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布哈林
布哈林在联共（布）1937年2~3月中央全会上的发言
（1937年2月26日上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8卷，№05905
我从伊克拉莫夫同志的最近发言讲起。伊克拉莫夫同志大谈所谓右派反革命组织的档案问题，然而这个名称暗指的是我的个人档案。我批评问题的这种提法本身，因为从证词看得很清楚，那里大量的文献是党和共产国际的正式文件。
伊克拉莫夫同志对其中的一个文件进行了详细的分折，但这并不是策特林[1]供词中所说的那个文件。策特林在供词中说的是我们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而伊克拉莫夫同志谈的是关于当前形势的提纲草案，在策特林的供词中关于这个草案只字未提。（喧哗，许多人插话：还是老一套；又是律师的玩意儿）。如果那里有关于当前形势的提纲，如果那里有初稿，此初稿是我提交，后来在斯大林同志指导性的指示的影响下作了很大的修改，即使这样，我也看不出有什么根据把这个草案看做反革命。第二，如果这个文件保存在档案中，我也看不出有任何错误，因为档案中保存的是同某一重要事件有关的全部文件：如果这是纲领草案，那里就有这一草案的各种各样的方案，如果这是提纲草案，那就有这些草案的各种各样的方案。
伊克拉莫夫同志认为，这种东西可能构成对苏维埃政权的危害。我准备回答一切问题，但对这种东西我不能回答。
米高扬同志说，我像托洛沃基那样，给政治局送去大量的信件，致使政治局除了读我的信件外，干不了别的事。但是，要知道，托洛茨基给政治局大量的信是要攻击政治局。而我在这期间没有给政治局发一封旨在攻击它的信。（席上喊声：而最近关于绝食[2]的信呢？）同绝食有关的信，请允许我保持自己独立的看法。（科萨列夫[3]：而给伏罗希洛夫的信[4]呢？）给伏罗希洛夫的信完全是在神经质的情况下写的。其中只有一句话会引起反感，我对此深为遗憾，而从总的看，其中没有任何进攻性的东西。我不能给别的任何人写信。当我写信的时候，在政治局就有人对我说，你抛出大量的信件。如果我给个别政治局委员写信，这看来也不完全合适。说我使用某种狡猾的手法，先给政治局写信，然后给斯大林个人写信，利用他的善心。（斯大林：我不抱怨。）我谈此事是因为有人已提及这个问题，然后提出许多指责和准指责，说我给斯大林写的信同给政治局的不一样。很自然，一个人写信给党的正式机关是一种写法，而在给国内和党内的最高权威斯大林同志写信的时候，他在这里表达了一系列的犹豫，提出一系列的问题，写上在正式的文件中没有写的东西。这里存在某种差别，某种细小的不同。我觉得还在列宁时期这种做法已经确定了。当我们中间某一个人给伊里奇写信的时候，他提出不提交政治局的问题，同他谈自己的不同意见和犹豫，等等。谁也不以为这里耍什么狡猾手段。现在同样如此，写信给政治局是一回事。而写信给斯大林又是一回事。我个人不觉得这有什么可指责的。
有人说我想用斯大林同志的善心投机。我想，斯大林同志不是可以利用其善心投机的人。
第二个问题是似乎我攻击内务部。我想说，所有指责我的同志都出于同一个论断。这个论断就是：证人的证词说的都是实情，不实之处只在于他们没有全说出来。所有反对我的同志都发挥这一论断，对我批判针对我的证词的方法提出批评。我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论断。
我在这里必须说，诬告这种事是有的。我不谈自己，不谈李可夫，也不谈这里所涉及的人。不过，我再重复一遍，到底有没有诬告的事呢？我知道有过，《真理报》上登载过此事，那上面直接写道：“不管托洛茨基分子诬告什么人，我们都能识别出正直的苏联人。”我说的是，存在不存在诬告的事？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一般说来，存在诬告的事实，那么怎么能得出这样的论断，这些人只讲实情，只是有时没有讲完全？可能有谎言，需要作具体分析，哪些是实情，哪些是谎言。
我个人并不事先先验地认为证词都是正确的。由于我觉得自己在如此这般问题上是全然无辜的，所以请允许我不是为这些证词辩护，而是摧毁它们。辩护的任务在于摧毁它认为不正确的证词。推毁这些证词是不是攻击内务部呢？我认为不是对内务部的攻击，因为内务部不是证词的主体。它不必为证词承担百分之百的责任，它搜索这些证词，它获得这些证词，它设法弄到这些证词，它帮助形成这些证词，然而，它不必为每一个证词的真实性负责。这是侦查的材料，还要经受检验，等等。
另一个问题，较为复杂的问题，是如何解释一系列证词（它们的量很大），等等？我在受到不同的同志攻击的札记中专门谈了这个问题，那里谈得很详细。我这里只说明如下：“右派的大量统一的污蔑可从以下情况得到解释……（宣读。席上喊声：读过了，读过了。斯捷茨基：这您全是从托洛茨基那里取来的。在审讯期间托洛茨基也在美国的报刊上写过同样的东西。）我不知道托洛茨基写过，我这是从记录中抄来的。我不知道谁那么好心地把记录提供给托洛茨基，但我是按记录读的。其次，我不知道，托洛茨基是否写过，不过，引文之后我是自己写的。我不知道，也许斯捷茨基能告知，托洛茨基也是这样写的，这样一来托洛茨基处在并不特别愉快的境地。
我写道：“这样的以及更为鲜明的例子……（宣读）……披捕者也许会认为，又是因为我而被捕了”。（什维尔尼克[5]：您把人们想得太坏了。）昨天梅日劳克[6]还说，如果不是斯大林同志制止了，他会把我撕碎的。（梅日劳克：会这么做的。喧哗。）我说的就是这个，我自己就是这么说的。有人指责我，说事情并非如此，但我引用的是这样严肃的的旁证，你们的旁证。（席上喊声：为的是取消对您的指控。）我在这里也写了，不存在法律资料，就是说，没有取消指控。这是大家知道的。你们说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下人……（宣读。）……向全世界”。（科萨列夫：您这是为记录说的，读这些东西，而不是为自己辩白。）
科萨列夫同志，我没有什么可为记录宣读的，因为这些已经印在上面了。）（科萨列夫：我们全都读过了。）
莫洛托夫：应当懂得，有过两个托派案件，他们承认了自己的罪过。他们承认自己是恐怖分子、暗害分子，等等，可以相信这些供词吗？
布哈林：可以。（米高扬：为什么？）
莫洛托夫：如果您的逻辑是这样的，从我的讲话得出结论，承认自己的罪过只是出于个人利益，那怎么能解释托洛茨基分子的行为呢？我们要您做我们曾要皮达可夫等人做的事。因此您……多少可以满足全会对您的这种期待。
