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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

——在联共（布）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节选）
布哈林

1927年12月13日



八、殖民地问题与共产国际


　　现在我来谈谈殖民地问题。从上述情况已经可以十分清楚地知道，这个问题在目前无论从国际革命的进程来看，还是从世界资本主义的状况（市场问题）来看，都是多么地重要。如果说目前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感到迫切需要市场，如果说重新瓜分殖民地的问题再度尖锐起来，那么这就是说，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现在正是最明显地表现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殖民地这一外围领域。一系列的殖民地起义＄叙利亚起义，埃及运动，摩洛哥起义，荷属印度（印度尼西亚）大暴动，印度从未停息过的暴乱，最后还有中国大革命，——所有这一切向资本主义世界极其尖锐地提出了殖民地问题。除此之外，在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成为帝国主义列强殖民政策对象的国家之间还不断发生冲突，存在着一系列矛盾，特别是最近以来，在美国与墨西哥，尼加拉瓜以及拉丁美洲各国之间许多这类矛盾和冲突更加激化了。你们知道，美国总统柯立芝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认为保持美国独特的“绥靖”作用是适宜的。这种“绥靖”作用首先在于美国使用武器和其他方法压制中美和南美国家的解放愿望。
　　殖民地问题，尽管在不同的国家之中有着许多共同的特点，但仍然是非常复杂、包含着各种各样情况的问题，因此不可能笼统地提出一个对各种国家都适用的单一解决办法。这里无疑需要有几种不同的策略和政策方案，因为在不同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其经济条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阶级力量对比有很大差别。举例来说，如果你们拿印度这样的国家来看，它有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有许多比较发达的城市，现在已有人数相当多的工业无产阶级，如果我们再拿叙利亚、阿富汗或埃及这样的国家来比较，那么你们就会看到，这里我们的斗争条件是多么不同。因此，假如我们提出随便一个适用于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唯一的策略公式，那是绝对不正确的。它们之间的差别如此之大，因此我们必须以列宁对殖民地问题总的提法为依据，——这才是唯一正确的观点—，在对某个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经济条件、社会阶级力量条件和政治条件十分具体地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确定我们对该国的策略。
　　同志们，你们知道，早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殖民地、殖民地运动、殖民地起义、殖民地战争的问题就已经提出来了，而且在原则上具有很大的深度。在我们这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的讨论期间，大家已不止一次地引证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有力、非常突出地提出的原则，即我们应当把居于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国家（施行殖民地政策的主体）与被压迫国家和殖民地政策的客体，帝国主义大国进行殖民地剥削和压迫（的对象）严格地区别开来。
　　你们记得，还在战争期间党内就有一些同志，特别是从其他的营来到我们党内的同志，用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立的、不同的观点提出过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在主要是受帝国主义殖民压迫的国家中我们应当采取与在施行帝国主义政策的主体即帝国主义国家中大致相同的政策。战争期间，拉狄克同志就爱尔兰起义问题写了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断言，领导起义的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爱尔兰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因此宣布这次起义与我们无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猛烈抨击了这种观点，他说，拒绝支持民族解放起义就是直接授助统治这些民族为帝国主义。就拉狄克当时这种观点的实质来说，完全有理由称之为民族问题上的社会民主党倾向，因为社会民主党的观点正是拒绝支持民族革命运动和殖民地运动，所用借口就是，领导这一运动的往往不是工人阶级，特别是在运动发展的最初阶段更是如此，因此他们说这些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对无产阶级革命者毫无关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针对这种观点捉出了一个原理，即从无产阶级的国际革命反帝斗争的观点来看，民族解放运动、殖民地运动、殖民地起义等等都是削弱我们主要敌人帝国主义的因素，拒绝支持这些运动（即使领导这一运动的并非无产阶级，譬如说是民族革命资产阶级），那也是对大国沙文主义的直接援助，是对帝国主义国家的直接援助。列宁同志正是根据这一点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支持民族革命资产阶级的。在我们的书籍和我们的演说中，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引用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可以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条件。如果民族革命资产阶级真正进行反帝斗争，如果它能让我们在革命的基础上组织和教育工农群众，那我们便应当给它以支持，便可以同它共同前进。我们曾引证过许多列宁的话，这些话我不再重复了，让我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著作中引证另一些话，这是以前没有引用过的，这些话从极其深刻的原则高度能更加清楚地提出这个问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同当时用笔名基辅斯基发表文章的皮达可夫进行论战时，针对皮达可夫的论点提出了一连串的论据。皮达可夫断言，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地方都谈不上什么民族共同性，提出民族自决权的口号就是承认有保卫国家完整的权利，列宁同志所发挥的观点不过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实现民族联盟，实质上这种观点是把人们引向社会爱国主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针对皮达可夫同志的这些观点写了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重读此文是大有裨益的，因为这篇文章在各个方面，首先在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上包含着极为丰富的思想财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首先剖析的问题是：无产阶级政党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否可以提民族共同性？皮达可夫断言说不行，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则捍卫这个观点，说行。列宁是怎样捍卫的呢？他是这样说的；

