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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运动与反对派

——在联共（布）列宁格勒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
布哈林

1927年8月18


　　原文原载于1927年8月18日《真理报》。中译文来自中译文来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2辑。章任贤译。


　　现在我想谈谈中国革命的某些问题。我认为，把我们与反对派区别开来的主要之点以及我们党制定每项计划都应搞清楚的主要之点是，中国革命不能完全按照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采取的办法行事。如能深刻理解这个问题，那就很容易看到，我们对中国革命采取的策略是多么正确（尽管在这方面并非没有局部性错误），而我们反对派的“路线”则是多么地不正确。反对派的路线恰恰是要求对中国革命实行我们在1905年革命时采取们同一策略。
　　首先我想向你们提出的就是这杆一个问题。乍看起来，反对派的论据似乎表面上尚有某些令人信服之处。不管怎么说，革命是在执行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所实行的政策时遭到了暂时的失败而当某些人或某些组织和阶级遭到失败时。不免会产生一个问题：是否应当归咎于所采取的政策和策略。遭受失败这一事实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使人倾向于对所实行的策略重新进行评价。
　　其次，可能给人一种印象，觉得反对派的评论非常激进，很有点布尔什维克的味道。其实，反对派讲的什么呢？他们说：有什么必要去同各种资产阶级交朋友呢？应当实行“纯阶级性的”“无产阶级”路线，像我国那样从一开始就建立苏维埃，而不是同国民党、同诸如蒋介石之流的形形色色的将领们交好，不应该采取孟什维克那种同资产阶级实行联盟的策略，结果导致了失败。应当执行一条公开而诚实的阶级路线，不同资产阶级联盟，那样就好了。
　　同志们，这些话听起来非常激进，对于那些自己从未提出过中国革命特点问题的人们，对于那些从未读过列宁关于殖民地国家民族革命特点的讲话的人们，甚至会认为颇有说服力的。
　　我要重复我在中央全会上我的报告中所说过的话，中国事件把半殖民国家的革命问题第一次全部摆在我们面前。迄今为止，我们解决了与德国、奥地利、匈牙利以及我国革命等有关的策略问题。应当说，我们对东方革命也提出了问题，自然只是概略地，而不是具体地提出问题，还没有解决应当如何进行这场革命，要有哪些条件，应提出什么样的口号等等。
　　我首先提出反对派论点中核心的一个理由，大家都清楚列宁是怎样对待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问题的。当我们同孟什维克进行辩论时，他们是怎样论述我国革命呢？他们是这样说的：这次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它反对封建制度，反对沙皇专制政体。既然这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那就是说，资产阶级应当成为革命力量，工人阶级应当支持这个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应当进行妥协，同自由资产阶级实行联盟。孟什维克根据这种观点制定了一系列策略：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竞选，与立宪民主党人实行联合，提出诸如成立责任内阁之类的口号等。
　　布尔什维克又是怎样说的，列宁又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呢？列宁同志提出：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是对的，但是工人阶级应当与农民联盟，进行这场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因为我国由于社会发展的特殊历史条件，资产阶级革命来得太晚，工人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出现了，我国自由资产阶级从一开始革命起就必然会进行背叛，因此无产阶级主要的任务不是同自由资产阶级结盟，而是揭穿它，不是支持自由资产阶级，而是直接同它斗争。
　　与孟什维克主张的无产阶级同自由党人联盟的路线相反，布尔什维克提出的主张是：工人阶级与农民联合起来反对沙皇制度和反革命的自由资产阶级。可是，托洛茨基同志和反对派把1905年布尔什维克的这一策略套用于中国革命，说什么：“要知道布尔什维克的经验是必须同自由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可是你们呢？你们却同自由资产阶级实行联盟。所以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革命中最终取得了胜利，而你们却糊里糊涂，结果遭到了失败，宠坏了一批出卖中国革命的叛徒，因为你们执行的是一条孟什维克路线”。
　　这就是托洛茨基同志、季诺维也夫同志和一大批其他反对派同志的主要论点。我再重复一遍，这种论点表面看来有一切令人信服之处，而且可以用其表面的说服力博得某些人的赞同。但是，同志们，问题在于没有按照列宁主义的原则去运用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革命时采用的策略对待中国革命，而是错误地、分毫不差地照搬当时的策略。
　　当季诺维也夫同志针对我的论点说布哈林认为列宁关于民主革命的学说不适用于中国的时候，说得客气些，他在作某些篡改，因为列宁本人在对待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革命方面给我们提出了一条明确的策略路线，而这条路线也是我们所遵循的，我现在就要同你们谈谈有关这条路线的问题。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早就向我们提出了殖民地国家问题。列宁同志在谈到殖民地国家问题提纲时讲了下面一段话：

