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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在1929年联共（布）4月中央全会上的发言[1]
（1929年4月18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8卷，№08320
同志们，我认为，在座的绝大多数同志错误地认为党内产生了某种新的反对派，因此我们将在某种程度上遇到过去已经遇到过的那些反对派一样的反对派。我觉得许多同志有这样的担心，我们在这里听到的许多发言就是出于这种担心。
同志们，请你们尽量仔细地听我的发言，因为我感觉到，我作为政治局委员在全会上发言巳经是最后一次了。首先，应当说，我们3个政治局委员，更不要说是迄今为止仍是党的领导集团的成员，目前的处境是任何一个党员都未曾遇到过的。实际上，在中央监委主席团和政治局联席会议之后，在党的有关高级机关没有作出决定的情况下，我们变成了众失之的。实质上，这种处境令人想起革命前的所谓“公民死刑”——人被缚在耻辱柱上，在鼓声下把各种污蔑不实之词泼向此人，同时禁止他说话。这种“可爱”又“可靠的古老手段，从我们主观的感受来说是非赏沉重的东西。并且还使用别的手段。还“企图”，轻一点说，直接和间接地把我们“拉人”争论。例如在莫斯科省党代表会议上出现各种各样的喊声：“他们没有来参加代表会议”，“他们没有作解释”，“他们没有讲出自己的观点”，“他们没有在党的面前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他们是不想对党员群众负责的人”，等等，等等，在听到这些意见之后，要有巨大的自制力才能不在代表会议上露面，不回答问题，不开始反驳。
所以我们保持了沉默。我们之所以保持沉默，是因为只要我们在某个代表会议、会议和支部出现，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争论就会开始，而我们当然就会被指责为争论的挑起者。我们处于这样的境地，不解释、不辩护会受到污蔑，而如果试图解释、试图辩护，就会受到更多的污蔑。
我重复一遍，过去的几个月表明，我们这一方表现了最大的、极大的自制力，一般说来，这是一个党员所能做到的，可以向他们要求的极限了。我认为，这对中央委员会里怀有反对我们的情绪的那部分委员来说，在一定的程度上，虽然是较小的程度上，也是一种“历史的经验”（我把这个词加上引号）。
认为我们又出现了“反对派”集团，这个集团大体上会再次经历过去反对派所经历的那些阶段，以这种观点为出发点是否正确呢？
同志们，我可以向你们证实，中央和中央监委中你们许多人作为出发点的这条中心点是根本错误的。你们不会有新的反对派！你们将来也不会有新的反对派！我们中间谁也不会去领导任何“新的”或“最新的”反对派。我在同遇到的许多同志的谈话中都非常自信地坚持这一观点。因为我深信“反对派”不会有好结果的。这种看法的政治根据和政治理论根据是，通过派别斗争来消除党内分歧的旧办法现在是不能允许的，并且客观上这种办法目前在我党也是不可能的。我在所谓同加米涅夫的会谈中也说过这一点，对这次谈话的歪曲成了对我们发动“严厉批判”道路上的信号之一。那时就讲过这一点。你们应当根据我现在提到的事实，从我所说的我们的行为来想一想，关于新的“反对派”的各种各样“灾难”的描绘并不存在，无须制造“血腥的孩子”，说什么我们要组织党内争论和斗争，等等。我们不会这样做。我们不想这样做。我们不能这样做。整个党内形势都反对这样做。我们国家的整个形势反对这样做。阶级状况反对这样做。国际大范围内的客观力量对比也反对这样做。
我必须先说明这一点，这个问题以后就不再谈了。
现在我来谈几点也是引言性质的看法，这涉及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联席会说通过的决议草案，它将成为中央和中央监委联席全会认为需要通过的决定的正式出发点。同志们，现在我不谈全部决议，而只想对某些论断提出批判性的意见，我认为，只要对事情稍微认真负责一些，就应当摒弃这些论断。
先谈谈决议的道德方面。我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在我党的历史上首次对共事几十年的同志进行种种道德谴责——指责他们不诚实、不正当以及其他一系列罪名。
对此我必须坚决抗议，这不仅是为了捍卫某种个人的主观利益。也是为了捍卫心目中的列宁。重复一遍，我在这里必须坚决反对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委决议中滥用1916年4月列宁给施略普尼柯夫的信，信中说，布哈林“轻信流盲蜚语”，在决议起草者看来，此信应能“压倒”即消灭列宁的政治遗嘱，也就是他对一些负责同志所作的最后的政治评语。我必须坚决地提起此事，因为这是不正当地利用此信。在向我出示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决议时，我不能早一些，立即记起、得知、反驳决议中所引用的列宁同志给施略普尼柯夫同志的私人信件中所提到的有关情况，那时我对此说不出任何东西。我从列宁研究院取来了列宁同志的信，阅读了所有与此有关的信件，阅读了我私人档案中的通信，从而明确无误地确定了一个事实，这句话是因马林诺夫斯基奸细案引起的，在此案中我是反对马林诺夫斯基的惟一的同他没有任何私人争执和私人关系的证人，在这个案件中我是完全正确的。同志们，现在我要证明多么不正当地使用列宁的信。
首先，我询问了施略普尼柯夫同志：他是否记得“轻信流言蜚语”这个词组同什么事实有联系。施略普尼柯夫同志回答如下（但愿你们理解，我询问施略普尼柯夫不是因为我同他建立了“反对派联盟”，而是因为列宁的信是与给他，而不是写绐普希金的）。施略普尼柯夫这样回答我的便条：
“您1929年3月24日的便条收到，但不能立即回答，因为需要查看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所有通信。在他和我的信件中，我没有找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你“轻信流言蜚语”的依据。现在我已记不起，我是否通过同季诺维也夫同志的通信查询过信中的这一点，但那时（1916年5～6月）我从一些同志那里听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一评语是在审查马林诺夫斯基议员奸细案时您的行为引起的……”
现在我接着说下去。在审查马林诺夫斯基奸细案时（此事在座的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可以证实），我是怀疑马林诺夫斯基从事奸细活动的证人。我是惟一的证人，在指控马林诺夫斯基的时候，如我已经说过的，同他没有任何私人的或者与此类似的什么争执。但那时马林诺夫斯基通过一系列非常狡猾非常做作的手段，得以哄骗我们的调查委员会（如果需要，我可以说一下，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奥尔忠尼启则：此事你到党史委员会说去。
布哈林：我要到党史委员会去说的，不过关于您，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同志，我还有话要说。
奥尔忠尼启则：请吧，请吧。
布哈林：同志们，我出来反对马林诺夫斯基。但我所支持的指控被推翻了，通过了一个很长的决议，由已故的伊涅萨·阿尔曼德同志誉抄，其中说我“轻信流言蜚语”，“听信”针对马林诺夫斯基的“流言”。这里犯了一个错误，但不是我犯的，而是调查委员会犯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信中的表述就是同这一错误有关，通过分析我在战时同季诺维也夫的通信也可以得到证实。这是非常复杂的东西，我下面不再谈了。不过我要间问你们，同志们，在引用这些话之前，有谁核査过没有，核査过这些请是根据什么与出的？中央监委主席团委员中有人完整地读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施略普尼柯夫的信没有？核查过没有？是否知道什么，为什么，怎么回事，什么时候的事？没有，没有做过。而只是不光彩地利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党内斗争中无意中犯的错误，甚至不去想一想，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说得轻一些，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下列事实也恰恰证实了这一点：1917年革命后马林诺夫斯基的奸细面目被揭露，而我反对他是正确的，他在被揭露后就被枪毙了，此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做过各种各样的评语，但再也没有使用这一评语，可以理解，这种指责没有再重复。
然而到底是谁提示如此利用列宁的信的呢？从托洛茨基在阿拉木图所写的文章《不断革命和列宁的路线》中我们读到：
“还需要补充一点，在列宁给柯伦泰（如果是给柯伦泰的，那也就是给施略普尼柯夫的。——尼·布·）的这些信中含有对柯伦泰所同情的布哈林的猛烈攻击。不过这些信暂时还藏着。只有在公开反对布哈林的运动中才会问世。这不需耍等待太久了。”
托洛茨基这样写，鼓舞了决议的起草者。我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就到此为止。
我现在来谈谈提交全会的决议中的理论-政治方面的问题。决议在理论方面的特点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以中央和中央监委的名义建议批准的关于“贡款”的公式，这个公式至少是可以争论的。提交给你们的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决议中不容争辩地写道：
“全党（包括斯大林同志在内）的出发点是：农民购入的工业品的价格还较高，而卖出的农产品的价格却较低；而如果我们不想放弃工业化，那就不能取消这种超额税（贡款）……”等等。
[2]
斯大林：如果伊里奇也说过这个词呢？
施利希特尔：针对专家和资本家的。
布哈林：列宁那里没有与斯大林的从农民那里收取贡款类似的说法。对专家这是完全正确的，不过是就资产阶级专家和资本家而言，我们应当给他们付学费。
斯大林：不，不是这么回事。
布哈林：不，请等等，正是这么回事。资本家收取工人阶级创造的部分剩余价值，即在一定程度上剥削我们，但不应把资本主义世界和资产阶级专家之间的关系同无产阶级国家向农民征税问题混为一谈。这种征税同剥削的范畴毫无共同之处。无产阶级不是农民的剥削者，也不可能是农民的剥削者。请取消您的“贡款”，哪怕作为失言也罢！不要再提这一点！不要把自己装扮成不犯错误的教皇！这就是我觉得需要提出的最低要求。同志们，我完全不懂，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怎么可以用这样的名称去说明在苏联对农民的征税，并且还是在正式的决议上。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同其他所有科学流派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总是要求对经济现象作出相当的历史标志：资本就是资本，而不单是生产资料；商品不是简单的产品。贡款同样如此。贡款是非常明确的历史范畴，它同社会主义亳无共同之处，也不可能有共同之处！不能这样轻率地对待理论观点。这是无知，是有害的！
我现在来谈第三点意见，涉及决议的政治方面。我觉得，下面的话很能说明决议在政治方面的特点：
“今年党不采取非常措施也能够应付过去了……党
还算保持了就全苏联说来一般不坏的粮食收购速度，否认这一点同样是不对的。”
[3]
我不谈决议中关于我们似乎反对工业化的指责以及一系列其他莫须有的罪该万死的东西。我将在相关的地方来谈。
与此有关，我只想顺便说一个出色的理论发现，此发现可以同“贡款理论”相比美，这个发现出自由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签署并得到政治局批准的一个提纲。[4]除了其他东西，那里还有一个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非常特殊的“新东西”，可以说是“标新立异”的东西。在得到政治局批准的提纲中说：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业在其发展的是初阶段就己经为国外市场和殖民地服务”，等等，等等（接下去谈苏联）。
关于资本主义工业“在其最初发展阶段”如何“为殖民地服务”的，马克思说得最好。
加里宁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业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就已经为国外市场和殖民地服务”，等等。我是准确援引的。
鲁祖塔克：不是在封建社会，而是在资本主义社会。
布哈林：说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曙光。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迄今为止是向马克思请教的，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是这样说的：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
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资本论》1928年版第1卷第603页）
[5]
插话：可以说：“资本主义为殖民地服务。”
布哈林：写上了已经写下的东西。如果愿意，请写上：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曙光时期”在为殖民地“服务”。但这是非常错误的！结果，出现了一幅得到政治局批准的新的理论发现的确实奇妙的图景：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曙光时期”“为殖民地服务”，而苏联的社会主义却从农民那里收取贡款！请看我们走到哪里去了！请看我们学到了什么！现在我们学到了许多过去从来不知道，也不会知道的东西！
插话：不够，不够。
布哈林：我知道，这并非不够，因为这对你们来说是一剂很好的泻药，亲爱的同志们！
插话：要看是对谁了。
布哈林：现在我要转向主要的重大指责之一，这是昨天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提出的。
