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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在1928年联共（布）七月中央全会上的发言
（1928年7月10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8卷，№05904
同志们，我想在发言中不仅要谈同粮食收购直接有关的问题，还想谈谈我们经济政策的某些总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在谈论有关粮食收购问题时，实质上是对我们在崭新的一个时期的工作进行某种总结，尽管也许不很自觉。大家早已知道，我们生活在改造时期，而粮食收购问题实质上是个我们是否能够很好地解决改造时期的任务的问题。
总结我们自恢复时期结束以来的工作，也就是说采取改造时期的最初步骤的工作（我要在括号内指出，我知道这些界限的相对性），我们可以指出苏维埃国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是在各个不同的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技术改造领域尽管有失算和销误，但毫无疑问仍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毫无疑问，从生产力增长和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发展角度看，我们可以看到毫无疑义的巨大成就。毫无疑问，从农业的社会主义基地的角度看，我们已进入公有和集体经济在我国农业中极为迅速发展的阶段（对这一阶段决不能估计不足）。最后，同样无可怀疑的是，在培养干部上，我们面对世界历史同样有可为自己辩护之词。但是，同志们，在取得这一切的同时（而我认为，这也正是局势的特点），在毫无疑问的前进和取得巨大成就时（这些成就我们可以记人史册），改造时期的经验，准确点说，是我们已经历过的那段改造时期的经验揭示了口张得大大的漏洞、陷坑，它们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严重的总的经济政策问题。在我们进入改造时期的时候，党在自己的决议，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这样的口号（党强调了这一点）：“有后备的经济”。你们只要看看我们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的决议，你们就会看到，我们全都认为自已的任务是在有后备的情况下经营，这包括外汇、商品粮和黄金的后备。我们没有执行这一基本指令。
插话：对。
布哈林：我们决不能低估这一点，尤其是因为我们面临着在对外关系上发生大麻烦的极大可能性。同志们，这个问题我认为无须通俗地讲解。只要举几个我们的债务数字和我们黄金储备减少的数字，加上同西欧国家，首先是德国的黄金储备的大量的急速增长相比较，就足以对这条战线上的状况作出总的估计。由于没有执行关于后备的指令而发生的困难，削减粮食出口，我们都知道并且都负有责任的我们基本建设上的失败，反革命力量在这一基础上集结起来反对我们，粮食收购工作上的巨大失败.这是这次全会上要讨论的问题，是经济问题中的政治核心——所有这一切向我们提出了涉及我们的经济政策的一些总的问题。我想坦诚地为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种巨大的摇摆和这种规模的困难是否来自改造时期的本质本身，来自其本性，这些困难是不是我们在改造时期发展的一般规律，这是不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克服的事物本身发展进程所必然产生的？我个人的回答是否定的。这些困难根本不是改造时期的一般条件直接产生的。如果我们想赶上西欧（我们是想赶上），如果我们想加快社会主义工业的积累速度（我们是想加快），如果我们注意到我们经济的普遍落后性、我们的贫困，那就完全可以理解，我们建设中的巨大困难是由这一切产生的。我们想立即解决一系列巨大的任务：社会主义工业获得最大限度的积累，农业得到最大限度的增产，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拥有最大限度消费额，以及他们最大限度的振奋，等等。这些任务不可能同时解决。我们在一部分一部分地解决这些任务，有时倒向这一边，有时倒向另一边，自相矛盾。我们时时刻刻在矛盾中前进。不言而喻，这种困难确实来自我们改造时期的本性。例如我请你们注意这样一个奇怪的事实，即我们时而从这一端，时而又从另一端抱怨经济上的比例失调。
伏罗希洛夫：拿出你的灵丹妙药来。