　　“我们的提纲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区别。同第二国际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相反，我们强调这种区别。在帝国主义时代，对于无产阶级和共产国际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弄清具体的经济事实；在解决一切殖民地和民族问题时，不从抽象的原理出发，而要从具体的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出发。”[1]

　　由此可见，列宁同志认为最重要的是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区别。既然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最重要的，那么事情就很清楚，这种客观上的差别应当以某种方式反映于策略，所以整个问题仅仅在于采取什么方式，使用什么形式。
　　当时列宁是怎样阐述这种策略上的差别呢？我要回溯到很久以前的一件事，那时许多人，其中包括我，在像民族问题这样的问题上都犯了错误，当时列宁向我们详细分析了我们的错误。我向你们讲一件我在中央全会的一次会议上已经提过的事。
　　世界大战期间，就在英国政府的后院爱尔兰发生了暴动。你们都记得，这是一次规模很大、以后被英国人血醒镇压下去的爱尔兰起义（爱尔兰是一个受英国压迫的国家），领导起义的不是无产阶级，而是以著名的德·凡勒拉为首的爱尔兰激进资产阶级。虽然这次起义得到工人的支持，但它不是无产阶级起义，而是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分子、反对英帝国主义的起义。
　　共产党人中各种不同的集团是怎样对待这一事实呢？
　　拉狄克写了一篇文章，他说，爱尔兰起义是一次“盲动”,不是无产阶级的行动，说此事与我们无关，说这次起义注定要失败，说起义实行的是非阶级路线，说领导起义的是激进资产阶级，如此云云。
　　列宁是怎样反对这种评价呢？
　　列宁说，写这样的文章意味着支持英帝国主义反对被压迫民族的起义，尽管这不是无产阶级起义，但它在摧毁帝国主义体系。列宁肯定地说，这种对爱尔兰起义的态度就是帮助英国沙文主义。他说，继承．马克思、恩格斯传统的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应当支持这次起义，因为这是被压迫民族反对压迫民族的起义。
　　如果我们再回到中国问题上问一问：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差别首先究竟表现在哪里呢？那么，我认为我们应当说，具体表现如下：由于在我们面前的不是帝国主义国家，而是半殖民地国家，因此这个国家阶级力量的分布在一定情况的革命时期不可能同帝国主义国家阶级力量的分布情况相似。我或者说得更通俗、具体一些。在我们这里，自由资产阶级虽然也嘟嘟哝哝说几句反对沙皇政体的话，但是它没有能力采取坚决的行动反对沙皇政体。我国的立宪民主党什么时候拿起枪杅反对过沙皇制度？从来没有过，自由资产阶级什么时候敢对沙皇政体提出过哪怕是坚决的抗议呢？也从来没有过。像我们1905年10月罢工那样的群众行动就一下子把整个自由资产阶级吓跑了。连这样的行动訧使它感到害怕了。
　　现在请你们来看中国革命的形势，不仅看看目前发生的车，面且也看看1911年发生的情况。请你们回忆一下从推翻中国帝制政权以及孙中山建立第一个共和国以来所发生的情况，回忆一下随后的发展阶段——成立广州第一届政府时期。再回忆一下北伐时期。请问，我们是否应当以客观地分析阶级关系为出发点呢？中国资产阶级是反对帝国主义分子的，它在一定的阶段帮助罢工运动，拿起武器反对封建主，反对帝国主义分子，这种看法对还是不对？我肯定地说，在中国革命的发展中是有过这种阶段的。这是事实。广州政府没有像拉狄克所写的那样成为“工农”政府，也没有象拉狄克所写的那样成为“工人的朋友”。但是屠杀工人的剑子手蒋介石以前曾经进行了整个北伐，局部地和首先地反对过中国封建主和局部地反对过支持这些封建主的帝国主义分子，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大致从1911年起，中国革命就存在过这样一个阶段，即中国资产阶级起着积极的革命作用，拿起武器进行战斗，因为军队是资产阶级统率的。进行北伐的蒋介石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并不是工农劳动群众利益的代表者。这个资产阶级在好几年内起了革命作用，可是后来成为屠杀工农的剑子手，于是开始起着反革命作用。
　　 在我国的立宪民主党人和中国的这个革命资产阶级之间有没有差别呢？有的。
　　现在要问：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这因为在俄国我们是在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在中国我们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而且中国资产阶级强烈地要求摆脱帝国主义桎梏。因此，十分自然，我国的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很容易被群众行动吓住，而对中国的资产阶级来说群众发动要大得多，才能吓倒他们，使他们投入反革命阵营。
　　 正是由于这种情况而产生了一种可能性，即中国资产阶级在许多年内起着积极的革命作用，只是到后来才变成了反革命势力。有人会说，应当事先就预见到叛变等等。那么让我们回忆一下俄国革命史上的例子。社会革命党人是否曾经起过革命作用？起过的。是否允许同他们联盟呢？允许的。我们在1905、1906和1907年同社会革命党人结成了联盟。而如果现在有哪一个共产党人建议同社会革命党人结盟，那我们会怎样说呢？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懂得，在中国正因为那里是半殖民地国家，所以资产阶级能在许多年内客观上起着革命作用。因此，在关于对待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的态度与对待我国1905年革命中资产阶级的态度应有所不同的问题上不是别人，正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了以下的话：