布哈林：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我个人决不是在败坏托派案的声誉。
莫洛托夫：你的朋友们遵循这种做法，他们先也否认，然后说是的。
布哈林：不能这么说。因为有一批犯人起初否认，后来承认，而另一些没有过错的人则会不承认，予以否认，而过后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又予以承认。
米高扬：你很熟悉拉狄克，他为什么承认？
布哈林：我以为我相当了解拉狄克。但现在我认为，我对他了解得不够。
莫洛托夫：托洛茨基分子供认的东西属实吗？
布哈林：当然。
莫洛托夫：而你的学生提供的证词就不属实。
布哈林：不，哪些托洛茨基分子？
莫洛托夫：拉狄克、索柯里尼柯夫、利夫希茨，等等。
布哈林：我这里说的只是一种情况……
莫洛托夫：我的问题不难回答。
布哈林：……我来回答，这里没有统一的标准。这里需要区别不同的情况。
莫洛托夫：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分子的供词是属实的。
布哈林：哪些托洛茨基分子？
莫洛托夫：索柯里尼可夫、皮达可夫和拉狄克。
布哈林：他们针对我的那部分供词不属实。（笑声，喧哗）你们笑什么，这里没有什么可笑的东西。
莫洛托夫：关于他们自己的供词属实吧？
布哈林：属实。
莫洛托夫：而有关阿斯特洛夫及其他人的属实吗？
布哈林：我昨天晚上巳经说过，我不相信罗齐特会搞恐怖，策特林会搞恐怖——我不相信。至于阿斯特洛夫，我不知道。
莫洛托夫：怎么不知道，有阿斯特洛夫的供词。
布哈林：我说的是他在供词中所说的：这里有属实的，也有不属实的。
莫洛托夫：哪怕有一个右派分子的供词是属实的，还是没有这样的右派？
布哈林：也许有。不过，请允许我分开来讲。我为什么要这么谨慎地说话？因为我不习惯于简单地指责别人，说某某人某某人从事恐怖活动，我认为“属实”。这已经几乎是一种指责了。为此需要哪怕某些资料。而维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问到的那些人，你们知道的很清楚，从1932年起我就没有见过这些人。
莫洛托夫：阿斯特洛夫你见过没有？
布哈林：在对质时见过。但我并不知道他的变化，不知道从我了解他和见过他以后，他会发生些什么样的变化。我肯定，我同这些人失去联系已经有好几年了。
莫洛托夫：但他们的供词属实还是不属实？
布哈林：关于他们我什么也不能说。理论上什么也不能排除。但是对我目前实际上一无所知的人，我既不能说是，也不能说非，因为我不熟悉他们，我已经不了解他们。我不能解任何一个有许多未知数的方程式。在继续反党斗争中他们可以走到任何地方。但在这里同我有什么关系？
波斯蒂舍夫[7]：让我向他提一个问题。当李可夫同工会某些中央委员一起读柳亭纲领的时候，他同你谈过此事吗？
布哈林：没有，没对我说过。（席上插话：说谎！）可以随便说多少个“说谎”。
米高扬：而李可夫关于你的札记说得很准确，可见无火不冒烟。
布哈林：一般说来，无火之烟大概是不可能的。
米高扬：我们说的就是这个。
布哈林：但那是另一个问题：多大程度上可以把关于我的札记叫做烟。
米高扬：李可夫说的对不对？
布哈林：他说什么，那是他的事。他说，是托姆斯基的过错，这是他的看法。但我不知道。我不能因为一个人死了，就说是他的过错。
波斯蒂舍夫：那你就谈活人，李可夫没有死，你就谈他吧。
布哈林：关于活人我只能说如下一点。如果不谈早先的年月，那么在1935年和1936年我一次也没有见过李可夫、托姆斯基以及没有参加三人团的乌格拉诺夫。
莫洛托夫：第四个人是不可能参加三人团的。
布哈林：维·米·你认为这种俏皮的说法是对我的驳斥，而这恰恰是对你自己的驳斥。因为“三人团”是当时流行的名词，谁也没有提到“中心”，因为三人团就是三人团。
莫洛托夫：你认为这很俏皮？
布哈林：不知道，不过，无论如何我认为很有说服力。
赫鲁晓夫：而策特林说过，你们实际上是第二个中央。（布哈林沉默）
布哈林：（席上喊声：您今天就像所有被告的律师。）如果说我想败坏内务部的新组成，那么我要声明，我绝对不想败坏它。（洛佐夫斯基：我们这里写着：供出于需。）供出于需，这意味着提出证词的那些人知道，总的气候是什么样的。（笑声，会场喧哗。波斯蒂舍夫：这总的气候到底是什么样的？）请说一说，你们询问右倾运动的领导，他们就会指出我、托姆斯基、李可夫，这有什么奇怪的。（丘巴尔[8]：那你为什么不指出自己呢，为什么你的学生们不说他们成立了一个没有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中心呢？）就是说没有成立自己的中心，也可能是不想指出。（丘巴尔：没有成立，就是说他们有自己的反革命中心。）就关于“中心”我有专门的一节，我想对你们谈谈此事。曾有过“三人团”它半公开地存在到1930年，被叫做布哈林集团。然后是第二阶段，关于这个阶段我想在这里谈谈。在此期间曾有过偶然的会面，但会面已不像当时那样经过仔细安排。后来就是这一切全都停下来的阶段。……我应当说，大约在第一阶段，那时确实存在“三人团”，施米特根本没有加入。我记得，托姆斯基甚至害怕这位施米特；后来托姆斯基和施米特开始新的接近（如果真有过接近的话），对此我一无所知。
同志们，现在我继续讲下去。我对内务部机关是否有某些怀疑呢？有的，就像你们每个人那样。如果在叶若夫同志的提纲里写道，那里揭发了多少双重间谍（席上喊声；间谍——不是机关。这不是间谍，而是已关起来的人。）我说的是机关的组成人员。（柯秀尔[9]：您对证词部分有怀疑？）也许还有间谍，也许还有机关尚未彻底清洗。关于此事我能不能写？可以写。可以把这看做是攻击中央委员会吗？我不认为。
可以这样提问题：一些杰出的中央委员在中央全会上发言，而你反驳他们，就是说，你反对中央。可以这样反驳吗？我认为不能，否则就会处于这样的境地，只要莫洛托夫、加里宁、伏罗希洛夫等等说话，就根本不能辩护。（丘巴尔：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也采用这种手法。）（赫鲁晓夫：你同库里科夫讨论的是什么样的干部——党的干部，还是反革命干部？）这我以后讲。……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不正常的反驳。我不想败坏任何人的名声，但我过去和现在都要尽我之所能为自己辩护，我有责任辩护，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责任，也是党的责任，因为如果我认为自己是无罪的，我就责任出来辩护。