布哈林：我不想提供灵丹妙药，请你别拿我开心。我想说的是，改造时期十分自然地会引起一系列麻烦和困难，不过与此同时对我来说毫无疑问的是，困难同困难不一样；有一种困难按照斯大林同志昨天发言中的说法，一定会或胁到同农民的结合，这种困难并非从改造时期的性质中必然产生的。而我认为，当列宁给我们写政治遗嘱时（他当然清楚地知道，我们总会在什么时候进入改造时期的），他非常准确地指出了我们遇到的、在我们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会出现的那种困难的界线。伊里奇写道：“如果在这两个阶级之间发生严重的阶级分歧，那么分裂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我们的社会制度内并不存在必然发生这种分裂的基础，所以我们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及我们全党的主要任务在于密切注视可能产生分裂的情况（密切注视……情况！——尼·布·）并防止这种情况发生。”[1]
当我们现在用斯大林同志的说法，说“我们这里出现对结合的威胁”，这是否属于会产生分裂的情况的范畴呢？当然属于。对结合的威胁是可能产生分裂的情况。不过列宁写道，我们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及我们全党的主要任务在于不让这些分歧发展到严重的阶级分歧的程度，即分歧发展到可能威胁结合的的程度。而如果我们现在说，存在对结合的某种威胁，那么非常自然，在这里阶级分歧开始在量上发展成可能导致分裂的阶级分歧。按照列宁的政治遗嘱，我们党的任务在于密切注视它并予以防止。
如果对事情作另一种估计，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改造时期的本性本身必然导致社会政治动荡，并威胁结合，那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走向托洛茨基曾经提出过的理论，即在发展进程中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西方无产阶级不给予国家援助，无产阶级专政就会灭亡，因此对下列问题：我们是否进入了巨大麻烦和困难的时期，这些麻烦和困难可能引起一定的动摇，特别是在卷生各种各样的失算、错误等等条件下（而在一定的程度上我们的失算等等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并不是全知的，而我们的错误乃是我们付的附加学费），我的回答是：这种动摇是不能排除的。
伏罗希洛夫：您去学习的时候，同样会犯错误。
布哈林：但是.另一方面，这种不断威胁到结合的困难并不是改造时期的本性客观上必然产生的。
同志们，我还要请你们注意列宁的另一个论点，这一论点好多同志在我们党的最近一些会议上提过，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在第15次代表大会上许多人在发言中也谈过，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和管理的本领不够。
伏罗希洛夫：这是对的。
布哈林：不久前一位杰出的德国教授发表了一篇关于苏联的大文章。他就我们布尔什维克写道：“他们是最优秀的、第一流的政治家，卓越的政治战略家，出色的鼓动家，卓越的改造人的教师；但是他们缺乏经济训练，缺乏经济修养。别看经济战线上有一两万布尔什维克埋头工作，弄得疲惫不堪，但他们缺乏足够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训练。”
这种说法离真实情况并不远。所以我认为，如果从这种观点去看我们经济政策的总结，那么现在开展所谓“失算理论”运动，在策略上和政治上未必是正确的。米高扬同志在上次全会的报告中说：“我认为无论如何可以直截了当地断定，如果我们能在经济领导方面和组织方面及时采取一切措施，那么这些困难的三分之一的原因是有可能消除的
米高扬：谈上年度困难的特殊原因，这是正确的。
布哈林：在尚未废除的四月全会决定中说，这些困难的原因是同国家的迅速准备、国家的工业化中的困难有关的，是同计划经济领导的错误等等有关的。这是绝对正确的。
我完全同意问题的下述提法：粮食收购困难向我们尖锐地揭示了两种性质的困难，提出了两种性质的任务。
第一，一般性的困难，这是同总的远景任务相应的，此任务要我们制定一个管若干年的坚定的总方针。
第二，特殊的困难，并且是尖锐的困难，它表现了所谓当前局势的实质，它要求我们给予专门的回答（取消非常措施，等等）。不言而喻，这些何题同阶级斗争问题有直接联系。
但是，我们只要分析一下我国危机的特殊原因就会明白，用一般的原因不能说明我们的经济体制在本年度所遭受的急剧猛烈的震荡。去年我们出口粮食2.77亿，并且大家都吃饱了，今年我们不仅一点也没有出口，而且在许多地区存在消费不足的严重迹象。在一年之内富农不可能发展成这样的力量，在一年之内不可能完成这样的分化过程，造成我们的整个经济出现如此迅速的危机性震荡。正因为如此，决议提出了特殊原因的问题，它使基于我们的普遍的缺点，基于总的落后性和分散性的可能出现的困难变成现实。这些原因使得富农进攻的可能性变成现实，而富农之所以能领导其他农民阶层，正是由于这些特殊的、补充的原因。去年，就粮食收购而言，私商支付的价格高于我们的价格，但粮食的平均价格一般高于今年。去年经济作物不必交税，而今年经济作物要交税。去年不像今年把这么多的额外钱款用于公用事业。现在谷物在粮食市场上处于非常特殊的、非常不利的境地。
