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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清楚我是正确的”
尼·伊·布哈林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监狱中写给斯大林的信
邢艳琦 译 责任编辑：赵国顺
原文原载于俄罗斯《史料》杂志2000年第3期。中译文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1年第2辑（总第20辑）
编者按：俄罗斯《史料》杂志1993年第1期和第2期发表了现保存于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中的布哈林于（1936—1937年间写给斯大林及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部分信函。下面刊出的是布哈林这些信函中一份不为人所知的忏悔书。这份标明日期为1937年4月15日的忏悔书是布哈林在1937年2月27日审查其“案件”的中央全会上被捕后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监狱候审期间写的。布哈林在信中又提出了一些有力证据证明其无罪，但再次遭到不解和敌视。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第3全宗，第24目录，
第301卷宗，第129——133页。亲笔。
尼·伊·布哈林致斯大林[1]
（1937年4月15日）
1937年4月14日凌晨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
亲收
我请求，这封信直接转交斯大林，
任何人事先均不得拆阅。 |
你好，柯巴！
（我仍像以往那样称呼你，因为我仍像以往那样看待你，尽管发生了这一切，我也不想让你们有理由认为，我对把我开除并发落到这里的你们有任何不满——待以后详谈。）我至今还未写信首先是因为，我在中央全会[2]上受到指责，说我一个劲儿地给你和政治局写信，好像你和政治局除了看我的信之外没有别的事，在受到这些指责（完全基于对我精神状态的误解）后我不能写信；其次是因为，我现在非常痛苦，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委屈、痛苦、受尽侮辱的我泪流满面（泪水我已用囚服的袖子悄悄地拭去），我打消了写信的所有念头，竭力钻到某本书中以逃离现实，或睡上一会儿，以忘却那噩梦般的往事。一连几个晚上我都打算给你写信，就是因为我想给你写信，我不能不写，因为现在我感觉你是我亲近的人。（这谁爱笑话，就让他去笑话吧；让他们去讥笑吧，让他们去散布我“虚伪”吧－我觉得这根本无所谓：一切我都经受过了……）
假如有什么不满意的，请直言相告，但我不想寄去普希金所说的那种“颂歌”[3]，这一次就请听听我从监狱发出的呐喊吧。
在全会上我感觉自己是个被无辜地钉在耻辱柱上的人。每个人走到我的面前都像对最恶毒的敌人那样狠狠地朝我的眼睛、嘴巴、耳朵以至心灵唾弃。对我来说所有最神圣的东西（真不幸，囚室的同伴醒了，我不想让他看到我流泪，也不想让他看到我动情；我放下笔，拿起了一支烟——等他睡下再写）。我接着写。对我来说，所有最神圣的东西（用发言者的话来说）都被我视同儿戏。我在绝望中曾以伊里奇弥留之际来发誓[4]。你是清楚的，我无限地、全心全意地热爱伊里奇。我一直在呼唤着他。可他们却说我沽名钓誉，居然说列宁去世时我在场是我编造的谎言，他们还引用一份“文件”（季诺维也夫的文章，主要是说，列宁去世后我离开哥尔克去了莫斯科，然后又像文章所描述的那样，和大家一起回来的）。有关我深爱的谢尔戈，我曾给政治局写过信，可他们却指责我在“投机”！[5]我勉强支撑着走路，可他们却说我在演滑稽戏，在装腔作势（就差没说我的胡子不是因为痛苦变白的，而是为了欺骗了！）。我恨不能把心掏出来给他们看，可他们却大叫我在说谎。这些人中有我深深尊敬和爱戴的克里姆（指克·叶·伏罗希洛夫——原编者注）、米高扬，我认为他们是心灵最高尚的人，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甚至连你也挖苦我，说我夜里不吃东西了（其实在这之前我恰恰是在夜里吃东西，因为每天夜里我根本不睡觉，我只是在夜里写信，也只是在夜里吃东西）。总之，他们用与政治沾边或不沾边的事情把我打成了一个有污点的人。我的心在隐隐作痛，我辗转反侧不知该怎么办，只要我说句话，就骂声四起，只要我晃晃脑袋放松放松，他们就说我像演戏一样“装腔作势”。以后该怎么办？这一切都是对莫须有的罪名的补充！他们完全把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们不但在政治上诋毁我，还在道德上侮辱我。
他们对无辜者的诋毁是徒劳的。然而我决不怨恨任何人并想竭力向你强调这一点。我不怨恨是因为我完全清楚，你们真心确信我是有罪的（虽有不同的想法，怀着不同的感情，但你们都相信我有罪）。我的理智清楚地意识到，在这种情形下，在拉狄克之流[6]及其他人作了大量伪证后可以相信，这里有许多有说服力的说辞，你们这些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最终也就有责任作出安全担保，使这些肃反人员能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地抓捕所有的敌人，等等。因此，尽管我现在处境凄惨，失去了政治生命，人格受到侮辱，但我并未对党的领导怀恨在心（不管你们今后作出什么决定我都不会这样），丝毫不会——我恳请你相信这一点。我认为这一切都是给我造成不幸的大环境以及这些错综复杂的事件的结果，所以我不会心怀仇恨：我恨的只是那些撒谎的恶棍。我相信并希望，总有一天真相会大白于天下，事实会告诉人们，是谁以及为何要诽谤我，为什么要出卖我的鲜血、名誉、人格及一切……
请原谅，我大概又要写得语无伦次了：我太激动了，我不知道我的思绪会怎样跳跃。天已经开始放亮，囚室的同伴正在酣睡，钥匙哗啦啦地响着。是的，我想在这封信里写一份忏悔书，总结一下自己的方方面面：只是请你别咒骂它，我相信，你读完这份忏悔书也会大发同情之心的……