　　“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实行暂时的妥协，甚至）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2]

　　 列宁甚至还阐述了什么时候可以实行妥协，建立联盟。他明确地指出，什么时候即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同资产阶级解放运动实行妥协。他写到：

　　“只有在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才应当支持并且一定支持这种运动”。[3]

　　他进一步解释说，这是指：

　　“在这种运动的代表人物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时候。”[4]

　　季诺维也夫同志在辩论时对找说，这里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应理解为农民，而且整个奥妙就在于此。这是胡说八道，因此从论述实行妥协和建立联盟的条件的这段引文中明显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们共产党人应当在资产阶级代表不会妨碍我们教育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情况下支持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可见，我们要教育农民，而资产阶级解放运动有可能阻碍或者相反，有可能允许我们用革命精神教育农民。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不仅应当而且有责任同资产阶级解放运动建立联盟。
　　难道这是列宁提出的适用于帝俄的那种策略吗？当然不是那种策略。
　　有一位反对派的英雄，你们所熟悉的萨法罗夫在他的关于民族问题的小册子中曾经写道：“在支持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旅资产阶级问题上犹豫不决的态度就是大国沙文主义”。现在他忘了他写过这句话，但这是白纸黑字印在萨法罗夫的小册子上的。乍看起来，反对派的立场非常敬进，而实际上不管它多么激进，在这方面仍然具有社会民主党人的倾向，因为社会民主党人是这样评论的；“瞧你们忙忙碌碌地搞民族运动，可是殖民地国家的这种运动并不是纯粹的无产阶级运动，等等”。从共产党人的观点看，我们指的只是必须利用一切反帝运动，因此即使在这种运动发展的最初阶段是由非无产阶级分子领导的时候也应非常关心它，正如当年爱尔兰资产阶级引导爱尔兰工人和农民发动反对英帝国主义斗争的时候我们曾经关心过那次运动一样。我们之所以关心这种运动，是因为它使帝国主义机器发生动摇，因为这在客观上对发动人民革命的力量是有益的。
　　 哪怕是魔鬼，只要它反对帝国主义之神，那我们也应当向它说声谢谢。（笑声）。但是，同志们，生活要比通常的理论更为复杂，中国问题的整个复杂性就在于事情开始时，中国资产阶级起先是引导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对于解放人民力量起了促进作用，它帮助人民走上独立的舞台，我们在革命运动发展的一定阶段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策略的理由就在于此。这种妥协表现在哪里呢？最近几年这种妥协表现在共产党支持蒋介石从广州到上泭的北伐。我们从这一行动中大有所得。在这支广州军从广州向上海挺进的过程中，自由资产阶级允许我们用革命精神把群众组织起来，因此在广州军向北挺进的同时，革命力量和群众运动都得到了空前罕见的发展，这就是我们赢得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时期内工会有了巨大发展，农民运动也在这个时期内迅速扩大，其中组织起来的达一于多万人。我们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支持了这支反帝反封建的广州军。当时，资产阶级没有阻碍我们对工农进行革命教育，因此在这次北伐中一直在进行着组织工作，这项工作使人民对共产党人产生了信任。这是我们取得的主要成就。当我们现在读到中国革命的失败时，必须承认，这是一次巨大的失败。但是我们不应忘记，与此同时我们也有胜利：第一，尽管蒋介石开始枪杀工人，帝国主义分子也未能改善其在中国的地位；其次，我们唤起了极其广大的人民眻众，如果我们不支持北伐，如果我们不实行像列宁同志所说的暂时的妥协，我们就不可能唤起群众。