　　“在这些先进国家（英、法、德等）里，民族问题早就解决了，民族共同性”（即阶级之间的共同性。——尼·布哈林）“早已消失不见了，在客观上已不存在‘全民族的任务’。因此现在只有在这些国家里，才可以‘炸毁’民族共同性，确立阶级共同性。”
　　“在不发达的国家里，在我们（我们的提纲第6条中）列为第二类和第三类的国家里，也就是在整个东欧和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情形就不同了。这里的民族通常还是受压迫的、资本主义不发达的民族。在这些民族中客观上还具有全民族的任务，即民主的任务，推翻异族压迫的任务。”[1]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这个问题，是把它同国际革命总的问题联系起来看的。许多同志常常有一种不正确的概念，认为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纯粹是无产阶级运动，其组织是单一的，而且差不多是一次完成的行动，其各个部分好像在同一时间内都可以完成似的。另一方面，列宁同志指出，在推翻帝国主义的活动中，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密相结合的、并在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殖民地民族运动将起极其巨大的作用。
　　在同皮达可夫的论战中，列宁在提出国际革命各组成部分的问题时写道：

　　“社会革命只能是指一个时代，其间既有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又有不发达的、落后的和被压迫的民族所掀起的一系列民主的、革命的运动，其中包括民族解放运动。”[2]

　　可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起义、民族解放战争也作为整整一个漫长时代的伟大国际革命进程的组成部分，面且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评价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这就是列宁同志作为前提条件的总的论据。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随后直接提出关于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在一定阶段）共同前进的可能性问题。列宁同志提出的第一个论点是，在许多国家内客观上存在着商未彻底完成的全民族任务，在许多东方国家内客观上还不可能提出“炸毁”全民族统一的任务。当然，这是一个总的公式，运用时还要对某一国家进行具体的分析，要考虑某个国家革命发展所处的阶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决没有排除（诚然，这一点是在1915年写的）对全民族统一的支持，相反，他认为对于一系列殖民地国家来说支持全民族统一是正确的。在这之后，列宁切中要害直接提出当时我们党内正在争论的关于中国革命的问题。皮达可夫同志认为，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与资产阶级共同前进，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支持全民族联盟。皮达可夫认为，那样做就是煽起民族仇恨，这种仇恨不是阶级之间的仇恨，而是“民族”之间的仇恨。皮达可夫认为，我们不应当在帝国主义国家实行一种政策，而在被压迫国家实行另一种政策，按照他当时使用的哲学术语，这是破坏我们政策的“一元论”（即统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反对这种说法。他说：

　　“如果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起义是不可能的，那么彼·基辅斯基也就无权来谈论民族起义了。如果这种起义是可能发生的，那么他的一切关于‘一元论’、关于我们‘臆想出’一些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实现自决的例子等等无穷尽的空话，就统统不攻自破了。彼·基辅斯基自己在打自己的嘴巴。
　　所谓‘我们’‘积极反抗对民族起义的镇压’（彼·基辅斯基‘自己’曾经认为这是可能的事情），这是什么意思呢？”[3]

　　列宁回答了这是什么意思的回题，请看列宁是怎样回答的：

　　“这就是说，行动是双重的，如果用我们这位作者所用的文不对题的哲学术语来说，就是‘二元论的’。（a）第一，遭受民族压迫的无产阶级和农民，同遭受民族压迫的资产阶级一起采取反对压迫民族的‘行动’；（b）第二，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或其中有觉悟的一部分采取反对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和跟着它走的一切分子的‘行动’。”[4]