还有一个许多同志都重复的一个说法，由于我详细发挥了我的论证——丘巴尔同志想把此论证说成是中世纪的决疑法，他们就说，这不是法庭，如果那是法庭，就是另一回事了；而我们要从政治上掂量一切。说实在的，我不知道，也不理解这原理。说这里不是法庭，这是什么意思？这个论断的根据是什么？难道这里没有对个别事实做出判断？难道没有分发大批证词？有关事实的证词？分发了。难道这些事实的证词没有去压制同志们的头脑，让他们去议论并作出结论？压制了。（席上喊道：这不是法庭，这是中央委员会。）我知道，这是党的中央委员会，而不是革命法庭。如果在叫法上有区别的话，那这只不过是同义反复而已。区别何在？问题在于苏维埃机关和党的机构的相互关系。问题先按党的程序详尽解决，然后按苏维埃程序贯彻。第一次解决时也是对所有的细节作出估量，有时甚至是很小的细节，然后按苏维埃程序予以贯彻。所以我认为结果是一样的。难道问题是靠直觉解决的？不，是靠对事实的估量来解决的。实际上，这就是党的法庭。
既然如此，那我要问，怎么驳倒众多的事实？我认为，这些事实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各别的面对面的私下谈话，这是第一类。第二类是所有其他的事实。我请求同志们细想一下，从辩护的角度看该怎么办。如果你们有一些事关面对面谈话的事实，怎么能够予以推翻？只有对人说：没有，此外没有别的办法。（波斯蒂舍夫：你们开过许多会，谈谈会议。）波斯蒂舍夫同志，请等等，我要谈到会议的。我要答复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谈到的许多事情。……如果不要听，我就不说了。（斯大林：您不想讲？）不，我想讲。关于第二类事实。这里要求仔细分析，对事实、矛盾进行比较，确定你那时不可能在那里。我就是这么做的。谁反对这种做法？丘巴尔同志说，这是诡辩。（丘巴尔：毫无疑问。席上喊道：说得对。布琼尼：耶稣会教士是这么说的。）我不知道，布琼尼志，也许你知道耶稣会教士的历史……（布琼尼：我起码知道自己的党，而您污蔑自巳的党。）同志们，是否需要做这样的分析？需要。只有这样才能推翻事实，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而你们却为此向我大力开火。
现在我请你们注意卡冈诺维奇同志的发言。先谈索柯里尼柯夫和库里科夫。谁也没有提拉狄克和皮达可夫，关于他们我在书面回答中巳详细谈到。我认为，有一段时间同我最接近的策特林的那一类的证词我已经予以摧毁。（喧哗，笑声。施基里亚托夫：摧毁了？！波斯蒂舍夫：只是从你那里简直什么也没有剩下……）好。那么为什么没有任何人认真地谈过这一点呢？这不是回答。（卡冈诺维奇：谈到过您的基本论据，即因您没有为策特林辩护，他抱怨您了。）但这决不是我的基本论据。我把好多事实、许多日期做了对照。我就是根据这些推翻策特林的所有说法的。（莫洛托夫：不是这么回事。你的辩驳一钱不值，因为有足够的事实。）如果有谁说过，我会非常感激的，但这一点谁也没有说过，谁也没有说过此事。我不想败坏策特林的名声。对中心的组成、柳亭纲领、斯列普可夫会议、恐怖行动等，我作了一系列对比。……马特维也夫在10月17日的速记记录中供认，1932年秋在乌格拉诺夫家里开过一次会议。
他声称（读）：“乌格拉诺夫邀请我去家里喝杯茶。我去乌格拉诺夫那里，在他家遇到一些人。乌格拉诺夫说，开始彻底粉碎右派了，在这种局势下旧的反党斗争方法已不中用了，必须转向更为积极的斗争方法。乌格拉诺夫直截了当地提出必须转向恐怖手段的问题，首先是针对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说的时候，乌格拉诺夫几次强调，最大的祸害是斯大林。我记得，库里科夫，还有别的什么人问乌格拉诺夫，这是他个人的观点，还是来自“三人团”（布、李、托）。乌格拉诺夫回答说：“谁需要，谁就知道”——这一字不差是乌格拉诺夫的说法”（速记记录，第3页）
卡冈诺维奇：乌格拉诺夫是怎么回答的？
布哈林：我说，乌格拉诺夫说：“谁需要，谁就知道”。同志们，1932年秋库里科夫向乌格拉诺夫打听恐怖行动的指令，而他本人在供词中却针对我，供词作出了不同的解释，说他在1932年秋从我这里得到指令。并且似乎他早从在乌格拉诺夫那里得到的指令证实了这一指令。
卡冈诺维奇：当乌格拉诺夫和库里科夫一道的时候，他不一定要谈马特维也夫。他可能是春天同库里科夫在一起，而秋天同马特维也夫在一起。马特维也夫说，库里科夫在场。
布哈林：库里科夫以及别的什么人还曾向乌格拉诺夫打听！（米高扬：这不是大矛盾，这里没有任何矛盾。）也许没有矛盾。然而这东西完全推翻了库里科夫关于恐怖行动的说法，按照他的说法，这是1932年的事。
米高扬：库里科夫面对面地向你证实了一切，你提不出任何东西予以反驳。有没有这些东西？我对对质记忆犹新。
布哈林：关于我们同库里科夫的谈话，我并没有否认。我否认的是说我给予什么恐怖行动的指令。（雅基尔[10]：你们为什么要库里科夫这类骗子？埃赫[11]：干部，干部。波斯蒂舍夫：科托夫供认，乌格拉诺夫提出了杀害斯大林的问题。）
下一个问题是向我提出的“最有力的”论据，即他们为什么指供自己。关于这个问题我不久前已经回答过了。关于其中之一可以这样说，理论上说，他们既然要继续斗争，那就什么都干得出。至于其他部分，我已经说过，是不大可能的。不过我请诸位审视一下如下事实。他们的处境很困难，所以我想，既然对他们讲，你反正要被揭穿，你撤谎，你是两面派，他们就会做这样的打算，如果他们承认点什么，自我诽谤，这对他们会好一些。这是诽谤的情况。而另一种情况，谁真正有罪，被揭发，罪证、自觉有罪、担心害怕等等都向他压来，反正一切都会被揭穿，那时还会更槽。（卡雷金娜：而同库里科夫的对质呢？要知道，这是挑衅，污蔑。）我说自我污蔑，这是一种猜测；我说这是一种猜想，并且我同时还说，我不能回答全部问题；如果我知道审讯规则，向被告提出的全部问题，他们的全部供词，其他供词向他提出的指控，如果我知道这些招供的程序，等等，那我就可以，就能够回答全部问题，但我现在做不到这一点。……
现在谈谈中心。我必须说，如果不算1930年以前时期的“三人团”那就没有过任何中心。（莫洛托夫：没有过记录？）是的，没有过记录。什么都没有。（波斯蒂舍夫：就是说，乌格拉诺夫以及其他人在说谎？）