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报告的“功绩”之一是，他并不限于各种各样相对来说较为次要的东西，虽然也许是尖锐的，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东西，他还提出一个重大的政治指责。他的指责是，三个政治局委员，特别是我这个罪人，据说犯有深刻的内心的思想政治动摇和摇摆。我被政治之风吹得到处摇摆，逐新倒向右边，已经到了必须把我排除出党的领导的地步了。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就是这样说的。好的。同志们，请允许我首先来谈谈“深刻的内心的思想政治动摇和摇摆”。不过为便于“自我批评”，请允许我先越过这个大问题，以便尽量清楚地看看巨大的思想动摇和摇摆总的情况如何。我觉得，这同事情有非常直接的联系。不仅是因为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盛情地触及这个题目，还因为既然中央和中央监委要提出指责我们为“右派”等等的决议，所以不言而喻，从通过某个决议来说，根本观点问题具有最首要的意义。
首先，同志们，我要谈谈对农民的态度问题以及与此有联系的莫洛托夫同志的一些言论。
在托洛茨基反对派提交党的15大的提纲中有如下语句：
“列宁用下面的话最确切地表述了现阶段我们在农民方面的任务：
善于同中农妥协，同时一分钟也不放弃对富农的斗争，完全地紧紧地依靠贫苦农民。”
[6]
“然而在反对派问题上中心问题是中农问题。反对派在这一问题上的做法在政治上是不光明正大的，它企图以列宁的引文来加强自己的反中农的倾向。反对派通常都引用列宁一篇文章中的如下语句（以下系上述引文。——尼·布·）”
“这是（反对派说）对我党政策的最准确、最正确的规定！
是否这样，同志们？不，绝对不是这样，这对目前来说是完全不够的。”（联共笫15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洛托夫同志的报告《论农村工作》，第1090页）
接着莫洛托夫同志指出，此引文引自列宁写于1918年秋的文章，那时列宁似乎是站在中立农民的立场上。在“解释”了这一问题之后莫洛托夫同志继续说：
“反对派现在还想把这一公式作为最正确的公式用于同农民的关系！难道这不是对列宁的侮辱？”（同上）
在指责了反对派对列宁的侮辱之后，莫洛括夫同志走得更远了。“但是不是偶然地反对派分子恰恰把这个公式当作自己的公式的基础。”——莫洛托夫同志说道，同时引用伊万·尼基·斯米尔诺夫的话接着说：
“由此可见，反对派根本不要同中农的任何联盟，它不相信此事，它不承认列宁的这一口号、原则和政策，因此自然地持这种观点（斯大林：因而灭亡）。不仅灭亡，而且还不能留在我们党内。（鼓掌）”（同上，第1091页）
这样，莫洛托夫同志在15大上说，反对派所引用的列宁在1918年的口号在目前的条件下是不正确的；
采用这一口号，把它看做是目前“最正确的”的口号的反对派，必然灭亡；
持这种观点的人不能留在我们党内（不是说这是“动摇”或者一般错误，不是的！持这种观点的人不能留在党内！）
莫洛托夫同志是这样说的，而斯大林赞同他的说法。
后来斯大林同志竭力否认，后来莫洛托夫同志写文章自我驳斥，声明这是他的错误。可惜，那里只宇未提斯大林同志在代表大会上完全赞同他的说法！此事似乎是“突然冒出”的。这个故事的意义决不在于莫洛托夫起初说这个，后来又说了别的，他动摇、摇摆了，等等。主要的不幸不在这里，并且我的前提也不是要大家：都说一种百分之一百的真理……
伏罗希洛夫：你习惯于这样。
布哈林：……不管伏罗希洛夫同志怎么说他们（笑声），我不认为莫洛托夫同志会动摇。不过我提请注意下列情况。从莫洛托夫同志所作的论断“不能留在党内”等等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如果严肃认真地对待莫洛托夫同志的话，那么不多不少由此得出的结论是：
或者现在的莫洛托夫应当把15大上的莫洛托夫开除出党；
或者15大上的莫洛托夫应当把现在的莫洛托夫开除出党。
还有，按照莫洛托夫在15大上的发言，党既然接受了现在所说的口号，它就必然灭亡，并且是得到斯大林的准许的，斯大林说的正是灭亡。
最后，党现在的做法“在政治上是不光明正大的”。这就是从莫洛托夫同志在党的15大上所作的解释中应当得出的结论。
奥尔忠尼启则：那么口号是正确的吗？
布哈林：列宁的口号是正确的。下面我接着谈莫洛托夫同志。要知道，按照雅罗斯拉夫斯基的说法，我们犯有巨大的思想动摇；我们有过巨大的思想摇摆。关于这一点我稍后再说。而莫洛托夫同志的这些话呢？斯大林的这些插话呢？不，这当然不是动摇！而莫洛托夫动辄把人逐出党的威胁呢？不，这不是对活人的官僚主义的冷漠：一个人在党内或在党外不是反正都一样吗？莫洛托夫今天因一种原因“驱逐”，明天因相反的原因“驱逐”，用的都是这么强硬的语言。对莫洛托夫来说反正都一样，把一个人驱逐出党还是不驱逐，党“灭亡”还是不“灭亡”——都是小事一桩！没有任何动摇！
“朋友们，你们是否说说，什么时候我来这样做？”
我们来继续分析“非常坚强”、“从不动摇”、“极其坚定”的人的“彻底性”。
大家知道，在托洛茨基反对派15大政纲中有如下建议：
“资金从哪里来？……
（2）为了增加出口，从约占农户总数10%的富农和富裕阶层的实物储存中征借不少于1.5亿普特的粮食，在1926～1927年度这种实物储存已经达到8亿～9亿普特，并且大多集中在上层农民手中。”
托洛茨基反对派是这么说的。在党的15大上莫洛托夫同志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建议说：
“正是反对派的这种敌视中农、敌视同中农联盟的思想，正是这种思想促使它提出强行征借的建议。
然而这一’征借'的建议直接破坏我党的全部政策，破坏整个新经济政策。因此，今天谁向我们提出这一强行征借的政策，哪怕是从10%的农户那里强行征借1.5亿～2亿普特的粮食，即不仅向富农，而且也向农村部分中农阶层征借，不管他提这样的建议用心多么好，他都是工人和农民的敌人，工农联盟的敌人……（斯大林：对！），他都是在摧毁苏维埃国家。”（联共15大。速记记录、第1091页）
这样，莫洛托夫同志在这里“彻底”“坚定”地声明：1）非常的实物征借破坏新经济政策；2）不管这种建议提出者的动机如何，他们都是工农联盟的敌人；3）他们都是苏维埃国家的摧毁者。
斯大林同志也“坚定“彻底”地完全赞同这一切。而现在在我们这里“非常措施（这比为了出口向富农征借更坏！）正在变成常规，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人请求不要忘记新经济政策，我们却受到侮辱，说’你们干吗把我们拉回去'”这是不是动摇？瞧，莫洛托夫同志过于热心的公式把他引向何方：他现在必须把自己驱逐出党，宣布自己是新经济政策的破坏者、工农联盟的敌人、苏维埃国家的摧毁者。莫洛托夫同志以自己绝对的、“极端坚决的”公式置自身于极其“尴尬的”处境。
在非常措施问题上他也置自身于这样的处境。在中央和中央监委7月全会上莫洛托夫同志在作粮食收购运劫的总结时说：
“如果我们不采取这些措施（即运动的准备措施。——尼·布・）或者采取得迟了和在这方面做得太少，那么我们事先就会看到，这有导致重新采取非常措施的危险，会使对农民结合的威胁成为完完全全的现实。”（速记记录，第2册第127页）
他在谈到安德列也夫同志在7月全会上的发言时重复了同样的东西。莫洛托夫同志在发表于8月5日的《真理报》上的文章《论当前形势》中写道：
“采取非常措施，把它当做农村长期的或者经常的方针，这就意味着就弃同中农的联盟，以托洛茨基的对中农施加暴力的政策取代列宁主义的政策。”
奥尔忠尼启则：那你是怎么说的？
布哈林：这样，非常措施制度在这里被确定为背弃列宁主义，是托洛茨基主义。而这些同志现在是怎样发展“理论”的呢？啊，现在这些人忘记了自己的昨天，一本正经地说，非常措施并不那么坏，那么危险，因为它推动我们的机关开展活动；因为它似乎把农村所有的阶层“联合”起来进行反对富农的斗争！现在一种臭名昭彰的“理论”在党内获得了完全合法的地位，这就是越向社会主义前进，阶级斗争就越尖锐，我们遇到的困难和矛盾就越多。这一理论是斯大林同志在7月全会上提出来，而古比雪夫同志加以特别发挥并天才地予以“深化”的。我认为，这一“理论”混淆了两种全然不同的东西。它把某一短暂阶段（我们现在就处于此类阶段之一）同发展的一般进程混为一谈了。它把目前尖锐化的事实本身变成我们发展的某种不可避免的规律。根据这一奇怪的理论得出结论，我们越是朝社会主义前进，就会遇到越多的困难，阶级斗争就越尖锐，而到抵达社会主义大门之时，我们显然应当或者发动国内战争，或者饿死战死。
卡冈诺维奇：不要夸大古比雪夫同志的发言。（喧哗）
布哈林：同志们，听我说。不要激动！
这一“奇怪的”（说得轻一些）“理论”，如我所说，被古比雪夫同志“成功地”深化了，看来，他从自己的经济工作经验中懂得，应当如何加剧阶级斗争。9月19日古比雪夫同志在列宁格勒积极分子会议上是这样谈论阶级斗争的：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越有成就，国内外敌对力量的反抗和对抗就会在越大的程度上增长。
阶级消亡（我们整个发展的最终结果）应当、自然也将在尖锐化的阶级斗争的局势下进行。”（1928年9月19日在列宁格勒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真理报》9月25日）
这样，由古比雪夫同志补充、加深并提到高级阶段的这一理论，宣布了这样一个论点，阶级的消亡越迅速，阶级斗争就将越尖锐，显然，阶级斗争的火焰将在已经没有任何阶级的时候燃烧得最旺！（笑声）这也属最近许多“发现”之一，遗憾的是，它们已在某种程度上左右了我们的政策……
索尔茨：在某个阶段。
鲁祖塔克：而你是根据什么理论去找加米涅夫的？
布哈林：……由于理论是同政策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这不是玩具，也不是解闷逗乐。这些绝顶聪明的理论已在政策上有所反映，它们把我们导向我们在粮食收购、谷物经济以及其他许多方面所遇到的那种奇妙的实际结果。
不过，同志们，我在这里请你们给予某种特别注意，因为你们现在将听到米高扬同志有关这一问题的富有预见的声音。大家知道，在同托洛茨基分子争论的时候，米高扬同志谈过这一理论。下面就是米高扬同志在一次中央全会上同皮达可夫争论时所说的话。米高扬同志说——我恳请你们仔细听听他的话：
“他（皮达可夫。——尼·布·）的下一个提法非常重要，好像是偶然从皮达可夫同志的嘴里蹦出来的，但却很能说明反对派的整个方针。皮达可夫同志一字不差地说了如下的话：在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同时，其内部的矛盾也将增长。这就是他的提法。
皮达可夫：完全准确。
米高扬：谢谢你证实转述的准确性。皮达可夫所叙述的论点确认了存在这样一种形势，在这种形势下不允许进行任何社会主义建设，预先就决定了我们的发展进程确实是热月的进程。我们在建设什么？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减少矛盾，完全消灭矛盾。如果我们是在走向社会主义，那么随着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步伐矛盾将变少，如果还会有矛盾，那么它们将不会那么深刻，然后阶级将消失，我国内部的所有矛盾也将随之消失。而如果我们不是走向社会主义，如果我们走向热月，即走向资本主义，那不管我们先前走多远，矛盾将越来越尖锐，阶级斗争也将越来越尖锐，等等——按照皮达可夫同志以及整个反对派的看法就是这样。
皮达可夫：那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呢？
米高扬：国内的矛盾不是藏来越尖锐，而是越来越减缓，因为社会主义成分将越来越多地压倒资本主义。当然如果你们说的是资本主义世界同苏维埃世界之间的矛盾，那是正确的，但这里说的是内部矛盾，是我们国家及其经济内部的矛盾。你们的论点是建立在与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同时，其内部的矛盾也将增长之上的。这个论点是绝对不正确的，你们露出了马脚，因为这不是通过消除资本主义来建设牡会主义的方针，而是指靠资本主义的发展。正是在反对派的这一方针下隐雖着真正的热月危险。”（中央和中央监委全会，1927年8月。速记记录。第3册第118～119页）
好，请吧！谁让谁露出了马脚，米高扬同志？从反托洛茨基主义的角度怎么看斯大林-古比雪夫的现代“理论”呢？
奥尔忠尼启则：这不是15大之后吧？而雅罗斯拉夫斯基是在15大之后做报告的。
布哈林：不，奥尔忠尼启则同志，用玩笑是躲不过去的。不，我不玩做有暗记的牌！这样，被皮达可夫同志以及整个托洛茨基反对派所鼓吹的东西，被米高扬同志批判为指靠热月的东西，被他叫做指望资本主义发展的东西，现在斯大林同志以更加尖锐的形式加以鼓吹，尤其是被古比雪夫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天才地予以深化了。如果从我们反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看，这又是什么呢？这是思想上对托洛茨基分子的全面投降。
罗季特：对。
布哈林：我接下去说，当然，发展的经常趋势是一回事，阶级矛盾的暂时尖锐化则是另一回事。有人指责我们，似乎我们否认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事实。谁否认这一事实了？相反地，倒是有人不想告诉我们关于阿扎尔斯坦暴动的事实。[7]但这就是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想向我们隐瞒此事，想抹杀这一事实。但我们还是知道了，我们公开说，这就是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这是无可争议的，这是事实。农村阶级斗争尖锐化，现在又向农村通讯员开枪等等，这也是事实；我们应当给予反击，这也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这一切是非常清楚的。但是把阿扎尔斯坦的暴动拔高为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并且是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12个年头，如果我说得不对，就让上帝打死我，在古比雪大同志看来这也许是成立的，但依我看来，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笑声。）
我还可以援引不止一条说明如此明显矛盾，如此鲜明“彻底性”的引文。在这以后这些“不动摇的”同志来找我们并声明：“我们坚如钢铁！我们硬如斧头！”难道这不是对现实的真正侮弄？
这些例子已经足以说明，至少在“理论”王国这里有什么东西腐烂了。而这是不能闹着玩的！
现在我还想说一位同志，这就是莫斯科组织的现任领导人鲍曼同志，昨天他在这里做了健概激昂的发言。例如鲍曼同志在合作社理事会第5次会议上所作题为《粮食合作社的任务》的报告。（刊于1928年12月7日《真理报》）鲍曼同志在这里说：
“我们应当通过订购把全体农户，包括富裕农户纳入计划经济轨道。对富裕农户来说订购是农村国家资本主义的特殊形式。它在农村应当成为限制私人资本主义成分，使之服从计划经济的手段。”
鲍曼建议对“所有的村社和农村实行订购”。[8]他说：
“
农村的富农上层不得不服从贫农和中农的多数，根据国家的订购和计划来生产商品粮。”
[9]
鲍曼：我说了，需要使富农服从，要限制他们。
布哈林：是的，要使富农服从并予以限制，但不是通过把人民的钱发给他们的办法！！
现在说一下斯大林同志。1927年10月23日斯大林同志在《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的讲话中说：