我入狱已有一个半月了，往事历历在目。我和阿斯特罗夫[7]、马列茨基[8]、艾亨瓦尔德[9]、斯列普科夫[10]进行过对质，你肯定早就看过审讯记录和对质记录。这些人都恨透了我，有几个人有时还可能掺杂有其他情感。他们恨我是不言而喻的：他们几个在监狱里大约蹲了5年，家都没了（妻离子散，没有一个亲人）。面对他们，我不能不意识到自己过去犯下的罪过。他们对过去（我认为，阿斯特罗夫在许多问题上有意说谎）的评价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在继续我已经结束了的斗争，所以他们的回忆是不一样的。看到他们这样我感到痛心啊……一个不戴眼镜就什么都看不见的马列茨基，一个瞪着两双热病患者般眼睛的斯列普科夫。我感到痛心疾首的是，我曾害过他们（就像他们现在害我一样，这就别提了）……
柯巴，这些年来我都做了些什么？现在说我一点好事都没干，说我专门对党搞阴谋诡计，甚至还和一帮匪徒打得火热。可事实上呢？在谢尔戈手下工作的时候[11]，我工作勤勤恳恳，经常提出一些新点子，帮助组织群众性的技术活动，我自认为，为把大批的科技力量团结在党的周围我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人在我这里听到了党的声音。在科学院，无论现在那里怎么说，没有谁在帮助理解党的历史作用和优点及其领导方面做得比我多，没有谁在促进对马克思主义兴趣的提高方面做得比我多。在我通宵达旦地工作的《消息报》，我尽力将对社会主义革命文化的解释放到应有的位置。请客观地看看报纸，以前报纸办得怎么样，我来后办得又怎么样：报纸焕然一新——从问题的广度和作者群到报纸的版面设计。我曾收到大量对报纸表示敬意的读者来信。但有时也许是我对什么事儿太入迷，我也出过错儿，我毕竟是人嘛。我视事业为自己的生命，有人给我使绊儿时我也骂娘，也生气，但我觉得，党的事业我干得非常出色。令我恼火的是，每期报纸他们都挑三拣四（甚至是鸡蛋里挑骨头），把报纸折成两半，甚至折成四分之一，来看看漫画是不是对上了正面的标题。我奋起抗争，我感到痛心疾首，也许有时我干了些蠢事，但我太傻了，以致我身边那些人戏弄我时，我还把每份报纸读上20遍，文章也不知反复看了多少遍。可现在他们却说我是在搞破坏活动！在全会上，他们拿出了那份印有“巴比伦塔”的报纸。可其实，我想起来了，那份报纸上登了两幅画，是对衬的：一幅是过去如何进行建设的（以巴比伦塔为象征），另一幅（也登在这一期上）是有计划地建设（以社会主义为象征）。他们干脆拿掉第二幅，留下第一幅用做谴责。可这种做法对吗？再也没有比获得这种评价更令人难过的了。他们还谈到那篇惹祸的文章，我在这篇文章里没谈重工业，却谈起了什么固定基金。这在政治上是不好的。可是说我在1934年反对重工业，这怎么可能呢？你是清楚的，马克思根本没用过重工业这个术语，这是从德国后来的文献里引用的。但马克思就不会在自己的术语中从本质上维护我们的观点吗？我承认，这里有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术语错误。可是上帝啊，难道是我这样做的吗？这可是莫罗佐夫[12]写的文章啊。我想在节日这期报纸上刊登一篇惟一一位在世的见过马克思本人的人的文章。他叙述了与马克思的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可现在他们却捏造说，这是发出了恐怖的信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结果我对党及对全部事业的满腔热情被说成反党勾当。
我在想些什么，期望什么，思考些什么呢？对目前的处境是否满意？不满意。为什么？我现在就开诚布公地一一道来。
第一，我没有往工人中间里扎。记得我就职于重工业人民委员部要作报告时，常有这样的情形：轴承厂叫我去，5—10分钟前还打电话执意要我去。可我去后却说“场地被占了”（下了逐客令）。吃一堑，长一智。在这些年里我在莫斯科从未给工人作过报告。
第二，凡事都吹毛求疵。我在科学院不遗余力地出版了各种集子、书籍，等等。几乎每一本都发生过争吵。（顺便说一句，我有一次到家后看到了一份刑事案件的卷首语，一口气读完后发现：在指控词的前面说的竟是苏联——好家伙！！那全部内容呢？……）
第三，说实话，我特别想接近领导，想接近你。我为一些大人物担忧，我为更多的工作操劳。这难道是罪过吗？是犯罪吗？我又重新学会了不但尊敬你，而且热爱你（让那些不相信我的人去耻笑吧，但这是实情。我自己成长起来了，我明白了许多事情，但不是从书本中学来的，而是生活、岁月、经验及思考教会的）。我是那么地孤独，因为没有人跟我谈论我们当今的问题，也没有人跟我交换思想，提出一些问题。因此有一段时间我才在学术上与德波林[13]探讨，在其他问题上与拉狄克这个坏蛋商量，却从未想到过他是个托洛茨基败类。我希望与人交流，渴望有机会与人交流思想。我根本见不到你们，这令我痛苦不堪因此我才竭力与人接近。我在想——我毫不隐瞒——在这次党代会上我在党内的地位会有所改善。你让我参加宪法委员会[14]，我高兴得简直像个天真的孩子。我念念不忘你对我的信任，心中充满了热爱，充满了憧憬，还把这告诉了坏蛋拉狄克。然而，这一切都成了过眼烟云，我现在又蜷缩在监狱里献媚巴结，曲意奉迎……
我继续写我的忏悔书——请不要责备我，实际上许多事情你都清楚。我想跟你开诚布公地谈谈我的个人生活，尽管谈起这些事会令人黯然神伤。