　　这个公式是非常有指导意义的。我们试把它应用于中国革命发展初期的中国。中国当时存在着民族资产阶级积极进行反英斗争的这一事实．按照列宁的这一公式，我们那时应当采取什么策略呢？应当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在帝国主义国家，譬如说在英国，无产阶级应当采取行动反对本国的资产阶级，在被压迫国家，即在中国，按照这个公式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和农民必须与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共同行动。由此可见，反对派断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不允许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共同行动，说什么因为这是孟什维克的策略，实际上反对派的这些说法同列宁对问题的提法毫无共同之处。列宁直截了当地谈到，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下）与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共同行动。请再看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接下去写的是什么，这简直是一针见血地击中了我们反对派论点的要害。列宁写道：

　　“彼·基辅斯基讲了许许多多的反对‘民族联盟’、民族‘幻想’、民族主义‘毒害’和‘煽动民族仇恨’等等的词句，而实际上这完全是空话，因为作者既然劝告压迫国家的无产阶级（我们不要忘记，作者认为这个无产阶级是一个了不起的力量）‘积极反抗对民族起义的镇压’，他也就是在煽动民族仇恨，也就是在支持被压迫国家的工人‘同资产阶级的联盟’。”[5]

　　这就是说，你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仅认为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同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共同行动是可能的，也是适宜的，而且他还说可以支持同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实行联盟。十分清楚，这决不是一个神圣不可亵渎的、适用于即使是殖民地革命的任何阶段、任如时期的统一公式。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弗拉基米尔在谈到可以“同资产阶级联盟”的时候，无疑地对这一联盟规定了一系列前提条件。在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引证过的其他地方，列宁明确地阐述了这些条件，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必须真正进行反帝斗争，这是条件之一。我们的党必须真正具有根据革命策略、革命纲领和革命发动把工农组织起来的自由，这是条件之二。
　　具备了这些条件，这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说的一切就可以有效。不具备这些条件，那就另当别论，就是另一种阶级结合，另一种力量结合，另一种阶级之间的关系，另一种策略方针。问题就应当这样提。假如我们注意的话，像中国革命（它向我们紧迫地提出了一系列极其重要而带有原则性的殖民地政策问题）这样大的一场革命待续了整整好多年，在这场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出现各种不同的力量组合，各种不同的阶级组合，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因而在策略上作出种种转变，那是十分自然的事，我认为，这些基本的先决条件已经够清楚的，因此我们有充分的根据说，反对派为反对共产国际和我们党而提出的钳原则性的论点是丝毫经不起批判的。这是重弹拉狄克和皮达可夫过去的老调，而决不是像我们反对派“朋友”企图肯定的那样是百分之百的列宁主义。我认为，现在从另一方面提出这个问题是还当的。不妨设想一下，我们重新回溯到几年以前，那时的情况是中国的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正在拿起武器积极地反对英国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再设想一下我们在两年前经历的那个时期。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是支持运动，是保持中立，还是积极反对这个运动？请你们回答吧！瞧，如果这样一提问题，就会立刻非常清楚，显而易见，反对派对这个最主要的问题是不可能说出一句条理分明的话来的，因为反帝武装斗争即使是由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进行的，工人阶级政党能不能在这场斗争中保持中立呢？显然不能。能不能反对这场斗争呢？显然这将是对帝国主义敌人的直接援助。不用说，工人阶级政党能够做而且应该做的（这是在这种情况下无需犹豫即同得出的结论），这就是只要这个运动不转过来反对工人阶级，我们就始终支持它。一旦运动转过来反对工人阶级或开始掉转来反对工人阶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一策略所提的基本条件也就不存在了，工人阶级的共产党进行组织、进行革命发动的自山也就消失了。那时国内力量的对比将发生根本的变化，那时革命阵营与反革命阵营之间的鸿沟将在另一个社会基础上形成。十分自然，到那时候，就会发生现在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同样情况。不区别这些不同的时期，不区别这些不同的阶段，是绝对不行的。在资产阶级真正进行反帝斗争，民族资产阶级真正进行反帝斗争时认为我们应对这种运动持唾弃态度的观点，无异于是采取爱尔兰起义时期拉狄克的观点，说明这些人完全不懂得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说明他们已滑入社会民主党人对问题的提法，而不管他们在这方面可能用了多么左的词句。正因为这是如此地显而易见，因此我们看到这样的事实：我们的反对派，当他们还是政治局委员，并同我们一起解决中国革命前一发展阶段的所有问题时，他们没有发言反对过这个策略，譬如说曾任中国委员会主席的季诺维也夫同志就没有发言反对过，从没有说过一句话，没有任何反对意见，而是投票完全赞成对民族革命资产阶级的支持。要知道这是事实。
　　同志们，我之所以谈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要避而不谈是完全不可能的，何况中国革命并未死亡，仍然活着，仍在发展，而且我们的责任就是要采取一切措施支持中国革命，因为中国革命仍然是世界现代史上一个极其重大的因素。正是基于这些想法，我这样详细地谈了中国革命的这个基本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处在另一阶段，资产阶级早已转到反革命阵营。现在阶级力最的结合已截然不同。现在的问题只是工人阶级、农民和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封建主和成为反革命力量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三股结合起来的反动势力。资产阶级曾经得到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在一定的阶段还得到过农民和无产阶级的支持。但是，这几种力量的结合产生了如此强大的土地运动，如此强大的工人阶级运动，以致被吓坏了的资产阶级公开转转到反革命阵营，并且必然走上或多或少与帝国主义实现妥协的道路上去。
　　现在我们谈谈中国的目前状况。中国革命不仅没有死亡，而且我认为可能出现一种新情况，即我们完全有可能正处在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前夕，这股革命浪潮已经建立在别的基础之上，是其他阶级力量推动的，具体地说我们将面临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新的发动。出现新高潮的这种可能性是以中国目前已形成的情况为基础的。首先谈两句关于帝国主义的问题。帝国主义分子是否已经奴役了中国，按照自己的帝国主义的方式解决了中国问题呢？他们是否已经打败了反帝运动呢？只要这样提出问题，便可以明确地回答他们：他们并没有摧毁中国革命。的确，帝国主义分子占领了最重要的战略据点和经济据点，他们取得了一定的胜利。英国人重新获得了他们在汉口的租界，而抛弃了英国代表奥马利同原武汉政府代表叶夫根尼耶·陈[6]已经签订的协定。日本则悄悄地夺取了满洲和内蒙古，并且在那里站稳了脚跟。现在日本在对满洲和内蒙古的关系上提出了这样的“条件”：

