉的措施对付“红枪会”，它很快便会变成全国性的危险。
“尊敬的”《泰晤士报》当然是在有意识地吓唬它的中国代理人，想促使其加紧进行血腥镇压。《泰晤士报》当然是在夸大“危险性”，并胡说什么“共产主义（！！）摧毁私有制”。不过，如果农民已经被打垮了的话，那么“道貌岸然”的敌人也许就要唱出别的什么调子，炮制出另外一类报导了。
这是事物的主观阶级因素方面。
客观方面如何呢？客观方面在于自由资产阶级未必有能力按自己的意愿去解决社会危机。所谓的“革命的客观任务”在于使中国工业获得市场，而在农民走向赤贫化的情况下无法获得这种市场。要创造这种市场是可以的，但需从两方面着手，一是重新分配土地，二是逐步清除帝国主义的剥削压迫。可是，社会关系又如此的错综复杂，资产阶级不可能解决第一项任务，即土地革命的任务。它也无法解决第二项任务。因为在反对本国工人、农民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同帝国主义斗争到底的。这就是为什么革命在遭受如此严重挫折和考验之后仍有可能继续向前发展的客观基础。
这绝不是说工人和农民是注定要成功的。
这只是表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二阶段平民革命有极大的成功可能。
问题实际上将通过斗争，也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获得解决。中国共产党现在就要为这一目标，为工人和农民夺取胜利而工作。
※ ※ ※
现在，让我们稍微作一些回顾。
看看我们反对派的领袖们就武汉事件写了些什么吧！他们写道：
“……把赌注下在武汉政府身上，把它当成‘革命的组织中心’的方针，对中国革命来说已经遭到了灾难性的失败……”
“绕了一个圈子又回到原地。我们党的领导在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孟什维克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策略的典型尝试（7月7日的声明）。”
这就是说，以武汉为“组织中心”的方针所以垮台，是因为这种方针是孟什维克的方针，而且是典型的孟什维克方针。
再让我们看一看我们的英雄们的另一个杰作，也就是他们在中央四月全会上提出，后来由托洛茨基和武约维奇同志提交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最近一次全会（今年5月末）的决议草案。在题为“我们最为重要的任务”这一节中有一段话：“必须给武汉以最强有力的全面支援，并从那里组织对卡芬雅克们[3]进行反击。近期内必须集中一切力量，于方百计地协助武汉政府做好组织和巩固工作”。
当然，下面还接着谈到清除不可靠分子等等。但这些在共产国际的历次指示中都谈到过。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尊敬的反对派批评家们可曾把“赌注”下在武汉政府身上没有呢？他们有没有把武汉政府当作组织中心呢？他们是否建议给武汉政府以全面支援呢？
只要提出这样几个问题，就可以看到，来自反对派的批评多么的拙劣，在政治上又是多么的不诚实。既然支持武汉政府这一点本身就是孟什维主义，那么这些人又怎么会有那么大勇气这么快就忘却了他们自己提出的建议？
我们再往下看。就在这同一个声明中，反对派就武汉事件得出了下面这样一个结论：
“事情不单单涉及中国革命的命运，而且关系到苏联的命运，因为战争的危险正因汉口事件而日益临近，并且异常地尖锐起来，对这一点是不容有任何怀疑的”。
这讲得很好。可是，既然武汉政府原来就同南京政府等并无任何区别，那么，它改变政策又怎能使“战争危险”“异常地”日益临近呢？
最后还有一点，既然原来就不该下“赌注”等等，那么为什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不提出退出政府的建议呢？对于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通过的加入政府的明显“孟什维克”策略又为什么不进行谴责呢？
只要稍稍“触及”这些问题，就足以看清，我们党的“救星们”对我们在中国的政策的根本性问题是多么糊里糊涂，多么束手无策。
有必要在以后什么时候把我们反对派首领们有关中国问题的言论作一番归纳，看一看在我们的反对派的“思想宝库”中各种极端对立的论点、“路线”、"策略”、“战略”口号等等是如何离奇古怪地交织在一起的。拉狄克说中国没有封建主义，季诺维也夫则说中国的封建主义相当发达，在托洛茨基看来，资产阶级在中国从未发挥过革命的作用，而拉狄克认为资产阶级曾是“工人的朋友”。季诺维也夫提议必须于方百计支持武汉政府，托洛茨基（在同一时期）则认为不存在什么武汉，但又必须毫不拖延地另组织一个与其对抗的政权中心。拉狄克本人一方面建议要到国民党政府中做事，同时又认为必须退出国民党。阿尔斯基疯狂地攻击党（当时）支持国民党的路线，同时却又专为国民党著书立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一句话，是“随心所欲”。