你是知道的，我的生活中充满了悲剧。你知道，我的生活中只有四位知心的女人。纳·米·[15]体弱多病。事实上早在1920年我就和她分手了。我和埃斯费里[16]同居后，她（纳·米·）差点儿疯了。伊里奇把她送到了国外。为了让纳·米·康复，我暂时与埃斯费里分居，后来，考虑到她的病情，我隐瞒了与埃斯费里的关系。后来，女儿[17]出世了。无尽的痛苦又不期而至，有时我一连几个星期都不睡觉。我编的谎话也折磨着埃斯费里。1929年冬天她（也许，由于我当时的政治状况）也和我分手了。我当时悲痛欲绝，因为我深深地爱着她。她和别人组成了家庭。后来我和А·В·特拉维娜闪电般结合了，我也知道她和国家政治保卫局圈子的关系比较近。但我丝毫未感到不安，因为没有不安的理由。我们的日子过得非常开心，可好景不长，噩运又降临了，纳·米·药物中毒，萨沙又得了神经性瘫痪。我像个疯子似地奔波于两个病人之间，曾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想完全放弃一切个人生活。我和萨沙已经公开地住在一起，我无论去什么地方，或去休假，别人都以为她是我的妻子。但与日俱增的痛苦折磨着我们的心灵，我们又分手了。这一切对我来说是相当痛苦的，因为她们都是善良、优秀的女性，对我都非常依恋……妞霞·拉琳娜[18]对我心仪已久（你不要以为我有“10个妻子”，我从来没有和她们同时住在一起）。而事实上是：一天夜里萨沙家中发生了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所以我没有“回家”。我去了拉琳娜那儿并留在了那里，一切就从此开始了。这些变故我就不再写了。但最后我还是和阿妞塔分手了。纳·米·和我划清了界限，也安静下来了。我个人第一次开始了新生活。生了个儿子[19]，长得不错。我想，新世纪就要来临了：我解脱了，痛苦结束了，现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方面的生活理顺了，被无尽的痛苦所消耗的精力就要释放出来了……
可这一切却转瞬即逝……
我为什么要向你诉说这些呢？因为我要把我这段时间的所有不幸生活都写出来。我要道出我前不久的愿望。写我的打算，写我的全部生活目的。我并不感到有什么惭愧：如果说我耍滑头干了什么坏事的话，那么我干的坏事并不比别人干得多。
但个人生活并不是我生活的全部。这是神话，也是传奇，我似乎总是“自命不凡”。（又得放下笔了：天亮了，囚室的同伴又醒来了，我开始打扫房间，倒马桶，从中体味着这寂静中的快慰，然后一切又复归沉寂。唉，痛苦！痛苦之极！）
我在另一种环境下接着写：白天，有“目击者”（在他面前要控制住感情）。是的，回首自己的政治生涯，我是想说点什么。我始终是从党和阶级的利益出发的，不管是做得对还是做得不对，我是忠心耿耿，甚至可以说是鞠躬尽瘁。说心里话，布列斯特和约是我犯的最大错误[20]。实不相瞒，1928—1929年你执行的政策是极其危险的。我就是这样真诚待人的，而不是相反。我有什么不好之处，是什么毁了我？是违背辩证法的思维，是公式化，是玩弄辞藻，太抽象，太不切实际。
总之，鉴于对质记录中所涉及到的右倾“思想根源”，下面的看法也许可资参考。
有一种说法认为我早就准备和你进行斗争，这完全是错误的。过去发生的一切我在审讯时已经说过了，在此不再重复。过去我们有时一起躺在你的沙发上，难道当时我准备和你斗争了吗？简直是一派胡言。1928年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从心里认为，你不是按照列宁的方式行事；我依据的是伊里奇著作中的引文及其他论据。可事实怎样呢？我所理解的伊里奇的遗嘱（不是人事方面，而是路线方面的遗嘱）是字面上和形式上的。伊里奇说：要谨慎行事，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等，警告说有脱离农民的危险。但是到了1928年出现了伊里奇未能看到的特殊形势。真正的列宁观点不是从抽象出发，而是从具体出发。伊里奇在他最后的文章里并没有谈到阶级斗争尖锐化的问题，阶级斗争只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会成为事实。可我却像个小学生，只抓住只言片语，却忽视了精神实质。这不是“任何辩证法”，而是一种模式：既然基本上歌舞升平，那就基本上——取消阶级斗争，基本上——“只需要进行一场文化革命”，等等，没什么可激化的。可我却没有看到，当时已经出现了新矛盾，新形势，新任务，开始尖锐地提出新问题。你目光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可我却觉得你偏离了列宁的路线。1928—1929年我就认为你是反列宁策略的体现者。这实在是愚不可及，但却是事实。当时出现的其他情况都有其逻辑必然性，但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我都没想过使用诽谤者所说的那些卑鄙的斗争手段。
我本人从未以党的主要领导人自居，说我是党的主要领导人简直是无稽之谈。但在接受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教训后，在经历过不信任和前后行动不一致的阶段后，我的许多想法改变了。近些年来（1933—1937年）我的愿望只是想靠近领导，主要是靠近你，以便能完全听从你的建议、指示和要求而全力以赴地工作。我并不羞于公开声明这一点。因为这些年来我们的政策（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已变得无懈可击，正如我在现实中所看到的那样，也变得大刀阔斧了，用我们原来的说法就是，伊里奇的精神在你的身上发扬光大了。是谁决定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新策略？是谁扭转了对外政策？是谁坚决地执行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是谁作出了加强远东的武装以及这方面的决定？是谁决定修建中东铁路？实行有组织的改革？制定新宪法？等等。谁都没有。我怎么，瞎了不成？为什么不吸取教训呢？不，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了这一切，而且尽我所能地出过力。我们的一切蒸蒸日上，这有目共睹。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是如何筹划的，大家也都一清二楚。我并非气量狭小的愚蠢之辈，只记得那些“恩恩怨怨”，只一味地怨天尤人，等等，我是问心无愧的。我的确看到了你所做的大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伟大的事业，看到你们的气魄、胆识、意志和事业，我越发地热爱你了。当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当然不是被提审的时候），我的感觉特别地好，就连碰你一下也感觉特好。我现在对你的感情就像对伊里奇一样，衷心热爱，无比信任，就像对一个无所不谈的朋友，想和你共同分享一切，诉说心里的苦恼。我热爱我们的工人和我们的人民，17岁起我就生活在他们中间并且全身心地为他们而奋斗。我看到了你身上凝聚着的才智和情感，看着你一步一步地成长起来。这几年我竟然忘了我与你们进行斗争的日子，当时我心里充满了仇恨，认为你会毁掉事业，等等，这并不足为奇。过去的已经过去，不留痕迹地、悄无声息地、永远地过去了，现在，我在这悲惨的境地（同伴和衣而睡，我无需压抑情感了）给你写信，像写自己的真挚爱情那样来写你。我听到了你在全会上严厉的讲话[21]。我看到，我讲话时你在用怎样的眼神看我。这些我都知道。可你却相信我有罪，你错了，但你可以相信，这点我清楚。所以我才给你写信。我觉得那些诽谤者太卑鄙，所以我才有勇气给你写信。