“在我们党的第14次代表大会上，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反对派企图破坏党的这个政策，提议用一种实际上剥夺富农的政策、恢复贫苦农民委员会的政策代替这个政策。实际上这是
重新在农村中燃起内战的政策。”（斯大林《论反对派》第738页）
[10]
“党坚定不移地采取了
同中农建立巩固的联盟和孤立富农的路线。竟这样做获得了什么成就呢？党获得的成就是：
安定了农村，改善了同基本农民群众的关系，创造了条件使贫农组织成为独立政治力量、使富农进一歩孤立、使千百万个体农户逐渐被国营机关和合作社机关所掌握。
安定农村是什么呢？这是杜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条件之一。在土匪骚扰和农民暴动的情况之下是无法建设社会主义的。”（斯大林《论反对派》第739页）
[11]
“列宁说，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同基本农民群众一道前进。可是反对派不同意这一点，硬说我们不应该同农民一道迈进，而应当同他们闹翻。”
“实行
同多数农民闹翻的政策也就是在农村掀起内战，
阻碍我们以农民生产的原料（粮食、甜菜、亚麻、皮革、羊毛等等）
供应我国工业，打乱工人阶级的农产品供应，摧毁我国工业的基础，破坏我国的整个建设工作，破坏我国整个工业化的计划。”（斯大林《党和反对派》，1927年11月23日在莫斯科省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第12～13页）
[12]
“我们只有这种
破裂的危险（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尼·布·）
它还会加剧，如果排斥中农的事实还不断地继续下去，如果以后继续采取非常措施，这种危险必然还会存在。所以我们主张纠正这些错误，以便坚决取消任何非常措施，使这种危险不致加剧。”（第2册第143页）
[13]
布哈林：关于这一点我以后还要对你说：“秋菊春桃，物各有时。”
这就是政治肖像的画廊。这一切是否存在“彻底的”“统一的”路线？这里是否有“铁的”逻辑？你们难道没有看到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思想多么强烈地影响这些“坚强的”同志？实际上这不是思想上的极端混乱吗？我认为，说得轻一些，这正是思想上的极端混乱！
奥尔忠尼启则：那时候这位理论家在哪儿？
鲁祖塔克：那时他在同加米涅夫谈话和打哈欠。
布哈林：是的，我同加米涅夫谈过话。我还尝试写《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并且知道了，“可以”怎样写文章，“可以”怎样纠正某些东西！
现在，同志们，我要转入某些尖锐的思想-政治指责，这是针对我们，首先是对我本人的。在反对我们，其中也反对我的斗争中，卡冈诺维奇同志昨天从托洛茨基的垃圾堆中搬来了关于布哈林的“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污蔑之词。请允许我说一下，这一“指控”最初是托活茨基反对派提出的。（见托洛茨基反对派提交联共15大的政纲）我必须声明，“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一语在我的任何一篇文章、任何一本小册子、任何一个报告中都是找不到的，并且这些词按照托洛茨基一伙的命令都是加上引号的。这个说法甚至获得了合法地位。我所说的政治死刑所敲的鼓声全都是以这一粗暴的谎言为“依据”的。不很久以前，仅仅几天以前，米高扬同志在评论李可夫同志的提纲时也谈到这一点，并用了加引号的“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一语。我起先口头问他，是从何处找来这一词组的。后来我向他书面提问。我这里读一下给米高扬同志的信：
“尊敬的同志：
由于在你对李可夫提纲的评论中提到似乎是我的'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并且此词组还加了引号，请告知，这些词是从我的那本著作中引来的（务请指出版本页码等等）。
致同志的敬礼！
尼·布哈林”
布哈林：你曾口头回答我，是从我的某一报告引来的，现在你却回答说是在《到社会主义之路》小册于里引来的。然而，对书面问题你根本没有赐答。
奥尔忠尼启则：读一读，读一读。
卡冈诺维奇：读一读。
米高扬：他不喜欢读自己的东西。
布哈林：我读一下我真正写的是什么。但我不喜欢别人乱喊乱叫，妨碍我说话。还是得请你们安静下来，不要一片惊慌！（笑声）卡冈诺维奇同志，不要用大声干笑来掩饰自己的窘态！（笑声）
昨天卡冈诺维奇同志在这里也提出同样的指控，他在犯罪现场被逮住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污蔑有什么根据呢？顺便说一下，我还是得向在这里参加“轻率”争论的所有可敬的同志们说一下：这本小册子写于1925年；就是说，我那时是极右倾的化身？那么为什么你们那时给我加上那么重的担子？而关于右倾却不置一词呢？
奥尔忠尼启则：那时你抛弃了这些错误。
布哈林：不，我没有抛弃这些所谓的“错误”，小册子后来还多次再版。如果那时你们自己真的相信现在的这些废话，“那就会高喊救命”，这本小册子就会被抛到它该去的地方！但我不想“把问题多杂化”。还是回到被打断的思路上来。
托洛茨基分子从我的小册子中摘引了什么，某些同志向他们学到了什么？依我看，总的说他们从托洛茨基分子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他们在这一问题上也学到了东西。他们在这一问题上向托洛茨基分子学到了这样一些东西，开始按照托洛茨基分子的小抄重弹反对我们的伪造的攻击之词。他们按照托洛茨基的方式以我现在宣读的那些地方作为依据，这些地方卡冈诺维奇同志昨天在这里也引用过，但故意不把引文读完。我是这样说的：
“因此，我国基本的农民合作社组织网将不是由富农式的而是'劳动'式的基层合作社细胞构成，这些细胞将长入到体系中去。”
卡冈诺维奇：长入体系？
布哈林：等我读完，卡冈诺维奇同志，我不像您，我不拿引文弄鬼，卡冈诺维奇同志！
卡冈诺维奇：这么说您同加米涅夫弄鬼。
布哈林：关于加米涅夫，我也要说的，您会看到，谁跟谁弄鬼！“长入到我们的一般国家机关的体系中去，并通过这一途径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单一链务中的环节。”
（鲁祖塔克同志的播话听不清）
鲁祖塔克同志！大家都知道，当你看到多数站在哪一边的时候，你是奉公守法的。大家都知道这一点！（笑声）
接下去是：
“另一方面，富农合作社的窝巢也将会通过银行等等同样长入到这个体系中去”……
卡冈诺维奇：什么体系？
布哈林：我们的国家和合作社机关体系。
卡冈诺维奇：对不起，说的是社会主义经济。
布哈林：“不过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将是……”
卡冈诺维奇：某种程度上！
布哈林：“……异物，例如像租让企业那样。”这就是1925年我在小册子中所说的！（宣哗）
请允许我回答所有的问题！请稍安毋躁！你们说，布哈林在这里——啊，真可怕！——允许“同资产阶级合作”，同富农合作，他竟允许有富农的合作社窝巢，哪怕是异物，但毕竟在这总体系中活动、存在和起作用……
奥尔忠尼启则：它对不对？
布哈林：等一等！我说我所想的！我认为，中央监委主席必须保持最大的冷静，尽管他有其南方人的气质！（笑）
奥尔忠尼启则：我认为可以向共产国际总书记提问题，尽管他在政治上已经破产。
布哈林：请用书面提向题，以后如果我有发言的机会，我会回答的。
奥尔忠尼启则：迄今为止我们认为也可以不用书面形式提问题。
布哈林：你是在妨碍我发言，打断讲话，就如你旁边的朋友那样！
插话：旁边的人没有说话。
布哈林：我必须就此说一说：政治局是否作出过允许富农参加一般合作社网（但不给他们选举权）的决定？我肯定，这是政治局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我们也允许富农参加合作社网。我们自己在政治局作出了这一决定，而我不能取消政治局的决定。
莫洛托夫：不过也不能歪曲。
布哈林：我也不能歪曲，我可不是莫洛托夫，他可以今天赞成这个，过后又赞同相反的东西！
当然这是同资产阶级进行某种合作的一定形式。现在某些人为此而歇斯底里大发作。不过，让我们回忆一下列宁的说法，他在确定我国的阶级结构时说：我们目前的制度是建立在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合作之上的，在一定条件下也允许资产阶级参加这一合作。列宁说过这点没有？你们为什么要用这来责备我？
或者你们想既允许资产阶级，又要他们处在国民经济之外？也就是完全处于国民经济之外？你们这不过是在玩玩具！这是小儿的童话。这是苏兹达利的拙劣绘画！
有人说，在我的小册子里（一本旧的小册子，现在根据托洛茨基的忠告就这本小册子发出喋喋不休的议论！）似乎只字未提阶级斗争。但这是更为无耻的污蔑。我不想再念引文了，这里只指出页码：第46～47、53、59页以及其他各页，国家出版社第2版。想弄清问题的人可以自己去查看！
现在我想立即谈谈针对鄙人及亲密的政治朋友提出的所有美妙的思想和政治指责。
伏罗希洛夫：你有自己的政治朋友！这怎么理解？
布哈林：伏罗希洛夫同志请闭嘴！
我想把反对我的所有指责集中在一起。
插话：说说资产阶级。
布哈林：请安静！请等等！我一切都要谈的，我还没有谈到资产阶级，还有许多东西都没有谈。但不要以为我不懂得这些喊声的辅助意义，想把我搞糊涂，你们是办不到的！我想把反对三人，其中也反对我的所有政治指控集中在一起，指控很多，我试把它们编成一个清单。请听一听这张清单：
1．对工业化估计不足；
2．不懂得只有依靠我们强大的工业才能改造农民；
3．不懂得在农村的支柱和社会基础是贫农和雇农，反而指靠富农；
4．不懂得农民经济是小资产阶级经济。对富农估计不足；
5．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
6．把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同他的电气化计划对立起来。
你们瞧，相当广泛的清单。
卡冈诺维奇：对你来说，清单是对头的。但还不全。
插话：关于德国党。
布哈林：“关于德国党”，这是另一个问题。卡冈诺维奇同志在这里很在行地宣称我这清单是“对头的，但还不全”。好吧，我应当在这里声明，我所宣读的这几条，几乎逐字逐句摘自托洛茨基给联共15大的政纲。托洛茨基的政纲同现在对我提出的指责竟有如此奇怪、如此可疑的“思想上的一致”！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这全都是从托洛茨基政纲中读到和抄来的，在那里这些指责不是针对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而是针对全党的。托洛茨基反对派在列举这一清单的时候写道：
“斯大林-布哈林集团在农民问题上对列宁主义的修正是沿下列最主要的路线进行的：”（以下便是我念过的“指责”的汇集）。
反对派写道：“新资产阶级的代表同我们国家机关的某些环节纠结在一起，他们依靠官方方针中的这些修正主义倾向，公然要把农村政策扭向资本主义道路。”
难道不是因为这个缘故，中央和中央监委禁止散布反对派政纲？难道不是因为这缘故，它被宣布为反党政纲，难道不是因为这个缘故，联共15大认定赞同此纲领的人不能留在党内？
所以你们看到，昨天在全会上卡冈诺维奇同志所表演的“绝顶聪明的最主要的根源”就是托洛茨基的政纲。现在当重复所有这些无谓的思想，所有这些托洛茨基的污蔑之词的时候，没有援引任何东西，如果引用的话，引文也会在最有意思的地方中断。这表明，说得轻一些，是……某种“思想上的犹豫不决”。
同志们，总的讲，我完全不理解目前的讨论方式。如果需要同人争论，同他们谈话，弄清什么问题，等等，那就应当立足于争论对象的口头或书面声明，而不是捏造。例如，难道可以指责我们反对工业化，反对所采取的速度？我们赞同工业化，我们赞同所采取的速度，我们赞同提出的计划，这要说多少次才行呢？我们就此声明过多少次！而大量的污蔑不实之词滚滚而来。我这是最后一次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说话。我们在争论中，在博斗中有时难免相互使用激烈的言词，但难道不能遵守最起码的规则，不要互相倾倒明显的废话？而除了发言、声明和文章之外，你们还有哪些反对我们的论据？而如果比如说，我是古比雪夫即经济工作者，那我还会有可能说一套，做一套。那时还需要检查工作。但我的全部活动不是说就是写。你们根据什么把在文章中，讲话中所没有的东西强加于我？你们大谈杜撰的谎言，依据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谁需要？如果从党的利益出发，谁也不需要。我们赞同集体农庄，赞同国营农场，我们赞同伟大的改造，我们赞同向富农坚决进攻，要作多少次这样的声明才能最终中止对我们的诬告呢？你们是否记得，在15大上莫洛托夫因“加紧进攻富农”的口号而从右边批评过我？我在什么地方放弃了这一口号？请对我说说！然而，正确贯彻加紧进攻富农的口号是一回事，而用可以说是“聪明”的办法贯彻这一切，则是另一回事，其结果完全相反——贫农无面包可吃，城市缺粮，中农动摇。现在需要的不是大喊大叫和施加压力，而是头脑和计算。现在需要懂得局势的复杂性。经济政策的复杂性。我们需要什么？金属还是粮食？这样提问题是荒谬的。而如果我说，既要金属也要粮食，就会对我说：“这是折中”，“这是二元论”，不，你一定得说要什么，是金属还是粮食，否则，你就是支吾搪塞，就是玩戏法。
莫洛托夫：多么左的布哈林。
布哈林：“戏法”不错！请试试取得金属而没有粮食，请试试播种粮食而没有金属！使我们面对蒙昧无知的问题提法，这种提法只适于少先队员，而不适于经济政策的领导人。
同志们，现在我来谈我们经济政策本身的问题。
目前需要把什么突出在第一位？当然是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五年计划。
实现这一计划是一个巨大的建设任务，要动员我们的所有力量来齐心协力地提出并解决这个巨大的任务。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必须彻底理解和思考这样一个真理，即我们必须以目前的经济状况作为出发点，来解决这一任务。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仅是制订大型的行动计划，对我们来说，重要的还在于拥有阶梯，可以沿着这个阶梯登上大型经济计划的杜会主义顶端。我们需要这一阶梯的各级台阶不是腐朽的，我们不会随之倒塌；相反地，我们要沿着这些坚固的台阶越登越高。
因此当我们在谈论实现摆在我们面前的五年计划的时候，我们必须以目前的经济状况为出发点，记住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乃是本经济年度。我们正是应当以本经济年度为出发点，无所畏惧地分析我们所面对的远非美好的局势。（来自主席团的插话听不清楚。）在发言时间问题上我打算满足同志们的愿望，但不知道能否做到？同志们，你们完全清楚，主要矛头是针对我的。