毫不奇怪，有了花色品种如此繁多的“杂货铺”，不管生活中发生何种情况，随时都可以找到“证据”“证明”“我们是正确的”。不客气地说，这是一条拙劣可怜的、折衷主义的、毫无原则的“路线”。
反对派“批评家”一拥而上，攻击我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目的还是想“证明”他们是多么正确，而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委会“背叛了”列宁主义，“背叛了”无产阶级等等。
以托洛茨基为主撰写的《中国革命的新阶段》这本冗长巨著的作者们在引证我说的关于自由资产阶级目前在军事和政治上还占有优势的话时“揶揄”道：
“到底是谁帮助反革命的自由派在军事上占了优势呢？是谁鼓动别人去信任蒋介石的呢？是谁要求共产党人实际听令于蒋介石的呢？又是谁支持了冯玉祥并为他大吹大擂的呢”等等。他们还问：“是谁用这种传统（民族解放斗争的传统——布哈林注）去武装自由派的呢？又是谁专门为他们创造了一种在四个阶级联盟的支持下完成民族革命的抽象理论的呢”？……等等。
“布哈林该再去照一照镜子”，而且不要“脸歪怪镜子”。
我看有托洛茨基的生花妙笔写出的这几段绝妙文字也就足够了。“阿尔卡季”讲得“美极了”，只可惜无多大奥妙，玩的是作了暗记的纸牌游戏。
我先谈几个具体的问题，然后再进行一些概括。
我们先从“四个阶级的联盟”说起。反对派使马尔丁诺夫十．分难堪，把他搬出来说成是创造这一理论的鼻祖，恶毒地攻击中央委员会是搞孟什维主义。
事实究竞如何呢？
1927年3月15日，拉狄克同志在描述中国事态发展总形势后说：
“广州政府利用这一会给各军阀之间造成分裂的局势，决定进行北伐。这次北伐使
反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工人的联盟在中国那些对资本主义有决定性意义的省份这样一个大舞台上经受考验。”
[4]（着重号系拉狄克本人所加）
不错，这儿没有提到“四”字。但是，我想，反对派也会懂得，这不会改变事情的实质。因为扳开指头就可以数得出来，拉狄克同志讲的联盟中刚好是四个阶级。不过，马尔丁诺夫与拉狄克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有一点区别。这区别就在于马尔丁诺夫说联盟的领导力量是资产阶级，而拉狄克说……拉狄克是这样给广州政府的性质下定义的：“上海事件（指1925年‘五卅’惨案，拉狄克曾著文纪念这一惨案一周年——布哈林注）加强了中国第一个工农政府，即广州政府。”[5]
可见，拉狄克说过“四个阶级的联盟”，这是确有其事的。不过，马尔丁诺夫指的是资产阶级政府，而拉狄克则事先就把这个联盟置于无产阶级领导之下了。这些人干了这么些勾当后还竟敢到处指手划脚！！！
可能有人感到兴趣，究竟是谁支持并吹捧冯玉祥的？也许你们在这儿也想照一照“镜子”？
好吧，那请便。看看拉狄克这位反对派中的中国问题主角在谈到1923年事件时是怎样写的吧：
“当时民族运动有
两个全国性中心，整个运动都围绕着这两个中心形成。第一个中心是孙中山领导的
广州政府，另一个中心是
北方的冯玉祥将军的军队”。
[6]
可见，是拉狄克同志把冯玉祥同孙中山相提并论的，而对孙中山的革命贡献是谁也无法否定的。
也许是中央委员会建议不要吓跑了资产阶级，并且把这一点作为自己策略的重点？不妨再以拉狄克同志一本著作为例，该书第159页有这样一段话：
“广州政府的政策应当尽可能做到不要过早地采取步骤把资产阶级各阶层赶跑，与此同时，广托政府不能不懂得，对它威胁最大的主要危险是工农群众对广州政府漠不关心的（且不说是敌对的）态度。”
而这是1927年2月他写下的话！
这些就是例证。现在我们再来综合地谈一谈总的问题。
在中国问题上的基本分歧有哪些呢？
第一，反对派不诚实地否认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当时谁也不反对支持广州政府，支持冯玉祥和其他人。可现在反对派装作当时它不曾参与其事。
第二，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领导机构曾认为在一定阶段上同那些虽与无产阶级处于阶级对立地位但却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结成联盟，在策略上是适当的。在这一时期，反对派理论家们则迷失了方向，不止一次地过度赞扬资产阶级（试比较一下拉狄克对资产阶级的吹捧，他给资产阶级戴上了无产阶级的桂冠）。