你根本无法想象，我现在的处境有多么恶劣。其实，我把监狱里任何一个监管我的肃反工作人员都当作是自己人，可他们却称我“公民”，看我的眼神像看罪犯，不过举止还算得体。我也把监狱当作是自己国家的。为了避开哨兵向我投来的目光，我几乎有一个月没出去散步了，为躲避那些对我没有好感的人，最好待在自己的牢房里。这简直太折磨人了，痛苦和委屈无以言表，惟一的念头就是如何能逃离目前这个现实……
一开始，我一直靠读书来打发时光，夜里通宵写东西。请让我休息一会儿（因为我太激动，头疼得厉害），不写了，来说说我现在做的事儿。（我在这里已写完了一本书）[22]，——这是另一个题目，所以我感到稍微轻松一点儿。
这本书我还是在国外购买马克思档案时打算写的[23]。我清楚地看到，广大知识分子在苦苦地思考与谁为伍的问题；我还看到，人们对苏联颇为关心；但这些知识分子感兴趣的问题常常得不到我们的答复。正像人们对我所说的那样，我在巴黎的报告获得成功表明，我提出的正是这样一些问题。于是我打算就这些题目写本书。实不相瞒，我原先在这里还存有一些幻想和希望。我认为，你会读到这本书的，我想把它献给你并请你写一篇简短的前言，以便让大家都知道，我现在完全是你的学生，我在公开场合也这么说。我想：这样做也好，谁也不敢再胡说八道了。可现在一切都化为乌有了！……
不过入狱前我只写了一半，在监狱里写完了有关苏联的第二部分。遗憾的是，尽管他们一再答应把第一部分拿给我，但到现在还没有拿来，第二部分的稿子（用打字机打的稿子，他们答应给打的）也没拿来，我要的书也没拿来，尽管开始就答应全给拿来。第二部分（在狱中写完的）是有关苏联的。写作的计划是这样的：
第一章 论历史观点和历史的评价标准。
第二章 社会主义文化的物质基础。
第三章 造就完整的人。
第四章 民族文化问题和创造完整的社会主义文化。欧洲和亚洲。
第五章 造就完整的人类。
第六章 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多样性。
第七章 个性与社会问题。
第八章 平等与等级问题。
第九章 自由问题。
第十章 进步问题。
第十一章 论社会主义文化的风格。
第十二章 文化革命中的党和无产阶级专政。
结论。
我真不知道，这本书是怎么写完的。我一部分一部分地写，但看不到完整的手稿，现在我手头上什么都没有。加上第一部分后书的结构是这样的：目录＋前言＋26章＋结论，我估计大概有300页（打字稿）。我恳请，把我用于加工、删除（这种写作方法带来的不可避免的重复）、补充及更正所需的所有东西拿来。我恳请，让我做完这项工作，然后寄给你，你认为该怎么改就怎么改（我真希望，你能指出来，何处需要修改，等等，那我简直太幸运了）；如果书能够付梓，哪怕用笔名，对我也属幸事，因为做无用功太让人难以接受了。
好，休息时间结束了。（我真的不能无所事事，所以恳请允许我拿到家人送来的我需要的书。）但我想稍微喘口气，因为我的眼睛太疲劳了：由于白天夜里始终开着灯，又在这种条件下不停地看书，我的眼睛开始疼，头也非常疼。毫无办法。我接着写。
你可能会说：这些也许都不错，但你为什么避而不谈有关右倾中心、与托洛茨基分子的联系以及特殊的斗争手段等问题。我并没有避而不谈，这些问题我都谈过了，没什么可补充的了。我还可以在理论上（并非用于侦讯记录）假设一下，对于以往几个时期我可能忘了一些东西；我可以假设，我把1930—1932年这段时期的所有事情都看得很淡。他们认为，从后果来看，我对学生们姑息迁就[24]和“耍滑头”（一方面对他们姑息迁就，另一方面还为党工作；一方面不消灭宗派主义，拉帮结派，另一方面还执行着党的路线；一边搞小团体，一边还过着党组织生活；一边执行着党的政策，一边又和托洛茨基分子沆瀣一气，等等），情节更严重。这些都可以假设：因为这几年（1933—1937年）我的生活态度就是如此，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其他人、情绪、气氛、利益、愿望，一切都让它过去吧。但是当听到别人说我怂恿进行恐怖活动，说我给右倾分子下了这样的指示，说我知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的计划，说我和这些匪帮有联系，说我知道他们和外国人有联系——对不起！听到这些我就怒火中烧，我就准备以死相拼。有时夜里（这是常有的事）想起那些对我的无端指控，想起那些毫无人性、寡廉鲜耻的恶棍和谎言家使你们听信他们的谗言时，我简直怒不可遏，气得浑身发抖。正因为如此，除了愤怒我无话可说。不论何时何地都将如此。我不是拉狄克，也不是拉狄克之类的恶棍。别想从我这儿再榨出什么来：无论是在外面，还是在监狱中，不论在哪里，只要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我有的只是愤怒，因为再也没有比这些指控更荒谬和更龌龊、与我的一生和我整个人更矛盾的了。
我和你谈书的事，谈这谈那，可这并不是说我没意识到自己目前处境的严重性。我非常清楚，我随时都会受到任何处治（“技术上”的和“政治上”的）。但在上述几方面我会竭尽全力据理力争，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因恐惧或出于其他类似的动机去糟践自己，苟且偷生。苏格拉底就是因拒不认罪才服毒而死，黑格尔在哲学史笔记中对这一点闪烁其词，不置可否。我认为，苏格拉底做得对。我并非要与苏格拉底比肩（对于作为哲学家的他我没有丝毫的敬意），但用任何手段都不能让我诋毁自己。现在，你们，尤其是你，可以不相信我，可以继续诽谤我，你们可以认为我是在演戏，尽管是要冒风险的戏。但我清楚，我是正确的。我也敢于相信，总有一天——也许一、二年后，不知道什么时候——谎言终会被戳穿，而所有这些“重大的社会组织经验”也将不攻自破。也许仅仅为了这一点才应该活下去，尽可能地工作。你无法理解一个无辜被起诉和被自己人诽谤的人的不幸、痛苦、心灵的痛楚和无助的重大悲痛：可谓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我不能说，也说不清，这些人为什么，出于什么动机说谎。我不认为侦查人员有什么欺骗行为，他们无疑都是诚实之人（我不提什么意见了，因为我提的任何意见都被说成是蓄意破坏苏联诚实的人和正直的工作人员的形象）。如今剩下的只有懊丧和无尽的痛苦。