卡冈诺维奇：您从帕米尔回来，向您通报了柳亭纲领，您为什么不去中央，而是去李可夫那里打听消息？
布哈林：那时我们还会面。（卡冈诺维奇：在街头？）不。可能是我去他那里，或者他来我这里。
卡冈诺维奇：当您从帕米尔回来，您为什么不去中央，说“同志们，我没有参加中央全会，请向我通报所发生的一切”，而是去找李可夫？
布哈林：这时我们还没有中断联系。是的，我正是从李可夫那里得知“所发生的一切”的。（米高扬：就是说，“三人团”还存在到1932年？）不是这样。从这一事实不能得出这种结论，因为“三人团”已变成人们不密切的和非派别性的联系。（米高扬：而密切的程度？）部分原因是，事情可能变成组织某种秘密组织，或者相反，组织消失，即完全拆散。
卡冈诺维奇：请您证实一下您在对质时的供词：您在1932年还同党斗争？
布哈林：我没有这么说。
卡冈诺维奇：不，是这么说的。
布哈林：我还要谈库里科夫，那时我将谈到这一点。……
关于中心。我收集了给我寄来的所有供词。一部分供词说的是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其他供词加上乌格拉诺夫，后来还有科泽列夫的方案，把施米特和瑟尔佐夫包括了进去。后来，来了科托夫方案，又把斯米尔诺夫包括在内。（席上喊声：而布哈林列入哪儿？列入所有的方案里？）不，没有列入所有的方案。请看，问题在于……（阿库里努施金：您最好说说，谁加人了中心？）关于这一点我已经说过了。你们说——谁被列入了这些一方案，而要我说说关于这些方案的真相。不过，这些方案实际上不可能都存在。存在这众多的方案本身就使长期存在这“中心”的说法不攻自破。
还有两种方案。有一份卡申的供词，其中说，“从1934～1936年间同托姆斯基的多次谈话中我了解到，是托姆斯基、瑟尔佐夫和乌格拉诺夫领导整个右派地下恐怖组织。”最后还有扎伊采夫方案，它谈到一个似乎把所有中心联合起来的“超中心”。对此我还要说一下，曾分离出三人团，当时党的正式文件中把它叫做布哈林同志集团。有三个人：我、李可夫、托姆斯基。此集团在三人团领导的斗争期间（至1930年）实际上是存在过的。至于乌格拉诺夫，他毫无关系，很少来，仅有时来一下。（卡冈诺维奇：乌格拉诺夫同你们亳无关系？你们的基本据点。波隆斯基：他在莫斯科组织起巨大作用。）乌格拉诺夫在莫斯科组织起过巨大作用，这不说明任何问题，不过波隆斯基对此应知道得很清楚。维·米·正确地指出，他没有加入三人团。而当时甚至已有“三人团”这个名词。关于施米特。在那个阶段施米特根本没有参加。关于斯米尔诺夫。斯米尔诺夫也根本没有参加。瞎说斯米尔诺夫加入什么组织队伍有什么好处？我很清楚（布琼尼：那你就说说，什么你知道得很清楚，你不清楚的是什么？）布琼尼同志，等一等，等一等。（布琼尼：你对耶稣会教士很了解，请说说，您是怎么扮演耶稣会教士的角色的。）斯米尔诺夫·福马起初说，他在克里姆林宫的路上会见我，要我甚至不出席中央全会。（茹可夫：他在什么地方会见你的？还是在路上？）他后来同谁联系，我不知道，但福马·斯米尔诺夫也没有参加“三人团”。也许他后来投靠了乌格拉诺夫或者别的什么组织，但那时期没有福马·斯米尔诺夫。我决不想由此作出结论，说福马·斯米尔诺夫没有从事任何右倾的工作。我甚至不想说，他没有自己人、自己的组织或集团，但他完全是独立行事的。
我再重复说一下，你们不是从党史的角度，而主要是从目前形势的角度来评论我的活动的，但这样做当然需要知道党史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不过，我要对你们说，从1932年起我没有见过他乌格拉诺夫，并且我觉得，他也不在莫斯科，所以我也不可能见到他。1935～1936年我一次也没见过李可夫。1935～1936年我一次也没见过托姆斯基。最后一次见到施米特不知是1932年夏，还是1933年夏。
如果存在一个从事什么活动的、有集中领导等等的什么组织，那从这些事实的观点看来该怎么解释它呢？或者我说的不是真话，那就请你们证明，我见过乌格拉诺夫，见过托姆斯基，见过李可夫，见过施米特。无法证明这一点，因为这些并不存在。至于1935～1936年，这绝对是真的。如能说，也许你搞错了，不过1935～1936年可以而且排除在外，那就很好了。要知道，关于我说了很多，说直到最近，到今天，我是耶稣会教士，叛徒，从事破坏活动，唆使儿子去反对老子，等等，等等。对这些我认为需要用大量事实来为自己辩护。
至于乌格拉诺夫，你们全都知道，他不在莫斯科。（米高扬：他来莫斯科，来过两三次莫斯科。）有可能，不过我甚至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工作。（米高扬：你什么都不知道。）不是的，我知道的我就讲，我不知道的，我就无法讲。请证明，我在莫斯科见过他。（波斯蒂舍夫：您是通过斯列普可夫[12]同他联系的。既然从1932年起斯列普可夫和马列茨基[13]就关在监狱里，我怎么能够通过斯列普可夫同他联系？（波隆斯基：您同拉狄克有联系。）而拉狄克难道同乌格拉诺夫有联系？（会场喧哗。安德列也夫：请不要妨碍发言者，否则他无法说话。）我肯定，我同什么暗害理论，同托派集团绝对没有任何关系，一点点关系也没有。
现在请允许我来谈谈在这里发表的几个有分量的发言。莫洛托夫同志谈的是很有分量的有关历史性质的那一部分，这一部分应当证明，我怎么会必然滑入反革命的泥坑。我在党内的历史大家都知道，对这个问题我不多谈。我要说的是，我做的不单单是坏事。我也干了许多好事，在十月起义期间，在十月起义以前及以后都是如此。所以，如果……（莫洛托夫：甚至托洛茨基也做过一点好事，然而现在他是法西斯间谍，落到这地步！）对，对。不过我要指出这一事实，否则党就不会让我担任非常负责的职务。我也为党干了好事。（莫洛托夫：谁也不怀疑。）