　　“1．有权修筑连接南满铁路的六条铁路支线，完全享有南满铁路的专营权。
　　2．日本人有权在满洲和内蒙古从事牛羊繁殖。
　　3．日本企业有权开发满洲和内蒙古的森林和矿藏，以保证日本经常得到木材和矿物的供应。
　　4．日本人有权在与中国人同等的基础上在满洲和内蒙古各－地定居。
　　5．日本人有权在满洲和内蒙古各地占有和买卖土地。
　　6．日本有权在满洲和内蒙古所有地区设立警察部队保护自己的臣民。
　　7．日本人应享有在这些地区开发任何地方资源的优先权。
　　8．在满洲和内蒙古的中国军队中，中国人应当只聘请日本军事顾问。
　　9．日本人应享有在满洲和内蒙古各地修建学校和庙宇的权利。
　　10．满洲和内蒙古应当受到保护，防止可能发生任何政治骚乱，任何外部军队，不管是中国军队还是外国军队，都不准进入满洲和内蒙古境内。”

　　这些极为苛刻的要求实际上把这两个地方一点点表面上的独立自主权也化为乌有了。我认为，在所有帝国主义集团中，对中国进行最大掠夺的恰恰是日本，它非常谨慎从事，在外交上比较少讲空话，很少采取各种各样使人注目的姿态，等等，但是事实上它在中国所掠得的东西最多。尽管如此，仍然可以断言，帝国主义分子未能解决全中国问题。他们在中国是一支被仇视的力量，他们一块块鲸吞中国，在那里驻有舰队，占领了部分地区，但是，尽管甚至采用了各种帝国主义手段，也还是谈不上什么他们“安抚了”这个国家，也谈不上什么他们打断了中国革命的脊梁骨。原先是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而现在是反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不是解决了这个中国问题呢？我认为，资产阶级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资产阶级与工农运动之间客观矛盾的发展不仅不允许当地软弱的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方式解决中国问题，而且事实上已经使堕落到依附于半封建军阀机构的中国资产阶级越来越软弱无力、四分五裂，不可能成为一支统一的力量。我们现在处于这样一种情况下：拥有各色政治领袖的各种军事集团分裂成独立性很小或只有半独立性的各系将领，因此我们有根据说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分散了。现在那里的实际情况是，在华北、华南和华中都各有其集团。
　　这里举例来说，我有一份关于中部各省情况的综合报告：

　　“朱培德已据有江西。
　　程潜想占有湖北，但遭到挫败。
　　谭延闾看来正觊觎湖南。
　　胡宗铎正在湖北扎根。
　　白崇禧在南京。
　　陈调元在安徽。
　　蒋介石和何应钦在浙江。
　　陈铭枢在福建。
　　黄绍竑在广西。”