把我开除出我所深爱的党，我悲痛欲绝。我一直期待的是什么呢？决不是你的慈悲，也决不是你的“怜悯”，而是理解。我自以为，你毕竟对我是相当了解的，不可能谁说我有罪你都一概相信。这的确是我所期待的。第一次全会你宣布推迟解决我的问题[25]，我把这一切跟家人讲过后，家人哭了，娜嘉哭成了个泪人，她说：“我们的人多好啊。”迄今为止，他们的面孔还浮现在我的眼前：他们坚信，真理终究会占上风的（我现在也哭得像个傻子似的，好在同伴被叫去受审了）。这是爱的泪水，是忠诚和信任的泪水，是对你们亲兄弟般的美好情感……叶若夫在全会上作总结发言时[26]证实说，我在1934年时好像还和那些被我斥责的“朋友”保持联系，还在会上出示了我的两封信：（1）写给叶·雅罗斯拉夫斯基[27]关于弗拉基米尔·斯列普科夫的信和（2）写给梅德韦季[28]关于卡塔雷诺夫[29]的信。
我写第二封信的原因是（我跟卡塔雷诺夫根本没有任何联系）：达·利·塔尔穆德[30]来找我，他是物理学家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人员，是我帮他建立了从属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殊实验室。他让我给梅德韦季写信，请梅德韦季把塔尔穆德通过斯莫罗金[31]认识的卡塔雷诺夫交给他。于是，对卡塔雷诺夫（塔尔穆德跟我称他为万尼亚·卡塔雷诺夫）根本不了解的我就给梅德韦季写了封信，因为塔尔穆德说，卡塔雷诺夫干过什么反动勾当，我就在给梅德韦季的这封信中写了这件事并说要在这方面对卡（塔雷诺夫）进行专门的审查（这些都会在信中的原件中看到；也可以在塔尔穆德那里得到证实）。可这算什么联系呀？这算什么和朋友的通信呢？这不过是我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人员的请求下给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首长写的信。
（2）关于弗·斯列普科夫的信（别把弗·斯列普科夫和瓦西里·斯列普科夫弄混）。弗·斯列普科夫的这封疯疯癫癫的信我是从邮局收到的（他在精神病院住过院）。我从未见过他，也不知道这位“沃洛佳”会与斯列普科夫集团有牵连。于是我就给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叶·雅罗斯拉夫斯基写了信。不是斯列普科夫，而是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主席团委员。难道这有什么错吗？这就是所谓我与被我斥责的斯列普科夫之流的“联系”？……
还是不谈这个了。请原谅，我这封信写得太长了，因为我很久没和你谈话了。你清楚，生命对于我来说并不珍贵，正像伊壁鸠鲁所精辟表述的那样，“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但既然我一息尚存，我就想为别人做点什么，此乃其一，并尽量少给我亲近的人增加痛苦，此乃其二。
尼·伊·叶若夫在全会结束时对我说，“10天左右就把你们打发了”。可已经过去45天了，还没有一点动静。不过我也知道，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对此我也不抱什么幻想。但我想提下面几个要求：
（1）一个月前我曾请求尼·伊·叶若夫批准我和妻子阿妞塔·拉琳娜会面；但没得到任何答复（无论是肯定答复，还是否定答复）；我认为尼·伊·不想不经过你就决定这一问题，而他又觉得这个请求是小事一桩，因此未提请你和中央委员会批准，那么我就决定提出这一请求；在这件事上阿妮娅更痛苦；（她这是何苦呢？）
（2）如果我要在这里长期待下去，我不但请求把我的手稿拿来（这无论如何都要做到），还请求，从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给我借书并让我妻子带给我；
（3）总之，不管把我发落到哪儿，如何处理我，我坚决提请你们注意一点，我要看马恩研究院的书，没有书很难做什么有益的事情；我只是请求把我要的书拿给我；
（4）现在我的家庭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我也有一个多月没有他们的消息了，我和他们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就不用说给女儿的贴补了，原先我还给过其他人补贴）；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得干点工作，比如说，我可以翻译些东西，作品可以不署名，这个工作我会做得很好；否则，阿妞塔和她怀里的孩子将会死去，我的父亲也已奄奄一息了。
请原谅我写这么长的信。有时，当我觉得有一线生机的时候（我常有这种感觉），我就想：为何不让我住到莫斯科郊外的一处小木屋里，发给我另外一个身份证，以免引起周围居民的怀疑，派两个肃反工作人员，让我和家人住在一起，让我做些对大众有益的写书或翻译等工作（可以署笔名，也可以不署名），让我在地里干点儿活，以保持体力……（活动范围可局限在院内）然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我听到：“喂，尼古拉，告诉你一个新闻：“某某某良心发现，说是他诬蔑了你，我们经过调查，证明你是无罪的。＇”这多么令人欣慰啊，这简直是枯木逢春……
但此时此刻这却是白日做梦。