在布列斯特和谈时期我反对列宁的斗争是我的极大的缺点，这是严重的、有罪的一场大斗争。但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以后，我迅速认识了错误，你们知道，我在莫斯科苏维埃会议上发表了声明。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召见了我，事情也就到此结束。你们知道，参加当时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的不仅我一个人，参加的还有瓦列里安·古比雪夫，布勃诺夫·安德列，叶梅里扬·雅罗斯拉夫斯基，后者很清楚党走过的历史道路和实践道路（雅罗斯拉夫斯基：我没有和你一起参加反对列宁的阴谋。）阴谋倒是没有，但您加入了“中心”。在这“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里还有一个左翼。而你，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当你把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冒丧失专政的危险进行战争）加在我头上的时候，你犯了个错误，我对此表示过反对，这是该集团中的极左翼。（莫洛托夫：我没有这样说过。）你说过的，甚至提到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提出此提纲的恰恰不是我，而是莫斯科区域局。
涉及党史的第二个意见是作为党的一种类型的“劳动党”问题，是1923年出现的问题。不过，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你读过这份当时叫做“备忘录”的著名文件没有？某些政治局委员似乎看过。要知道，那里说的是一种假设——“我们是否可能出现这种东西”？但未曾有过任何指令，也没有鼓吹过。没有过。那个时期大家都喜欢把各种各样的东西理论化，这种理论化被用于实际问题和迫切的问题。（莫洛托夫：你算了吧，不知是理论化呢，还是出卖理论的灵魂。）好吧，就算是出卖理论的灵魂，我井不辩护说这里有什么宝贵的思想。（加里宁：结果还是辩护。）我不知道，我只解释有过的事情，说的也是这个。这是问题的某种假设性提法。诚然，问题的提法本身是有害的，我同意这一点，因为问题的提法本身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应当区分一定的路线和问题的某种抽象的理论提法。（卡冈诺维奇：您以后在党的方面的整个路线说明，这不是偶然的理论化，而是深刻的根源。）
一切都可能。不过我以后的情况说明的是另外的事。例如，在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期间我有很多尖锐的讲话。这是事实，谁也不能从党史上抹去。在那里我和全体同志一起非常激烈和热烈地捍卫党的一元性，摧毁了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这一切都记忆犹新。（卡冈诺维奇：这延续了多少年？）喏，四年。（卡冈诺维奇：不到四年。）也许吧，我不知道。要知道我从1906年起是党员。建立党以及党的队伍和组织的阿题，众所周知，是从作为流派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立时产生的。（莫洛托夫：加米涅夫比你早加入党，但他滑到哪里去了。）是的，但我讲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如果计算我有多少年捍卫党的立场，那么年份不算少了。（斯大林：少了。）不特别少。
其次，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当他在这里援引极其卑鄙的库兹明的行动纲领（我是第一次听到）时，我像他一样感到愤慨，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叶若夫：您的学生。莫洛托夫：不仅库兹明，还有斯列普可夫。）这是令人愤慨的纲领。你们以为我不懂得，这种纲领不仅应受谴责，而且鬼知道是什么玩意儿？但是我在这里反对一点，我同库兹明从来没有接近过。库兹明从来不是我的亲密学生。（席上喊声：但推行您的的路线。）不对。他有自己的一套，尽管他加入了青年集团，这一点我并不否认。（席上嘘声：他是用从您那里得到的证件进入教授学院的。）那里有各种各样的人。我向你们保证，关于学院的成分我比你们知道得清楚。我现在说别的，库兹明是一个非常硫远的人，而决不是最亲密的人，他不住在莫斯科。有一个明确无误的政治事实：库兹明很长时间拒绝同我握手，因为他认为我完全叛变了。（斯大林：而斯列普可夫是否亲密？）斯列普可夫过去非常亲密。我不想仅仅因为他写了这个卑鄙的纲领，就说他那时同我不亲密。现在他们都离我有几千公里之遥，不过我说，所有的证词都说，库兹明是亲密的人之一。我不同意这一点，我说——不对。库兹明被当作最重要的事实，对此提出异议对我来说极其重要，因为我要为自己辩护，我必须辩护。（莫洛托夫：在青年人中斯列普可夫加入了没有？）加入了，，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加入。（伏罗希洛夫：这怎么搞清楚——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加入。他们全都结集在一个集团之中，由你间接领导，思想的、实践的和组织的领导。而你这个组织者是微不足道的。）是的。不过在其内部分成若干部分。（伏罗希洛夫：这已经是你的事了。）这是我的事，我也没有说这是你的事，我没有把库兹明强加给你，而是说，他是最疏远的人之一……（席上喊声：在亲密的入中间一批远一点的人。），而是疏远的人中间的一个。
莫洛托夫同志说，当我讲话或写条子的时候，我是想给策特林一个信号，不过我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我给你们送去一份，我怎么搞出多份并分发出去？（莫洛托夫：鬼知道你做了些什么，你什么都会做出来。）如果这么说，说我杀了自己的老娘，因为鬼知道我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不是论据。（莫洛托夫：问题在于你的行动路线。）关于最后几年我提出了一条论据，请予以审查。（伏罗希洛夫：在这三年里你是单独工作的。请仔细看看7日的《消息报》。）我，当然咯，从事“破坏活动”？好吧，我从事破坏活动？同志们，这么说，你们亏心不亏心。