奥尔忠尼启则：应当让不想争吵的人多讲。
布哈林：我可以完全走开。
伏罗希洛夫：为什么，说下去！
奥尔忠尼启则：我们听得非常认真。
布哈林：我知道，任何一种东西都有不同的用途。
柯秀尔·斯坦：任何谜语都有谜底。
布哈林：那又怎么样？
同志们，现在我来分析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以便采取在我看来解决某些经济任务的必要办法。
我们现在所遇到的所谓经济困难的基础，就在于基本的经济比例到某种破坏，首先是破坏了工业和农业之间正常的相互关系。我在这里要着重强调，出现这种局面不应理解为我们采取的工业发展速度太快了。前一段时间也许可以这么看。最近的分析表明，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今后的速度，即我们所采取的速度，也许还可以再快一些，——我们能够发展，但要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即如果我们能够使作为工业基础的农业得到发展，城乡之间有很快的经济周转。
与此同时，由于迟迟不实施某些措施而造成的我们的一系列错误（我认为，属于此类毛病的有：不灵活的价格政策，过去改革前对农业税的过度征收，政策常变，实行非常措施——这在第一轮是被迫采取的，也是先前的错误造成的；在一定程度上禁止商品流通），农业其谷物部分没有增长，反而减少了——粮食征收的总量减少了。我在这里重复并强调，是因为这一提法极为重要：问题根本不在于我们无力实行我们所采取的建设速度；它引起极大的非常的困难，是因为我们对基本农民群众缺乏足够正确的态度。如果我们在这方面做某些改变（关于这些改变我下面还还要谈），那么我认为，我们就会使伟大建设的五年计划成为完全现实的，不仅可以实现，而且是有保证的。
我想谈一下我是怎么看待我国的经济困难进程的。“困难”不是经济学名词，但这是我们大家都在使用的名词，是公认的名词，所以我也就这么用了。
对不断扩大的困难可以这样分析：近来基本建设的大量花费（工业，电力，住宅建设，市政建设，仓库业，等等），是在对农业的许多部门待别是对其谷物业极其不利的情况下投入的。我们目前困难的起点就在这里。后来越来越增加的困难的初始阶段表现在何处？表现在我们没有关心我们谷物业的状况，在我们这里，1）在农业税方面，谷物业处于最不利的地位；2）在价格方面，谷物业处于最不利的地位；3）在农业的各种价格和工业价格间的相互关系方面，谷物业处于最不利的地位；4）在农业生产的不同部门之间的价格对比方面，谷物业处于最不利的地位。就是说，就所有的基本渠道而言，谷物业都处于最不利的地位。而由于我们这里我们的计划调节作用不那么强有力，不足以把农民经济（即无数的，两千万农户）直接纳入本义上的计划轨道，所以我们这里出现某些生产力从谷物业向别处转移的现象。农民或者不按他所能扩大的那样去扩大耕种面积；或者用谷物去喂养牲口，而不用于播种：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改种其他作物。这一生产部门陷人了最不利的境地。这不意味着“绝对”不利。起作用的是相对的数字和相对的量。正是这一状况成为所有其他状况的出发点。
因此，出口的重要顼目之一，农业中的谷物业实际商品价值下降了。我们必所以确定不移的，几乎是铁的逻辑（虽然我们有时没有感觉到），哪怕是自发地提出下降的粮食出口的替代品问题。可以用什么来替代呢？暂时可以有两种办法：动用我们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发行纸币。我现在不提在那种局势下做得对不对的问题。我认为，我们那时是半自发地卷入的，但我们卷入了，这是事实。我们在一段时间里没有着清谷物业的现状，在一定的时间里是靠动用储备和纸币发行税来维持工业化的。
加里宁：15大上着到了谷物的不足。
布哈林：问题可以这样来表述：我们走向了不可避免的困难，而不是在过去几年重视谷物业的状况，在牢固而不是摇晃的基础之上，在1～2～3年会获得大规模的加速度的建设，不是拥有稳固的国际经济地位，有良好的外汇状况，有黄金，有储备，有出口顺差和国际贸易平衡，有稳定的外汇并有平稳过渡到自然的外汇平价的前景。同志们，困难最清楚地表现在我们在一段时间里据以前进的那些后备消耗殆尽的时候，那时我们看到不能这样继续走了。这个时刻也就是最困难的时刻。既然出现了这种状况，既然这些困难成了客观事实，我们就陷入了第一轮非常措施。
插话：问题就在于你袖手旁观。
米高扬：好一个预言家！
布哈林：依我看，你米高扬同志是一个糟糕的预言家。我看到，你在同皮达可夫争论时预言得多么棒！
（米高扬同志的插话听不清。）
米高扬同志，我可以对你说，看来你对希腊哲学家和犹太预言家的个人不太熟悉，但对你不懂这些范畴我是没有责任的。
插话：这意味着预言家的粮食收购工作做得很糟糕。
布哈林：关于预言家问题我要说一下，当我问米高扬同志莫斯科的粮食状况如何，他解释说，这“没什么”，这是因为人民吃得太多了。
米高扬：不要撒谎。
布哈林：当我在11月全会前夕问米高扬同志秋播全部耕地的状况如何，米高扬同志说：“你惊慌什么！农民以极高的热情打着灯笼在连夜耕种！”而实际上秋播的土地减少了好多。所以谈到预言，不管谁的母牛在叫，反正你的母牛是不叫了！
米高扬：我们要完蛋，总是叫唤我们要完蛋。
布哈林：我一次也没有说过我们要完蛋。
米高扬：怎么没有说过？没对皮达可夫说过，没对加米浑夫说过，没对我说过？
布哈林：我不知道是什么。
米高扬：没说过？
布哈林：什么完蛋？我说过，你很卖劲地想做到这一点，但你毕竟无法毁灭之。（笑声）
所以同志们，如果我们的巨大的经济困难的起点和基础是工农业之间的不正常的比例关系，如果对以大量中农户为代表的农业的生产刺激受到压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必然会出现当前生产资金的短缺。
（伏罗希洛夫同志的插话听不清。）
军事部门历来是纪律和秩序的模范。
没有粮食出口；我们不能从国外购买足够数量的原料和设备。一切都不够，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新建设项目和日常生产、大修和周转资金之间的资金分配只能处于如下状态：用于消费市场和用于农民生产市场这两种市场上的商品都缺乏。这样只好开辟另一个来源：为进口而出口，我们不得不削减消费（出口消费品），这就更恶化了粮食市场的状况。我觉得，我们的经济困难的机制就是这样运转的。这个过程的各种因素沿着无穷的螺旋线互相影响，互相缠绕，而问题在于……
鲁祖塔克：正是互相缠绕。喏，绕吧，绕吧。
布哈林：你认为，这很俏皮？
鲁祖塔克：绕吧，绕吧。
布哈林：我可以完全不讲，鲁祖塔克同志！
斯大林：别理会插话。
乌加罗夫：让他讲。
布哈林：他们对饥荒问题，对群众的苦难的态度非常“认真”。他们非常认真地对待！
米高扬：你再不感到痛苦了。
布哈林：他们当然对认真讨论这些折磨人的问题“非常感兴趣”。（笑声）
奥尔忠尼启则：除了你和乌加罗夫，谁也不干此事。
布哈林：你为什么打搅？哈哈大笑和打搅！
奥尔忠尼启则：瞧，连笑也禁止。法律并不禁止笑。
布哈林：我知道，谁也没有禁止你打司机的耳光。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同志们，如果可以把农业状况归结为一点的话，那么可以这样来表述：现在小商品生产者从卖粮者变成了交粮者。因此破坏了结合的基本形式，而它在长时间内还应当是我们的主要形式，决定性形式，这就是市场联系的形式。由于卖粮者越来越多地变成交粮者，而出售变成了国家贡赋（交纳），所以粮食也越来越多地从商品变成贡赋的对象，同时变成货币的代用品和积累的手段。因此它开始消失，因为它变成了“统计数字”。而在这时候，“机关的开销”和取得粮食的花费也随着市场联系的消灭而剧增。收集到的每一普特粮食的附加费用急剧上升——特派员的开支，各地巡视以及所有诸如此类的东西都有其经济方面的问题，有其经济上的“附加费用”。配给原则，摊派原则（随便怎么叫都行），过去和现在无疑都在使生产基地继续缩小的危险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货币的作用，它在城乡周转中的作用下降了，并且还在下降。紧接着的是，既然这一杠杆的作用削弱了，那就继续加强压制，采取直接的行政命令措施，直接施加压力。这里也是一环扣一环的。这正是新形式的“非常措施”的根源：所谓捐献、抵制以及一系列其他新的（公开的或隐蔽的）非常措施。
缩小秋播的耕种面积是形势尖锐化的一个警报，众所周知，大约减少了3～4%。我认为，减轻农业税会是纠正现状的一个重大步骤，不过我必须公开说出来，政治局的进一步决定[14]，即一些同志在西伯利亚、乌拉尔和哈萨克斯坦谈论过的实行新的非常措施（其中包括实际上对中农的强制摊派制），使形势急剧恶化了，不能这样来摆脱目前的困境。
我想在这里指出，依我看，怎样在总计划，总路线（当我们说总计划的时候，我们指的是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的框架内摆脱目前的经济困难。波斯蒂舍夫同志说什么“戏法”，说不直接回答，等等，而其他同志也在重复这些话。然而间题并不像“头脑简单的人”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如果认为总路线和总计划就是我们现在的五年计划（这里包括这一计划的全部基本组成部分：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工业化速度），你们问我：“你赞同这一总计划吗？”我的回答是：“我百分之一百赞同。”
斯克雷普尼克：那你为什么反对？
布哈林：斯克雷普尼克同志，我以后来说这一点，我什么都有，为什么会这样。
我赞同这一总计划。不过，同志们，问题在于怎样使这一总计划得到执行，为实现此总计划应当做什么。我觉得，在政治局多数和我之间在目前情况下是存在分歧，此分歧……
插话：是在少数那里，而不是多数那里有分歧。
布哈林：……可以表述如下。现在接下去需要做什么？政治局讨论过的五年计划提纲中有一个地方说，需要在新的结合形式下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我向政治局委员们建议（我先把建议提交委员会，然后提交政治局），把这一点改为两点。我的第一点是：
“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扩大由国家调节的城乡商品流转的基础上，加强工人阶级同基本农民群众的联盟和无产阶级在这一联盟中的作用。”
第二点：
“鼓励和发展工业和农业之间，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之间结合的新形式。”
我修改的意思是希望重申新经济政策和扩大商品流转，有的同志会说：“你想退回到1921年新经济政策初期的状态，而我们应当向前看。”对此我表示反对：如果我们拒绝谈扩大商品流转，拒绝重提新经济政策（尽管我们在上次全会上还提到过），而来表述同农村的联系，完全在“新的结合形式”（这首先是订购）的基础上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那我们就会陷入极端片面性之中。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似乎只能立足于一种新的结合形式，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正是我们现在产生分歧的根源，对这些分歧我在这里正在认真地进行分析。那么，在五年计划的范围内各种不同的方针的根源是什么？我是这样看的（也许我错了，以后发言的同志可以纠正）。我觉得，同志们对不经过市场关系影响基本农民群众的可能性估计过高了。我可以这样来表述：他们过高估计了直接影响小农和最小农的可能性，他们跳跃到我们经济关系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去了。正是跳跃。有同志说，这同新经济政策无关。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什么呢？关于这问题我们争论过不止一次，但据我所知，在政治局委员之间没有任何分歧。我们是完全一致的；在讨论共产国际纲领的中央全会上，我和斯大林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因此，我不引我自己的话了。我读一读斯大林同志就新经济政策和军事共产主义所说的话。他说：
“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策，其目的在于
利用市场，通过市场，而不是以直接的产品交换，不用市场，在市场以外来战胜资本主义成分并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新经济政策是一切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必经的阶段。”
[15]
插话：谁也没有这样建议。
布哈林：等一等。
插话：而你的建议是什么？
布哈林：我认为，远非如此！实际上，如果我们大家说，在国外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在英国，甚至在美国，我们都必须经过新经济政策阶段，那怎么用我们目前状况的尺度来衡量呢？
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呢？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市场联系的形式在我们这里还将存在许多许多年。我甚至可以说，市场联系的形式在许多年内将是经济联系的决定性形式。决定性的！而如果是这样（请试试反驳，确定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那么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什么？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如果社会主义的发展要通过市场联系，通过城乡市场商品流转，那就是说，我们经济中的结合形式的基本路线是市场路线，我们的主导的经济作用应是通过市场关系，即通过扩大商品流转。这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
斯大林：在战胜资本主义成分的条件下。
布哈林：自然，在战胜资本主义成分的条件下。对此没有任何争论。如果在关键地方发展要通过商品流通，那么请说说，起某些“非常”作用的各种各样的形式在削减这种流转，从经济观点看是什么意思？从经济观点看，它们是极大的祸害，障碍了发展。就是这样。我们现在有一系列这样的“措施”（我不讲表现在什么地方，这我过去已经说过了），它们强行缩小商品流转，是一种直接施行行政压制的形式，是施行直接行政影响和“命令”的形式。因此我们出现了非法的粮食市场，往往在森林里，在地下出售粮食，等等。这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东西？我认为，这是非常消极的东西。如果这是非常消极的东西，那为什么在决议中不说呢？为什么不注意呢？为什么不纠正这种状况呢？对此我怎么也不理解。只有在认为新经济政策已是根本过时的发展形式的情况下才能这样行事。