有时，柯巴，说心里话，我常常顾影自怜。我知道，我能够做许多事情，但却不久于人世。这里的制度非常严格：甚至不准在囚室里大声讲话，不准玩跳棋或下象棋，不准在走廊边走边聊；不准喂窗边的鸽子，什么都不准，这种制度我还从未见过。但对看守，乃至小看守都得规规矩矩，必恭必敬。擦地板，打扫囚室卫生，倒马桶，事事我都要亲力亲为。但令我感到痛心的是，这可是在苏维埃的监狱里啊，这简直令人痛心疾首……
祝健康幸福。
尼·布哈林
1937年4月15日于
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监狱
注释：
[1] 这封信后附有两张便条：
尼·伊·布哈林的便条
国家安全局侦查员、Л·В·科甘上尉收
申请书：
请您根据《内部规章》第12条的规定，将此信转交给约·维·斯大林。被捕的布哈林。
（第81号囚室）
约·维·斯大林收
克里姆林宫
（信封内共有9页，写得密密麻麻。）
斯大林没读这封信前，任何人不得拆阅。
尼·布哈林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第3全宗，
第24目录，第301卷宗，第128页。
副内务人民委员部雅·绍·阿格拉诺夫1937年4月19日在随信所附的给斯大林的便条上写道：“现将尼·伊·布哈林1937年4月15日写给你的便条呈上。”
斯大林在雅·绍·阿格拉诺夫的便条上写道：“请传阅。斯大林”。后面是中央政治局委员阅后的留言：“已阅。我认为，写信人是个大骗子。维·莫洛托夫”，“还是那套谎言，他什么也不知道。拉·卡冈诺维奇”，“米·加里宁”，“满篇谎话。弗·丘巴尔”，“已阅。克·伏罗希洛夫”，“布哈林那套地方上装腔作势的习气和骗人的伎俩还没改。阿·米高扬”，“典型的布哈林式的谎言。安·安德列耶夫”。（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第3全宗，第24目录，第301卷宗，第127页）
Л·В·科甘（1901—1939）——1924年起在列宁格勒军区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1937——1938年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四处处长，1938年6月起任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二处副处长。1938年11月14日被苏联人民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1939年3月7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以“参加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内的反苏恐怖组织”的罪名判处其死刑。判决于当天执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档案馆）
雅·绍·阿格拉诺夫（1893—1938）——1933年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副局长，1934年7月起任副内务人民委员，1934年12月任列宁格勒州内务局代局长，1936年12月起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1937年5月被任命为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萨拉托夫州内务局局长，1937年7月因“一贯违法”被开除出党。1938年被枪决。
[2] 这里指1937年2、3月中央全会，尼·伊·布哈林和阿·伊·李可夫在这次会议上被撤销候补中央委员资格，开除出党并被逮捕。在软禁期间，布哈林给斯大林及其他政治局委员写了40多封信。
[3] 阿·谢·普希金《西斯拉夫人之歌》，第四首歌《费多尔和叶莲娜》，见《普希金文集》莫斯科1974年版第2卷第325——328页。
[4] 尼·伊·布哈林在1937年2月20日向中央政治局提交的声明中写道：“我再一次向你们发誓，伊里奇是在我怀里咽下的最后一口气……”斯大林在最后四个词上画了着重号，并在页边写道：“撒谎。”（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第3全宗，第24目录，第291卷宗，第6—11页）
尼·伊·叶若夫在2、3月中央全会（1937年）上的总结发言摘录：
……叶若夫：他在给中央的声明中说，伊里奇是在他的怀里咽气的，这纯粹是胡说八道！这是在撒谎！简直是信口雌黄！他为什么要撒谎呢？我这儿有份报纸，季诺维也夫写道……
莫洛托夫：什么报纸，哪天的？
叶若夫：就是1924年1月30日星期三那份有名的第23号《真理报》。
季诺维也夫在报纸上写道：“……医生们都证实了这一切。这时打来电话说：‘伊里奇逝世了。’一个小时后我们去哥尔克，来到已去世的伊里奇身边，当时在场的有布哈林、托姆斯基、斯大林，李可夫当时正住院。”
布哈林：伊里奇弥留之际在场的人有：玛丽娅·伊里妮奇娜，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佐尔卡医生和我。是这样吧，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
叶若夫：那我来读读您的文件。
布哈林：我把弥留之中的伊里奇抱起来并吻了他的腿。
波斯特舍夫：也许，你抱起来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布哈林：可我住在哥尔克呀！
波斯特舍夫：弥留，说明他已经死了。
叶若夫：同志们，我引用这个事实就是为了证实布哈林企图用什么手段为自己开脱。”（未经校对的联共（布）中央全会速记记录，第193——194页）
[5] 尼·伊·布哈林在同一份声明（见注4）中写道：“谢尔戈的死令我十分震惊（我失声痛哭，我非常热爱他，就像热爱自己的亲人一样），他的死让我感到自己的处境也非常危险……”斯大林圈上了这个句子并在页边写道“撒谎”。
[6] 卡·伯·拉狄克（1885—1939）——1923年起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积极分子，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9年恢复党籍。最后几年任《消息报》国外部主任。1936年再一次被开除出联共（布），被逮捕并因“托洛茨基反苏中心”案件被起诉。