正因为如此，出售粮食的刺激力大大下降，正因为如此，恰好在今年富农能够领导农村的某些阶层（在粮食的价格问题上）。正因为如此，今年我们在谷物上使我们的经济机体遭受震动。因此，在这里起作用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价格问题。贬低这一因素的意义是不对的。说价格一般只起有限的作用，我们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这种种议论在这里是不完全正确的。一般说来，价格在很大程度上不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也不具有这种决定性意义。是这样，但又不是这样。当然，在我们国家内部，价格或者价值形式是某种虚象，如果愿意这么说的话。这是我们的计算方法，而不是无政府状态经济的体现。这一切全对，但在我们同小农间的相互关系上，当市场关系起决定性作用的时候（我们所有人在这一点上组成统一战线反对奥新斯基同志，也部分地反对瓦尔加以及其他同志），在这里价格范畴是有决定意义的，在这里价格不能不是生产的调节者。同样不正确的是，认为似乎在根本不存在价格形式的完全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可以随意“规定”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如果某一生产部门，例如农业、工业或这些大部类的分支不断地付出大量超过收入的劳动，如果它不能抵偿自身的劳动费用，那么这一生产部门就不得不收缩。在这种社会里不会有任何市场，不会有任何价格。但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共产主义社会的领导可以随意对待某一生产部门。如果使它“受委屈”，它就不会发展。价值规律在消亡。但按比例的劳动消耗规律仍存在。如果这某一生产部门不能从共同的经济机体中获得足够的营养，它就会衰落。要跳出这一规律是绝对不行的。因此，姑且撇开关于价格和价值的相互关系、关于价格转化成别的什么等等学术争论，有一点还得说一说：如果某一生产部门在后备的分配上“受委屈”，它就必然倒退。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这里整个力量的分配是按两个渠道进行的：通过价格政策和税收政策。尽管正确的统计是正确的经济政策的前提，但要弄到所需要的数字却非常困难。经济政策的领导依据的是我们统计机关提供的非常奇怪的资料。我收到一些关于谷物价格问题的资料。我从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从中央统计局等处获得某些数字，可以说，它们说的是某疯人院的情况。但愿它们不太准确。这里说的正是价格问题。我采取了非常简单的办法。北高加索是我们粮食情况最好的地区之一。我从下述角度查了一下北高加索的数字：如果我们算一下农民的收入，即算一下农民不仅从1普特小麦，而且从1俄亩小麦所得的钱数，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如果我获得的数字是准确的（我对这些数字的准确性不能承担责任），那就会感到奇怪，我们现在所遇到的困难为什么以前没有出现。我获得的北高加索的数字如下：
1925～1926年每俄亩小麦的总产量为69.9普特。1926～1927年末为37.9普特。1927～1928年为39.8普特。
喧哗，插话：不可能！
布哈林：是的，是的。
插话：数字是准确的，那里连续三年歉收。
布哈林：我用中央统计局统计资料的另一些数字做了核对。除小小的出入外，数字是相同的。同志们，如果看一看，我们怎么看这一现象，那么我们是这么看的，每俄亩亩产69.9普特时，农民每普特收入115戈比，而亩产37.9普特特时价格下降了整整10戈比，成为102戈比。如果我们提出和看一看这些年农民进款是怎样下降的问题，如果把这些数字互乘并扣除种子的开销，其结果便是：1925年农民每俄亩收入72卢布，1926年为32卢布，1927～1928年为24卢布。
插话：亚麻的情况也是这样。
奥新斯基：美国农场经常如此。
伏罗希洛夫：而你应当知道，你是报告人。