从15大开始，我们是否进入了某种新阶段？是的，进入了新阶段，但在什么意义上？是在新经济政策时代已经结束的意义上吗？是市场联系已经需要取消的意义上吗？不。只是在以下意义上我们进入了新的阶段，即由于我们经济命脉的发展，由于我们经济的发展，由于政治稳定性的增长，等等，从15大起我们得以比14大的决定走得稍微远一些。我们在发展订购方面能够往前走了；我们能够也应当加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建设。我们应当开始机器拖拉机站的建设，等等。这一切都对。我们是否应当'“无精打采地”对待这一事业（这是某些同志对我们信口开河地提出的不公正指责）？决不是，因为这是我们的极其重要的任务之一。但是否应当由此得出结论，这一问题是近期内会结束的问题？不，这是今后多年的前景。因此不应忘记商品流转和贫农中农的个体经济。决不能说，这是“混乱”和“折中”；如果我说，新的经济联系形式的增长不能也不应当同扩大商品流转的任务对立起来，这不是“混乱”和“折中”。大罪拿大错误的根源就是这种反辩证法的对立。我们对所有这一切考虑得不够。我们没有充分地沿这条路线去纠正自己的政策。我们不善于把发展商品流转的任务同新的直接经济联系的发展结合起来。因此，我们越来越深地让自己遭受非常措施机制的折磨，妨碍经济发展，给自己制造不必要的困难。
同志们，我问你们，你们的前景如何？今后将会如何？很好，我们今天施展全部压制手段收购了供一天之需的粮食，但明天，后天会是什么样的呢？今后怎么办？总不能搞只顾一天的政策！你们有没有摆脱现状的长期的出路？
插话：应当迫使把粮食送到市场上去。
布哈林：我知道这种争论的手法；比如，你说粮食收购的数字，会回答你：“奥，奥，奥，那你为什么在布列斯特和谈时期反对列宁？”（笑声。）这是非常不高明的手法。这种赤裸裸的“迫使”口号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有一个生动的例子足以说明。我从西伯利亚的一家报纸《劳动权力报》中引一篇文章，报纸在伊尔库茨克出版，它清楚地说明我们现在的状况。这是一篇署名文章，具有指令的性质。署名为卡拉巴也夫。这位卡拉巴也夫同志写道；
“对凶恶的囤积者——富农的抵制需要进行到底，把所有的社会组织和贫农中农群众都吸引过来投入抵制。”
下面是加着重号的：
“在居民自身不协助粮食收购员揭露凶恶的粮食囤积者的地方，要实行整村、整区抵制，要使在这些地区的消费合作社社员参加抵制。
在这些地区应当使住在该区的所有的人，而不是个别的人都参加抵制。参加抵制应当不仅仅是伊尔库茨克联杜，还应当有所有消费合作社和国营商业。
全村或者消费合作社管区参加抵制的目的是什么？让各组织和全体居民参加揭发个别凶恶的拒交余粮者，影响他们，以做到不是在两三天里，而是在所有时间里都提高粮食收购工作的效率。”
接下去：
“整村和整区对个别拒交粮食者的抵制，是反对破坏城市粮食供应，因而也是反对破坏城乡结合的武器，只要不达到经常的目的，就应当认真对待。”（《劳动权力报》第65号文章《加强抵制，认真实施》）
我要说的是，有时候“结合”的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全体居民、整村以结合的名义实行抵制。通过有组织的散伙来实施的结合！这简直是疯人院！
沙茨金：这是谁写的？他是党员吗？
布哈林：既然在官方的报纸发表指令性的文章，那显然是党员。让瑟尔佐夫同志给我们作出权威的解释。你说，面对这种东西我们是否有责任说：“不要急，同志们，我们新经济政策毕竟还没有取消！”有人对我说，新经济政策是1921年开始的，我是在向后拉。但我是从刚才谈到的那种经济和政治疯人院往外拉，这就是我要拉的！不从这种地方拉出去，就会错过许多良好的机会，因为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是不可能完成任何五年计划的。按照这种做法，五年计划就会变成一纸空文，变成一部写得很好的文学著作，仅此而已。
分析目前经济现实的困难何在？困难在于，在我们这里，我们前进的真正成分，我们经济计划调节的先进成分（它们在成熟，它们完全有希望，它们是从噩有力的社会主义成分的发展中产生的），同“非常措施”的成分交错在一起，混合在一起，纠缠在一起。这就是现实生活状况。在党的意识中，在同志们的意识中这些成分纠缠混合在一起。比如说，订购和农村的抵制。订购同农村抵制之间是否有什么共同之处？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订购是好东西，订购推动我们前进，订购不是非常措施。
我认为非常措施同订购不是一回事。我断定，它们的经济性质和政洽性质是绝对不同的。依我看，这次全会的任务应当是，我们要向全党清楚说明，引导我们沿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前进的东西（订购、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村际拖拉机站、国营农场对农民的帮助）是一回事，而应当摆脱、应当结束的“非常措施”则是另一回事。应当把非常措施同多少直接影响农民经济的，经济上得到论证的必要的合理形式区分开来。说来可笑，我觉得，15大提出了正确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因为15大没有把农村保持经济联系的进步形式和非常措施混为一谈。15大没有忘记扩大商品流转的任务，没有忘记合作社，等等。
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联席会议的决应向我建议，“抛弃弗鲁姆金。说你没有抛弃15大的决定”，这简直是笑话：这样写决议太可笑了。也不能这样对待老同志！你们大家是知道的，我在7月全会上谈了弗鲁姆金的“退回到14大”的口号。要知道，我提出了一个公式：“退回到14大”就等于“打倒15大！”
插话：不是你。
布哈林：不，是我！请查速记记录……
斯大林：关于富农的书面争论？
布哈林：我在回述我在全会上说的话，至于你在全会之前所写的东西，我并没有对你的荣誉提出异议！因此，我不理解（或者准确地点说，非常理解），为什么要把向题说成似乎我有什么别的看法。我不认为从党的利益看玩弄这种严肃的东西有什么好处。
现在回到被打断的议论。
新的结合形式——订购、集体农庄、村际拖拉机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对周围个体经济的帮助，所有这些自然是我们近期的任务。但这一点也不取消新经济政策，即市场关系。而如果存在市场关系，那么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剌激贫农和中农的经济。决不要把个体经济同富农经济混为一谈。你们把我们对贫衣中农个体经济的关怀说成纵容富农。你们谈论加米涅夫……文件，然而加米涅夫文件也说要消灭富农……
斯大林：这怎么消灭？限制，而不只是消灭。
布哈林：是的，限制，但还要消灭。要限制，甚至排挤它。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同志们，需要限制它，并且我重复一遍，比限制再进一步：要排挤它，方针是把它彻底排挤出去。
斯大林：不让它长入，而是排挤。
布哈林：不让它长人，而是排挤——完全正确，但不是通过“第三次革命”，现在某些人在转向这种观点。也不是通过托洛茨基的剥夺富农，就像现在许多“反托洛茨基分子”所希望的那样。至于长入社会主义的富农，那是荒唐透顶的，因为这种公式意味着在发达的社会主义里还有阶级，还有富农。怎么想都可以，但认为在共产主义下会有富农，这就犹如说在共产主义下会有尖锐的阶级斗争那样，是天才的发明。我决不想转向古比雪夫的观点。决不！为什么要把这莫名其妙的发明强加给我呢？
我说下去。如果关怀个体经济，剌激农民经济（贫农和中农个体经济）问题，与新的结合形式问题一起是极端重要的问题，那么关于新经济政策也可以并且应当这么说。因为，否则我们就会在另一端遭到失败：我们在一端建立自己的房子、梯子和横梁，而另一端我们给自己造成巨大的损失，削减商品流转，从而也减慢社会主义成分积累的速度。这里可以回想一下列宁在实物税的报告中所说的话：
“我应当再就个体商品交换问题讲几句话。
我们说流转自由，就是指个体商品交换，也就是鼓励富农。这是怎么回事呢？不要闭起眼睛不看这个事实：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就是意味着富农在这种制度下会比过去有更大的发展。他们会在过去他们不能发展的地方发展起来。但是
同这种现象作斗争不能采取
禁用的办法，而应当自上而下由国家实行联合，由国家采取措施。如果你能给农民机器，那就能帮助他们发展，当你给他们机器或实现电气化的时候，
几万或几十万个小富农就会被消灭掉。如果你还给不了这些东西，那就要给他们一点数量的商品。如果商品在你手中，那你就能掌握住政权，而停止、割断和取消这种可能，那就是取消
流转的一切
可能，
就不能满足中农的要求。”（实物税。在第10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18推第1册第133页）
[16]
主席：还剩下多少？现在是3点钟。
布哈林：我请求换个时间接着讲。
主席：发盲者请求把把发言结尾部分挪到晚间会议去讲。谁赞成，请举手。请放下。
（休息后。——编者）
主席（李可夫）：布哈林同志发言。
布哈林：同志们！为了真正实现国家计委制定的五年计划需要做些什么，这是鲜明的工业化计划，其特点你们大家都是知道的。同志们，我这里故意强调后一点，因为我听到有同志说：“他赞同计划，但反对工业化。”
斯大林：对。
布哈林：也许这种对立在你看来是正确的，但依我看，这种对立纯属无知，因为五年计划是我国工业化的计划。如果从这一五年计划中除去工业化，那说的就是另一个计划，而不是提交全会审议的那个计划。
那么，从五年计划的观点看，从我国已经形成的经济状况看，为实现国家工业化需要做些什么呢？我觉得，从以上所述事情非常清楚，既然农业是工业发展的基础，明以我们面前的中心问题之最大问题之一，就是把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建设同提高贫农中农个体经济结合起来。同志们，我认为在目前，在相对严峻的历史转折关头，重温列宁同志的下述原理是有好处的。列宁同志说，在我们时代以前，许多社会主义者都遇到过把私人利益同公共利益、个人剌激同公共刺激结合起来的问题，而我们找到了这种结合点，首次找到了结合的具体形式，这就是我们叫做“新经济政策”的东西。[17]这就是为什么关于把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建设同发展贫农中农个体经济结合的原理，在筑农中农经济同我们工业以至整个社会主义成分结合的条件下刺激其经济发展的问题，是我们有效的经济政策的基础。
同志们，如果我们从大问题转向日常经济问题，即如果我们给自己提出完全具体的经济联结物问题，我们现在所需要的阶梯问题，以便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五年计划，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的问题，最折磨人的问题，非常复杂的问题，具有巨大的社会阶级和经济意义的问题，这就是粮食危机问题，粮食问题。
这个问题在不很久以前最后一次报在中央，即我党政治局面前。像某些其他同志一样，我个人认为，作为某种初步的临时措施（我甚至想说得更清楚一些；是可以叫做非常程序的措施，但不是非常压制的意义），可以也应当提出进口粮食的问题。
插话：这是非常措施。
布哈林：是的，是进口粮食。我认为有些同志说得对：不是进口，就是非常措施。
我认为，如果掂量一下这两种办法——进口粮食还是继续非常措施（政治局决定继续非常措施，我应当预先对你们说，不久后会再次向我们提出此问题），我认为，对我们比较有利的是进口粮食。
（主席团有人插话：关于什么？）
布哈林：我现在就说。这完全是具体的事务安排。
鲁祖塔克：不全是事务性的。
布哈林：鲁祖塔克同志，不要“太卖力气了”！我必须说一下，不太久以前我们还曾准许为远东进口300万卢布的粮食。这不是5000普特，但我们毕竟准许了，这里像白雪一样纯洁的“原则”动摇了。就是说，问题不是完全否定进口，我们可以来议论进口多少，到哪里去购买，价钱如何，期限如何，等等。
我断定，我们有可能用贷款来购买粮食（有过向我们出售粮食的建议）。我认为，从各种观点看，用贷款来购买粮食比实行非常措施对我们要有利一些。为什么？进口粮食对我们有什么坏处？进口粮食的坏处如下。对我们的坏处是，会有人说：一个农业国家却进口粮食。从国际地位看，这当然不那么好。就是说，这是我们的国际地位问题，这当然具有一般政治意义及其经济意义，它发出经济状况严重的某种信号。
不过，同志们，首先请告诉我，难道我们的粮食状况对国际资产阶级是个秘密？这一点秘密也不是！粮食收购进程不是秘密，购货本不是秘密，粮食困难不是秘密。而与此同时，不进口粮食我们会有什么损失呢？我们的损失是，同我们的全部保证相反，必须重新实施非常措施，使我们未来的前途急剧恶化。不很久以前，我们还大声宣布，我们将避免采取非常措施。我们面临削减秋播面积的事实。全党和所有苏维埃机关都竭尽全力设法扩大春播面积以弥补秋播面积削减造成的损失。我们做了一件改革粮食税的大事，这所有同志都知道，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向广大中农阶层保证不采取非常措施。而在大谈一通之后，我们实际上又在有望以春播弥补秋播的那些产粮区实行非常措施。众所周知，我们在乌克兰食言了，在北高加索食言了，我们指望扩大春播面积的主要地区是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在这些地区，在我们作出全部保证之后，我们又实行了披着伪装的非常措施！
现在，让我们看看，那些不是出于对社会主义的热爱才同我们结成联盟的农民会作何议论。我们对他说：扩大春播面积吧，而他说：我知道，我扩大了，有一天会实行非常措施，会从我这里拿走一切。要农民提高技术改良种子等等，他会说：很好，我去提高和改良，而你们会来拿走一切。
雅罗斯拉夫斯基：得到我们帮助的农民不会这样说的。
布哈林：如果春播能弥补秋播，我会第一个感到高兴的，但我觉得，由于采取非常措施，我们不会出现这种增长的。我们不会得到这种补偿的。因此在来年农业的基础，秋播加春播，将比今年差。这是什么意思呢？开始了关于小白牛的童话：我们将在同一个圆圈里转——起初粮食收购状况良好，某些同志会说：“瞧，惊慌失措分子，一切都进行得很好”，就如莫洛托夫同志在编辑会议上所说的，而过十天半个月又出现下降曲线，只会比今年更坏的曲线。我们又出现一个问题；我们怎么办，是进口粮食还是采取非常措施。于是又开始非常措施，不过是在恶化的基础之上。应当提出一个问题：怎样走出这个怪圈。必须走出这个怪圈。必须跳出这个怪圈。必须爬出这个怪圈。如果我们郑重地对待国家的继续工业化，那么我们首先关心的应当是怎样走出这个怪圈，用什么办法挣脱它。
当然，可以设想，一年间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会给我们提供一切。但这只表明不懂起码的算术。
斯大林：不，不是一年间。
