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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理论家对现代资本主义某些问题的看法

布哈林

1929年5月24日


　　原文原载于1929年5月26日《真理报》。


　　现代资本主义的确是一个不平常的现象。它又一次揭示了技术进步的惊人的奇迹，把对世界的科学认识变成了技术改革的强有力的杠杆。它堆叠起自己垄断组织的巨大宝塔，乍一看来这些宝塔就像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牢固的屋架。它的整个存在都贯穿着“科学地领导企业”的精神。它用巧妙锻接的镣铐——通过社会民主党，通过改良主义的工会一把工人阶级很大一部分阶层控制起来，使自己保险不会遇到“雇佣平民”的暴动。它在自己下流的黄色报刊上吹嘘它的一个空前繁荣的新周期，说这个周期只能更清楚地说明“布尔什维克试验”的“失败”。
　　但是，如果我们离开这种市场广告、资产阶级的混乱思想和它的“小买卖”，沿着资产阶级“科学宫殿”的阶梯走进它“最神圣的领域”的话，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除了对新道路最伟大的探索之外，还有最大的忧虑、最大的惊慌，而且常常还有最大的悲观主义。在吹嘘“新繁荣”的版面上，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中心问题之一——而实质上是唯一的中心问题——就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终结、它的整个命运、它可能毁灭和承认它衰落的问题。出现了悲观的“资本主义哲学”。在这里怎能不令人想起“大个子的老青年”[1]黑格尔呢？他说过：“当哲学开始用自己的各种色彩在现实的灰色背景上描写时，已不能使青春复返，只能认识它：密涅瓦[2]的猫头鹰只是在黄昏时才出来飞翔”……资本主义通过它的许多杰出的思想家提出了完成和结束自己的历史使命这一悲哀的问题。

　　我们大家必须
　　顺从永恒的、严峻的、
　　伟大的规律，
　　完成我们
　　生存的链环。（歌德）


　　这位老态龙钟、两鬓斑白、身穿盔甲和诡计多端的大强盗垂头丧气了。他的“最强烈的意志冲动、炽热的激情、渴求的意向”（桑巴特——论繁荣时期的资本主义）[3]被一些又酸又甜的格言代替了。

　　“……服从不可避免的事物——但是在我们的黑暗时代总还是有一些人——而且他们的人数好像比不久以前还要多——，这些人实际上是在无目的的认识中找寻乐趣，只是为了内心的清醒而去读书……”[4]

　　桑巴特在这里是不正确的。资本主义不会像那些凭借“一盏油灯”的光亮，愉快地读着古老的神圣经文的勃留索夫式的“智者和诗人”一样退出历史舞台。这个仍然强大的全世界的杀人犯，将用火与剑来捍卫自己的存在。但是他已听到死神不吉利的双翅在他身后扇起的风声了……