布哈林：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提高某一个区的价格，那么这对其他区也会有影响。因此如果根据一个区的数字，按照一个区来计算价格，那是非常荒唐的。但我们的出发点是，我们毕竟应当分区采取不同的做法。米高扬同志在报告中也说，如果我们要提高价格，我们应该根据各区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做法。我们没有这样做。因此同志们谈到价格问题时所采取的固执态度是绝对正确的。自然，谷物的情况是这样，而国家机关又从一开始就承担了过多的供应任务，我们自然就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现在对采取非常措施不存在什么后悔的问题。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采取这种措施。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关闭工厂，或者征收粮食（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收购，而是征收）。
插话：不对。
布哈林：而依我看，这是对的。那时我们没有任何别的出路，事后诸葛亮不解决任何为题。如果我们早一点，早几个月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是可以采取别的解决办法的。但是第15次代表大会后我们错过了采取别的办法的时机，这样我们就没有别的出路了。
插话：对。
布哈林：要理直气壮地谈这一点，无须作任何修正。总之，我觉得，把我们争论的中心移到这一领域来是无济于事的。现在问题的中心不在这里，不在我们的过去，而在我们的目前。这里我们要问一问自己，全会现在应抓的政治环节是什么？在政治意义上就是取消非常措施。因此完全可以理解，当人们来这里并提出政治局所提的那种决议时，他们首先就要论证取消非常措施的理由。我们现在说取消非常措施，但它在历史上是正确的，我们过去采取这种措施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必须取消这种非常措施，因为它已经超龄了，因为它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它在经济上几乎已不再为我们提供任何东西，它在经济上如果还会带来什么后果的话，这后果就是加强一种倾向，一种引向军事共产主义的倾向（改行配给制，日用品消失，以及一系列不由自主地发展起来的现象）。另一方面，它在政治上又造成一种极端尖锐的、巨大的，然而很遗憾，却是否定的后果，使我们同更为广大的农民发生争吵。我绝对同意认为应尖锐地提出粮食价格何题的主张。这一问题首先是我们同中农的关系问题。列宁写他的关于必须爱护我们同中农的联盟的遗嘱时没有提及富农，事情很清楚，他这样做井不是由于他“没有看到”富农的危险，而是因为他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农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胜利地同富农斗争的问题。而我们现在说，我们需要分析阶级、阶级关系，当然，我们首先应提出的问题是，在这段期间无产阶级政权同中农之间出了什么事。在这里我要为受到这里某些同志攻击的那些信件恢复名誉。
柯秀尔：不能仅仅依据信件来判断局势。
布哈林：这当然对，但是贬低这些信件的意义是很不恰当的。我们拿任何一个“领导工作人员”来说，他很少到地方去，而这样的人占绝大多数:。不通过这些在群众的低层活动的工人通讯员、农村通讯员以及军事通讯员递交给我们的信息，我们怎么能了解局势呢？如果我们对来自群众深处的声音充耳不闻，我们就是犯了官僚主义的毛病。这样，我们被工作累得要死，却看不见活人，只彼此看到我们这样一些人，井且还不是经常看到。我们的身子严重脱离群众，为了不再脱离群众，我们需要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渠道，使在群众深处的情况传入我们耳中。
全国各地来的同志们极少谈事实。需要列举事实。
瓦雷基斯：我们了解事实。
布哈林：你只知道鼻子底下的事，但不知道全国各地的情况。
波斯蒂舍夫：他们给我们写关于情绪的报道。
布哈林：我们必须依据事实来回答那里发生什么事的问题。毫无疑问，在我们面前的是群众性的不满浪潮。在全国一些地方，在乌克兰，在北高加索等地约有150起事端。
伏罗希洛夫：在世界的六分之一的土地上。
布哈林：我们知道有一系列，几十起各种各样的恐怖行为。埃赫同志就说过，他认为局势的改善就表现在减少对我们的同志开枪。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发生了暴乱或者暴动，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市场有虐杀者，在卡巴尔达及其他许多地方发生了起义。
斯克雷普尼克[2]：这一切去年也有，只是现在更尖锐了。