梅日劳克同志感到委屈，因为我说过，他加入了集团，他否认，说没有参加，说他参加的是中央委员会建立的集团，有许多人加入了该集团。梅日劳克同志认为不是所有的证词都是真实的。然而列文指供他。那里直截了当地写着。你们说那里写得不对吗？（梅日劳克：您是不光彩的撒谎者。）或者存在不真实的证词？（梅日劳克：1921年和1922年不是在您的学校工作，而1926年和1927年是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这是受中央委员会的派遗。）您和斯列普可夫同时睡在一张床上过夜。（梅日劳克：坏蛋，卑鄙的家伙！在什么样的床上，什么地方，不光彩的撤谎者？）当然可以不体面地骂人，发脾气，但事实还是事实。它对您的名誉损害极小，因为那是全然不同的时代。（梅日劳克：那时当然会见过斯列普可夫，我不否认此事。但我同他睡在什么床上？这是子虚乌有的。）
我不同意卡冈诺维奇同志在这里所做的结论，他谈到了库里科夫。关于索柯里尼柯夫我不同意，原因是这怎么是1932年的事？他的证词的主要中心是最近右派同托洛茨基左派的联系。其第一个证词依据的就是这一点。（叶若夫：卡冈诺维奇同志宣读了文件，你为什么绕过文件？）我引用刊裁在《真理报》上的索柯里尼柯夫的发言，我没有其他的任何文件。而那里说的是同右派的联盟，在最末尾谈到同右派中心的联系和右派组织。关于库里科夫。在对质时库里科夫的证词我记得很清楚。拉扎尔·莫伊谢维奇在这里引用文件。该文件听起来像是证词。此文件我没有签字，没有读过，没有检查过。不过我清楚地记得，涉及的正是卡冈诺维奇，一点也没有提到斯大林。（卡冈诺维奇，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对我来说，您说的完全没有说服力。
卡冈诺维奇：怎么没有说服力，这一切都是写着的？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在场，用速记记下的，而他却说没有说服力。
布哈林：在我的笔记的右边用大字母写到卡冈诺维奇，而关于斯大林什么也没有记上。（席上喊声：你那里写上的，没写上的，还少吗？）在我的笔记上没有，而我相信自己的笔记，超过相信别人的。
卡冈诺维奇：他在这里声称，他的记性坏了，他的神经受到可怕的刺激，等等。而他在这里说，对他来说别的都没有说服力。有七名政治局委员在场，有速记记录，他对这一切都不信，而只信自己的笔记。
布哈林：这一点我来回答您，您读的涉及我的东西，您说都记上了，但那里记的尽是一些无法理解的毫无意义的胡说八道。（喧哗，闹声）其次，卡冈诺维奇同志制造了一条极端尖锐的反对我的结论，超人的尖锐。他这里还是引用库里科夫的证词。库里科夫说，在右倾反对派初期他曾到我家里来，我不知道怎么办，有时还哭了。卡冈诺维奇同志把哭变成1932年春在街头哭，并就此作出这样的结论：布哈林到底哭什么？他哭是由于看来他尝到了恐怖行动的全部后果。（卡冈诺维奇：你自己这么说的。）什么废话！我来回答您，拉扎尔·莫伊谢维奇，说的是全然不同的另一种哭。我不知道，您是在哪本残暴的教科书上看到这种胡说八道的。
卡冈诺维奇：可以把没有详解的速记记录拿去做任何鉴定，可以查明的。
布哈林：对这一点我来回答您，卡冈诺维奇同志，您请求我不要根据未经修订的速记记录来批评您，而您却把根本没有修订的速记记录当作大炮来反对我。昨天有一处根本无法理解的地方。您讲到科学院时提到一本文集的前言，说前言是我写的，其实这本文集有两位编辑——我和德波林[14]。我认为前言是德波林写的，也许还有什么别的人，后来阿多拉茨基还有别的什么人提出申诉，这以后就更换了，因为那里有失误的语句。在你们看来前言不好，而整个前言的内容也是法西斯主义的。不能这样的。当我向你们提出反对意见的时候，那时你们为什么不说话……
斯大林：有一个条子，您读出来。（把条子交给布哈林。）
布哈林：“兹证明，科学院出版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文集的前言，从……字起是布哈林的笔迹所写。除我以外，这样一些人也可以证实这一点……”（席上喊声，谁？读名字。）出版者恰金、瓦列里安诺夫和列宁格勒国家图书出版社的代表……（席上喊声：谁写的？）恰金写的。我没有看到别的什么。我记得此前言不是我写的，是德波林写的。好吧。即使我弄混了，搞错了，然而文集的内容仍留着。难道一句不成功的话就决定一切？也许我搞错了，让我们把手稿找出来。也可能恰金搞错了。我们有几个文集：有马克思纪念文集，有列宁纪念文集，有恩格斯纪念文集。马克思纪念文集的前言是我写的，这我记得很清楚。（卡冈诺维奇：说的就是这本文集。）
我想这里可能弄混了，因为第一个前言是我写的。阿多拉茨基[15]同志，你记不记得谁写了第二个前言？（阿多拉茨基：不记得。）我队为第二个前言不是我写的，让我们核对一下，因为恰金也可能搞错，他会记错的。（笑声。斯捷茨基：第一个文集也被扣下了。）好的，好的。斯捷茨基同志，您经常这样做的，先是扣下，然后实行监督，最后不承担任何责任。在一系列文章上也是这么办的，我可以证明这一点。（卡冈诺维奇：那里准确地指出，是什么样前言，以什么样的语句开始。）对的，不过我说的是，恰金可能把第一个前言同其他的前言弄混了。（席上喊声：全都搞乱了，唯你除外。）我说过，为什么我要说这些。因为当阿多拉茨基控告此前言的时候，我根据德波林的请求同这位阿多拉茨基或者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就此谈过话，那是阿布拉姆·莫伊谢维奇的请求。此事我记得很清楚。也许是他写的，也许是我。我只是认为，较为可能的是恰金把两种文集搞混了。这不是个大事实，这一切都可以核查。不过，归根到底这个问题已不那么重要了。（斯捷茨基：问题不在于文集，而在于在你的科学院中的反革命集团。）
关于反革命集团——好的，我对你们说。在科学院被捕的人们中间，在我的熟人中问，依我看职位最高、党内地位最高的是科学院党组书记彼切尔斯基，是斯捷茨基派他去担任主要负责人，由他处理党组内的全部事务。他是被派去监视的，他想组织一个党组，他自己专门扮演土皇帝的角色，这时大家还没有看出他是个小人。这是第一个，因为科学院党组书记，这是个大人物，他是阿列克谢·伊凡诺维奇·斯捷茨基有意派去或任命的。（斯捷茨基：谈谈你的集团。）而彼切尔斯基是否加入了你的集团，这我不知道，也不感兴趣。
第二。第二个是干部部部长……（席上喊声：第二个比第一个更糟。）……布瑟金。布瑟金早在我去科学院以前已在那里。是沃伦斯基介绍我同布瑟金认识的，他当时是科学院办公室主任，老契卡人员。沃伦斯基安排布瑟金住在科学院宿舍，我们都到过那里。布瑟金经常出入列宁格勒政府机关。这就是第二个被捕者。接下去，那里还有谁呢？乌拉诺夫斯基。乌拉诺夫斯基是生物部的，我记得他是《自然界》杂志的编辑，同我从来没有任何联系。这就是乌拉诺夫斯基的情况。