一


　　不可救药的资产阶级作家之一保尔·约斯托克在自己的著作《资本主义的终结》[5]中得出了以下有趣的结论：“作为资本主义内部生命规律的一往无前和日益扩大的原动力，对于资本主义已经变得不妙了。诚然，灾难是不会有的（总要有点安慰嘛！——尼·布·），但是，向静止、而且可能是向逐步完全消失的转变，则是可以设想的。一些日益发展的新事物，试图取代行将失去的资本主义统治，正在加速已经出现的没落必然性的实现。这一方面是从体系本身直接成长起来的力偿，例如各种联盟的形成、官僚化和各种劳动的定额化；另一方而，也有一些社会的对抗的潮流，它们或是出于内心的愤慨，或是出于理性的考虑，正在争取为（把资本主义——尼·布·）变成某种形式的社会经济而斗争。”
　　我们引了这么长的一段话，因为它能使我们很快接触到问题的实质，它能一下子就表明，资产阶级老爷们“不喜欢”什么，他们看到危险在哪里，他们害怕什么和期待什么。就在不久以前，以无情和辛辣的逻辑力量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运动规律”进行了揭露的马克思的理论，被认为是“不科学的”。就在不久以前，德国“历史学派”的一些权威理论家对手工业和小商业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以便“推翻”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规律。就在不久以前，我们还从世界各地听到一些理论的华采乐章，它们歌颂资本主义制度是万古长青、非常优越、效果良好、不断繁荣和颠扑不破的。但是发展的铁的逻辑是不可改变的。资本的巨大的积聚和集中正在尽速地进行。新的组织形式（卡特尔、托拉斯、康采恩）不断增加。垄断愈来愈快地吞噬“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干预生产和流通的过程。国家资本主义的萌芽长得愈来愈大。从旧的资产阶级企业主中分出了一个等级，即新的于万富翁寡头。出现了一批新的“经济领袖”——西门子家族、克虏伯家族、摩根家族、福特家族、卢舍尔家族。他们的传记正在代替大小拿破仑的传记。与此同时，历次帝国主义大战的铁丝网和阶级的革命街垒的铁丝网也血淋淋地露出来了。
　　发展正在朝着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进行。社会民主党把这冒充为社会主义。它模糊和掩盖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于方百计想要钻进这个巨大的剥削体系。资产阶级理论家清楚地懂得，这根本不是社会主义。但是他们也懂得另一点。他们懂得：资本主义机体的细胞正在变质，“受束缚的资本主义”（施马兰巴希教授语）正在产生，“自由放任正在结束”（凯恩斯语），从“无政府状态”正在变为“有组织”（格龙策耳教授语）、“高级资本主义”正在变为“晚期资本主义”（桑巴特语）等等，——这一切都在准备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明显的、清楚的和易于了解的新社会的物质先决条件，创造为直接反对资本的国家政权而进行阶级斗争的条件，造成必然导致全体劳动人民起来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对抗，造成展示出毁灭性前景的各个国家之间的对抗。难怪威·桑巴特在回顾以往时是这样描写“高级资本主义”的：“这是人类历史上奇特的、也许人们只能在梦中见到的事件之一。”[6]
　　关于“资本主义的命运”，一般谈论得最多的自然要数德国的经济学家，因为他们的“社会存在”推动他们的“社会意识”走上这条道路，而他们的理论修养又使他们能最广泛地——在资产阶级的视野范围内——提出问题。
　　在这里，理论上的争论是围绕着德国科学界两位杰出代表的报告进行的：桑巴特的报告《资本主义的蜕变》[7]和施马兰巴赫教授的报告《受束缚的资本主义》[8]。
　　在《现代资本主义》第3卷的序言中桑巴特就已十分清楚地陈述了自己的立场和结论：

　　“……我们已不能信任资本主义的创造力了……我们知道，尽管我们作了许多姿态，说了许多大话，但资本主义并未产生任何具有某种文明意义的东西，而且将来也不会产生……他们（‘古典作家’和马克思——尼·布·）着眼于未来，我们则留意过去。”[9]

　　桑巴特在其《蜕变》一书中特别谈到决定了他的悲观的预测的那些变化。他的报告可以简单地归结如下：
　　资本主义在地域上还会扩展，继续其破坏性事业。新资本主义将首先是“有色人的”（亚洲、非洲）资本主义。老资本主义国家参加其发展不会是主要的。原因是：资本积累变慢了；一些新国家正在致力于自身的工业化，而不会去发展别国的工业。资本积累变慢是因为：（1）由于人口的缓慢增长和劳动日的缩短，绝对剩余价值不会增长得像过去那样快；（2）由于采掘工业和首先是农业中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缓慢（新的土地已告终，滥事开采的粗放经营已告终，对落后的农业民族的剥削已告终），相对剩余价值的增长不会那样快了。农业国自己将发展本国的工业，它们没有东西可用来偿还进口的生产资料，它们不能同时既发展本国的工业，又发展老国家的工业。现在已经是这样一个时期：美国的农业出口缩减了，近二十至三十年来农产品的价格在上升，老资本主义国家正在经历着慢性的销售危机。工业扩张的速度减缓了。工业人口增长的速度也同样减缓了。
　　形式的改变。资本集中，生产集中，卡特尔，康采恩，各种大型企业。从社会方面来看：“新封建主义，形形色色的依附关系的体系：工人和职员依附于资本、消费者依附于生产者、小企业依附于大企业、小股东依附于大股东”[10]。“银根紧缩”。与此有关的是：“预算经济”，“企业”变为“机关”，其代理人变为官吏；对利润的渴求减少（股息稳定、对自己的企业投资）；企业家特有的进取精神（承担风险、敢作敢为、企业家的冒险主义等等）消退。秩序和制度的改变。法律上“自由的”制度转变为“受约束的”制度。经济活动发生变化。“自我约束”的体制（企业和卡特尔的官僚化等等）。来自国家的约束（劳动保护、保险、价格监督）。来自工人的约束（工厂工人委员会、工会、工资合同）。工人的地位本身类似于官吏的地位（工资标准化、养老金等等，按照墨索里尼的“劳动宪章”的方式进行调整的趋势）。老的“市场动力”正在消失。与此有关的向外扩张的市场情况也不复存在。面临的是经济生活（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口增长）速度的普遍减缓。
　　比重的改变。在这里前提应该不是社会的一元论、（一种结构），而是社会的多元论。手工业仍然保持着。农民面临着好时光。提出了“资本主义之后”的形式：合作企业，国营的、市立的、“混合的”企业。现在经济生活带有过渡时期的—切特征，而资本主义则吸收了“未来经济体系的特点”[11]。叙述了事情的这些过程之后，在同行们的哗笑声中（！），这位尊敬的资本主义理论大师宣布说，他并不想活到五十年或一百年以后……[12]。
　　施马兰巴赫是德国人称之为“企业科学”（关于企业和企业生产的学说），而美国人称之为“科学管理”的专家，他那鼓噪一时的报告并未涉及到世界经济问题：它的全部依据是对企业生活内部规律的研究；结合技术（“事物”）的变化，他研究了计算问题，其中包括商品成本问题，并由此推论出每个考察“现代资本主义”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卡特尔化和托拉斯化的强化过程。
　　施马兰巴赫是从明确地叙述这种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倾向开始的：