第三，不妨把反对派这种“把戏”暂搁一边，只当它不存在。那样我们便会看到这样一种情形：如今反对派可真看出了中央委员会策略的原罪在于，中央认为在一定的阶段上可以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而根据列宁的思想则似乎根本不允许这样做的。无论托洛茨基（出名的列宁主义大师），还是季诺维也夫，还是其他人等，都说这种策略违反了列宁关于我们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任务的学说。而且他们还引证有关布尔什维克对立宪民主党人的态度的论述为例。众所周知，孟什维克赞成同立宪民主党结盟，而布尔什维克则持反对态度。
如果中国是俄国的话，这个论据是能说服人的。“批评家们”不费吹灰之力便将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混为一谈，把帝国主义政策的主体同这一政策的客体混为一谈。
其实关于东方，列宁曾写过下面一段话：
“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
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
[7]
与真正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资产阶级势力结成联盟，对此过去从来没有人提出过异议。现在却遭到了非议。
与此同时，列宁精辟地指出在何种条件下可以建立这种联盟和同盟，他说：
“……只有在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时候，在这种运动的代表人物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才应当支持并且一定支持这种运动。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共产党人在这些国家里就应该反对改良主义资产阶级，第二国际的英雄们也属于这种资产阶级。”
[8]
共产国际就是照此行事的。当“资产阶级解放运动”尚符合这些条件时，我们便支持它。当它不再符合这些条件时，我们猛烈地反对它。起初对国民党右派采取的是这个办法，现在对国民党左派上层分子也是采用这个办法。
我们最终赢得了什么呢？
我们在团结群众力量方面，即革命的最有权威的“论据”方面赢得了胜利。
不错，托洛茨基同志至今仍然否认明显的事实。例如，他对北伐的结果作了如下的描述：“北伐的后果是加强了资产阶级而削弱了工人阶级。”[9]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谁都会更相信反对派的“中国通”拉狄克同志，他写道：
“农民组织起来同地主及其武装民团进行斗争，同土豪劣绅，即地主势力在农村的代表进行斗争，组织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和农军，这就是
北伐最主要的成果。”
[10]
反对派手中最“有说服力的”论据，是说我们老是跟在事态发展的后面“磨踏”，总是迟迟才按照反对派的指点行事。但是，这个论据只能令人发笑。因为它是“来自托洛茨基”的论据。
托洛茨基同志对列宁就曾这样想过，他认为列宁1917年才“改变观点”，而托洛茨基老早就预见到了世界上的一切。全党都十分清楚，反对派中这些大吹大擂的现代毕非亚[11]指出的“有说服力的”论据究竟值几文钱。
注释：
[1] 见1927年6月25日《曼彻斯特卫报》。——原作者注。
[2] 1927年6月23日《泰晤士报》。——原作者注
[3] 卡芬雅克——法国将军，曾残酷地镇压巴黎工人1848年的六月起义。此处泛指屠杀革命的刽子手。——编译者注
[4] 拉狄克，《纪念孙中山逝世二周年》，载1927年3月15日《消息报》。——原作者注
[5] 米夫：《上海事件的教训》。拉狄克同志的序见该书第4页。——原作者注
[6] 拉狄克：《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新时代》第3册第149页。——原作者注
[7] 《列宁选集》第4卷第27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编译者注
[8] 《列宁选集》第4卷第33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编译者注
[9] 因手头无俄文译本，故译自德文。——原作者注
[10] 拉狄克：《纪念孙中山逝世二周年》。——原作者注
[11] 毕非亚是古希腊阿波罗神殿女祭司，以后作为对预言家的带讽刺性的称呼。——编译者注
感谢 佐仓绫奈 收集、录入和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