布哈林：去年不完全是这样。因为去年没有出现过在乌克兰中央全会上所说过的那种情况。请允许我援引某些发言的片段。例如巴达耶夫说：“我们在农民中间出现巨大的政治麻烦……我们不得不面对农村反对我们的统一战线。这对我们来说可不是闹着玩的。应当考虑这一点。如果我们在造成所有这些困难之后不得不爬上阁楼躲起来，那么我们会被从阁楼上推下来的。”难道去年有一个同志讲过诸如此类的东西？萨波夫同志说；“在我们区发生了近50起群众性行动，农民在城里举行游行示威。我们根据各地最准确、最客观和经过多方核对的文件得出结论，各地的领导都掌握在富农手里。”去年发生过农民在城里游行示威的事吗？
插话：5月1日。
布哈林：切尔尼亚夫斯基同志说：“我们出现这样的情况，贫农在城里举行游行示威时不是走向苏维埃政权的代表，而是走向工人——企业中支援自己的人。”还是这位切尔尼亚夫斯基同志：“我们这里出现老革命游击队员的发动，他们找到苏维埃政权、军事委员会，声称：'怎么样，给不给我们粮食？我们争得了苏维埃政权，我们也可以抛弃它。'”同志们，这不是惟一的事实。在奥德萨区这是群众性的现象。
卡冈诺维奇：会上还有别的说法。还应当引用另一些人的发言。
布哈林：那里是有另一些发言，但是我认为这是对形势的正确估计。不过，如果在一个加人我党的一个兄弟党的中央委员会上有此类说法，那么这总是说明一些什么的。
斯捷茨基[3]：而总书记卡冈诺维奇同志来到这里，关于此事只字未提。
卡冈诺维奇：给我两小时，像给布哈林同志那样，我就告诉你们一切，并援引每个人的发言。
柯秀尔：列宁格勒的斯捷茨基比所有的人都看得远。
布哈林：我说的是，反正不能说去年有过此类说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来没有要求闭口不谈事实。需要先了解事实，需要查明每一个诸如此类的事实。
伏罗希洛夫：谁否认这一点了，你要说服谁？
布哈林：我不知道堆否认这一点，但我知道，我自己是昨天才听说的。
伏罗希洛夫：而我是一个半月以前从你那里听说的。你告诉过我。
布哈林：我告诉过你我所知道的一部分。为了解此事，我专门到国家政治保卫局去呆了两天。
伏罗希洛夫：此事我已从我的工作中知道了。
柯秀尔：你们因什么把他送进国家政治保卫局？（笑声。）
明仁斯基：[4]因张皇失措行为。（笑声。）
布哈林：这样，如果我们给自己提出我们的目前形势间题，我们是否可以这样估计我们的面前形势，即我们面前已响了两次铃，第三次铃马上就要响了……
柯秀尔：我们这里根本就没有第三次铃。
插话：铁路已废除第三次铃。
布哈林：我觉得这样的估计是不正确的，但是否可以说，我们这里存在对工人阶级和农民结合的现实威胁？可以这么说，我们应当以确定这一事实作为出发点。
莫洛托夫：在继续非常措施的情况下。
布哈林：在今后继续非常措施的情况下，这是对的。也就是说，目前存在威胁，而如果我们现在继续非常措施，那么咸胁就会增加。因此我们现在正在取消非常措施。
插话：有时我们没有取消。（喧哗。）
布哈林：请等一等，我回答你们的一切问题。
伏罗希洛夫：你连续不断地讲了三小时，难怪把你的发言改期。
布哈林：出发点应当是，当我们在前一段时间采用非常措施时，我们确实出现了某种由非常措施转向可以叫做“军事共产主义”倾向的过程。不能掩饰这一点。我们在关于纲领问题争论期间刚刚为军事共产主义下了一个定义——这是在减少对小生产者的个人剌激，在征用、没收等等情况下以实行合理消费为目的的制度。不用说，我们的目前体制内存在这种因素，继续非常措施的体制，我们就不能发展。这就会是军事共产主义，但是，第一，没有战争，第二，这时（保卫）庄稼汉的“土地”这条论据已消失。在过去那些年代我们采取军事共产主义措施时，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在贫困这一点上是平等的，也就是说，我们工作人员中的干部们同样吃一份定量，而现在实行配给制，生活条件、消费条件以及其他各种条件都不一样了，因为那些实施配给制的人本身并不吃定量。
插话：可以让他吃。
布哈林：我现在说的是目前存在的。这种历史孕育着非常巨大的社会危险性，要看到这一点。而结果如何呢？总结我们所有的现象，我们说：非常措施业已过时。它的作用已走到自己的反面。不过摆在我们面前的已是前途问题，而这个问题更为困难。请看，这是第一个建议，这是弗鲁姆金[5]那封著名的信中提出的，它为一系列其他文件所充实……
鲁祖塔克：充实，但没有证实。
布哈林：斯大林读了一个文件，他还可以读读其他许多文件，例如雅可温科的信，此信表达了一大套观点。从我国阶级力量的配置看，这孕育着巨大的危险。它之所以孕育着危险，并不是因为有一些提出这样那样公式的同志，而是因为惰性的力量并非我们的阶级后备力量。只要国内有一个小小的什么借口，例如废除我们的选举细则，这就意味着在更大程度上动员富农自发势力、一系列城市的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阶层等等来反对我们。
这些后备力量经常是巨大的，我们党的队伍中在这些问题上稍有动摇，就会产生无比巨大的政治影响。只要对富农的政治权利等稍有暗示，现在党内就会升起一股巨大的力量，并以绝对正确的严密的制度去反对这一危险。至于回到第14次代表大会去的问题，这还不是个大问题。回到第14次代表大会去的口号，决不是恢复或复活第14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其政治含义是取消第15次代表大会的决定。