　　“未来世纪的经济史大约将表明十九世纪是自由经济的世纪……正如我们——这一发展的当代人——所看到的，自由经济时代之后的制度，其特点是卡特尔、托拉斯和其它垄断形式、国营铁路、国营邮政、国营银行、国营保险企业、属于国家所有并供给许多地区以光源和能源的中心站、各种各样的混合公司，由国家调整煤、钾、房租的价格，国家决定工资率；这种制度与过去的制度不同，它表现了受约束的种种特点。应该认为，这种受约束的倾向在将来还要有更大的增长。”[13]

　　施马兰巴赫不无“悲痛”地断定，想要回到“自由经济”去是无望的，所有曾经“喜爱和赞美”过这种“自由经济”的人都必须与之彻底告别。确定不移的发展的客观规律导致这一点。机器与设备、巨大的建筑、强制性的劳动过程的物质先决条件（传送装置）等生产资料所占份额的大大增长，以及机器变为自动装置等等，——所有这一切极大地增加所谓的“固定开支”（即与固定资本的折旧有关的开支）与“按比例的开支”相对而言的意义。这一事实也是“自由经济”的旧时代必然被“受束缚的经济”所代替的基础。在“自由经济”中生产要适应“市场”，并从价格晴雨表那里得到指导性的指示。如果价格高于成本，生产就扩大。如果价格低于成本，生产就缩减。然而，这种情况只有在“按比例的开支”起决定性作用时才有可能。按比例的开支随着实际生产产品的增加或减少而上升或下降。但是“如果成本的最重要部分变成‘固定的’，则生产的缩减完全不会使开支也相应地缩减”。在价格下降的情况下就不能依靠按比例缩减生产的办法来保持平衡状况：甚至在赔本的价格下进行生产还更为有利。这样一来，经济“失去了使生产适应消费的能力”。在每一个大的生产单位里都有一些利用得不好，用“递减的开支”进行工作的部门，但是，尽管不存在相应的需求，还是不得不扩大这些部门，否则情况就会更坏。过去通过市场进行自发调节的旧方法已经行不通了。由此就出现了一些达到适应的新尝试：卡特尔、托拉斯、“受束缚的经济”。
　　但是，这种“新经济”有许多严重的缺点：无法选择适合的人才，在垄断组织里盘踞着一些钻营家，形成寄生阶层；到处都可以遇到非业务性的行政机关、多余的贸易环节、膨胀的官僚主义、极其腌肿的机构、极其昂贵的管理费用、垄断组织领导人员过高的薪水和红利。所有这一切都是竞争气氛消失所产生的后果。朝气蓬勃、富于责任感和企业家的进取精神不见了；辛迪加的活动并不根据经济核算，因为无论在平时还是在市场情况变动时，它们对于有生命力的和没有生命力的企业井不加区别；它们要给自己的参加者尽可能提供“同等的”业务。这是无核算的经济、无成本估计的经济。“受束缚的经济”尽管十分愚蠢，但和“自由”经济比起来却有很大的优越性，因为后者与“固定开支”占主要地位是不相容的。
　　施马兰巴赫教授在结束自己的报告时说：“我确信，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要处于像过去行会制度时的状况：新经济的垄断组织应该从国家获得自己的垄断，而另一方面，国家要监督垄断组织对其应负责任完成的情况。我不认为，卡特尔反对任何国家监督的愿望能够在长时期内阻挠符合于事物本质的这种发展”。
　　毫无疑问，已故的麦克斯·维贝尔是近期最杰出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他特别尖锐地提出了由于现代资本主义结构的改变而产生的社会生活普遍官僚化的问题。“合理化”、“计算”等等——所有这一切与技术上受过严格训练的人的实际力盘即官僚的增长是有关系的。现在，“日益增长的，社会化’同时也标志着日益增长的官僚化”[14]。“合理化之前的”，冒险和掠夺的资本主义是不可能有这种现象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在合理的技术基础上实行严格合理的劳动组织”[15]，对它来说，这种运转得很好的“活机器”是需要的。可能，这种发展会导致某种类似东方和埃及式的社会生活制度，“但是与后者相反”，这种制度将是“像机器一样严格合理的”[16]。值得安慰的是，麦克斯·维贝尔在这里提出了一些有教益的意见：