　　南方也在发生同样情况。广州就有四个不同的集团。其他地方的情况都与此相同。你们可以看到反革命势力正发生非同寻常的分化，非同寻常地分裂成许多派系。
　　这一时期在基层、在工农群众中情况究竟怎样呢？我们的中固同志们虽然在萨柯和樊塞蒂被乐害，美国实施白色恐怖时也举行过游行示成，可是在自己“家里”却“习惯于”如此残酷、令人难以置信的、极其罕见的白色恐怖。那里已经打成千上万我们的拥护者牺牲了。那里已经发生而且还在发生大规模的屠杀，我们的同志——党员和我们的直接追随者大量地被肉体消灭。很难用语言来描述那种暴行和白色恐怖的种种可怕情形，而这正是目前中国反革命所采取的斗争手段的特点。
　　但是，最令人惊奇的是，尽管发生了这种种情况，要说我们的运动目前已被扼杀却是绝对错误的。相反，最近以来我们看到运动有重新活跃的某种征兆。我们看到农民运动得到进一步扩大。不久前我们收到了关于鄂北暴动的报告，一支农民队伍在暴动中占领并控制了一座城市。我们看到许多省都掀起了风潮，在广东省，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就有五个县是由农民苏维埃控制的，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中国农民运动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以农民为基础的苏维埃政权，这个政权发动了真正的消灭地主的斗争。在那里大约有三、四百个地主被砍了脑袋。（鼓掌、有人在座位上喊道：“少了，还要多一些。”）
　　在这个有几百万居民的地区内，地主已经被从肉体上消灭了。
　　最后，我们现在还看到整个广东省，特别是在广州周围，已经形成非常紧张的局势。
　　根据许多材料可以断言，在中国正酝酿着一些非常重大的事件。
　　敌人企图不仅采用白色恐怖手段，而且利用蒋介石和其他将领们任命的“领袖”所领导的黄色工会来摧垮和瓦解工人阶级。这里同样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中国工人阶级在这方面也表现出极其伟大的英雄气概，他们献出了无数优秀的儿女，不管白色恐怖如何猖獗始终捍卫着自己的组织，并打击黄色工会的领袖。那里的斗争是非常残酷的，敌人成批杀害我们的战上，我们的同志也用直接肉体消灭的办法对付将领们派来的黄色“领袖＂（全场活跃）。那里斗争的残酷是前所未闻的。最近期间，上海、武汉、广州的罢工工潮高涨，而且工人的斗志非常旺盛。此外，还要指出，在广东保存有叶挺军队的残部，这支部队在一旦广州发动算变工农行动顺利的情况下，可能起到某种军事突击力扯的作用。
　　这就是中国形势的概况。
　　如果归纳一下我所说的一切，那么，我认为应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首先，帝国主义分子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中国问题。其次，民族资产阶级采用自己的方法，即用扼杀工人阶级、同帝国主义分子结盟和反协的手段，不仅没有沿着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前进一步，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它自己反而日益分裂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现在分散到各个军队派系中去，这些派系目前从表面的社会现象来看已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正在争夺能保障生活直接来源的地盘，因为他们需要生存，需要养活自己的军队。而这些军队都是相当庞大的。南京集团有二十七万人，唐生智一派有十五万人，广东有数万人，等等。所有这一切需要大量财力，这一切只有依靠对居民的残酷压榨才能维持下去。各派系之间为争夺每一个比较富裕的、有一定钱粮储备的省份而纷争不已。这样一来，这些大军阀集团连同那些被内部矛盾搞得晕头转向的资产阶级领袖们一起开始腐败了。
　　仍然存在着工农两大阶级，对于这两个阶级来说，民族问题与阶级斗争问题不会发生矛盾。仍然存在着两支社会阶级力量，尽管遭到极其巨大的损失，但并没有被粉碎。现在这两支阶级力量正在发展壮大、组织起来。因此我认为，在对待中国革命的前景方面，我们没有任何权利产生悲观情绪。至于所有这些过程在政治上或政党关系上的表现，我在这里只需简单讲儿句。国民党包括其所有各派，作为革命力量早就不再存在了。这一论点见有充分根据的，因此我认为，关于这个论点无需多说了。从另一方面看国民党作为一支较大的反革命力量，也正在逐渐不起作用。这不是说，国民党“洗手不干”反革命了，而是说，斗争本身的逻辑已把重心转到军事集团，而国民党各派五花八门的残余已成为这些军事集团的点缀。因此，这个一度相当强大的组织，现在已瓦解了，完全消失了，甚至作为一支反革命力最也正趋于消失。