什么事在这种那种程度上同我有关？现在就说说，什么同我有关。在我们科学和技术史研究所需要一个既懂哲学，又搞技术的人。有一次我在巴库做报告，在科学院巴库分院，分院的院长是某加尔别尔。（斯捷斯基：托诺茨基分子。）我不知道他曾是托洛茨基分子，但他当时是科学院分院的院长。他问我，能不能去从事技术史的研究。我很高兴有这样的人。我收到一份专电，——我甚至曾拿它去对质，不过它在什么地方丢了。请我就这位加尔别尔的事同贝利亚或巴基洛夫谈谈。他得到斯捷茨基办公室和中央委员会文化宣传部的批准，被从那里调来了。（斯捷茨基：请您说说，关于这个集团您同拉狄克是怎样议论的，您说这是您的手枪。）您没有好好读拉狄克的证词。他说的“手枪”是指姆拉奇科夫斯基。（巴基洛夫：插话听不清楚。）是的。我不能使您确信……（巴基溶夫：那您为什么归咎于斯捷茨基呢？是您要的他。他为您在巴库组织了托洛茨基白卫工作。然后您要了他。）我是在你们这里有生第一次见到他，而在你们那里他是科学院整个分院的院长。既然他在你们那里担任这种职务，我说，我能对他事先就持不信任的态度吗？（巴基洛夫：拉狄克谈到这一点。）我讲我所知道的，而不是别人知道的事。如果你们要拉狄克对你们说，那就让拉狄克对你们讲好了。我对你们讲过了；你们相侑谁，那是另一回事。顺便说一下，关于加尔别尔我在拉狄克的证词里没有读到。加尔别尔在研究所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关于瓦西里耶夫，他在研究所不是我任命的，他当时是在越飞的研究所。我知道他有过一段反对派的历史。但瓦西里耶夫是惟一一个很熟悉自然科学及自然科学历史，同时又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由于研究所需要这样的人，我就选上他并要了来。我能从那里把他要来，是有特殊原因的。因为越飞研究所里有一些负有特殊使命的同志，所以那里的监视待别厉害。我认为，那里的风险并不很大。这就是全部情况。而拉狄克所说的，他说的很多的东西，我不一定全都得信。（斯捷茨基：他从哪里知道你的研究所全部由反革命分子组成？）并不是整个研究所。（斯捷茨基：请读一读拉狄克的证词。）
我还要向卡冈诺维奇同志提一个问题：好吧，我为什么要鼓吹巴甫洛夫？（卡冈诺维奇：谁知道您在那里鼓吹什么。席上喊声：我们都知道，他在鼓吹谁。）好吧，关于此事我不说了。莫洛托夫，你知道吗？（莫洛托夫：我知道你在那里什么好事也没干。）这是超级公道，我别无他言了。我想说一下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所说的有关柳亭纲领的情况。关于柳亭纲领卡冈诺维奇是这么说的：喏，布哈林说过谁写的，各种各样的阴谋，耶稣会教士，等等；请说说事情的实质。据我的理解，卡冈诺维奇同志所说的事情的实质，指的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例向的政治实质和斗争的尖锐形式。不过，同志们，我应当说，根据我所知道的有关柳亭纲领的情况，我对它的政治实质一向持最否定的态度。（卡冈诺维奇：这还不一定。）不是不一定，而是对丑恶的反革命文件的否定态度。
当某些人指出，某些部分同右派思想相近，其采取的就是这种手法。当然有一些思想是同过去右派所捍卫的思想相近的。是这样。不过，同志们，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要求是历史地看事物。一切都在变动中。如果说在柳亭纲领中有某些右派的思想，而这些思想我早就放弃了，那怎么能把它们强加于我呢？如果在那里说的是这些右派思想向右演变，而这时我自己却向左演变，那怎么能说实质相同等等呢？关于在发展的某一阶段我曾在思想上和实践上捍卫某一极端有害的集团，这就不用说了，但我要说，我早就离开它而走向党，并热烈地捍卫党的路线。你们可以不相信我，不信任。我说的是同我整个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因此不能作出这样的结论，既然有近似的东西，就是说这是你的行动纲领。（卡冈诺维奇：还由于托姆斯基同李可夫讨论过这个行动纲领，而后来在中央全会以后李可夫又同布哈林讨论过。）事实总归是事实，不管是李可夫，还是托姆斯基，都没有告诉我他们看过柳亭纲领。怎么解释这一点？也许是因为，如这里人们说我的那样，我好饶舌。但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事实。卡冈诺维奇同志说，我在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和在《消息报》任职期间从来没干过好事。（卡冈诸维奇：您说说您在1932年对刺激因素的怀疑，您在第17次党的代表会议上关于实验室的发言。）关于刺激问题，我在反驳米高扬同志发言时已经详细讲过了。
米高扬同志这样提出问题，如果你承认1932年你对刺激问题还不清楚，那就是说你还持旧的立场。我对此表示反对。我这样表述：我不清楚的是农业中的刺激问题。（加马尔尼克：这意味着反对农业集体化。席上喊声：没看到社会主义的动力。）因为有过不同的任务，解决了不同的任务，如摧毁富农，把农户联合起来，组织上巩固，这也属于集体化的发展。所以我说，关于工业化、集体化、全盘集体化、消灭富农，这一系列问题对我来说是清楚的，我完全同意。这些极端重要的问题对过去来说是完全清楚的。（斯捷茨基：而您1934年的文章，那是什么？）
关于实验室的问题（卡冈诺维奇的问题）解释非常简单。我谈实验室问题是因为我专门研究过此事，这是我的职务的一种。我应当在代表会议上报告我当时的实际工作。你们看到，现在卡冈诺维奇同志还在指责我，说我关于实际工作什么也没讲。（莫洛托夫：你们别干扰布哈林同志讲话。他已经谈了一个半小时。）好的。我接受你们的意见。同志们，我想说的是，对我提出了非常严重的指控。我向你们保证、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如何，我都要否认自己有罪，因为我确实没有犯那些伪证人强加于我的任何罪行。
我在党的面前犯的过错是很严重的。在社会主义坚决进攻的时期我的过错尤其严重，那时我们集团实际上成了巨大的阻力，给社会主义的这种进攻造成严重的危害。我承认这些过错，从1930年到1932年我有长长的尾巴，我已经意识到了。但我要用和承认自己的过错同样大的力量去坚决否认强加于我的罪行，并且以后也要始终予以否认，这不是因为这仅具个人意义，而是因为我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承担额外的东西，特别是当党不需要，国家不需要，我个人不需要的时候。（会场喧哗，笑声。）