布哈林：而我觉得需要这样做：需要建设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发展我们社会主义自己的农业基地，向前发展，不过，无论如何要保证避开那常措施，它打击了中农阶层，并会最终打击到整个工业化事业。需要采用紧急办法保证有一定的机动存粮，其中包括通过进口，这要做些牺牲，削减某些进口开销；经过这些“火急”措施，继续实行基于坚决抛弃非常措施的政策。我认为，这是把事业推向前进的首要的和最根本的前提。同志们，归根结底你们应当明白，成为制度的非常措施（像我们大家过去所说的，像莫洛托夫同志过去所说的，像米高扬同志过去所说的）堵住了我们的所有出入口。
坚决抛弃伪装或不加伪装的非常措施，应当是我们政策的坚定不移的基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新经济政策的体系。非常措施同新经济政策是相互矛盾的。非常措施就是取消新经济政策，虽然是暂时的，当然。作为制度的非常措施是排斥新经济政策的。
与此相联系，还存在革命法制问题。
奥尔忠尼启则：今年你用进口粮食来解决困难，而明年你用什么办法解决？
布哈林：我以后讲。我们需要“顶真的”、长期的、稳定的和经常的革命法制。经济要求有相当的立法和法律措施，如果法律遭到破坏，经济往往就不能发展。我们必须懂得，如果我们老是说“计划原则”、“坚决合理化”、“评估、”“农艺帮助”等等，尤其是在对农民说这些话，我们进行鼓动宣传，劝说农民更好地耕作，使经营合理化，进行成本评估，更好地计算，以便事先制定出自己的“草鞋”“计划”。但为此首先应当让农民事先知道，要从他那儿拿走多少，在什么期限内，按照什么样的日程安排，等等。
（回答莫洛托夫的插话。）我在说到发展的必要性时，说的不是富农，要跟你们声明20次？！要记住这一点，你们并不需要多么好的记忆力！
总之，必须有革命法制。当我们自己向农民鼓吹用新的，较为文明的方法去经营的时候，农民现在需要革命法制，没有革命法制他是无法经营的。应当懂得，是我们自己在瓦解他的经济，不仅是从经济上，也从法律立法上，如果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后天又是另一样，如果事先不能预见，不能计算，那他就不能进行经营。他会逃出这一部门，到处乱跑：用马车拉脚，去城里当小工，到哪儿去都可以，只是不再去种粮食。要求革命法制不是偶然提到第一位的，我们需要革命法制，正是在改造时期我们迫切需要革命法制；它是我们建立某种稳定关系的前提，是繁荣贫农中农经济的某种框框的前提。我谈此事是因为在反官僚主义委员会上我投票赞同雅可夫列夫同志提纲[18]，但我关于革命法制的修正案却被否决了。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恰当改造国家机关以及正确执行苏维埃政权的极其重要的前提，就是严格执行革命法制，存在国家机关和国家经济机关的所有环节都必须遵守的法规保持稳定。这些法规不断地变来变去，缺乏起码的稳定性，以及得不到严格的执行，乃是官僚主义胡作非为、机关人员变坏及其与改造时期经济需要不相适应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一修正案被否决，被涂上特殊的政治调味品：说这是隐射非常措施不好。是的，非常措施不好，应当放弃！我们不应当规避革命法制问题，而应当以其真正实施为目标。
总之：1）进口粮食；2）坚决抛弃非常措施；3）革命法制。
第4条是价格政策间题。这是大问题之一，我觉得，对此我们还没有探索到正确的解决办法。同志们，我下面先说一下前提，请你们记住，免得千百次地重复。我的出发点是：谈不上“等价交换”，我们在价格中必须从农民那里取得参与建设的那份资金。不过，我认为，我们大概需要制定一个较为灵活的分季节分地区的价格政策。也许这难以做到。我决不认为我所说的一切百分之一百正确。但我认为应当提出和讨论这一问题。这里问题何在？需要注意，在市场价格问题上，富农、中农以及出售谷物的贫农都是站在卖主的立场上的。我们不能（或很困难，因为这会引起极大的混乱）到处都实行“阶级”价格。在市场关系中，如果贫农、中农出售或者富农出售（他有时不得不出售粮食），他们都对一定的价格感兴趣；由于他们是卖家，他们是不会欢迎低价格的。这是很清楚的。他们中间有些人较有良心，另一些人较没有良心。但所谓良好的动机，在经济关系中，在大规模的经济关系中是不起多大的作用的。其次，现在我们在不同季节、不同地区缺乏弹性的价格政策，不适应市场粮食的数量，而如果我们能够弹性地采取不同的价格，我们就能够使价格同粮食的数量相适应，避免收购价同“自由市场”之间出现严重的脱节，使市场同生产相适应。当然，春天较高的价格使农村富裕阶层获得额外收入，春天的价格比秋天的高，而春天富农手上有较多的粮食。但对此我们完全可以用相应提高赋税的办法予以弥朴。还有一种情况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这就是我们还没有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税收制度，足够正常、足够灵活能及时察觉农户收入增加的那种税收制度。我要问问你们，如果我们实行较为灵活的分地区分季节的价格政策，同时看到，由于这种变化我们在一定的时期会不由自主地帮助较为富裕的阶层，但与此同时，把我们的赋税制度搞成这样，对于进到较富裕户手中的额外收入，我们将通过我们的税收制度大大超额地收回，这样做有什么危险呢？
奥尔忠尼启则：你认为这你样骗得了富农？
布哈林：我决不反对骗一下富农。就是说，重心在于制定相应的税收制度，而收取额外收入的可能性应当同较为灵活和弹性的价格政策结合起来。
其次。我巳向11月中央全会提出，现在再重复一下：我觉得需要更加仔细地查明富农的地区性特征。我们这方面做得太少，因此划分农民的标准，区分贫农、中农和富农的标准往往用于全然不同的条件，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制订赋税定额的时候，结果中央发下的定额在地方引起真正的混乱。为什么？原因很简单，没有地区的标准、没有区分不同农民阶层和集团的特殊标准。因此，赋税和税率不很符合地方的条件，因此打击经常不是落在需要打击的地方。
关于加强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这类措施，已经说过了。
米柳亭：这是中心问题。
布哈林：这是中心问题之一。
米柳亭：工业品，首先是农业机器，工业化是中心问题。
布哈林：关于作为生产资料的工业品，现在往往有这样的说法，在某某地区它们都放坏了。不过必须看到，只有我们的整个关系体系是正常的，才有可能改善我们同中、贫农的关系。你们也许拥有生产资料，但如果你们以非常措施施加威胁，那么农民是不会购买生产资料的，因为使用起来不合算。
米柳亭：你们提高了货币价格。
布哈林：因此，这里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把事情搞糟，从这个角度或从那个角度，不能一手降低税收，另一手推行非常措施。所有法规的某种稳定性以及农业税在更大程度上的稳定性，乃是必不可少的前提。也许为此需要补做大量的工作，而这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劳动，不过，同志们，你们大家根据经验都知道，甚至在进行这次农业税改革之后，在某些地方也出现了抗议，因为有许多所谓“不调协”。因此，深思熟虑的税收政策，极为稳定、非常稳定的农业税率，应当成为我们所应采取的基本的和中心的措施之一。
最后，在涉及此关系领域的诸向题中，我要谈谈合作社问题，在此合作社中的巨大选择性等等。这个题目本身是相当清楚的，在我们的党机关，在我们的报纸上，已经不断地谈论过。不过我还是要说，由于非常局势和非常措施、合作社机构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变成了国家强制的工具，国家“行政命令”的工具。由于经济政策各种因素的凌合，这种现象是完全“自然”形成的。这种现象应当同非常措施一起予以消灭。这就是我觉得应当采取的措施的大致数量，这样我们就可以以稍微不同，准确点说，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处理我们同基本农民群众的关系向题，同屮农和贫农的关系问题。
米柳亭：这是消费观点，而不是生产观点。
布哈林：这里我必须稍稍谈一下“自由市场”问题。我受到指责，似乎我在鼓吹我们的“资本主义市场”。首先，我必须说明，“我们的资本主义市场”的说法即使我没说坚强的国家调节，也只是一种绝对毫无意义的东西。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市场是生产关系的反映。比如说，即使在“自由市场”的基础上，即在不受任何国家调节的市场关系的基础上，在中、贫农与社会主义国有工业之间存在自由市场关系，即使这样，这种市场也不会是资本主义市场，因为国有工厂是“彻底的社会主义类型”的企业，而简单的商品生产者也决不是资本家。另一方面，说由于市场的缘故，资本主义关系会生长（局部地），这是对的；但要把这种类型的市场叫做资本主义市场，那需要非常大胆的想象力，或者不懂得市场关系实质上是生产关系的反映。其次，不言而喻，在我们的条件下谈论“自由市场关系”，这就等于说“干的水”一样。请说吧！甚至在垄断资本主义下也不存在自由市场，因为那里存在生产的高度聚集和集中。而在我们这里，我们的生产更集中，工厂更集中，可能有“自由市场”吗？要存在“自由市场”需要有“一点小东西”才行——需要取消土地国有化，需要取消工厂国有化，需要消灭无产阶级专政——不多不少！这种“解释”，客气点说，是对什么叫做“自由市场”做某种粗浅的理解。我再重复一遍，在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在具有垄断的集中的工业的那些经济部门已不存在自由市场。因此强调“各种经济力量的自由比赛”，就是不懂得所议论的对象，是关于“干的水”的议论。然而，不言而喻，在我们这里这些因素还不多，还少。不言而喻，我们应当、而且必须利用我们所拥有的整个强大的调节器：我们整个国家经济机关的的全部集中的强大力量。这是一回事，而非常措施则全然是另一回事。如果我说不要利用国家经济机关的集中的强大力量，那我就完全是个疯子，完全背离了共产主义。当然，这支强大的力量是我们反对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以及其他各种势力的最强大的武器。但这离使用非常措施，离动用我们庞大的机关的镇压措施有十万八千里。说我似乎鼓吹“各种经济力量的自由比赛”、“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等等，等等，对这种指责我必须坚决予以摒弃。这一切全是紊乱想象的产物。
同志们，我必须指出并尖锐地强调，决不能以富农来代替个体经济。当我谈到个体经济时，席上有一些插话。“它是各种各样的。”多谢！非常感激这种“发现”！当然，它是各种各样的，但我一直说的是农民经济的基本群众，即个体的贫农中农经济。富农经济也是个体经济，但这在这种那种程度上是资本主义经济，或者是生长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即剥削雇佣劳动的经济。然而许多人有一种完全错误的托洛茨基主义的观念，你一谈发展个体经济，似乎你这就是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为什么这样？其实，同志们，应当看到我国存在的现实。和反对派的神话不同，我们的农村并不是那么富裕的农村。我们的农村多数还是贫穷的农村，占统治地位的依然是野蛮的贫困。在我们的某些地区，无马的农民占40%，甚至还要多。
柯秀尔：超过40%。在北高加索达到50%。
布哈林：甚至超过40%。这就是你们看到的我们的农村。从经济观点看，我们的中农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半贫困者。当然，不同地区有不同类型的中农。例如，西伯利亚的中农不是中部黑土地区的中农。我特别强调这一点，关于此事我过去已经说过了。
卡冈诺维奇：而富农？
布哈林：富农？尊敬的同志，我们的社会范畴是以对劳动的剥削关系作为划分标准的。富农也许并不特别“富”，但如果他经常剥削雇佣劳动，他就是小资本家。其实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旧争论，并且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坚持这一标准，而不是别的什么标准。
所以，同志们，如果你们想象一下我们农村还存在的这种贫困景象，看到其全景，然后自问：就这些群众而言，如果我们谈论个体经济及其沿着个体经济的道路发展，请问要达到上层剥削者的地位，还需要多少发展时间？我认为，需要许多时间。这个距离（从贫农和中农到富农）对基本群众来说是非常长的距离，我们绝对无须担心这里很快会生长出庞大的富农阶层。正是这种状况允许我们把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的建设同发展个体经济（在使之不断合作化的条件下）结合起来，同时无须害怕我们公开谈论发展中农和贫农经济的可能性及必要性。这里没有什么可怕的。许多“最新”理论认为，这里已经没有发展的可能性，这里所有的可能性都已经“消失”，同这种理论相反，这里还有巨大的发展可能性。斯大林同志在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说得对，简单的识字、文化上某些起码的改善都会使产量有巨大的增长。如果这在两年前是对的，为什么今天就不对了呢？为什么不把这个“真理”变成我们政策的杠杆之一呢？这里没有什么可怕的。
米柳亭：这是谁说的？
布哈林：同志们，我觉得，目前如果我们采取一切措施去刺激个体经济，与此同时不断采取措施，通过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建立大型的谷物生产基地，如果我们采取一系列综合措施，那时我们就会为工业建立牢固的基础，从而创造一切条件沿国家工业化的道路飞速前进。
从这种观点出发，从这种经济方针的观点出发，还有（属于这一问题的另一面）一个阶级分类的问题。存在对结合的威胁，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并且现在也没有消失，有些地方还有些激化了，对这种威胁当然应当从社会阶级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很多同志往往认为，好像那里并不存在什么可怕的问题。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在影响我党的工人阶级的一些阶层中，存在一种极为积极的自我感觉，有一种前进的感觉，有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在发展的感觉，等等。这暂且是存在的。
斯克雷普尼克：怎么是暂且？！
布哈林：我现在就说，为什么我要说是“暂且”
如果说这不存在，那是可笑的。因为现在的问题跟1921危机的时日完全不同，也不可能相同。我们这里阶级力量的配置，基本经济力量的配置与过去完全不同。我们现在没有一蹶不振的工厂，我们现在的工厂是生气勃勃的，我们现在没有生产“打火机”的一蹶不振的大型工厂。这些强有力的大型工厂在发展，我们的建设在前进，问题完全不是因为我们存在零散的工厂，像过去那样。问题在于，无产阶级所坐的庞大的机器，像飞机一样，刚离开地面，发动机就有熄火的危险。危险就在这里。
伏罗希洛夫：然后怎么样？
奥尔忠尼启则：发动机熄火了，大家知道怎么样。