　　“历史上从未有过这种先例，它（官僚制度——尼·布·）在已经发展到完全的君主专制的地方——如在中国、埃及以及在后期罗马帝国和拜占庭的并不如此彻底的形式中——，在它所代表的文化不彻底毁灭的条件下会归于消灭。”[17]

二


　　极其有趣的一个情况是，资产阶级的职业思想家，资产阶级理论思想的统帅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忽略马克思的预言。桑巴特在“社会政治协会”举行的讨论中说，如果他能够作出马克思所作出的那种预言，他会感到高兴。施马兰巴赫直截了当地谈到了马克思的预言的实现（但是竭力回避关于“灾变”的问题）。他们尽管对马克思进行歪曲，加以改造，把他纳入比较和平的轨道，但是甚至在讨论像事物的资本主义秩序的历史相对性这样一个“微妙的”问题时，也无论如何不能回避它。因为在资本主义部分稳定的外壳下，正在流动着矛盾的火红的熔岩，这些矛盾迟早会发生爆炸，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谈论现代发展的一系列最重要的问题。然而，指出他们害怕正确对待世界经济矛盾的问题是适当的，尽管资产阶级中起领导作用的政治家们也相当坦率地谈到这一点。在桑巴特的报告所引起的争论中，一个叫阿尔弗莱德·维贝尔的人谈到了这个问题。他把世界分成三部分（反资本主义部分——苏联；资本主义以前的部分——亚洲、非洲；资本主义部分——欧洲、美洲），并且宣称：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正在进行斗争，在这里要预言其结果是极其困难的。[18]问题还没有从理论上被提出来。但是，在讨论资本主义“组织性”的界限，或者换一种说法，即垄断和竞争的相互关系时，这个问题已经部分地被提出来了。
　　绝大多数资产阶级理论家拥护——而且也不能不拥护——垄断资本主义。古典形式的自由主义已经不存在了。甚至像凯恩斯这样的人也在谈论着“自由放任的终结”。有个叫卡塞尔[19]的人想要抬出自由主义的旧货，但是他这样做也只是着重强调……由工人阶级实行垄断（“工会垄断主义”）所带来的害处，因为据说高工资给经济带来的损失最大。[20]然而，在垄断基础上也研究了竞争的问题。总的来说这个问题是这样解决的：
　　冯·别克拉特：以“有组织的大集团的斗争和交换‘代替’个人的自由竞争”。
　　列尼赫：“有组织的竞争（竞赛）”。
　　埃克尔特：有组织的企业的有节制的竞争代替个别企业的分散竞争（“改善资本主义经济状况”）。
　　阿道夫·维贝尔：卡特尔这些组织“正在把破坏性的从而也是不适宜的竞争变成有节制的竞争”。[21]
　　然而，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无论从资本主义的观点还是从发展的客观过程的观点来看，都不能使问题得到任何真正的解决。垄断与竞争同时存在，——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当前形势的特点是巨大的组织的竞争代替个人的竞争，——这种说法也是正确的。但是，正如我在《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一文中已经证明的那样，这一整个过程不是别的，而是资本主义矛盾的扩大再生产。[22]这些资产阶级思想家不能下决心把问题思考到底，甚至不敢尽量广泛地提出这个问题，这里就表现了他们的思想是极其怯懦的。实际上，什么是现在显然已为所有的人注意到的集中倾向的界限呢？那就是形式完善的国家资本主义。从竞争的观点看来，国家资本主义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竞争的消亡和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竞争的极大尖锐化。但是从这些“资本主义”的垄断形式中也产生了斗争的方法，这就是强力的方法，归根到底也就是战争的方法。情况正是这样。阿道夫·维贝尔教授得出了“有节制的竞争”代替“破坏性的竞争”的结论，这是对客观现实的血腥的和恶毒的嘲笑。彼得罗夫和西多罗夫之间的竞争是“破坏性的”。而未来的战争，例如英美之间的战争，却不是“破坏性的”！市场混乱——这是“经济破坏”。而世界大战——这却是和平“调节”的高度表现！这种胡言乱语和理论上的庸俗真是达到了叫人难以想象的程度。
　　施马兰巴赫则说：以劳动的高度社会化为前提的新技术，是“自由资本主义”的旧关系的框框所容纳不下的；生产力的增长要求计划经济。施马兰巴赫不愿意，也不可能提出其他的问题，即最广泛地提出再生产和市场的问题。像他的同行一样，施马兰巴赫也小心翼翼地避免涉及问题的阶级实质以及“固定开支”对阶级斗争进程的影响。但是，即使从他对问题的不完整的提法中也能得出什么呢？在“世界范围”内，从问题的这种提法中可以看出竞争发展的新阶段，即各个民族的国家“资本主义”之间斗争的疯狂的尖锐化，这种斗争也具有自己的“生产科学”，那就是“军事”科学。这种科学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了，而且完全不是“偶然地”，而是像可敬的教授的“生产科学”一样合乎规律地发展起来了。
　　因此，如果不懂得世界经济的辩证法，不分析世界经济所包含的矛盾，作为理论讨论中心的有关资本主义未来命运的问题，就不可能获得解决。