　　不言而喻，苏维埃口号是我们当前主要的口号，中国革命发展得越快，这个口号发挥的作用就越大。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问题现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个党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极其痛苦的阶段，目前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虽然还没有达到足够的程度）清洗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路人，尽管有成千上万的人脱离我们的队伍和被从肉体上消灭了，但是中国共产党现在仍以极大的英勇精神把自己的组织团结起来。目前党员约有两万至两万五千人，共青团组织约有一万五于人。最近期间我们对共产党的上层进行了清洗，其中包括谭平山因在土地问题上实行机会主义政策而被开除出党。我再重复一遍，尽管中国共产党过去和现在都面临着极大的困难，而我们党内的团结却是无可怀疑的。不用说，今后还会有各种摩擦，可能遭到局部的失败等等，但是按照目前阶级力量组合情况，我们党内团结情况，我要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说：我们没有任何根据对中国大革命的前途感到悲观。
　　中国革命的经验对于我们来说，不仅从中国革命斗争今后顺利发展的角度来看，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中国革命向我们非常具体地提出了殖民地问题。我们以前曾经不止一次地接触过这个殖民地问题。从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原则性分析来说，我们对殖民地问题的认识是清楚的。但是，社会各阶级互相交错的全部复杂性，领导如此巨大殖民地革命的任务的全部复杂性，只是到最近才非常具体地展现在我们面前。通过中国革命的实践，我们具体地探索了整个殖民地革命的许多问题，而且在这同时，我们通过中国革命的实践，十分清楚地看到，在确定我们具体的政治策略时需要多么谨慎小心，需要多么认真地考虑某个国家发展的特点。为了与中国革命对比，我这里谈几句有关印度革命的阮题。这个问题不久即将成为共产国际和我们全党最重大的问题之一。印度也是一个殖民地国家，印度也是受英帝压迫的国家，在印度也同样有民族解放运动。但是，如果我们把对中国策略的经验机械地搬用到印度的土壤上，并确定我们对印度的策略，那将是极其轻率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那里的阶级力量对比不同，因为在那里从一开始起，我们遇到的情况就与我们在中国革命一开始起曾遇到的形势不同。英国政府最近以来对印度大耍其手腕。当然，它未能把广大群众拉到自己一边。但是，英国政府最近对印度民族工业作了许多让步。过去印度是一个出口原料从英国本土进口成品的国家。英国原先的对印政策是使印度处于原料供应国的地位，不给印度有发展本国工业的可能性。但是，在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和资本主义总危机日益发展的影响下，尤其是在印度本国运动的影响下，英国政府对印度施展了种种相当狡猾的手段。它允许印度采用自己的关税税率，它稍许拧开了一点阀门，稍许放宽了一点印度发展本地工业的范围。它让印度本身也有可能实现工业化，让印度的民族资产阶级得到发展，它在印度实行自治、享有自治权等等方面越来越多地同印度的上层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调情，通过这些手段，给印度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上层人物造成一定的经济基础，从而使很大一部分原先具有明显革命思想的印度资产阶级现在已同英帝国主义结成联盟，这些人往往把反对“莫斯科代理人”作为自己的任务，其论点是：老主人（英国）要比“不熟悉的新主人”（莫斯科）好一些。
　　这个事实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各阶级的相互关系不同于中国，它说明印度很大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将会站到街垒的另一方去。因此在我们的对印度政策中不可能使用我们在中国革命最初阶段实际采用过的那种策略。