1937年1月13日，尼·伊·布哈林与弗·尼·阿斯特罗夫和卡·伯·拉狄克在联共（布）中央进行了对质，参加对质的有约·维·斯大林、维·米·莫洛托夫、克·叶·伏罗希洛夫、列·米·卡冈诺维奇、格·克·奥尔忠尼启则和尼·伊·叶若夫，对质过程中对尼·伊·布哈林提出了无理指控。
[7] 弗·尼·阿斯特罗夫（1898—不详）－1929年间任《布尔什维克》杂志和《真理报》编委，属于“布哈林学派”，1929年9月被派到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从事教育工作，1932年被捕时任共产主义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审讯时对阿·伊·李可夫和尼·伊·布哈林提出了“反苏和策划恐怖活动”的全面指控。在1937年11月13日进行对质时，阿斯特罗夫还指控布哈林预谋杀害斯大林。
1992年《祖国》杂志和《消息报》上发表了尼·伊·布哈林临死前写的信之后，阿斯特罗夫在1993年2月27日的《消息报》上发表文章辩称，“……是侦查员要我作的证”。
[8] Д·П·马列茨基－1928年前在《真理报》工作，1929——1932年间任列宁格勒苏联科学计划委员会学术秘书和经济研究室主任。被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9] А·Ю·艾亨瓦尔德——1925—1928年间为“布哈林学派”成员，曾在红色教授学院学习，曾是《共产国际》杂志编辑部成员，红色教授学院毕业后从事教学工作，1930年因参加“右倾反对派”被开除出党，但很快恢复了党籍。1932年被捕时任国营谷物农场和畜牧场总联合会经济师。被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10] А·Н·斯列普科夫（1899—1937）——1921年为红色教授学院历史系学员，1924——1928年任《布尔什维克》杂志的编委，1928年任《真理报》编委。曾任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责任教导员。1932年10月－1933年4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逮捕了一批苏联知识分子的年轻代表。审讯中获悉，从1928年起，莫斯科就存在着一个由A.H.斯列普科夫领导的“右倾”组织，所谓的“布哈林学派”代表也参加了这一组织。
[11] 1929—1934年，尼·伊·布哈林曾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技管理局局长和主席团成员，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生产技术宜传部长，还曾在苏联重工业人民委员部任职。1934——1936年任《消息报》主编。
[12] 尼·亚·莫罗佐夫（1854—1946）——民粹派分子，1880—1881年在国外流亡期间写了题为《恐怖斗争》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他试图从理论上对民粹派分子的行为加以论证。莫罗佐夫曾在伦敦与马克思相识并交谈。
[13] 阿·莫·德波林（1883—1963）—哲学家和历史学家，1920年起为科学院院士，曾在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红色教授学院、科技史研究院等从事学术编辑和教学活动。
[14] 1935年2月7日，尼·伊·布哈林被吸收为宪法委员会成员。1936年12月1日，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作出了批准苏联宪法最终方案修订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但里面已没有尼·伊·布哈林的名字。委员会成员名单于1936年12月2日公布。
[15] 娜捷施达·米哈伊洛芙娜·卢金娜（1887—1940）。
[16] 埃斯费里·伊萨耶芙娜·古尔维奇（1895—1989）。
[17] 斯维特兰娜·尼古拉耶芙娜·古尔维奇—布哈林娜（生于1924年）。
[18] 安娜·米哈伊洛芙娜·拉琳娜—布哈林娜（1914—1996）。
[19] 尤里·尼古拉耶维奇·布哈林（生于1936年）。
[20] 1918年，在俄国与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上，以尼·伊·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表示反对，他们指出，如果西欧不迅速发生革命，就会断送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反对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任何协议并要求与国际帝国主义进行革命战争。
[21] 指斯大林1937年2月27日在中央全会上就决定尼·伊·布哈林和阿·伊·李可夫命运的委员会的工作成果所作的讲话。斯大林向中央全会的与会者通报了委员会关于解除他们二人候补中央委员职务，开除出党并将此案移交内务人民委员部审理的决定。（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第45全宗，第1目录，第1120卷宗，第23——27页）
[22] 尼·伊·布哈林在监禁期间写完了《资本主义文化的危机与社会主义》一书，该书的第一部分是他在家中写的，逮捕时被没收。
[23] 1936年2—4月，尼·伊·布哈林到国外去购买被纳粹分子取缔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档案及保存其中的马克思的手稿。1936年4月3日，尼·伊·布哈林在巴黎作了题为《当代文化的基本问题》的报告，托洛茨基分子在会上进行了抗议活动。