尽管我不能解释许多事情和向我提出的合理的问题，我不能彻底解释指控我的那些人的行为问题，甚至一半也无法解释。不过我无法解释这一切，依我看，这种情况也不能成为给我定罪的论据。我重申，我有很多过错，但我要全力反对诸如背叛祖国、搞暗害活动、搞恐怖活动之类的罪名，因为具有这种品质的任何人都是我的死敌。我准备采取任何手段去对付这号人。（喧哗。喊声。皮捷尔斯：你自己写了。）我的处境的全部悲剧在于，这个皮达可夫及所有此类人物毒化了整个气氛，造成了这样一种气氛，不相信人的感情——无论激情、无论心灵活动还是眼泪。（笑声。）过去作为一种论证方法的一系列人的行为，并且其中并无不体面之处，现在已失去自己的力量。（卡冈诺维奇：两面派手法耍得太多了！）同志们，我讲的是过去……（赫罗普梁金：该进监狱了。）什么？（赫罗普梁金，早就该关进监狱了！）好吧，关吧。您以为你喊关进监狱，我就会有另一种说法？我不会的。
莫洛托夫（主席）：下面李可夫发言。
注释
[1] 策特林，（1898～？）——1918年入党。1926年～1928年任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真理报》和《共产国际》杂志编辑。1929年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人员。1931～1933年在苏联工商业人民委员部工作，后遭镇压。
[2] 1937年联共中央决定于2月18～19日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布哈林问题。布哈林决定不参加全会，同时宣布绝食以示抗议。
[3] 科萨列夫，弗·米·（1881～1945）——历任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委员、党中央西伯利亚局成员、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等职。
[4] 指1936年9月1日布哈林写给伏罗希洛夫的信。
[5] 什维尔尼克，（1888～1970）——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4年起任俄共（布）中央检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1925～1926年任列宁格勒区委书记和联共（布）西北局书记。1925年起为中央委员。
[6] 梅日劳克，（1893～1938）——1918年起任乌克兰副财政人民委员、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等职。
[7] 波斯蒂舍夫，（1887～1939）——1926年起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1927年起为联共中央委员。1930～1934年任联共中央书记。后遭镇压。
[8] 丘巴尔，弗·雅·（1891～1939）——1907年加入俄国杜会民主工党。1920～1934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23年7月至1934年任乌克兰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1921年起先后任俄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39年被处决，后平反。
[9] 柯秀尔，斯·维·（1889～1939）——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9～1920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1922年调任中央西伯利亚局书记。1923年起先后任中央委员、中央组织局委员和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等职。1939年被处死，后平反。
[10] 雅基尔（1896～1937）——1917年入党。1925年起任基辅军区司令。1930～1934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联共中央候补委员。后遭镇压。
[11] 埃赫（1890～1940）——1905年入党。1925～1930年任联共中央候补委员。1925～1929年任西伯利亚边区执行委员会主席。1929～1937任党的西伯利亚和西西伯利亚区委第一书记。后遭镇压。
[12] 斯列普可夫（1899～1937）——1919年入党。1924～1928年在《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工作。1928～1932年任伏尔加区委常务局委员和宜传鼓动工作部部长。后遭镇压。
[13] 马列茨基（1901～1938）——1919年入党。1925在《真理报》工作。1929～1932午任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计划委员会学术秘书和经济室主任。后遭镇压。
[14] 德波林，阿·莫·（1881～1963）——苏联哲学家和历史学家。1903年起是布尔什维克，1907～1917年为孟什维克。1928年加入联共。1929年起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20年起在斯维尔德格夫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和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工作。
[15] 阿多拉茨基，弗·维·（1878～1945）——历史学家。曾任中央档案局副局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院长等职。
感谢 黄胜利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