插话：对。
布哈林：因此提出这一口号，实质上，这就是“打倒第15次代表大会及其决定”的口号。我必须说，如果我们看到第15次代表大会是不正确的，党就会在中央全会上提议召开代表大会，并修改这些决定。
插话：非常代表大会。
布哈林：不过我们绝对没有任何拜物教。我们完全客观地说：第15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不仅不应修改，而且应加强贯彻执行。
我们是否应当用向富农让步、取消加紧向富农进攻的口号等办法去改善粮食收购造成的局势？绝对不。目前的问题在于，我们要消除我们这里存在的对中农结合的威胁。我们在取消非常措施，但我们决没有把非常措施等同于第15次代表大会的决定。这一点我觉得我党的每一个党员都应牢牢记住。
我党15大的决定就针对（非）一时性局面的措施提出了总的方针，而非常措施则比较特殊，是对一时性局面的反应。对长期原因的反应应当是发展我们的农业，发展个体经济，加紧工业化的方针和继续向富农进攻。
因此，我应当说，当米高扬在打击右的倾向的同时，也打击另一种倾向（我不认为这是左的倾向，这是托洛茨基主义倾向），这样做是对的。这一危险是确实存在的，对这种危险确实是无论如何也不应忘记的。
需要声明，对这里所发择的关于个体经济发展的极限问题的理论，要全力反对。斯大林同志昨天说过，必须竭尽全力去反对认为个体经济在我们这里已经到顶的偏见，并从经济上予以论证，对此我还要说一下，问题还有其政治方面。如果我们对我们的农民说，你作为个体生产者在苏维埃条件下已经完蛋，你已经不能再前进一步，他会说：“谢谢这样的条件，太感谢苏维埃政权啦。”这样我们就会把这些中农打走，把他们赶到鬼知道离我们多远的地方去。正因为如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时提出管用多年的极其尖锐的警告，要我们对我们的中农不要干蠢事。（《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6卷第169页）
列宁的这一有力的见解会使某些人听了毛发倒竖。
柯秀尔：要看是谁了。
布哈林：你不会的，你也不会。（笑声。）
插话：那样我们就没有危险了，让米高扬担惊受怕吧……
布哈林：我们强调发展个体经济的重要性时，我们的打算是应使个体经济同促使其发展的个人刺激挂钩，这里没有任何不体面之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这样提问题的：（在政治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载《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6卷第1册）。这至今仍然正确。但是如果把这些同农民的个体利益挂钩的方法理解成同把个体经济引导到公共经济毫无关系，那是不正确的。——如果这样看，那实际上是不正确的。之所以不正确，是因为把发展个体经济同建设集体农庄对立起来了。应当这样提问题：集体化本身是立足于发展个体经济之上的。我们对个体经济的政策，一方面是应当发展它，以它为基础，另一方面是不忘记把这种农民经济公有化——集体化不是建立在生产力的衰落，而是生产力的增长之上的。列宁直接反对过这样一种看法：个体经济越贫穷，它就越易于走向集体化（在政治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因此，包括米高扬同志在内的一些同志说，个体农业增长的可能性已经关死，这是绝对不正确的。这完全是胡说八道。这一规律是建立在同资本主义无关的土地肥率递减律之上的。要全力反对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建设的怀疑主义态度，反对那种认为这种建设似乎只是空谈、废话等等的论调。这不是废话，而是我们的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
现在就我们的前景谈谈阶级和阶级斗争。谈到前景，我的情绪不像在这里发言的同志那么乐观。
让我们举现在大家都知道的瞎碰的数字，我们将会得到的数字。收成几乎比中等收成多5亿普特。
明仁斯基：这是胡说八道。
布哈林：明仁斯基说，这是胡说八道，尽管明仁斯基不是经济学家。我们应当看一看，这4.74亿是怎么出来的。根据中央统计局的数字，这是把粮食-饲料平衡表加以扩大的结果。拿黑麦和小麦来说，同去年相比亏空3600万普特；比去年少3.15亿普特的黑麦，比去年多2.79亿普特的小麦，平衡表上比去年少3600万普特。不过这个数字是个预计数字。实际收成是按6月15日的百分比计算的，并且通常都要低一些。1924年为预计的92%，1925年（是个例外）为104%，1926年为94%，1927年为96%。