　　可能有人会对此进行反驳（唱着资产阶级调子的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就是这样反驳我们的），他们说不能用战争问题来“偷换”或“代替”社会变革问题。当然，“偷换”是不行的。但是从全世界历史的观点来看，战争与革命经常是相互关联的。（巴黎公社、俄国1905年和1907年的革命、西欧1918年和以后几年的革命）。对于帝国主义时代来说，这一原理尤为正确。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以剥削殖民地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一些最强大和最主要的中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产生了某种相对的“共同利益”，这种共同利益是革命的最大障碍，是巨大的保守力量。在很大程度上破坏这种保守力量的正是战争，因为它清楚地揭示出帝国主义的实际意义。但是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而且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已经有足够的分析。
　　资产阶级理论家既然不能提出关于资本主义的腐朽和不可避免的灾变问题，就只好提出资本主义“臃肿”的问题，资本主义“消亡”的问题，或者，也可以说，提出“腐朽”的问题来代替崩溃的问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尽管桑巴特自己的总的方法论可以归结为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运动进行分析，他却并不反对把像“土壤肥力递减率”或“收入递减率”这种很难说是“精神的”因素作为基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他关于在生产的主要采掘部门和首先是在农业中发展速度必然减缓的原理。关于这一点，一些美国经济学家同时却说过例如以下的话：“收入的递减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最好应该说成是收入的递增率”。[23]“土壤肥力递减率”（这一“规律”的内容是，对农业生产所作的“劳动和资本”的任何补充投资，只能带来产品愈来愈少的增长）的拥护者的主要和决定性的错误在于——正如列宁在和布尔加柯夫的论争中曾经光辉证明过的那样——他们是以固定的、不变的、或是不怎么发展的技术为依据的。但是，有什么根据预言技术发展的速度必然降低呢？有什么根据现在宣称“自然的”“收入递减率”占统治地位呢？没有任何根据能说明这一点。桑巴特认为，美国的粗放的、滥事经营的农业已近终结，这是对的。但是桑巴特不想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即工业对农业的影响现在大大增加了（相对地，在资本主义可能达到的范围内来说）。而他想从自由土地已经告竭这一事实出发（即实质上是从土壤肥力递减率出发）推论出技术发展速度必然普遍地（即对于工业来说也是一样）减缓，这就完全错了。
　　所有这些桑巴特定理的社会阶级涵义在于，要把在资本主义发展及其矛盾的基础上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灾变的问题，代之以“晚期资本主义”静静地消亡以及进化地、和平地变为社会经济的新形式的问题，按照桑巴特的意见，这些新形式将意味着扼杀生气勃勃的“创造精神”等等（因此，桑巴特说，不值得再活下去了），不过这些新形式将取代资本主义而避免任何恐怖、暴动、革命和其他的“阶级冲突事件”。这是主要的。这是基本的。这就是本质。
　　但同时桑巴特、施马兰巴赫和许多理论家，特别是德国的理论家都有一个合理的内核：他们清楚地了解“垄断经济”中腐朽的东西，他们把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的某些方面公诸于世，而社会民主党对这些方面往往讳莫如深，它们惊喜万状地注视看托拉斯化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倾向的发展，并且把资本统治的这种高级的（同时也是腐朽的，同时也是最后的）形式叫做社会主义，认为这种社会主义只不过是缺乏一点“经济民主”，否则就是最真实的、最“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了。诚然，桑巴特等人的“批判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他们对自由贸易主义和自由主义时代“自由的”、“无约束的”经济的旧爱好来解释。要知道，他们曾经对这种经济“赞叹不已”，认为对它的任何颂扬都不为过分。但是从这里能得出什么呢？问题的实质在于，他们正确地看出了垄断的剥削经济的一系列最重要的特征，而其他流派，其他理论家，首先是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对此却讳莫如深。不言而喻，没有资本主义的总危机，没有资本主义的矛盾的加深，没有苏联的成长，没有统治阶级的局部的精神涣散，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不可能的。对不可避免地发展起来的“受束缚的资本主义”形式从理论上所持的这种怀疑态度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危机和资产阶级意识的某种危机的产物。