[24] 这里指的是20年代聚集在尼·伊·布哈林周围的一批党的年轻经济工作者（“布哈林学派”）。1932—1933年间，这一学派的许多代表被逮捕。
[25] 指1936年12月4日和7日在克里姆林宫的斯维尔德洛夫大厅召开的中央十二月全会。12月4日的会议审议了苏联宪法的最终文本，12月7日的会议听取了叶若夫作的《关于托洛茨基反苏组织及右倾组织的报告》。
全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作出如下决定：
（1）转发叶若夫同志的通告，
（2）采纳斯大林同志的建议：布哈林和李可夫的问题尚未解决，要继续进行审查并在下届全会召开前结案。（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第3全宗，第76目录，第20卷宗，第129—133页）
[26] 2月26日尼·伊·叶若夫在1937年2、3月全会会议上作总结发言时说道：
我拿来了几份布哈林的文件，看他是怎么划清界限的。他的确是和斯列普科夫划清了界限，确切些说是和所有斯列普科夫兄弟划清了界限，早就划清了界限，他们被捕后就划清了，尤其是在这位斯列普科夫被开除出党并被逮捕时就划清了界限。这里所说的是弗拉基米尔·斯列普科夫。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却偷偷地给叶梅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打了电话，事先问过他之后就给他寄了一封信。我说这个是因为他被捕了，被开除出党了，可你明明知道这些却还给叶梅利扬写信。
布哈林：不错，可他和这个集团没有任何关系。
叶若夫：不，他和这个集团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你是知道的。
布哈林：没有，没有关系。
叶若夫：等等，听我念念文件，耐心点儿听。他写了一封关于最小的斯列普科夫兄弟的信，他写道：“我只能说，我非常清楚，弗拉基米尔·斯列普科夫无论在多么恶劣的环境下都没有参加过任何派别活动。也许他曾犹豫彷徨过，但他在政治上始终没和亚历山大站在一起。”所以他请求恢复他的党籍。
斯大林：这是布哈林写给谁的？
叶若夫：写给雅罗斯拉夫斯基的。实际上他非常清楚，弗拉基米尔·斯列普科夫同瓦西里一样，参加了这次在波克罗夫斯克—斯特列什涅夫召开的有17人参加的会议，会上库兹明第一个发言说，假如这些事情都是斯大林的主意，那我们就收拾他。他们都谈到了这一点，而且是公开谈的，无论是瓦西里，还是弗拉基米尔·斯列普科夫之流都是自该组织成立之日起就加人了，也就是说，自从他们结成兄弟后就加人了。这个斯列普科夫哪次会议都没落下。
布哈林：他住在列宁格勒嘛。
叶若夫：是的，他住在列宁格勒，一点不错。这位斯列普科夫1933年被捕，后被释放，开除出党，可1934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却为这个人开脱说情，后来他又说，他们诬陷我，是因为我和他们划清了界限。可见，他的两面派伎俩甚至用在这些小事儿上。
另一份文件反映的也是这种相当值得怀疑的友谊：这个臭名昭著
的人物就是恐怖分子卡塔雷诺夫，杀害基洛夫同志的策划者，尼古
拉耶夫的耳目。看，这也是布哈林1934年写的。
有人问道：给谁写的？
叶若夫：给列宁格勒的梅德韦季，他写道：“亲爱的梅德韦季同志，你那儿有位工作人员累得快坚持不住了”，然后请求说“最好从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你们列宁格勒就有个叫万尼亚·卡塔雷诺夫的小伙子”，他还引用别人的话向梅德韦季作了详细的介绍并声称，斯莫罗金可以作介绍人。接着他写道：“我不管他是不是已被开除党籍，我只听说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完成千个定额的党员生产者。”
布哈林：有位工作人员非常出色，非常有名的肃反工作者……
叶若夫：可问题并不在这里。
布哈林：一位肃反工作者、科学工作者请求我把这位卡塔雷诺夫派给他。我就给梅德韦季写了封信让他审查一下这个人。
叶若夫：莫名其妙地认识了恐怖分子。
布哈林：我可以给你们叫证人来，告诉你们是谁让我这么做的。安德列耶夫：布哈林同志，别扰乱秩序。
（未经校对的联共（布）中央2、3月全会速记记录，第188—192页）
[27] 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古别尔曼）（1878—1943）——1924——1934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纪事件处理小组书记，同时担任《真理报》、《布尔什维克》杂志等的编委。
[28] Φ·Л·梅德韦季（1890—1937）——1929—1934年任列宁格勒州内务局局长。
[29] И·И·卡塔雷诺夫（1905—1934）——工学院大学生，1921年加入联共（布），因参加季诺维也夫反对派被开除出党，1929年恢复党籍，1926年之前曾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领导共青团工作。因尼古拉耶夫（杀害谢·米·基洛夫的凶手）案件遭到指控并被枪决。
[30] 达·利·塔尔穆德（1900—1973）——苏联物理化学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34），1934年起在苏联科学院生化研究所工作。尼·伊·布哈林在1936年12月1日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信中写道：“有一位搞物理的学者塔尔穆德，是名党员，他同时还做一些秘密工作。请问问他，我从国外回来后对他说了些什么？我说我们最凶狠的敌人是托洛茨基分子，要把他们一网打尽！”（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第56全宗，第1目录，第6卷宗，第41页）
[31] 彼·伊·斯莫罗金（1897—1939）——共青团组织者之一和首批领导者之一。1928—1936年在列宁格勒从事党的工作。1937年8月起任联共（布）斯大林格勒州委第一书记。
感谢 佐仓绫奈 整理、录入和校对