　　请想一想，如果蒋介石进行这次北伐，军队从广州向北推进，而我们都起来反对这支广州军队，不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妥协，公开宣布对它进行残酷的战争，不同广州军队实行任何联盟，难道这样做对我们有利吗？当然，这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当时必须重新振奋起来支持广州军。不这样我们就达不到我们所需要的唤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目的。
　　这就是列宁同志向我们指出的策略。但是，当这支力量上升得如此迅速以致把曾经是我们盟友的资产阶级开始吓坏了的时候，当已开始看清楚这个资产阶级明天就将投到敌人方面去的时（库，我们就应当预先准各好新的斗争条件，准备好新的跳板，使人们对发生这种叛变行为有所准备，并揭露叛变者的面目，这些我们也都做了？遗憾的是，当时关于这种情况我们在俄国报纸上写的比我们实际做的要少得多。作为对这一叛变行为的反击，我们改变了我们的口号。
　　同志们，这样我可以把涉及总方针的各种观点分成几类。这里可能有三种路线：（1）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同资产阶级妥协，（2）反对派的路线，即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不同自由资产阶级妥协，（3）真正的、唯一正确的列宁主义路线，即在一定阶段支持资产阶级解放运动，因为它是真正革命的。这个运动之所以是革命的，因为它允许我们向群众，向工农群众进行真正的革命教育。因此，如果你们用这种观点来研究中国革命的进程，你们就会看到，我们是按照列宁的原则行事的。
　　我们曾经同自由资产阶级，甚至同蒋介石妥协过，那是在他们这一伙人允许我们按照我们所需要的那样去教育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群众的时候。同志们，不应忘记，当这个自由资产阶级向相反方向的转变已成定局时，我们就先改变了态度。当然，正值失败的时刻要证明我们采用的策略的正确性是很困难的。不用说，在1905年普列斯尼亚街垒战斗[5]中我们被击溃时或是1917年7月我们遭到失败时[6]，尽管当时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完全正确的，但要想证明布尔什维克是对的，那也比在胜利情况下证明其正确性要困难得多。
　　关于中国最近的事态，报纸上只有一鳞半爪的介绍，你们知道，在武汉政府转向反革命阵营以后，上层中有一些极其左倾的国民党人分裂出来，而在下层中分裂出来的人数当然要多得多，他们的姓名你们未必都感兴趣，但这里面有孙中山的夫人和其他许多民族革命著名活动家，其中还有共产党人，正如你们从报纸上看到的，他们举行了反对武汉政府的起义。[7]我可以告诉你们，（他们成功地团结了近两万人的部队，他们占领了南昌，他们的计划是离开被敌对势力包围的南昌，开往广东，这样由北向南，沿途“滚雪球”般地吸收农民和工人，他们是真正革命的战斗拳头。他们已经宣布自己是红军，顺利地开始南进。他们有可能会获得某种成功。他们已组成了新政府，[8]我不知道这是第几个政府（好像是第四个），这才真正是工农联合政府，因为它公开地在旗帜上写着“没收土地”“用刺刀挖掉地主的老根”，并且毫不客气地对待农村和城市的土豪劣绅，不久前湖北也成立了这么一个组织，人数虽少得多，但性质是相同的。农民群众，工人、游击队等等都团结在这些组织的周围。当然，如果它们被打垮，那就坏了，但是从这些组织的出现难道没有看到我们的影响吗？这支新成立的军队将成长为真正的红军，这是有可能的。我个人认为，已经进行的这一拼死的尝试，如果发展下去取得某种成功的话，那对我们的策略将是最好的论证因为一切动摇分子那时将比在我们狠狠挨揍的情况下更快地理解我们策略的正确性。
　　在检查我们对中国革命采取的策略的经验时，必须承认我们存在某些局部性错误，但凭心而论，我认为总的来说，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的策略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我认为，在其他殖民地国家完全没有必要把中国策略全部照搬过去。我们在共产国际中讨论过印度问题，那里的情况不同于中国，尽管它也是殖民地国家。原因很简单，因为印度的资产阶级更紧密地同英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所以它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可能性未必能成为客观事实。不要机械地把中国经验搬到印度。至于中国，在仔细研究分析问题以后你们会看到，唯一正确的观点就是我们党和共产国际所捍卫的观点。