三


　　彻头彻尾个人主义的“奥地利派”理论经济学已经死亡。它再也不会复苏了。资产阶级的理论意识发生了新的、深刻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结构发生变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赫尔曼·本特的其标题和副标题都很独特的有趣的著作《有组织的经营不善。官僚化经济的经济形式及其在资本主义集体经济时代的变化》[24]中，我们读到：

　　“必须指出一种起决定作用的情况：这种研究的进行必须符合有机理论或整体理论的精神，正如我们在后面将要证明的那样，这种理论本质上是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时代密不可分的。”[25]

　　马克思主义甚至会使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受到传染和“影响”。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坦率地承认经济的社会形式和意识的“高级”形式之间的实质上的联系。文章的作者在哲学方面强烈地拥护德里什的带有明显唯心主义观点的活力论。但是从德里什那里他首先拿来的是“整体”的学说。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经营业务的个体，即对自由竞争时代的企业家在理论上的临摹。现代资本主义的“受约束的经济”一定会枪毙关于经济科学对象的旧的理论概念。除此之外，它还一定会枪毙哲学上的个人主义，通过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把关于“完整”、“整体”、“统一体”的学说（例如还可和所谓的“形成理论”加以比较）作为中心。因而在经济学研究中就产生了方法论的转变和逻辑重心的转移：

　　“正如经济日益向前发展，变为有组织的、集约的资本主义一样，关于经济的科学也同样在发展，变为‘集约的’科学，而组织问题则成了这门科学的引言。”[26]