因此，如果实际收成偏离6月的估计5%，那么粮食的总收成不是超额4.75亿普特，而是超额2.24亿普特，而如偏离2%，那就只是3.25亿普特。就粮食作物而论，按第一种方案，我们的小麦和各种谷物要比去年少1.3亿普特，而按第二种方案则少1亿普特。因此，我们大体上应考虑到，明年我们将比今年少1亿普特——这是一个附加的极大的困难。这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这是前景问题。在这一年我们会不会有去年那样的困难？会有的。对此我们应采取什么态度？如果明年我们遇到这些困难，我们准备实行非常措施，而如果我们要采取非常措施，是否大体上在相同的程度上？我认为，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痛苦、最主要的问题。我想事先提出这样一种设想或类比，它们初看起来似乎离题太远或显得可笑。
请大家想一想吧，你们是在一个小资产阶级国家里的无产阶级政权，但这个政权却要用暴力把庄稼汉赶进公社。
伏罗希洛夫：你说呀，就像1918和1919年那样。
布哈林：这样你们就会有庄稼汉的起义，富农则让庄稼汉承担责任；富农组织他们，领导他们。
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起义反对无产阶级，是一场残酷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消失。你们从这里得到的是什么呢？
斯大林：一场噩梦，愿上帝保佑。（笑声。）
布哈林：可以找到一些聪明人，他们会说：“这里发生了什么？这里发生过阶级斗争吗？”是的，发生过。小私有者抛弃了工人阶级？是的，小私有者抛弃了工人阶级。富农领导了小私有者没有？是的，富农领导了小私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小私有者在富农的领导下抛弃了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一切都是阶级斗争的结果。但是，如果这位“无产阶级领导人”照一照镜子，那他看到的不仅有无产者，还有无产阶级的二流子。正因为如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大力警告无产阶级政权：让我们同农民的基本群众一道前进。所以当我们这样看问题时，当我谛听某些发言，例如安德列也夫同志的发言，或者斯大林同志的总的提法时（安德列也夫同志声称，我们出现对结合的威胁），我仔细考虑了整个问题：好吧，如果过几个月我们将重新陷入同样的困难，如果我们在同样程度上采取紧急措施，那么照你们的看法，这些措施会更严厉还是会松一些？它们一定会更严厉。
雅罗斯拉夫斯基：取决于农民。
插话：取决于局势。
伏罗希洛夫：这是在咖啡渣上占卜。
布哈林：我们的方针无论如何不应是允许扩大重施紧急措施。
柯秀尔：这是对的。
洛佐夫斯基：[6]现在这不取决于我们。
布哈林：幸而还有好多东西取决:于我们。因为我们政策的中心是：我们无论如何不允许造成对结合的威胁。否则我们就执行不了列宁的基本遗嘱。
伏罗希洛夫：加紧向富农进攻。
布哈林：顺便说一下，这一般说是绝对正确的。
伏罗希洛夫：那时结合将更为牢固。
布哈林：我是把同中农的结合和你所希望的同富农的结合区分开来的。
伏罗希洛夫：是的，我当然“渴望”这种结合。
布哈林：我们的局势是矛盾的：生产力发展带来富农的发展，然而我们又不能不发展生产力。可以采取不打击中农的办法去消除这种结合的矛盾。例如我们有像税收这样的杠杆，它使我们有可能几乎剥夺富农，而又不伤及中农。然而我们太少考虑为什么和怎样运用这一杠杆，以便不断地收取富农的积累，用之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同时又不使中农受损失。因此，我认为局势不是毫无出路的。因此，我们的最主要的决定性任务是怎样做到既向富农进攻，又不使中农因此受损的问题。
莫洛托夫：但是中农还是要交税的，而这要占全部税额的四分之三以上，还是要使他们受点“损失”的。
布哈林：不得触犯中农的利益，对此谁也没有提出异议，但是，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提高中农的税率是一回事，而提高富农的税率则是另一回事。如果愿意的话，我告诉你，在我们这里标准应是非常简单的。如果我们认为，农民经济，甚至个体农民经济，应当发展，如果我们想这是斯大林同志昨天发挥的正确想法，——如果我们想把结合建立在肥料和经济方法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沙地上，那就应考虑到，中农需要购买这些肥料、机器，等等。如果他需要购买这些东西，以便不只是恢复过去，还要有可能实现真正现实的积累，因为购买机器或肥料是农民经济总的积累。
这就是说，对农民应当采取一种能使农民得到发展的政策。这决定了价格的限度，赋税的限度。
插话：也是自动捐献的限度。