　　我还要谈谈中国革命中的苏维埃问题。
　　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是迄今存在着一个国民党这样的组织，它由于蒋介石的叛变而分裂了。国民党是一个群众性组织，它从党内产生出政府。武汉时期，国民党左派组成的政府，在它还没有成为反革命，还允许我们进行工作，允许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工人和农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我们是支持这个政府的。如果我们在那时就建立苏维埃，那会意味着我们采取推翻武汉政府的方针，直接走上推翻政府的道路，而这个政府是我们有责任予以支持并且应当予以支持的。
　　现在，当这个政府已转到反革命阵营以后，在对待国民党的态度方面，我们才采取了这样的立场。我们那时必须作最后的努力把国民党的基层全部争取过来，推翻左派国民党上层的汪精卫，等等。我们当时所以发出这样的指示，因为在所有与国民党有联系的组织中，如在农会、农民委员会、工会中我们都有极大的影响。所有这些组织都与国民党组织有联系，所以我们应当（我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策略）提出“发动国民党左派基层组织反对上层集团”的口号。另一方面，我们那时应当清楚地看到在最近期间我们将面临的前景。也许拥有军事实力的敌人会转而对国民党所有组织采取迅猛的全线攻击，使国民党成为我们再也无法利用的组织。有一些国民党省一级组织是共产党或接近共产党的人领导的。这些委员会都被查封，委员们被绞死，尔后便指派其他委员会，任命一些反革命分子为领导人。这就叫国民党的“改组”。因此，不足为怪大当军事力量不是掌握在我们手中，当这支军事力量被用来反对我们的时候，我们有可能来不及发动国民党的群众通过选举来推翻国民党的上层集团。）如果国民党彻底削溃，那我们应作最后的尝试，发动国民党的基层反对其上层。现在，所有国民党的优秀分子都将走苏维埃的道路，因为国民党组织正在分崩离析，因为很可能我们来不及发动左派国民党的基层来反对其上层。这就是我们提出加强宣传苏维埃这一口号的原因，如果革命发展到高潮，那必须从宣传这个口号转为直接组织苏维埃，从而把这个口号变成直接进行政治斗争的最迫切的口号。


注释：

[1]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229页。——录入者注

[2] 参见《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第4卷第 275页。这段话系布哈林引自《列宁全集》俄文第2眅。而在俄文版第4版和第5版中已将括号内的字删去，因此《列宁选集》中文本中未译出这几个字。——编译者注

[3] 见《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第4卷第334页。

[4] 同上。

[5] 指1905年12月俄国工人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在莫斯科举行的武装起义。当时起义工人在莫斯科建立一批街垒，同沙皇政府的武装相对抗。最后，沙皇政府军队用大炮轰击街垒。因寡不敌众，工人街垒遭到失败。——编译者注

[6] 1917年7月彼得格勒群众在布尔什维克的支持下举行的和平示威。这次示威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武装镇压下失败。布尔什维克也因此遭到反动派的压迫。——编译者注

[7] 指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编译者注

[8] 指南昌起义后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编译者注

感谢 佐仓绫奈 收集、录入和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