伏罗希洛夫：然后是灾难？
布哈林：我认为不会发生，因为毕竟坐着非常有经验的飞行员。
奥尔忠尼启则：这是对的。
布哈林：但一个有经验的飞行员的素质就在于他能看到着陆的状况如何，飞出多远，发动机的工作状态如何。
雅罗斯拉夫斯基：还有您飞出多远。
布哈林：同志们，从阶级力量配置的观点看，我们这里处于主要地位和软弱地位的是广大农民群众。在农村，亳无疑问，富农现在掌握一定的力量。他们不是“一般地”掌握一定的力量，也不仅是因为我们作为社会主义成分向它进攻，还因为在许多产粮地区我们的非常措施也伤害了中农，而在许多消费地区我们给贫农和部分中农供应的粮食不足。另一方面，现在贫农的状况如何？
由于我们帮助他们的规模还不足以立即把大部分群众纳入集体农庄运动，由于还不能绐他们提供充分的粮食，他们到哪里去寻找起码的出路呢？毫无疑问，他们的思想是、也必然是按照“贫苦农民委员会”的思想路线形成的，因此非常自然，在实行非常措施期间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依靠贫农。但这决没有解决全部问题，即生产问题，因为这只解决一年的问题，解决如何分配在这一年内已经生产出来的粮食问题，但一点也没有解决谷物生产的问题，没有解决如何做到一年比一年生产得多的问题。与此同时，富农却挨家挨户地分送粮食，建立富农同部分贫农中农的联盟。
现在，当我们讲阶级斗争问题的时候，我们承认现在存在阶级斗争尖锐化以及阶级斗争形式激化的事实。
奥尔忠尼启则：几个月前，你还就这一点提出争议。
布哈林：没有，
奥尔忠尼启则：争议了，争议了。在起草决议的委员会上争议过。
伏罗希洛夫：你把阶级斗争尖锐化叫做白痴。
布哈林：争议的不是这个问题。有一种理论说，我们应当把阶级斗争尖锐化当作我们改造时规的规律，我把这种原理叫做白痴。这就是我过去叫做白痴的东西，现在也要这么叫。不过，事实是有的，农村甚至存在这样一些阶级斗争的形式，如互相纵火，火灾的数量增加了，杀人案件增加了。我不认为我们喜欢这些形式的阶级斗争，喜欢阶级斗争如此尖锐化。同志们，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加紧进攻富农应当首先沿征税的路线展开。如果愿意，我们可以用这种办法使之陷入绝境。
米高扬：那你为什么主张废除富农的个体税？
布哈林：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走发展我们所有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米高扬同志这里又对我提出同样的谴责：你在这里主张废除个体税。
是的，我现在也主张废除个体税。
米高扬：使陷入绝境！
布哈林：看来，你认为只有通过个别程序才能限制富农并缓和其状况。
插话：按照你的看法，可以通过大规模程序！
布哈林：是的，可以大规模地，也可以按照法律，还可以把税率提高到高于你的个体税率。这是可以做到的。我想只有小孩才不懂这种简单的真理。为什么我反对个体税，主张用较高的甚至非个体税来取代它，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个体税意味着地方当局可以随意征税。
伏罗希洛夫：这意味着揭露富农并向他们征税！
布哈林：揭露富农可以是揭露一两个，也可以是揭露全体；而如果是全体，那就应当向全体征税，而不是挑几个人征税：自己的亲家不征，只征别人的。
伏罗希洛夫：这不好，你连自己的亲家也征税！
布哈林：而征收个体税的做法恰恰造成了这种现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到过要同资本主义成分进行殊死斗争。在我今天引用过的引文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我们要用拖拉机等等去打倒数以万计的富农。这完全正确。
奥尔忠尼启则：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建设拖拉机工厂。
布哈林：阶级斗争问题可以归结为，我们要拼命提高我们的社会主义成分和我们工业，为自己争得这种阵地，并继续向前推进，把资本主义分子排挤出去，并最后埋葬他们。
插话：而富农会沉默吗？
布哈林：富农不会沉默，不过富农是居民中的少数，是一小撮。如果执行这样的政策，中农就会站在我们一边，贫农就会站在我们一边，农村无产者就会站在我们一边，那么孤立的富农作为阶级敌人就会一钱不值，而如果通过“非常措施”以及其他绝顶聪明的东西把部分贫农和部分中农抛到他们那里，成为他们的盟友，那时他们就变成了巨大的社会威胁。
斯大林：而富农毕竟是不喜欢非常措施的。
布哈林：它当然是不喜欢非常措施的。不过，遗憾的是中农也不喜欢非常措施。您没有发觉这一点，斯大林同志！全部问题就在这里，问题的全部实质就在这里！
插话：对富农的的新奇理解。
布哈林：同志们，这里有许多发言者对我提出这样的指责。他们说：“很好，那你为什么从来没有谈过所有这些问题？”另一些人说：“你为什么从来没有谈过自己的不同意见？”
奥尔忠尼启则：对！
布哈林：好吧，“对！”，你们用自己方法迫使我来向你们宣读给斯大林同志的信，这还是在7月全会以前，即1928年6月初写的。下面是我给斯大林同志的信的内容。
插话：什么时候写的？
布哈林：在6月，1928年6月1～2日。我给斯大林同志写道：
“柯巴：
给你写信而不当面谈，是因为我觉得谈起来很沉重，也怕你不会听完。而信你总会读完的。我认为国内外的局势非常严重。我想我们需要设计出一个完整的计划，特别是在收获临近之际。集体农庄救不了我们，它们还需要建设几年。我们还不能立即给它们提供流动资金和机器。如果我们进入新的收获时期同庄稼汉保持极端尖锐的关系，我们在新的运动中就有破产的危险。需要准备，在各方面做认真的准备：在税收方面，在商品的运输作业计划方面以及作业按地区具体化方面。
而我们在做些什么呢？我们开展了自下而上的大量批评工作。这很好。但我们一次也没有，哪怕在最小的范围内，哪怕在每星期一，我重复一遍，一次也没有讨论过总的政策问题。还在全会之前，我曾犹犹豫豫地试图提出总的问题来。但没有成功。怎么回事呢？
首先，我们和全党没有任何完整的计划。我们做得比最草率的超经验主义者还糟糕。
其次，我们在思想上也使党失去了方向……
我们的特殊措施（必要的）在思想上巳变成和发展成同15大不同的新的
政治路线……如果必要的话，即使离开代表大会的决议，我也丝毫不会害怕。但这种必要性在哪里？……
如果全部问题在于富农，那么这9亿之数
[19]算什么？——现在已承认这是神话般的数字。而如果我们的粮食本来就少，那怎么能说是'富农控制了’我们？如果全部救星在于集体农庄，那么从哪儿取得供它们机械化之需的钱？在我们这里，要在贫穷和分散的基础上发展集体农庄，总的说来这正确吗？吸收小额储蓄的方针是继续有效，还是已经过时？发展个体经济的方针仍然有效，还是也已过时？根据新的事实看，你当时曾批评过的伊·尼·斯米尔诺夫的错误表现在什么地方？等等，等等。
不过，这是'一般情况'，更迫切的是
秋播运动的计划。然而，我们既没有路线，也没有共同的看法。难道这不令人担心？我们甚至不再谈这些问题；怕谈，谁都不喜欢听骂声。然而，如果连中央思想实验室都被摧毁了，如果相互间不能毫无顾忌地，推心置腹地商量最重要的政策问题，那么情况就会变得可怕。国民经济不是执行秘书。你不能用提交法办去威胁它，不能对它大声叱责。而我们缺乏深思熟虑。”
“我向你声明，
我不要多吵，也不愿争吵。我非常清楚，争吵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在我们全国和我们党目前所处的这样艰难的条件下。
我请你现在考虑一件事：
使（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有可能平静地举行；不要在这里制造不必要的裂痕；不要制造唧唧咕咕的气氛（不要以无法容忍地把斯列普可夫打发走的办法去帮忙）。
大会（及中国）结束后我打算到随便什么地方去走走，没有任何争吵，没有任何喧闹，也没有任何斗争。
尼·布哈林”
而我说，这种指责是不光明磊落的。因为我说过，写过，敲过门，但没有任何回答。这封信彻底粉碎了一个神话，似乎谁也没有写过，谁也不知道此事，不知道有任何意见分歧，因此只是在此纯粹“不知情”的基础上……
奥尔忠尼启则：为什么？
布哈林：等等，不要打断！只是在不知情的基础上写了给共产国际元老会议关于政治局观点一致的声明。
斯图鲁阿：在加米涅夫信之后？
布哈林：这在所有信之前。我说了，是6月1日……
插话：一致的。
布哈林：如果你们竟然要提加米涅夫的信，那么那里说的是，我极其激动。
米高扬：什么，这是事实？
布哈林：是的，这是事实。
米高扬：那就说说，什么不是事实，否则弄不清楚。
布哈林：同志们，实际情况到底如何？
你们问，为什么你那时要求写关于一致的声明？这是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声明，我就不能把大会开到底。这就是全部。我有什么选择？我不能把大会开到底，我在那里几乎是单身一人。怎么，你们希望我出于个人考虑而不开完大会？抛开大会，最终制造一个世界丑闻？要这么做？我只有一个出路，我也就这么做了。而你们，同志们，以此为依据提议在决议中指责我不守规矩！
关于经济政策我们也有过较为详细的谈话。例如，幸好我还保存了一张我和斯大林同志就米高扬同志的某些建议而交换的便条。这比我宣读的那封信要早一些。这是在1928年5月17日。我前面宣读的是6月1～2日的信，而这张便条是1928年5月17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事，在讨论米高扬的进口计划的时候。我给斯大林同志写了一张便条。便条的内容如下：
“我非常害怕下列情况：
米高扬的三个便条都有这样的倾向：1）加强工业品的出口；2）抛开作为出口物的粮食（谷物）不管。
结果：
a．我们会诞长国内的商品荒；
b．在国内商品荒的倩况下，我们却迫使工业为出口而生产；
c．我们不采取措施去发展农产品（谷物）的出口；
d．一个农业国却搞工业品的出口。
应当采取另一种做法：
1．加强工业化，为国内市场生产；
2．使农业工业化，提高其生产率（同时使谷物业机械化〉；
3．为工业化的目的而采取出口农产品的方针。
4．农业缺乏一定的积累就不可能有任何集体化，因为机器是不能白拿的，而用一千台木犁也装配不成一台拖拉机。
我很担心下述本质性的缺陷：
打算搞的工业化并不同时使农业也工业化，而是使工业脱离农业和谷物生产的稳定，等等。
这种政策只会加深巨大的困难。”
斯大林同志对此便条加了批语；
“对。米高扬有这种（不正确的）倾向，它不是来自某种自觉采取的方针，而是来自某种（我所不知道的）经验主义的实际考虑。但这并不可怕，因为米高扬在这里不决定问题。斯大林。”
这就是对方针可能出现的错误的小小的警告。可以不同意我，可以说我鼓吹的不是地方，但在这些事实面前不能提出指责，似乎谁都一无所知，谁也没有同谁说过，“绝无此事”，等等。不能这样肆无忌惮地歪曲事实真相。
也许我不得不向中央全会散发某些旧文件，它们会说明这里所提出的指责有多少是正确的。
现在来谈加米涅夫的信。
同志们，我需要说说关于对众所周知的《加米涅夫的信》的指责，你们大概知道，我在正式的会议上已经说过几次了：在政治局的第一次会议上，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第一次和第二次联席会议上。我当即承认，从我这一方面犯了一个错误，我认为同加米涅夫的整个谈话是个错误。但我必须坚决反对一直不断地一再把根本没有的东西强加于我。我完全否认关于联盟的说法，加米涅夫否认这一点，索柯里尼柯夫也否认这一点。
斯大林：加米涅夫并不否认自己的信的真实性，而那里谈到了联盟。
布哈林：他在信中两次否认此事，而谈到联盟的，如果我没有搞错，那不是加米涅夫同志本人笔记里说的。
插话：是加米涅夫笔记里的。
布哈林：我似乎同加米涅夫“谈定”改变政治局的组成。
奥尔忠尼启则：那里说，我们宁要你和季诺维也夫来取代斯大林和莫洛托夫。
布哈林：“那里说”。但我绝对没有义务为那里“说”的每一个宇负责……
奥尔忠尼启则：这是另一回事。
布哈林：……没有义务！请你们向我解释一下，我同加米涅夫“谈定”改变政治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般说来，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怎么可能同加米涅夫“改变”政治局的组成呢？
奥尔忠尼启则：说得对，这是件大蠢事。
布哈林：我根本闹不懂。
插话：我们也闹不懂。
斯图鲁阿：那么您去访问加米涅夫同志是什么目的呢？
布哈林：谈话的目的我已经说过并刊登在红皮书上。我前面给你们读过的信中谈了是怎样对我个人进行污蔑的，当我得知他们也想污蔑我时，我说：“请不要污蔑我。”
奥尔忠尼启则：而你说“我们宁要你和季诺维也夫”？
布哈林：我对你说过，没有。你可以相信我，也可以不相信，可以说我在胡说——这是你的良心问题，但我不能老调重弹。
奥尔忠尼启则：这不是老调重弹。
布哈林：为什么加米涅夫声明说根本没有谈到联盟问题，而你们不相信他？实际上当然没有谈到联盟问题，不过你们需要建立联盟，于是你们“建立了它”。你们每个人都知道，我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有巨大的政治分歧。后来的事变进程证实了这一点。但所有这些关于同加米涅夫联盟的谈论，目的都是为了掩护正在准备的另一个“联盟”这就是政治局的某些同志同某些原托洛茨基分子目前正在缔结的联盟。
奥尔忠尼启则：举个例子，同谁？直截了当地说。
鲁祖塔克：把话说完。怎么回事？
插话：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同托洛茨基曾经有意见分歧，但后来联合了。
布哈林：好吧，而我同托洛茨基从来也没有联合过，因为对我来说没有任何联合的政治基础。我没有一点点这样联合的政治基础！而请求与我同事几十年的党员不要参与对我的污蔑，我看不到这里有什么可指责的。我的错误在于过于坦率过于轻信地谈论了某些内部问题，议论了一些人，等等。我从未料到，会下流到这种程度，会把这些谈话“记下来”并“加以利用”。
奥尔忠尼启则：布哈林，同托洛茨基分子结成联盟的政治局委员是谁？
布哈林：关于此事我要说的。我现在说的是思想方针。至于思想方针，其中包括反对我们，反对我个人，托洛茨基就此写道：
“毕竟不能否认，在某些基本问题上斯大林学到了一些东西……他所说的反对右派的一切言论，已不止一次地反对过他本人，他没有补充任何一点新东西。”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给托洛茨基写信说：
“与此同时，在许多最基本的经济政策问题上，我们的分歧大大缩小了。眼下出现了我们同左翼中央建立联盟或其他形式的协同行动的因素。这一点应坦率地讲山来，并由此作出必要的结论。”
叶夫根尼·阿列克谢耶维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回到我们党内，对此我不反对。
柯秀尔：这点还不清楚。
古谢夫：斯大林走向他了？
布哈林：你古谢夫同志认为，一定是加米涅夫走向我，因为否则我这个大人物的威望或者官位就会受到影响。我的官迷还没有到这种地步！
瞧，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最近的一篇著作，即告反对派分子书中所写的。他在列举了党内生活的各种事实后说：