　　对印度来说，是否排除了无产阶级和农民与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共同行动的同能性呢？我的看法是：并未排除。对于我们共产党员来说，是否排除了在印度范围内以建立一个像国民党这样的组织形式来实行长期联盟的可能性呢？我的看法是，对这样的妥协我们是排除了的。是否可以暂时地采取配合行动或偶尔地实行妥协呢？那是可以的。是否可以结成长期联盟，我们对印度资产阶级长期给予支持呢？那是绝对不行的。因为在这方面从一开始起，我们就将对印度资产阶级不仅持严厉的批判态度，而且将持直接揭露的态度，这是由于印度资产阶级，至少是其中相当多的人，不符合列宁所写的那些条什。第一，这个资产阶级不会同英帝进行长期的斗争。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资产阶级积极反对共产党人，不给他们在所需要的范围内行动的自由，相反，它现在已经变成非常仇视我们的力量。这说明，我们对印度应当另外提出问题。尽管印度也是一个殖民地国家，但是那里的阶级组合情况不同，问题也不同。
　　如果我拿埃及这样的国家，拿伊朗或某个其他国家为例，可以毫不费力地表明，其中每一个国家在其社会关系方面都各有其特点，因此要求我们非常仔细地、具体地分析该国的状况，决不能满足于殖民地问题的一般原理。因为那是不许可的，不适当的，不应该那样做。
　　同志们，殖民地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殖民地问题之受人注目，不仅表现在这个问题越来越使我们的帝国主义敌人感到不安，而且表现在日益增强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在聚集和组织力量，当然，这个发展进程也并非一帆风顺的。殖民地力量这一聚集进程的外部表现就是组织了称作反帝同盟的组织。
　　关于反帝同盟的活动和工作，我没有时间在这里报告了。但是，同志们，你们从总结报告中知道，各国共产党满怀激情参加的布鲁塞尔反帝同盟代表大会甚至在西欧也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
　　现在反帝同盟执行委员会正在举行一次会议。不用说，由于两个原因，我们最近在反帝同盟内将会遇到一系列相当大的困难。第一，由于中国发生的事变以及由于国民党转入了反革命阵营，某些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将会分裂出去，这将造成我们同参加反帝同盟的一些集团关系紧张。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民主党的活动，我们在反帝同盟内也将遇到很多困难。各国社会民主党一开货抵制反帝同盟，从它们自己的角度看，在策略上做了一件大蠢事，现在它们明白这是干了蠢事，于是竭力钻到反帝同盟中来，企图左右这个组织。
　　这场同社会民主党人的激烈斗争不仅将在整个西欧进行，而且同样将在东方国家中提出来并予以解决，因为社会民主党的方针就是亲蒋介石之流的方针，是亲黄色工会的方针，就是亲目前殖民地国家中我们所有敌人的方针。他们采取半法西斯手段钻进工人阶级，钻进反帝同盟，这就在组织上和策略上向我们提出了许多重大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这在目前尚是初步决定，但是它大概会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的同意）把殖民地问题全面地列入下一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议程。殖民地问题的迫切性已为大家所清楚，我们积累有丰富的经验，中国革命的经验是真正取之不竭的，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在这方面进行总结，为许多国家制定具体的政策路线。因此在明年5月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这个问题将起着巨大的、极其重要的作用。


注释：

[1]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第152页。——录入者注

[2] 同上书，第153页。——录入者注

[3] 同上书，第154—155页。——录入者注

[4] 同上书，第155页。——录入者注

[5] 同上。——录入者注

[6] 即1927年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的陈友仁。——编译者注

感谢 佐仓绫奈 收集、录入和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