布哈林：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这决定了限度，因为尽管现在从等价理论出发是不正确的，但是以“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为出发点同样是不正确的。托洛茨基的口号是从庄稼汉身上拿取“技术上能拿取”的一切，不给以发展生产力的可能性，这归根到底会打击到工业（通过粮食，通过原料，通过市场）。
我们应当看到，社会主义工业的积累是一种取决于农业积累数量的函数。而对富农我们可以保持这样一种限度，即给他们留下不多的一部分，而其余统统没收。
插话：而他们就满意了。
布哈林：如果要谈这一点，那我必须说，富农会很不满意，会越来越不顺从地反对我们，不过他们的反抗力量实际上取决于他们能给自己弄到什么样的后备力量。如果中农群众不跟他们走，他们对我们就不可怕，他们可以随意发动阴谋暴乱，我们则可以用机枪扫射他们，但他们动摇不了我们国家。
我们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经济是头足倒立的，马吃烤面包，而某些地方的人却吃糠，农民不得不到附近城市去买粮，一个农业国进口粮食，却出口工业品。这种倒立的经济会造成倒立的分歧。必须予以纠正。在这里我必须说一说从何着手，如何结束。如果我们问：“我们是否通过了改造时期的考试？”我们必须回答说，考得很糟。我们缺少解决这一时期任务的文化水平。西欧是直接进行技术变革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要以幻想来自我欺骗。在这里应当说，例如，作为积累，德国增加100万同我们增加100万不是一回事。在德国这100万具有全然不同的意义，因为在那里会以大量的先进得多的机器去改善（经济）。看看他们那种改善，我们会觉得我们仍然处于穷乡僻壤。我们现在应提出经济领导的方法和经济管理的方法问题。我觉得，我们中央机关和党的中央委员会给自己背的包袱太大了——承担大大小小的领导，而不是把领导限定在一系列经过深思熟虑的基本的经济问题上。我们办了几十个小工厂、小租让企业，但在谷物问题上却失算了。我们在谷物上失算了，这一点斯大林同志说过，虽然对米高扬来说，有一系列可以原谅的因素；在出口问题上我们失算了，等等。在对待我们的机关上，我们用一种形式的主动性来自国家，并且仅仅来自上头的主动性取代各种形式的主动性。我们扼杀了下层的合作社的主动性，地方的以及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主动性。结果就造成超集中的官僚机关和上头负责制，它们终于走向自身的反面。
不久前发表的丘吉尔的札记中写道，当他在战时应召执政时，他的内阁集中了大量的责任和权力，而他的头一件事就是砍掉它四分之三，使业务机构非集中化。
我不知道我们是否需妥按此比例搞非集权化，但我认为这是个重大的问题。
粮食收购向题是我们国家机关中以及同这一机关中的官僚主义作斗争中的粮食问题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正确解决了这一粮食问题，那么我们迟早会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提出此问题，并同样解决此问题。
[1]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77页。
[2] 斯克雷普尼克，尼·阿·（1872～1933）——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乌克兰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
[3] 斯捷茨基，（1896～1938）——1915年入党。1926～1929年任联共（布）西北局委员、列宁格勒省委部长。1930～1938年任职共中央部长、1934年期兼任《布尔什维克》主编。
[4] 明仁斯基，维·鲁·（1874-1934）——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0月革命后历任财故人民委员、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等职。
[5] 弗鲁姆金，莫·伊·（1878～1938）——1898年加入俄国会民主工党。1918年起历任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粮食人民委员部驻北高加索特派员、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副财政人民委员。1937年被捕，卒于狱中。
[6] 洛佐夫斯基，索·阿・（1878～1952）——历任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
感谢 黄胜利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