　　本特完全正确地指出，在此之前理论思想有两条主流（这里说的是资产阶级思想家），它们提出了组织问题：一方而是社会学法学流派（普伦格、施潘恩、布里弗斯等），另一方面是主要由美国为代表的组织技术流派。
　　毫无疑问，研究兴趣各不相同的这些流派早晚一定会（而且已经）趋于接近。关于“私有经济”的学说、关于“科学地管理企业”的学说，一定会逐渐发展为社会学科，因为这种企业本身正在随着托拉斯和国家资本主义倾向的增长而发展，正在随着在技术上把各种不同的“企业”联合为统一的联合企业的巨大电站的增长而发展。
　　现实经济关系的这种发展，向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了一系列要用新的眼光予以解决的新任务。
　　1、市场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正在消失，尽管追逐市场还是一个紧迫的实际问题。卡特尔的垄断价格正在成为价格的垄断形式。在某种程度上从前的“自由市场”是社会自发计算的唯一工具，它指导私人资本主义的计算，它造成了由商品生产的许多代理人分摊的人力和财力的浪费。但是它按自己的方式自发地“进行计算”，通过竞争挑选企业。这种“自由”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资本的垄断组织的“束缚”。但是如果是这样，那么现在计算、经济核算的基础是什么呢？经济调节器在哪儿呢？
　　这样一来，计算的问题在其“几乎是社会性的”范围内突出地表现出来了。
　　2、出现了巨大的机构。拥有全部分行、“子公司”、附属联合公司的康采恩和托拉斯是最复杂的人的机器。但是这架机器本身又控制着人。“机构”在很大程度上统治着人，当然，比起“自发的市场力量”来说，这是用的另一种方式，但是仍然是进行统治。组织问题，在当前条件下最好地、“最有利地”进行组织，并且以远远超出私人经济范围的规模进行组织的问题，愈来愈提到最重要的地位。
　　3、这个问题首先包括这种或那种组织的经济合理性问题。关于集中和分散，关于集中的限度，关于中间环节，关于与市场联系的方法，关于机构的各部分的相互关系等问题；关于与以上所述一切有关的组织本身的“杂项开支”的问题；关于组织形式对实际经济周转速度的影响问题等等，一一所有这一切都已成为要进行详细科学分析的对象。
　　4、由此便产生了挑选人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应用心理学”、挑选工人等等，还涉及到干部问题、领导问题和管理问题。自然，资产阶级科学不可能像我们那样提出这些问题，这首先是因为，它对待群众的态度完全不同。即使在（本特的）“科学的资本主义”下，“群众”仍然是无情的不断加紧的剥削的对象。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无论在什么条件下群众也不可能变为经济生活的主体。但是经济领导的问题却更加尖锐地摆在资产阶级面前，施马兰巴赫认为，垄断资本主义最主要的祸害就是领导骨干的腐败，这些人获得高额的薪金，而当竞争的大锤把一些不能适应的人打得头破血流时，他们又独自大发横财。“更换经济领袖”的问题成了资产阶级理论家最为关心的问题。
　　5、还有一个官僚和官僚主义的问题与上述问题有密切的联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包括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构成这些问题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经济文献中有大量的著作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尽管概括性的著作还很少。由于组织类型的问题而形成了大量的“工业官僚＂，这个问题成了某些十分特殊的经济著作所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这样的著作在国外书籍市场上正在日益增多。
　　可见，资产阶级理论经济学的全部“逻辑方法”正在改变。在主要的和决定性的一点上，即当问题涉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关系时，“生产方式”在原则上仍然是同样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尽管如此，它在内部却在进行改造，只要问题不是涉及世界经济，而是涉及“民族的”资本主义机体，则经济过程趋于合理化的倾向就表现得尤其明显。与这种情况并行不悖的是，不仅经济科学的对象在开始改变，而且“认识的方式”，科学的方法论及其“逻辑方法”也在开始改变，不合理的自发势力的问题，正在被合理的组织问题所代替。或多或少经过消极粉饰的关于市场、价格、价值的“纯理论”，正在被实实在在起指导作用的“关于组织的科学”所代替。
　　但是在这里资本主义正面临着一些在实际上和理论上都尚未解决的任务。发展的内在的魔力正在把资本主义疯狂地推向愈来愈大的积聚和集中的方向。谁也无法掌握的国家之间斗争的无比巨大的自发势力，则变得更为凶猛。然而，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甚至像在垄断组织过程已经走得很远的德国，资本主义也不能不使自己的特殊内部矛盾发展起来。它正在创造一种“半计划的”，但同时受到垄断的腐朽蛆虫损害的官僚主义类型的经济制度。资本主义不可能摆脱这个寄生虫，因为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际上它都不可能提出群众在社会生产体制中处于另外一种地位的问题。而归根结蒂，只有提出这个问题才能解决官僚主义腐朽的问题。我们且不说，在本质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家们害怕哪怕是稍稍触及对于资本主义的整个命运具有决定意义的最尖锐、最迫切的问题，即阶级关系、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问题。而对于“受束缚的资本主义”来说，这个问题完全没有取消。相反地，社会的阶级结构彻底地暴露出来了，无产阶级正在反抗以国家政权为首的整个有组织的资产阶级。阶级矛盾不但暴露出来，而且不可避免地变得更加激烈，对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形成威胁。
　　因此，如果不解决那些帝国主义巫医学者们小心回避的“问题中的问题”，即不解决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问题[27]，“现代资本主义”的无论是“外部”或是“内部”问题就都不可能得到解决。但这是革命的问题，这个革命不仅要使社会超出古老的十九世纪“自由资本主义”的范围，而且要超出具有中心电站、传送装置、托拉斯、“科学管理”、国家干预、奴颜婢膝的社会民主党以及其他特征的战后的“受束缚的资本主义”的范围。
　　资产阶级老爷们开始惊奇地注意到，马克思所预言的许许多多东西，正在异常准确地得到证实。蒸蒸日上的苏维埃国家便是这一点的生动体现，于是他们开始好奇地重新翻阅《资本论》的严峻的篇章。我们看到，现在资产阶级学者们对马克思的兴趣日益浓厚。先生们和绅士们，请相信吧，你们一定会看到马克思对你们所作的最为可怕的预言的实现。