“把所有这些事实加以比较，应当得出如下基本的和总结性的结论，即党的政策在15大以后没有像反对派所担心的那样右转（见政纲和关于工业问题的反提纲），相反地，在某些重要论点上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这首先是联合反对派向党提出的两个中心思想：加快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积累速度的思想，同作为蜕化和转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主要危险的农业资本主义斗争的思想。尽管反对派观点取得了巨大的道义上的胜利，但它的微小的力量与此很不相称（因而也说明胜利的取得不仅仅是由于它的努力），同在15大上被开除的时候比较，由于党的领导的错误，也由于自身的错误，反对派被抛得离党更远了。”
他们感到道义上的胜利，因而他们……
奥尔忠尼启则：托洛茨基也是这样写的吗
布哈林：也是这样写的。我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及其他反对派分子“道义上的胜利”并不感到特别的高兴…
奥尔忠尼启则：而你认为他们胜利了？
布哈林：……也不准备道贺。但奇怪的是，甚至在本次全会上直接讨论的问题，即把3名政治局委员开除出政治局的问题早就有人写到过，把开除作为自己的最主要的要求，这不是别人，正是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
奥尔忠尼启则：作为自己的要求？
插话：开诚布公地说。
奥尔忠尼启则：托洛茨基写了，可以同李可夫分子联盟。
布哈林：不，他写的是别的东西；他是这样写的：“关于同右派的联盟和其他废话。”
奥尔忠尼启则：不是。
布哈林：不是不是，而是是！
奥尔忠尼启则：让我们去读文件。
布哈林：同志们，关于托姆斯基同志这里所说的东西，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了。我还想简单地说一下关于我在共产国际“不工作”的问题，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关于此事谈得很多。我已经说过，到7月全会前，共产国际6大前夕，在共产国际内形成一种沉重的、完全无法忍受的局面。同志们，我已经说过，正是由于这缘故，我不得不请求政治局（这是我的倡议）向6大元老会议发表著名的声明。我向你们，同志们，解释过，否则我无法把大会进行到底。我在那里被置于这样的境地，我回避接见任何一个来找我的外国代表团。
（插话听不清。）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斯大林同志！我用各种各样的借口回避接见任何外国代表团，在大会期间没有同外国代表团进行过任何单独谈话，尽管表面上我在共产国际6大上起领导作用。洛夫斯顿，一个美国人，在元老会议上说，实际上在举行两个大会：一个是公开的，另一个是幕后的，这幕后的大会涉及各种各样的集团，是反对布哈林的。
这就是大会之前和大会期间的情况，正是由于这种局面，我才在那时候给斯大林写了那封信……
而现在，在事件的最近阶段，3月9日，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带者所有王牌在政治局做了关于事件的情况报告，但却没有把全部材料提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信息取自红皮书，只选取对报告人有利的。很好，如果在全会之前有必要把事件移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我决不反对。但为什么做的时候不取得政治局的正式允许？为什么关于此事不通报？我不懂怎么回事。
奥尔忠尼启则：说的是什么事？
布哈林：说的是我的事，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布哈林的事，3月9日曼努伊尔斯基同志把此事转到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我说，我不反对这样做，但还是得正式通知政治局。我也许不会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去正式为自己辩护，但我有为自己辩护的正式权利。共产国际不是联共（布）的支部，然而联共（布）却是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工作的。程序上我有权去，说明什么什么不对。
插话：为什么到共产国际去？
布哈林：我实际上并没有去控告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即使我认为它在决议中对我极不公正。但我还是有权要求至少通知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处理涉及联共（布）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事务时可以不告知？我不知道过去是否有过此类做法。这一切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非常清楚，怎么、什么和为什么。
接着，——请听我说！——在通报3天之后，在美国共产党代表大会[21]上，德国人邓格尔同志，作为参加这里的大会代表之一，在美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我的问题。对此我还是没有得到正式的通知。政治局对此也一无所知。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讨论就通过了决议：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布哈林同志继续留在共产国际领导岗位上的”可能性问题……
斯大林：我们对此也一无所知。
插话：我们对此也一无所知。
奥尔忠尼启则：与我们有什么相干？
布哈林：我应当说——我希望斯大林同志予以证实——，在俄国代表团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我参加了这次会议，我就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集团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我说，在他们破坏了纪律，组织了有形的小集团之后，我主张消灭这个小集团。
斯大林：谁也不知道此事。政治局委员中谁也不能对此负责，因为政治局委员中谁也不知道此事。
布哈林：算了！很好！“谁也不知道”此事。不过也许毕竞有什么人知道，这一切都刊登在德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上，在《红旗报》上，并且用的是粗体字。
插话：这是洛夫斯顿干的。
布哈林：我不知道是洛夫斯顿，还是不是洛夫斯顿；我知道《红旗报》的编辑不是洛夫斯顿，而是别的什么人物。而在你们今天提出的这一决议之后（它今天还具有法律效力），还要求我在共产国际工作！
伏罗希洛夫：你多少时间不工作了？
布哈林：不是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我们不信任你布哈林，我们觉得你推行不正确的路线，让我们分手吧！”——我也建议这么做——，然而采取的是另一种做法。因为首先必须羞辱、侮辱、败坏名誉、踩在脚下，然后问题就不是满足辞职的要求，而是“因怠工”而“解职”。这里的游戏是绝对清楚的。
关于右倾危险。
伏罗希洛夫：你多少时间不在共产国际工作了？
布哈林：我在私下谈话时对你伏罗希洛夫同志说过：如果对你的各位司令说，对全军说，你是凶神恶煞，然后没事似地向你建议：“请吧，亲爱的，去领导这支军队吧”，那时你至少会摇摇头……
我必须就右倾危险说几句话。有人对我说：你在关于右倾危险的决议上签了字，而现在你在表决的时候却弃权，并且是因为关于右佩危险的条款。不过，同志们，问题不那么简单。看到没有，根据政治局和中央监委的决议以及地方组织的头一批决议，我“在陷入”右派的观点，而现在，虽然我没有迈任何步子，但我似乎“已经陷进去了”！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委联席会议上我还只是“在陷入”右倾观点。从那时起我一句话也没有说，什么事也没有干。而现在我已经“陷进去了”。我一点也没有动。但都说：过去的提法，那是“已经过去的阶段”。不过，对不起，谁走过这个“阶段”了？决议走过这个阶段了，结果我也走过了！（全场笑声。）这东西有非常深刻的含义。就为了下述原因探要这种东酉，因为需要的不是“允许”，不是同意辞职，而是经过这种“陷入”，变成“已经过去的阶段”。同志们，我必须说明，我准备同右倾危险作坚决斗争，但这是指真正的右倾危险。
莫洛托夫：它到底有没有？
布哈林：它当然有，如果没有，那是可笑的。不过，莫洛托夫同志，它并不在你们寻找的地方。
莫洛托夫：它在哪儿？
布哈林：我绐右倾危险下这样的大致定义：这是真正反对工业化的人，反对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建设的人……
米高扬：这不是共产党人。
斯大林：你暗指谁？
布哈林：这不是共产党人。
米高扬：什么样的布尔什维克会反对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工业，如果他反对，就是说，他不是布尔什维克。
布哈林：问题在于可以以不同的时限，不同的速度，等等，去搞工业化。谁确实把我们拉回到14大的立场，谁否定15大的立场，谁就是右派。但是，米高扬同志，反对皮达可夫-托洛茨基关于矛盾不断增长的理论，反对这种废话的人不是右派。在这一点上我同意反托洛茨基主义时期米高扬的观点。
米高扬：你不要瞎扯。你善于瞎扯。讲了6小时，尽是瞎扯。
布哈林：好吧，我听你的！是的，这些人是右派，必须同他们作斗争。但我一秒钟也不能承认自己是右派。我不能向托洛茨基主义投降。我曾请求在关于五年计划的决议中写进同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的条款，因为决议里关于反对右倾危险谈得很多，而关于托洛茨基主义不置一词。但我的修正被否决，关于也必须同托洛茨基主义危险作斗争的条文遭到了否决！
奥尔忠尼启则：无法同托洛茨基斗争。他在君士坦丁堡。
布哈林：看到吗，谢尔戈同志，可以同托洛茨基进行激烈的斗争，而同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却进行的很不好。进行前一种斗争甚至并不需要多大的智慧。
我现在来做结论。
我承认同加米涅夫谈话是个错误。
我认为我有权向中央全会申诉，我现在的发言就是一个政治局委员向自己党的中央委员会的申诉。
我看出，现在我将被“开除”，没容我辞职——以最简单的理由提出的辞职。为什么不让辞职，为什么一定要开除？
我服从中央的任何决定。
我赞同在国家计委五年计划中提出的党的总路线，但我坚决反对在贯彻经济政策时采用“非常”措施。
至于强加于我的其他所谓错误，我不能承认这些并不存在的错误，理由很简单，它们不存在。我之所以不能承认不存在的错误并自我污蔑，还因为我认为必须在我们党内捍卫可以思考、可以讲话的做法。然而我们这里往往有这样的东西，例如我们在2月19日的《真理报》上就可以读到（关于第12次维堡区代表会议）。短评中说：
“关于右倾危险问题有一些旗帜鲜明的发言。代表们要求同右倾危险进行坚决斗争，中央要对动摇者和调和者、对
思考者[22]采取强硬的政策。”（笑声）
我认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分裂的担心，在工人和农民之间可能分裂的担心，对与此相联系的我们党内的摩擦的担心，对与后者相联系的政治局内部摩擦的担心，对这一最高机关的分离和分裂的担心——列宁的这些担心应当引起高度注意，每一个党员都必须对此进行“思考”。
斯大林：不要跑到加米涅夫那里去。
插话：对。
布哈林：不跑到加米涅夫那里去，但也不要用赤裸裸的拳头政策去取代思想和思考！
柯秀尔：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毕竟存在选举的书记？
乌加罗夫：我们知道，你是怎样选出来的。
注释
[1] 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委联席会议于1929年4月16～23日举行，主要议题为讨论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右倾机会主义派别活动问题”，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
[2] 《苏共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分册，第502页。
[3] 《苏共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分册，第504页。
[4] 指联共（布）第16次代表会议《关于发展农业的途径和减轻中农赋税》的决议，见《苏共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分册第25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265页。着重号是布哈林加的。
[6] 见《托洛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79年版下册第833页。《列宁全集》第35卷第191页。
[7] 指1929年3月在阿扎尔发生的农民武装暴动。
[8] 着重号是布哈林加的。
[9] 着重号是布哈林加的。
[10]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70页。
[11]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70页。
[12]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19～220页。
[13] 着重号是布哈林加的。
[14] 指1929年3月21日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加强粮食收购的措施”问题。
[15]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28页。黑体是布哈林用的。
[16] 《列宁全集》第41卷，第62页。着重号是布哈林加的。
[17]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62页。
[18] 指雅可夫列夫向第16次党代表会议提交的《关于同官僚主义斗争的总结和最近任务》的报告提纲。
[19] 指认为农村拥有的商品粮储备，是统计机关错误计算的结果。
[20] 指托派公布的布哈林同加米涅夫谈话笔记。
[21] 指1929年3月举行的美国工人党（共产党）笫6次全国代表大会。
[22] 着重号是布哈林加的。
感谢 黄胜利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