　　注释：

[1] 这是恩格斯对黑格尔这位伟大的哲学家的称呼。

[2] 密涅瓦是古罗马神话中的科学艺术女神。——编者注

[3] 参看威·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3卷第1册1929年俄文版第24页。

[4] 同上，第28页。

[5] 参看保尔·约斯托克《资本主义的终结。它的巩固的思想史》，1928年慕尼黑和莱比锡德文版第247页。

[6] 现代资本主义》第3卷第1册俄文版第20页。

[7] 威·桑巴特《资本主义的蜕变》，1928年在苏黎世社会政策协会会议上的报告。载于《世界经济文库》第28卷第12期。

[8] E• 施马兰巴赫博士教授《“受束缚”的资本主义》，载于《福斯报》副刊1928年6月1日。

[9] 《现代资本主义》第3卷第1分册第27页。

[10] 《资本主义的蜕变》第248—249页。

[11] 同上第 255页，着重号是我加的。

[12] 遗憾的是，我手头没有“社会政治协会”的会议记录，而只有刊登在《世界经济文库让的报告，那里没有以上的这些半实。这些材料我是从德文期刊上引用来的.

[13] 施马兰巴赫前引著作。

[14] 麦克斯·维贝尔《议会和政府》1918年德文版第16页。

[15] 同上第17页。

[16] 同上第31页。

[17] 同上第28页。

[18] 参看恩斯特·舒尔采《桑巴特的“向级资本主义”》。载于《法哲学和经济哲学文库》第22卷第3册第 488页。

[19] 卡塞尔《工业和手工业中新的垄断倾向》。

[20] 曼施塔德《大战前后的垄断倾向及其对于德国经济生活的意义》。参看A• 沃尔弗斯《生产过剩、固定消耗和卡特尔化》，载于《杜会科学和社会政治档案》第60卷第2册。

[21] 参看A.·沃尔弗斯前引著作，以及A·布劳恩施塔尔《资本主义的终结和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载于《社会杂志》第5期（第6年卷）.

[22] 参看尼·布哈林《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

[23] 勒克斯福德·古伊·图格韦尔《实验经济学。一种经济学流派》1924年纽约英文版第392页。

[24] 赫尔曼·本特博士《有组织的经营不菩。官僚化经济的经济形式及其在资本主义集体经济时代的变化》1929年耶拿德文版。

[25] 同上第6页。着重号是我加的。

[26] 本特前引著作第 135页。

[27]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问题，以及关于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官僚主义而出现的组织问题，将在以后的文章中论述。

感谢 佐仓绫奈 收集、录入和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